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

国发〔2021〕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

2021年7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年)

“十三五”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逐步增多,人民群众通过健身促进健康的热情日益高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7.2%,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同时,全民健身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等问题仍然存在。为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依据《全民健身条例》,制定本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综合价值与多元功能。

(二)发展目标。到2025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更加便利,健身热情进一步提高,各运动项目参与人数持续提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16名,带动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万亿元。

二、主要任务

(三)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制定国家步道体系建设总体方案和体育公园建设指导意见,督导各地制定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实施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盘活城市空闲土地,用好公益性建设用地,支持以租赁方式供地,倡导土地复合利用,充分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规划建设贴近社区、方便可达的场地设施。新建或改扩建2000个以上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场馆等健身场地设施,补齐5000个以上乡镇(街道)全民健身场地器材,配建一批群众滑冰场,数字化升级改造1000个以上公共体育场馆。

开展公共体育场馆开放服务提升行动,控制大型场馆数量,建立健全场馆运营管理机制,改造完善场馆硬件设施,做好场馆应急避难(险)功能转换预案,提升场馆使用效益。加强对公共体育场馆开放使用的评估督导,优化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绩效管理方式,加大场馆向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开放的绩效考核力度。做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工作。

(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开展全国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举办全民健身大会、全国社区运动会。持续开展全国新年登高、纪念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全民健身日、“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中国农民丰收节、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等主题活动。巩固拓展“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大力发展“三大球”运动,推动县域足球推广普及。制定运动项目办赛指南和参赛指引,举办运动项目业余联赛,普及运动项目文化,发展运动项目人口。支持举办各类残疾人体育赛事,开展残健融合体育健身活动。支持各地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培育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品牌,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联合打造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品牌,促进区域间全民健身协同发展。

(五)提升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落实国民体质监测、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和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制度。开设线上科学健身大讲堂。鼓励体育明星等体育专业技术人才参加健身科普活动。征集推广体育科普作品,促进科学健身知识、方法的研究和普及。制定面向大众的体育运动水平等级标准及评定体系。深化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制度改革,适当降低准入门槛,扩大队伍规模,提高指导服务率和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弘扬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精神,开展线上线下志愿服务,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项目,打造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品牌。

(六)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活力。完善以各级体育总会为枢纽,各级各类单项、行业和人群体育协会为支撑,基层体育组织为主体的全民健身组织网络。重点加强基层体育组织建设,鼓励体育总会向乡镇(街道)延伸、各类体育社会组织下沉行政村(社区)。加大政府购买体育社会组织服务力度,引导体育社会组织参与承接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对队伍稳定、组织活跃、专业素养高的“三大球”、乒乓球、羽毛球、骑行、跑步等自发性全民健身社会组织给予场地、教练、培训、等级评定等支持。将运动项目推广普及作为单项体育协会的主要评价指标。

(七)促进重点人群健身活动开展。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推进青少年体育“健康包”工程,开展针对青少年近视、肥胖等问题的体育干预,合理调整适合未成年人使用的设施器材标准,在配备公共体育设施的社区、公园、绿地等公共场所,配备适合学龄前儿童大动作发展和身体锻炼的设备设施。提高健身设施适老化程度,研究推广适合老年人的体育健身休闲项目,组织开展适合老年人的赛事活动。完善公共健身设施无障碍环境,开展残疾人康复健身活动。推动农民、妇女等人群健身活动开展。

(八)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形成以健身休闲和竞赛表演为龙头、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体育产业体系。推进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鼓励体育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转型。促进体育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在健身设施供给、赛事活动组织、健身器材研发制造等领域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瞪羚”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鼓励有条件企业以单项冠军企业为目标做强做优做大。大力发展运动项目产业,积极培育户外运动、智能体育等体育产业,催生更多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在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基础上,择优确定一批国家体育消费示范城市,充分发挥试点城市、示范城市作用,鼓励各地创新体育消费政策、机制、模式、产品,加大优质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高端体育消费回流。

(九)推进全民健身融合发展。深化体教融合。完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1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整合各级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健全分学段、跨区域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加大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各级各类体校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力度,大力培养体育教师和教练员队伍。规范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建设,鼓励支持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发展。

推动体卫融合。探索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推动体卫融合服务机构向基层覆盖延伸,支持在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中设立科学健身门诊。推进体卫融合理论、科技和实践创新,推广常见慢性病运动干预项目和方法。推广体卫融合发展典型经验。

促进体旅融合。通过普及推广冰雪、山地户外、航空、水上、马拉松、自行车、汽车摩托车等户外运动项目,建设完善相关设施,拓展体育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体育旅游精品线路、精品赛事和示范基地,引导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十)营造全民健身社会氛围。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加大公益广告创作和投放力度,大力弘扬体育精神,讲好群众健身故事。强化全民健身激励,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运动银行”制度和个人运动码,开发标准统一的科学运动积分体系,向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和体育运动水平等级标准达标者颁发证书,鼓励向群众发放体育消费券。开展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和模范县(市、区)创建。加强全民健身国际交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同举办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推动武术、龙舟、围棋、健身气功等中华传统体育项目“走出去”,鼓励支持各地与国外友好城市进行全民健身交流。

三、保障措施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党对全民健身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各级人民政府全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作用,推动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全民健身工作机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将全民健身事业纳入本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出台本地区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完善多元投入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体育总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和督促指导。

(十二)壮大全民健身人才队伍。创新全民健身人才培养模式,发挥互联网等科技手段在人才培训中的作用。加强健身指导、组织管理、科技研发、宣传推广、志愿服务等方面的人才培养供给。畅通各类培养渠道,引导扶持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人才培养,形成多元化的全民健身人才培养体系和科学评价机制。积极稳妥推进指导群众健身的教练员职称评定工作。

(十三)加强全民健身安全保障。对各类健身设施的安全运行加强监管,鼓励在公共体育场馆配置急救设备,确保各类公共体育设施开放服务达到防疫、应急、疏散、产品质量和消防安全标准。建立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安全防范、应急保障机制。建立户外运动安全分级管控体系。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加强全民健身相关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和个人信息保护。坚持防控为先,坚持动态调整,统筹赛事活动举办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十四)提供全民健身智慧化服务。推动线上和智能体育赛事活动开展,支持开展智能健身、云赛事、虚拟运动等新兴运动。开发国家社区体育活动管理服务系统,建设国家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和公共体育设施电子地图,推动省、市两级建立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健身设施查询预定、体育培训报名、健身指导等服务,逐步形成信息发布及时、服务获取便捷、信息反馈高效的全民健身智慧化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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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家头部房企或暂停拿地!

近日,据消息称,纳入“三道红线”试点的几十家重点房企,已被监管部门要求买地金额不得超年度销售额40%。
这一比例限制不仅包括房企在公开市场拿地,还包括通过收并购方式获地的支出。
据了解,早在2020年8月23日央行和住建部联合召开房地产企业座谈会就已经披露了“二条辅助红线”:
1)拿地销售比不超过40%;
2)近三年经营现金流是否连续为负。
其中就提到若是拿地金额占比>40%, 将会被逐层穿透说明购地资金来源、相关银行账户信息、支付凭证等。
短期来看,上述政策对上半年拿地积极企业影响较大,尤其是部分国企、央企及龙头房企。
长远来看,将房企土储货值与销售业绩强制性匹配,有利于优质土地资源向头部房企倾斜,强化房地产行业新格局。

突发!22家头部房企或暂停拿地!

01
房企再迎“三道补丁”
近日,据券商人士透漏,2021以来,监管部门对于试点房企“三道红线”监管之外,还重点关注另外三个维度——房企商票数据;当年累计权益拿地金额/累计权益销售金额<40%;以及过去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不能连续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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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丁一:商票违约频发,商票被纳入监管
2021年6月30日,央行已经开始启动“将商票纳入房企债务监管”的试点工作,要求房企每月上报商票数据。那么为何要将商票纳入“三道红线”监管呢?
突发!22家头部房企或暂停拿地!
在“三道红线”以及银行贷款“两道红线”的双重监管下,房企债券、贷款等融资规模明显收缩,房企资金压力更甚。
商票作为一种未被央行纳入监管且不计入有息负债范畴的融资渠道,不受银行授信额度和监管政策等限制,所以,不少房企在面临“三道红线”的融资压力下,加大商票使用规模,借此降低净负债率,提高现金短债比。
2020年,在“三道红线”的压力下,商票作为监管之外的融资工具迅速增长。据上海票据交易所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商票签发金额3.62万亿元,同比增长19.77%,其中,在TOP19房企中,其总体商票承兑余额达到3355.74亿,较2019年增长了36.59%。
根据风财讯智库统计,截至2020年末,20家代表房企应付票据金额为4148.6亿元,其中华润置地、绿地控股、融创中国这三家企业的应付票据规模均在200-300亿元之间,碧桂园、中海、世茂、保利、中南建设这5家企业的应付票据规模在100-200亿元之间。
表:2020年20家代表房企应付票据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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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企业年报,风财讯智库整理
因为商票是基于信用进行的,如何房企商票频繁违约不仅会加大整个地产行业的信用风险加大,还会对下游供应商的资金周转造成压力,从而加大系统性风险。2021年以来,房企债券违约、商票违约等问题频现。
补丁二:近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不能连续为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体现了这家公司“真实”的盈利能力。部分公司虽然营收和净利润都不错,但经营性现金流为负,说明这一年实际上没有赚到钱,由于赊销等原因,只是账面上赚钱,并非真正的现金流入。因此监管部门将“近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作为重要观察指标。
若近三年房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均为负,这表示企业采取的是扩张战略,房企在市场份额增长的过程中,资金周转压力较大,在融资监管持续收紧的当下,企业资金链风险更甚。
2020年,房企经营现金流情况明显改善,2020年,TOP50房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4914.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25%。在TOP50企业中,华夏幸福、绿城中国和正荣地产这三家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已经连续三年为负。
补丁三:权益拿地金额/权益销售金额<40%
2021年5月,因“传融创疯狂拿地被监管部门排查”这一消息, “拿地销售比不超过40%” 这一标准开始被重点关注。之后融创回应称,央行并没有单独对融创进行针对性的排查,央行只是对试点企业进行例行管理,其作为试点企业之一每月都会给央行报送相关资料和保持汇报沟通。
土地和资金是房地产市场供应端的两大闸门。“三道红线”下,房企纷纷通过“开源节流”来降低负债率,而土地投资和开发是房企主要资金流出渠道,央行规定拿地销售比不得超过40%,以回款率80-90%计算,预期拿地预算控制销售回款的45-50%之间。
分企业来看, 在销售金额TOP20房企中,“绿档”企业拿地积极,招商蛇口和华润置地的拿地销售比超40%,其余企业均在“安全线”以下。2021年上半年,“买买买”的融创拿地销售比也仅为16.6%,距央行“拿地销售比不得超过40%”的观察指标仍有提升空间。
图:2021上半年TOP20房企拿地销售比情况
突发!22家头部房企或暂停拿地!
数据来源:风财讯智库整理
2021年上半年,共有22家企业权益拿地销售比超过40%。如依照新规定,或暂停拿地!
2020年上半年,在“两集中”供地政策下,房企对于地块争抢激烈,这22家突破央行“拿地销售比不得超过40%”观察指标的企业多为地方性国有企业,在后续的第二轮的供地中,这些企业拿地积极性可能有所下降。
集中供地下,国企的资金优势凸显。在这22家企业中,也不乏有规模房企,越秀地产、保利发展、招商蛇口这三家国有房企拿地较为积极。2021年上半年,越秀拿地动作频繁,区域深耕和规模扩张同步。上半年,越秀在广州斩获9宗地块,拿地金额达223亿元,新增土储达176万㎡。
表:2021年上半年拿地销售比>40%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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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风财讯智库整理
02
这些房企上半年拿地销售比已超40%
中国房地产报记者注意到,根据买地金额不得超年度销售额40%上限,2021年上半年拿地30强房企中,有12家已经过线。
一类是“零踩线”央企国企队,它们资金充裕,成为此轮拿地主力,如招商蛇口、华润置地、越秀地产、建发房产。
其中,建发房产、招商蛇口以及华润置地上半年拿地销售比分别为70.6%、50.9%和50.2%,亦均超标。
上半年,建发房产实现销售收入934亿元,新增土地价值659.2亿元,拿地销售比高达70.6%。且建发房产频繁高溢价拿地、夺地王,其去年才突破千亿元门槛。
值得注意的是,建发房产在去年也频繁高溢价拿地,此前也曾多次拿下“地王”。在追求规模的同时,建发房产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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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发房产没有单独上市,但以建发股份数据来看,2020年建发股份经营性现金流净额97亿元,同比降低13.34%。2021年一季度,建发股份经营性现金流大幅下降162.3%至-407.5亿元;资产负债率达80.6%。
一位房企人士称,此次监管层再度明确累计权益拿地金额不能超过累计权益销售额的40%,预计这些企业后期会适当降低拿地力度,以达到40%标准。
另一类则是不惜冒着“踩线”风险,也要冲刺规模的房企,这部分占了多数,如卓越集团(拿地销售比93.8%)、绿城中国(65%)、中骏集团(57.9%)、中交房地产(52.1%)、新希望地产(52.6%)、融信集团(45.3%)、雅居乐(45%)等。
拿地销售比最高的是卓越集团,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683亿元,新增土地价值640.6亿元,拿地销售比高达93.8%。
上半年,卓越集团在北京狂揽四幅地。其中,5月11日,卓越联合体拿下的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地块和东小口地块,未来地块售价上限为6.3万元/平方米,但该地块竞拍后楼面价已经高达5.32万元/平方米,中间只有不到1万元价差。
据媒体报道,2020年11月,卓越集团高层在内部会议上提出,两三年内希望能做到行业TOP20。除了规模诉求,冲刺香港IPO也是卓越凶猛拿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绿城中国今年上半年拿地888亿元,占当期销售额比重为65%。2020年,绿城就在土地市场频频拿地,对于规模拓展野心可见一斑。有分析称,绿城中国优势是第一大股东中交集团央企的信用背书,为其在资本市场融资提供便利。
截至2020年底,绿城中国净负债率和现金短债比分别为66%和2,已符合监管要求;但剔除预收账款的资产负债率为71%,仍“踩中”一道红线。拿地销售比超过40%的雅居乐,同样“踩中”一道红线。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拿地销售比达52.1%的中交地产已脚踩“三道红线”。数据显示,其2020年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为83.4%,超出70%的红线值;净负债率为296.4%,同比上升146.2%。
相比之下,之前一些参加过“三道红线”座谈会的标杆房企则从拿地百强榜上“消失”了。债务压力下,为达到国家对“三道红线”要求,他们不得不收缩拿地,甚至通过降价促销、甩卖资产等方式来改善财务状况。
例如,去年刚刚跨过3000亿元销售规模的世茂,上半年拿地金额也不过74.8亿元,与其过去几年高扩储的态势画风变化略大。此外,中南置地、阳光城、雅居乐和佳兆业等房企上半年拿地规模也明显降速。
李宇嘉预计,(40%拿地销售比)政策落地后,预计第二批集中供地热度会降低,整体土地溢价率会走低。
03
前7月房企拿地榜单出炉:
万科独超千亿居首
30日,中指研究院发布2021年1-7月全国房地产企业拿地排行榜。
数据显示,前7月TOP100企业拿地总额18057亿元,同比下降3.0个百分点。万科以1106亿元居金额榜首位,也是唯一超过千亿元的企业;碧桂园以2025万平方米居面积榜首位。
突发!22家头部房企或暂停拿地!

来源:风财讯、中国房地产报、中新经纬客户端、丁祖昱评楼市、中指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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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房地产:不要在压路机前捡硬币

· 陈志龙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房地产,房地产:不要在压路机前捡硬币几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史蒂芬·罗奇在他的《失衡——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一书中说,房地产迷幻了一代美国人,诱惑了许多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

美国的问题未来可能会发生在中国身上,没有谁能肯定地说中国是个特殊的例外。

最近,随着宏观层面地产融资前所未有的严厉收紧,某大房地产商不时传出商票逾期、债券违约,未到期债券价格暴跌等消息,一家地方股份制银行贷款未到期先下手为强,强行保全冻结其在江苏的一处项目资产。消息引发市场极大震荡,虽经地方有关方面强力协调,通过总对总的危机干预,“打第一枪”的银行暂时停止了保全事项,但一系列事件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并且次生风险不容小觑,险相环生。主要表现其未到期债券价格的继续下跌。

因受拖累,其合作伙伴、多家建筑承包商、材料供应商陷入危机,有些项目甚至因付不出工人工资而停工。

另外,在香港,汇丰控股、中银香港、恒生银行、东亚银行等四家银行停止向它在港未完工的住宅买家提供抵押贷款,其美元债再度暴跌。

房地产,房地产:不要在压路机前捡硬币过去,高杠杆的房地产商,十几把茶壶靠三五个盖子来接龙的游戏,现在普遍玩不转了,银行、建筑商、材料供应商觉得形势不妙都来要钱,那是五马分尸的节奏。

近期多家房企负责人都一再表态,加快转型。

王健林甚至说,因为考虑未来行业流动性的问题,将不再开发一平方米的商业地产。

对许多在繁荣的年代摊大饼的高杠杆的房地产企业来说,今年可能是命运转折攸关的一年。

大开发商如此,中小开发商更是如同热锅上蚂蚁、探照灯下的兔子一样,到处乱撞找钱找出路。

过去两年间,中小开发商破产倒闭的数量和规模创造了近二十年的新高,这应验了华尔街的那句名言:“警惕那只向你投食的手,可能也是拧断你脖子的那只手。

房地产,房地产:不要在压路机前捡硬币去年此时,央行党委书记、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谆谆告诫各方,当前房地产过度金融化,居民负债率占相当大的比例,甚至一半投资都投入到房地产市场。而商业的信贷结构中,房地产规模已超过国际公认的安全边际。

郭树清年底时指出,“要警惕房地产可能成为最大的灰犀牛。

他一再提出警惕房地产,是因为房地产是最容易得到杠杆加持的行业,并且历经二十年的发展,存量的规模处在历史高位,商业银行过度投放房地产贷款,宏观上看,信贷结构也存在严重的扭曲和错配。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由于信贷的总体宽松,相当一些逐利资金通过或明或暗的渠道继续涌入房地产,以至一些大中城市的新开楼盘继续呈现低中签率和“夜光盘”的现象,上千万元的房子都不用贷款,也贷不了款,全是现金付。

局部地区房价烈火烹油、猛兽破栏的失控加大了房地产自身风险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也问,“哪来的这么多钱?

所以,可以看到,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开出的罚单,重点是以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为惩罚目标,有的甚至领到了天价罚单。

上半年,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发文,要求商业银行在一定期限内把涉地产贷款压缩到安全值以内。今年春节过后,尽管信贷投放在增加,上半年放了12.7万亿,创历史峰值,但包括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涉房贷款,包括按揭贷款都处于断流状态,只压不增。

与此同时,各大银行的房贷资产证券化停摆。所以,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头部房地产商集体的流动性窒息。

金融监管当局已深刻认识到,金融体系已深度为房地产绑架,而只会做房地产贷款的银行是一种“金融失能症”。别看它们在市场繁荣的年景里赚得盆满钵满,等市场出现震荡时,等待它们的可能是极大的流动性麻烦,类似于人的肺功能丧失。

商业银行过度投资房地产,最终结果是上气不接下气,呼吸急促而困难,是命悬一线的流动性风险。

房地产,房地产:不要在压路机前捡硬币十几年前的美国,在这方面有深刻的教训。

本世纪之初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与房地产相关的抵押贷款及资产证券化业务就成了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们“下金蛋的鹅”。因为在竞争中对市场份额和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各大都在房贷相关业务上玩命地加杠杆率,它们的杠杆率普遍都高达40:1,远超过商业银行的12:1。

杠杆过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资产价格微小的波动都将可能演化为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在40:1的杠杆率下,资产价值仅仅2.5%的下跌就会造成股东价值的悉数尽毁。如果债权人或者交易对手对你失去信心,彼时信贷龙头被关掉,高杠杆脆断,就会失血而死。

当时的情况,用危机指挥中枢核心成员、财长保尔森的话说:“当市场失去信心时,它就会倒下,总统也救不了它。

所以,我们看到,2008年初,贝尔斯登的股价从96美元跌到2美元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无论是美联储、财政部还是市场上的交易对手,看到了高杠杆背后巨大的风险敞口。

资产规模4000亿的贝尔斯登,主要业务线是承担数以百计的对全球对冲基金的衍生品代理业务,因此,它每天的交易背后是成千上万笔来自世界各大对冲基金的头寸,大量的衍生品通过它在华尔街撮合成交。所以,如果它像雷曼一样突然倒下,华尔街将血流成河,对市场的冲击太大了。

保尔森的团队用一周时间形成严密的接管方案,在一个星期天的夜间,用白宫地下室的军用保密线路向小布什汇报处置方案时,千里之外的总统同意了方案,他也为这头百年金融巨兽最后的困局“一声叹息”。

房地产,房地产:不要在压路机前捡硬币市场上,历经百年未倒的金融巨兽贝尔斯登倒在了“次贷危机”的台风眼里,而曾经是政府“亲儿子”,得到历届政府恩泽和萌庇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也在大洪水中被冲垮。

房利美前身是上世纪30年代成立的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它的任务是增加政府住房建设的流动性资金,并建立可供抵押贷款交易的二级流通市场。

上世纪70年代初,为避免它的独家垄断,又成立了房地美,来形成双寡头竞争格局。虽然它们都通过一系列市场化改造转化为公众公司,但长期以来市场形成了共识,即作为联邦政府创立的公司,包含着政府父亲主义的隐性担保。

实际上,政府对“两房”并无明确的法律担保义务。但市场还是把联邦政府的隐性担保当作一种信仰,“两房”你追我赶的竞争中也不断放大自己的杠杆乘数,无度负债。

国内外的投资人包括欧洲的王室、政府主权基金、华尔街的对冲基金都以为它们的债券像美国国债一样安全,并且有着较高的收益率,是一种好的安全资产配置。 

在房地产的美国梦中,“两房”原本保守的商业银行理念被激进地异化为投资银行,“太多的业务既不审慎也不负责,所有人追求的都只是当期利润”。中介机构更不负责,“即使一种衍生品证券是一群牛设计的,因为出自‘两房’,穆迪也愿意给它评个3A。

有些情况下,一些评级机构甚至还会协助发行人操控评估结果。美国房地产的“黄金十年”里,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叫嚷着要买美国地产证券化产品,似乎那是全世界的“保险箱”。

最后,当俄亥俄州的人还不起次级抵押贷款时,德国的一家银行立马陷入困境,甚至远在北欧挪威的小镇都能感到刺骨的寒冷,因为北欧许多国家的养老金机构把“两房”的债券和票据当成联邦政府背书的“金边债券和票据”,狼吞虎咽大量买进了评级“高度安全”但最终可疑的与次级贷相关的产品组合。

当洪水冲过来时,原本健康的资产负债表一夜变“红码”——面临巨额的估值折扣和减计,一切都是纸上富贵。开始以为是蜜糠,最后发现是剧毒的砒霜。

房地产,房地产:不要在压路机前捡硬币当2007年楼市崩溃金融海啸一触即发时,“两房”的杠杆是75:1,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资产价格1.4%的损失就给这对“末日双雄”钉上了棺材钉。

华尔街奉行“一切资产都可以证券化”,我们是“能够理财产品化的都可以理财产品化”,本质是一致的。

华尔街的投行“通过证券化的杠杆叠加嵌套鼓大资产肚子”,但穿透那些可疑的与次级贷相关的资产,则是一片狼藉。

所以,“两房”风险暴露后,当时接任格林斯潘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作证时承认,两房在长期政府保护下以低税收、低利率和高杠杆形成的次级抵押贷款组合,形成巨大的“金融暗河和资产黑洞”。而整个金融系统都充斥着不可持续的高杠杆率和随时可以逃离的隔夜资金,系统就非常脆弱。

只要一家机构抽出资金,就会引发骨牌效应。当整个系统在我们脚下崩溃,看到巨额资产灰飞烟灭,“我们无能为力,只能讫求上帝,祈祷屏幕上的价格不要再变动。

华尔街的房地产抵押担保体系和资产证券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油管型系统,每个市场都是系统中相互关联的管道、转轴和齿轮,当一个市场发生险情和危机,会迅速传导到相关市场,并对危机强化起到关键作用,这种病毒式和管道化传播也是华尔街致命的脆弱性所在。

房地产,房地产:不要在压路机前捡硬币人类过去百年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历史告诉我们,低利率和极端杠杆吹大的泡沫总会破灭,但泡沫破灭的时点无法预知。低利率释放的宽松货币洪流把投机泡沫推向沸腾的高潮后,当价格足够高,泡沫足够大时,“必然出现买方对卖方的大量过剩”——很少的人能买得起,导致已经涨得离谱的资产价格在某一个无法预知的时点上被一根绣花针捅破——这根针可能是一项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也可能是一个随机性的意外事件,还可能是市场突然的心理逆变引发整个预期的改变。

实际上,当大多数投资者都形成群体性共识,以为价格还会上涨并对此深信不疑时,就会触发负反馈机制,危机就会不请自来。

房地产的每个环节都是与债务相关联的,每个负债人都承担着风险,也承担着清偿责任——是债总要还。正是无数个体的风险总和才形成整体的系统性风险。经济下行周期中,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财务、债务风险的管理总要与不同层面的风险总量发生无尽的纠缠。

当下,中国房地产数以百万亿计的债务风险总量令人心生畏惧,它本质上构成了经济和社会风险的整体模式。有时,改变命运的事件往往在你无法预测的时间和方向上发生,但市场变量的综合作用总会使市场来到其历史性时刻。

最近一些重点城市的学区房、教培机构被定向清理,头部房地产企业、一些地方历经数十年培育出来的大型龙头建筑企业,陷入困境。就应验了郭树清和罗奇的警告。

学区房巨震,最典型的是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7月30日起公开征求意见。对于学区房炒作乱象,《条例》明确提出推行大学区招生和办学管理模式,建立义务教育学校教师交流制度,打破房子和学位的对应关系,以合理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结构。

人性都一样,经济规律也不可改变。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不要像华尔街年轻交易员在“压路机前捡硬币”,把自己暴露在极少发生而具有重大风险事件的尾部区域。

在大洪水来临之前,要高度警惕,而不能睡得像个婴孩似的,浑然不觉。要做好周密的预案,金融机构、地产商、建筑商和个人都要做压力测试,如果极端情况出现,我能承受的最大损失是多少。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才能努力尽可能地把损失降到最低,免得到最后像探照灯下的兔子一样到处乱撞。

而宏观决策部门在市场处于风险状态时,要充分认识到它潜在的发展方向,加强宏观政策协同,加强预期管理,牢固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底线思维。要有沙盘推演的危机干预机制和风险应对预案,避免“灰犀牛”事件出现或者“明斯基时刻”时手忙脚乱的“难以收拾的麻烦”。

房地产,房地产:不要在压路机前捡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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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逼近“公用事业股”估值的隐逻辑

本文系基于公开资料撰写,仅作为信息交流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腾讯控股,正在经历上市以来最快速猛烈的巨幅回撤,逼近公用事业股的估值。
腾讯逼近“公用事业股”估值的隐逻辑
以往BAT和FAAMG在趋势上几乎同步,但在最近发生了明显的背离,团灭教育股只是一个导火索,政策预期下的杀估值逐步演绎为杀逻辑才是最可怕的。背后最大的宏观是,最高层对关于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决策部署。
腾讯逼近“公用事业股”估值的隐逻辑
从对蚂蚁、滴滴、美团等平台型互联网公司的强势监管,再到革除教培和地产的资本属性,深藏在表象之下的,是“新发展阶段”的一盘大棋:对增长和效率的过度追逐让位于分配与公平。
改开40年,见证了资本扩张的极端嗜血。历史的经验是,矫枉过正是一种必然。况且,在人口红利耗尽和互联网流量红利终结的当下,资本带来的效率提升的1%,所带来的社会治理成本上升可能是100%,所谓的“负外部性”,也是塔勒布所说的非对称性风险。
腾讯逼近“公用事业股”估值的隐逻辑
认知的“ZZ正确”是投资成败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决策者不会让资本市场和富有资本家的敏感性阻碍他们做他们认为对中国人民最有益的事情。”
腾讯逼近“公用事业股”估值的隐逻辑
Dalio对政策和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的理解力超越了以木头姐为代表的华尔街机构投资者,一如他在《原则》一书写道:几乎所有事情都以符合逻辑的因果关系不断发生过。这个逻辑在当下即是:节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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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教家长焦虑,政策教资本做人

来源:远川研究所

 

一纸文件,敲碎了K12行业烧钱烧出“好未来”的幻梦。

 

7月24日,被称为“双减”政策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落地,全面限制从学前到高中的课外补习业务,并要求现有机构改制为非营利组织。新东方、好未来、跟谁学等教培机构股价跌妈不认,相比年初的高点,已跌去了90%以上。

 

即便如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这般历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听到“转型做托儿所业务”的提议后,也没忍住潸然泪下[1]。但擦干眼泪之后,还得面对现实:7月24日当晚,新东方、好未来等机构相继表态,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一项政策引起教培机构大地震。有人思考转型,有人开始撤退,有人炒股爆亏。

 

本文将主要解答以下两个问题:

 

1. 政府部门对教培机构的监管态度是什么?

2. 为什么新政会覆盖从幼儿到高中全年龄段?

 

 

资本教家长焦虑,政策教资本做人

 

 

 

K12教培行业的崛起史,也是一部监管史。

 

最初的监管文件可以追溯到2008年:教育部与国务院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教育收费进一步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首次在国家文件中提及了“补习班”“培训班”等概念[2]。

 

不同时期的监管政策,取决于当时的K12教培行业发展特质。参照监管对象、监管举措等纬度,可以将监管政策大致划分为以下2个时期:

 

1. 2008年-2017年,整治校内补习。

 

由于此前宽松的政策环境,以及课外培训需求的激增,K12教培行业迈入草莽扩张阶段:2007年,学而思(好未来前身)创始人张邦鑫在拿到了第一笔投资之后开始扩张,第二年就在上海、武汉、天津建立了分校;同一时间,新东方已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都建立了学校。

 

各地的学校、教师也深陷其中,推出了各种形式的校内有偿培训班。

 

因此,在2008年公布的首份监管文件中,明确禁止学校、教师举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培训班、补习班等形式的有偿培训班。

 

2012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审计署又推出了《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再次明确严禁了包括“占坑班(指通过培训选拔学生升入初中)”在内,任何形式的收费培训行为。

 

2013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文件,将重点打击公办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职代课的形式。一年后,教育部再发文件,又提及要集中整治中小学补课乱收费等现象。

 

持续多年的大手笔整治,给新东方、好未来等民营K12教培结构空出了一片蓝海。2016-2018年,教育行业的投资并购日益频繁,3年间交易规模从236亿涨到了520亿,上涨了不止一倍[4],成为了资本市场的“小甜甜”。

 

监管政策开始悄然发生改变。

 

2. 2017年底至今,整治校外补习。

 

试水由上海率先开始:2017年年底,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联合工商局等部门,推出了针对民营教培机构的管理文件,提出设置民营教培机构的从业门槛。

 

随后的2018年2月,国家教育部联合民政局、人社局以及工商局,正式颁布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监管矛头从校内转向校外。

 

同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对民营教培机构的教学场地等各方面提出了详细要求,并禁止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

 

随后的一年内,各省市也相继出台了各自的管理文件。

 

监管文件的两板斧,敲得资本市场冷静了不少。2019年,教育行业投资并购交易规模暴跌至197亿元,不足2018年的四成。

 

但这并未引起从业者的足够重视,反而被行业、资本解读为“供给侧改革”:中小玩家离场,头部机构进一步壮大。

 

龙头企业份额扩大,加上疫情居家时期对在线教育的广泛需求,资本市场迅速用脚投票。新东方、好未来等头部教育机构市值飙涨;2020年教育行业投资并购交易规模高达633亿元,创了历史新高。

 

资本教家长焦虑,政策教资本做人

 

错误理解政策意图,后果很严重。教培行业,很快就从看似阳光大道,变成了飞蛾扑火。

 

这次7月24号发布的“史上最严双减”政策,可以简要归纳为四点——

 

(1)全年龄段:压减校外培训,不仅涉及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前、高中阶段也包含在内,堪称团灭;

(2)公司改制:现有的培训机构全部改制为非营利机构,也就是赚钱了也不能分红,收费还要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并且不再审批新的培训机构;

(3)适可而止:例如周一到周五补课最晚下课时间晚上9点,网课课间间隔10分钟等等,也就是说,补习可以,但不能搞成军备竞赛、不能诱发社会焦虑;

(4)高度重视:文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级别高于以往的教育部门。

 

一句话总结:整改力度空前。

 

如此新规一出,企业和资本市场暂时也没了招。只是,由于补课需求一直会在,K12教培机构们或许会以新面貌重新生长起来。

 

可来自政府的监管,似乎远未至终章。

 

 

资本教家长焦虑,政策教资本做人

 

 

教育一直与社会平等、就业流动、阶级再生产等重大问题直接挂钩,而且在中日韩等东亚国家被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中,教育模式的建立是始终与国家发展、经济建设融为一体的。

 

在改革开放以后,到2001年全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前,中国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可以用四个特点简单概括——

 

(1)分流

 

1986年,中国确立了从小学到初中的九年义务教育,而从初中升学高中、高中升学大学则开始细分,逐步发展成学术、职业教育分流。

 

一些人通过中考进入高等中学继续教育,落榜的则进入中级专科学校;而高中毕业后统一参加高考,再筛选考得好的进入大学继续学业,而此处落榜的则在高级专科学校进行职业教育。

 

(2)选拔

 

在基础教育阶段,用重点中学、重点班的体系进行选拔。在很长时间内,这让中国的教育更接近于选拔而不是欧美语境下的“教育”。

 

(3)累积性强

 

由于是层层选拔,每一次考试后容易形成了“累积性优势”,重点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中间掉队一次就很难反超,例如考去了中专很难重新考上本科。这导致了“不能输在起跑线”的早期教育也越来越吃香。

 

(4)标准化

 

教材、考试内容的标准化、客观化程度高,而且考的就是教学内容。

 

这一套体系尽管长期被认为是“填鸭式教育”、“应试教育”,但实际上,一方面,很成功地为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源源不断地选拔出了优秀的劳动力。

 

另一方面,社会底层子弟凭个人努力来学习是有机会进入大城市高校从而实现阶层跃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城乡户口割裂,但教育机会“意外”造成了长距离的代际流动:农村子弟考入城市,虽然比例小但人数多,成了新的城市人,让中国城市和阶级维持开放和流动。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就业机会的丰富,社会所需要的工种越来越精细,想要维持阶层地位的中产阶层越来越壮大,教育内部开始出现显著变化。

 

第一,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破天荒地出现了课堂讨论、小组合作等教学形式,跟标准化教学相比,不同层级学校的推进程度迅速产生差异。

 

第二,有付费能力的阶层对教育参与的程度越来越深,学生、家长、学校教师、补习教师构成紧密的合作关系,补习市场不断扩张,从学业补习到特长培养,范围越来越广。

 

第三,同一城市围绕学区房产生资源分割,教育资源的地区差异非常大。

 

简单说,当教育从高度同质化走向市场化的时候,人们获得了更多用钱去买到的机会,但也为经济优势阶级创造了阶级区隔、教育不平等的空间。

 

这个教育市场化的结果,迅速反映到了职业不平等、“二代化”上。

 

在代表着中国社会学研究最高水准的学术期刊《社会学研究》上,李路路等人在201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的论文。论文使用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2016年的数据,检验人们30岁时的职业阶层跟父辈的相似程度,有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发现:

 

改革开放以后,“子从父业”的比例长期下滑,但在最近十几年里重新回升,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阶层跃升、“逆袭”变难了。

 

资本教家长焦虑,政策教资本做人

 

文章对此给出了相应的解释:(1)经济爆发式发展的阶段过去了,新增职业机会减少;(2)教育市场化让优势阶级有了复制优势的机会,择校费、赞助费、学区房、补习班等等,都是重要的手段。

 

简单说就是,教育是一个分配问题,不是技术、效率、个性化问题,补习班、互联网公司再怎么提高教学效率、收获利润,造福的都是付费的中产及以上阶层。但这显然不是国家的庞大基本盘。甚至,教育的市场化已经部分导致了阶级流动走向封闭。

 

《固化还是流动》一文,发表在2018年。对教培机构的整改,也是在2018年启动。

 

 

资本教家长焦虑,政策教资本做人

 

 

在经济发展放慢的时期,造成阶层固化、甚至引发人口出生率下滑的路上,教培机构并不是唯一的“背锅侠”。教育、住房、医疗是长期以来的“三座大山”。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除了教育,政府还启动了住房、医疗的改革。

 

在住房领域,“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是政策的主基调。中央政治局会议还首提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

 

以去年学区房暴涨的上海为例。2021年上半年连番加码调控:

 

1月21日,上海率先出台“沪十条”,封堵假离婚购房漏洞,将增值税征免年限由2年上调至5年,加强个人住房贷款审慎管理;

 

1月25日,上海又将法拍房纳入限购范围;

 

2月6日,上海新房认购积分摇号制度正式施行;

 

3月3日,“沪七条”发布,规定按照优先购房政策购买的商品房限售5年,商品住宅用地出让实行限价竞价;

 

3月12日,上海市房管局发出公告,对今年供应的新建房屋进行集中批量管理。

 

与此同时,学区政策也进行调整,试行“名额分配综合素质录取”制度。

 

调控也下沉到了县市。湖州、西安、合肥、嘉兴、绍兴等24市相继升级调控,主要涉及升级限购、升级限贷、升级限价、升级限售、增加房地产交易税费、设立二手房参考价格、新房积分摇号等内容。

 

看着今年以来频繁且有针对性的调控,地产股票早已经不是紧靠市场的消费股,而是变成由有形的大手调控着的“军工股”:有刚需,但无法自主定价。

 

医疗的改革同样剧烈。医保局的“灵魂砍价”已经在过去两年里屡屡刷屏。而在今年7月7日,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明确提出了要推动“三明经验”走向全国。

 

三明经验,简单来说,是对医药、医疗、医保“三医”联动的改革。实行药品耗材联合限价采购,将医生收入与药品的销量脱钩,从控制供应端处消除药物定价乱象、滥开药等现象。

 

房地产、医疗、教育,政府正在通过宏观调控之手,一点点搬开阻挠在阶级流动、生育意愿面前的这三座大山。看看恒大的股价,再看看上周五教育文件发出后,新东方、好未来等教育企业在美股的遭遇……

 

 

资本教家长焦虑,政策教资本做人

 

 

“在分化上押注”是过去几年投资领域的“显学”:向上的有苹果特斯拉美团茅台片仔癀贝壳Lululemon;向下的有小米小牛拼多多B站海天味业涪陵榨菜Shein。这背后,也许是是“子承父业”指数的上升。

 

在中国当代史上,90年代的基尼系数也一度高企,但社会并没有出现太大的焦虑情绪,因为当时的代价阶层跃升机会还很多,弱化了不平等感、焦虑感。但最近十几年,代际流动机会重新减少,逆转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得开放的趋势。

 

在这个背景下,旨在破除阻碍社会开放的产业政策、社会政策陆续出台,就很重要也很容易理解了。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资本教家长焦虑,政策教资本做人

[1] 新东方雪崩了吗,燃次元

[2] 21世纪以来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理性选择,《中国教育学刊》

[3] 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乱象丛生,学生利益保障堪忧,搜狐教育

[4]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教育行业并购活动回顾及趋势展望:转危为机,在线教育爆发重塑行业格局,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5] 新东方俞敏洪:烧钱的在线教育退潮后,将会是一地鸡毛,教培校长参考

[6] 《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社会学研究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5nW2dHtkzth8KFNaGLKG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