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20年6月

昨天的文章，没想到很受关注，大家对“只有万分之五的人家庭人均收入2万”这个结果反响强烈。

 

我再次解释一下，这个是怎么算的。

 

中国平均家庭规模是3.35人，一般来说高收入的家庭生孩子意愿又会强一些。

 

我们按现在一家4口人来算，这个是合理的数吧？

 

一对夫妻，加两个孩子。如果你还跟长辈一起住，6口人，那对收入要求就更高了。

 

如果4个人，人均收入2万，那这家的收入就是8万了。

 

注意，这个收入，是可支配收入，是要扣掉一切社保、个税等收入，真真实实拿到手的，不是“税前收入”。

 

这8万，因为有可能是老公7万+老婆1万，或者是老公4万+老婆4万，或者老公1万+老婆7万，因为有很多种组合，中国的个税是累进制的，收入越高，税率越高。

 

所以，我只能大体给个概数：8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12-15万的税前收入，是每个月的收入。

 

一年12个月，那就相当于这个家庭要年收入150-200万这个水平。

 

我随便拿个上市公司的高管收入薪酬来给大家看看好了。

 

 

索菲亚（002572.SZ），是国内著名的定制家居公司。这里有15位高管，大部分的年薪就是100-200万元。当然还有很多股权激励之类的收入，这个也是要算的。

 

你可以算算，公司高管，在人群中的占比是多少？

 

长期做研究，我还有几组数据可以佐证的，让大家能看看中国收入情况是如何的。

 

一、招行的私人银行数据

 

这个数据是最能看出国内的财富分布情况的。

 

我找了招行2019年的年报，里面有披露它的客户数量和客户总资产情况。

 

它有三种级别的客户：零售客户、金葵花客户（50万以上）、私人银行客户（1000万以上）。

 

它披露的金葵花客户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零售客户数1.44亿户（含借记卡和信用卡客户），较上年末增长14.82%，其中 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指在本公司月日均总资产在5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客户）264.77万户，较上年末增 长12.07%；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余额74,939.5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17%，其中管理金葵花及以上客 户总资产余额60,852.2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48%，占全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余额的81.20%。

 

它披露的私人银行客户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私人银行客户（指在本公司月日均全折人民币总资产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 客户）81,674户，较上年末增长11.98%；管理的私人银行客户总资产22,310.5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9.40%； 户均总资产2,731.66万元。

 

知道你们看数字烦，那就看图表：

 

 

金葵花客户（不包括私人银行客户），在它的所有客户里，占比是1.8%。

 

私人银行客户，占比是万分之5.7。

 

但是，它们的资产占比却是这样的：

 

 

98.2%的客户，只有15088亿资产，占了所有资产的20%，人均资产是1万。

 

金葵花客户，人数占比是1.8%，资产占比51%，人均资产是150万。

 

私人银行客户，人数占比是0.057%，资产占比是29%，人均资产是2721万。

 

 

这个就是中国人的财富分布情况。财富分布和收入分布虽然不一样，但是是强烈相关的。

 

二、深圳个税数据

 

我没找到最新2019年的，但是看到的是2016年的。因为相隔3年，时间并不久远，加上这几年经济放缓显著，不会有什么结论影响。

 

我摘抄这段话如下：

 

据市地税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申报年所得12万以上的人数已从2010年的17.52万人增长至2016年的43.02万人，年均增幅达16.18%，人均年所得额从36.58万元提高至44.12万元，增长20.61%;人均年纳税额从5.08万元提高至6.57万元，增长29.33%。年所得超100万元的人数达2.03万人，同比增长87.96%，缴税126.44亿元，同比增长85.61%;20万-100万的人数达20.62万人，同比增长15.77%，缴税128.99亿元，同比增长17.41%。

 

关键点在这里：

1、深圳年收入12万以上的人数，是43万人，这里是税前收入哈。

2、深圳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数，是2万人。

 

深圳是个2000万人口的城市，虽然户籍人口写着1000多万，但是移动电话数量等数据都显示深圳的实际居住人口在2000万的水平。

 

这里可以简单算出：

 

年收入12万以上的人，占了深圳2%。

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占了深圳千分之一。

 

年收入12万，也就是月薪1万，在深圳就2%的比例。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那么多人。

 

考虑到有大量的中小企业，老板并不会给自己开高薪，因为高薪会交更多税，从个税来算这批人是会被遗漏在外的。

 

但是，这个占比也不会太多，中小企业老板很多，真正赚到特别多钱的中小企业老板并不多。

 

毫无疑问，深圳的财富肯定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很多的。如果深圳百万收入的人占比是千分之一，那全国的占比只能是比这个少，而不会比这个多。

 

三、中登持仓数据

 

中登公司，是有披露国内炒股票的人整体情况的。

 

钱要么变成房子，要么放在银行，要么放在股市，基本就是这3条最核心的渠道。钱特别多的，很少有人只拿着现金。

 

所以我这里，又找了中登的数据来看具体情况。

 

中登公司最新发布的投资者账户市值分布表显示，截至2015年5月底，A股持股市值超过1000万元的自然人账户数增至5.9万个，创下新高，而该数据在2014年9月底刚刚突破3万，也就是说，A股小散中的千万富翁数半年内就接近翻番。

在这近6万个账户中，资产过亿的自然人账户达到3465个，较2月底增加472个。此外，持股市值在500万元-1000万元的账户数突破10万个，100万元-500万元的账户数则超过100万个，达到123万个，持股市值在3万元-10万元占账户总数的比例为72%，均创有记录以来新高。

与高净值账户数量增加对应的是，“迷你散户”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数据显示，持股市值在1万元以下的账户数目前只有831万个，占账户总数的比例为21%，同时创下历史新低

我找到的数据是这个，截止时间是2015年5月，刚好是股灾前夕，是特别疯狂的时候，全民疯狂炒股。

这里的关键数据是：

1万元以下的账号数量：831万个。

3万-10万的账户数量：2849万个。

1000万以上的账户数量：5.9万个。

1亿以上的账户数量：3465个。

 

几千万个账号，能到1000万以上资产的，也是在千分之1-2的水平。

 

总结

 

不管是招行的数据，还是中登的数据，还是深圳个税的数据，都能看出来一些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布情况。

 

不到千分之一的人，是真正高收入人群，基本配置就是百万年薪/千万资产。

 

绝大多数的人——98%的比例，存款很少，股票很少，收入就是糊口的钱。

 

处在中间状态的人——大概在1%-2%的水平，在平时就是有比较不错收入的打工阶层，算是中国日子过得不错、但是是手头也没那么宽裕的中产。

 

---

 

 

要不是总理亲口说，很多人不会相信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

 

 

他们看多了宫斗剧中的锦衣玉食，看多了城市里的灯红酒绿，看多了偶像剧中的挥金如土。

 

他们没有看到城市高楼大厦后低矮拥挤的城中村，没有看到西北东北西南居住在大山褶皱里的人群，没有看到那些在贫瘠的土地上辛苦刨食的人群……

 

这些人群被新闻媒体遗忘了。

 

 

我做过十年记者，我知道新闻媒体从来不会报道他们。

 

我曾经很多次采访到他们的艰辛生活，但报社都认为没有新闻价值而不让刊登了。

 

人们看到的是GDP连年增加了，看到的是满大街都是奔驰宝马了，看到的是每个旅游景点都人满为患了，看到的是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了……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那1%的人已经提前进入了“各取所需”的社会，媒体报道的是他们，电视出现的是他们，人们眼中看到的是他们。

 

然后，就误以为所有中国人都是那1%。

 

 

那一年，西南大旱，我在广西、云南的乡村里采访了半个月。

 

我坐在长途汽车上，车窗的两边，是连绵不绝的贫困村庄。

 

村庄已经被时代抛弃了，一片死寂，好像一座座坟墓。

 

曾经有过的炊烟袅袅、笛声悠扬，曾经有过的孩子们欢天喜地，母亲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

 

我走进一座座村庄。

 

我看到过孩子们的碗里，有的放着几根咸菜，有的放着两根辣椒，还有很多人只吃白米饭，连辣椒咸菜都没有。

 

 

有一年，我走进一座学校里，看到一群孩子围着吃饭，让我拍照。

 

十几个孩子，一人一碗米饭，中间放着一碗炒黄瓜。盛菜的碗很小很小。

 

孩子们吃好几口米饭，才小心翼翼地夹起一片薄薄的黄瓜。

 

一位老师悄悄对我说：学校看到你来了，今天才给孩子们炒了一盘菜，平时没有菜的。

 

这座学校，在著名歌唱家宋祖英的家乡。

 

 

这些年，我寻找并采访了几百名抗战老兵，走进过从南方到北方的很多乡村。

 

我看到过捡破烂的抗战老兵，看到过住在危房里的抗战老兵，看到过靠志愿者救济的抗战老兵，看到过无儿无女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抗战老兵……

 

我费尽周折，来到一座村庄，想要采访一名抗战老兵，却得知他在半个月前，喝农药死了。

 

因为生活极度贫困，他看不到活下去的希望。

 

我找到一名抗战老兵，问他有什么心愿。他是入赘到这座村庄的。

 

他说，他如果能够回到老家，在父母坟前烧一炷香，他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了。

 

他的老家，距离这座村庄，只有四五百里，来回车票不足100元。而他拿不出来。

 

他几十年没有回过老家。

 

我泪流满面。

 

 

有一天晚上，我在武昌洪山广场的公交站台上，等车。

 

走来了一个老人，满头白发，身材高瘦，但收拾得很干净。

 

他要喝我手中的半瓶水。

 

他说他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没有喝水了。

 

我从旁边的商店里给他买了面包，买了水。

 

他双手捧着面包，大口大口吞下去。

 

他说，他以前是工人，后来下岗了，这些年都是饥一顿饱一顿过来的。

 

 

就在半年前，我还在资助一个贫苦老人。

 

那一年，一辆摩托飞驰而过，将他撞飞了。

 

等到他醒来的时候，摩托车早就逃走了，他躺在冰冷的土地上，几根肋骨断了，手腕也断了。

 

他住在城中村，就是消失在我们视线之外的那种村庄，就是电视上从来不会出现的那种村庄。

 

他卖菜为生。

 

卖菜的钱，仅仅够自己生存下去。

 

 

这才是真实的中国。

 

中国有1%的人穷奢极欲，更有50%的人生活艰辛。

 

中国的街道上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奔驰宝马，中国的农村更有一望无际的贫穷荒凉。

 

中国的城市里有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但也有高楼大厦背后的城中村。

 

中国大概有一千万的千万富翁，但也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

 

中国经济总量排世界第2位，但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排第71位。

 

我们只有正视，才能改变。

 

---

原创：碧树西风

来源：记忆承载（ID：wodqbs）

本文已获授权

 

网上公布一图，据说是专业机构的，2019人均收入分析报告。

 

也就是说，月收入大于2万的，只有70万人，小于500的有2.2亿，小于800的有4.2亿，小于1000的，有5.4亿。

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是小孩，哪怕你爸爸是马云，只要你没参加工作，那还是没收入嘛。

所以我们不去讨论数值小的那部分，那部分没有参考意义。

数值大的这部分也让人很惊讶，月收入大于5000的，只有7000万；大于1万的，800多万，大于2万的只剩70万了。

说实话，这数字，我很难相信。

当然，这份报告是专业机构给的，人家吃这碗饭的，咱也不好表示质疑。

我权且相信他们的统计是准确的，即便如此，这份报告也没啥价值。

因为：你关心中国人挣多少钱是没意义的，不如关心中国人花多少钱。

之所以会产生这句话，是因为没有中国人真的会告诉你他赚多少钱，事实上，这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广州那个卖鸭腿饭的老板，有7栋楼在收租。

如果在网上，他可能很随意的就说出来，自己有7栋楼在收租，你注意，是7栋，不是7套。

但真让他报税的时候，这些也许就变成一笔糊涂账了。或许他最后能告诉你，虽然他是收租的，但是今年亏损了。

你不要笑，这很常见。收过路费都能亏损，收租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以前二胎没有放开的时候，我们有个供应商，一个老板在饭桌上跟我们聊他二胎罚款的事情，他属于超生，缴纳了家庭年收入的三倍。

我们问他交了多少钱，他说不到20万，也就是说，他的家庭年收入只有6万多。

他太太也在他公司，两口子平均一下，每个人每个月不到3000块，几乎是卡着当时的个税起征点给自己发工资。

严格意义上讲，你说他们两口子月薪不到3000，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

工资单上很清楚。

但这件事和他们的消费能力有没有关系？没有。他们家光排屋都有好几套。

中国有很多老板是公私不分的，他往往会把个人消费用公司的钱去买单。

严格意义上讲，这是违规的。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公司的钱就是公司的，个人的钱就是个人的，公司的钱如果要归到个人名下，要变成你的工资，奖金，或者股份套现，你再拿去消费。

理论上是这样。

但你真的要把诸如上述各种事情执行到底，需要大量的资源。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在美国，这种事很难发生，因为他们各个环节卡的都很牢。

在美国，你说你拿着一麻袋现金去买房，可不可能卖给你？不可能。

你拿着一麻袋现金去存钱都不让你存。

他们有非常复杂的流程，所以华人赴美，首先要适应的就是税务和律师。

你得给自己找个税务顾问，给自己找个法律顾问，弄清楚各种细节，否则你随时会引来大麻烦。

但你知道这个代价是什么？

美国一年20万亿美金的GDP，光律师们就耗费了1万亿。

也就是说美国一年的经济活动，有5%都消耗在各种诉讼上。

而对比过来，我们在这上面的损耗非常小。

这就是告诉你，任何事，都有代价，弄清楚一件事，得花钱的。

很多公知给你讲故事的时候，从来不谈价钱。

他们总是给你讲，某家饭馆的服务特别精细，但他们没有告诉你，要收取15%额外的服务费。

中国人绝大部分还是图实惠的，甭管他有钱没钱。

你看到很多人跑去巴黎，排队买奢侈品大牌，觉得他们很有钱，其实她们只是图便宜。

因为她们在国内也要买，去产地买，价格低，免税，她只是为了省钱。

有的那人，上飞机前穿一双要扔的旧鞋子，穿一身要扔的旧衣服，背一个要扔的旧包包。

到了巴黎直接奔赴奢侈品店，一身捯饬好，旧的扔掉，穿戴齐全就回来了。

你看着她们买奢侈品一掷千金，真让她们掏个十欧的小费，扣扣索索舍不得。

这个细节很清楚的反应了国人现阶段的消费理念。

买房他们肯的，因为那是投资，他是为了能涨，要是房价不涨，所谓刚需马上消失。

买豪车，买奢侈品，他们肯的，因为能够拿出去让别人看到，有面子。

LV的垃圾桶，LV的垃圾袋，C.Gilson的内裤，你看看国内有没有销量？

没有的。

你又不是超人，你总不能把内裤穿在秋裤外面。

人家看不到，贵有什么用呢？

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所以你想一想，假如我们搞成像美国那样，把每个人的收入弄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不好？

当然好，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举双手赞同。

代价是，每年花费10%的收入在这件事上面。你再去问大家，肯不肯掏腰包，全都不吱声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90年代的时候，我念中学，我妈在物价局工作，暑假里我常常跟着她社会实习。

物价局今天比较安耽，大家不太熟悉了，90年代是个很active的部门。

因为那个时候市场经济活动比较混乱，很多人对商家不明码标价，以及各种价格的大幅度波动都有不满。

比如医疗，教育，这些领域的价格，在当年都是非常敏感的社会话题。

那个年代还有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残留，物价局主观情绪上，还是希望把一切都弄清楚，虽然市场已经放开了。

他们指望彻底弄清楚市场里不同商品，不同服务的价格波动，然后有效的管理起来，如有违规，进行查处。

但一接触就发现预算不够。光靠编制内的那点人，企图控制市场，根本不够。

控制不了怎么办呢？那就招了一堆临时工。编制你是没法扩大的，一个局多少人就多少人，活干不完，咱就招编外人员。

人多了一定能搞定么？不一定的。

编外人员不是铁饭碗，一点顾及都没有。你给了他临时的权力，他马上就到商家那里吃拿卡要，引起一堆问题。

那怎么办？是不是还要监督这帮人？怎么监督？

继续扩大队伍？招更多的人？

这就像过去是一个人写代码，写不完，招来10个人，越写BUG越多，又招了10个来改BUG，20个人，需要分工，测试团队，又10个，需要职业的管理者，又招了5个项目经理，项目经理们开始扯皮，又招了项目总监……

最后一个人的活，你整50个人，都搞不定，这在软件工程里叫做《人月神话》。

当年物价局遇见过一样的问题，只可惜那年代《人月神话》都还没出版。

最后搞不定怎么办呢？只好放弃。不再那么active，不再企图从细节上控制市场。

他们不再需要编外人员，说白了，就是领导弄明白了，现阶段，这事儿弄不成。

所以后来的方式就是如果有人打举报电话，那就去查，如果没人举报，就随它去吧，市场自有市场自己的调节方式。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你告诉老美花很多钱在税务顾问，法律顾问上，他们能接受。

你告诉咱们的人，他们不能接受。即便打官司，他们都想着免费。

所以书在美国卖的非常贵，因为老百姓接受知识付费。但是在我们这里，互联网的宗旨一定是免费的。

你只要说免费，可以白嫖，马上会发现所有人都支持你，只要说收费，切~，一哄而散。

那我们怎么办呢？弄不清楚收入，怎么调节贫富呢？

我们有适合我们情况的办法。

四个字：外汇管制。

说白了就是肉烂烂锅里。

我弄不清楚你的收入是吧，我也不想弄清楚了，反正你的钱不还是在这个市场里花么？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个小公司的老板，计划生育我只能罚你们家20万，感觉有点欠。

但你的钱能干啥呢？你只能买房嘛。

你买的房子的价值主要集中在土地上，也就是说，我通过卖地，又把钱拿回来了，这钱又可以修地铁，修公路，雇佣民工，提供就业。

钱，始终在自家经济体里内循环。

当我想调节贫富差距的时候怎么办？

比如你买了一堆的商铺，平常你收房租，转嫁给消费者。还特么跟我哭穷说你收房租收亏损了。

我雇不起一堆人去查你，没问题，我有别的招，咱走着瞧。

现在就业不景气，我只要许可摆地摊，摆地摊抢的谁的生意？难道能抢淘宝的？抢的只能是实体店铺的生意。

好，三个月内，是实体店铺老板兜里的钱，转移到了摆地摊的人兜里。

三个月后呢？实体店铺开不下去，哥不租了，谁继续买单？自然是店铺的业主买单。店铺的业主兜里的钱，转移到了摆地摊的人兜里。

你看到了，总有办法来调节。

你说你鬼灵精，想抵押商铺，我可以通知银行，降低比例；你说你要卖，我可以限售。

你生气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咱以后都不做朋友了，我以后再也不会买，看你的土地怎么卖。

没事儿，你放心，赶明儿鼓励一下，你又会买了。

办法有一千种，成本都不高，这比耗费大量GDP在律师身上，更能提高大多数人的幸福感，尤其在一个大多数人收入还不高的阶段。

咱们作为老百姓，如果真的想知道别人的收入，看这种数据是没用的。

我教你个最简单的办法。

你去看看自己所在城市，那些每年学费超过10万的私立学校，除了长江七号里面那种极特殊的情况，这些家庭的月收入绝对都在4万以上。

把这些年学费超过10万的私立小学，私立初中的在校生加起来，乘以2（父母），再乘以2（没统计高中，大学的那些家庭），你所在城市月收入大于2万的人，只会比这个数字多得多。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U_6NGr2dpqM43eBdb7jMLQ

自从总理夸赞地摊之后，全网一哄而起。

 

仿佛大家在错过了淘宝、错过了微商、错过了直播带货后，终于赶上了摆地摊这个风口。

 

一些开着奔驰、宝马的大中产阶级也凑热闹去摆地摊了。

 

 

一些大公司如京东、百度也蹭热点，A股市场上的一些“地摊经济”概念股也被大肆炒作。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便有点变味了。

 

禁止摆摊时，穷人尚可摆摊为生；鼓励摆摊时，摆摊立马被强者占领，以作秀为目的，弱者连机会都没有。

 

尤其很多企业家和网红摆摊吸睛，挤压的是底层人的生存空间。

 

这是一种耻辱。

 

地摊经济是该降降温了。

 

 

北京和央视一起发大招，给刚刚火起来的“地摊经济”泼上了两盆冷水。

 

北京日报评论说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

 

 

央视新闻客户端今日发布热评文章《“地摊经济”不能一哄而起》

 

 

地摊概念，在重量级媒体表态后，下周炒作蒙上了阴影。

 

前几天连连暴涨，相关概念股本就透支了底子，再加上舆论导向的变化，恐怕雄风不再。

 

一哄而起，最后都是一地鸡毛。

 

 

01

 

地摊经济是该降温了，但是不代表底层人民就不需要地摊了。

 

北京日报的内容，头条君却并不赞同。

 

地摊经济怎么就不适合北京了？

 

北京日报丁丁卯卯，讲了两条理由。

 

第一，大北京是首都，是窗口城市，代表的是国家形象。

 

第二，北京有自身功能定位与管理要求，保就业保民生有自己的一系列招法。

 

看来，在有些领导眼中，摆地摊依然是一件有损形象的事情。

 

头条君记得很多年前，中国一位高官访问拉美的一个国家（好像是巴西），看到首都有很多贫民窟，就说：“为什么不拆迁走？影响市容美观。”对方首脑答曰：“我们不能为了首都的外表光鲜而剥夺了很多穷人的饭碗。”

 

每个城市都有底层老百姓，都有受疫情冲击的失业人口，都有要靠摆摊谋生的人口。

 

北京两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即便贵为首善之都，这方面的人口只会多不会少。

 

保证很多底层人有饭吃，这是执政的担当。吃饭，是经济的底线。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在他们最无助的情况下，至少还有摆地摊可以给他们带来一线生机，这就是地摊存在的，最有说服力的生存道理。

 

世界上一流的大都市华盛顿、纽约、巴黎、伦敦都能摆地摊，怎么到北京就不适合了？

 

至于定位，每次头条君叫车时，滴滴司机都教育我：你找到自己的定位了么？

 

《2020全球生活报告》显示，2019年上海、深圳和北京的住宅套均价格跻身全球前十，分列第四、第五和第六位。

 

前5个月，北京市光卖地就赚了1130多亿元。

 

说白了，“不差钱”，不知道这个定位准不准确？

 

剩下的，你细品品。头条君就不多哔哔了

 

02

 

不过，地摊经济既然能存在了上千年，自然有其符合经济规律的道理。

 

很多历史上的牛人，也都是小摊贩出身。

 

桃园结义的三人，刘备是挑着担子卖草鞋的小贩，

 

关羽是推车卖枣子的小贩，张飞是卖猪肉的小贩。

 

元末张士诚是卖私盐的小贩，民国总统曹锟是卖布的小贩。

 

金马影帝梁家辉出演《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之后被封杀无戏可拍，也是靠在铜锣湾摆摊卖饰品，做小贩来维持生计。

 

 

好的城市，也许该是像热带雨林一样，各个层级收入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至少，得在城市里给摆摊儿留下一些基本的空间。

 

抛开生存层面不说，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古都，民间手工艺，地方文化或小吃等，不但是“烟火气”，更是一种传承；一个城市只有冰冷冷的钢筋水泥，遍地的快餐，是没有温度的。

 

也许，当局考虑的更多的是摆地摊带来的脏乱差以及管理成本，也是，国际友人来到北京，到处都是商贩摆地摊的，岂不难堪？

 

但问题是

 

摆摊乱不乱？乱，但为什么会乱？能不能摆了不乱？

 

摆摊扰民吗？扰，但为什么会扰？如何能不扰民？

 

地摊卫生吗？不卫生，但北京的那些老字号，当年都是地摊货，他们怎么洗白的？

 

地摊经济重生，政府的服务也需要升级。咱不能一直停留在非洲的治理水平不是。

 

地摊经济越火爆，表明人民的口袋越饥饿。

 

高门大户们吹仙风喝玉露就能过，但升斗小民那是真的需要烧柴烤火啊…

 

现在看看四九城，修自行车都很难找到人，配钥匙要跑很远的路，买菜也只能去超市。

 

确实像总理说的，需要点烟火气呀！

 

---

 

不要说摆地摊low、有损形象，其实现存的各行各业都是从摆地摊着中原是商业形态衍生出来的。

 

就拿金融业来讲，看似离实体经济最远、最为光鲜、高大上，也与摆地摊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是流量为王。所有摆地摊最好的地方，就是在流量最大的地方，金融行业也不过是把钱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中间过一点油水。

 

二是牌照优势。哪里都有搞特权的人，摆地摊经常被城管抓，但是有些摆地摊的人城管来了从来不跑。

 

三是平台优势。有了平台，就有了资质。有人在摆地摊，费劲心思赚吆喝，朝不保夕；有人在三里屯开了优衣库，体系庞大又稳定，但说到底，也就不过都是一个卖货的生意。

 

四是政策影响。城管放松尺度，是放你们一条生路，自己先赚点钱，之后好好守法经营便好，但偏有人贪心不足，还希望多赚再赚，城管就不得不管了。

来源：经典文摘2020

 

故事一

 

　　“我看到有家媒体报道，一个公民要出国旅游，需要填写‘紧急联系人’，他写了他母亲的名字，结果有关部门要求他提供材料，证明‘你妈是你妈’！” 在5月6日的国务院会常务会议上，总理的话音刚落，会场顿时笑声一片。

 

　　“这怎么证明呢？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人家本来是想出去旅游，放松放松，结果呢？”总理说，“这些办事机构到底是出于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还是在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

 

故事二

 

　　仍旧在5月6日的常务会上，总理说，在海南，一位基层优秀工作者参与评选全国劳模时，仅报送材料就需要盖8个章，结果他跑了几天也没盖全，最后还是省领导特批才得到解决。

 

　　“盖完章他当场就哭了。”讲到这儿，总理发问，“老百姓办个事咋就这么难？政府给老百姓办事为啥要设这么多道‘障碍’？”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提出“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他在5月6日的常务会议上进一步阐释说，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时代的政治比较“简”，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就会被后世称为“盛世”。而中国历史上的若干次重大改革，其主线都是“删繁就简”。

 

故事三

 

　　仍旧在这次常务会上，总理说，他不久前在福建考察时，一位台商代表告诉总理，他在大陆营商最大的困难，不是优惠政策不够，而是知识产权得不到足够保护。

 

　　“研究出来一个东西，马上就有人模仿，打官司、找政府，没人给解决！”总理说，“我们现在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政府一些‘该管的事’没有管到位，但对一些‘不该管的事’，手却‘伸得特别长’！”

 

　　总理说，当前，社会上下已形成一个共识：厘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简政放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同时，民众也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监管”和“服务”要求。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对老百姓负责的事情，就是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责！”

 

故事四

 

　　在4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说，他此前在某省考察水利工程建设时，询问当地负责人，为什么钱拨下去了、地也批了，却迟迟不开工？对方无奈地说，开工前需要几十项评估，“没有一两年根本下不来”。

 

　　“他给我解释了一下，有环境影响评价（环评）、水影响评价（水评）、能源评估（能评）、安全评价（安评）、交通影响评价（交评）、地质灾害评估（灾评）、地震安全性评价（震评）、文物影响评估（文评）、雷击风险评估（雷评），还有气象评估（气评）……”总理一口气列举了一长串各类评估，会场顿时笑声一片。

 

　　“我到一些地方考察，有些企业反映，现在表面看起来审批项目是简化了，但真要办事，还需要经过层层的中介服务。有些中介机构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市场的鞭子，收着企业的票子！”

 

故事五

 

　　4月17日在北京调研金融机构时，总理的原话：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喊了很多年了，最近几年呼声尤其高。刚才考察商业银行看，贷款利率普遍在6%以上。可多方面调查的数据表明，企业利润目前平均只有5%，扣除财务费用之后不就成负增长的了吗？

 

　　实体经济垮了金融怎么支撑？企业融资成本下不来，将会严重影响就业、创业，金融企业最后也会受到冲击。

 

　　有的银行收费项目消减了仍有20多项。你们想想，一个企业去贷款，你设置那么多的收费项目，有几十项，名目繁多，还搞不太懂，而且收费项目中间的运作空间又大，许多收费又不规范。所以为什么从统计上看融资成本下降了，企业却老觉得没下降？因为他们的成本不仅是贷款利率，费的成本也算进去了。

 

　　你们研究一下，还有没有改的余地？有没有能够再减再并的？能不收的要尽量免收！

 

故事六

 

　　“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难道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在4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说。

 

　　此前，有关部门汇报时说，国务院常务会议几项已经确定的政策，之所以迟迟没有“落地”，是因为文件起草完成后，一直按照流程在相关部门等着“会签”。

 

　　“这不是耽误时间吗？”总理立刻打断他的话说，“当时你们部长们都来开会了，会上都没有不同意见，现在难道还需要几个处长来‘把关’……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这不是闹笑话吗？”

 

　　6天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当场明确了一个文件运转流程“新制度”：常务会通过的文件，如果由部门联合印发，7天内必须下发；如果由国务院印发，没有重大修改意见的7天以内必须下发，需要协调修改的10天之内必须下发。

 

　　“常务会通过的文件，在哪个环节有拖着、卡着的现象，一定要就地消除！”总理说，“要坚决打破原来的规矩，不能让文件再在处长、司长那里一层一层地‘画圈’了！”

 

故事七

 

　　“现在很多人，到什么地方先问‘有没有WiFi’，就是因为我们的流量费太高了！”在4月14日的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总理说。

 

　　当听到网易董事局主席丁磊说，现在手机的流量费很贵，1G就要70元。总理当即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可以研究如何把流量费降下来，“薄利多销”。“我之前就说过，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之落后，我们自己都很难想象！”

 

　　当中兴董事长侯为贵接话说：“您说得很对，我们和日本、韩国、欧美的带宽还差很多。”

 

　　“岂止是这几个国家啊！”总理说，“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评估，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在80位以后。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带宽，这方面我们的潜力很大，空间也很大。”

 

故事八

 

　　在4月14日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总理说：“我们的‘工具箱’里还有不少政策工具，而最大的工具就是‘改革’。你们刚才讲到，就连东部地区的一些企业，50%的时间在干事创业，50%的时间则在和政府磨嘴皮子、甚至跑断腿。所以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基础上，着力促改革、调结构，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

 

　　总理赞叹道，中国的老百姓勤劳又有智慧，只要给他们充分的空间，就能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这也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政府要放手让他们去闯去创，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当然，简政放权不是一放了之，还要放管结合。企业希望有公平的市场环境，政府就应该当好裁判员，这样才会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故事九

 

　　4月10日，总理考察北车集团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工人们打出“感谢超级推销员”的字牌，向总理致谢。

 

　　公司负责人介绍说，得益于海外市场的拓展，企业目前发展势头良好，海外订单和利润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他对总理说：“您是我们的‘超级推销员’，我们都把您看成北车的一员！”

 

　　总理笑着说：“我为中国装备‘站台’，希望你们也给国家‘撑台’，要有过硬的质量和良好的售后服务，打造永不褪色的‘金名片’！”

 

故事十

 

　　4月10日，在长春召开的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总理说：“我在东北工作过，算是半个东北人，讲话也就不客气了：你们的各项数据的确让我感到‘揪心’啊！”

 

　　他说，去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政策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对于东北三省面临的“确需帮助的困难”，要求有关部门也要出台具体措施予以支持。

 

　　“但现在的问题是，去年批给的土地，70%仍然处于闲置状态!”讲到这里，总理的语气明显加重了，“土地给了，一直闲着;钱下拨了，仍然‘趴’在账上;项目批了，迟迟未见开工!政策再好，不干有什么用?政策千条万条，不干就等于‘白条’!”

 

　　 “振兴东北不能‘等靠要’，而要靠‘闯改创’，要抓住关键问题，主动作为。”总理说，“对于不干事不作为的，要抓一些典型案例，坚决问责，从严治理!”

 

　　“我们国家还有许许多多只为一天多挣30多块、抛家别子的农民工兄弟。这个庞大的群体不仅西部有，东部也有。”总理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有最起码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观念。多想想百姓疾苦，少盘算点个人得失；工作中少点空话套话，多点真抓实干的劲头，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干点事!”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