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三年的程序员徐子龙，在今年做了一个决定：回家考公务员。他在正式决定考公后，在老家市区买了一套房子，首付30万，120平米，决心在考公上岸后住进去。
徐子龙对“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抱有强烈的渴望。在北京三年，他搬了六次家。第一次是实习期，2000块钱，租了个10平米的单间，每个月实习工资刚够在北京生存；第二次是毕业后工作，住在林萃桥，房租每个月2400块，住了一年房东不续租了；第三次又换房子，住了三个月不到，房东要把房子卖掉；第四次搬到了亚运村，房租已经涨到了2700块，还是个群租房，隔壁室友每天晚上吵架，他又搬走了……搬了六次家，每次房租都会涨，房间面积却始终是10平米。
徐子龙每次跟新同事聊天，他都要问对方买房了没，买到了哪，好做参考。但最后他发现，周围像他这样的大厂底层程序员，要想只靠自己在北京首付一套房，几乎是做梦。最终，对房子的渴望超越了留在北京的决心，剩下的出路，就是考公。
也有程序员因为爱情去考公。苏雪的男朋友在BAT某厂当程序员，负责小程序开发，手机必须随时保持on call的状态，不能静音，要远离信号不好的地方。苏雪有一次想去山里露营，怕山里没信号就一直没去成。有一次两人约好看电影，刚到电影院门口就来了需求，等他处理完工作，苏雪的电影也看完了。
两个人的时间总对不上，苏雪每天都会问男朋友能不能按时下班，偶尔得到肯定的答复，男朋友却又在临近下班时收到新的需求，打乱苏雪的安排，两人不知为此吵了多少次。有一次苏雪问男朋友，“不加班行不行？”男朋友说试试，每天准点下班，结果那一周的绩效全组倒数第一，接着就是部门leader找谈话，说一些“每个人的努力公司都看在眼里”“你年纪也不小了”之类的话。
在大厂内部，程序员35岁的话题经常被聊起，许多程序员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如果到了35岁还在底层混，那就基本没戏了。而且，一个人越逼近35岁，生活的本来面貌将会看得越真切，这个时候会开始考虑家庭、子女、健康、买房、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这些现实带来的焦虑，都有可能让人对稳定的公务员心生渴望。
一位37岁的程序员在网上发帖诉苦
称因年龄被优化后只能选择考公
图 / 网络
后来，苏雪和男朋友见了一个公务员朋友，那人在一个政府部门做程序员，他们震惊了：人家不用写代码，不用996，每天上班就是把服务器打开，看看网络是否正常，如果是某个运行的软件出了问题，就给软件厂家打电话，喊厂家的人过去修。见完这个朋友，苏雪的男朋友一下就投入到考公的事业中，立志上岸。
大厂难进，公务员难考。2020年，一共有15万以上的毕业生申请了字节跳动国内3000多个岗位，平均录取比例50:1；相比之下，2021年国考报名超过200万人，竞争3万多个岗位，平均招录比59:1，相差并不远。但是，十年间互联网带来的造富热潮已经过去，相比于虚幻的财富自由，许多人开始更渴望安稳。
这是两座不同的“围城”，却有相似的故事。
李飞是为了钱，才来做程序员的。他从中部省份一所985大学的核物理专业毕业，这个专业就业太难，毕业后去核电站是一条路，要么就读研，但导师劝他，“家里没钱就别读了”，在导师的观念里，理论物理太难了，需要靠其他行业或其他人资助来维持研究，也赚不了什么钱。
但李飞的家庭条件很差，母亲下岗早，家里生活很拮据。他上小学时，有一回家里只剩一碗面条，没酱油，李飞吃了一口吐了，被母亲绑在床上一顿暴打。到了中学，同学把有些磨损的鞋丢进垃圾桶，李飞问“这鞋不是好的吗？”同学说“要不你穿吧”。这话他记到现在。
后来，一个做了IT架构师的高中同学告诉他，当程序员很赚钱，工作两年就能有四五十万的年薪，他马上报了个Java培训班，开始努力成为一名程序员。
这一年是2016年，“互联网+”成为了主导商业世界的新法则，互联网就像一个漩涡，资金和人才都在快速涌入。在O2O的浪潮之下，任何商业模式从线下转到线上都离不开程序员敲出的一行一行代码。也是在这一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以122478元的平均工资首次超过银行业，这意味着程序员已经站到了行业收入金字塔的顶端。
“当程序员，到大厂去”成了一种潮流。上了几个月程序员培训班之后，李飞开始疯狂投简历，每天投50份，但是985的学历就像假的一样，有回应的公司不到1%，最后只能选择去成都的一家外包公司，第一个月收入还不到2000块。
相比之下，毕业于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周鹏，他的程序员之路更为顺利一些。从大三起，他就去北京的一家互联网大厂实习，毕业后又通过校招顺利进入这家大厂，参与一个智能硬件设备的开发，第一年年薪就有20万以上。
周鹏是那种觉得“程序员能改变世界”的人，桌上放的全是《乔布斯传》《重构》《代码大全》这类的书。他相信程序员能够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学了编程之后，他写了个软件，可以自动抓取网上五月天的照片，因为从高中时代起一直暗恋的女生喜欢五月天，他把程序存到一个U盘里，把这个U盘送给女生当生日礼物。
图 / 电影《社交网络》剧照
无论是李飞还是周鹏，他们都是怀着一股极大的激情进入这个行业，但很快，他们发现了一些生活的真相。
李飞觉得不对劲，他的工作是给很多手机厂商做手机系统外包，每一句每一行的代码修改，都有严格的要求，会有好几页的 PPT或者Word文档进行说明，“这基本就是个Ctrl+C和Ctrl+V的工作，你要想自己写一些代码是不可能的。”当时他与同事交流，同事抱怨，“来这里一个月也写不了十几句代码”。
“这就相当于一个不断拧螺丝的体力工作。”有一天他晚上9点半准备下班，被领导叫过去问“为什么今天走的这么早”。通常的下班时间是10点半，有时甚至能到凌晨一点。下班再晚，他也逼自己每天必须自学一小时代码。但这件事也随着领导要求每天都写工作日报而变得更加艰难，“因为你忙了一天，下班一想，感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都没干，日报怎么写呢？”
外部环境也开始挤压李飞。都说成都这个城市幸福指数很高，但那也是对有生活的人而言。那段时间他想明白一个道理，“什么是互联网大厂？就是你听到名字知道它是做什么的，能在这些大厂工作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程序员都是像我这样，在一些二三线城市里的小公司，几乎没有什么未来”。
有一回他去上海逛了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发现有个38岁的人，还在做IT，一个月挣一万多块钱，没有生活，没有爱情。他仿佛看到了十多年后的自己。而现在，就连健康也要离他而去了，他体重增加到170斤，每天的锻炼就是午饭后绕着公司大楼走两圈。同事与同事之间也不会深交，“你和同事的关系，就像你和路边摊老大爷的关系一样，见面会聊两句，转过身就忘了。你知道他们也有不满，但他们已经不反抗了”。
周鹏作为李飞口中“能进入大厂的只占程序员中很小一部分”中的一个，他满怀激情，一副随时准备面对任何困难的架势。在进入大厂后，前半年里，他是项目组里来得最早，走的最晚的一个。他买了个折叠行军床，专门用来中午在公司睡午觉，这样加起班来更加有精神。唯一的一天休息，他会从北京南边坐两个小时车到北边参加一场技术meet up。他的同事们也都类似，朋友圈里发的都是关于项目进程的反思，或者是和某个互联网大佬的合影。
结果半年之后，项目被砍了。被砍的时候毫无预兆，他代码写到一半，部门大领导叫他去谈了个话，让他去另一个项目组报道。这半年里所有的加班、写出的所有代码就这样被否定了。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大领导说话的语气，“就像是一个人去餐馆菜点多了，说这个菜我不要了”。
坐他对面工位的一个同事在这次调整中被优化，而这同事早上才刚刚帮他带了份早饭，第二天，对面的座位就空了，第三天，一个新面孔出现在那里。新面孔开始到处找人加微信，一副斗志昂扬的样子，就跟半年前的他一样。“这就是大厂的效率，我们个体太渺小了。”那天下班，周鹏第一个离开公司，他只想回去好好睡一觉。
脉脉上的“中年程序员关爱小组”有着20.9万的关注
其中最经常讨论的问题
有脱发、缺觉、颈椎受损等身体问题
图 / 脉脉截图
在互联网职业社区脉脉上，很多程序员们分享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但大部分都是苦闷和焦虑的倾诉，集中在工作压力大、没时间谈恋爱、脱发、身体变差、薪资不如应届生等方面。在一个名为“大龄程序员的新出路”的话题里，大家分享着自己的转型故事，开滴滴、送外卖、转战公务员、回家去创业，有成功的例子，更多人还是处于待业或迷茫中，来寻求建议。
对比来对比去，考公好像成了最好的出路：有程序员在家打游戏，岳父看了直皱眉，考上公务员之后，岳父亲切多了，看到都笑着问“在玩儿游戏呐，多休息休息”；有程序员相亲屡战屡败，考上公务员后开始筛选女方候选人了；有程序员介绍自己的工作，亲戚听了说“哦，搞电脑的”，考上了公务员，亲戚语气换成了羡慕，“这么好的单位啊”……
时代环境也正在改变。约十年前，干互联网是一条通往财富自由之路，在一线大厂的徐子龙就对此深信不疑。他刚入职的时候，旁边工位坐着一个比他大七八岁的员工，职级不高，技术也一般，工号在100以内。他还纳闷，“这人干活也不利索，代码还没我写得好，怎么也没见leader批评”。后来才知道，这人是公司的开山元老，手里的期权值五千多万，人家都财富自由了。他只恨自己没能早出生几年。
现在，BAT都可以称之为老厂了，已经不再年轻。互联网改变了方方面面，但留给后来者的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程序员像李飞一样，做着修修补补的工作，像周鹏一样渴望用技术改变世界的程序员也越来越少了。而疫情和政策，让徐子龙见证了许多在线教育公司迅速从辉煌到没落的转变，他感慨，“身在互联网，我没有安全感”。
焦虑之下，天南地北，各种背景和境遇的程序员最后殊途同归，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
图 / 电视剧《白色巨塔》剧照
决定考公之前，李飞先看了一遍职位表。他发现核物理这个专业不光找工作尴尬，考公务员也很尴尬，只能报考不限政治面貌、不限专业、不限基层工作经验的“三不限”岗位。他家住在重庆的县城，可以报的岗位在当地要么是地税，要么是警察。由于听说公务员的工作大多是“一眼望到头”，对比之下，他觉得当警察可能更有意思。
那一年有些仓促，真正留给他备考的时间只有半个月。他每天刷4个小时行测题，就这么复习了十多天，最后竟然考了140多分，笔试排名第一。大家考完出来彼此打听分数，一看他考这么高，抱怨“你这么高的分怎么还跟我们竞争这么偏僻的岗位”。他比第二名高了十分，接下来的面试只要不垫底，怎么也都进了。得知这个消息他也没有多高兴，“换个日子过而已”。倒是家里人高兴坏了，像是感觉儿子终于开窍了。
相比李飞的“十天复习上岸”，大多程序员的备考过程更加隐忍和漫长。程序员考公看似是个关于选择的话题，实则是关乎生存，这需要在煎熬中隐忍，就跟做某种敌后特务工作一样，不能让任何同事发现，要和996争夺时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同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
为自己房子奋斗的徐子龙，备考之后买了个镜子。互联网公司9点上班，他6点就起了，第一件事是对着镜子读《人民日报》《新华时评》，最开始的几天坐在床上读，读着读着睡着了，后来强迫自己站着读。去公司的地铁上，就用手机看学习强国APP。
在考公最后一个月，他每天刷一套题，在工作上，基本上就放弃了这个季度的绩效。这些努力换来的是笔试第三的成绩，成功进了面试。但第一次面试时，当9个面试官像一面墙一样坐在他的面前，他还是慌了，没能翻过这堵墙，最后逆袭失败了。
苏雪的男朋友在决定考公后，苏雪第一时间到网上去给他买了全套的考公资料，程序员通常只有晚上和周末备考，所以两人周末唯一一天约会日也取消了。就连准备用来旅游的一万块钱，也报了考公复习班。
第一次去考的时候，她陪男友先考了个杭州的事业单位试水，考点在一所中学，看到2000多人争夺一个岗位，吓得差点放弃考公。现在考的次数多了，遇到什么场面都不慌了，苏雪坚信他男友未来肯定能上岸。
而周鹏则是在整个项目被砍后决定考公。他看上去没什么变化，仍然是每天来公司最早的那一个，只不过以前是来写代码，现在是躲到另一栋办公楼的某个会议室里看行测。次数多了也会被怀疑，有同事问他打卡这么早干什么去了，他就说健身去了。他还学会了掌握部门leader每天的动向，只要leader一去开会，他就溜出去刷一会手机上的行测题。这样在leader眼里，他每天都在工位上。最难的还是下班太晚，回家要顶着困意复习到12点。在公考最后一个月，报了个面试速成班，他睡觉做梦都梦见自己在模拟面试。最后他成功了。
李飞终于过上了他想要的稳定生活。当上警察的第十天，他站在重庆某个乡镇的街道上，穿着有些陌生的警察制服，保护一起凶杀案的犯罪现场。
这就是他的新生活。跟程序员是两个世界。在乡镇，这样的杀人案可能几年才能遇到一次，这也是他能立功的宝贵机会，但由于他是新人，机会轮不到他。除此之外，都是一些民事案件——某个市场丢了100多块钱的钢筋，或是街头两个大妈吵架需要调解。
虽然工作比较无聊，但别的地方也都还不错。稳定，没有35岁焦虑，派出所里有免费食堂，雇了个当地川菜师傅过来做饭，吃得很香；社会地位高了，当地谁都想跟派出所搞好关系，办事时总有人想请他吃饭；所长隔三差五给他介绍相亲对象，虽然他都没看上，但也不妨碍他成为当地相亲市场的热门人选。
他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了4000多块钱，几乎全都寄给家里，还花了1300块给母亲安了个净水器。这在当程序员时是不可想象的。他体重从170斤瘦到了140斤，连腹肌都有了，每周都能回家，还准备在重庆买房。
对有些程序员来说，公务员生活几乎是完美的。今年年初，3位已经进入体制内的前大厂程序员共同发布了一份《程序员考公指南》，称这是互联网上第一份相关指南。在《指南》的开头写着：“3个来自同一家大厂的程序员组团在职备考一年，上岸成功率100%，后端阿强考上了一线城市深圳的公务员，前端阿珍进了离家车程10分钟的事业单位，我在老家省内高校当教师：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指南》中的阿强颇具代表性，他对比自己考公前后的生活，觉得幸福感满满。以前他花一个小时去公司，现在开车5分钟就到单位；以前中午花20块钱吃食堂，现在花2块钱去饭堂吃自助；以前中午只能趴桌子眯一会，现在能开车回宿舍洗个澡、睡午觉；以前下午继续写代码，现在下午聊会天、喝喝茶、写材料，很快过去了；程序员吃完晚饭要继续开技术评审会，公务员17点58分已经排队下班打卡了；等到程序员晚上11点终于下班到家，公务员已经逛街回来，玩了一会游戏，健完身、看完电视剧准备睡觉了。
《程序员考公指南》创始人之一
在网站上分享自己的考公作息时间表
图 / 网络
但总有无法习惯这种生活的人。33岁的刘东之前因为带娃时间少，媳妇总跟他抱怨，于是他考上老家附近的编制，工资只有大厂的三分之一，但离家近、稳定，他终于有时间陪娃了。
在端起铁饭碗之前，他把积累下来的几个星期的年假一次性休了，休年假的第一个星期他很快乐，拿出了尘封多年的吉他，每天从早到晚，要么弹吉他，要么陪娃，心想自己终于有了生活。到了休年假的第二个星期，他开始焦虑、失眠，“我下辈子真就要这样吗？”在最后一刻他反悔了，找到自己部门的leader，说“我不想去了”。现在，刘东成了公司组里最勤奋的一个，“先挣钱再说，35岁失业我也认了”。
李飞也无法习惯。在同事里，他像个异类。他喜欢看书，其他的同事的娱乐方式是打牌或是干别的，他融入不进去。而且公务员需要写很多材料，有些人材料写得很好，但他写材料时很痛苦。由于没机会立功，这意味着他要在这个乡镇派出所继续干很多年。公务员人际关系复杂，应酬频繁，他常常怀念起程序员时那种一个人做事时的单纯和专注。
这时候，有个朋友出来创业，正好缺个程序员。在当警察一年后，李飞再次离职，又回去做了一名程序员。
罗曼罗兰说，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次他的目的地是上海。他卖掉了重庆的房子，靠着之前的工作经验，如今已经进入一家某领域头部的上海互联网公司，实现了从小厂到大厂的跨越。
从稳定中重新回到了奋斗的状态，李飞有了新的体会。他觉得一直写代码，写到超过35岁也是一件美好的事，“优秀的程序员写出的代码，你能感知到一种建筑式的美感，而不是干巴巴的，像是村里的施工队搭的房子”。
现在，他正在朝着这份“代码之美”努力。另外，他又胖回到了19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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