从近期连续发生的三个重大公共事件 看中国品牌崛起之势不可挡

近期连续发生了三个重大公共事件,在这三个公共事件中,中国品牌与外国品牌的处理速度、态度差距之大,让中国年轻一代消费者再一次强化了对中国品牌的“同心同德”与对外国品牌的“离心离德”。

可以说,这三个公共事件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公共事件中,中国品牌对外国品牌的优势还将进一步扩大,并最终凭借全方位的本土作战优势实现对外国品牌的全面替代。

事件一:铁山靠

近期,山东滨州90后“铁山靠”在抖音上横空出世,凭借山东农村口音钢铁直男话风俘获大量粉丝,每天直播间观看人数一千多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登顶抖音第一大主播。

原本只是凭借山东农村口音钢铁直男话风走红的铁山靠,其直播时穿着的哆啦A梦T恤衫被网友发现竟然出自海澜之家,于是大量从来没有买过海澜之家产品的网友纷纷通过各种途径购买这一“靠家战袍”并发抖音晒单,导致这一乏人问津的冷门单品(谁知道海澜之家还卖哆啦A梦?谁会去海澜之家买哆啦A梦??)直接卖空,海澜之家股票应声大涨7%。

海澜之家的广告大家都看到过,之前请过印小天、林更新、周杰伦三个风格截然不同的代言人,可以说是活生生地把品牌做成了油腻村炮的代名词,但是这一次,竟然奇迹般地让一个山东农村钢铁直男带成了潮牌。

海澜之家反应迅速,股票涨停当晚即进入铁山靠抖音直播间送出约人民币一百万的礼物,这一与网友的良性互动搏得了大量网友的好感,导致更多网友涌入海澜之家的直播间。

花了那么多钱砸广告、请明星代言,都没有塑造起来的品牌形象,都没有争取到的客户,竟然被一个山东农村钢铁直男90后在不经意间就争取到了,这反应出的是:

  1. 中国二三四五线市场的巨大购买力

    一线城市人口仅占中国总人口的10%,中国90%的人口都在省城、县城、乡镇与农村,随着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不断缩小,省城、县城、乡镇与农村将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真正的最大市场,也是决定性的市场。

  2. 中国二三四五线人口的文化反攻

    原本中国的潮流传播路径是欧美→日本→港台韩→一线城市→省城→县城→乡镇→农村,随着中国一线城市以外人口的不断富裕,二三四五线人口开始具备文化自信、文艺作品的创作能力,并最终实现文化上的对一线城市乃至全世界的反向输出,铁山靠事件中山东农村土话的走红只是一个开始,以后还会看到更多二三四五线对一线进行文化反攻的事件。

  3. 中国品牌天生的决策优势

    试问,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在其他外国品牌身上,那个品牌可能当天晚上就去抖音直播间豪掷百万吗?相信这笔预算根本批不下来。

    欧美日韩企业已经在互联网大战、智能手机大战中完败给中国企业,其根本原因就是欧美日韩企业无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快速、果断、准确的决策与调整。

    打仗的时候,一边是老板直接下场撕,一边是职业经理人什么都要问总部、满脑子想着撇清自己的责任不要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以前能打赢是因为两者的起步时间、实力差距过于悬殊,一旦同时起步、实力相近,就不再可能打赢。中国几乎所有的行业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都将看到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那样中国企业强势歼灭欧美日韩企业、将欧美日韩企业扫出中国的盛况。

事件二:吴亦凡

吴亦凡干了什么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在这一事件中,韩束率先发表声明终止合作,与此同时,保时捷、宝格丽、LV三大国际品牌却反应迟缓,LV中国更表现出了明显的对吴亦凡的始终不渝的偏袒。

在群情已经激愤的情况下,网友率先攻入韩束直播间,一通爆买表达对韩束率先终止合作的支持,连韩束直播间的工作人员都突然成了网红CP(绯闻男女朋友)。

韩束解约当天,所有中国品牌都陆续宣布了终止合作,除LV外的所有品牌都删除了吴亦凡转发过的微博。

吴签一文的上线后,保时捷与宝格丽也终于宣布了终止合作,但LV中国却表示,我们和吴亦凡只是先暂停合作,后面到底怎么样还要最终的司法调查结果。

最终,北京朝阳公安的警情通报证实了都美竹说的一切,LV中国才在第二天极为不情愿地表示,由于北京朝阳公安发了这个警情通报,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和吴亦凡终止合作了。

这样的操作,是LV法国有人偏袒吴亦凡,还是LV中国有人偏袒吴亦凡,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只是LV内部管理问题的一次暴露而已,像吴亦凡这样什么作品都没有的人是怎么得到LV的代言乃至持续的偏袒的,我们不得而知,只是继续这样下去,相信LV这样的公司只会让中国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反感。

事实上,欧洲大牌居高临下、不顾中国人感受强奸中国人的审美已经不是一天两天,LV、D&G甚至整个西方认为美的中国人,在中国人眼中其实是丑的,但是由于一小撮中国人对欧洲大牌乃至整个西方的跪舔,才导致了欧美大牌持续选用他们觉得美的实际上绝大多数中国人觉得丑的的模特、代言人等。

有些事情其实也不是欧美大牌故意恶心中国人,有文化差异、沟通障碍的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欧美大牌的老板不是中国人,他们不可能真正明白中国人,也不可能像研究自己本土的消费者那样真心实意地去研究中国消费者,而这也正是外国品牌在中国长期作战无法解决的根本劣势与必败原因。

外国品牌与中国品牌之间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做欧美大牌的舔狗,以后只会越来越少,最终无法把中国市场当成本土市场来做的外国品牌将越做越小。

事件三:河南水灾

如果说前两件事只是娱乐台,河南水灾则是新闻台。

河南水灾发生后,大量中国企业进行了捐款,其中大家都以为已经倒闭了的鸿星尔克(2020年营收28亿、亏损2亿多,市值仅3亿)竟然和安踏(2020年营收355亿,市值4000多亿,体育服装类世界第二)一样捐了5000万(物资),而在中国赚了不知道多少钱的阿迪达斯(市值体育服装类世界第一)等外国品牌却一分钱都没有捐。

如此鲜明的对比,让广大网友决心用野性消费表达对鸿星尔克的支持和对阿迪达斯之流的不齿。

鸿星尔克抖音直播间观看人数随着信息的扩散飙升到近千万,网友将几乎所有商品买断货,仅在抖音直播间就实现了超过1亿的销售额,大量网友表示,怎么最贵的也只要两百块,实在太便宜了,能不能提高一下价格;领什么券,直接买;什么7天无理由退货,不存在的,都是我的问题;要让老板把缝纫机踩冒烟;夏装卖完了没关系,上秋装冬装…… 总而言之,我们要帮鸿星尔克把这5000万赚出来!还有网友进入直播间送“嘉年华”(需支付人民币3000元),鸿星尔克只能一再呼吁网友理性消费,送嘉年华的直接移出直播间。

与此同时,大量网友涌入阿迪达斯直播间将鸿星尔克四个字进行了刷屏,最终阿迪达斯的直播人员在自己身上贴上了“鸿星尔克”和“鸿星尔克yyds”(yyds:永远的神)的A4纸,并表示已经写好了辞职信,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表达对鸿星尔克的支持。

虽然这些行为并不理性,但人就是感性的动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年轻一代将对中国、对自己拥有越来越强烈的认同感、自豪感乃至优越感,并且越来越刚,既然你们外国品牌不会做人,那么我们就把钱给会做人的中国品牌赚好了。

大灾大难面前,到最后还是只有中国人会帮中国人,这就是这次事件中网友们的真实感受。

一个已经非常非常边缘的品牌,就这样起死回生了。

此外,目前在中国已经拥有超过1万家店的中国第一大连锁茶饮品牌——来自河南郑州的蜜雪冰城自己身在灾区却也捐出了2200万元,令网友们感动的是,蜜雪冰城与其他连锁茶饮品牌的高价策略截然不同,主销产品的售价仅3-8元,销量第一的“冰鲜柠檬水”仅4元/杯,可以说是一块钱一块钱地赚出了这2200万元。

不少之前觉得蜜雪冰城有点low、可能永远都不会去蜜雪冰城消费的一线城市的年轻人都不禁加入了排队支持蜜雪冰城的队伍,并且在拿到饮料之后都在合影发朋友圈表达对蜜雪冰城的支持,以及蜜雪冰城真的东西可以,人家能做到中国第一的确靠的是实力。有些路过的朋友在发现是蜜雪冰城在排队后直接脱口而出我要支持他,并马上举起手机拍照发朋友圈。

庞大的、强大的中国,就是由这样一个又一个渺小而普通的个体,用自己的一块钱一块钱支撑起来的。

结语

海澜之家、韩束、鸿星尔克、蜜雪冰城,这些原本在大家印象中有些low的品牌,凭借在公共事件中的正常表现,获得了一个让原本根本就不会考虑这些品牌的客户去尝试一下的机会,并且凭借自身过硬的产品意外获得了这些客户。

LV、阿迪达斯以及其他一众外国品牌,由于自身远距离海外作战的天然劣势,未来还将继续进一步与中国的年轻一代消费者愈行愈远。

同时这些品牌,以及OPPO、VIVO、长城、五菱等,都是在扎根、做透二三四五线市场的基础上,跻身世界前列的经典成功案例,基于中国本土全球最大市场优势支撑中国品牌称霸全球的崛起路径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独有的压倒性的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

而随着中国品牌的崛起,中国年轻人的高收入岗位也会随之越来越多,原本只有机会踩缝纫机,没有机会设计服装、手机、汽车等等等等的中国年轻人,将有越来越多发挥自身才能与创意的空间,收入提高→消费升级→更多更高级更高收入的岗位→更多人的收入更进一步提高→消费进一步更普遍地升级→更多更高级更高收入的岗位…… 将形成永动机般的良性循环,中国的十四五亿人将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繁荣并以不断迸发的持续惊艳世界的新文明实现中国对西方的文化反攻。

令人失望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看似是受疫情影响才搞成这样,但为什么在中国只需要两个月就能搞定的事情在日本乃至整个西方搞到现在还在反反复复没完没了??越来越鲜明的对比、西方的双标与虚伪,只会让中国的年轻一代越来越自信。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体现在方方面面,只有中国全方位的崛起,才能真正实现东亚的解放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

未来属于中国,未来属于各位中国的年轻人,好好拥抱并把握好这最好的时代吧!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NH0_SVyfwttLo5_dhXcClg

18家大国企几乎全军覆没,这个“国之重器”怎么惨到这一步?

救救中国机床。
作 者丨熊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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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混战、中端争夺、高端失守……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国机床业,还有希望吗?

18家大国企几乎全军覆没,这个“国之重器”怎么惨到这一步?

2013年,一部名为《大国重器》的央视纪录片,风靡一时。片中,一家中国装备制造巨头,已然跻身全球机床产业的顶级俱乐部。它的名字叫沈阳机床。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制造业井喷,机床需求暴涨。作为中国机床业“领头羊”的沈阳机床赶上前所未有的好时代,一路高歌猛进:2004年吞并云机、昆机,垄断车床、镗铣床市场;2005年,再并购德国希斯,力图掌握数控机床高端技术。

快速的扩张,让沈阳机床跨越式发展。在2012年的全球机床排行榜上,沈机已以180亿元的销售额,问鼎世界第一。但这样的日子很快被证明是昙花一现。

2018年,负债202亿、负债率达99.26%的沈机病入膏肓;2019年,再度巨亏50亿元的沈阳机床,不得不接受破产重整。

沈机跌宕的命运,只是中国机床业浮沉的缩影。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在号称“工业母机”的机床产业,却依然难言自主。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一五”期间,由一机部二局(机床局)直辖统御,中国构建起由18家重点国企(“十八罗汉”)、8家科研院所(“七院一所”)组成的机床工业体系。

“十八罗汉”,一度代表着中国机床行业技术和规模的最高水平。新中国第一台车床(沈一机)、第一台卧式铣镗床(沈二机)、第一台数控龙门铣(齐二机)、第一台三座标数控龙门移动式铣床(北一机)……全都是“十八罗汉”们的杰作。

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中国开始大量引进日、德、美的数控技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济一机与日本山崎马扎克率先合作,开创了机床业国际合作的先河。之后,沈二机与德国沙尔曼、齐一机与德国瓦德里希·济根等纷纷合作……

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让“十八罗汉”一度功力暴涨,但这种学习和进步却没能持续。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幅降低关税,进口机床纷纷涌入国内,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十八罗汉”经不起市场冲击,不是改革转制,就是破产重组;“七院一所”也转型为企业,各谋生路。

2001年以后,机床业迎来“黄金十年”,行业总产值暴涨10倍,但大部分“罗汉”已毫无存在感,只有沈机、大机(大连机床)、济二机(济南第二机床厂)等几家企业抓住机遇,走上新一轮快速发展的道路。

18家大国企几乎全军覆没,这个“国之重器”怎么惨到这一步?

2008年,沈机、大机在世界机床企业产值排名TOP 10中,分别位列第8、第10。济二机成了“世界三大数控冲压装备制造商”之一,让中国大型汽车冲压产线,闯入了美国福特、日产北美、法国标致雪铁龙的制造车间。

但当中国市场告别井喷式增长,重新回到增量有限且全球企业激烈竞争的常态,中国机床业的各种短板再度暴露无遗,曾经快速发展的几家领军企业,转眼成为衰落最快的反面典型,并在最近两年集体进入告别演出时代。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规模以上机床企业15.1%亏损;2020年上半年,这个数字进一步扩大到24.1%。中国机床业曾经的“四大天王”,老大(沈机)、老二(大机)破产重整,老三(秦川机床)亏得披星戴帽。

18家大国企几乎全军覆没,这个“国之重器”怎么惨到这一步?

在最新的全球机床企业排行榜上,山崎马扎克(日)、通快(德)、德玛吉森精机(德日合资)等老牌企业重新回到前列。而在全球TOP 10中,日、德各占据4席、美国占据2席,中国无一上榜。

与之对应的是,中国高档数控机床的国产化率不到10%,90%以上靠进口。

18家大国企几乎全军覆没,这个“国之重器”怎么惨到这一步?

作为全球机床第一大生产国、第一大消费国,中国机床业,怎么落到这般田地?

首先是技术的落后。而技术落后,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技术研发路线的摇摆,国外企业对技术的长期封锁与压制。和汽车等行业一样,中国机床也曾试图走出一条市场换技术的研发之路,并且有过内外合作的甜蜜期,但最终,都失败于国外的技术封锁。

而当中国机床业决心自主研发时,却往往已为时过晚,或者因为总是落后于人,而处处挨打。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1996年,沈机耗资上亿元,引入美国桥堡的数控技术,但外方只发来一个源代码数据包,却不告知核心技术原理及使用原理,由此开发的数控机床成了废品。

1999年,大连光洋进口日本机床时,日方强加了一串“霸王条款”:装机地点、用途要限定;擅自挪动机床,会被自动锁死,机床直接变废铁。

2005年,沈机买下德国希斯,以为技术到手。没想到,德国法律规定,“本土知识不得外移”;五轴以上机床技术更对中国禁运。2007年,沈机打算用6000万欧元,买下一套数控系统源代码,但专家一论证,解读要5年,产业化再5年,技术都过时了。

技术引进与合作走不通,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只剩下自主研发一条路。

然而,这条路也不顺畅:凡是中国不能自主制造的,国外品牌便高价出售或禁售;凡是中国实现自主突破的,国外企业立刻低价倾销,让中国企业巨额的研发费用打水漂。

由此,中国机床业掉入“中低端陷阱”。

一方面,大量中小民营机床企业,聚集在山东滕州(中国中小机床之都)、浙江玉环(中国经济型数控车床之都)等地,陷入低端混战。另一方面,企图打破国外垄断的大型企业,投入巨资研发成功后,产生不了利润,陷入越创新、越破产的困局。

比如,沈阳机床快速发展的几年,销量大增的背后,利润却没多少。数据显示,沈机一台卖35万的机床,仅是购买德国西门子、日本发那科的数控系统就要花28万,如果再加上后续的系统维护、升级费用,沈阳机床基本无利可图。

核心技术缺失、国外企业打压是外因,“十八罗汉”们的失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自身发展战略、经营管理,经营体制未能匹配市场竞争的要求,甚至与产业规律背道而驰。这也进一步令其研发与经营状况雪上加霜。

机床业是高技术门槛、强调专业分工,而且需要长期积累的典型,日本发那科、德国西门子等企业都是长期集中力量,聚焦做单一领域的冠军。而中国机床企业,但凡有了一定的成绩,就会走上贪大求快的道路,沈机、大机都是因此走入“万劫不复”的艰难处境。

比如,沈阳机床曾砸出10多亿打造出世界上第一款智能化、互联化数控系统——i5,并在i5推出后推出i5数控机床。时任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甚至提出要把i5锻造成机床业的“苹果”,颠覆机床业商业模式的宏图,但最终却被证明是步子迈太大:到2016年年初,i5已获得10000台超级订单,但当年沈阳机床却巨亏14亿元。

导致巨亏的原因集中于两点:一方面,为了快速占领市场,沈机定下以租代售的策略,结果导致入不敷出;另一方面,沈机还长期短债长投搞研发与扩张。仅2017年,沈机实施了92.51亿债转股,依然难解现金流枯竭和债务暴雷。

而完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连机床,则不但打着“像造汽车一样造机床”的口号,大干快上,还造假骗贷融资,最终捅出数百亿债务窟窿。

18家大国企几乎全军覆没,这个“国之重器”怎么惨到这一步?

2013年,在国家科学大会上,兵器工业旗下的武重集团,凭借七轴五联动重型机床,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8家大国企几乎全军覆没,这个“国之重器”怎么惨到这一步?

这部最大加工直径8.5米、承重160吨、定位精度0.025毫米的国之重器,历时10年打造,能将巨型螺旋桨的声响,控制得与安静大洋的背景噪音不相上下。

这重大破局,除了武重不计成本的投入,还有华中数控、大连光洋等校企、民企的创造。

华中数控,1994年一成立,就发誓要攻克当时最先进的五轴联动数控系统。如今,华数不但激活了武重的战略重器,更在军工、航天、汽车、造船等高端制造领域大显身手,还打造出全球第一款AI数控系统。

大连光洋,则是民企中的大国重器。20多年来,通过“破产式”研发,从软件干到硬件,钻透了数控系统、关键零件、机床整机的全产业链,核心技术自主率达到不可思议的95%,让很多业内人士都感觉不可思议。

但即便这些优秀的企业,依然面对很多棘手的问题,比如资金问题。

2012年-2019年,华中数控扣非净利润全是负数,净利润靠政府补贴撑门面,股民还曾因此高喊要前董事长陈吉红下台。大连光洋还未上市,但从其旗下拟登陆科创板的科德数控可知,其经营现金流三年为负,存货、应收账款高企,资金压力巨大。

有人因此大声疾呼,国家应该赶紧救救机床业,毕竟,这是一个制造大国输不起的领域。

实际上,中国的扶持政策也接连不断。

1999年,国家对数控机床增值税实施先征后返,历时10年之久。

2009年,科技部、工信部启动“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重大专项。

2019年11月18日,财政部背景、注册资本1472亿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成立。这个“制造业大基金”,将以更市场化的强力方式,助力制造业关键突破,并立即调研了华中数控、敏嘉制造等机床企业。

相比政策,业内人士最期盼的是,要给中国机床企业更多的市场机会。也就是说,除了资金扶持的输血,更要给中国机床业加速造血的机会和环境。

中国高端数控机床在重点领域大都已能自主,但长期沉淀的品牌形象和观念,依然让中国自主的高端数控机床被排除在某些市场之外,包括本土企业,也都更倾向购买外资产品。

连武重、华数这样的企业,都坦言“给钱不如给市场”,呼吁能多给中国机床企业“上牌桌”的机会。因为如果产品做出来没有市场,便很快不能再有产品出来了。

总的来说,业内普遍的共识是,中国机床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须“拯救”。一些专家学者,也为加强机床业的发展开出了“药方”,核心包括:

第一、加速高端数控机床的国产化替代。在战略新兴产业、国家重点项目中,可以明确规定:优先采购国产高端机床;在市场环境下,运用市场化补贴,鼓励制造企业优先选用国产高端机床,让那些有创新、能突破的机床尽快脱困,形成利润正循环。

第二、用投资方式,打造小而精、世界级的全产业链集群。机床业缺钱、缺人、缺技术,但科创板和“制造业大基金”的设立,为破解困境提供了绝佳方案:先通过“制造业大基金”,精选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的机床细分冠军;再通过科创板上市的财富效应,聚集高级技术、高端人才,打造出中国机床业小而精的全产业链集群。

第三、用关键突破手段,提升中国制造的整体水平。一些关键痛点,看上去是机床业不争气,实际上是制造业的整体性短板。像轴承、螺钉不耐磨,背后是冶金技术不过关;数控系统不好用,背后是软件算法不精深;高端机床的专用芯片,国产的集成低、功耗大、价格贵,完全是半导体行业的锅……破解机床业的关键痛点,需要中国制造整体能力的一次涅槃重生。

如此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中国机床业或能迎来转机。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WAj8H6QRJR8t0O653LAW8w

建党百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初感受

 

兔主席 20210701

 

 

今天是建党百周年的日子。我和许多人一样,在早上观看了建党百周年大会,在晚上又观看了建党百周年文艺晚会,吸收了很多的正能量。

 

先说说今天的感受,然后再做一些分析。

 

这些,朋友圈里都是各种刷屏,人们会发很多关于建党百周年和党主题的东西。很多人不像是会发这些东西的人,也在发。有可能有些人是应单位或组织要求参与宣传的,但我觉得大多数人是发这些内容都是认真的:他们确实是在表达对党的认可,或者至少认为表达对党的这种认可是周边主流价值观所接受和期待的。

 

这和前些年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一个人发红色的东西,周边的人很奇怪。我妈妈跟我说,现在好像回到她年轻时的样子。又找回了那种激昂的情绪,那种情怀和使命感,为共产党感到骄傲,为自己是党员感到骄傲。她说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

 

我说说我的几点感受。

 

      一、新时代以来(即过去十年),党完成了自新,找到了新生,实现了党的复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只要共产党还在,中国/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需要的是党的复兴。在十年前,党一度跌到了谷底(我自己印象中的最低谷是王立军事件那段时期)。社会上很多人对党是失去信心的,是不信任的,觉得党员是腐败的,是想走仕途有野心的,不存在什么先进性。在那个时候,说得严重一点,如果不刮骨疗毒,其实已经到了“亡党”的地步。过去十年,反腐败和从严治党取得了巨大成就,重新设定了政治秩序与规则,重新树立了一整套价值观(党的“初心”与“使命”),使得党在组织上、制度上、文化上、价值观上经历了一套洗礼,找回了新生,重新树立了在社会里的形象与地位,并且空前的巩固。到2021年7月1日,可以说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内的地位形象的振兴及复兴已经完成。

 

      二、大多人现在能够把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绑定在一起。以前很多人是把党和国家区分的,甚至对立起来的。“我爱我的国家,但我可以不爱这个党么?”“爱国和爱党没有关系吧”。会把党和国刻意加以区分。在十多年前的“公知”盛行的互联网生态里,这种观点比较普遍。还是回到那句话,不少人对共产党并不接受的,不承认共产党是自己的选择,不承认共产党是中国的历史选择,而认为它只是一种当下人不得不接受的安排。他们对党不理解,也有抵触,。他们不会也不愿意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这个特定的党绑定在一起,甚至会认为换个体制(比如搞西方的一套),国家有可能会变得更好。

 

而经历过去几年这些事情(香港运动、台湾、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围堵),中国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抗击疫情的胜利,到了2021年7月1日这个时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和我们国家,和我们国家的政治,和我们国家历史传承下来的特有治理模式和发展模式,还有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绑定到一起,视为是一体的。党就是我们国家的必然产物。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也是一体的。甚至不妨说,党、国家、人民“三位一体”。支持这个党,就是支持国家,就是支持我们自己。认同这个党,也就认同我们的国家,认同我们的历史,认同我们自己。这是和原来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三、社会对党的一整套话语体系——红色文化、红色基因、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历史等——的理解度与接受度提高了。放到十多年前如果大讲红色文化,譬如各种红色精神,红船、井冈山、瑞金、长征、延安之类的,体制外就不说了,甚至在体制内,别人可能也觉得你很奇怪。我们发现,现在的人跟原来不同了,对党的话语体系的接受度更高了,党的话语体系“出圈”了,可以进入主流文化了,甚至又可以进入年轻人和受海外影响比较大的人(海归、外企工作者)的世界了。这是和过去一个很大的不同。

 

     换个角度说,党现在更善于讲好自己的“故事”了。我觉得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

 

      1)过去几年里,成功地把党史上的许多人物、事件的素材和典故做了重新梳理,形成了更多可读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往往可以找到红色旅游点,与实景实物相联系。这些小的故事可以串起来,形成一个更大、更系统、更完整、有历史感(分篇章的“四史”)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叙事与故事。

 

     我通俗的表述一下,假设我们在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店。老店之前历史非常非常复杂,员工都搞不太清楚。这两年公司花气力把历史梳理了一遍,弄出了一条比较可读的主线,设了一堆企业历史展示间,终于帮助员工好好地理解公司的历史了。这个历史讲解的过程,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党史更加“人性化”了。很多人觉得《觉醒年代》好看,不知道其背后的重大意义,《觉醒年代》不仅仅把陈独秀彻底平反了,还塑造了一个非常光辉的形象,让中国当带社会重新认识了他,认识了那段历史,把他推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实际上,陈独秀在历史上为大革命的失败背了共产国际的锅。打成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1929年认定为托派,开除出党,晚年经历是很不幸的。我们翻看过去的党史,对陈独秀都是负面的。他的两个儿子更是很多人不了解的。《觉醒年代》迈进一大步,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重新确立了陈独秀的历史地位,让他的两个烈士儿子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这都是让党史更加接近历史真实,更加人性化。人都会犯错误的,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政治斗争也是正常的,人类哪段历史上没有斗争和博弈呢。都快一个世纪前的事了,现在都可以坦然面对。党越自信,越成熟,越能成熟的面对自己在少年时期经历过的问题。这些都使得党史更加有趣。

 

     我觉得应该好好把1949年之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段历史再挖掘挖掘,让人民看到这些有血有肉,实际上也是常人的先驱。这其实会让党更加亲切和真实。

 

     3)传播手段更加丰富了,灵活多样的影视传媒体裁与手段,。可以触及更广泛的社会人群,特别是年轻人群,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也非常重要。

 

     4)党自己的内核及话语体系其实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我会在下篇文章通过简单的文本分析专门介绍这个问题。敬请留意下文。

 

    现在说,对外要讲好中国故事。笔者以为,对外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对内讲好中国故事。而对内要讲好中国故事,归根结底还是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这次建党百周年,我认为对对内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及中国故事做了一个很大的迈进,经历了非常好的锻炼,取得了巨大的效果。

 

     下一步依然存在的挑战是:如何跟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下文我将通过简单的文本分析,介绍中国共产党过去二十年的一些变化。

 

     (全文结束)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qBk1E-A-10dP1LmcZeUJrQ

 

      

从教培产业、逃离“内卷”说到公平教育带来的内在问题

兔主席 20210619

 

 

对教培行业的讨论是近期的热点。我一直间歇的写一些和教育有关的。今天也再来凑个热闹。也是从一个家长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这个事情。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教育领域的主线政治政策思想是,寻求更加平衡、均衡、更加“快乐”的教育;更加注重全面发展(落实在音体美,其实就是指素质教育)、避免“内卷”等等。

 

大的愿望是好的:培养更加适合未来的人才;培养更加综合、全面、多维度的人才(职业教育也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让未成年人的身心更加健康。而且近期应当增加了这样的一个诊断,即资本驱动、“无序扩张”的教培产业会极大增加家庭抚养教育子女的成本,而这个因素可能会降低生育欲望。在某个时点,有人会认为,适度限制教培产业可能可以通过降低抚养成本,可以提高生育率,解决中国的少子老龄化问题。

 

当然笔者不太认同最后这个逻辑(即教培和出生意愿的关系),我观察的实际情况是,一般青年男女在结婚生孩子时不会考虑这么多。而且很多新生代父母在生孩子的时候都会天真地认为自己以后没有必要也不会在子女教育上投入这么多,不会这样去逼自己的孩子,“孩子开心就好”,“让他们做一个快乐的人多好”。但实际上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他们就会发现身边的都在“鸡娃”,此时才会主动或被动进入“内卷”状态。这时,之前所未想到的学区房、学而思什么的都来了。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

 

在青年男女做婚育选择时,基于的是一些更加通盘的考虑,譬如生孩子与自己事业/职业发展的关系;与自己与双方父母的关系(需要老人陪带);住所/房产是否支持;个人和家庭生活方式及质量的改变,等等。支出也是一揽子的,譬如要不要请阿姨。阿姨住哪里。他们不太可能往前想得太具体,把暑期培训班的成本都考虑进来。他们人生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连孩子都没有,没有体会父母对子女的爱,不大可能意识到自己也会加入到教培的内卷大军里。如前所述,在那个阶段里,他们更有可能认为教培是一个弹性支出、选择性支出,而非刚性支出。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中国青年的婚育选择和教培/教育成本只有间接的关系,只是年轻人不愿生育的诸多考虑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可能还是比较次要因素。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做一个社会调查,访谈青年男女,“你不愿意生育的原因是什么”?给他们一堆选项,最多人勾选的可能就是事业、生活方式之类的选项。我觉得把教培和出生率联系起来,更有可能是决策者的想象,因为决策者都是有一定年龄的,经历过或能够理解教培产业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和心理焦虑,他们把教培当作社会问题来解决。

 

当然出生率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前两年的讨论里,快乐教育、素质教育还是主线。无论如何,目前对教培行业进行监管和限制的大方向是很清楚的。

 

问题是,中国的教育选拔体制是没有发生变化的——高考。学生需要在单一一次全国性的标准化考试里取得成绩,并基本上完全以这个考试的结果作为进入大学的条件。相对于一切其他的选拔方式,这种标准化考试制度是最“公平”的:一个孩子家里再有钱,上再多的私教和补习班,最终也要他自己到考场把题目做出来。阅卷者不会看这个孩子的家庭背景,不会看他的实习和社会经验和领导力,不会看他的推荐信,不会看他的自我陈述,不会看他所取得的与标准化学科无关的因素,更不会看他的父母是否是校友、对学校有过捐赠,而只单凭从考试成绩对学生的能力素质做出判断。

 

这里,我们可以参考John Rawls,做一个类似的思想试验:

 

——设想你是一个普通人,你就要投胎了,你不知道你会投胎到什么阶层,不知道你会有多少财富,但可以估计你有80~90%的概率投身到一个普通家庭——在美国这样的经济成熟社会,“上层中产”(upper middle class)一般指人口最富裕的20%的群体。在中      国,很多人的绝对收入水平是很低的。比如前两年讨论的中国“有六亿人月收入低于一千”,围绕这个数据有很多讨论。在网上搜得:

“北师大研究院发布的一份与收入分配有关的报告,根据2020年5月的国家报告显示,我国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人数大约为7,182万人,约占总人数的5.13%,如果一个人月入5,000元,那么已经超过了全国90%的收入群体了。”

也就是说现在投胎到中国,有90%的概率你会投胎到一个人均月收入不足5,000元的家庭。那么这时,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教育选拔体制?你觉得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体制对你来说最公平?是建立在父母资源能力的基础上(父母决定你的人生),还是建立在你自己的学力基础上(你自己决定你的人生)?

 

如果我看到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概率会投胎到普通人家,那么在思想试验里,我会选择中国高考这样的教育选拔体制,因为它对普通人/穷人更有利:我的命运有更大的程度可以掌握在我的手上:我只要通过我的选择,我的勤奋努力,是有可能可以克服我不利的家庭背景的。

 

所以高考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更加公平的制度。高考 = 公平。

 

高考脱胎自科举。在过去的多少个世纪以来,科举为中国社会提供了社会流动性,既提供了机会,也保证了公平,它为社会提供了稳定剂、内在矛盾的消解器,也是中国在国家治理及社会建制上有别于其他传统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代中国父母之所以会陷入所谓的子女教育“内卷”,本质是因为:

 

1)大多人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生,且教育不完全是手段,也是目的本身。对教育的信仰是中华文化内嵌的基因;

 

2)高考是中国教育选拔体制里最核心的部分,人们认为这个体制相对“公平”和“民主”——人们只要有中人天资,付出足够的努力,就可以在这个机制里取得成功与回报,并实现自己的社会和职业发展目标;

 

3)高考是非常特殊的:它是一次性的(一次考试定成败),有规定数量的科目,有标准化的试题,是一个划定的圈,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封闭性”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内卷”:人们无法突破这个圈,只能在这个圈里寻求边际改善与突破:无限地提高自己在单次标准化考试中指定科目的应试成功概率。投入无数小时的教培,可能就是为了在边际上提高在某科目上取得额外一分的概率。

 

高考是一个规则极度简单清晰的“游戏”。自恢复高考以来的过去几十年里,人们一直在这个游戏里角逐。笔者在八十年代长大,那时的教育是“自发”的、“原生”的,在今天的标准看大多数家庭都属于放养。谁家的孩子早熟、有纪律、有悟性、勤奋、努力、有些天资,就能学好,就能脱颖而出,最后成为佼佼者。当代的教育不同,是家长“干预型”教育——家长通过外部干预(或协助)提升孩子的学力水平。

 

资本市场的发展及资本力量的形成 + 互联网及数字化科技的发展 + 中产阶级消费能力的提升,使得教培在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逻辑,甚而开始“吞噬”社会的其他部分——譬如卷走中产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挤出其他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国的教培产业就是中国社会的反映。它归根结底来自人们对教育的渴求,来自于巨大的行业需求。市场经济下,资本当然会支持、推动这个行业,并将这个行业发展成有自我逻辑的“巨兽”,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力量。

 

这其中我还有两个观察。

 

第一是社会更加成熟稳定,阶层更加固化后,人们对子女教育的诉求反而会进一步加强。有几个因素,一是自己学历水平不够好的人会把精力投入到子女教育身上,确保子女的教育比自己的好。哪怕是没有什么学历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也会希望子女获得最好的教育。


二是自己学历不错,自认为今天所有的一切都和自己的学历有关的人,也会投入精力,确保自己的孩子获得良好教育,不致出现阶层下沉。三是社会各行各业竞争都很激烈(也是“内卷”)。一些中年人到了四十岁左右就会看到职业瓶颈,觉得自己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看不到什么大的发展前途了,这时,有的人会把子女教育作为人生新赛道、新追求、新使命、新事业。我相信许多鸡血父母都有这个情况,就是把孩子变成自己人生的“新项目”。当同事和朋友们还在为自己的事业骄傲时,他可以亮出自己优秀的孩子——“哈哈,我已经换赛道了,到下一场了”。

 

三是为了规避内卷所带来的进一步的“内卷”。

 

如果你是一个富裕家庭(“上层中产及以上”)的话,会觉得中国的高考很难,你给孩子再多的支持,也得他自己过独木桥。如果他考不了好的大学,后面的人生就进入“困难模式”了。那怎么办呢。如何突破高考呢。如何逃避高考带来的内卷和子女前途的不确定性?如何确保你的孩子上好的大学?如何确保你的阶层实现代际转移呢?有路子——送子女出国啊。最好是去各种说英语的“五眼国家”。最好是去美国,那里不仅有好的大学,更重要的是有更加灵活、更加“精英友好型”(elite-friendly)的录取机制。

 

美国、英国这些留学国家,就是中国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家庭突破中国高考限制,通过子女进入比较好的大学以实现阶层代际转移的手段。如果说中国的高考在确保社会教育公平、减少不平等、提升社会流动性的话,那么富人进行的海外教育就是重新输入代际不平等、固化阶层。这个游戏其实早就很清楚了,可能只是没有人明确这么写过罢了。

 

高考和出国教育就是“两个赛道”。在实践里,一些家长会延迟赛道选择,A计划是高考,B计划是出国。所以,两个赛道要两手准备,各种课都要上一些。对于教培行业来说,这也就打开了更大的一个产业。出国最根本的是要学习英语,然后是基于英语、以英文为载体的文化教育。所有与英语相关的教育其实都和这个有关。在面对高考独木桥的不确定性及出国留学补救两种路径前,家长陷入了更大的内卷。

 

这篇文章已经很长了,改天再聊。但收尾之前,最后写一条,就是高考和快乐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的矛盾。

 

前面反复说了,现行的高考体制是最公平民主的教育选拔机制。

 

但这个教育选拔机制,只要为了公平,就必须是标准化的、封闭的。而只要它存在,就会导致家长子女为了扩大应试成功概率所进行的“内卷”。

 

我们现在很多教育政策和方针都是为了在体制内提升素质教育、提升快乐教育。但我们发现,高考不可能被取代,因为教育公平才是最大的政治。而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公平和素质教育与快乐教育是很难兼得的。为了公平,就不得不牺牲素质教育与快乐教育。

 

(全文结束)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Mp2QXRiWHw-tRIzFkp73Q

教培“觉醒年代”里的教培产业:从地上经济转为地下经济?

兔主席 20210621
 
 
接着写写关于教培、内卷的文章。
 
昨天写了一篇《从教培产业、逃离“内卷”说到公平教育带来的内在问题》。这篇文章包含了许多的观点,但都没有展开。以后会找机会展开的。我一开始想写的是,对教培行业进行行政限制究竟会有什么后果,这个行业或这个生意会如何发展。写了个开头,不小心就有三千多字文。写东西不能太长。只好收尾、发表。现在我们再进入正题。
 
首先,如果一个社会对某一个事物(即某种产品或服务)有非常强的刚性需求,那么单纯的行政限制是无法让这个事物消亡的。它大概率只会转变成某种“地下经济”。地下经济的好处是:可以继续满足供需双方(家长和教育培训人员及机构)的需求,坏处是会使行业脱离监管,结果导致价格更高、行业缺乏标准与规范、消费者和从业人员也得不到必要的保护,等等等等。所以经济学家通常会说:不能简单的做行政限制、一竿子打死,还是要发展有管制的经济。
 
跨越时空看,会发现人类社会里有很多的需求是刚性的,并会因此派生出很多的工种、行业、“事业”。
 
这些需求有不少是与人的生理需求有关的,譬如酒精、毒品、性,这些都是非常物质的需求。
 
也有一些是社会性的,并且是抽象的:其中最典型的是信仰和理念:例如某种价值观、某种政治取向、某种宗教。这种价值观会被主流社会视为异端,被明令禁绝(譬如当代德国会禁绝纳粹及新纳粹),但由于它在民众中有一定的市场,所以就会转入地下,在地下流传,并建立自己的地下生态圈及产业。行政命令是不足以消灭它的。Trump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被屏蔽,也会转向构建自己的新的平台,新的生态圈。再回看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党,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打压追杀,转入地下生存,到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及寻求工农武装割据。在很长的时间它都是作为另类的“法外”存在,只不过最后翻身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背后本质都是一个道理:某些事物的存在是有其必然逻辑的,符合某种客观规律的。它是某种本性或时势所决定的结果,打压不了的。
 
回到教育:
一、中国人注重教育,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的命运;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二、中国人是隐忍的。别的都可以忍耐,但是要有教育的机会。因为我们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生。教育的机会平等、教育的公平就是社会的公平。所以在最低限度上,我们希望确保教育公平,让我或我的下一代可以透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教育公平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稳定剂,还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也由于教育公平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所以无论怎么倡导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高考这个机制都不会被取代
 
四、只要把高考这种标准化的应试考试作为(几乎)唯一的人才选拔机制,满足教育公平这个最大政治,它就一定会以牺牲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为代价,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是中国社会自己做出的社会选择
 
五、而只要有了高考这个公开、透明且确定的终极通关机制,那父母就可以从孩子的幼小阶段开始,花十多年的时间和孩子一起设法“打通”这个规则明确的“游戏”
 
六、只要高考存在,就必然带来教育的“内卷”。哪个家庭更有意识、更早起步、更有资源、更能坚持,就更有可能打通这个游戏
 
七、由于高考的存在,在一片祥和的快乐教育面前“躺平”的家长和孩子,会在孩子十七、八岁时输掉这个游戏;而有意识、有危机感、能够抢跑并敢于坚持的家长和孩子,将最终赢得这个游戏。(在当下的北京,这就是西城区和海淀区的较量)
 
八、为了抢跑,就需要手段。中国的课外教培就是这样的手段:由家长付费,委托专业人士对孩子提供课外的教育辅导,旨在提升后者的学业成绩,最终指向提升在高考中取胜的概率
 
九、家长普遍相信,只要为子女提供足够的教育投入与“干预”,是可以提升孩子在高考中的成功概率的。而如果所有家长都选择教育干预,那么教育干预就会成为一种必需品:没有获得“干预”的孩子有可能会掉队。优秀的孩子会因为“干预”而变得更加优秀。家长希望回避的是,自己因为不资助教培而成为子女掉队的因素(“别人都做到了,但我没有做。我对不起自己的孩子”)
 
十、当大部分人都这样想的时候,教培就变成了一个产业。在资本与科技的支持下,教培会不断膨胀,不仅会造成社会性的“内卷”,还会吞噬整个社会,挤出其他部门。
 
 
那么对中国的教培行业进行监管限制,能否改变当前的状况呢?
 
笔者以为,如果放在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大概是会奏效的,原因很简单,那时没有科技手段的支持。一旦线下教培没有了,人们就没有了选择,一下就被打回到八十年代的状态,进入放松、麻痹、自满的状态。在八十年代,绝大部分家庭是不参与教培的,对子女都属于放养,在学习上依靠子女的自觉,而不是父母的全程干预。当时,教培产业还没有形成,“内卷”还没有开始,人们感受不到教培的社会压力,虽然那时也有培训班,但人们认为教培是自主选择,并不是义务或必须。
 
推动中国教培产业化和“内卷”的最根本因素其实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资本”(资本主义、资本市场、资本无节制扩张)。这个行业只要有钱赚,就会有无数的人踊跃参与。他们可能是创业家、小业主,也可以是从事教培的老师。资本只是起到了加速器、放大器的作用。
 
催化教培产业的核心因素是科技。科技所提供的赋能和民主化,才是一切的根本与核心。
 
再者,中国正在进入阶层固化的社会。人们对教育改变隔代命运(维护代际阶层稳定,或寻求阶层上升)的诉求反而增加了。人们意识到:必须抢滩高考赛道(同时备战B计划:出国留学)。
 
放养、躺平的年代已经永久性的过去。我们正在经历的是教育培训的“觉醒年代”。
 
在这个觉醒年代里,2020年的COVID-19疫情本来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线上教培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但却迎来了国家对教培的监管限制,也正说明这个问题。
 
互联网是扁平的、广泛赋能的、民主化的。今天的监管限制对教培产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如何定义教培产业?如果它从一堆由资本驱动的平台公司变为一个C2C的地下经济,那它还是不是一个产业?
 
这些才是关键问题。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clv5VxlEVOZV4qsZDod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