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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天，国内疫情反复，润达医疗选择加码新冠检测业务，其密集释放的利好消息也带动股价持续大涨。但突如其来的“假阳”事件又将其推上风口浪尖，致股价暴跌。即便没有“假阳”事件，它面临的风险也在加剧。
钛媒体作者丨好看商业
横向比较的话，润达医疗在今年加码核酸检测业务，多少有些后知后觉，错过了上一轮扩张时机；其豪赌的胜率就可能被打折扣。
多例核酸“假阳”背后：一家上市公司的豪赌与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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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为何这么难？
“把希望建筑在意欲和心愿上面的人们，
二十次中有十九次都会失望。”
大仲马
一
为什么天气糟糕的晚上很难打到出租车？
答案似乎很明显：天气糟所以打车的人多嘛。
塞勒不这么看。他后来得了诺奖，还有自己的基金公司，客串过电影《大空头》。
这位行为金融学的创始人之一对上面问题的研究，从一个有趣角度回答了本文的标题：
赚钱为何这么难？
先看打车难题：
大多数司机都给出租车公司打工，每天可租车12个小时，付租金并自理油钱，多出来的自己赚。
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所以许多司机是赚够了就收工，例如定个两百块钱的目标，早达到早收工，晚达到就多跑一会儿。
天气糟糕的时候，打车的人多，司机相对会更容易达到目标（若不考虑天气造成的拥堵），所以就会早回家，车一少打车就更难了。
问题来了，假如司机调整原来的目标策略，收入会怎样？例如：
策略A：别管每天收入多少，固定单日工作时间；
策略B：总工作时间不变，好的日子多干一会儿，差的日子少干一会儿。
结果显示，采用策略A，收入将增加5%；采用策略B，收入将增加10%。
既然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出租车司机不选择收入更高（而且可能更省力）的策略呢？
对此，塞勒给出的解释是：1、窄框架；2、风险规避。
何谓窄框架？简单来说，就是“目光短浅”，“格局不大”。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对概念，“短视”甚至是所有人类的基本特征。
大多数出租车司机采用的“目标策略”，是一个典型的“窄框架”例子：只考虑当天的收入，不能从更长时间内的整体收益来调配工作时间的长短。
这么做主要有如下原因：
1、“稀缺”的状态。司机们存款有限，不得不算好每天的钱，养活家人，按时缴纳每月房租。温饱问题导致的“稀缺”，总是会限制所谓格局。
2、简化决策过程。每天算好当天的账，少操心。
这样一来，司机就把一个连续不断的大决策，拆成了许多个离散的、均匀的小决策，并且目标清晰，容易执行。
何谓风险规避？也可译作风险厌恶 （英语：risk aversion），是指一个人面对不确定收益的交易时，更倾向于选择较保险但是也可能具有较低期望收益的交易。
例如，一个风险厌恶的投资者，会选择将他的钱存在银行以获得较低但确定的利息，而不愿意将钱用于购买股票，承担损失的风险以获得较高的期望收益。与风险厌恶程度相对，则是“风险容忍”（risk taker）。
我认为，有时候“风险厌恶”是一个很模糊的定义，就好像形容一个人勇敢，有些人小事儿胆子大，大事儿胆子小。有些人平日老实巴交，一旦干坏事儿就干件大的，如同老房子着火。
对出租车司机而言，每天以一定数量的收入为目标来安排工作，就会“厌恶”不能完成当日目标。
要实现多赚钱还能多休息，不仅需要专业和经验，更需要判断力，以及在收成不好的日子里带着较少收入早回家的“内心不安”。
对比起辛苦的工作，司机对波动和不确定性，可能是更难以承受的。
二
不止出租车司机如此，看起来更聪明更富有的投资人和决策者们也一样“不明智”。
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往往愿意卖出股票以锁定利润，而处于亏损时，更愿意继续持有股票，而不是认赔出局。–专家们称之为“处置效应”。
彼得·林奇将上述行为叫作：拔掉鲜花，浇灌野草。
研究表明，投资者和赌徒一样，有某种“均值回归”的幻想。
例如，在猜大小的时候，如果连续5次出现了“大”，老赌徒会倾向于相信接下来出现“小”的概率会变大。但事实上，就单次而言，这一次出现“小”的概率仍然是50%。
即使是懂概率的人，也会有类似的错觉：根据大数定律，只要猜足够多次，“大”和“小”的概率应该是各为50%。既然如此，连续5次出现了“大”，就应该有某种力量导致出现更多的小，把“大”和“小”的概率拉平，让大数定律发挥作用。
投资人经常犯类似的错误，觉得涨了一阵子的股票大概率会跌，而跌了很久的股票上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这是典型的赌徒谬误。骰子没有记忆，它并不知道自己连续5次出现了“大”，所以接下来要多出几次“小”来拉平。
那么，大数定律还会起作用吗？会。
但是起作用的原理，不是靠拉平，而是靠足够多次扔骰子的“稀释”。
说回“处置效应”。
出租车司机在好日子里太早收工，差日子里过于勤奋；投资者赚点儿钱就跑，亏了却想死守等反弹。
除了均值回归和沉没成本，“处置效应”更本质的原因，则是前景理论（也作“展望理论”）。
三
前景理论的得名，有点儿像“信息熵”的由来，都是由两个超级聪明的家伙随性而得。
让我们来看一下前景理论的著名问题：
问题1：你会选择哪一个？肯定会得到900美元，还是有90%的可能性会得到1000美元？
问题2：你会选择哪一个？必定会损失900美元，还是有90%的可能性会损失1000美元？
如卡尼曼所言，大多数人在问题1中选择规避风险，得到900美元。
尽管计算期望值二者是一样的。但是按照伯努利的“期望效用”理论，人们会认为得到900美元的主观价值比有90%的可能性得到1000美元的价值要大。所以大多数人对问题1的选择在意料之中。
重点是问题2，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更愿意去冒险，选择有90%的可能性损失1000美元。
也就是说，人们对“得到”和“失去”的感知是不对称的。
该理论引申出四个基本结论：
1、确定效应：处于收益状态时，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
2、反射效应：处于损失状态时，多数人是风险喜好者。
3、损失规避：多数人对损失比对收益敏感。
4、参照依赖：多数人对得失的判断往往由参照点决定。
如上图：横坐标是盈亏的实际金钱数额，纵坐标是感知的心理价值。图中的S型曲线并非对称，亏两百时的心理反应要比赚两百时强烈得多。
在一项“处置效应”的实验里，数据显示：上涨股票被卖出的概率，超出下跌股票被卖出概率约50%。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称之为“损失厌恶”。
概括而言：
1、人在面临获利时，不愿冒风险；而在面临损失时，人人都成了冒险家。
2、损失和获利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改变评价事物时的参照点，就会改变对风险的态度。
“损失厌恶”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买股票时赚了点儿小钱就跑，亏了钱却死守等反弹。
然而，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其边界和场景。例如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当下A股那些核心资产，过去涨了几年，不就是没早点儿获利了结，现在才深跌套牢吗？
我们要意识到，行为经济学解释的是“心理价值”与“实际价值”的非线性关系，但不能解决如何对股票的“内在价值”估值的问题。
没错，跳出窄框架，以更长周期来评估资产价值，可以避免波动所带来的“短视的损失规避”。但这不意味着只要抱着“优质资产”睡觉就可以了，要是资产已经变质了呢？
四
巴菲特说：你不需要成为投资领域的天才，你需要一个正确的方向。
他认为：90%的人买股票的想法不对，他们希望买入后下周就涨。涨了很开心，下跌感觉很糟。
根据“损失厌恶”，即使跌和涨的幅度是一样的，但糟糕时的心理感受可能是开心时的强度的两倍。
想想看，这和出租车司机的“窄框架”是不是很像？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更糟糕：
毕竟出租车生意的波动性远小于投资股票，司机设定单日的营收目标，可能导致少赚的钱不过是5%到10%；
而股票市场本来就充满了起伏，不存在所谓均匀性。但大多数人却仍然用眼前涨跌这样的“窄框架”来做决策。
“窄框架”的好处有两个：
1、将较长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决策周期，切割成一个个短小的、似乎有确定性的小决策周期；
2、将较长时间才能算总账的决策评价，变成“立即开奖”的即时评价。
“窄框架”设定了你评价事物时的参照点，也影响了你对风险的态度，进而将人置于即时满足的本能快感中。
巴菲特的秘密是：考虑这家公司未来二十年后生意会如何。一旦拉长时间做决策，买下股票后股价下跌反而成了好事，你就有机会买入更多股票。
如果出租车司机愿意将自己的决策周期拉长，他就可以做一些跨期替代：生意好时多干，生意差的时候早回家。
资本具有跨期的特征，更加充满了不均匀性，所以更加有赖于跨期决策。
然而，我们的基因还保留着丛林时代的“记忆”，人类的祖先不喜欢被猛兽吃掉，有食物要尽快吃，有水就抓紧喝。即使现在没有老虎吃我们了，也依然心怀恐惧，害怕失去，并渴望立即获得好东西。
所以，人类决策行为上的“窄框架”和“风险厌恶”，导致如下结果：
1、我们逃避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来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期，这也许是人类很晚才“发明”概率的原因；
2、我们喜欢满足眼下的欲望和需求，并且很享受立即完成“小目标”的满足感；
3、我们喜欢碎片化的、均匀的眼前事物，讨厌整体的、不均匀的未来事物，因此而高估当下，低估未来；
4、我们对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会过度反应，而对中度、高度可能发生的事，会反应迟钝；
5、我们在时间的长河里随波逐流，对“跨期替换”并不敏感；
6、我们对“厌恶”的厌恶，胜过对“喜欢”的喜欢。
说回赚钱吧，也许可以用“时间、空间、概率、心理”来解释“赚钱为何这么难”：
1、时间。我们受制于即时满足，希望股票买了就涨，卖了就跌，太急于求成。我们热衷于短线交易，低估长远回报；
2、空间。我们缺乏大局观，不善于从整个棋盘中发现秘密，只看局部，只盯脚下而忽视远方，只看想要的，忽视更多的选项；
3、概率。我们太追求确定性，太试图从随机性中总结规律，我们总是陷入赌徒谬误，我们以为有限数据里的“法则”会天长地久。我们以过去的经验去套用未来；
4、心理。为了逃避波动，我们愿意做任何事情。而当波动发生时，股票跌10%时的厌恶情绪强度，是涨10%时的开心情绪强度的两三倍。于是，我们拔掉鲜花，浇灌野草。
五
在了解了世界上最聪明的经济学家和投资人的智慧之后，我们是否更靠近“投资圣杯”一步了？
既然“拔掉鲜花，浇灌野草”不对，那么“拔掉野草、浇灌鲜花”不就好了？
也许没那么简单。
让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假设：
如果一个人每次买股票总是亏，被朋友圈称为“反向股神”，那么你每次都按照他的操作来“逆向操作”，是不是大概率就会赚钱？
这个问题也许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首先，该假设将“买卖股票”这件事情变成了投硬币。投硬币有几个特点：
1、要么正，要么反，极小概率是竖立着的，硬币所有的可能性有一个封闭的结果，是有边界的；
2、正和反的概率是对称的，忽略竖立的结果，可以说正和反都是彼此的另一面；
3、不断扔硬币，结果会越来越接近于大数定律的结果，未来是确定的，是收敛的。
但我们的现实世界，也包括模拟现实世界的股票市场，和扔硬币不太一样，我一一对比如下：
1、现实世界的各种可能性，就像宇宙大爆炸，是不断分岔、不断外延的，所有的可能性像是不断分裂的平行宇宙；
2、我们习惯于说好的反义词是坏，善的反义词是恶。这种二元化的方法，并不具备完备性。就像脆弱的反义词不是坚强，而是反脆弱。作恶的反义词不是行善，而是不作恶。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遗忘；
3、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会越来越混乱。宇宙万物越来越无序，一切终将逝去。
人们经常只引用“名人名言”的半截，彼得·林奇的那句“不要拔掉鲜花浇灌野草”同样如此。他的原话如下：
一些投资者总是习惯性地卖出“赢家”–股价上涨的股票，却死抱住“输家”–股价下跌的股票，这种投资策略如同拔掉鲜花却浇灌野草一样愚蠢透顶；
另外一些人则相反，卖出“输家”–股价下跌的股票，却死抱住“赢家”–股价上涨的股票，这种投资策略也高明不了多少。
你看，彼得·林奇的意思是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就像有人让你猜硬币，你说要么正要么反要么竖，结果那个家伙说：都不是。你很生气地让他打开手掌，发现硬币仍然在转动着……
为什么两头都不对呢？彼得·林奇的解释是：
这两种策略都十分失败的原因在于，二者都把当前股票价格变化看做公司基本价值变化的指示器。
正如我们看到的，当前的股票价格变化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一家公司发展前景变化的任何信息，并且有时股价变化与基本面变化的方向完全相反。
六
几乎所有试图寻找“投资圣杯”的行为，都是刻舟求剑。
所以，本文不会顺着“窄框架”和“风险规避”，去探索如何让赚钱变容易。
彼得·林奇的意思很清楚了–
第一阶：别拔掉鲜花灌溉野草，反之也未必对；
第二阶：你如何识别鲜花和野草？你的标准是什么？
第三阶：你凭什么比别人更能识别这一点？否则该如何出价呢？
第四阶：如果市场的非理性不理睬你的价值判断怎么办？例如大家就是觉得野草比鲜花值钱。
我对“金钱是认知的变现”这类说法颇感不安。广义而言这句话当然没错，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却误导了太多人。
如果我们说，金钱是知识的变现，大家一定会一笑了之。
但为什么把“知识”换成“认知”，就觉得很有道理呢？
也许知识如猫，认知如鬼，画鬼容易画猫难。
认知，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
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和语言等。人脑接受外界输入的信息，经过头脑的加工处理，转换成内在的心理活动，进而支配人的行为，这个过程就是信息加工的过程，也就是认知过程。
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太笼统、太宽泛、太简化了。按照这个逻辑，说“财富是人的变现”，或是说“财富是知行的变现”，全都正确，也全都毫无意义。
塞勒、卡尼曼、特沃斯基、林奇、巴菲特等人，算是地球上最聪明的人了，他们的理论精炼、生动，直指事物的本质，堪称“认知”的山峰。
然而，这些认知，对于赚钱毫无帮助，它们只能帮助你在没赚到钱之后自我反省。
再好一点儿的话，是让人意识到赚钱是件很艰难的事情。所以，干脆别瞎折腾了。
也许你会说，“金钱是认知的变现”这句话本来就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很不幸，大部分人赚到的大部分钱，靠的是运气，而非所谓认知。
再有，这句话会误导很多人。一类是小白，一类是聪明人。前者无畏，后者自以为“不无知”。
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能用当下流行的那类“认知”去做数学题、去下棋吗？
每年高考结束，一大堆人讨论作文，极少有人讨论数学或者物理。“作文”犹如泛化的“认知”，人人皆有参与指点的冲动和幻觉。可是，你的认知再厉害，面对数学题该不会还是不会。
再想想看，对比起数学（不是顶尖研究的那种），投资难多了。凭什么投资就可以靠“认知”去变现呢？
我一直有如下观点：
所有精准的游戏（包括进而被称之为学问的），都需要扎实而艰辛的基本功；
反之，所有无需基本功、或能靠“悟”达至巅峰的，全是巫术。
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类的玄学之沉迷与滥用，是科学和理性的大敌。
现如今流行的“认知”，不过是“悟”的另一种包装而已。
七
投资经验，以及成功经验，和性高潮一样无法传授。
有人在股东大会上提问：如果仅选择一只股票来对抗高通胀，你们会选择什么？为什么？
巴菲特回答：
“你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某件事上做得特别好。不管有没有经济利益，人们会给你一些他们生产的东西来换取你能提供的东西/技能，最好的一项投资就是开发自己。
做自己擅长做的事情、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就不用担心钱因高通胀而贬值了。”
你看，这个最会选股票的家伙，“居然”连一只股票也推荐不出来。
上面那段话，绝非是一碗“最好的投资是自己”的虚幻鸡汤。
巴菲特那么说，是因为：打牌人是自己手中最大的那张牌，尤其是对资本决策者而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圈，别人的好牌未必是你的好牌。
这句话的另外一重含义是：投资没有圣杯。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的。
这正是投资艰难之处，也是有趣的地方。投资更像德扑，而非围棋。事实上围棋比德扑更让职业玩家绝望。
我有一次和职业做投资的朋友聊天，谈及自己对投资还是门外汉。我打了个比方：例如关于围棋，作为爱好者我勉强算是入门了。衡量标准是，只要我持续花时间，就有办法让自己的围棋水平顺着某条曲线提高。例如做死活题，多对局，用AI复盘。
但是对于投资，我没找到修炼的方法，找不到那条曲线。力不到不为财，我凭什么赚到那笔钱？
过于强调投资的“专业性”这一面似乎有些刻板，也有点儿试图找到因果线性关系的嫌疑。
很多时候人们说投资更像艺术，巴菲特也说投资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大学里并没开设“炒股学”。似乎理性、耐心和常识（又或者反之如“激情、野心和想象力”）才是关键。
关于“只可意会”的东西，我向来好奇且警觉。
年少学棋时看武宫正树的“宇宙流”，感觉气势磅礴，如浪漫骑士。后来听专业棋手评价，武宫正树的基本功极其扎实，对杀和官子皆为顶尖水平。否则如何“浪”得起来？
再看为我们端出鸡汤的巴菲特，慈祥模样背后，其实是一位奋战终身的斗士。他从小做生意，经历了各种商业的历练；他有着扎实的经济和数学功底，对金融和实业都有极深的洞察；他下过无数次的“注”，犹如打过很多场实战的乔丹；他天生冷血，下注时不受七情六欲的羁绊；他一生只爱投资一件事，每分每秒都专注于此。
成为股神，需要“专业+认知+肌肉+反人性”，以及非常非常好的运气。
即使如此，他也会买“错”IBM，随后干脆地认错清仓。但没白“错”，接下来大举买入苹果，仓位几乎占到他持有股票市值的一半（不包括私营公司股份）。
更难得的是，他一辈子都在不断向前延伸。数十年来他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永远只讲那些最基本的常识，类似于“人不吃饭会饿，不喝水会渴”。–很老土，但几乎不会过时。
巴菲特也没试图总结自己的原则和公式。在他眼中，投资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伯克希尔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它的大小是无限的，它有一个不断扩大的画布，我可以画我想画的东西。”
八
塞勒将自己的研究，从纽约出租车司机，扩展到了证券市场，并以此解释了“股价溢价之谜”。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市场的股票收益远远超过了债券。这是因为市场给喜欢冒险的人的补偿吗？
塞勒发现，投资人和出租车司机一样，用“窄框架”来评估自己的收益。他们频繁计算自己的盈亏。因为“损失规避”的心理作用，太频繁的评估会让当事人很不安。
股票是波动的，每天盯着股票看，就像船上的人死盯着船舷下的水浪，格外让人头晕。
所以即使股票投资有更好的期望收益（年化收益约为7%），人们也会放弃自己的概率权，宁可只持有回报低于1%的国库券。
心理账户的过于狭窄，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和财富的增长。
有趣的是，巴菲特和芒格的死对头马斯克，也在推特上发了一段很“价值投资”的建议：
“买几家你相信他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公司的股票。直到你认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开始变糟时才卖出，别因市场的波动而恐慌。从长远看，这将对你很有帮助。”
如果不告诉你这是马斯克发的，没准儿会觉得这是巴菲特的话吧。
而与马斯克互骂已久的贝佐斯，也转发了投资人格利的一段话：
“整整一代企业家和科技投资者都是在长达13年的惊人牛市的下半场建立起他们对估值的全部看法的。对很多人来说，‘去经验’（unlearning）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令人惊讶的、令人不安的。”
我在朋友圈，也看见一位资深的投资人朋友感慨，享受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还以为是人生常态，其实不然。时间的长河总是起起伏伏。
贝佐斯对格利上面那段话回应到：
“大多数人都严重低估了本轮牛市的非凡性。牛市确实让不少人收益长虹，直到牛市不再。市场会教育人，教训可能是惨痛的。”
以更大的时间框架，来理解世界，应对世界，改变世界，是巴菲特、马斯克、贝佐斯们的共识。
他们几位风格迥异，平日互不待见。但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也许他们会聊得很开心，甚至会喝上几杯。
毕竟“聪明、理性和真诚”是相通的，也是稀缺的。
九
塞勒倒是真的用认知变现了。除了拿到100多万美金的诺奖奖金，他旗下的UBVLX的业绩从基金成立日1998年12月28日开始计算，到2017年9月底的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832.44%，过去5年的回报也还可以。
塞勒参与的基金的秘密，采用“反向投资策略”，从投资人的不理性行为中赚取超额收益。其公司网站上这样说到：
最疯狂的事情是你认为人类每时每刻都会按照逻辑行动。
他不做那些复杂的分析，而是以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做判断，例如发现一家公司的CFO突然增持了一倍股份，这极可能是一家公司发生好转的重要信号。
他还参与了另外一家基金，卡尼曼也有份儿。未必是说行为经济学家都很会赚钱，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
当然，极有可能塞勒在基金里贡献的是名气和智慧，具体操盘另有专业人士。
即使如此，经济学家和大学教授当中，能用“认知”在财富领域变现的，少之又少。
假如非要说认知，也许最关键的就是打破认知的框架，保持开放性。
2013年，经济学家法玛、汉森和席勒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趣的是，法玛和席勒从来都是“敌对的”：
-
法玛是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之一，芝加哥大学被称为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大本营，法玛以提出“有效市场假说”而闻名；
-
席勒是行为金融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一些非理性的偏离是存在可预测的规律的。
法玛的理论是：资产价格的变动是无法预测的，因为价格充分反映了所有既有信息。正是他的观念，促进了指数基金的兴起。经济学家伯顿·马尔基尔这样解释：
“被蒙住眼睛的猴子向报纸的金融版面投射飞镖选中的投资组合，与专家精心挑选的投资组合一样好。”
法玛甚至不相信泡沫的存在，因为资产价格反映了所有可用的信息。
而席勒则以预测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的房地产泡沫著称，他研究市场的低效与人的非理性，证明股票价格的波动性要大于公司股息的波动性。他认为：
“大众心理或许才是导致股票市场总体价格水平出现变动的主要原因。”
将当年的经济学奖同时授予“对立的”法玛和席勒，代表了这样一种态度：“经济学领域尚未就一个基本的、重要的问题——市场如何运行——达成一致意见”。
橡树资本的马克斯调和了法玛和席勒的观点：
有效市场理论并非金融市场的全部真相，主流市场的确变得愈发有效，但无效性永远都在。
他认为杰出的投资者之所以能够战胜市场，正因为他们善于在有效市场中寻找无效性。
按照我们的传统，像马克斯这样“阴阳调和”简直是“显而易见”，法玛和席勒才是幼稚的钻牛角尖。
说到这儿，也许我们需要重新说一下哲学和科学，尤其是那些自上而下鸟瞰一切的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提出原子论：万物由原子构成。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说，这些原子“太小了，因此我们无法感知到它们……它们，或者说这些元素……让可见、可感知的物质”得以形成。
“原子论”看起来有惊人的远见和洞察力。但科学家认为他们只是碰巧撞上了一部分事实而已。
物理学家、诺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说：
“这些早期的原子论者看似相当超前，但是（一元论者们）‘错了’，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的原子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对了’，这种对错之分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计算物质的密度、硬度或导电性，即使泰勒斯或德谟克利特告诉我们石头是由水或原子构成的，我们又能在理解自然的路上走多远呢？”
爱因斯坦和因菲尔德用一个比喻描述了如此“希腊困境”：
古希腊自然世界的探索者们就像：某人非常想了解手表的机械结构（机制），他却只能盯着表盘和不停转动的指针，听着手表嘀嘀嗒嗒的声音，因为表盖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如果他还算机灵，他可以绘制一幅机芯图，为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做出解释。
但是他……可能永远都不能用真正的机芯与自己绘制出的图纸两相对照。他觉得这样的对照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确切来说，爱因斯坦反对的是“捣糨糊”。他们想要打开黑盒子，看个究竟。
法玛和席勒的观点，并非硬币的正反面。他们也许各自发现了手表内部的某个齿轮。我们当然可以说手表是整体的，是一个系统，是多个齿轮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如果因此而不打开手表探究机芯的真正结构，这种大而化之的哲学思考毫无意义。
就像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她从传统医学获得灵感，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提取有效成分，方能造福于人类。
我倒不是要像费曼那样说科学一路踢哲学家的屁股，那样就可能陷入“科学原教旨主义”。如索罗斯般进行哲学思考，并拉低姿态自称“金融炼金术”，也是值得称赞的态度。
反而是那些教条式地拥抱ETF和核心资产的人，在该交给随机性和概率的地方，拼命去找公式，相当于在大海的船板上雕花，却忽略了巨浪和冰山。–这是一种对确定性幻觉的追求。
说说萨缪尔森吧，他是“有效市场理论”的坚定捍卫者，相信“没有人能打败股市”。但他很早就买了巴菲特公司的股票，一直拿到2009年去世，大赚其钱。
巴菲特一直嘲笑“有效市场理论”，但是他对大众唯一给出过的投资建议，就是购买（米国的）指数基金。
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如下态度：
-
我有自己坚持的观点，但我也可能是错的。
-
我的理论（信念）在某个局部起作用，我的反对者也许有另外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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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本质，但不陷入局部陷阱；鸟瞰全局，但别用所谓的整体观去捣糨糊。
从世俗智慧的角度看，萨缪尔森买巴菲特的股票，还做了某种对冲：
-
如果巴菲特成功，萨缪尔森发大财；
-
如果巴菲特失败，则有效市场理论被有力证明。
十
有些事情，例如“普通人别炒股”，以及别的某些常识，需要人用近一代的时间（一般是10-20年）去“亲自体验”。
等他领悟了，可能已经来不及（或是没勇气）再来一轮了，从此陷入怀疑，沉沦于虚无。
而往往这些代际之间的智慧，有赖于代代相传，并需要以群体性的沉思为土壤。
我看过一个90后讲自己的买股票经历：
Ta很聪明，懂得“买股票是买公司”。于是选了两家好赛道的中概股明星企业，“市场总盘子广阔且在增长，公司模式也很新”。
Ta也懂得好公司还需要好价格，于是在跌入时买入，越跌越买，“这么好的公司，已经跌了十倍，还能跌到哪里呢”？然而，又跌了几倍。
这位年轻人也懂期望值和赔率，认为若是买错了最多归零，买对了会赚几倍。
那Ta错在哪里了？
没错，屠呦呦是从民间药方获得灵感。她和团队选出约2千个有关对抗疟疾的药方，筛选后集中针对200种中草药的380个可能药方研究，最终锁定从青蒿中提取抗疟疾药。
初期的提取有效成分失败，因为当时的中药方剂都需要煎煮，而高温会破坏所有的青蒿素。她进而用乙醚萃取黄花蒿，经过一系列纯化，最终获得青蒿素。
如上图，青蒿素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分子式为C15H22O5，相对分子质量282.34。
屠呦呦的成就，不是靠古希腊哲学家般的猜想，而是靠科学方法和大量实验，历经了无数的失败。
上面那位90后的Ta，懂很多投资的名词，知道“赛道”，知道概率，知道“别人恐慌时我贪婪”。
然而，知道一个名词，和理解一个概念完全不同，和知道一个原理完全不同；知道一个原理，和洞察后面的机制完全不同；洞察后面的机制，和在现实世界中运用也有着遥远的距离。
上面那位年轻人最终割肉离场。Ta对自己的反思是：该逃顶的时候没逃，该止损的时候没止损，乐观的时候是因为太容易被机构忽悠，悲观的时候是因为太过于情绪化。
这些反思也许只是从一个极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还停留在“拿着一块表不打开胡乱猜里面的齿轮如何工作如何不工作”的阶段。
但在我看来，最严重的问题不在于年轻人对“投资很难”这件事的理解，而是：
Ta的余生都不再相信，一个人可以凭借思考上的劳作去实现富足的生活；Ta开始觉得，一切不过是宿命；Ta从此老去，过上了一种自哀自怨的人生。
这同样是一种“窄框架”的思维陷阱。人生很长，10年不过是其中的一小段。这个10年的行情不好，我们就早点收工回家，休息，忍耐，等待；下个10年好的时候，我们就多工作一会儿，拿出更大的盆来接天上掉下的馅饼。
人或许的确是“时代浪潮下一条微不足道、随波逐流的小鱼”，但我们可以打破“窄框架”，从更长的周期进行跨期决策，做一条学会冲浪的长寿小鱼。
最后
对我而言，写作（或者思考）的乐趣，也在于其预计之外的随机性。
起初，我只是想思考一下“窄框架”和“风险规避”。
决策的连续性常常被我们忽视。
大多数情况下，人生悬而未决。我们不得不在灰度中前行，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行动，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付出，在寒冬幻想盛夏的果实并为之播种。
这非常非常难。
为了确定性，人们愿意付出任何不确定的代价。我的一些朋友，不管多么聪明，多么勤奋，多么有野心，却希望以安稳为底线来实现超额回报。
也就是说，每天的钱要赚到手，然后也要发大财。我认为这种心态没有任何问题，好过倾家荡产去赌博去创业。而且，这类感觉和判断是非常私人的，例如在马斯克眼中我等俗人都是胆小如鼠的咸鱼。
人们对均匀性和确定性的迷恋与依赖，呈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小白们停留在概念的表面，聪明人们则去探寻算法和圣杯。然而，一旦他们不能意识到，现实世界是由不断爆炸的无限可能构成的，就会陷入追求确定性的陷阱。
本文对塞勒、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席勒的行为经济学的走马观花，是对“理性地研究人类的非理性”的致敬。出世的研究和入世的实践可以充满趣味地并行，数字的精确与心理的含混也能够彼此描述。
从”损失厌恶“曲线来看，当我们因为失败而难受而恐惧时，记得将自己的内心感受的强度调低两倍到三倍，别太害怕，乐观点儿。
投资没有圣杯。我再次探讨了科学和人类的无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为何赚钱这么难？因为熵增定律，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的运气太好太罕见所以总该“回归”，因为投资需要“专业+认知+肌肉+反人性”，以及非常非常好的运气。
但不要因为某个阶段的失败和损失而怀疑未来。尤其是年轻人，你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实现“跨期替代”，不要浪费了自己的青春的痛苦。
“展望理论”的重要发现是，人类是用“比较”来感知整个世界的。
《基督山伯爵》的最后一段写道：
世界上既无所谓快乐或也无所谓痛苦；只有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不幸的人才能体会最大的快乐。
大仲马由此呼吁：莫雷尔，我们必须体验过死的痛苦，才能体会到生的快乐。所以，我心爱的孩子们，享受生命的快乐吧！
可是，痛苦和快乐并不对称。于是许多人此生在遭遇了一次波谷之后，就放弃了随后的波峰。
只有时间才是生命真正的资产。基督山伯爵在狱中等待了14年，才完成复仇；《肖申克的救赎》的主人公用了近20年，才挖出一条通往美丽海滩的狗洞。
巴菲特花了60年，才等到机会，以116亿美元全现金收购财产及意外事故再保险公司Alleghany Corp，此时他已经92岁。
未来很长，你还年轻。
永远不要忘记。在上帝还没有作出他的决定之前，人类的一切智慧就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转自：
覆巢之下，上海餐饮无完卵
主要靠团购自救的餐饮企业。
疫情下，哪个民生行业最惨？
突如其来的奥密克戎，给上海的餐饮企业带来了一场猝不及防的生死考验。截止至5月12日，上海累计感染者超过超61万。到处贴上了隔离封条，餐饮也因此跌入“冰窖”——堂食暂停、员工隔离、物价暴涨……餐饮人的守候，望穿了整个春天。
而上海又是全国的美食高地。餐饮业的密度和数量高居全国榜首，这里集聚了6大洲超40个国家和地区的22万多家餐厅，每平方公里有15家以上的餐馆，中餐、西餐、本帮菜、川菜、粤菜，米其林餐厅，苍蝇小馆······
一个多元的美食产业此时仿佛成了一个诅咒。疫情一晃已三年，经历过2019年底第一波爆发，熬过2020、2021，谁也不想倒在2022年。
这些餐饮企业正直面残酷的现实，挣扎求生。
“抗疫胜利的前提是吃饱饭，食足世平。”-上海老字号食品店林浩彤经理
谁也没想到，一家分店1000家+的上海老字号食品品牌，也会有偃旗息鼓的一天。
4月14日清明时节，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某美食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林浩彤闷头坐在店里，“哒哒嗒”敲着键盘，输入今天给各街道居委供应的团餐份数。“其他分店都停业了，剩我们这一家，留着给附近街道做保供。”
▲空荡荡的步行街
不仅仅是林浩彤公司，2022年初的上海，无数家国内餐饮品牌，都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
苏小柳创始人池光辉也称，“苏小柳”在上海和无锡的共计23家门店无法正常营业，营业额下降了80%左右，近700名员工在居家隔离中。知名湘菜连锁餐企“巡湘记”则因为员工被封控，关闭了全部门店。
▲上海地区中资餐饮品牌自救表
无人、无店、无运力、无食材，绝大多数商家都在深度封控的“四无”中陷入停摆。
▲林浩彤店里的员工正在将食物装盒
保供，成了商家争取的第一条出路。只有极少数的商家拥有继续营业的保供资格，林浩彤所在的店就是其中一间。他说：“我们现在只能做盒饭，一份40-50元，一天供应大概500份。”当然，若是周围其他小区有需求，也会尽量满足。
▲为了维持供应，林浩彤的员工都住在店里
林浩彤认为，现在餐馆如果要维持正常的食物供应，至少得有三个条件，一要有部分员工未被封控；二要有足够的运力支持，因为找不到人送的问题时有发生；三要食材供应跟得上。
除了门店，林浩彤公司的在松江区九亭镇的工厂现在也开了，可以直接配送预制品，预制品中包含了自己家最经典的青团、汤包、馄饨等食品，每份价格在100元左右，50份左右起送。
▲林浩彤公司的工厂配送的预制品
供应预制品/半成品是如今餐饮品牌间盛行的自救方式之一。
苏小柳、和府捞面、老盛昌等餐饮品牌都选择躬身入局。它们开卖的预制品/半成品，不仅能够还原餐厅的味道，而且价格往往只需要餐厅的一半，对“炸厨房”选手十分友好，吸引力不言自明。
尤其是在上海有近90家门店的老盛昌，因为拥有冷冻食品包装系列，这波疫情中它供不应求，各社区联络群爆满，连公司高层也加入了客服接单的行列。
▲老盛昌汤包的团购海报
更是有不少餐饮企业在把半成品连同原料一起出售，以图断臂求生。
▲左庭右院的生鲜团购
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要有足够的原料供应。在买菜难成为上海全民痛点的今天，餐饮企业们也未能幸免于难。封控之下，物资流通慢，批发市场关闭，原材料紧缺成为餐饮业的最大问题。
我问：“政府现在不是有给市民蔬菜供给嘛，那会给你们保供餐厅也分点吗？”
林浩彤说：“市民都吃不饱了，你说会不会给商家？做梦。现在不仅是缺蔬菜，还冒出一批恶意涨价的商家。”他冷哼一声，斜眼看向门外。
据林浩彤透露，行外人不懂，但他们行内人一眼的就看得出有人在发国难财。一般情况下，原料因为供需问题涨价20%-30%是合理的，但现在有些黑心商家涨价50%-100%，甚至可以涨到两三倍乃至超出想象的价格。
▲上海菜价的段子-飞机票卖白菜价
“黑商家还会把以前卖不出的库存，趁机打包卖出去。明明可以抢钱，为什么要做供应商呢？”林浩彤语气又加重了几分，听得我也跟着愤懑不平起来。
疫情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蔬菜供应问题，这跟上海的计划性资源配置方式以及背后的城市供应链结构有关。
上海人吃的蔬菜，大部分来自上海以外。《上海市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5年)》指出，目前上海消费的蔬菜中，外地蔬菜占60%，本地蔬菜占40%。
从12月到第二年5月，上海的外地蔬菜主要供应地是江苏、山东、广东。6月-11月的月份里，就以山东、江苏为主，河北、甘肃次之。40%的本地蔬菜，则主要来自崇明区、浦东新区和青浦区。
而上海蔬菜供应不足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关键环节-批发市场。
▲上海市蔬菜流通体系 图源：《上海城市群蔬菜产销及其特点分析》-陈洁等
90%的外地蔬菜，都需要进入上海的批发市场进行销售。批发市场，同时也是外地蔬菜和本地蔬菜共同的重要流通渠道，它把菜农、销售者和消费者联系在一起。
第一个问题在于，上海的批发市场难以进入。
运菜入沪，需要拿到纸质通行证，而通行证发放权利在于地方政府和街道，外地申请难；入沪路上，司机在“两码一证”基础上还会被要求做核酸检测，对货品查货消杀，且多地因不能互认而重复检测，高速口长时间拥堵，司机从头堵到尾。
第二个问题在于，上海在运输上采用计划形式。
截止至4月18日，政府只指定了17家冷链物流企业作为社会运力（包括4月15新增的7家），运力缺失严重。入沪之后，蔬菜还不能被直接配送，而是得由上海市商委统筹安排。
所以，一颗青菜，一棵萝卜，都可能是跨越了万水千山，经历了重重防疫关卡，才来到上海人民面前。
防控措施与计划性配置，同时也让蔬菜的配送效率大幅下降，运输成本大幅上升。再加上蔬菜淡季的影响、劳动力价格的提升、黑心商家的哄抬，菜价也就水涨船高。
像林浩彤的公司这样的国内餐饮品牌，在原材料供应上已是如鲠在喉。那么星星点点散落在在居民区周遭，每天兢兢业业运营的小餐馆又过得如何呢？
“也只能和平台努力搞团搞，撑到疫情结束了。”-上海餐饮小商家黄凌澄女士
正值饭点，原本每天这个时候，黄凌澄女士的小餐馆里都会挤满熙熙攘攘的食客，现在则是冷冷清清。一阵饭香弥漫在空气中，那是她刚备好的团购盒饭，正放在门外的无接触货架上等待骑手领取。
黄凌澄的店是位于长宁区的一家小餐馆，店里总共有36个座位。疫情前，日营业额一般有7000多，如今每天起早贪黑，营业额也只能到3500左右。
根据上海市商委资料显示，上海市餐馆总量在10万家以上。其中极大多数都面临着疫情的冲击。
▲黄凌澄位于美食街中的店面
听她说，2021年上海疫情并不严重，但是也反反复复，她的生意惨淡得连店租都没赚回来，整年亏损了数万元。
今年疫情严峻后，最难的是餐馆的原料采购。昨晚凌晨一两点时，黄凌澄还在采购食材。特别是米，平均3天才能买到一次，封城让供应链变得极其不稳定。
▲黄凌澄店门口张贴的公告
我问她：“你们是什么时候恢复生产的？”
她说：“4月10号。在这之前都是封着，等街道通知。”
4月中旬，外卖平台和各社区街道搭建好了供应路径，安排了点对点的运营模式，寻找普通小商家以团购形式就近服务居民，比如过桥米线、木桶饭、沙县小吃等等。黄凌澄的店就是其中一间。
餐馆采用封闭生产的方式，为了能够保持正常运作，黄凌澄衣食住行都在店里，有时候太累了，就直接在地上铺上桌布，席地而睡。
她家的盒饭价格25元一份,10份成团，需要提前一天下单，分次日中午和次日晚上两个批次送出。
▲在饿了么上输入“社区团购”即可跳转团餐页面
黄凌澄称，团购成品外卖的人，一般是家里没锅没灶的外来务工人员。这样的外地人，在上海不算少数，平日里，他们三餐大多是外卖或者各种方便食品。
“有些小区居委还是不让团购外卖，因为志愿者不够用。”黄凌澄表示。
作为封控的最小单元，社区志愿者们几乎参与了防疫的全过程。而现在居民生活物资需求越来越多，从主副食品拓展到日用品、药品，甚至饮料、糕点等，而一个一千户人居住的小区可能只有十几个志愿者负责分发。
如果物资一次性来得过多，或是来的频率过高，都会对志愿者造成很重的负担。
▲帮忙到小区门口拿外卖的志愿者
“你们暂停营业的时候，房东有没有给你们减租呢？”
“没有，我也希望租金能够降下来点，好让我们喘一口气。”
说罢，黄凌澄发了一条她查到的消息给我看，是上海市国资委发布的免除餐厅3个月租金的政策。但对象只是极少数承租国有企业房屋的餐厅，而包括她在内的大多数餐厅，承租的是个人、私企，或是购物中心的房屋，并不能享受这个政策。
外卖平台也有相关的政策。美团外卖对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困难商户（日均用户实付交易额下降超过30%）实施“佣金减半”优惠举措，减免的佣金将以现金形式返还到商户的美团账户上。同时过万家商户可免费享受3个月的“外卖管家”服务。
饿了么则出台了歇业保护政策。可对商户在平台的月售、评分等进行锁定，歇业期间保持不变，待解封后由商户自行恢复营业即可延续之前的正常经营状态。
虽然作用不大，但也给黄凌澄这些小商家带来了些许心理安慰。
“接下来怎么办？”
她沉默了一会，就像这次采访过程中的大多数时间那样，然后说：“这三年太难了，但现在也只能和平台努力搞团购，撑到疫情结束了。”
社区团购俨然已成为现在上海餐饮最主要的经营模式，这之中，离不开一个备受上海居民们吹捧的角色-团长。
“现在跑腿小哥一天不赚8k都没脸出门。”-麦当劳团团长克莉丝汀
如果有一个人在当下的上海，还能在朋友圈晒出麦当劳的外卖，那绝对是可以炫耀的事情。而克莉丝汀，就带领了她的团员完成了这样一件壮举。
“不能否认，在憋闷了许多天的家中突然吃到金拱门，对于心灵是一种莫大的宽慰。”克莉丝汀陶醉地说道，仿佛喉咙里还浸染着麦辣鸡翅的脂香。
几天前，她在和朋友聊天中知道一个买麦当劳的渠道。于是她闪电般地组织了一波团，即便，这要花费1000元的跑腿费。
“1000块？那家麦当劳究竟是有多远？还是说你们叫了辆货车？”我诧异地问。
“不远，就一普通跑腿小哥，跑两三公里。”
▲相似情况也曾发生在其他城市，图为西安跑腿
克莉丝汀称，当时她们团购了有60份麦当劳，她自己一个人点了两个套餐，100多元，外卖费一人摊了40。
克莉丝汀并不是个例。疫情期间，不光是物资，各类同城跑腿/快递都出现了漫天要价的现象。几个番茄，跑腿费可以到300；分量足的米、面、鸡蛋，跑腿费更可以要到470。
一时的运力不足，为铤而走险的跑腿小哥们带来了极丰厚的利润，也限制了餐饮外卖团购的开展。
▲上海某顺丰跑腿小哥日收入 图源网络
不止是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以及小肥羊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外资餐饮品牌，也有部分餐厅可以在封控区营业，提供团购外卖服务。他们的员工和骑手会在餐厅里驻守，洗漱和就寝都在店内完成，全程采用闭环生产与无接触配送。
▲麦当劳为封控居民提供的加油餐
此外，蓝蛙和Wagas等外资西餐厅也上线了团购服务。针对上海地区的小区，蓝蛙1公里内满1000元起送，3公里内满2000元起送，5公里内满3000元起送。海底捞则是上线了试点自提/外送小程序，产生了一定的购买转化效果，周边产品的销量也有明显提升。
不过，由于炸鸡、火锅、西餐等食品并非生活必需品，居委往往不会选择这类外资品牌进行配餐合作。
▲海底捞的门店自提外卖
根据区域之间管控、筛查的情况不同，工作人员可能会被封控，保供餐厅的团购服务也随时可能出现暂停或其他情况。
比如克莉丝汀团购的麦当劳，就是由普通的跑腿小哥配送的-“而且在我们团购完的第二天，那家麦当劳就关闭了。”克莉丝汀补充道。
对于团购事宜也常常因为变数太多，无法保证产品的到达时间，或者告知已经暂停营业。
对于外资餐饮品牌来说，团购自救的这一条路，显然也并不平坦。
塔勒布在《反脆弱》曾指出餐饮这个行业的双面性。“餐饮业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强韧的行业，恰恰是因为每个餐馆都是脆弱的，每分钟都有餐馆关门破产。”
这样一个高度民生化、却又脆弱挣扎的行业，无数餐饮人摸爬滚打，负隅顽抗，只不过想等到一个回归正常的时刻。
往日里市井街头的本帮菜、生煎包、麻辣烫，到外滩遍地的Bistro、西餐、麦当劳，这些或热闹非凡，或精致隽永的饭馆餐厅，都被此时此刻的众多上海人疯狂想念着。
好消息是，越来越多的餐厅已经开始社区团购，各类电商平台的骑手也在陆续复工，“冬眠”的上海餐饮该复苏了吧。
核酸检测产业链近况调研
Q：常态化核酸检测在各地落实的情况？
A：国家现在有了 15 分钟步行采样圈的规定，核酸检测常态化。常态化检测不会是短期行为，会持续一段时间，至少今年是这样，明年的情况暂时不好讲。对市场的影响，核酸检测服务和检测试剂/耗材的供应商盈利规模会比去年更大，尽管有降价的压力，利润率有所降低，但是利润还是有的，营收和利润的绝对值还是要比去年高。
Q：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支付主体？
A：目前还是政府支付，政府都是给一个期限，比如几月到几月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期限之后的安排还没有明确答复。可能会在下半年变成医保支付或者由个人支付一部分医保支付一部分的情况。
Q：核酸检测的价格变化？
A：单管价格：2020 年价格在 100-200 元之间，之后价格下降，上海现在是 28 元，北京是24.5 元。未来可能还有相对比较小的下降空间，可能 20 元左右的位置就到底了。试剂、人员、管理支出大概在什么水平，业内人士是可以看得到的。可以通过扩大产量来摊薄成本。
Q：如果是单管 20 元的价格，试剂厂商和服务提供商能拿到的比例？
A：检测服务商的试剂采购包括核酸提取试剂和核酸检测试剂，两者加起来成本在 5-6元，人员和管理成本在 2-3 元，剩下的毛利是服务商的。再除去税票的成本，剩下的是纯利润。
Q：混管的利润空间是否更高？
A：混管比单管的利润高很多。单管价格 20 元左右的话，混管每人份 5-6 块左右，10 混 1就是 50-60 元。单管和混管成本其实差别不大，试剂的成本一样，检测的流程一样，人力成本也是一样的，唯一硬件上的区别是混管的采样器比单管的贵一些，但不至于是 10 倍的差异。
Q：单管和混管的采样量比例？
A：由样本来源决定。如果是大规模筛查的样本，大部分都是混管。方舱医院、隔离区、封控区的样本大部分是单管。两种情况的比例是在波动的。我们都是政府给你什么就做什么。但从检测机构角度来说，更愿意做混管，一是风险低，二是利润高。
Q：上海核酸检测服务商的组成？
A：主要是有三大类机构，医院、疾控中心、独立第三方实验室（ICL），比例分别在 20%、10%和 70%左右。都是从政府拿单。医院更多服务于本地区，ICL 通常是所在区域的防控办派任务，基本都是被动的接受任务。防控办会按照检测能力的上限派任务。
Q：体外诊断试剂集采的范围和未来集采趋势？
A：集采最初从药品、医疗器械开始，随后一些省份比如安徽进行试剂集采，开了 IVD 集采的先河。针对关乎国计民生，还有目前临床上普及度高、应用量大的品种会被首先纳入集采范围中。国家的医保支付一直是捉襟见肘的。医疗消费水平的提高会伴随医学检验开支的增大，里面很多项目是由医保支付的，越来越大的支付压力必然导致国家会推出集采项目，通过集采把成本做到更加可控，这是未来的趋势。在 timeline 上，今年不太会有大的动作了，国家的资源、医保和物价等注意力都放在新冠上。可能新冠趋于稳定之后，比如回归到去年的水平之后，陆陆续续会有项目再进入集采。
Q：要和仪器配套使用的试剂是否集采风险较小？
A：不是这样。例如安徽的招标，国家是下了很大决心。大型外企的设备在很多终端已经铺开了。集采很多是区域性的，不太可能一下子实现全国性的集采。和仪器配套集采会是一个影响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政府意志很多时候是占主导的。要看国家或者省级政府如何看待以及有多大决心去执行试剂集采，不单是市场的因素。
Q：共建实验室和 ICL 两种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
A：检验服务早期更多是外包模式（ICL），龙头企业金域和迪安已经做得很大了。2015- 16 年，共建模式开始兴起，第三方检测机构和医院共建实验室。这种模式下，医院很少把整个检验科都外包，大部分是把一些类别的项目剥离出来，成立类似合资的共建实验室。2018-19 年这种模式的比例越来越高，尽管不是主流。未来新冠稳定之后，共建模式的比例还会进一步提高。共建模式用户粘性更高，利润率更高，企业会不遗余力推动这种模式。
Q：核酸检测试剂上游厂商的利润率水平？
A：广东等 19 省联盟集采尘埃落定，其中核酸试剂集采的价格是和去年的成本接近了。但是今年一季度以及 4 月份，主流玩家的产能在持续扩大，成本在摊薄，利润率虽然相对去年有所下降，但还是有利润空间的。
Q：核酸试剂具体成本摊薄的原因分析？
A：物料的成本还是有下降的空间的。一方面，现在国产化比例越来越高，使得成本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大规模使用使得包装和规格越来越大，过去一段时间，很多企业的规格都做了变更，比如由 100 人份做成 300 人份，包装材料成本会进一步摊薄。300 人份的包装盒子和 100 人份的基本是一样的，人力成本也会摊薄。使用量扩大的情况下，厂商都在想办法摊薄成本，成本还有下降的空间。
Q：对采样点的硬件要求？
A：固定的核酸采样点的需求现在来看是井喷式的放量。采样点基本有几个要求，第一是正压系统，除了固体结构，要有通风设备以保持室内正压，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成本。空调是另一个比较大的成本，因为不同地方的温度差别很大，穿防护服作业对温度要求很高。
Q：常态化核酸检测采样工作主要是医院和 CDC 进行吗？ICL 参与采样吗？
A：目前采样分工呈现多元化状态取决于可以调动的资源。医护和 ICL 工作人员都有采样。在上海，志愿者和外地支援的医护人员都有参与采样。采样工作的安排更多的取决于事情的紧急度。
Q：单管 28 元的价格，采样人员的费用是要从里面扣除 2-3 元这样吗？
A：如果是从其他地方拿到的样本，这个要作为成本划出去。对于 ICL 来说，可能有自己工作人员去采样的，也有别人采好了送到你的实验室的，二者比例的波动性很大。
Q：核酸检测现在的成本大概在 10 元左右，定价在 20 左右的话，利润率还是很高的。如果到年底都是常态化检测，政府出于财政压力未来还会留这么高利润空间吗？
A：这个定价主要是针对医疗机构的。医疗机构的试剂采购成本和人员成本实际上高很多，因为量小。国家不太会为私营机构做一个单独的定价。如果定价太低，比如 13-14元，医院是无法正常运转起来的，可能就不做了。
Q：共建实验室客户粘性更高，利润率更高，但中心化实验室应该是更有经济性。可否展开一下？
A：单纯医院购买检测服务，大部分利润留在医院，ICL 利润率很低。合作共建的模式下，企业提供高值设备作为固定资产投入，和医院共同完成实验室的搭建。企业会按照固定资产折算的出资额计算利润分配率。共建模式会聚焦于高值的项目，针对有些项目，医院不太会自己购买高值仪器，这种情况就由企业进行出资，通过固定设备的投入，换取一段时间这些项目的利润分成。共建的利润分成相比 ICL 更高。
Q：DRG 和 DIP 改革执行之后对 ICL 和共建实验室的影响？
A：所谓的无效的和过度的检测集中于常规的普检项目，比如医院里面和疾病相关程度不高的项目。ICL 如果业务集中在这一块的话，未来业务会受到影响。DRG 和 DIP 的推进程度是很曲折的，目前的推进程度不是特别的高。长久来看，常规的检测项目会受到压缩。特检项目会成为此类企业未来的增长点。
Q：特检项目费用较高，国家或者医院会否出于经济考虑限制相应检测量？
A：特检项目能够做到收费比较高，是有临床诊疗需要的。这些项目可以给医院带来好的收益。如果医院必须砍掉一些检验项目，他们更愿意保留这些特检项目。
Q：核酸混检 10 混 1 在中应用有无特定要求？
A：检测技术的角度上来看，混检和单管检测没有太多差异。病毒的含量并没有降低，针对每一个样本的检出率和灵敏度是一致的，混检更多是出于流行病学防控的考虑。阳性率过高的情况下，混检成本和收益会发生很大变化，混检就不再是更经济的方式。混检不是行业的规定和共识，更多的是政府的要求。阳性率数据不是企业掌握的，企业倒推才知道阳性率的数据。管理机构会有初步的估计。不考虑政治因素单从科学性的角度来看，阳性率在 2%-5%的水平，混检是经济的；低于 1%，混检收益是比较高的；高于 5%，混检是不经济的。
Q：PCR 分子实验室产能扩增方面，如果每天增加 1 万管检测量，ICL 对应的新增投入？
A：24 小时工作、员工倒班、机器不停的情况下，需要增加 7-8 台 PCR 仪器、4-5 台 96 通量的核酸提取仪、16-20 个工作人员（三班倒）。国产荧光 PCR 仪器价格 15 万左右，核酸提取仪 3-5 万，人员工资一天几百元（各地有差异）。
Q：实验室人员需要特定资质吗？
A：严格的合规要求实验室有 PCR 检测资质，同时要申请核酸检测备案，通过审核才能做。对人员要求必须具备省级临检中心颁发的临床基因扩增检测证书，通常一年会开两次培训并颁发证书，疫情之后培训更灵活了，更多看需求导向，赶上一波疫情，可能就会组织一波培训/发证。
Q：核酸检测服务未来市场格局？前五家所占市场份额？
A：大筛的情况下，和各家公司在各地的布局有关，政府关系影响相对较高。巨头公司，比如金域、迪安、华大、艾迪康这些连锁实验室和当地同等规模的实验室相比，巨头的优势可能不会非常明显。体量居中，但有试剂供应，能够形成闭环的企业会更有优势。常态化的情况下，寡头企业会更有优势，因为点更多，各地更分散，规模化效应会更明显。
Q：核酸检测出现假阳性的情况的原因？
A：严格意义上，我们说的假阳性，是操作正常，系统正常的情况下，系统无法识别的假阳。大众媒体报道中的假阳性，通常是由于实验室的污染，或者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样本复核产生的阳性；但严格意义上不应该被统计到假阳性中去。系统一切正常的情况下PCR检测的假阳性率可能 10 万个里面都没有一个。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qhXDNU2zwdZouXGdeFXJ6A
厌倦职场，年轻人逃向“低配版”财富自由
*题图及文中配图来源于unsplash。应受访者要求，冬晴、Aliee、木瑶、冷锋为化名。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go8Fs_w2JnzUM0ABjfN_X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