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20年10月

这几天很多人在讨论财富自由，我也来蹭一波热度。

一、财富自由的定义

1、财富自由的定义最关键了。首先一定要搞清楚财富自由并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你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

2、财富自由和辞职炒股不是一回事。财富自由是指你不需要干什么，或者是你只需要干很少的事情，就有稳定的收入。辞职炒股并不是财富自由，只是换了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更加辛苦的工作。

3、财富自由一定要考虑通胀。不考虑通胀的财富自由，就是耍流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万元户就已经很有钱了。可是这是财富自由了吗？

其实很多文章，很多人在考虑的时候，对上面这三条都没有考虑过。

二、财富自由的标准

财富自由的标准就两条:

第1条是以后不再需要工作，你可以按你现在的生活状况继续生活。其实是你的投资性的收入超过了你的工资的收入。

假定你每年的工作年收入是20万，而且你也觉得这20万的收入，生活已经可以了。你离退休还有20年。那么你就现在至少得先有现金400万。这条是很关键的，这表明你不再工作并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你的钱已经赚够了。有了这条，你才能过自己这一关。你才能过家人这一关。否则以后你自己会很矛盾，你和家人的关系也会很紧张。

第2条财富自由，应该是你要有一个确定性很高的财务状况。在财富自由的时候，并不需要你还有很高超的投资技巧。

还是上面的例子，假设现在的债券类基金的收入大概年化为6%，通胀为3%，那么你要每年还能获得20万的收入，那400万的现金就不够了.因为第2年再获得20万的收入，购买力下降了3%。第2年的时候，你的投资收益得有20+20*0.03=20.6。这时你的本金得有20.6/0.06=343.3。，所以当20年后，你的本金得有1.03的20次方倍，也就是400*1.8=720万。

上面是个数学题，好像还有点复杂，我简单估算一下，可能初始700万本金是可以的。

三、财富自由的路径

怎么获得700万？

1、最好你父母有一定的赞助，比方说50万。城市人口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应该还是不少的。这也是如果你做不了财富自由第一代，你如果想让你的子女财富自由你需要考虑的。

2、你得省吃俭用。要积累原始本金，你必须得生吃俭用，按你年如20万的收入，再前几年，你可能收入没达到20万，如果是10多万的话，你通过6到8年年的时间，能省下个50万。这时你大概30多岁。

3、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你就必须靠投资了。假定期限是10年，首先，这十年你通过工资收入，还得投入投资账户100万。这样到10年后，你就有了约200万。中间的差额500万，你得通过投资来解决。

4、因为工资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所以假设开始的资金为150万，所以投资需要的收益为700/150=4.67。如果投资年限为10年，那么年化需要17%。如果投资年限为15年（延迟5年财富自由），那么年化需要11%。17%有点难，11%还是有希望的。

5、第一种策略，投基金，找一家公募或私募，看其历史收益率，5年以上，其实年化11%的基金很多，年化17%的也不少。

6、第二种策略，平常等待，按6%来投债券基金，牛市初期买入，牛市高点卖出。假设牛市10年里有一次，收益为3，时间成本为2年，然后另外8年的收益为1.06的8次方即1.6，则总收益为4.8也达到目标。

四、其他财富自由事项

1、财富自由后还得找事情做，不过是找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数据表明，80%中大奖的人过的非常不幸福，对非常不幸福。原因是不知道做什么了，吃喝嫖赌，人就废了。

2、不能过早的财富自由。过早的财富自由，会让你与社会脱节，你的认知和能力不够，财富会离你而去，这和第一条是类似的。古人说40而立，是非常有道理的。

3、上述财富自由模型，是在当今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设定的，所以通胀按3%来处理。也只能这么设定，因为如果社会不稳定，那你就是富可敌国，也不能财富自由。

按上面的路径，其实难度并不大。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意愿和决心了！

编者：我觉得实际上最可能是这样的，大部分人财富在30-35岁因为买房结婚生小孩而财富清零。靠父母的更早点，比如早五年。然后无论你什么城市的，重点不是收入，而是每年净剩余多少。

然后是理财体系能拿下多少年化收益率。再加上通货膨胀，实际应考虑5%，因为三十年前物价是现在的十分之一，3%根本不够。然后每五年一个阶段的目标。

初级财富自由是指通胀后收益还够基础消费。比如你现在每年需要20万，你的年化收益假设能做到15%，扣掉通货膨胀，实际只有10%，那就需要两百万。两百万分每五年一个阶段去实现。核心的核心还是保证收益率。能靠父母只是加分项。

 

 

 

 

 

 

 

 

 

 

◎智谷趋势（ID：zgtrend） |  Jay Huang

 

前段时间中美关系还比较平静时，许多人会选择pick一个美国身份，在咨询过程中，我们经常被客户问到一个问题，我们全家马上要移民美国了，听说美国税法比较凶残，请问在动身移民美国前我需要事先做哪些准备工作来规避美国税？

 

对此我们的答案是这个有点难，除了一些常规动作，比如购买保险类产品外，其他可操作的空间有限。

 

然后我们一般会反问客户，为啥当初要选择美国？除了孩子教育和退休养老等刚需外，我们听到最多的答案是美国不是世界上最牛最好最发达的国家吗？我们要办就办最好的。

 

我们哑然失笑了。

 

我们承认今天或者在未来的一小段时间内美国可能还是世界龙头老大，或许还是客户口中所谓的最牛最好最发达的国家。但问题是最牛最好最发达的就一定是最适合你的吗？

 

其实客户有这个想法并不奇怪，不仅我们普通人，很多名人和有钱人在选择移民目的国时也是首选美国，关于这个的媒体报道就太多了，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他们选择美国的理由大都也是冲着“最牛最好最发达”这块招牌去的。

 

不过很多人的最终结局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最后被美国人搞得一身鸡毛鸭血。

 

给大家举个例子，中国著名的玻璃大王，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早在1995年就全家移民去了美国，但是10年后，他又让全家退掉美国绿卡，并且跟家人说，必须要退掉美国绿卡，如果不退，不能继承家产。

 

在媒体采访中，曹德旺的解释是这主要是由于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福耀玻璃是中国企业并且已经成为业内龙头，所以福耀玻璃必须是一家中国人的企业，而不是美国人的企业。

 

笔者一向比较尊重曹德旺先生以及他的福耀玻璃，也认同他的民族自尊心的说法。

 

不过笔者私下猜测，除了民族自尊心这个主要原因外，曹德旺放弃美国绿卡或许还有一个很小的原因：美国税法。

 

 

在税法领域，美国是一个非常另类的国家。

 

全球大部分国家都不会把绿卡或者护照和税务居民划等号。

 

也就是说，你有一国的绿卡或者护照并不一定就是这个国家的纳税居民，进而不需要向该国纳税。

 

但美国不同，你只要有美国绿卡或者美国护照，你就是美国的居民纳税人，就需要向美国交税。

 

作为世界顶级富豪的曹德旺，他的收入和资产一定是惊人的，本来好好的在中国，一切顺风顺水，但他非要跑去美国，结果被美国人狠狠的宰了一刀，而且随着福耀玻璃越做越大，未来被宰只会越来越狠，所以赶紧止损回家不吝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不仅是曹德旺，很多演艺界名人也深受其苦，最后纷纷选择和曹德旺走同一条路，典型代表有李连杰，成龙儿子，甄子丹等等。

 

说到这里，你就不得不佩服香港老牌富人家族的老谋深算。下面是这些香港的实际幕后控制人的国籍列表：

李嘉诚及其两儿子：加拿大籍

李兆基：加拿大籍 (离岸公司申报材料显示其还持有英国护照)

郑裕彤：加拿大籍

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加拿大籍 (离岸公司申报材料显示其还持有英国护照)

刘鑫雄：英国籍

潘苏通：美国籍

吕志和：加拿大籍

吴光正：加拿大籍

看到没有，这些老牌家族除了潘苏通外，无人选择美国绿卡或者美国护照。

 

是这些人拿不到美国身份吗？笑话，只要他们愿意，月球身份都可以取得，更何况是美国身份。

 

这些老牌家族可是身经百战，见多识广，不会被所谓的“最牛最好最发达”这些表象所忽悠，身份配置上也会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除了一些其他考虑外，美国税法一定是他们拒绝美国身份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从以上列表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老牌家族似乎对加拿大很感兴趣，香港四大家族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加拿大。

 

除此之外，香港娱乐圈一大批重量级艺人也都选择落户加拿大，典型代表有张国荣，林忆莲，肥肥等，连喜剧之王周星驰当年也曾经申请过加拿大移民。

 

那么加拿大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够吸引到这么多香港顶级富豪和顶级明星选择去那里落户呢？毕竟从气候条件来说，加拿大和香港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做个对比，另一个移民大国澳大利亚，不仅气候条件更好，距离上离香港还更近，但为什么他们不选择澳大利亚呢？

 

 

笔者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生活工作过好几年，对两国的优劣还是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和理解的，今天笔者试图从个人经历和自我感受出发来回答这个问题。

 

先说答案，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移民哪个更好，笔者会毫不犹豫的把选票投给澳大利亚。

 

What? 我们今天看上去不是要写一篇褒加拿大贬澳大利亚的文章吗？

 

回到上面的话题，如何解释香港的聪明人都选择了加拿大？

 

笔者的解释是此一时，彼一时。

 

我们在分析问题时永远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

 

这些香港聪明人移民的时代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

 

在那个年代美国毫无争议以碾压式优势位居世界老大，特别是苏联解体，美国打赢冷战，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时代，美国的国力达到了巅峰。

 

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美国曾经像神一般的存在，是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心目中的天堂。

 

当时的世界中心毫无疑问在美国。

 

虽然考虑到美国税法的不友好，这些聪明人不愿意选择美国，但选择一个和美国距离很近，并且和美国经济高度融合，文化相同，同种同族的美国第一贸易大国兼邻居的加拿大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他们的第一选择。

 

而且加拿大同属英联邦国家，对于曾经的香港人来说，无论是体制设计，法律安排，教育模式还是生活方式都相对比较熟悉。

 

此外当时的加拿大自身也是一个很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占据G7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一席之地。

 

最重要的一点，加拿大一直都是发达国家中的另类，可能是深受基督教影响，加拿大一直都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国家气质。

 

和美国不一样，加拿大最看不得别人不好了，有人挨饿了，有人受苦了，无论敌友，加拿大都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打个比方，中国和美国都崇尚狼性，但加拿大崇尚羊性。

 

如果按照政治派别分类，加拿大在国际社会中应该是属于非常明显的左派。

 

这个特点带来的好处是无论是国家法律层面，还是民间思想层面，种族歧视比较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做到种族平等，这对于属于加拿大少数民族的香港人来说，不吝是一个福音。

 

 

我们再来看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身处南半球，和谁都不挨着，在距离上更是远离世界中心美国。

 

经济上，在那个年代，澳大利亚还是一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虽然也属于发达国家，但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国家影响力，都远远不及加拿大，它甚至都不是G7俱乐部成员。

 

更要命的是，澳大利亚曾经的白澳政策让澳大利亚背负了种族歧视的包袱。

 

和曾经的南非一样，澳大利亚歧视有色人种，以白人为独尊，国家气质更偏狼性。

 

这样的国家即使气候条件更好，距离香港更近，也很难入香港顶级富豪的法眼。

 

不过所谓风水轮流转，最近30年世界大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

 

首先，中国的崛起让澳大利亚在经济上狠狠的猛赚了一笔，成功的从一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顺利转型为一个坐在矿车上的国家，随着中国富豪的涌入，澳大利亚又成为了一个房地产大国。除了买房外，教育，旅游四面开花，澳大利亚赚的盆满钵满。

 

由于地理上的优势，澳大利亚是最靠近中国的西方国家，随着世界中心从西方转向东方，澳大利亚是这场世界级中心转移中的最大西方受益国。

 

其次，从实用主义出发，左派的另一个名字叫SB，有点类似于蛇和农夫中的农夫。

 

澳大利亚的狼性让澳大利亚在严格筛选入境难民背景和控制国内恐怖活动上远远优于加拿大。不客气的讲，澳大利亚要比加拿大更安全。

 

从此次新冠疫情中我们也能大概看出个一二来，澳大利亚在应对病毒方面反应迅速，讲科学而不讲政治正确，所以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成为西方国家中的抗疫明星。

 

反观加拿大，因为讲政治正确，多次延误战机，现在还在疫情的漩涡里挣扎，一个只有3800万人口，面积世界第二强的国家在新冠确诊病例数排名上，竟然在今天成功挤掉了中国，“荣列”世界十三太保之列。

  

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放在今天，让这些香港聪明人再选一次，笔者断定这一次他们的选择一定是澳大利亚。

来源：信息安全老骆驼

9月4日 ——

7:30：正带着大娃在理发店理发，老婆过来告诉我，她在小区门口推着二娃蹲下买水果时婴儿车袋子里的手机被偷了。这时看到P40 pro上市，一年一度的换机季又到来了。说是丢失后就用其他手机拨打，但对方接通后关机。当时不知道我怎么想的，觉得可能还有机会能找回，没有未立即挂失手机卡，设置了华为找回手机的上线通知（这个不果断的决定，导致了后续悲剧的发生）。

8:51：对方把卡取出来插在其他手机开机，后面通过查询通话和短信详单才知道，才一个小时多点的时间，对方从高新区直奔成华区，以周五成都高峰期的交通状况，算是比较极限了。

9:24：家人发现被偷手机可以拨通，但我这边“查找我的手机”显示还未上线，但没两分钟我的手机收到提示手机在成华区上线了，瞬间再看找回手机界面，设备被解绑了，突然有种不好的感觉，一般的小偷不会这么快这么熟练的干这些。

立刻致电10000号挂失手机卡，但此时电信服务密码已经不正确了，通过验证身份证号码加提供上个月联系过的三个电话号码进行了挂失。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登录手机银行把可立即赎回的理财全部赎回，活期余额全部转我账上，联系多家银行冻结信用卡，把支付宝、微信上的资金转走，绑定的信用卡全删掉，考虑到部分储蓄卡余额为0，且对方不知道我的卡号，就没去挂失。

9:48：家人说电话还可以打通，立马致电10000号，询问为什么还可以拨通，回复说卡是正常状态，继续挂失。

9:55：越想越不对劲，又致电10000号，问之前挂失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得到答复，第一次挂失是成功了的，但后面又被解挂了。

还有这种操作，打电话解除挂失，我是第一次知道，常识性认为我挂失了就应该是带上身份证去营业厅解除挂失，包括后面去报案，民警听说挂失后还可以电话解挂，也是很惊讶。

但明显对方是有备而来，后期分析时我认为连偷手机的时间都是事先定好的，对方把电信的业务流程已经掌握得很清楚了，这也导致我后期的补救措施变得很被动。

根据云闪付上的绑卡信息，继续给银行电话，挨个冻结储蓄卡，建行etc信用卡因为已经解绑了，且第二天要出行上高速，就没去管了。

这期间还漏掉一个老婆10多年前办的一张建行卡，一张工商银行卡，又埋雷了。

00:23时：发现支付宝、微信接连被挤下线，重要的是登录的设备和丢失的手机设备型号一致！完了，遇上高手了，华为的锁屏密码被解开了。

立马申请冻结（后面发现，已经晚了，对方的操作很迅速，此时支付宝已经被更换了手机号码，怀疑是多人在并发操作的。）、同时申请冻结微信，马上登陆京东，苏宁、国美等常用的APP，更换关联手机号码。没过一会，我的手机就收到一条京东的短信验证码，感觉后面几个APP应该是保住了（蜜汁自信，最后还是被打脸），喘一口气休息下。

分析对方意图，觉得所有银行卡和支付余额里偷不到钱的话可能会用老婆的信息申请贷款，但同时想到放款只能是放到本人银行卡，要想转出去得有银行卡密码（长期以来自己支付密码和银行卡密码一致，连自己都忘了这两个密码不是一个东西，后面追查时才发现，对方用了一个神招，什么银行卡密码、支付密码根本影响不到对方），应该问题不大，加上期间紧张于电信手机卡“挂失”、“解挂”阵地抢占，又有张成都银行社保金融卡漏下了。

后面的一晚上就是循环的我挂失、对方解挂，在10000号上来来回回几十次。至于为什么要坚持，因为觉得虽然自己已经把重要的APP和银行账户都保住了但还是看不透对方想干什么，不过既然对方这么执着的解挂我的手机卡，肯定是有其迫切的原因。抱着凡是敌人想要的，就坚决不能给的信念，一晚上通宵坚持下来了。

这期间我们是很被动的，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解挂，只能躺床上不停打被偷的电话，一拨通立马再打10000号挂失。

中间多次请求10000号客服，告知手机被偷，犯罪分子正在解挂手机卡用于实施犯罪，请求他们通知领导获得审批后冻结手机卡等明早去营业厅补卡，都被拒绝。

由于一晚上几十次的业务办理，甚至还被客服说“你们自己的私事，不要占用公共资源”，我都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忽悠客服的。询问还有没有其他途径自助办理挂失，回答无。只能继续坚持，最后不知道是不是客服自己都受不了我们了，10000发短信告诉我可以在网厅自助办理，登录电信网厅，尝试用软件自动挂失，无奈网厅的一些安全限制导致无法用软件实训自动化的挂失办理，继续手动操作。

5:00：发现才注意到网厅有关闭短信的业务，想着如果对方是高手，我关闭后也可能对方会立马发现，但也可能对方只是流水线的犯罪脚本操作工人，可以赌一赌，反正对我没损失，对他们还增加开通短信的步骤。

（后面查短信详单时发现，正是关闭短信功能这个操作，中断了他们后续的犯罪行为，不然损失肯定更严重）

熬到9月5日9点：开车送老婆蹲守营业厅开门，9点8分完成补卡，丈母娘来电话说老婆电话打通了，但接电话的是个男的，我回答说可能是营业厅的营业员接的。几分钟后老婆办卡归来，问到刚才丈母娘电话什么情况， 她说没接到电话啊，手机一直在自己手上。看了下确实没有通话记录，手机外拨也是正常的，短信发送接收也正常。继续打10000号，询问手机是否被开通了呼叫转移，得到确认的答复，验证身份证后关闭业务。关闭之前从话务员那边问到被转移的电话号码（准备后续万一要报警就提交过去）。

开始收复阵地，检查损失。找回支付宝、微信、云闪付，发现除了支付宝手机号被改了，但由于账户本身冻结状态，就没管了。从云闪付上管理的银行卡里交易记录基本没什么异常，只有一张工商银行卡多了280元（诡异吧），一看是从一个钱袋宝转过来的， 觉得蹊跷下了个APP想用手机号码登录钱袋宝看下：APP异常，登录不上，暂时就没管了。 

约了朋友一起峨眉山泡温泉，喝下一瓶乐虎、一瓶红牛、一瓶咖啡，出发去峨眉山，途中继续检查了了下各个支付账户，好像没什么异常。下午到了峨眉山，在温泉池子里休息，恢复体力。准备晚上从电信营业厅查下详单，看对方都干了什么。

晚上查详单前老婆登录支付宝结果习惯性输入手机号码，发现密码错误， 赶紧用手机找回，突然想起自己支付宝账号不是手机号，一看才发现是对方新建的支付宝账号，还绑定了那张被我们遗忘的建行卡，以及一张建行ETC信用卡（办好etc后就一直在抽屉里吃灰），而且账单里有充值消费记录，以及被支付宝风控阻断后的充值退回记录，这时候才发现这张原本绑在云闪付上的信用卡被对方从云闪付解绑了，所以我们才没发现异常。

登陆建行网银，发现9月5日4点多时美团转进 5000元的记录，跪了，再看etc信用卡有各种买卡、充值 的记录 几大千，银联转账记录几大千，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下载了短信和通话详单，开始分析通话和短信记录，挨个查询，基本上通话的都是各家银行、银联，短信记录能查的到源号码的也就是 社保局、华为、腾讯、银联、翼支付、微信、支付宝，其他106开头的服务号不知道是哪个机构的，分析没什么结果。

两人开始回忆从头到尾的细节，开始逐个分析，一个资深渗透测试工程师的优势这时候展示体现出来了。

• 对方第一次上线时已经把卡拔出来插到其他手机，从短信发送记录上看是给一个手机发了条短信，获取到本机手机号码。
• 然后联系电信改了服务密码，用手机号码配合短信验证码改了华为密码，把原设备上的账号注销了。
• 然后解锁了华为锁屏密码，进入了手机。

这中间有几个说不通的地方：

1. 修改电信服务密码需要身份证号码

2. 有华为密码从网站上也没有解锁锁屏密码的功能。

第一个我想的是可能从社工库查到了身份证号码，第二个根据百度结果说是华为老版本的emui 账号登录后可以远程锁机，设置一个新密码，然后用新密码解锁屏幕进入手机（这个操作未实际验证） 。

• 然后对方还修改了支付宝登录和支付密码、微信密码，
• 中间还修改了支付宝手机号码（为什么这么操作到9月7日晚上的分析才知道），
• 并且绑定了被我们遗漏的银行卡至支付平台账号上进行消费。

这里又有说不通的地方：

1、支付绑卡需要银行完整的卡号，如何得到的？一开始以为打银行客服就可以问到，后面试了下是不行的；

但当我查看支付宝的银行卡管理功能时，发现有支付密码的话，可以用支付宝自带的查看卡号功能获取银行卡完整卡号，太长时间没用这个功能了。

但这样的话就还有个说不通的：

2、支付密码的重置需要的条件（人脸 、短信+安全问题 、短信+银行卡信息、银行卡+安全问题），没照片的情况下，人脸应该不行，我们设置的安全问题基本上不会被猜到，那只有短信加银行卡了

（实际上最后发现，对方既可以人脸验证，也可以短信加银行卡验证，甚至连支付宝都是自己新建了一个，支付密码也是自己设置的）。

然后剩下的步骤就比较清晰了，

• 通过绑了卡的美团，申请贷款，放款到建行储蓄卡
• 再通过支付APP之前的绑卡结果，通过购买虚拟卡和网络充值消费掉。

剩下就是苏宁金融的信用卡消费了，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如何搞到我的信用卡cvv的，这一点我们是比较肯定的，etc信用卡从申请下来就没离开过抽屉。从银行客服那边能获取到的最多也就是信用卡有效期。

（后面才发现支付公司现在绑信用卡根本不验证有效日期和CVV，都是简单粗暴的身份信息+卡号+预留手机号码，甚至有些连预留手机号都不用）。

整理完所有的情况后，就准备联系各个支付公司，准备讨要说法了。一圈下来后，得出的结果是：

1. 银联云闪付态度极好，说第二天会有专人联系 ；
2. 财付通 联系不上 ；
3. 美团借贷 态度模糊 ，问他为何只是简单验证了身份证就放款了，只说这种贷款产品很多其他公司也有的，嗯好像很有道理，大家都做的就是正确的。
4. 苏宁金融未回应。

准备好一些材料，包括通话、短信记录、银行账单，以及其他零散资料，准备赶回去报警。毕竟事情发生在小区门口，而且团伙作案，极有可能还会再犯，把事情整理下发到业主群，让大家小心防范，提醒大家设置好sim卡密码。大家也都被震惊了，但一致对于怎么获取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表示疑惑。中间手机陆续还收到几条财付通的支付验证码，但登陆自己账号，没发现有绑卡，留着疑惑后面再处理，反正不给验证码也付不出去。 

思路理清楚了，已经凌晨4点多了。一早赶紧往成都赶。路上云闪付主动联系我们，让我们报警后提供报案回执单等一些材料提交过去，看样子有可能要赔付。美团也打电话过来了，想推卸责任，但还是让我们提供证据资料提交给他们。

派出所民警听说了我们的遭遇都表示惊奇，说之前从没遇到过这种偷手机的。我应该是第一个来报这种案件的 。老婆进去做笔录，耗时几个小时， 出来后说了里面的情况，警察大叔们都表示“这不可能”、“肯定是你手机里放银行卡信息泄露了”、“你是不是放身份证照片在手机里了”，做完笔录竟然又要我们去打印银行流水，跑了几家建行 都是关门的，只能等第二天再来取报案回执单了。 

晚上回去两口子在电脑前继续回想所有细节，把整个过程串一遍，必要时用我的各种APP和账号进行实验，验证自己的分析判断。虽然补了手机卡， 银行卡都冻结了，带支付功能的软件都找回来各种修改密码了，但总觉得哪里就是不对劲。

突然又收到了财付通的支付验证码请求，再关联起前面的几个可疑点，一下子想通了。他用其他支付账号绑了我们的银行卡， 包括之前用手机号登陆苏宁时发现登陆的是别人新创建的苏宁账号、包括支付宝也是新建的，至于他们新建的的账号怎么通过的人脸实名认证，这个留在后面讨论。

说明除了这些APP，肯定还在其他一大堆APP上用我的信息新建了账号，绑了银行卡、通过了实名认证，并自己设置了支付密码。

挨个APP检查， 发现用我们的手机号码新建了支付宝、苏宁、京东且包含有消费记录，这个操作隐蔽性强，如果我们没发现的话，解冻了银行卡，他们还可以用自己创建的支付账号进行消费。

问题又来了，他们用我的手机号新建的账号 我们可以挨个试出来， 但用其他手机号新建的账号我们猜不到，比如云闪付、财付通、苏宁金融 ，这几个从银行流水里查到有转账消费记录，但我们没找到对应的账号。

再回到上面有疑惑的几个问题上：

1. 要在支付宝上查看我绑定的银行卡信息或者绑新的卡，需要支付密码而支付密码的重置，需要短信+一张银行卡信息的验证；
2. 一开始整个环节的起点，都需要我的身份证号码，起初我判断是通过社工库，但这一番操作分析下来，整个黑产团队的手法，基本都是利用的各个银行、支付公司的正常业务流程来处理的，那么身份证的获取大概率也不会采用社工库去查询；
3. 部分支付APP新建账号后的实名认证，需要活体人脸验证，这个如果可以从手机自拍照或者华为云里之前存过的照片，用技术处理手段处理照片绕过人脸识别（参考2020年的新闻《利用照片伪造动画头像“骗过”支付宝人脸识别，一犯罪团伙薅支付宝“羊毛”超4万元》） 

总结下来就是，需要有一个地方，通过手机号码和接收到的短信验证码， 能获取到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一张银行卡的卡号。

感觉这几天自己都有点病态了，遇到这种盗刷的倒霉事，不愤怒、不沮丧、不慌乱，而是出奇的亢奋，几天下来没睡几个小时，不停的研究和分析，快把对方的运作模式研究出来了，把IT男追根刨底的特质发挥的淋漓尽致。

来，继续冷静分析，手头能跟犯罪分子行为步骤关联最紧密的就是电信营业厅获取的短信和电话记录了，

翻出短信记录，除了第一条犯罪分子发给自己手机号的记录，紧接着就是收到两条12333社保局的短信。最开始两天都没注意到，以为是老婆公司给缴纳的社保的通知短信，但再仔细分析就发现不对劲了。

一是短信发送时间可疑，非工作时间内发送社保缴纳通知是不正常的，连发两条也是不正常的，那突破点就是它了，社保系统里肯定是有身份证信息。

打开四川省人社厅的网站，看到一个四川人社的APP下载二维码，下载打开APP的瞬间就明白了， “快捷登录”、“短信验证码”、“电子社保卡”  这几个关键字明晃晃的扎我眼。

发送短信验证码，登录进去。点开 “电子社保卡”，发现需要社保密码，继续忘记社保密码，短信验证码重置社保密码，这一切刚好是两条12333的短信验证码，随后展示在眼前的内容，直接解释了上面三条疑惑。

身份证信息、证件照片、社保金融卡的银行卡信息，有了这些东西，干啥都一路畅通了。

再返回去之前的支付宝绑卡流程，“无需手动输入卡号，快速绑卡”，几年没用绑卡功能，现在都这么高端了。

选一家银行点进去后，该银行下我的所有银行卡列表直接出来了，选上信用卡，绑卡。CVV 、有效期 这些都是浮云，人家就一个简单的短信验证码验证，这样的话通过支付宝查看你所有银行卡的卡号就简单了。

最后我们再来总结分析一波，这条黑产链的全貌如下：

1. 一线扒手特定时间选定目标：年轻人、移动支付频率高，在对方注意力分散的情况下出手，运营商营业厅下班后，失主没法当晚立即补卡，给团队预留了一晚上的作案时间；
2. 拿到手机后迅速送到团队窝点，迅速完成身份证信息获取、电信服务密码、手机厂商服务登录密码修改，一下子让受害者陷入被动；
3. 获取所有银行卡信息，使用技术手段绕过活体人脸识别验证，在各个平台上创建新账号，绑定受害者银行卡。
4. 选好几家风控不严的支付公司，开始申请在线贷款，贷款到账后通过虚拟卡充值、购买虚拟卡以及银联转账，将钱转走。
5. 保留新建的支付账号权限， 如果未被发现，后期还可以继续窃取资金。

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对方有几点还是让我比较服的：

1. 全程用的都是正常的业务操作，只是把各个机构的“弱验证”的相关业务链接起来，形成巨大的破坏；
2. 应该是使用了技术手段通过的人脸验证，用图片处理技术来绕过活体人脸识别验证；
3. 团队分工协作能力太强，在处理过程中我感觉自己已经用了最快的速度，但总还是晚一步；
4. 注重隐蔽，留好后路，包括删掉我云闪付上的一些卡来防止我查明细，通过新建账号的方式，如果我没发现，贸然去解冻银行卡，后续还有第二波的攻击；包括赶在我补卡后改服务密码前，设置了呼叫转移。

分析完犯罪分子，再来看下整个过程中参与的机构都有什么“问题”，实际上这个环节里的每一个点，放在对应的业务节点里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手机丢失后，把所有这些点串起来，问题就大了： 

1、四川电信 ：我认为整个过程责任最大的就是它了，这挂失、解挂的风骚业务规则简直让我无语，既然都挂失了，不应该考虑到手机已经不在失主身上了，解挂不应该有个时间限制或者要求营业厅办理么？就算前面的过错无视了，同一个手机号码在深夜来来回回挂失解挂几十次，包括机主几次在电话中告知话务员自己正在遭受银行卡盗刷犯罪，要求停止解挂行为，话务员还是拿着业务话术来敷衍客户“对不起，我们的挂失解挂有固定的业务流程，只要对方能提供服务密码，正常就是可以解挂的”。我们全家人就这样抱着电话陪犯罪分子熬了一夜，到最后还是造成了经济损失。对于四川电信，后续该投诉投诉。

2、四川人社 ：它所起到的作用，大家也都看得懂。两条短信验证码，关键的资料全泄露出去了，

但我不好说他有什么罪，毕竟他们本身也不是金融机构，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要做成什么样也没个标准。

但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把四川人社换成XX人社或者四川XX，也可能是一样的结果，这个黑产链设计的时候身份证号码的获取途径可以是多处的，至少我随便在网上下载几个地方社保APP，都能找到和四川人社一样登录和密码找回使用手机短信验证的。  

3. 华为 ：其实把华为换成小米，结果也是一样。我只能说密码找回这个业务的验证太简单了，

还有就是网上说的用emui 5.0的手机，可以远程解锁屏幕锁屏密码，这个我没验证过， 但从我支付宝被挤下线时提示对方使用的手机型号来判断，大概率是可以的。

4. 支付宝：先不说为啥同一个身份信息，可以注册两个账号，你的快捷绑卡，是加快了绑卡的便捷性， 但考虑过安全性么？当然，支付宝的风控是强，确实识别到了异常交易，也追回了资金。

但实名认证的人脸识别被绕过，也是事实。

5. 美团：你要发展业务，放宽贷款限制，这我不关心，但你能否做好该有的贷款审批风险控制，凌晨4点的贷款行为，这正常么？

6. 苏宁金融：所有参与这个过程的支付机构中态度最恶劣的一家，出现案件，接到用户报案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推卸责任。“报案了么？如果警方有需要，我们会做好配合工作！哦你的经济损失啊，那只能你自己承担了”，中间来过两次电话，基本腔调就是这样。同样是支付公司， 支付宝的风控能识别异常盗刷，苏宁金融就一点察觉都没有，一个新注册的账号，凌晨三四点绑卡，然后购买各种虚拟卡、充值话费这些不容易被追查的商品，这不算高风险异常行为么？

7. 银联云闪付: 和其他支付公司一样， 都存在绑卡验证不严的问题。但是，人家态度是好的啊，凌晨3、4点，客服人员都能用极好的态度和我们沟通，让我们放宽心。第二天有专员联系我们，告诉我们昨晚报的损失少报了，他们查出来我们还有其他损失，并给了详细的指引告诉我们怎么去申请理赔，第二天他们内部调查有新的进展也都第一时间联系并告知我们。

8. 财付通：人工客服太难找了，不过风控也还是有效的，这两天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陆陆续续追回了几笔交易金额。

9. 京东：不想说了，反正就是“交易已经发生了，损失你自己承担”，但还好就一笔100元的游戏充值卡。

10. 百度：对方刚好操作到它的时候短信功能已经被我关了，对方也只是绑定了银行卡，还没来得及消费，就不用找它理论了。

多数支付机构基本都有一个现象：

• 允许用不同的手机号码注册相同实名认证的支付账号，
• 允许两个账号绑定相同的银行卡，
• 实名认证有人脸活体识别技术的都被绕过了。

支付机构都在推“快捷绑卡”，是快捷了，点几下鼠标就绑卡了。除了短信验证码，支付宝的快捷绑卡还验证了下支付密码，但好像意义也不大，比如我这种情况，支付账号都是别人用我的信息新建的，支付密码也是他设置的。

说完他们，最后再来说说咱们吧。

通过这几天的经历，不管中间情节有多少起伏，我作为一个有10多年信息安全从业经验的老骆驼，都要被折腾成这样，我实在是不想让大家有跟我相同的经历。提个我认为我们个人能做的最简单最有效的防护措施：

给自己的手机卡上个密码，给手机设置个屏幕锁。这样手机丢了也不用担心别人拔下卡插其他手机里继续使用。

以华为手机为例：设置-安全-更多安全设置-加密和凭据-设置卡锁 ， 选定手机卡，启用密码（此时使用的为默认密码1234或者0000），再选择修改密码，输入原密码1234，再输入两次新密码，完成sim卡的密码设置。

同时，如果有遇到和我一样情况的，除了冻结所有银行卡后，还需要把银行卡的预留手机号码全换掉，同时可以通过登陆网银或者手机银行，用快捷支付管理功能，查看都绑了那些支付公司，然后可以尝试用自己的手机号码去登陆那些APP，有可能还会有意外收获，万一支付公司不给理赔，还能自己追回一点。比如我就在对方注册的苏宁账号上找到还没来得及消费的购物卡。  

然后这个事情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也不一定哈，9月5日我们补办完手机卡时我就和我老婆说了，后面这段时间内要小心陌生的电话和短信、微信。对方快吃进嘴的肉被硬扯下去一大块，手里又有你的一些信息，肯定不会甘心的，要小心后续的网络钓鱼、和电话诈骗。这两天她手机就开始收到有可疑的短信了，什么套路也懒得去猜了，反正不理会就是了。

我所经历的这个案件，其实和前两年新闻上报道过的钱包丢失，对方用偷到的身份证去营业厅补了卡，然后导致银行账户损失其实是差不多的，目标都是手机卡。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手机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希望大家吸取我的这次经验教训，提前做好防范，出事别学我，第一时间挂失手机卡、所有银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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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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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

在经历了与一个专业黑产团伙的几天对抗之后，新建了这个微信公众号，根据自己搜集整理分析的结果发表了《一部手机失窃而揭露的窃取个人信息实现资金盗取的黑色产业链》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的轰动效果，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不想原本只是写给小区业主群的案件记录分析结果一夜间成了网络热文，也答应过网友，事件有了新的进展就汇报给大家。

在今天下午，事件中涉及的几家支付公司都积极联系到我，美团的贷款记录消除了，苏宁金融把我们损失的几千都赔付了。由于美团贷款的记录消除，实际上还导致苏宁金融赔付金融比他造成的损失多了300元，已经联系苏宁金融进行退款。银联云闪付的赔付也已打电话通知取消。对于赔付金额，该还我们的一分都不能少，但多的我们也一分不多要。

发上一篇文章的时候，黑产团伙的很多操作步骤流程都是我根据自己所能搜集到的信息推论判断出来的，文章的发表也引来了各方注意，提出了个别文章中推论出错的地方。

例如人脸识别的绕过，支付宝在进行业务设计时，对在原手机上创建并登陆的子账号，在实名认证时匹配身份信息的各项要素通过风控规则校验与主账号一致的情况下是不需要人脸验证的，

这一点我们办公室的多位工程师今天下午在对我的被盗刷事件进行技术复盘时也验证确实是如此，人脸识别的绕过确实错怪他们了，这也解释得通为何犯罪分子需要解锁偷到的手机进行支付宝的登录，推测是为了不触发支付宝的风控规则。

至于四川电信，今天也主动联系到我老婆，对那晚的事件进行道歉，也解释了说对方当时跟他们的客服说是男女朋友闹矛盾，只能说犯罪分子很狡猾，但对于四川电信的远程挂失和解挂的业务流程设计，站在安全的角度上考虑，我还是不能认可。中间有个小插曲，我为了调查案发时我的短信详单中一条未知的短信记录，再次拨打10000号说明了我的情况并根据短信源号码要求查询号码的归属公司，客服拒绝了我。虽然未能查成，但说实话我反而是高兴的，至少说明对客户信息保密的业务原则还是有效的。

再说下盗取手机进而实现银行卡盗刷这个案件，自从文章发布后，也有几个网友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自己经历过一模一样的场景，只是受损金额都比较大，最严重的一位有68万的线上贷款，目前还在索赔中。

在网上找类似案例的时候，发现2019年9月有一篇新闻——《凭SIM卡登陆各软件！上海警方披露最新型盗刷手法》，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一下，看新闻介绍的犯罪手法，基本上和我遇到的这个案件是一致的，只是获取身份信息的途径不一样。

前面也提到，犯罪分子精心设计的这么一套犯罪脚本，在身份信息获取这种比较容易的环节上，一定是会有备用方案的，目前据我所知的在获得短信权限的情况下比较容易获取的如各类连锁酒店APP（如华住、锦江）、商旅订票类（如去哪儿），这些包含身份证信息的APP和网站，对于身份证号码信息的泄露风险并不是说不知道，只是在业务的“用户体验”面前，安全已经不算个问题了，毕竟我这种案件的数量还是不多。以去哪儿为例，在常用旅客列表中，对身份证信息进行了屏蔽显示，但点击进入信息编辑界面时就明文展示了：

对敏感数据加个保护的实现技术有难度么？再看看携程的处理方式：

我不知道在编辑界面明文展示身份证号码能提升多少百分比的用户使用体验友好度，但安全性的差别就是0%和100%。

今天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央行科技司司长李伟：金融科技发展应重视个人信息保护》，我的案子刚好与文章里提到的部分内容应景。李司长在9月8日的发布会上提了三块内容：

• 一是重视个人信息保护，善用数据要素价值。
• 二是重视数字鸿沟问题，践行数字普惠金融。
• 三是重视监管科技应用，增强数字化监管能力。

其中第三部分提到：部分机构在利用技术创新业务模式、提升服务效率、改善用户体验的同时，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业务流程、削弱了风控强度、掩盖了业务本质，这给金融监管提出新挑战。

回看现在各大支付APP热推的”快捷绑卡”业务，相比之前的银行卡绑定流程，是简单快捷了一些，但金融业务，是越简单快捷越好么？昨天我的文章火了后，很多邻居说忘记了自己在哪家银行开过银行卡，想找出来注销掉，问有什么办法。

最后再谈下我上篇文章中提到的让大家设置手机SIM卡密码，主要有几点考虑： 

• 手机锁屏状态下对方无法使用短信功能；
• 如果更换手机卡至新手机则需要输入SIM卡密码；
• 要解锁SIM，需要从运营商获取PUK码；
• 要获取PUK码，需要提供身份信息进行验证；
• 未解锁手机的情况下加上SIM卡加锁，对方无法知道你的手机号码，这样断了获取身份信息的路。

当然，这样一个安全闭环里也还是有些风险，例如利用GSM中间人攻击获取到号码，但这类一般人遇不到，对普通民众来说可以不用考虑。第一时间挂失手机卡，这一点还是必要的行动，也希望运营商在我这个案件之后，会作出相应的改变。

俗话说“靠人人跑，靠树树倒”，还是靠自己靠谱些，按现在移动金融业务的发展趋势，将来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安全挑战；而且金融业务用到的部分关键要素信息，如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在常规移动互联网业务中的交叉使用，数据泄露的风险将越来越大。虽然部分金融机构都给出了被盗刷后的赔付承诺，案件发生在自己身上后你能否符合赔付的标准条件不好说，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在这件事上面，也是很心累的。

此外，上篇文章中我按我自己手机的操作流程步骤作为SIM卡设置密码的例子，后来发现很多网友可能由于手机品牌型号差异导致操作失误而锁住SIM卡，对此给大家造成的不便给大家道个歉，考虑不周啊。大家还是在网上搜索自己的手机对应品牌的SIM卡密码设置然后按照详细教程一步一步操作，如遇到SIM卡密码验证失败后出现PUK码输入要求，可联系运营商获取PUK码。请一定小心谨慎，必要时可到运营商营业厅设置。

自己长期从事金融行业信息系统的安全漏洞检测，也曾多次被自己发现的可直接影响账户资金安全的漏洞而震惊，但经历了这次盗刷事件之后我才发现，相比黑客利用各种高深的技术漏洞攻击金融信息系统，更可怕的是这种把每一项看似没问题的问题组合而成的犯罪，让人防不胜防。也希望今后在工作之余，能有时间把自己在金融信息安全行业的专业知识，用大家都能看得懂的方式写出来，提高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HQulaLb2OCzWiEu6plVj1Q

来源：非凡油条（ID：ffyoutiao）

 

 

读书无望

 

中部省份某县，下文简称为中县，上世纪90年代，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能够被更高等教育录取的比例大概在10%-20%；而等到2009年，即使不算高职和专科层次院校，参加当年高考的万余名考生中已有30%左右的学生高考分数达到本科录取线。

 

对于当地家长来说，本科录取比例的提高，让他们对下一代的前途有了更多的希望。

 

但是希望未必就能成真。

 

中县2009年一本录取率约7%，二本录取率约17%，三本录取率约为7%。在中县，比起来自其他家庭的子女，来自教师等专业技术精英家庭的子女在进入大学的机会上拥有一定的优势，来自乡、村干部家庭和新型经济精英家庭的子女在进入高等教育机构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相比较而言，那些来自较为底层的、从事农业生产和常年外出务工家庭的子女，在教育上能获得的希望是相当渺茫的。

而中县缺少优势产业，大部分居民常年外出打工。他们会因为自己长时间在外或自身水平不够，而无法辅导孩子学习。

对于这大部分居民来说，他们的孩子较为现实的目标是考上二本。二本在大城市话语体系中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但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改变命运的捷径了。

至于考上三本，对于这些较为底层的居民来说，并不“划算”。用“划算”这个词，是因为当地居民在孩子教育问题上也讲究一个性价比。三本学校学费比起一本和二本学校时要高很多的，可是三本毕业生比起一本和二本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处于明显的劣势。

对于相对更加贫穷的家庭来说，教育上更是要精打细算。一位单亲父亲这样讲：

“去年她（家里排行第二的孩子）高考了一次，考了个三本，我让她别去了。光高中学费就花了不少。三本一年的学费一万多，我一年辛辛苦苦在外面也就赚得了那么多，我还要养家。到时候她毕业了，找工作，我又不认识谁，现在工作那么难找。找不到工作，学费又没了。”

他出的主意就是让女儿再复读一年，试着考个更好的大学。复读一年的花费显然比三本的学费更容易承受，而且在这复读一年里搏一搏，说不定就能考上二本，“上个二本也总比三本读完又找不到工作好”。

然而不遂人意的是，他女儿第二年参加高考的结果并不理想，还是去了邻省的一个三本院校读书，他也就为未来女儿找工作的事担忧了起来。

我们在之前的《大城市，县城和农村：做题家的无尽轮回》里提到过，大学扩招确实增加了农村和小县城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城市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好处更多，更有机会获得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

而对于县城和农村较为底层的民众，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对此也有所察觉。这体现在他们既对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质量不敢期望过高，又对子女接受了这种水平不大高的教育之后，社会流动的效果也不敢期望过高。

不要以为他们是傻乎乎的“读书无用论”者，他们也是理性的，他们的态度更像是“读书无望”。他们的心声是：

“读了那么多年书，结果工作还是很难找，我就不太想再花那么多精力了。”

教育缺位

中县的情况，是中国很多小县城情况的缩影，而且也不是悲观的缩影。毕竟中县居民方便去长三角的工厂打工，中县也早在十年前就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与之类似的还有沿海某地的某镇，以下简称南镇，南镇的孩子也产生了读书无望的情绪。

南镇居民出外打工也较为方便，但本地并没有太多能够留住人的令人满意的产业。所以该镇经济算不上贫困，得益于很多居民出外打工——这又让很多孩子缺少家长的陪伴。

有调查发现，南镇与父母一周相处时间少于5小时的学生超过一半，更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人与父母一周相处时间少于1小时：这基本上就是留守儿童了。

父母在外做生意或打工，孩子被交给长辈看顾，在家庭教育方面是有缺失的，按照当地某中学校长的话说，就是：

“目前有一半学生的家长外出打工，基本无法出席家长会，更别说接受日常的家访，通过老师了解自己孩子的现状了。”

家庭教育缺失，和家庭衔接的学校方面也感受到了影响。

而在学校教育这端，我们之前的文章里提过，就读于重点学校的学生明显更容易考上大学。这就意味着每次升学都会是一次分流，而初中升高中的分流不仅仅是升入重点或者普通高中那么简单，还包括义务教育结束后的职业教育分流。如今是将中考成绩处于低分段的学生分流到中职学校。

当地比较严格执行普职1∶1分流升学的政策思路，这就意味着一半的学生初中毕业后不会去上高中。但是职业教育在民众心中印象并不如人意，当地又有重商轻工的文化观念，很少家长愿意让孩子接受职业教育。

当地的初中教育质量也不够好，初中生们未必清楚地直到上重点中学对他们前途的意义，但他们模模糊糊地明白，在当地的初中上学恐怕前途不太光明，就有辍学少年直言不讳地说：

“来这里教书的老师都是很差的。就是隔壁村的人，有多大见识?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到我们这种农村学校里来当老师。”

失去了读书的希望，这些学生显然对学校的权威也就不甚敬畏了。在课堂上起哄架秧子，逃课去上网，抽烟等行为成为学生们的时尚，他们在青春期的叛逆行为中得到满足。

学生无视权威，老师管理起来麻烦就大了，这也让老师心力交瘁，对学生的违纪行为感到麻木，原本对学生的期望是“取得好成绩，考上好高中”，后来也就只能指望学生 “安安分分读完三年，别惹事就好”。

这番无奈的感叹也较为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当地每升一个年级都会有不少学生流失，直到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学生流失达到高潮，有老师还补充说，能读完初中就不错了：

“还好是有九年义务教育这个限制着学生们，使他们一般是初中毕业以后才出来混社会。”

“混社会”这三个字，表明当地的社会也似乎不能给孩子们较好的学习氛围。

逐渐失足

这就得提到南镇的“特殊产业”了，那就是电信诈骗。

电信诈骗盛行于南镇，等于给当地有坏心思的人提供了一条获得外部资金的渠道。随着外部资金从这条渠道源源不断地输入，当地的不良人物也开始活泛起来，甚至逐渐形成了组织，拉帮结派，一时间庙小妖风大，小镇成江湖。

不良的江湖风气也渗透到了未成年人当中。花个几十块钱就能支使未成年人帮自己干点危险的活，何乐而不为呢？有老师就这样讲述了电信诈骗者收买未成年人的经历：

“村子里的那些人一见那些学生仔寒暑假闲得没事干，就通过给些蝇头小利，指使他们帮忙到ATM机取钱。而且他们年纪小，就算万一被抓了也无法判刑。”

有了资金流入和社会上的示范，学校里的学生也混起了帮派，发生冲突，甚至闹到老师都不敢管的地步，有罪犯就是这样回忆当年的读书时代的：

“以前在那里读书，有时十几辆摩托车停在校门口等人寻仇。而且学校围墙到处都有缺口，经常有社会青年翻墙进来打架，我的一个同学被打了，叫爸爸过来，后来爸爸也被打。老师根本不敢管，以前有教导主任试过去管，但也被打得很厉害”。

社会势力进校园，会让更多学生不得不攀上社会势力，从而牵扯到社会事务中，不会上心读书了：

“我们一个班的同学，真正认真读书的可能就两三个，其他都是随便混，很多人混不到初中毕业就出来社会了。”

而等到初中毕业后，没有了义务教育的限制，很多青少年不会继续接受教育，而去混社会。在社会上混迹，假如身边的朋友失足，自己也就有可能耳濡目染走上类似的道路。当地还有电信诈骗这样一个失足发动机，源源不断地给犯罪分子提供金钱，诱惑社会青年，于是很多青少年进入社会就失足了。有诈骗犯就是这样说的：

“我走上这条路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身边的朋友个个都是好吃懒做，整天都是打游戏打麻将，都希望不用做都能赚到钱。我有个朋友打打电话一年就赚了十几万，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

南镇与中县的相同点是，读书在那里对很多学生是无望的。而不同点是，南镇有电信诈骗这样一个变量，很多青少年看到读书无望，混社会却可以赚到钱还不辛苦，很有可能就沦为了失足青年。辍学率高发和青年集体从事电信诈骗之间，简直无缝连接。

这更加剧了南镇学生的辍学或中断学业。南镇在初中阶段的辍学率高于其所在县其他镇的平均水平，中考升学率又低于其他镇的平均水平。

问题严峻

中县和南镇，都算不上贫困，两地产生的读书无望情绪却很严重，这未必就是经济贫困造成的，真实原因可能较为复杂。

一方面，如今的就业形势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苛刻，读不上好大学出来找工作就很艰难。而我们之前的文章也提到过，重点学校的学生读好大学的机会更多，而对于这些小县城和镇子上的学生来说，进入重点学校太难了。

另一方面，这两个地方不至于陷入贫困，是靠大量人口外出打工，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留守儿童问题，家庭及教育的缺失让很多孩子成长缺乏约束，有电信诈骗犯就是这样描述的：

“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从我4岁到现在都没有再见过我的父亲。母亲长期在香港生活，我就一直在家乡跟着外婆长大。因为缺乏家庭的约束，从小就是玩耍着长大的，根本不会去想着什么读书之类的东西，玩是最重要的。”

现在网络上有一种风气，无限拔高家长在养育孩子问题上的责任，甚至不顾家庭条件的制约。家长能够陪伴孩子成长，如今都显得奢侈，毕竟有太多人要在外工作，甚至夫妻双方都在外工作孩子只能交给长辈看顾。

这种情况下，责任都推到家长身上，合适吗？

把因客观条件所限疏于教养的家长拿出来当靶子打，无视社会责任的缺位，是不是不大合理？鼓励生育的时候，倒是给养孩子的人一点实际支持呀。

但是改变又会触及很多利益。比如像中县和南镇这样的地方，并不贫穷，不够扶贫的标准，转移支付以就地扶贫，被转移支付的地方会乐意吗？又比如干脆放开城市户口限制，外来人口也能享受到大城市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大城市的居民会乐意吗？

但如果坐视这些问题不管呢？

中县的情况没有恶化，是因为居民还可以去长三角打工，也没琢磨出电信诈骗这种犯罪方法。可假如经济形势不大好，失业率上来了，这些地方的治安会不会出问题？

或许到时候，很多人会怀念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时代，毕竟很多人宁愿从厂里提桶跑路也要去跑外卖，这是货真价实的用脚投票。

留守儿童被社会人员利用来违法犯罪，也并不罕见了，他们是悲惨的受害者。比如去年初某地区的一个帐号每天不定时地进行网络直播，镜头前男孩赤身裸体，进行着淫秽色情内容直播。最后查出来是违法犯罪分子利用微小的利益，诱惑孩子们进行直播。顺便说一句，直播平台架设在泰国，这种利用留守儿童犯罪的事情都有跨国产业链了……

都说中国未来老龄化严重，可是下一代的看护还是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被解决，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五条人《道山靓仔》里的那些问题了：

“道山靓仔咿哟

你为什么穿着你那破拖鞋

道山靓仔咿哟

你为什么不去剪头发

道山靓仔咿哟

你还是骑着你那辆破单车

老势势 你老势势

你老势势 你老势势”

参考文献

谢爱磊. “读书无用”还是”读书无望”——对农村底层居民教育观念的再认识[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7, 015(003):92-108.

陈先哲,全俊亘.从“失学少年”到“失足青年”的生成与治理——农村教育贫困的一种文化学解释.中国青年研究,2020(7):62-67.

恶心！利用留守儿童在直播间传播不雅内容，警方：不堪入目，尺度超出想象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600772237&ver=2600&signature=63V0Z3u9wDuHOH-dYn*ZqxFUZ8JJyEF7Fz74E1rdaDUrx4DRVLDS-K3PB*ZqUxHXXQOkANsQRYU609TNJr9sHv3KYN6xn01PmcNA7ohIhpID6068CpDCCHlQbadEVHJp&new=1

 

◎作者 | 戴老板/徐梦玲

◎来源 | 远川研究所（caijingyanjiu） 已获授权

1983年，国家科委派了两位年轻的干部去斯坦福大学交流，一位叫张晓彬，另一位叫陈伟力。

这两位年轻干部的背景都不寻常，前者是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之子，后者的父亲位列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美国，张晓彬研究风险投资，而陈伟力攻读经济学，1984年回国后，张晓彬等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提议建立风险投资机构，这份报告很快获得中央的批示。

一年后，一家叫做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的公司在北京西城区虎坊桥13号成立，国家科委出资2700万元，张晓彬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创的高管们大都背景深厚，因此从成立开始就获得了政策的格外照顾，每年能从人民银行和火炬计划里拿到10亿元以上的贷款。

80年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顶级企业创立的高峰期，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中创被寄予厚望。到了1989年底，公司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18亿元。表面上看顺风顺水，但当时中创面临最大问题就是：资金端大都是银行贷款，投资端没有退出渠道，只能靠分红来回本。

为了解决退出问题，张晓彬跟当时担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王姓好友一起，在1988年9月8日发起了一场会议，讨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第二年，以这次会议参与者为班底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就成立了，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联办”。

联办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也跟筹划者的背景密不可分，比如张晓彬们去中央汇报时，领导就笑着打招呼[1]：“是你们几个啊！”

但这种背景对识别潜力企业的帮助不大。要知道在连股市都没有的年代，做投资是一种特权，中创的执掌者们虽然在美国见了不少世面，但并没有受过专业严格的商业训练，也没在动辄清零的投资江湖摸爬滚打过，属于是标准的“摸着石头下海”，所以当时闹了不少笑话。

当年四通需要融资，中创团队进驻调研，索要各种数据和资料，输入计算机咔咔咔做了一通分析，最后却给出了个“如果有风险，与他们无关；如果有利益，他们得大头”的方案。四通当时的老大当面讽刺道[2]：“这哪里是什么风险投资公司，你们应该叫保险公司吧？”

其实擅长“整合资源”和“政策套利”的群体，更容易在PE阶段和投资银行领域实现“货币化”。据说当年外资投行老员工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对着各大外资投行中国区老大的名单如数家珍，高深莫测地告诉新员工：这是谁家的公子、这是谁家的女婿、这是谁家的儿媳……

从90年代开始，中创就发挥比较优势，在海南和上海炒楼炒股，大搞资本运作。到92年底，中创营运资金达40亿元，下设10个金融部门，11家证券交易营业部，9个办事处，下辖81家工商企业。此时的中创，俨然是个什么赚钱就搞什么的金控集团，而非一家专业风投机构。

事实证明这家风险投资公司既不懂风险，也很难说懂投资。19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中创一个烂尾项目的损失就高达10亿元。到了1998年中央下决心搞金融大整顿，中创因违规炒房炒股，资不抵债轰然倒塌。复盘这家公司的Portfolio（投资组合），一家明星公司也没有。

VC投资通常都集中在企业成长的早期和中期，对企业的赛道、产品、技术、团队等进行押注，赚的是智商、胆识和前瞻力的钱。“政策套利”和“关系寻租”这种在其他行业可以发财的方法，在VC阶段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直到PE或者pre-IPO阶段，它们才能有机会刷些存在感。

中创没给业界留下什么遗产，但为这个行业写下了一条铁律：风险投资，必定是一个平民子弟英雄主义的大型实践场。

大江静犹浪

最能够表征一家VC公司的元素永远只有两个，一个是创始人，一个是方法论。

创始人很关键。传统金融业如银行、券商、信托等，核心能力是牌照和渠道；二级市场的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在规模做大之后也都需要依靠体系和建制，从单兵作战转向集体冲锋；但在风险投资领域，公司和创始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VC必然跟个人英雄主义息息相关。

比如，提起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不谈Don Valentine显然等同于僭越；提起软银，话题总是围绕孙正义10米以内；提起KPCB，显然离不开John Doerr的传奇；而提起DST Global，不聊Yuri Milner当年投脸书时“2亿美金换2%”的典故那简直都不算圈内人。

老牌VC公司Accel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陷入困境，被好几家常春藤大学的捐赠基金抛弃，创始人Jim Breyer四处求人才勉强募到了第10期基金。然后他顶住压力给了刚成立不久的脸书1亿美金估值，投出1270万美元最后赚回100亿美元，一举把Accel重新带回了一线VC的行列。

所以“首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风投机构”这个称号之所以能够花落IDG，也离不开一个强人的推动：熊晓鸽。

熊晓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湘潭钢铁厂当电钳工，他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式只有一个：求学。他1977年考入湖南大学，1984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1986年被美国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录取。毕业后，通过一次做翻译的机会，熊晓鸽认识了IDG创始人Patrick McGovern。

在美国干了几年的记者后，熊晓鸽在1991年加入IDG。IDG在美国其实是一家媒体资讯公司，在投资领域涉足很少，但熊晓鸽硬是说服了老板McGovern给了他1000万美元，让他来中国做风投。1993年，IDG资本的前身“太平洋风险技术基金”就正式开张做买卖了。

熊晓鸽VC投资人们带来的第一课，就是搞定LP比什么都重要。当年IDG内部有人讽刺：“中国风投? 听来就像往墙上仍大粪，看哪个能粘住。”事实的确如此，IDG开张后长达7年没有项目退出，但架不住LP兼老板McGovern硬挺熊晓鸽。7年啊，现在的LP谁有这份耐心？

熊晓鸽与Patrick McGovern，2005年

困扰熊晓鸽的，还是困扰中创的那个难题：没有成熟的推出渠道，当然官方也在做顶层设计。在中创倒闭的1998年，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提出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史称“1号提案”。在官方叙事中，这个提案算是中国风投行业正式启动的里程碑。

成思危大半生跟投资都没关系，不过他出身名门，父亲是民国报人成舍我，也是台湾世新大学的创办者。他1951年从香港回大陆“投共”，虽然做到化工部副部长，但在高层中并没有太大影响力，直到临近退休前出任民建中央主席，并在1998年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升至副国级。

98年的“1号提案”是成思危政治成就之一，但可惜里面的提议还要过很多年才能变成现实。2013年36氪wise大会还特意请成思危录了一段视频，当时中国创投界已经是鲜花锦簇烈火烹油，那会儿他已经身患癌症，两年后去世，期间三代领导集体基本上都去病床前握过手。

90年代互联网已经开始升温，网景1995年上市，雅虎1996年上市，亚马逊1997年上市，创富潮一浪接一浪，但由于行业发展的滞后和基础设施的缺失，中国VC投资人们只有羡慕的份儿，没有项目退出时“x年x倍”的亮眼标题，即使做的再早，熊晓鸽们也不会有太大知名度。

社会知名度没有，投资方法论也没有。一位IDG早期合伙人跟笔者回忆：当年就是全国划几个大区，每个区的负责人跑到重点城市的科技园里去要企业花名册，凡是公司名字里带有“科技”“软件”和“技术”几个词汇的，都厚着脸皮去拜访，一多半的情况都被当成骗子赶出去……

当时的媒体头条属于陈立武（华登国际）、徐大麟（汉鼎亚太）、刘宇环（中经合）、王伯元（怡禾创投）这些“知名外商”。这些人共同背景大陆以外出生、美国求学硅谷工作，80~90年代在海外成立VC公司，重点投资方向是大陆和台湾。他们号称创投“四大天王”[4]。

华登国际可能是中国VC领域最早形成方法体系的。华登早期投资了科龙、创维、小天鹅这些制造业项目，回报不错，但从1997年投完新浪之后，陈立武就开始把逐步把大部分资金都集中到半导体行业。这种“聚焦特定产业”的打法为华登赢得了未来的尊敬，也带来了眼前的煎熬。

在互联网浪潮来临之前，早期入华的各家都在修炼内功，IDG在颗粒无收的七年里积累了不少人才。刚开始只有熊晓鸽和老朋友周全这个两个核心人员，后面陆续迎来了章苏阳、林栋梁、王树，杨飞、王功权、李建光、过以宏等人的加入，形成了日后IDG著名的“九大金刚”。

与此同时，熊晓鸽未来的对手们也在向VC和互联网聚集：1995年，还在斯坦福上学的林欣禾创办了华渊资讯；1996年，28岁的符绩勋加入新加坡国家科技局，开始接触风险投资；1998年，刚刚三十而已的徐新离开百富勤加入霸凌投资；1999年，沈南鹏告别投行下海创业。

随着90年代末的互联网热潮不断升温，中国VC投资人的历史进程就要来了。

入华的门徒

对着VC圈之外的人描绘一个公司的成长梦想会得到什么反馈，1999年的马化腾恐怕感受最深。

1999年11月，腾讯账上只剩下了1万元现金，不得不硬着头皮寻求出售。他们前后找了6个买家，得到的反馈要么是“这玩意儿看不明白”，要么是“觉得讲了一个并不太好笑的笑话”，甚至有买家按照腾讯“有多少台电脑、多少个桌椅板凳”来评估，最多只肯出60万元人民币。

最后没办法，曾李青对四处碰壁的马化腾说：“现在要去找一些更疯狂的人，他们要的不是一家现在就赚钱的公司，而是未来能赚大钱的公司，他们不从眼前的利润中获取利益，而是通过上市或再出售，在资本市场上去套利。他们管这个叫VC，Venture Capital，创业投资。”

于是在朦胧中，中国VC领域的第一场大型战役便围绕着“BAT+三大门户”打响了。

跟腾讯对接的是IDG中国“九大金刚”之一的王树，那会儿他刚投了金蝶。项目上报北京IDG总部之后，王功权带队南下调研，曾李青又找来了李泽楷的香港盈科，两家以550万美金的估值联合投了腾讯220万美元，各占20%股份。这200多万美金拯救了已经弹尽粮绝的腾讯。

相比盈利模式不清晰的腾讯，有明确对标企业的三大门户门前则拥挤的多。网易丁磊的背后有徐新（霸凌），新浪王志东背后有茅道临（华登）、冯波（RSCO）和冯涛（Ivanhoe Capital）；而MIT毕业回国创业的张朝阳更是光环等身，一路上都有明星投资人保驾护航。

百度李彦宏履历光鲜，天使轮就有两家美国VC机构支持，A轮投资人名单上则有杨飞（IDG）和符绩勋（德丰杰），他们最后都获得了上百倍的回报。至于阿里巴巴，国内精英范儿浓郁的VC投资人对马云这个长相古怪的前英语老师并不感冒，白白把机会推给了日本人孙正义。

孙正义在中国布局了三只基金，其中软银亚洲基础设施基金（SAIF）的掌门人是安徽人阎焱。阎焱早年在江淮航空仪表厂当工程师，跟熊晓鸽一样，他的人生跳板依次是南航-北大-普林斯顿。他的成名作是2003年4000万美金投资陈天桥的盛大，2年后就拿回6.8亿美金的回报。

但互联网1.0时代收获最丰的，还是布局最早的IDG。除了腾讯和百度之外，IDG还投资了携程（天使轮）、搜房（A轮）、搜狐（A轮）、易趣（天使轮）等回报巨大的项目。IDG“九大金刚”基本上都收获到了自己的成名case，并逐步形成了“投人、投人还是投人”的投资方法论。

不过在行业爆发期，方法论并不重要。能投中能青史留名的案子主要需要两条，一是建制完整，二是币种优势，尤其是前者，团队、资金、投后、品牌等缺一不可，IDG的成功离不开之前的默默积累。同期的China Vest却因为没有本土管理团队，高开低走，基本没投中什么好的案子。

在熬过泡沫破灭后短暂的痛苦期后，形势一片大好。2003年~2004年，腾讯、携程、空中、盛大等公司密集上市，投资人的动作就是数钱、数钱和数钱。

热潮引来了一批新玩家。2004年，硅谷银行组织了一次6天行程的来华考察，报名踊跃，最后选了25个来自顶级风投机构的投资人，包括红杉的Don Valentine和KPCB的John Doerr。这些坐惯了私人飞机的超级大佬平时相互不服气，但在中国只能挤在同一辆大巴车上走街串巷。

在北京，副总理曾培炎亲自接待了他们；在上海，他们参观中芯国际和张江；白天他们在中关村科技园听创业公司路演，晚上他们跟陈天桥、阎焱、邵亦波、俞渝等人谈笑风生，并跟本土创投机构做了深度交流。6天行程结束之后，考察团里大部分的投资人都做出了入华的决定。

当然，这些海外创投也很清楚，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必须先找人：那些既懂产业，也懂投资，更懂中国的人。

红杉找的是沈南鹏和张帆，前者刚带领携程成功登陆纳斯达克，而后者则在德丰杰投中了空中网和分众传媒；DCM找的是台湾人林欣禾，此时他已经在新浪工作了近10年；量化对冲基金SIG（海纳集团）则请到了王琼和龚挺，两人既是上海交大的校友，也是UT斯达康的同事。

耶鲁时期的沈南鹏，1992年

纪源资本（GGV）也在2005年入华，1号员工是来自集富亚洲的李宏玮，2号员工是来自德丰杰的符绩勋。刚开始没有落脚点，他们便借了华盈基金在上海嘉华中心的一间办公室，而华盈则跟KPCB成立凯鹏华盈，牵头的是大美女汝林琪和软银亚洲“三剑客”之一的周志雄。

周志雄跟阎焱分手时，软银亚洲也刚刚在2005年跟孙正义分家，变成了软银赛富。软银亚洲当时的GP公司的大部分股权都属于软银，阎焱的本土团队只有一小部分股权。因此在成功投资盛大之后，阎焱就试图谋求独立，并直言不讳地说[2]：“你自己辛辛苦苦挣了钱，干嘛要给别人？”

在获得了唯一LP思科的支持之后，阎焱有了谈判的筹码，随后团队在募集二期基金时正式提了“分手”，软银只拿到了二期基金5000万美元的投资权，GP公司变成了归阎焱领衔的本土团队所有。随后软银亚洲改名为软银赛富，2008年更是改名为赛富亚洲，彻底完成了“去软银化”。

媒体给赛富独立贴了一个好听的概念，叫做“VC裂变”。目睹全过程的本土VC投资人们，无论是大佬还是小兵，一颗种子在他们的心里被种下了。

而在赛富独立的同一年，熊晓鸽的IDG也遭遇了第一次“裂变”：九大金刚之二的王功权和王树加盟PE机构鼎辉，创办了鼎辉创投，而这只是熊晓鸽挥别战友的开始。到了2008年，浑身散发魅力细菌的张颖也从中经合集团“裂变”出来，跟邵亦波、徐传陞会师创办经纬中国。

同样在2005年，已经“非常有钱”的徐新从霸菱辞职创办了今日资本，并设定了“build business for China”这个宏伟目标；而尚算初出茅庐的张磊在这一年回国创办了高瓴，“重仓中国，重仓未来”是他路演时展示给投资者的策略。这两个人将给VC业界带来持续的震撼。

一直站在舞台边缘的本土基金也迎来了春天：2004年中小板设立，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2006年深创投有了第一家挂牌的企业，2007年大牛市起飞，2009年创业板设立。基础设施的完善让深创投的靳海涛和达晨“三剑客”（刘昼、肖冰、邵红霞）开始在江湖上声名鹊起。

一时间行业似乎人声鼎沸，各方势力八仙过海地入场，好不热闹。但不利的消息也有：从2004年到2009这五年，互联网1.0的投资机会已经所剩无几，BAT的地位已经稳固，新的颠覆者还没出现，但原本属于IDG们的盛宴被新来者大大稀释了。有人质疑：中国VC是不是快供过于求了？

但所有人都小看了这块蜜糖之地的丰腴程度。倒回十几二十年前，你跟人说中国产生的互联网独角兽会超过美国，别人会拿你当神经病。

收割大时代

张颖创办经纬中国后风格偏保守，360创始人周鸿祎对他讲说：“你们这样根本不行，一年才投几家破公司，人家根本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投资。”

周鸿祎简直是VC圈的王思聪，喜欢用犀利的言论针砭时弊，比如他给沈南鹏贴了一个“鲨鱼”的标签，至今都让红杉的PR头疼无比；在周亚辉的投资笔记刷屏时，他对童瑶的老公王冉说：“我们看到有的投资人稍微挣了点钱就到处嘚瑟，嘚瑟来，嘚瑟去，最后把行业给嘚瑟没了。”

张颖对周鸿祎的建议虚心受教，“你不扣扳机，创始人凭什么找你？他根本不知道你有没有钱。”在2009年12月，经纬在厦门开了2天的闭门会议，史称经纬的“一中全会”，最后做出决定：改变策略，集中押注移动互联网，大量招募行业出身的投资经理，利用人海战术来“扫街”。

同样改变策略的还有红杉中国。沈南鹏上任后第一次出手就是投了360的A轮，但这主要归功于他跟周鸿祎早就相识，属于熟人圈子里找机会。而在红杉中国成立的前两年，沈南鹏还有“下乡考察偶遇美食”的投资桥段（乡村基），这其实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打法还没有成体系。

但红杉创始人Don Valentine的理念一直很坚定：不赌赛手，赌赛道，“首先要寻找最大的市场”，然后在这个市场里寻找最好、最具有成长空间的商品，最后才轮到创始人，而创始人的性格、品质都是次要。进行了部分改良之后，沈南鹏迅速把这套方法发挥到了极致。

于是红杉从2007年开始布局电商（阿里、京东、唯品会、聚美）；2008年开始布局文化娱乐（博纳、阿里影业、万达影业）；2009年开始布局云计算大数据；2010年开始布局本地生活（美团、饿了么）……之后互金、直播、短视频、电动车等赛道红杉基本上也都没错过。

在经纬和红杉集团冲锋的时候，还有一批VC公司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他们拒绝用多管火箭炮对阵地进行覆盖，而是喜欢用狙击枪一枪打中一个。

典型代表就是DCM的林欣禾，其打法用两个词来形容就是：重仓+少而精。DCM中国整个投资团队永远都是8个人，每年投的案子顶多十几个，但命中率非常高，陆续投出了唯品会（A轮）、58同城（B轮）和快手（B轮），这3笔交易均给DCM带来了超过10亿美金的单笔回报。

形容自己是狙击手的还有徐新。在霸菱投资工作的6年里，她一共只投了10家内地企业，但有6家成功退出，创办今日资本之后，徐新更是把投资聚焦在了互联网、消费和零售这三个行业，“别人一年投五十个案子，我们一年只投五个案子”，“不轻易开枪，开枪打得比较准”。

徐新与刘强东，京东融资签约会，2006年

当然了，在中国史上最大创业潮的这波红利之下，集团冲锋能挣钱，精准狙击能挣钱，闲云野鹤也能挣钱。

因为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浪潮在2010年后彻底爆发，大批未来的百亿美金公司在2010年左右相继成立，如美团点评、小米、快手、头条、滴滴、B站、拼多多……而同期成立的10亿以上美金公司更是数不胜数，如陌陌、虎牙、斗鱼、YY、饿了么、美菜、知乎、猿辅导、小红书等……

聚光灯不再只属于IDG，做好准备的VC手上都有了一战成名的项目：晨兴有小米（A到E轮）和快手（天使/A轮），经纬有陌陌（A/B/C轮），高榕有拼多多（A/B/C轮），金沙江有滴滴（A轮）和饿了么（A/B/C轮），SIG有头条（A轮），红杉则投了上述除小米外的所有企业。

不过让沈南鹏最得意的项目，恐怕是美团点评。2006年红杉投了大众点评，是唯一的A轮投资人；2010年红杉又投了美团，也是唯一的A轮投资人。后面沈南鹏持续加注，并在2015年推动打得难分难解的两家合并，到2018年王兴去港交所敲钟，红杉收获了20亿美金以上的回报。

而跟美团同一年上市的还有拼多多、小米、猎聘、映客、虎牙、宝宝树、优信二手车……这一年也成了行业的丰收之年。如果2004年的中国风投行业是在用手数钱，那么2018年的中国风投行业则是在用运钞车拉钱，这也为肇始于2010年的移动互联网创业潮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

在这波浪潮的带动下，中国VC投资人入选创投界“奥斯卡”The Midas List名单的越来越多,到2019年上榜Top100的人数高达21人。这21个人里不仅包括那些耳熟能详的大佬，还有越来越多的中青年骨干。要知道，登上这个榜单不仅意味着业界声誉，更代表着获得美元LP的认可。

于是按照行业的惯例，数钱的岁月一定伴随着“裂变”，必然会有一波新人急着出头，而且越早出来，越容易享受到移动互联网的红利。

两次最著名的裂变分别发生在IDG和红杉。2013年三个IDG的合伙人张震、高翔、岳斌辞职创办了高榕资本，并迅速投出了拼多多、虎牙、华米等项目，一战成名；2014年，在红杉内部推荐过字节跳动（B轮）的曹毅离职创办了源码资本，并持续押注字节，获得了超过10亿美金的回报。

字节挑动和拼多多这两个千亿美金的项目从创立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国本土VC投资人的鼎力支持：张一鸣跟王琼在餐巾纸上画出了头条的模型，之后SIG便一直是字跳的最大机构股东；黄铮2014年去参加高榕年会，席间张震当场拍出了6000万美金估值，那会儿拼多多还没上线。

成名要趁早，发财也要趁早，既能成名又能发财则要分秒必争。到全民创业的2015年，几乎每个月都有明星投资人离职创业，争相抓住移动互联网的尾巴，在媒体的报道中他们被统称为VC2.0。募资→出手→浮盈/IPO→密集PR→再募下一期……2.0们的速度之快，让老前辈们瞠目结舌。

在又一波裂变大潮之后，摆在创业者面前的VC已经可以用“琳琅满目”来形容了，华兴、清科、投中、36氪每年都有眼花缭乱的榜单，有按照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来划分阵营，有按照60后70后80后来强化代际，当然最简单的就是称呼上一代叫VC1.0，称呼新一代的叫VC2.0。

这些标签其实对创业者和LP们帮助不大。这方面笔者从业多年的二级市场反而做得比较好，公募私募都自觉地按照投资风格来归类，比如价值派、趋势派、成长派、宏观对冲派……即使一个85后的基金经理也可以跟90岁的巴菲特拥有一样的理念（水平另说），路演时投资人一听就懂。

下面笔者借鉴二级市场的方法，按照打法的不同给大家详细总结一下VC圈里的7大流派。

百家齐争鸣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流派而不是门派，“门派”是利益共同体，要党同伐异，而“流派”则是你是葫芦我是瓢，大家都站着把钱挣了，顶多抢抢案子。所以像龚虹嘉在清科论坛上拐着弯儿揶揄朱啸虎就duck不必——你是商人又不是文人，何必搞同行相轻，他吃你家大米了？

各家机构其实都有一棵共同的底层技能树：大量接触项目的覆盖能力、判断商业逻辑的洞察能力、评判创业者长短板的鉴人能力。但每家其实都有偏重点，再加上VC团队向来不会特别大，创始人风格会强烈地影响团队所有人，呈现出来就是你有你的阳关道我有我的独木桥。

 

根据每家侧重点的不同，整个中国VC投资圈一共可以分成7种流派：选手派、赛道派、捕鲸派、聚焦派、扫街派、连接派和趋势派。

A. 选手派

这一流派又称“赌选手”，开山祖师是IDG。熊晓鸽虽然尊McGovern为师，但师傅也没啥投资经验，只能自己摸索。在早期吃过几次亏后，IDG逐步形成了“第一是投人，第二是投人，第三还是投人”的方法论，IDG合伙人李骁军写过一篇《读人研究报告》，圈内流传甚广[6]。

到今天，IDG对“连续创业、海外名校背景、互联网公司担任过高管”这三类创业者的偏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圈内甚至盛传IDG内部采用了“人盯人”的策略：把中国前20名互联网公司的中高层干部全部跟踪起来，只要谁离职出来创业IDG的投资经理会第一时间扑过去。

这一流派还有徐小平的真格基金。徐老师以前在新东方搞留学咨询，比IDG更热衷海外名校背景创业者，据真格自己曾经统计过投的180个项目，发现海归创始人占比高达42%，所以有人调侃说徐老师等于在国外航班密集的首都T3航站楼架了挺机枪，看到海归人才就直接扫射。

VC2.0里采用这一打法的，从IDG里裂变出来的高榕资本应该也算一个。虽然高榕体系复杂，但至少部分采用了“赌选手”这个策略。

高榕内部把自家的投资策略称之为“双引擎策略”，其中包含了「盯人」和「盯事」两个维度。张震曾这样阐述「盯人」策略：“我们与中国约30家最牛的互联网企业中高层保持密切联系，当他们有离职创业的计划或投身到创业型企业的打算时，我们会第一时间知道。”

其实IDG裂变的机构很多，比如章苏阳（火山石）、余征坤（济峰）、毛丞宇（云启）和李丰（峰瑞），但并不是每家都是“选手派”，比如章苏阳作为IDG元老大概率会坚持理念，毛丞宇是章苏阳带出来的，应该也会偏重人，但余征坤则是“聚焦派”的打法，基本只投医疗。

B. 捕鲸派

这一流派又被称为“狙击手”派，这一派的人数众多，大多数“小而美”的VC公司都可以归属于这个流派，代表性公司就是前面讲到的DCM和今日资本。

捕鲸派出手次数很少，一份BP扔过来，商业逻辑要看，赛道趋势要看，团队配置要看，创始人能力和身体素质也要看，扳机扣动时慎之又慎，团队人数也通常不多，比如DCM永远都是8个人的团队，今日资本的临时办公室跟笔者在同一个wework，里面办公的两只手能数得过来

就像林欣禾在42章经的一次活动中PPT上写的：做捕鲸者，不做追风者。在演讲中他还说：“如果每年投100个公司，过两年我连CEO的名字都忘了，所以我们不想投多，而是决定投少。”所以他的方法论就是坚持领投，持续double down，并提供更聚焦的投后服务。

捕鲸派非常喜欢强调投后，比如徐新和林欣禾都会帮企业做这么几件事：招募核心人才，解决后续融资、帮企业做KPI、文化、品牌。比如林欣禾投了唯品会后，有段时间每周都飞到广州跟沈亚开战略会议，而徐新投了赶集网后，曾经冒着大雨去杭州帮杨浩涌挖来了陈国环。

这种重金倾注的投法，容易造就个人英雄主义传奇，比如王琼在字节跳动一个项目上赚的钱，比很多老牌公司二十年赚的总和还多；金沙江朱啸虎命中的独角兽数量，抵得上大部分同行的整套班子；而雷军在上市时对媒体说：晨兴刘芹投小米的500万美金，最后赚了866倍。

笔者见过最精悍的捕鲸团队，应该是2006年入华的高原资本，其团队永远只有2个人，10年只投了10个项目，但基金IRR却高达62%。2016年高原的涂鸿川和姚亚平离职创办了沸点资本，是VC2.0里的捕鲸代表机构，而高原资本也很佛系，直接把中国区办公室关门了事。

VC2.0里捕鲸派其实多，胡博宇的XVC也算一个。胡博宇在DCM跟过林欣禾，在金沙江跟过朱啸虎，而这两个人都是捕鲸派的大师。2016年XVC成立之后延续“小而美”的风格。在前年的一次交流中，笔者听他讲“投资是寻找鲸鱼的游戏”，一看就是延续了师门的传统。

C. 赛道派

赛道派的代表人物是红杉资本和老虎基金，其打法通常被总结为一句话：赌赛道，不赌赛手。但这句听起来很土豪任性的话，还远不能概括赛道投资理论的复杂性。要达到能“赌赛道”的门槛，基金品牌、垂直团队、AUM规模缺一不可。能上这个牌桌上的选手，少之又少。

具体到如何挑选赛道，红杉采用的是bottom-up（自下而上）的做法：首先通过大批量的看相关公司，判断这个赛道是否有upside的趋势正在产生。如果有，就把这个行业的链条、格局、阶段、选手、节点、商业模式等全部梳理清楚，然后再挑选有价值的节点来做投资。

红杉中国这种打法肇始于2008年，当时合伙人周逵整理了一份移动互联网的产业地图，把各个环节相互关系都标的一清二楚，让红杉及时捕捉到了大量机会。而现在据说红杉每个垂直赛道的团队，都有一个各自细分行业密密麻麻的的图谱，并随着对行业mapping不断更新。

如果有必要，赛道派会把行业123名都投个遍，这一做法常陷入争议，逼着沈南鹏不断地出来解释“红杉不会投资一个领域内两个竞争对手”。但这话听听就行了，你如果翻一番最近火热的4家造车新势力（蔚来、理想、小鹏、威马）的股东名单，能在其中3家里面找到红杉。

赛道打法不如“捕鲸”有效率又有啥关系呢？2008年红杉错过了困境中的京东，两年半后京东估值涨了40倍，红杉再投进去仍然挣了大钱。2013年红杉错过今日头条的B轮，但C轮D轮迅速跟进，帮助沈南鹏坐上了2020年midas list的头把交椅：这是deep pocket的胜利。

VC2.0里被认为继承沈南鹏的是源码的曹毅。曹毅把投资领域划成“三横九纵”27个格子，又叠加“冰海、蓝海、紫海、红海”四个阶段，眼花缭乱。不过早期源码把兵力重点放在了互联网金融等少数几个“格子”，2017年黄云刚、张宏江等人加入后才逐渐向其他“格子”拓展。

当然，1984年出生的曹毅之所以崛起如此快，其实另有原因，他早期更多采用的是“连接派”的打法，这个会在后面详细展开。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VC2.0里未来能接沈南鹏班的，要么是一个觉得沈南鹏还不够鲨鱼狼性的人，要么是一个打法跟沈南鹏完全不一样的人。

D. 扫街派

这一流派的代表机构是经纬中国。前文提到经纬在2009年厦门会议后便改变战术，大量招募行业出身的投资经理来“扫街”。跟红杉常试图撕掉身上“赛道”标签相反，张颖对“人海战术”从来不扭扭捏捏，即使有人把经纬称作VC里的九鼎，这10多年张颖也从未改变打法。

画风跟大部分VC人都不一样的张颖

这种打法的要点有两个，一是从产业中寻找并培养投资经理。经纬比较少从同行挖人，反而喜欢具备技术、产品或者运营背景的人才；二是用数量保证质量，先量后质，张颖曾总结：“我认为不论一个人再怎么聪明，没有量就没有质，只有在一定的量的基础上，才有质。”

在今年极客公园和B站联合举办的大会上，他对经纬的打法有一个简短的总结：

经纬现在在八、九个垂直行业有自己的团队，每年我们会在每一个行业投6-8 家公司，这个数量我觉得在中国汹涌澎湃的创业浪潮里不算过分。这样算下来就是七十多家公司，它们如果能持续地融到钱，我们有退出，产生一个正循环，那就有年复一年的量的产出，时间久了自然就会有质。

人海战术大幅度提升了经纬的信息捕获能力，并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投资人，比如2010年加入的丛真，入职第二年就在内部推荐了饿了么（B轮）；2011年加入的王华东刚入职就押中了蒋凡的友盟（A轮）和唐岩的陌陌（天使轮），2014年他跟小饭桌李晶结婚，蒋凡就是证婚人。

跟王华东一样从媒体出身的牛立雄，在教育赛道上陆续捕获了VIPKID（A/B轮）和猿辅导（B/C/D轮）；而在浪潮、百度工作过的肖敏，投资富途证券前跟李华（腾讯18号员工）吃了十几顿饭，才让富途A轮选了经纬。应该说，在每个垂直赛道，经纬都培养出了一批狙击手。

除了“人海战术”以外，经纬还有很多特立独行的气质，比如业内最庞大的投后团队（号称除了去派出所捞人外其他都能帮创始人搞定），以及经纬最大的IP资产——张颖本人。所以，假如中国再来一波创业潮，可能会有机构能复制“人海战术”的打法，但无人能复制经纬中国。

E. 聚焦派

这个流派又称“行业派”，通常只专注于少数几个甚至一个行业，创始人要么是从产业中出来的，对产业生态或者上下游链条了然于胸；要么是曾在大型机构里覆盖过垂直赛道，具有很强的人脉。很多初创的VC公司都会从一两个行业起步，然后慢慢拓展能力圈，增添赛道。

前文提到的华登就是这一派的杰出代表。华登作为进入中国最早的美元基金，年龄比中国互联网行业还要大，但只出手过新浪、美团和高德等少数几家。而在半导体这个回报周期长、失败几率高的领域，华登却一头扎了进去，这跟陈立武、黄庆等人的半导体背景密不可分。

从2003年到2013年，华登陪中国半导体行业熬过了最黯淡的十年，把华登称为“VC版的国家大基金”，恐怕没有人会有异议。在成立30周年时华登拍了个纪录片，中芯、联发科、展讯、兆易、中微、澜起、格科微、矽力杰等公司的老大轮番登场倾诉感激之情，令人动容。

类似华登这种聚焦派名气通常不大，但往往能比大机构更早发现细分赛道的机会，比如消费领域的天图（百果园、小红书）、黑蚁（喜茶、江小白），硬科技领域的明势（理想、小牛电动）、线性（地平线、神策），媒体领域的高樟（市值风云、菠萝斑马）、头头是道（喜马拉雅、十点读书）等。

F. 连接派

这个派别又称“圈子派”，必须有一个核心的灵魂人物主导，连接一批人形成一个圈子，然后在这个圈子中寻找投资机会。这个核心人物通常都是知名科技企业的高管，圈子里就有钱又有创业者，筹资投资两相宜。代表性人物就是出身金山系的雷军和出身阿里系的王刚。

雷军的投资哲学已经天下皆知，他曾经总结过：“我只投熟人或者是熟人的熟人，只做两层关系。”他浸淫中国IT圈近30年，朋友圈里有一批互联网猛人，这种打法让他抓住了欢聚时代、UC、拉卡拉、小鹏汽车等一批公司，他对凡客陈年锲而不舍的支持也是圈内有名的典故。

雷军的成功无法复制，但雷军的打法可以复制。尤其是2013年之后，一大批互联网公司IPO上市，造就了一批左手抓着大把美金，右手挽着创业圈人脉的科技富豪。这批new money大都还在管理一线，没精力亲自下场做投资，于是他们就成了风投公司完美的“连接”对象。

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高榕和源码。张震出身IDG，曹毅出身源码，打法自然会带这些老东家的色彩，但真正让他们迅速崛起的还是对这批new money的连接。

高榕成立之初便旗帜鲜明的要做中国的founder’s fund，LP阵容星光闪耀，包括BAT、小米、分众、京东、唯品会等公司的老板们，这给高榕带来大批优质项目，比如拼多多的天使投资人孙彤宇也是高榕的LP，通过他的推荐，张震见了黄铮15分钟后就拍板决定投了。

张震（左）和黄铮（右），拼多多上市，2018年

源码资本也部分采用了这种打法。曹毅本人是一个情商极高的“超级连接者”，源码成立时把王兴、张一鸣、左晖、李想等人都发展成了LP，所以他比高榕更进一步，直接把LP和潜在被投企业绑在了一起，很顺理成章地投了美团、字节、链家、理想这些超级明星项目。

随着new money的日益增多，连接的打法会越来越盛行。但能驾驭好的，要么像雷军一样做投资时已经功成名就，不缺钱也不缺人，资源会主动聚集过来；要么像曹毅那样，有八面玲珑的性格、为人处世的老道、穿针引线的能力。两者都不容易，但两者都会有人做的很出色。

G. 趋势派

这个流派跟前面六种都不太一样，其奉行的是用自上而下（top-down）的研究来寻找具有结构性趋势的行业，然后主动深入行业，“找跟最好商业模式相契合的最好的创业者”。这个流派既不在办公室里等BP上门，也不care这个赛道当下是否热门，是完完全全的“研究驱动”。

这种打法的集大成者是原本较少涉足VC领域的高瓴资本，不少横跨一二级市场的机构如景林、挚信也部分采用这种打法。

研究驱动型VC的核心能力，就是建立起对商业本质的洞察，然后就能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去寻找趋势性的机会，做出投资决策。张磊在《价值》里提了研究驱动的三种要求：做深入研究、做长期研究，做独立研究，其对应的案例分别是高瓴投资宠物赛道、蓝月亮、京东商城。

比如高瓴在2014年，沿着“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的改变会催生新的行业需求”这条主线，发现少子化、老龄化、单身人口比例的增加会驱动宠物行业的快速增长，并用日本市场的历史进行交叉验证，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唯一的问题在于当时宠物市场刚刚起步，需要融资的创业公司很少。

一般的机构研究到这里可能就结束了，他们会等待行业爆发BP涌现的时候。但高瓴则更进一步，他们发现宠物细分领域要么空白，要么分散，因此得出更深的结论：在一个窗口期内，供给结构可以决定消费结构。于是在2014年亲自下场，用“孵化＋整合”的方式来重塑行业的供给。

这场仗打了至少三年。36氪的一篇报道有这样的描述[7]：“直到2018年，普遍陷入投资主题焦虑的中国VC们，才意识到宠物行业可能存在的机遇。不止一位看该领域的投资人告诉36氪：在他们开始做这个行业mapping时，才发现‘高瓴无处不在’，‘高瓴把行业都捋过一遍了’。”

理解研究驱动的打法，才能理解自上而下的投资风格：高瓴投资蓝月亮之后，会主动说服其从一家“赚钱的洗手液公司”变成一家“亏损的洗衣液公司”，最终迎来爆发；投资京东时，张磊会主动告诉刘强东：你这个事业要拿大钱打大仗，要么拿我3亿美金，要么我就不投了。

与高瓴的打法类似的机构有景林和挚信，这两家公司管理规模都在100亿美金上下。景林在二级市场名气很大，以深度研究和价值投资著名，在一级市场也延续了研究驱动的打法，但业界曝光度很小，而挚信资本则更加低调，这跟挚信创始人李曙君的风格不无关系。

李曙君曾任盛大的CFO（阿里张勇的前任），早期投中了海澜之家、大众点评、360等企业。挚信的打法也是自上而下的研究驱动，其对教育、医疗、文化等赛道的投资和整合要早于大部分同行。VC2.0中纯粹用“自上而下”打法的机构不多，2019年刚成立的绿洲资本算是一家。

绿洲资本创始人张津剑2012年加入挚信资本，师从掌门人李曙君。期间主导了朴新教育、凯叔讲故事、容联云通讯、叽里呱啦等公司的投资，已去纽交所敲钟两次。从挚信“裂变”后，张津剑强调将围绕“人口结构”和“科技结构”投资，带有“自上而下”的强烈色彩。这种旗帜鲜明帮助绿洲资本作为首家“85后”的美元基金迅速完成募资。

越来越多的机构会学习趋势派的打法，但如果要避免邯郸学步的尴尬，必须首先要建立起对研究驱动和深度思考的信仰，这在未来一定会成为趋势。

H. 总结

上述就是VC领域的7种流派，当然还有一派没有详细写，那就是以西溪摩根（阿里战投部）和南山高盛（腾讯投资并购部）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们。跟传统美元基金相比，他们似乎更受创业者欢迎：十年前创业者担心“BAT会不会抄我”，十年后创业者关心“BAT会不会投我”。

另外我们注意到：VC领域最不缺聪明人，所以各流派的选手都在相互取长补短，打法也在不断糅合和演化。

比如高榕同时兼具“选手派”和“连接派”的打法，单纯一个标签难以概括这家迅速崛起的机构；今日资本徐新虽然自称是“狙击手”风格，但在很多消费的戏份领域谁敢说她不是研究驱动呢？红杉和经纬在应对“潮落鱼少”的新变化时，也在不断导入自上而下的打法。

GGV入华后曾经也是赛道派的打法，先手投了荣庆物流、梅花味精、超力高科等传统企业，合伙人一度达到15人。2010年GGV内部改革，4个行业组砍掉了3个，只留下了互联网组，合伙人也缩减到了5个，重回到了捕鲸派的怀抱，陆续投出了滴滴、小红书、作业帮等明星项目。

所以，在移动互联网红利爆发的时代，什么样的打法都能挣钱。但在退潮的时代，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机构扔掉包袱，自我革命。

破浪不乘风

2000年，中国PE/VC行业的投资额一年不过20亿元；而2020年是1万亿元；2000年，中国没有专业的投资人；而2020年，一大批明星投资人破圈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2000年，中国只有主板市场；而2020年，中国有主板、创业板、新三板、科创板，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渐完善。

20年沧海桑田，20年星光璀璨。中国VC投资人的名录上绘满了传奇，10倍、100倍、1000倍回报的故事层出不穷，而在VC支持下的产业巨头们也披荆斩棘，挤进了全球科技企业第一梯队。在2019年全球互联网公司排名中，中国在前20名里占了8个，已经逼近美国的位置。

但VC投资人们的历史成就有多大，未来挑战就有多大。基础设施的完善的另一面，是技术创新停滞导致投资机会的持续性减少，这是近两年让VC圈焦虑的话题。另外，在中美脱钩的大背景下，美元基金能否继续顺畅地嫁接太平洋两岸之间的人才、技术和资本，是一个问号。

而舆论中的险滩暗礁也丝毫不少——“人民富豪”在B站已经被打倒，Z世代的年轻人纷纷把“资本”视作贬义词，并喜欢用政治课本里学到的词汇来解构一切。VC投资人作为一个日益出圈的群体，如何在当前传播环境下处理好跟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议题。

踏中历史进程的中国VC投资人，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和魄力面对下一个时代，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流派，更无论他们属于前浪，后浪，还是破浪。

本文的撰写，得到了来自红杉、IDG、高瓴、经纬、华兴、阿里、深创投、42章经、36氪的朋友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  三股力量创建中国资本市场——访中国证券市场创始人之一张晓彬，2018年，经济观察网

[2].  赛富独立前世今生，户才和，互联网周刊，2006年

[3]. 中国第一女投资人和她背后的硝烟战场，洪鹄，36氪，2019年

[4]. 中国创投简史<序言一>，倪正东，清科

[5]. DCM 林欣禾：快手、58、唯品会，单项目回报超 10 亿美金的背后，42章经，2019年

[6]. IDG资本李骁军：《读人研究报告》，2018年

[7]. 高瓴是怎么炼成的，36氪，2019年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NwVLg0z7snlm1Dwwi1nMS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