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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美博弈的历史。

1  二战后的两大经济体系

二战之后，全球形成了两大经济体系——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经济体系与以苏联为首的计划经济体系。两大体系泾渭分明，各自构造了一套独立的经济循环。

中国最初短暂地加入过以苏联为首的计划经济体系，但是1959年中苏交恶，中国被踢出了这个经济体系，成为了世界的孤儿。

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为了拉拢中国对付苏联，将中国纳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经济体系之中。

为了融入这个经济体系，小平同志先后做出了两个最重要的决策——

其一是改革开放，以开放倒逼国内经济体制转型，力求让中国更好地融入自由经济体系之中，参与国际大分工；

其二是韬光养晦。

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自由经济体系一家独大，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小平同志确立了韬光养晦的基调，这个基调一共有28个字——

“冷静应对、稳住脚跟、沉着应付、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当时小平同志制定韬光养晦的战略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改革开放后的深圳

1991年，经历了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发展后，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增长——从1978年GDP 3645亿元增长到1991年GDP 21782亿元，但是如果横向比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非常之大——1991年美国GDP是6.16万亿美元，总量差不多是中国的16倍！人均GDP是中国的73倍！

当时的中国不仅经济底子差，而且在自由经济体系中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经济体系大致是这样分工的——

美国、西欧负责高端制造业，

日本、亚洲四小龙负责中低端制造业；

沙特、澳大利亚负责提供资源；

美国为这个自由经济体系提供金融资本，美联储相当于整个自由经济体系的央行。

美国是这自由经济体系的老大，它不但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有吸纳（或者排斥）成员国的权利，还拥有调整成员国分工的权利。

比如中美建交，美国就把中国吸纳进自由经济体系，不过我们起步很低，只能做一点低端制造业，好吧，其实就是做血汗工厂。

可能现在年轻人对血汗工厂没啥概念。

（来源：新浪网）

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我们大概要花8亿个工作时生产的8亿件衬衫，最后只能换取美国的一架波音飞机，而美国人制造一架波音飞机只花费了1百多万个工作时而已。

这就是做低端产业与高端产业的巨大差别。

这也是91年美国人均GDP是我们60倍的原因。

我们赚这么一点辛苦钱，不但要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还要付出巨大的健康代价。

据金灿荣老师提供的数据，上个世纪80—90年代，联合国人权组织曾经在珠江三角洲做过一个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当时珠江三角洲血汗工厂的工人每年因为工伤操作事故要丢掉5万根手指！

就这样的低端产业还有无数穷国希望挤进来做。

毕竟，能在全球化自由经济中参与分工，哪怕是一个小角色，也多少能混口饭吃，而没能进入自由经济体系，哪怕你家里有金山银山，一样也是个讨饭的命。

伊朗——石油天然气储备丰富，上个世纪70年代是中东地区富得流油的国家，因为与美国交恶，被踢出了自由经济体系，导致国内经济一落千丈，沦为中东产油国混得最差的国家。

委内瑞拉——石油储备全球第一，但是与美国交恶，被踢出了自由经济体系，导致国内经济崩溃，老百姓要到垃圾桶里找食物吃；

俄罗斯——资源储备全球第一，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拼命讨好西方，但是却并不受西方国家待见，连卖个物美价廉的天然气也被美国制裁了多年，目前俄罗斯人均GDP只有同样出卖资源的澳大利亚的1/6。

美国在这个自由经济体系里拥有绝对统治的地位，不但能左右下层成员国的进出，还能压迫中低端产业成员国，对其进行无情的收割。

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快速崛起，已经威胁到了美国高端制造业的地位，于是美国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

这个协议让日元快速升值，从而极大削弱了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让日本不得不向亚洲转移中低端制造业（中国承接了绝大部分）。制造业被抽空之后，日本经济迅速金融化泡沫化，从而在整整三十年里陷入了停滞。

除了日本，还有上个世纪80—90年代风光一时的亚洲四小虎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它们一度在全球化制造业转移中拿到了一点低端产业的份额。

但是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四小虎被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疯狂收割，多年做血汗工厂积累的财富被席卷一空，正所谓辛辛苦苦干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所以，这个披着民主自由外衣的所谓的自由经济体系其实就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怪兽。

东亚中日韩等国被称为东亚怪物房就是因为被这个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体系长期剥削与压迫。

中日韩在狭窄而且高度重合的领域里彼此厮杀，东亚各国人民没日没夜的勤恳努力工作，西方民众悠闲的度假游玩却能创造出十倍东亚人的GDP。

究其根本，是因为它们垄断着高端制造业以及掌握了金融资本——让欧美可以在自由经济体系中轻松掠夺大部分的财富。

谁能改变这个现状？

2  美国对华战略

从苏联解体到2021年，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国制造业正在快速崛起。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与历史上德国、日本不大一样。

任何工业门类只要我们掌握核心技术，就能迅速通过规模效应把这项产品做成白菜价，直接导致国外同行纷纷破产，从而让中国实现对这个工业门类的垄断。

从染料到面板，从盾构机到白色家电，从核电到高铁，中国制造业攻城略地势不可挡地实现了一个个产业的逆袭。

截至2018年，中国成为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制造业大国，我们的工业产值相当于美国+德国+日本的总和，也就是说，在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体系之中，除了部分高端产业被美国与欧洲占据，其余的中低端产业几乎完全被中国控制。

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体系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而是这个经济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庞然大物。

2000年世界GDP十强国家

2019年世界GDP十强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其实早就想对中国动手，但是有两个原因捆住了美国的手脚。

一个是全球其他事务的干扰。包括萨达姆入侵伊拉克、本拉登制造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等等。

一个是美国强大院外集团的干扰。入世之后美国资本在中国赚取了丰厚的利润，美资每年在华销售金额超过5000亿美元，利润超过3000亿美元。

所以美国商界一直在中美之间扮演着润滑剂的角色，通过对白宫以及国会的游说，让美国精英阶层迟迟不能达成全力打压中国的共识。

美国精英阶层最后能达成反华的共识是2016年，这一年美国的标志性事件是政治素人川普逆袭成为美国总统，川普能当选美国总统代表着美国阶级矛盾激化——

底层民众对于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已经不满到了极点。

美国精英阶层为了转移国内的阶级矛盾就必须为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找到一个出气筒，很不幸，中国就成为了这个出气筒。

另一方面，中国快速崛起的势头确实也对美国的自由经济统治地位造成巨大的挑战。

于是，从2017年开始，美国主流媒体火力全开，对中国进行各种抹黑宣传，让中国“不公平贸易”窃取了美国老百姓工作的观点在美国普通人中深入人心。

所以，从2017年到2020年，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集体印象急剧恶化——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

早在2011年大领导访美，奥巴马就直接要大领导给出中国方面关于中美关系的定位。

大领导给出了一个“新型大国关系”。

何为“新型大国关系”？

全文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总共14个字，没有分谁主谁次，更没有单独提出来认可美国“全球领导权”。（为什么当时中国要给出这样的战略定位，先别急，等我后面来讲）

大家想一想这样一个场景——老大问老二，你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定位呀？老二说“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猜猜当时老大的心理是什么感觉？

所以，对于中国这个中美关系的“新型大国关系”定位，美国是相当不满也是无法接受的。

从2012年开始，奥巴马政府开始全面打压中国——包括搞环太平洋协议，搞环大西洋协议。

（来源：新华网）

这其实就是另外拉人建群，把世贸这个大群架空，孤立中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将美国军事与外交资源向亚洲倾斜，以遏制中国的发展等等。

但是，当时的美国精英阶层尚未达成全力反华的集体共识，所以，奥巴马的手段对于中国的压力还不算大。

2015年大领导访美与奥巴马会晤，对于中美关系明确表态：事实充分表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具有强大生命力。 

（来源：新华网）

2016年美国大选，当时的形势是希拉里赢得大选的可能性很大。

高层其实心如明镜，中美之间未来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如果希拉里这个美国精英阶层的典型代表成为美国总统，中美之间可能会爆发全面的冲突，甚至可能在局部敏感地区爆发军事冲突。

所以从2015年开始，中国开始推动供给侧改革。

经济上，把经济发展的速度压一压，对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军事上，大幅度增加军费预算，055这种最先进的万吨导弹驱逐舰像下饺子一样开始建造，国产航母拼命赶工期；南海拼命建设岛屿等等。

2016年川普奇迹般逆袭赢得大选，2017年川普出访的第一站就是中国，什么贸易赤字谈判都是幌子，最关键的还是美方希望中国调整中美关系定位——认可美国的全球领导权。

但是官方媒介报道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位依然没有任何改变，虽然中方为了安抚美方开出一个2500亿美元的超级订单，但是经济利益怎么能替代美国对自己统治地位的担忧呢？

川普回国后，签署了《台湾旅游法》，并且很快发动了中美贸易战。

这就是中美贸易战后，中国部分媒介与知识界集体批评“上面”“不韬光养晦”“心态膨胀”的由来。

为何中方要坚持“新型大国关系”？

按照当时部分媒介与知识界的观点——中方应该韬光养晦，尊重美国的领导地位，不过早暴露自己的战略意图，尽量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

这个观点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其实也是犯了知识分子流于表面、夸夸其谈的错误。

在知识界与媒介的思想里，中美关系的定位只要文字修改一下，表达出“充分尊重美国领导地位，甚至绝不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意思，就可以皆大欢喜——

中美就不会爆发冲突，中国就可以继续在WTO框架内做生意，每年贸易顺差爽歪歪拿到手。

哪有这么简单！

美国人不是傻子，说几句漂亮话就会轻易相信你？

假如中方在中美关系的定位中明确表达“充分尊重美国领导地位，绝不挑战美国领导地位”，这个认可美国“全球领导权”的表述是一定要“落地”的！

也就是说，美方会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中方必须得满足美方的要求，才能让美方相信中方的“崛起”不会挑战美方的领导地位。

美方会提出什么要求？

大致就是四大要求（这不是我的臆想，后面美国对中国的攻击主要就围绕在这四大领域）：

如果中方能全面满足美方的这四大要求，美国基本就可以放心——中国的崛起是无法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的，中美双方也就不会爆发后面的冲突。

同样，如果中国满足美方这四大要求，中方将永远被钉死在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体系中为人打工的中低端产业的角色上，任由美国压迫与收割，什么中华民族的复兴想都不要想！

3  中美贸易战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

从2018年开始，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从贸易战到科技战，从限制赴美中国党员的签证，到关闭休斯顿大使馆，从新冠病毒甩锅中国到抹黑污蔑新疆。

美方可谓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中美关系恶化的本质就是美国政坛右翼势力极力推动中美脱钩。

而中美脱钩的目的就是将中国踢出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体系。

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大规模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就是希望将大部分制造业产业链转移出中国。

但是这个策略却遭遇了可耻的失败。

2021年3月，根据美国穆迪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川普对中国加征的关税，美国进口商承担了90%以上，而中国对美国所征收的报复性关税，大部分同样由美国出口商承担。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穆迪的分析报告指出，中国商品难以找到替代产品，所以美国进口商只能承担90%以上的加征关税；而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大部分是可替代性很高的能源、农产品，所以，中国加征的报复性关税，只能由美国出口商来承担。

我们来看看2018—2020年中美的进出口数据（以下均为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从这三年中美双边的进出口数据来看，除了2019年双边进出口数据有所下降，另外两年进出口均保持增长。

当然，2020年因为疫情因素让中国商品更显现出强大的不可替代性。而2020年中国自美进口增长是因为中国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意扩大对美进口的因素。

事实证明，美方发起的贸易战根本没有捞到半分好处。

4  科技上甘岭战役

贸易战之后就是科技战。

科技战就是直接对我国科技龙头企业进行打压，遏制我国产业升级的步伐。

从2019年开始，美国陆续将华为、海康威视、中兴通讯、中芯国际等等一大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纳入出口管制黑名单。

2020年5月15日，美国对中国科技战发展到顶峰，在这一天，美国宣布全球所有使用美国技术的芯片制造企业禁止为华为代工——最后的截止日期是9月15日。

这里详细讲一讲科技战。

5月15日美国宣布全球芯片企业禁止为华为代工的时候，《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公开宣称，如果美国在9月15日执行禁令，中方将对苹果、高通、思科进行报复。

（来源：环球网）

但是到了9月15日，美国禁令执行之后，中方却没有报复。

说实话，当时我对这个事情很不理解，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大概与《上甘岭》电影中在表面阵地正在激战的张连长听到撤退的命令一样，是很有点情绪的。

电影上甘岭剧照（来源：腾讯视频截图）

一年后，我们再回顾中方在科技战中没有选择立即报复的决定，才发现这是以退为进的一步妙手！

为什么？

详细讲一讲其中的逻辑。

本次科技战其实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极其类似。

上甘岭战役是美方突然发起进攻，仓促之间志愿军与美军在上甘岭形成拉锯战的模式——

白天美军占领表面阵地，志愿军退守坑道；晚上，志愿军调集部队反击，再次收复表面阵地……白天美军再来一波攻势，我军再次退守坑道。如此反复拉锯……

这种拉锯战的结果就是双方比拼物资与人员消耗，比拼后勤支援能力！

在美军强大的空中火力优势下，物资消耗与后勤供应恰恰是我军的短板，如果长期拉锯，其实就是添油战术，我军只能越打越疲，越打越弱。

所以，我军在反复拉锯一段时间之后就果断决策，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用坑道部队拖住表面阵地的美军，为后方囤积物资、弹药以及援军争取时间。

等到我军积累的物资与部队具有相当的优势时，才发动强大的攻势一举将美军打垮。

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就是靠这套谋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本次科技战也是如此。

科技战的焦点就是美方切断对华为的芯片供应。

其实我国从2004年开始就大力发展芯片产业，截止到2019年美方发动科技战，历经15年的发展，中国芯片产业还是不够看的。

2019年我国能生产的光刻机是90纳米，与荷兰最先进的光刻机差了3代；

2019年我国芯片制造最先进的中芯国际虽然实现了28纳米芯片量产，但是这个量产是使用了大量美国技术的设备。

当时完全去美化的国产设备仅能勉强实现90纳米的芯片量产，与台积电最新7纳米制程相比，差距有3代以上！

为啥国家大力发展芯片产业15年之后，我国芯片产业还落后这么多？

因为我国芯片产业无法形成市场化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芯片产业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国内民间资本不愿投入，仅靠国家队孤军奋战，其力度远远不够；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制造业不愿用国产芯片。

这也可以理解，国产芯片技术落后，质量不稳定，对于制造业而言使用国产芯片具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大家都用进口芯片，让国产芯片即使造出来也卖不出去。

国产芯片卖不出去，就无法形成市场化的循环，更无法升级迭代，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2019年美国对中国发起科技战后，国产芯片才算是打开了市场空间，但是当时美国只是不允许美国企业向黑名单中国企业出售芯片，国内企业还可以在全球其他国家找到替代产品。

所以，虽然国内制造业开始愿意给国产芯片一定的机会，但是很多企业还是抱着侥幸心理，美国不卖，其他国家的进口芯片总能买到。

但是2020年美国使出流氓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完全切断了对华为的芯片供应，连国内的中芯国际因为使用了美国技术的设备也无法给华为代工。

这柄达摩克斯剑落地才让国内制造业完全打消了所有的幻想——中美科技战发展下去，未来某一天所有进口芯片都是会彻底断供的！

所以，这个时候国产芯片才算是彻底打开了市场空间，即使技术暂时还达不到要求，所有的制造业都愿意把国产芯片养着备用，真到了中美撕破脸的时候，国产芯片就是能挽救企业不至于停产的最后希望。

另外，中方保留对美方报复手段，也让美方有所忌惮，不敢将对华为的极限断供手段扩大到其它中国科技龙头企业。

所以，中美科技战与上甘岭战役极其相似，华为就是上甘岭坑道里苦苦坚守的志愿军部队，它几乎就是以一己之力承担了美方的全部打击与压力，为其他科技企业的转型升级，为国产芯片产业的发展争取时间。

5  科创板推出

中美科技战，看起来美方不可一世对华为进行狂轰乱炸，但是我们如果把视线抬高一点俯视整个战场——

其实也是美方将全球芯片销售占比高达50%以上的中国市场让出来，给与中国国产芯片产业放手发展！

发展国产芯片产业光是解决了市场问题还不够。

国产芯片起步太低，就算我们制造业愿意给国产芯片机会，但是现有的国产芯片技术与进口芯片还是有较大差距的。

也就是说，国产芯片对于下游企业只能算是作为一个备胎养着，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国产芯片还很难拿到较大的订单。

国产芯片拿不到较大的订单，就很难有较好的业绩与收益，没有收益怎么能吸引民间资本的投入呢？

这个时候，管理层再走出一步妙手。

这步妙手就是推出科创板！

2020年5月15日，美国宣布对华为芯片代工企业的禁止令，6月13日，我国推出科创板！

（来源：东方财富网）

科创板对于撬动民间资本真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妙用！

科创板推出之后，民间资本对投资芯片产业的热情瞬间被引爆！

原因很简单，资本投入是要有回报的。

有了科创板这个金融平台，资本投入芯片产业就能很容易在科创板上市，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一般都能给与一个较高的估值，投资资本在2年限售期结束之后，就可以套现离场获得丰厚的回报。

6  国产芯片产业现状

给大家讲一讲当前国产芯片产业的现状。

国产芯片目前属于最红火的产业，政府、资本、企业这三个关键环节全打通的最牛逼的行业。

基本上所有芯片的细分赛道都有资本在做，还不是一两家做，是几十家挤在一个赛道上争先恐后在做。

过去整个芯片产业的投资资本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现在几乎所有的资本都想在芯片产业分一杯羹。

由于资本的踊跃，所以芯片产业人力薪资也水涨船高，过去是互联网大厂的软件工程师薪资傲视全国，现在芯片产业一个有几年经验的工程师薪资已经可以与互联网大厂的资深软件设计师比肩甚至犹有过之。

所以，全世界的芯片人才都往中国涌，同样的芯片工作岗位，在中国工作拿到的薪资可以达到国外3倍以上。

芯片产业红火的现状就像上甘岭战役后期无数的物资、部队源源不断向前线汇集，上甘岭后方积蓄着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准备给美军以致命一击！

直接说结论。

2004年—2019年，经历了15年时间，我们的国产芯片才能实现90纳米的制造（完全去美化技术）。

现在呢？

2022年，国产28纳米的光刻机将面市，当年实现28纳米国产芯片制造量产！

4年时间进展远远超过过去15年的努力！

这就是政府、资本、企业这三个关键环节全打通的威力！

请注意，这个28纳米国产芯片制造量产是完全去美化的国产技术，也就是说，这个国产芯片生产线量产之后，就可以给华为代工28纳米的芯片了！

2023年，将有多条14纳米国产芯片生产线实现量产！

2025年，7纳米国产芯片大概率也将实现量产！

最初国家制定《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是——到2025年，中国实现70%的芯片自给，这个自给并没有排斥美方设备与技术。

但是经历了科技战，管理层以退为进并且及时推出科创板之后，到了2025年中国芯片产业将远远超过《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

如果2025年实现7纳米国产生产线量产，届时我们的国产芯片制造业将实现90%以上的芯片自给，而且是完全去美化的国产技术，可以无视任何美方制裁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技术！

过去我国搞科研攻关主要靠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在军工、航空等领域具有非常突出的优势——著名的两弹一星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是在一些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比如芯片、汽车）举国体制的优势就没有这么明显。

现在一场科技战解决了企业配合的问题，科创板又解决了资本投入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举国体制在美国的逼迫下连市场竞争很充分的领域也趟出一条弯道超车的路子，真是意外之喜！

当然，芯片产业弯道超车的背后，我们也付出了代价。

这个代价主要由华为抗下来的。

2020年度，华为全球手机业务暴跌18%，全球市场占有率大幅度下降，从超过20%，到只剩下4%。

华为辛辛苦苦打下的580亿高端手机业务被苹果蚕食，仅此一项就让苹果市值增长了3000亿美元。

华为就是在断水、断粮、断绝外援的情况下依然在上甘岭坑道里苦苦坚守的志愿军部队。

所以，这里对华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任何对华为辱骂、抹黑、攻击的言行如同抹黑、攻击志愿军行为一样，都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不能容忍的。

7  中美博弈成果

现在我们来盘点一下中美博弈的成果。

我们就会发现，最近几年，美国在所有能想到的领域都对中国发起凶狠的攻击，最后却没有在任何一个领域获得胜利：

——贸易战惨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继续扩大；

——科技战，给我们芯片产业意外地创造了一个弯道超车的机遇；

——香港问题，中国全胜；

——新疆问题，虽然西方国家还在喧嚣，但是对新疆却不能伤害分毫，最为关键的是，整个穆斯林世界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

——台湾问题，目前处于僵持，虽然美国还有一些冒险的动作，但是很明显，美方只是在台湾问题上投机，不管是美国还是民进党目前根本没有在台湾问题上摊牌的勇气；

——抗疫与疫苗外交，中国全胜；

——病毒溯源问题，目前美国还不甘心继续要求世卫组织做二次调查，但是很明显这个事件美国已经很难有所作为；

——中东伊朗问题，中国用一份25年投资协议，让美国态度软化，取消了对伊朗全部制裁，还附带让以色列不满；

从特朗普到拜登，两届美国政府压上全部赌注，打光了所有能遏制中国的牌，最后不是灰头土脸的失败就是一无所获的僵持。

在美国占尽优势的时候还不能打倒中国，未来继续拉锯谁会是最后的赢家？

8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路

二战之后，全球形成两大经济体系，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经济体系与以苏联为首的计划经济体系。1991年苏联解体，全球就剩下以美国为首一家独大的自由经济体系。

自由经济体系金字塔图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对美国统治地位形成严重的威胁，于是特朗普时代对中国挑起贸易战、科技战，使出各种手段打算将中国从这个自由贸易体系踢出去，用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弥补中国脱钩后的中低端制造业的缺口。

但是一场新冠疫情将印度打回原形，全球资本通过疫情发现，中国才是最安全最有保障的产业基地，即使西方国家拼命抹黑中国，中国依然成为全球资本最大的投资国。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一般人可能只看到美国纠集一票仆从国对中国进行经贸、科技、地缘政治等等各个领域的围攻。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早就跳出了西方国家的包围圈深入到它们的后方大展拳脚。

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

这是一个宏大的战略。

我们输出资本、技术帮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开矿修路建设家园，带领更多贫穷落后的国家走向共同富裕。

我们把这一切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相对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经济体系，一带一路所追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更公平，更有生命力的人类发展的解决方案。

我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终将取代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经济体系，成为全人类发展的终极模式。

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的复兴之路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崛起之路，这条道路代表着人类社会最广大人群的利益，正所谓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没有谁能阻挡人类社会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

没有谁能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自2021年4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快速上升。数据显示，2021年3月31日至5月27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由6.5713上升至6.4030。5月28日，离岸、在岸人民币分别升破6.37和6.38，均已创下三年新高。

汇率波动引发市场骚动，也引起了央行及监管部门的关注。5月27日的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第七次工作会议强调：“坚决打击各种恶意操纵市场、恶意制造单边预期的行为”。会议主张：“汇率不能作为工具，既不能用贬值来刺激出口，也不能用升值来抵消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

5月31日，中国央行发布消息，为加强金融机构外汇流动性管理，决定自2021年6月15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5%提高到7%。消息一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声回落。

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汇率与房价、股市、宏观经济有何关系？本文从汇率的角度理解宏观经济。

本文逻辑

一、汇率走势

二、米德冲突

三、制度改革

汇率走势

过去一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上涨，涨幅约10%。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大幅度扩张货币，推动美元贬值。2020年，美联储的基础货币增长了76.8%，中国基础货币只增长了4%（中国的信贷扩张比美国大）。美国实施的财政刺激规模远远超过了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

2021年第一季度，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率快速上升，美国经济迅速复苏，美元指数持续反弹，人民币升值势头一度缓解。但是，进入4月后，美元指数又走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快速上升。数据显示，4月1日至5月28日，美元指数由93以上最低跌至89.7。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与美元指数几乎是同步的。2021年3月31日至5月27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由6.5713上升至6.4030。5月28日，离岸、在岸人民币分别升破6.37和6.38，均已创下三年新高。

但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主要原因不在中国，也不在美国，而在欧洲。美元指数中欧元的成分占到56%，欧元上涨，美元趋弱。欧元与美元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宽松周期，美元指数与欧元走势有直接相关。自4月份以来，欧洲的疫苗接种率上升，经济复苏加速，欧元趋于走强，带动美元走弱。

美元指数走弱，多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数据显示，2021年3月31日至5月21日，欧元、英镑、人民币、日元兑美元汇率分别升值了3.7%、2.6%、2.2%、1.5%。其中，欧元对美元升值最大，人民币居于中间位置。

除此之外，大量的国际热钱涌入，以及外贸顺差带来的巨额外汇，推动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上升。

美元指数走弱，大量国际热钱涌入中国证券市场套利。数据显示，2021年4月1日至5月27日，北上资金净流入A股市场规模达到1037亿元。这个规模是2021年全年累计净流入的50%。

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顺差高达1171亿美元，远高于疫情之前的2019年第一季的759亿美元。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的疫情反复，矿场与制造工厂开工率不足，欧美市场经济复苏，需求扩大和补库存压力，推动中国出口迅猛增加。短期大量的外汇进账，刺激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上升。

不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没有持续升值的空间。为什么？

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在2021年下半年大概率退出宽松政策。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快速增加，美国经济在一季度迅速复苏。美国疾控中心（CDC）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当地时间5月30日上午，美国已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超2.94亿剂，已分发疫苗超3.66亿剂；近1.68亿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占美国总人口过半；超过1.35亿人完全接种疫苗，占比四成以上。这是美联储退出宽松政策的基础。

但是，2021年经济复苏并不均衡。在美国，通胀率迅速上升，物价和房价快速上涨。4月份录得通胀率达到4.2%，远远超过了美联储2%的常规目标。根据Redfin的数据，截止到4月，美国房价一年疯涨19%，全美范围价格中位数继续创新纪录来到34.16万美元。我们主要看环比：衡量全美10个大城市的房价指数3月环比上涨1.1%；衡量全美20个城市的房价指数环比上涨1.3%。

物价和房价快速上涨，但是消费服务和就业率提振不足。2021年一季度，受家庭补贴的刺激，需求的动力要比供给的动力更强，消费增长了7.9%，库存反而下降了3.1%。在消费部门中，耐用品消费增长9%，非耐用品消费增长3.4%，但服务消费只有1.1%。商品消费和地产投资已经恢复到了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但是服务消费依然还有5.7%左右的缺口。2021年4月24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录得55.30万，高于前值54.70万和预期值54万。这说明就业率没能跟上经济复苏的脚步。

这是目前美联储决策“犹豫”的关键。就业率提振不足，主要是消费服务领域缺口较大。全球疫情尚未完全控制，美国与欧洲尚未完全“解禁”，学校没有完全复课，消费服务市场恢复缓慢，还有几百万工人尚未返回就业岗位。当然，可能还有其它原因阻碍着就业复苏。比如，发放家庭救助金，可能降低了重新就业的紧迫感。目前美国超过一半的州已经退出了家庭就业计划。又如，企业在疫情期间进行了电子化、网络化升级，原来的部分就业岗位消失，出现了一些短暂或结构性的“技术性失业”。

令美联储政策“犹豫”还有一个原因是全球经济复苏不均衡。这个不均衡主要来自疫苗接种率不均衡。截止到6月2日，每百人接种剂数，以色列122.33、英国96.72、美国88.78、德国63、法国55.43、意大利59.24、中国48.97，而印度15.63、俄罗斯20.42、印尼10.1、孟加拉6.07、马来西亚9.93。

全球经济复苏不均衡容易推高美国的通胀率，尤其是大宗商品涨价传递到下游；同时，拖累消费服务和就业率提振。这是美联储无法控制的。

美联储何时终结宽松政策，决定着美元指数的走势，也影响着人民币汇率。从全球来看，全球货币供应增速在2月已见顶。从3月开始，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都降低了扩表的速度，总资产同比增速从2月的60%下降到4月的25%。

关于何时终结宽松政策，美联储内部存有分歧。纽联储主席威廉姆森在6月3日表示，现在不是美联储调整QE买债的时候。但是，费城联储主席哈克多次呼吁考虑放慢资产购买的步伐。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也认为，房地产市场潜在的过度增长和其他通胀信号表明央行应该开始放缓资产购买步伐。6月15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召开议息会议，看美联储是否将减码QE纳入讨论议题。

第二季度的通胀率、就业率及金融稳定性（房价、国债收益率），将是美联储决策的主要考量指标。美联储的决策决定了美元指数的走势，我们此来判断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宏观走势。

米德冲突

汇率波动对金融市场及宏观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助于对抗输入型通胀。2021年第一季度大宗商品价格猛涨，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给制造环节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但是，人民币升值对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作用是有限的。

其实，中国输入型通胀的最重要来源，不是上游大宗商品的价格传导，而是大规模的外汇占款投放。外汇占款主要来自国际资本的投资和出口顺差赚取的外汇。这跟中国的结售汇制度有关系。汇率制度是理解中国经济的关键，但常常被忽略。企业和个人申请的外汇额度受限，必须将多余的外汇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将外汇卖给央行，从而形成国家的外汇储备。

从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5月，大量热钱涌入和外贸出口大幅度增加，导致中国的外汇规模大增。我们看这两项数据：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规模在2020年3月是1.8万亿元（人民币），到2021年2月增加到3.5万亿元。据海关统计，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7.93万亿元，增长4%；进口14.23万亿元，下降0.7%；贸易顺差3.7万亿元，增加27.4%。

大量国际资本投入进来，如果中国的企业及个人也将大量外汇对外投资，那么资本项目趋于平衡；大量货物出口创汇，如果中国的企业及个人也将大量外汇用于进口商品，或出国旅游等，那么经常项目也会趋于平衡。但是，中国实施结售汇制度，累积大量的外汇，好处是家底看起来非常厚实，但问题是资本项目尤其是经常项目长期失衡。

我们看数据，2004年到2014年这十年间，中国的国际收支，不管是资本项目还是经常项目均为顺差，被称为双顺差。双顺差时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单边升值。这里存在一个矛盾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单边升值，并未抑制出口，也未逆转顺差。这是为什么？这里的原因或许有两点：一是汇率未完全市场化，真实汇率无从知晓；二是资本项目受管制，顺差规模不由市场决定。2014年后，中国的资本项目出现逆差，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再单边升值，在2016年后开始双向波动。

但是，外汇大规模累积与人民币升值叠加容易形成风险，具体表现为外升内贬。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出国旅游、学习、商务、投资等受限，服务贸易下降，累积的外汇就更多。由于中国实施结售汇制度，大量累积的外汇经过央行系统转化为外汇占款。外汇占款一直是中国央行投放货币最主要的方式。大规模的外汇占款投放了大量的人民币，这些货币进入股票市场，股票价格近期波动较大。这些货币还可能进入房地产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带来资产泡沫压力和通胀压力。

所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一定程度上抑制出口创汇，可以降低外汇占款的投放，降低通胀压力。但是，出口受阻不利于制造业发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又激励国际热钱流入中国资本市场，加大了市场上的货币投放，增加了通胀及资产泡沫风险。

当然，最大的风险还是在汇率市场上。2021年美联储大概率会终结宽松政策，转向紧缩或温和紧缩。2021一季度，新兴国家均在为货币政策转向提前“抢跑”，主动降低流动性，提高市场利率，或减少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中国央行发布的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26.21万亿元,同比增长8.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3个和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0.54万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比上月末低0.9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同时，一些商业银行提高了部分大城市的住房按揭贷款利率。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说过，2021年上半年新兴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在为迎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向做准备。中国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严控房价上涨过快，严控金融风险，逐步降低基础货币供应及社会融资增速，目的是提前去一些杠杆，抑制资产泡沫再度膨胀。

按照过去的经验以及货币的逻辑，如果美联储终结宽松政策，收缩美元流动性，新兴国家的货币贬值承压，有些国家如阿根廷、土耳其还可能爆发货币危机、资产泡沫危机及通胀危机。所以，在这个关键节点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是存在风险的。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越快、幅度越大，容易抬高资产泡沫风险。一旦美元进入紧缩通道，国际热钱大量撤出，国际资本趁机做空，人民币存在快速贬值的风险。这是当前央行的货币政策力图避免的。

5月31日，中国央行决定，自2021年6月15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5%提高到7%。这样做的目的是回收更多的外币流动性，抑制商业银行的外币贷款投放。根据测算，截至4月末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余额约1万亿美元。如果提高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则意味着冻结商业银行资金在200亿美元左右。中国央行已经14年没有使用过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这个工具了。外汇存款准备金管理制度在2005年开始执行，当时设置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是3%，2006年和2007年分别提高到4%和5%，目的是抑制人民币过快升值。如今，再次提高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看出央行在这个关键时期不希望人民币升值。

在全球流动性拐点的大背景下，大规模的外汇占款给央行的货币政策带来压力。除了调整准备金外，央行还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提高利率等手段限制流动性。从2020年开始，央行通过央票等工具回收部分由外汇占款大量投放的人民币。换言之，央行一边投放基础货币，另一边又在回收基础货币。我们看2020年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紧货币、宽信贷。2020年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长了18%，中国基础货币增长了4%。2020年3.7万亿元的贸易顺差并未转化为大规模的基础货币投放。这是为什么？主要是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回收了基础货币。

但是，公开市场操作和提高准备金率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国内流动性收缩过度，又会抬高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增加外汇市场的风险。如此，央行的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只能微调，不能彻底化解冲突。

在经济学上，这叫米德冲突。米德冲突认为，单靠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难以同时保障内部通货稳定和外部国际收支平衡。具体来说，在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局面下，外部国际收支失衡，顺差持续扩大带来巨额外汇占款，内部投放过量的人民币，从而影响通货的稳定。这就是“外升内贬”的压力。

制度改革

如何解决“米德冲突”？

5月27日的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第七次工作会议主张：“汇率不能作为工具，既不能用贬值来刺激出口，也不能用升值来抵消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近期，中国央行高层的表态，传递了“汇率双向波动”的中性态度。除非汇率大幅波动，央行不会通过外汇升值或贬值去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

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内外部市场的冲突成为货币经济学和国际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以蒙代尔为代表的国际宏观经济学主张同时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来化解米德冲突。这就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但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主张汇率自由化来解决问题。两人在芝加哥大学就此问题展开过经典论战。

如今，大部分发达国家都使用浮动汇率，多数发展中国家使用软盯住汇率机制，少部分使用硬盯住汇率机制。硬盯住汇率机制，就是固定汇率。比如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就是盯住美元的硬盯住汇率机制。软盯住汇率机制是锚定美元有限浮动，央行在特殊情况下会采用政策干预汇价。

蒙代尔认为，他的方法更适合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拥有发达的融资市场和货币自主权，他们可以将货币紧缩和财政宽松配合使用。但是，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这个条件，他们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必须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作为配合。于是，蒙代尔不建议发展中国家使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本质上，蒙代尔的方法还是干预手段。

弗里德曼的汇率自由化能否解决问题？

弗里德曼的方法可以追溯到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学说。休谟在《论贸易平衡》一文中提出这一理论。休谟的逻辑简单，那就是：在金本位制下，如果货币流出过多，商品价格因而下降，则将增强工业制品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使货币回流，直到货币同商品、劳动、工业与技艺之间的比例恢复平衡为止。这就是最早的国际收支平衡学说。休谟通过这一理论批判了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观念，他说：“即使在对商业十分了解的国家里，也还流行着一种对贸易平衡的强烈戒惧，唯恐自己的金银全部外流。我认为，这种担心在任何情况下根本都是毫无根据的杞忧”。

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说明了国际贸易盈余或者贸易逆差都是不可持续的。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解释了汇率（价格）与国际资本、国际贸易之间的平衡关系。如果一个国家贸易持续顺差，国外大量的采购，国内商品价格、劳动力价格也就会上升，或者汇率上升，从而抑制出口，缓解顺差，逐步趋于贸易平衡。

在开放资本项目下，国家藏汇于民，手上掌握大量的外汇的企业与个人也会扩大商品进口，或者出国旅游，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从而抑制汇率上升。国际收支平衡和自由结汇，可以降低货币投放规模，降低资产泡沫风险，解决内部市场问题。

如果国内货币投放量太大，利率下降，资本外流，汇率下跌，从而抑制货币超发。如果热钱涌入内部市场过多，汇率上涨，贸易顺差缩小，或出现贸易逆差，外汇外流。这就是资本自由流动、汇率自由浮动，对内外部市场的调节作用，从而促进国际资本项目和国际经常项目平衡。

但是，现实中贸易逆差和贸易顺差长期存在。这说明市场中的资本、商品、人才等没有充分流动，价格机制和供给机制没有完全发挥作用。

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处于汇率干预与浮动汇率的摇摆状态。中国在2015年“811”汇改推动了外汇市场化，但与汇率自由化还有一定的距离。1988年，正值弗里德曼访华之际，中国正在价格闯关，面临巨大的通胀压力，他建议中国开放汇率，以缓解通胀压力。

2021年2月，中国央行的一篇文章指出，外汇局正在研究论证允许境内个人在年度5万美元便利化额度内开展境外证券、保险等投资的可行性；配合人民银行做好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试点。对此，很多人猜测，这是不是汇率自由化“试水”？是否真正开放居民跨境投资？

6月2日，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向17家机构发放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额度103亿美元。在本轮发放后，外汇局累计批准173家QDII机构投资额度1473.19亿美元。

增加居民外汇投资的便利性，以及增加境内机构投资者的外汇投资额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米德冲突”。就当前而言，居民和机构投资者持有外汇可以缓解外汇占款的压力，减少国内的货币投放量，将部分资本“疏导”到国外，降低内部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压力，也降低央行的货币政策难度。另外，居民藏汇和外汇投资，可以增加外汇的使用及投资效率。结售汇制度形成的大量外汇储备，集中投资在美债上，投资效率有待提高，风险不易分散。

但是，这只是一种“微调”政策。真正要化解米德冲突，还需要更大程度的解放思想。最后，用休谟的一句话收尾，他在总结其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学说时所说：“总之，一个国家的政府有充分的理由爱护其人民，保护其工业。那么它就用不着为货币而担惊受怕，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已经作出了可以信赖的证明。换言之，一个政府如果真想关心后者，它只要爱护前者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