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事要记 日拱一卒

兔主席 20210821

 

 

许多人视以为理所当然的底层逻辑

 

许多企业界、投资界及知识界的朋友对当下的政治政策高呼看不懂。一是认为和前些年有很大的调整，不知道背后的逻辑所在；二是不知道这个调整意味着什么。边界在哪里，走向何方。比方说，“共同富裕”是不是等于平均主义、大锅饭；现在的产业政策导向和对资本及平台的限制是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了，甚至民营企业在新时代里是什么位置，等等。

 

资本市场在探讨如何重构底层逻辑及估值逻辑。业界的朋友，有的比较乐观，有的中性、观望，有的则比较悲观。他们的态度和他们所处的行业、创业体验、自己的经验与价值观都有关系。

 

其实很多人还是因为对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及沿革的不了解，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享受了舒适空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国内外精英建构了一个新的逻辑用以解释中国的政治政策。

 

1、现在是冷战后的“后意识形态”时代了；再加上建国后几十年的艰难历程，中国共产党及政府现在已经放弃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2、民众亦不再相信马列主义导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宏大叙事，并出现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真空”；

 

3、在新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亟需寻找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这个合法性基础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经济增长（解决对内问题），二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解决对外问题）。这两个部分又是相关联的，如果中国经济强大了，会引发人民的骄傲感，也可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4、而其中最核心的还是经济增长。但这个逻辑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必须保证每年有一个较高的绝对增长幅度，如果达不到这个增长幅度，就会出现社会稳定问题（具体的数字，这些年一直有调整，譬如从预期的8%逐步下调到6%乃至更低，等等）；

 

5、这个逻辑还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诉求是绝对的、压倒性的：为此，中国政府可以并且愿意部分牺牲其他长期主义导向的考量。他们逻辑的基本假设：

 

1）牺牲经济结构及增长的质量（特别是借用一些能够短暂刺激经济的产业，例如房地产住宅开发销售）

 

2）牺牲一些社会公平与正义：很多人真的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里的“先”字只是一个基于政治考虑的委婉措辞，核心是“让少部分人能够富起来”

 

3）容忍一些治理问题（譬如，政府为了激励庞大的官僚体系，可能不得不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

 

4）牺牲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的自洽性：社会主义只是个表面说法。中国共产党/政府是愿意维护企业家/资方的利益的（pro-capital），不会真的大规模推行有助于劳工及普通民众的左翼政策以打击企业家/资方的积极性

 

5）为了寻求发展而牺牲环境质量

 

6）牺牲地缘政治——主要在中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上做出适度的让步（“韬光养晦”）

 

6、这个逻辑，本质上认为中国党/政府“短期主义”的，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执政地位很不确定，很薄弱的，始终需要短期主义的去看问题，唯一确定的就是保GDP。为了保GDP，可以牺牲其他的；

 

7、如此一来，GDP就是体制内的最高的业绩及KPI（“唯GDP主义”），官员的选拔及晋升体系都是围绕GDP开展的；党/政府依靠GDP增长维持执政基础；官员则依靠实现的GDP增长在体制内晋升；在发展GDP问题上，政商可以取得利益一致；

 

8、通过政商利益与目标的全面绑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建一个政商联合体，执政中国。他们认为，一方面，官方话语里提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时代产物下的政治辞令与权宜，实际上就是在搞与西方本质相同的资本主义；第二，中国会越来越接近于西方，接近于美国。中国共产党最后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并在天平的两端倾向于企业家/资方的利益的；

 

9、在这个环境下，市场的力量一定会越来越大；企业家/资方的利益会越来越大；寻求GDP增长的中国党/政府会越来越难以摆脱其影响；中国可能会保持完全独立的政治制度，但在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上一定会越来越像美国。

 

在1980年代经历改革破冰，在1990~2000年代经历创业事业中兴的60后、70后里，有许多的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这是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的成功经验，也是他们理解中国的底层逻辑与根本“模型”。

 

过去的十年里，这一被看作理所当然的底层逻辑被“加速度”打破。许多人突然感到很困惑，高呼看不懂。

 

 

建国以来的三大历史时期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体制内的机关单位都在搞党史教育，学习“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官方话语：“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下面是笔者自己的心得体会，诠释也不一定官方话语，是给体制外/国外人士看的（也适用于体制内，希望看到民间诠释版本的读者）。

 

今天——站在2021年这个时点，我们比较清楚的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可以分成三大阶段。

 

1、“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8）：毛模式 vs 苏联模式

 

“第一个三十年呼应党史教育“四史”里的“新中国史”，1949~1978。

 

这段时期的中国，处在经济建设的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经历二十八年的艰苦创业，获取了“天下”，从革命走向建设，开始尝试摸索、实践一条能够发展中国经济、复兴民族的道路。现在的官方表述，这段时期是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曲折发展”的时期，因为这段时期走了许多的弯路。对这段历史，官方也秉承辩证法的思维传统，要从“反的方面”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从不好的事情中看到好的方面，在危中看到机，把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这个我在下一小节再讨论。

 

这段时期，笔者的理解是毛泽东的模式（“毛模式”） vs 苏联模式。分歧从高饶事件就开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断地升级：从“三面红旗”、社教运动到文化革命。这段时期的所有政治矛盾都可以导向对发展模式的争议。

 

其中有两派。

 

第一派是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应当大致遵循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代表人物是当时所有的实践派，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总体上，他们都在既有的苏联模式基础上寻求构建中国的计划经济，在此基础上可以有一些调整与出入，但总体还是要以苏联模式为大的蓝本和框架。

 

且看当时的苏联，打败了纳粹德国，把红旗插到了柏林，影响势力覆盖整个东欧，辐射世界，成为叫板美国的超级强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人们相信苏联/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可以复制。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的开始，苏联的经济模式也被认可。被认为是验证成功的。由于苏联打败了纳粹德国，使得苏联的经济模式的成功比十月革命（一场在圣彼得堡发动的政变）更具信服力和说服力，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在各国广泛、效仿推广的道路与模式。彼时，刚刚由革命进入建设年代，对经济发展尚不熟悉的老革命家们出于安全考虑，当然会选择苏联模式。

 

第二个模式是毛泽东的模式（“毛模式”）。“毛模式”更加的激进、更加的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沿袭革命年代的革命浪漫主义），更加相信共享生产资料及协作生产的力量、更加的相信群众的力量（而非官僚/机构的力量）、更加相信精神激励的力量，更加不循规蹈矩，具有颠覆性、反叛性甚至离经叛道。同时，毛泽东也希望探索、验证一条与苏联不同的模式，并证明这条模式不但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甚至可能优于苏联模式。

 

在历史上，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及国际派是有“恩恩怨怨”的。他一直在推行一条与中国国情深度结合但又与苏联经验全然不同的模式。他依托农民，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了成功。自大革命以来，一次又一次，无数的事件都一再说明，苏联/共产国际模式与指导是离地的。中国有特殊的文化与国情，必须遵照中国的特殊国情制定相应的革命策略。脱离中国实务就是教条主义，只会把中国的革命引向歧途与失败。

 

其实，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先知先觉，是党内最早发现这一点的：革命不能靠外国人扶持的，无论是组织、路线还是资源，革命必须得依靠本国人自己的努力，完成自己的事业。陈独秀老早发现了问题，但却没能给出解决方案。而从不循规蹈矩、深谙中国国情、深入了解中国基层的毛泽东最终给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案，并领导革命最终实现成功。

 

毛泽东的理念最终被提炼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成为“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指导思想。他带着这样的独特成功经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然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也要秉承与革命阶段同样的逻辑：

 

一是要考虑到中国国情与苏联的不同，一定要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

 

二是要相信，一定会存在这样的中国道路。

 

也由于有了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毛泽东认为不再需要刻板地跟从苏联经验，完全可以并应当依靠自己给予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及经验直觉，提出中国式的解决方案，攻克中国的新难题，并最终证明中国道路的成功。

 

革命时期，毛泽东向斯大林证明了自己路线的成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自也希望开辟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在新的“赛道”证明中国（并证明自己）。

 

三是不但要有中国自己的道路，还要证明中国道路是更快、更好的。只有遵循了中国自己的道路，才可以为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里取得更高的认可，获得更高的地位，从而影响其他国家，为人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做出贡献。

 

中国革命的成功，也使得毛泽东认为同样的经验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绝对不脱离中国实践。他还会认为，简单的追随苏联经验，与革命年代一些同志犯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会被自己的历史成功经验所影响。我们在创业企业家里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他们过去每一点成功，每一个判断的“被印证”，都会汇聚积累成他们的体验、经验，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他们很容易因此陷入“成功的陷阱”，即过度相信过去的经验，不能与时俱进，从而做出重要的错判。

 

实践证明他是错误的。但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创造了如此之巨的契机，使得就经济发展路径的反思与调整在他身后方得以进行。

 

头三十十年，也就变成了党史上“艰辛探索”、“曲折发展”的三十年。

 

笔者以为，前三十年可以被简单理解为毛泽东模式 vs 苏联模式。毛泽东的模式最终被放弃——他所推动的持续政治运动使得和平年代的人们对这种模式产生了厌倦。“阶级斗争为纲”也脱离了中国的传统伦理与社会实践，终究是与中国现实伦理违和。但归根结底，人民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

 

彼时，苏联模式未被摒弃，因为苏联仍然是当时的世界超级强国。它的模式并未被证伪，还将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范式角逐”里扮演积极角色。只有当苏联解体、进入九十年代后，在邓小平的领导和驱动下，我们才得以把“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执搁置一边，进入新的阶段。

 

 

（未完待续）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E0L5eAS6-BejuLPzH-oFoA

 

 

兔主席 20210820

 

 

这两天的一个大事是，中央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推动共同富裕问题。这个会议首次系统性的阐述、说明了“共同富裕”的内涵。而相关的提法，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新时代以来的许多政策——包括过去一年多密集出台的各种政策与举措。

 

接下来一两篇文章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逻辑，就是漫谈，随便聊聊。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一段时间以来，各种政策频出。最近几个月，我也一直有与体制内外的朋友交流，包括一些外国友人。很多人表示对当前中国的政治政策看不懂。我亦尝试结合自己的理解，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去跟他们说明。

 

以下就是一些漫谈。笔者尝试用非官方的口径与角度介绍一下党的政治及沿革。

 

 

一

 

身边不少人对“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没有什么思想准备，不知道它具体所指什么、意味着什么。所以，中央需要出来再诠释一下，讲讲未来我们国家要做什么。主要自90年代末至2010年代初，中国一直在推动市场经济，有许多扶持资本的政策。人们甚至已经习惯于认为中国的执政党是pro-capital的，即在劳与资之间，更加偏向资，认为共产党所关心的KPI就是GDP/增长。只要GDP能够持续增长，饼能够持续做大，它的政治政策目标就达到了。它对社会分配是否公平并没有特别强的诉求。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完全错误的认识。其实现在在发生的事情也不复杂，就是各方都回到本原。在今天这个历史发展阶段，共产党认为自己可以回到初心再出发了。外界也应该看到，党在做这样的再调整、再平衡、再定向、再出发。

 

其实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价值是不应该有误解的。它是共产党啊。放在国际的政治光谱下是极容易理解的：它所传承政治谱系来自西方的“左翼政治”（left-wing politics），它的核心诉求是通过保证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与福祉，实现社会正义。它希望在可能范围内照顾最广大范围人群的利益，但也是有基本盘的（“primary constituency”）。它的基本盘就是中国社会的中低层和相对弱势群体。

 

全世界每个政党也都有自己的基本盘。如果我们看西方选举政治/代议民主，几乎所有的主流政党都会声称他们是代表或者能够促进中低层利益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主张，是不可能获得大多数人的选票支持的。然而，鲜有哪个主流政党和政客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最终都和精英群体绑定在一起，无法照顾中低层民众的利益。结果，人们不再相信主流政党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不再相信精英政治，并在过去几年催生了英国的脱欧、美国的特朗普和许多欧洲国家的右翼民粹政治。

二

 

许多本来根本不关心政治的人现在发现，不得不仔细关心政治了。要重新审视中国的执政党。

 

问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和目标到底是什么？

在新时代话语体系里常用的概念——“初心”和“使命”，已经做了概述：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可以分解一下：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对内”的，解决的是国内问题。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对外”的，解决的是国际问题。

在新时代里，还有一些更大的愿景被提了出来，譬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前述初心和使命的一个延展。但同时也要看到，它在理念上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及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之国际主义传统又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党有个传统，是区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在1922年中共二大里就提出来了：

 

“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在最低纲领实现之后，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

 

最低纲领，翻译一下，就是“小目标”（虽然它的目标并不小），指是眼下的、现世的目标，会根据现实情况动态进行调整。

 

党的最高纲领就是“大目标”，代表最高理想的远期最高目标。对这个目标的表述始终是，实现共产主义。此外，党的理论传统是运用辩证法解释事物，因此会从逻辑上再进一步解释，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又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

 

但过去一百年，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冷战结束，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后意识形态”年代。如何理解？即二十世纪初欧洲盛行并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全能型、宏大叙事型、目的论型、干预型的政治意识形态全面式微。取而代之的政治，无论是主流自由主义，还是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都不再有宏大叙事，不打算再由政府、政治、公权力主导积极构建什么东西，不再设想去翻天覆地的改变人类社会。笔者喜欢用的词是“世俗化”。

 

此外，还有一些更传统的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即宗教类（譬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福音派基督教），以及民族主义。

 

中国也是受到这个大趋势的影响的。我们的政治话语也变得更加“去意识形态化”了，更加“去理论化”和“去形而上化”了，更加“世俗”了，更加贴近现世生活了。

 

所以也就有了更易让普通人理解并产生共鸣、更加朴素的“初心”和“使命”。

 

尽管可能不完全准确，但我们可以这样去大胆的理解，现在说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以及“两个一百年”目标），有点类似于“最低纲领”、“小目标”。它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能够实现的现世目标。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价值，也是一种“大目标”，有点像最高纲领了。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概念是否就这么定下来了，还是说存在进一步演进的可能性，但核心要义是，“大目标”需要超越中国国家，为人类社会提供某种愿景、理想及政治文明形态及解决方案。

 

“为民族谋复兴与为人民谋福利”的“初心”和“使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辩证统一的：中国实现了繁荣富强，对世界和平发展又是有推动的，并通过贡献新的政治文明形态，为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小目标会帮助促进大目标。

 

现在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说“共产主义”，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在以当代西方政治文明为主导的国际社会里，许多国家对“共产主义”有偏见和恐惧。这时有必要提出一个在国际上更容易被理解、更易被包容、更易被接纳的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述是非政治的，说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与福祉，比较有“温度”，能够唤起人们的共鸣与共识，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提法。另外，共产主义仍然是可以作为一个更远期的目标（人类的“千年大计”）存在，没有提及共产主义，并不是否定共产主义。

 

 

三

 

同时，党时不时还会在理论上探讨“共产主义”的问题，以厘清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政治秩序中的的位置。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是这样的：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读一读这个誓词会发现，它基本完全保留了革命斗争年代的特征，可直接向前追溯到1920年代。其中的“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样的表述，都有极强的时代烙印，感觉就是在地下参加革命，随时可能被捕牺牲。虽然它距离现世已经非常遥远，但作为一种政治传承和基因留存下来了。笔者以为，尽管重温入党誓词仍然是党组织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且经常发生的内容。但不少后代是不了解这些誓词背后的历史语境的。

 

笔者认为，共产主义这个概念、这个信仰，确实是党革命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个概念的存在，共产党的创业历程可能不会成功。

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一个革命运动，都需要吸引不同的人群加入。党在创立初期时，就是不同人的组合。他们加入的动机是有所差异的。

第一批人是许多家庭条件还不错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出身自小资产阶级家庭，或者地主、富农家庭，甚至还有名门之后。他们大多有很强的爱国信念与救国意愿，希望看到中华民族的富强与复兴。从五四一直到抗战开始后，加入革命的青年大多认为共产党就是反帝反殖反外敌侵略的最好的政治平台与组织。其次，他们也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向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伟大的愿景及极富有吸引力的理论工具。

 

第二批人是对社会不公有切身体验，希望投身到改造社会的事业里，构建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中国。最初，许多人参加革命的动机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但在参加革命后，又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熏陶，使得他们原本朴素的政治经济诉求在理论上和精神上都得到了进一步升华。这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群体，就是赣闽湘等老中央苏区的青年，其中相当大比例者又是客籍人。客籍人有特别强的抗争传统，希望改变旧的秩序，建立一个更加理想的社会。这个群体数量很大，是中国革命的火种。他们在苏区加入革命，构成红军的骨干，并一路参加长征。实际上，中国的工农武装割据也是从他们开始的——这可以追溯到最早在井冈山当“山大王”的客籍枭雄王佐与袁文才（如果再向前追溯半个多世纪，我们会发现客籍人推动了之前另一个惊天动地的运动——太平天国运动）

最后，我们还可以发现，第一批人、第二批人两个群体在党创立最初期其实就有所交集——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后来叛党）、叶剑英、叶挺、邓小平等等都是……这个单子可以不断地拉下去。

在那个时候，这些革命者就已经在他们自己身上找到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

 

 

四

 

我们再回去看看中国党最初的理念与愿景。最早的创立者们都成长自中国社会，受中国文化熏陶，受到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理想影响。在那个亟待为救国寻找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持的年代，他们受到了近代西方左翼政治理论的影响。在比较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后，他们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中国有句老话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我们非要说“体”和“用”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及许多朴素道德观及传统政治秩序有点类似于“体”；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就有点类似于“用”，它通过若干次“中国化”后实现了“飞跃”，在中国的土地上发挥作用。

但高度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在中国党创业历史上史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的：没有这种主义，这个革命运动可能就不会成功。在很长一段时间，共产主义都是带有极强精神激励作用的。它把一些本来朴素的愿景和理念给理论化了、科学化了、升华了，神圣化了，变成了非常宏大的叙事，变成了一种有极强精神的价值观，变成了一种究极信仰，一种思想上的尖锐武器。还原到那个年代（将近一个世纪之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主义”一定比“三民主义”及其它看上去缺乏深度、彼此类似的救国理论更有吸引力、更有感染力。这不仅仅因为苏联革命的成功，更因为它有宏大的叙事、强大的价值观导向及科学的维度。

 

最近我也去参观了一些党史纪念馆，去看党史上一些英勇就义的烈士，他们临终前的宣言。这些烈士很多也是知识分子背景出身。他们之所以能够不背叛事业，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也是因为信仰的力量。笔者以为，当时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带来的信仰的话，可能就找不出这股激励力量，很多人可能在革命中途可能就放弃了。如此，中国党的革命事业未必能够成功。

 

今天许多人是把政治庸俗化、利益化的。他们认为凡是政治，都是利益分配的工具，而利益分配最后又会变成权力斗争。他们习惯用权力、利益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如果这样，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理解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骨子里是一个有强烈使命感的价值观驱动的政治组织。这并不难理解，比方说，它所说的“初心”和“使命”，就是我们在商业环境里常说的企业的愿景vision，使命mission、价值value。我们是谁，我们相信什么，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做什么。我们是价值驱动的、信念驱动的。一个伟大的企业是能够把其价值、理念完全在制度、实践及员工身上“内化”的，并升华成为企业基因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文化，并且不以某个人的退休或离开而改变。企业家及企业管理者始终在努力建立这样的基因。而投资者、雇员、消费者也都在努力寻找这样的公司。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从一开始就是强价值观、强信念驱动的。它又极度重视自己的组织建设及文化传承，那么毫无疑问可以把这些东西流传下来。

今天共产党以浓重的笔墨重提出共同富裕，其实就是回到初心。再定向、再调整后就会再出发。

下一篇漫谈，我们聊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的一些发展脉络。

 

（未完待续）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ATJk50enX01xAI8KwZ2WNA

 

兔主席 20210910

今天聊一聊“共同富裕”概念的提出。

一、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受到欢迎：共同富裕与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共同富裕，先引一段习总书记的讲话。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态。

——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习总书记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价值（“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在这段讲话里，他将现当代中国通过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所希望实现的政治目标与传统价值联系起来了。

其实，一个非常简单但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受到欢迎，在一百年前被一群爱国志士视为拯救中国的手段？——正因为它契合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理念及愿景，在中国是一种人人都能感知和认同的普适价值。近代从李自成到太平天国，大多起义与革命都有均田均富的主张，藉此获取大众的支持。

但在一百年前，很多青年爱国者对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是持批判态度的，不希望回归过去，而希望在西方（或东瀛）找到拯救中国的新的药方。

马列主义是来自发达的西方文明，其既有复杂精妙的理论支持，又有在俄国的革命实践，因此尤其能让人信服。一个世纪之前的青年们，通过这个当时前卫的舶来理论，为一些朴素的传统信仰与理念找到了新的支撑与发展。

当时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纲领”是“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也得到国人的响应。其中“民生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socialism）——应该是为了便于宣传、通俗易懂，再要靠上一个“民”字，就译为“民生”。民生解决的正是老百姓的生计和福祉问题。在之后的二十年，伴随俄国革命的成功，共产主义学说的兴起，以及孙中山的联俄容共，他对民生主义又再做过诠释：“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非但不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显然，这是希望通过概念上进一步靠近共产主义，获取中国进步左翼及大众对民生主义的支持。

可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对中国大众是有先天吸引力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理念能够在中国成功，因为它契合中国的一些传统理念与精神。

二、对共同富裕的定义、理解

究竟何为“共同富裕”？其实是缺乏清晰的定义的。

中国古代有“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怕穷，就怕不均等，有的人富了，有的人没富。如果这样，就觉得不公平。这是一种均富的思想，均富所要追求的是经济结果的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其与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或者基本权利的平等，都是不同的。

在西方政治光谱里，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经济结果的绝对意义上的平等，属于非常“左”的主张，处在政治光谱的最左端。这个最左端，支持者寥寥，因为它违反人的直觉：有的人勤劳、刻苦、努力，难道就不应该获取多一些么？还有的人懒惰、不努力，相当寄生虫，为什么大家的经济结果要一样？如此一来如何奖励勤劳的人？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笔者以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并非完全追求结果平等——如果所有人都能达到一定的基本水平，即便不求所有人都非常的富裕，但都过得相当不错，可以满足生活各种所需，那也可以。所以，这个理念追求的应该仍然是“相对均富”，而不是“绝对均富”。

“相对均富”即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大家都能达到一定的绝对富裕水平；二是社会的基尼系数也不要太高：不要两极分化、头部和底部落差太大。满足此两条，就是“共同富裕”。

但只要第一个条件满足得好，大家的绝对富裕水平都很高，第二条的压力也就小了。我举个例子：那些非常殷实的大城市上层中产（upper middle class）并不会特别羡慕收入更高的人群（譬如企业家和明星）。财富超过一定数量后就是“数字”了，额外的财富对提升人的幸福是有边际递减效应的，到了一定量级，再多的财富可能也不能使一个人更加快乐。

在2021年这个时点，大多数人所能理解、接受并认同的“共同富裕”，应该就是上述这个“相对均富”的概念，但肯定不是“绝对均富”。今天，那些对“共同富裕”概念表示不理解或担忧的人，主要担心这是否是在主张“绝对均富”。

笔者的理解，邓小平时代所提出来的“共同富裕”概念，就是一个“相对均富”的概念，不是“绝对均富”。

如果硬要把“共同”和“富裕”拆成两个概念，那么先富裕，后共同。

     

同时要看到，即便是，“相对均富”，也会有一个所谓的程度问题：即在大多数人相对富裕的情况下，社会还能够容忍多大程度的不均等。对不均等容忍度越低，越希望所有人富裕水平接近，是为越“左”；容忍度越高，可以容许富人之间再拉开一些距离，是为越“右”。

中国社会的文化是，一方面注重“大同”，但一方面又鼓励个人奋斗，相信人需为自己的成功或失败负责，而厌恶懒惰、寄生。这就使得“福利主义”在中国没有市场（这点，中国和美国颇有相似之处）。所以，中国人其实能够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均等。

三、对共同富裕理念的追溯

先说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一直以来，“共产主义”被认为处在西方政治光谱的最左端。

其实主要来源于理论与实践的偏差。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的愿景是，在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下（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社会上的所有劳动者将共同掌握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并进行生产。这也是劳动者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为自己（而非资本家或其他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如此一来，他们也将共同享有生产资料所产生的劳动果实。同时，在共产主义之下，生产力应该是极度发达的，物质极大丰富，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所需（按需分配）。

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就可以实现“共同富裕”了。共产主义的“共同富裕”，按照笔者理解，是一个在绝对高水平下的绝对均富。

但这个距离现实世界很远。共产主义革命与理论是有出入的。理论相信历史是线性发展的，共产主义最终会到来，是时代的大潮，不可避免，但不会强调个人及团队在特定时期里发挥的作用。理论也无法预测生产力究竟什么时候足够发达了，应该去推动生产关系的转变了。

革命政治是不同的，要解决的是现实的社会不公的问题，不能等待一个抽象理念（“共产主义一定会到来，但是几百年上千年的事情，和我们这一代人没关系”）。革命政治更加相信在特定的时代下，个人与团体的理论。革命政治亦更加相信，即便没有任何其他因素的变化（譬如没有科技的发展），仅仅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就可以释放生产力。而马克思所采的辩证法的特征就是“正说反说”，为这种可能性也提供了依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反过来生产关系又可以影响生产力，发生反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更多的旨在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合作化/集体化），改变生产力。

但实际上，改变生产关系并不一定能促进生产力，反而有可能削弱生产力，导致没有进入共同富裕，反而进入共同贫穷。

现在为“共同富裕”溯源的时候，除了马克思以外，一般都会尝试追溯到毛泽东主席。但毛主席其实很少讲“富裕”这个概念。富裕往往和富裕农民（富农）联系起来，在当时的话语体系里，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概念。所以，为了和毛主席联系上，就找到了五十年代他的一些讲话和文章，譬如1955年会见工商界人士的讲话，以及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文章。但仔细一看，他当时所讲的，和邓小平时代的“共同富裕”并非一个概念。

“我们要使全国大为发展大为富强，我国是大国，但不富强。飞机大炮都不能自己造，谈不上繁荣富强，但按照我们计划办事，可以富强。这是大家的富，大家的强。”

——在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1955年）毛泽东

这一段时常会被引用。但可以看出，毛主席侧重讲的是国家的富强。国家总体的富强，和每个个人的富裕，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每个人看到国家富强这个字眼，大概也会有点“间接感”：我们作为爱国公民，当然都祝福国家的富强，没有国家的富强，可能不会有我们大多数人的富裕（是“必要条件”）。但国家富强也不一定就能解决我们个人的富裕问题（不是“充分条件”）。个人的问题还要靠个人解决。

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观，而非放在社会或公民层面。与“富强”这个词对应的一个通用成语是“国富民强”。虽然历史上也有民富国强的说法，如：

“《吴越春秋》：越王内实府库，垦其田畴，民富国强，安道泰”。

“民”置在“国”之前。但这是少数。有尝试用“互文”修辞解释该等表述的，即无论国富民强还是民富国强，都是指民和国的富与强。但按照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与文化，还是要让民让渡予国，个人对集体做让渡和牺牲的。所以，富强终归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看到这个词，不会有联系自我的太强感觉。

下面我们看看，另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毛主席关于“首次提出‘共同富裕’”概念之说法。我提供了上下文，并将“共同富裕”黑体标黄。

“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收录于《毛选》第五卷）

这里，毛主席首次使用了“共同富裕”四个字，但理念与邓小平时代是不同的。他将富农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与共同富裕对立起来，认为需要在农村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的合作化/集体化），通过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掌握在农民集体手里，以实现共同富裕。这种理念，源自苏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践的做法：专注于改变生产关系，认为仅靠改变生产关系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加速释放生产力，创造更大的物质/经济产出，并让所有劳动者处于一个更高的生产与收入均值（数学公式：在社会主义改造后，人均生产产出及收入中位数应当均大于社会主义改造前）。

退一步，哪怕生产力没有得到极大释放，总产出并没有提高，但仅仅由于人们收入更加均等，不公的恶现象得到铲除，就算达到了重要目的。

在农村问题上，苏联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还有其他一些不同。苏联体制不尊重农民，认为农业总体是落后的经济，希望通过农业集体化及“工农业剪刀差”，，用农业经济支持工业的发展。毛泽东则不同，作为农家子弟，对农村问题有极大的关注，希望解决不公问题；认为解决农民/农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经济发展的关键，中国在经济模式上也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个有别于苏联的道路。

但无论如何，毛泽东希望解决的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各种弊病：土豪劣绅问题，下中农面对的不公问题。生产力未必就能够实现飞跃，但至少扫除恶现象，让大多数人能够过上一个比较好的日子。

在政治光谱上，毛泽东所指的“共同富裕”，较今时人们所理解的同一概念，要更加的“左”。在“共同”与“富裕”两个字眼上，他更强调的是“共同”，这是第一目标。

当然“富裕”也是要大力追求的目标：农业集体化有可能发挥人的各种主观能动精神，帮助全面释放生产力，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这是改革者乐见的结果。戎马一生，掌握天下，自然希望在晚年实现青年时的愿景，服用一剂能够解救中国的药方。

而即便使用同样的概念，内涵也是可以有不同，有演进和发展。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就“共同富裕”这个概念，如果说邓小平是“先富裕，后共同”，则毛主席是“先共同，后富裕”。侧重不同，过程和手段也不同。

官方话语里，将“共同富裕”追溯至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与理念、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提法，也都是为了维护和尊重中国党的政治秩序与传统，非常必要，但外人又未必读得懂。

这也是笔者写作的原因。

（未完待续）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1fyPkbAzplg14T0xIB07AQ

 

 

兔主席 20210917

 

 

前面做了好几篇文章的铺垫。今天终于重温一下“第二个30年”里的核心人物——小平同志提出的“共同富裕”了。

 

处在2020年代的人，会觉得1980-1990年代非常久远了，对那时领导人的讲话，那时的政治政策，是陌生的。但如果是那个时代在体制内成长起来的干部，是充分受到这些思想和理论的洗礼的。

 

首先重温一下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这是在改革开放摸索了十多年后，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里提出来的。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其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任务、手段、方式；“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目的，也是一切的合法性基础。

 

读党史的人会总结说，这一理论发展也是有个过程的——

 

1980年：“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这里，第一次探究了何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问题）

1984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明确把贫穷排除在外。在“第一个30年”里，曾经一度主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富裕、追求物质与腐朽甚至堕落联系在一起，定为右的倾向，属于政治不正确）

 

1987年：“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生产力” （在第一个30年后半段，这种思想属于“唯生产力论”，都是右的思想）

1991年：“我们搞改革开放，……没有丢掉马克思，……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把马克思、社会主义与发展经济联系在一起，当时是需要突破意识形态束缚的，属于改革开放本身的一部分）

然后才到1992年初的南方讲话——“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本系列上篇文章写过，在“第二个30年”里，邓小平等领导人追求的是先把经济搞上去，先把蛋糕做大，让一部分地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去拉动其他人，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概念，但我们仅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的这句话，似乎看不到一个循序渐进、“先富裕、后共同”的概念：它似乎只告诉你，社会主义最终就要实现共同富裕，但没有告诉你过程如何实现。

 

但中国的政治用语是很考究的：共同富裕之前有“最终”两字。这两字十分关键：它说明，该目标并不一定能在短期内达成，要有一个过程的。

 

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突破思想束缚、改革开放、大胆采用发达市场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渐进主义）、猫论（实用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是方法论。过程中，要守住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底线，同时始终要避免脱离群众（维护政治基本盘）。

 

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都仅是手段。如果我们的政治政策只讨论方法、手段，不去讨论目标和终局，那就有问题了：发展经济究竟是为了什么？社会最终要发展成一个什么形态？其与中国党的政治价值与理念是个什么关系？这是绕不开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政策的合法性问题、根本存在问题。

 

本系列前文也提及，在意识形态底线思维上，邓小平一代领导人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一个宏观的底线。

 

但更具体而言，我们的经济制度是什么呢？“四项基本原则”里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何为社会主义？也是绕不开的问题。

邓小平一代领导人给出了答案：

 

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

 

中国的执政党是共产党，不要忘记它的初心、左翼政治传承。它在经济领域的核心价值观必然是左翼的，它最终势必会追求左翼政策。这种左翼政策在世界文明里并不鲜见，相反，广见于发达经济体，甚至局部存在于自由市场主义最盛的英美国家——譬如英国的NHS及加拿大的全民医疗。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个30年已经迭代发展为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三个代表”），但它不可能是一个偏向资方、偏向“资产阶级”、大企业、大资本利益、权贵利益的政党。这个是显而易见的。而之所以党能够在“第二个30年”引领实验性的改革开放，根本在于已经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

这个最终目标就是不断完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即共同富裕。

 

这是关乎所有政治政策根本合法性的问题；同时，对于这个有百年历史的左翼传统的政党而言，也是一个根本的存在问题。

现在社会上许多人对“共同富裕”的“再次提出”感到十分的不安。这恰恰说明提出、重温这种理论的必要性。

今天我们就来重温一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看看改革开放的“初心”、“目标”，推进这项事业的根本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读完这些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时代的政策。

以下，斜体部分为引用。

 

 

1、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的生活富裕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级分化。

 

“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1984年6月30日

 

      

2、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

 

3、

 

“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根本矛盾》1985年10月23日

 

 

4、

 

“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1986年1月17日

 

5、

“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

 

《拿事实来说话》1986年3月28日

 

 

6、

 

“对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当时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舆论，以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以为我们这样搞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经过这几年改革的实践，他们慢慢懂得了，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

 

《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1986年4月4日

 

 

7、

 

“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

 

 

8、

 

“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

 

 

9、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

 

 

10、

 

“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

 

《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4月30日）

 

 

11、

 

“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

 

 

12、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笔者注：此即邓小平的南方讲话。这里提到推动共同富裕的时点，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稍微有点早。现在是2021年，我们已经全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不是可以推动共同富裕了？按说已经推后了二十年了。其次，邓小平提到的交税，主要还属于二次分配的范畴。目前看来，仅凭“二次分配”可能不足以解决问题。但强迫缴纳更多的税又可能会从制度上打击一部分人的积极性，那就不妨动员价值观导向为主的“三次分配”）

 

 

上述十二条引用均来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系1980~1990年代邓小平的重要讲话。

今天，不少人会引用邓小平的言论以支持改革，甚至假小平支持制度西化，甚而对新时代的制度提出批评。但是，这种对邓小平的引用是片面的，并没有反映邓小平理论、思想、理念、愿景、价值及主张的真实全貌。这些人要么是不理解邓小平，要么是刻意做了掩盖与曲解。不过，作者以为，还是以对邓小平及党的不理解者居多：否定及脱离“第一个30年”制度的人太多，动力太强，而制度又是指向破旧立新、“二次革命”的，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以为现行政策就是“打左灯朝右转”，“第二个30年”里所有关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措辞都只是“表面文章”，是政治权宜，是不得已为之，实质和潜规则就是要效仿和大搞西式资本主义（确切地说，是1980年代以降的美式原教旨市场主义）。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对邓小平初心和理念的误读，对中国党的不了解。待到时机成熟，一个遵循、奉行初心的领导人就可以回到当时的使命。

本文做了大段对邓小平言论的引用，只希望帮助读者了解当时领导人的初心与使命：他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借鉴和应用是工具式的，市场经济的手段只是目的，但不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他们并不“虚无”，而有明确的愿景和价值导向。他们知道自己希望构建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最终，他们希望建设的是一个共同富裕的中国。

下文，将探讨“第三个30年（或40年）”

 

（未完待续）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NfL6kWytbQ02KHD2Y4dh9Q

刘艳按：老秦的干货长文，如何时刻运用批判性思考原则处理信息，常读常新系列之交易心得二。

 

1

在上一篇中，我其实把自己的金融世界观的基本框架已经完整分享给大家了，亦即是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何看待自己与世界互动的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当然不仅仅适用于金融市场，它们适用于任何行业。

普世性的智慧，用于某个具体的领域，我认为这叫“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往往是攻克某一领域，占领某个细分市场最有效的策略。

然而，大部分人对此并不能深刻理解。他们心心念念执着于某一处细微的方法和工具，试图以此来解决某一领域的重大问题。例如在金融市场，试图通过跟随某一个人或者一个方法来实现持续盈利。这样的过程，是不折不扣的“升维打击”。显然，这是十分困难且事倍功半的事情。

2

 

今天，我同样打算和大家分享我认为对构建我的投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就是：

在金融市场，只有“保持清醒”，时刻运用批判性思考原则处理信息，理解大众但不盲从大众，才能真正取得胜利。

这里面的核心，其实有三个要点：

1）保持清醒；

2）批判性思考；

3）理解大众但不盲从。

事实上，抛开金融市场，以上每一个原则，对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极为适用。它们仍然属于我上面讲到的“普世智慧”的原则，属于“降维打击”的思维工具。

3

 

第一个要点，保持清醒。

这一点在金融市场里尤为重要，因为金融市场交易的基础核心是参与者对未来的预期，它并不直接交易客观事实。

尽管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则重大新闻会对金融资产的价格产生极为重要的脉冲式甚至是永久式的影响，但这个影响的机制，也是通过新闻改变了市场参与者对于未来的预期进而影响价格来完成的。

如果交易的是预期，那么天然地，金融市场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主观谬误。这些谬误一些时候会表现为对未来的过度乐观，一些时候又会表现为过度悲观。更多时候，在两者之间来回摆动。

同时，这些谬误也在不同的参与者身上表现不同。一些时候，少部分投资者认为应该这样，大部分人投资者认为应该那样。如果以资金权重来算，毫无疑问，资金量大的参与者的主观谬误更能左右市场的运动方向。

不管主观谬误以什么形式呈现，参与者始终应该谨记的是：

 

任何一种主观谬误，在某一阶段之后，都必然面临证实和证伪的检验。如果证实，价格动能将维持。如果真伪，价格动能将迅速衰减甚至立即反转。

保持清醒一方面，要从战略上舍弃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

 

亦即，因为任何一种价格运动轨迹背后的驱动力，都是主观合力的结果，因此就不存在任何一个价格对应着绝对的客观事实，进而我们无法从当前价格当中完全反推某种绝对确定性，比如明天股票百分百会涨，债券百分百会跌。

保持清醒的第二层含义，要充分认识到市场价格的脆弱性。

 

亦即，它的运动尽管可能受制于某种强大的合力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很久，但终究这些合力要面临检验。当检验未能通过时，价格动能就会迅速衰减甚至瞬间崩塌，这大概就是索罗斯所言的“反身性”。

保持清醒的第三层含义，要对“主流偏见”保持合理的怀疑态度。

 

主流偏见亦即当下市场交易的核心逻辑，也是价格运动方向背后的主要“推手”。正是因为这些“偏见”的主观性，它们并不也永远不可能等同于未来真正会发生的客观事实。因此，金融市场从来都不会有也永远不可能有“神”。

保持清醒的第四层含义，是养成时刻反思和自我检查的良好习惯。

 

仓位开立之后，可能很快赚钱，也可能过一阵子才赚钱。参与者不可避免会受到价格波动进而带来账面持仓盈亏变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必须接受冷峻而客观的逻辑和事实的检验。不能因为亏钱了就心态崩坏，亦不能因为赚钱了就情绪高昂。两者都是非常不健康的交易情绪，必须完全摒除。

总结起来，在金融市场保持清醒，就是要求投资者必须从战略上认识到市场运行的“主观”性。进而对这种“主观性”至始至终都保持警惕，不追求绝对正确，不盲从主观偏见，对价格趋势本身带有一份温和的怀疑主义，与此同时也不以账面的盈亏来作为检验自己正确与否的参考标准。

4

 

第二个要点，批判性思考。

批判思考这个原则，从我写公众号以来，就反复和读者强调。它用在投资交易当中，是处理信息非常重要的“利器”。

如前所述，一个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他需要持续地接收市场内外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了客观世界发生的事实，比如美洲气候干旱导致大豆减产，也包括了更多的主观世界的观点，比如在一篇讨论中国股市的评论里作者认为股市接下来要大涨。

对于前一类信息，客观世界的信息，总体来说大家的分歧不大。干旱就是干旱，台风就是台风，公司业绩成长50%就是50%。但对于第二类信息的处理，由于思维习惯（我其实更愿意用思维品质）往往就是千差万别了。

我举一个易于理解的例子。

比如最近商品市场上一个热门的品种，玻璃。前一段时间价格连续大涨，最近进入了传统的建材消费旺季“金九银十”。不少研究员的报告里，都根据旺季的逻辑，加上现货价格保持稳定等，认为接下来玻璃消费将保持强劲，结论是价格会维持上涨趋势。

对于一个商品市场的交易员，他看到这样的分析时，如果没有批判性思考的习惯，那么他很容易被以上看似正确的“形式逻辑”所牵制。进而认为结论也没有什么问题，再进而可能开仓做多。

但事实上近期玻璃期货合约自高点已经下跌超过10%，完全不是以上分析的那样。那么问题出在了哪里呢？

首先，一个成熟的交易员面对以上分析的时候，应该批判性地质疑整个分析的

1）数据和事实；

2）推理逻辑；

3）结论。

在数据和事实上，现货价格并不是都保持稳定，部分厂商已经开始调低价格。尽管这是少部分，但并不是一个好的迹象。此外，库存连增三周，也是多头不容忽视的事实。再者，下游需求接货情绪僵持，对当前现货高价排斥。这些都不利于价格进一步上涨，但这些事实在不少看多的分析报告里并未提及。

从推理逻辑来看，更是存在重大瑕疵。金九银十的旺季事实，是否已经提前反映在前期价格的上涨当中（我常说的price in），甚至已经透支？这是看多分析里必须要讨论的问题。离开价格谈逻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九月份1300块每吨的玻璃和九月份1900每吨的玻璃是完全不可比的。

有了以上部分的质疑，自然而然对结论也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以上是批判思考在金融投资交易里的一个简单例证。事实上，在任何领域的投资交易，股票、大宗商品、衍生品、外汇，都极其需要这种批判性的思考过程。

 

交易者必须时刻检视：

1）信息和事实的完备性，核心信息，多空双方的，不能有所遗漏。

2）推理逻辑的准确性，这一步是建立在对相关产业和金融知识扎实的基础之上。

3）结论的正确性，结论正确与否实际上是以上两步的自然延伸。

对于很多非专业的投资者而言，哪怕他们每天与身边人交流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可以锻炼批判思考的机会。

比如还是以上这个例子，在今天（9月14日）玻璃期货合约大幅下跌后，我的学员群里有同学问：

“为什么现货供需没有发生变化，但盘面却出现了大跌？”

这时，一些同学就会先入为主地接受下来以上提问的前提“现货供需没有发生变化”。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察结论。事实的情况是，玻璃现货今天降价的范围和幅度环比扩大了。

因此，市场的参与者在与任何人交流时，都要时刻警惕懒惰思维，先入为主地接受他人的主观观察（甚至一些自己臆测的“事实”）和主观推理过程，看起来可以毫不费力，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总而言之，在投资交易过程当中，保持批判性思考的习惯，养成对信息事实和推理逻辑的适度警惕和质疑，有助于你得出正确概率更高的结论。

5

 

第三个要点，理解大众，但不盲从。

这一点体会事实上是我在19年交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收获。

既然我们反复强调，金融市场是一个主观偏见加总的地方，那么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最有力量的那些参与者的主观谬误决定的。尽管某些机构可能掌握巨量资金，但在某些市场，比如中国作为典型，人数众多的“散户”，往往加总起来成为一股更为重要的左右市场的力量。

 

理解大众的“羊群”逻辑，并适度跟随，是在这样的市场里胜出必须具备的素质。然而，从更长远的生存法则来看，仅仅理解和跟随是绝对不够的。面对金融市场里的大众，优秀的交易员必须同样使用“降维打击”的思路来与大众互动，并保持适度领先。

亦即是，任何时候，我都要思考我的交易对手，绝大部分人他们在思考什么？主流偏见的支撑有哪些事实和逻辑？这些事实和逻辑是否可能隐含某种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何时会坍塌？触发事件是什么？

我自己比较精彩的两个交易应该属于两次G20会议（2018年12月和2019年6月底）前，市场主流偏见对中美领导人会晤都偏悲观，但我在事件之前都做出了多头头寸的交易布局，结果就是主流偏见被证伪。

 

同样的道理，今年的疫情冲击，一开始的普遍恐慌导致中美股市的先后暴跌，而之后全球央行的超级宽松政策又让市场出现一波牛市，这也是主流偏见瞬间坍塌而后快速切换的经典案例。

总之，要与市场亦即大众保持适当距离。不可离得太远，但又不能过于亲密，若即若离是最好的状态。如下这句话我认为适用于任何领域，包括金融投资交易：

高手都懂得驾驭人性。这种“驾驭”包括两个方面：

一，顺他人人性。二、逆自己人性。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mXmQd0jC5UBMt4L-N0ukK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