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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张旖旎

作 者 | 肖磊看市

来 源 | 肖磊看市（id：kanshi1314）

世界格局和全球经济势能的转变，总要经历一些关键性的周期，比如西方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东方的明治维新、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等。当然，也会经历一些关键性的事件，这里面就包括瘟疫和战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瘟疫和战争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威胁和挑战，以及人类所要作出的应对措施，都非常类似。

 

从威胁和挑战方面，瘟疫有时候可能要比战争更可怕，因为瘟疫更难以被识别和歼灭（历史上夺走过上亿人性命的鼠疫至今依然有零星爆发）。

人类在应对瘟疫和战争方面，都需要更加的有组织性和纪律性，都会挑战很多社会道德和个人权利，最终都是在考验整个社会的生产、组织、修复和动员能力。

而中国所正在经历的抗击疫情的举动，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次重大的“战役”。截至目前，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已超过3000人，已经算得上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了。这里面有一些可能存在基础疾病，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非常年轻的医生也都牺牲了。

这种死亡跟地震等造成的一次性不可抗拒性死亡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是在人类跟病毒的对抗当中，动态的牺牲，也就是说，这种牺牲背后，意味着整条战线付出的巨大成本，包括一线治疗团队，以及整个后勤系统，都在以倾国之力支援，可以看成是总体战和目标战的结合，是跟病毒做你死我活的较量，是一种动态的，高强度战争对抗。

中国这次抗击疫情的战役，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但这并不会影响到其对未来中国和世界产生的影响。我这不是在单纯的褒贬，而是由于我们身临其境，要关心太多眼前的事情，纵然坐在历史的车轮上，也没有太大感觉，这使得我们难以判断此次事件所触动的变化。

这场还没有结束的战役，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世界将带来什么变化呢，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跟大家聊聊，在世界历史上，一场瘟疫和一场战争，分别是如何改变欧洲和中国，最后改变世界的。

 

 

六百多年前，黑死病（鼠疫）来到了欧洲，如果我们去看一下黑死病的扩散路径，似乎跟这次新冠病毒在欧洲的走向较为类似。

1347年9月，黑死病首次出现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港口城市墨西拿，11月到了北部的热那亚和法国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1348年1月传入威尼斯和比萨，1348年3月意大利核心重镇佛罗伦萨“沦陷”。

至此，黑死病开始辐射至欧洲各地。1348年8月巴黎、伦敦相继“陷落”。1352—1353年，在传遍了整个欧洲之后，黑死病进入俄罗斯，在欧洲的传播进入了尾声。

从1347至1353年里，黑死病的流行，导致2500万欧洲人丧生，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要知道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绞肉机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死去的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也只有5%。

但黑死病不仅没有摧毁欧洲，而是给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某些意想不到的条件。黑死病导致蒙古军队撤离，避免了被蒙古军队屠城的风险。也使得民众对教会的绝对权力和至高无上的荣耀开始怀疑，推动了更科学和理性的社会思潮，加速了掣肘社会发展的宗教改革。

同时导致整个欧洲人口大幅减少，劳动力严重缺乏，劳工的工资持续上涨。农民的收入持续增加，有了跟更多地主谈判，选择雇主的机会，摆脱了此前对地主的过度依附。

黑死病之后，整个欧洲女性的地位也明显提高，对男性的依附降低，社会的财富分配更为均等，提升了更为普遍的消费能力。再加上瘟疫导致的生命无常，大家都看淡了生死，更愿意多挣钱及时消费行乐，对穿衣打扮等等的需求增加，刺激了纺织品需求，激发了商业层面对纺织业的投资和技术的改进，这被诸多西方学者认为，是工业革命在欧洲出现的其中一个重要诱因。

另外，后来的欧洲人还发现，瘟疫之后，幸存者的身体健康程度比黑死病爆发之前有了明显改善，人们的寿命反而更高，人活得更乐观了。也就是说，黑死病使得留下来的人，似乎变得更有钱，更有空闲的时间，更追求一种生活和精神上的升级，那么同时也就加速了文艺复兴。

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你就会发现，1347至1353年瘟疫大流行期间，西方的文艺复兴也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出现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划时代的人物。

如果大家还不够理解这种逻辑关系，可以看看近代史。如今把美国人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更具影响力的传遍到全球各地的好莱坞，正是在美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崛起的，那时候人们失业、焦虑，电影票大幅降价，大量的人走进电影院（1930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二年，电影观众入场人次达到了当时的历史最高纪录——每周8000万），好莱坞电影给寡欢的人们带来了慰藉。

好莱坞的影响，已经很难用商业的成功来形容，好莱坞给美国省下了巨大的国家推广成本，所带来的文化、政治、外交和全球性低成本扩张，在近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美国依然在享受着它的红利。

黑死病给欧洲带来的变革，以至于西方一直痴迷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至今西方很多人对此次新冠病毒的蔓延，依然有着很奇怪的想法。英国官方甚至抛出了，“有意让大多数英国人感染新冠肺炎，以此获得群体免疫”，这样令人震惊的观点。

但实际有这种想法的西方人不在少数，美国有个主持人，也抛出了类似的观点。所以我对这种观点一点都不觉得惊讶，因为这些人并不是简单的为政府开脱责任，而是在经过了一轮科学的分析之后，真的认为让大家都得一次新冠病毒会达到物竞天择的效果（目前欧美科学界认为自愈率超过80%）。潜台词可能是，说不定还能再次塑造西方世界。

中世纪瘟疫给欧洲和世界所带来的影响，再过六百年，也依然会史不绝书，影响着欧洲，及人类的诸多认知和行为。

 

 

除了瘟疫，接下来我说一下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但我要讲的，不是一战和二战，因为一战和二战在我看来，对世界格局的改变，依然是有限的，说白了，这两次世界大战，是工业化之后资本主义强国之间为了进一步争夺全球利益，以及输出过剩产能，导致利益分配不均引起的战争，其结果也没有改变这些国家主导世界的现实，并未塑造出影响地球格局的新兴力量。

我要讲的改变世界格局的这场战争，是朝鲜战争。你没看错，就是1950年中国参战的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距今已经有70年了，为什么要从朝鲜战争说起呢，因为如今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以及诸多的发达国家涉中国的政治决策、中美等大国关系，跟朝鲜战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朝鲜战争整整打了三年，中国用小米加步枪将美国为首的现代化联合国军击退到了三八线，并最终签订停战协议。

这场战争是中国融入和影响世界的开端，因为自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年里，中国基本都是被几个工业强国按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反复摩擦，自己命运都无法主宰，就谈不上影响世界了。

朝鲜战争的结果就是，让当时重工业可以说称霸半个地球的苏联，不再觊觎中国东北，开始平等的看待中国，从而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化改造，以赢得中国在美苏对抗当中对苏联的支持。这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阶段。

朝鲜战争也使得联合国这个成立并不久，被认为是战后新秩序，美国为之十分骄傲，凡事都想管一下的新型国际权力机构，有了敬畏之心，不再那么轻易的就授权他国去攻击另一个国家。

朝鲜战争的影响持续了很多年，后来的越南南北战争，美国1961年直接参战，帮助南越政权反攻北越，但当时中国提出了警告，如果美国越过17度线，中国就会出兵。

后来的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了，由于朝鲜战争在前，美国不可能无视中国的警告，致使无法在越南17度线以北进行全面的军事行动，越南战争进入了长达15年的消耗战。

越南战争的后果是，美国开始在美苏争霸当中处于下风，公众债务增加，需要加大货币投放来维持经济，在1971年的时候，尼克松不得不宣布放弃美元跟黄金的固定兑换比例（否则全球各国会拿着美元换走所有美国的黄金储备），美元汇率自由浮动，也就是美元开始大幅贬值，以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从1971年至1980年，上涨了20倍。

这场战争最终以美国的失败撤退，北越统一南越而告终。

也正是由于朝鲜战争中国所发挥的作用，使得全世界看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没有中国的参与，无论你是朝鲜半岛的问题，还是中南半岛的问题，甚至整个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不可能像西方世界预期的那样解决，就算联合国，也不好使。

也就是说，联合国没有中国，至少亚洲一些问题就没法只按照西方国家的需求来解决，当时作为代表全球“正义”的联合国，就失去了存在感和权威。这给中国进入联合国创造了客观条件。

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甚至把原子弹运到了日本，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这也使得中国决心研发核武器，以及洲际导弹。而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以及1971年6月洲际导弹的试射（三个多月后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得中国不仅可以介入亚洲事务，也拥有了介入全球地缘政治的能力。如果再继续孤立中国，对西方已经没有什么好处。

也正是由于朝鲜战争，以及后来受其影响的越南战争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逐渐上升，使得苏联老大哥的地位遭遇挑战，中苏争夺第三世界话语权的矛盾逐步激化，最后引发了几乎全面的对抗。

但面对苏联的核威胁和百万陆军压境，中国用珍宝岛战役有力还击，同时搞起了三线建设大备战，整个工业战略转入西南，准备跟苏联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

于是，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到了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

在美苏争霸当中，中国倒向任何一方，都会对整个形势产生决定性影响，美国需要拉拢中国来对抗苏联。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升温。

也正是由于中国跟美国关系的升温，使得苏联在冷战时期的压力倍增，不得不投入更大的成本，寻求更加具有亚洲影响力的地缘政治目标，控制亚欧通道，给中国实施东西压制，于是1979年入侵跟中国相邻的阿富汗（当时中国西北边陲，除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其他国家全部是苏联加盟共和国），最终深陷其中，给后来的解体埋下了隐患。

1989年2月15日，苏联撤出了在阿富汗作战的全部军队。就在苏联结束阿富汗战争两年后的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意味着美国不再需要中国作为对抗苏联的东方前沿阵地，而已经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且很多问题都要自己做主的中国，被美国视为新的地缘政治挑战。

于是，朝鲜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正好被美国再次利用。因为正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很多人认为就算没有朝鲜战争，中国那会想解放台湾也不易，我觉得这是低估了那一代政治家的意志），所以苏联解体之后，台湾问题再次成了美国刺激中国，并寻求各国支持来遏制中国的新的机会。

于是，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直接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三年后的1999年，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军精确轰炸。2001年4月中国飞行员王伟因起飞拦截美军机侦察，被撞入南海，失踪。各种涉中国领土、宗教等事件，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被美国加以渲染和利用的。

那么中美关系的二次转折点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2001年9月11日，也就是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五个月后，美国遭遇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

美国需要全球支持，当然更需要中国支持，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似乎明白了一点点道理，那就是恐怖主义对美国现实的威胁，要远远高于中国对其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是，美国十分清楚，如果美国出兵阿富汗，其他被自己视为对手，正在进行各种遏制的国家反过来支持阿富汗的话，美国开战的成本将是巨大的。

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大力扶持基地组织，后来袭击美国的本拉登就是美国在那个时候扶持起来，对抗苏联的。

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期间，一度要求中国开放阿富汗跟中国接壤的瓦汗走廊，用来运输战争物资等，其实是担心中国通过瓦罕走廊来支持阿富汗。

于是，为了“稳住”中国，在911恐怖袭击三个月后的2001年12月11日，美国在坚持了15年的拒绝之后，终于同意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像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从政治层面融入和深刻影响世界一样，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在经济领域全面进入了全球市场，至此全球贸易格局注定巨变。

但请不要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必然，请注意这个时间节点，这是在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三个月之后。然而，就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18年后的本月初，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当年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错误的（后悔了）。

也正是由于美国发动了阿富汗等战争，在2001年之后的数年里，美国再没有过于为难中国，中国经济开启了融入世界的步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如今，美国从中东撤退，战略重心重回亚洲，而因朝鲜战争遗留下来的台海问题，又将成为新的热点。

但无论如何，回顾过去70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甚至苏联的解体，都没有朝鲜战争的影响大，因为苏联之前的俄国，本身一直就是西方的强大竞争对手，苏联解体只不过是削弱了如今的俄罗斯，并没有把俄罗斯变成美国的盟友，更没有创造出一个比苏联更强大的政治经济主体。

朝鲜战争则不同，它让中国真正从农业文明走向了工业文明，成为世界全新的一极，发展至今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让更多的新兴国家在参与地缘政治博弈和自身命运变革的过程中，有了多重选择，不再只依附于少数一两个大国，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大家已经看到了，就像六百年前的瘟疫改变了欧洲、改变了世界一样，七十年前的朝鲜战争，同样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

而这样的历史性事件，此时又发生了。这就是目前已经蔓延至全球大部分国家的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影响，恐怕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深远和彻底。我今天只讲两个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当然，对中国的影响，自然就会辐射至世界。

首先我要说此次疫情在中国的爆发，以及迅速被遏制，将让世界重新认识到中国应对未来战争威胁的超级动员和组织能力。我这里说的“动员”，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

一提到动员这个词，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通过这次疫情的考验，中国在面对武汉这样一个千万级别的人口城市，都能做到“封城”抗疫，而且还没有出什么大乱子，这种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是西方很难做到的。

其实我想说的不是这个，西方也是可以的，只是没有被逼到那种程度，比如像二战和冷战期间，英美等体现出来的集体主义，是超过大家想象的。就连最近一次2001年911美国遭遇恐怖袭击，美国民众展现出来的集体意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当时大学生涌上街头要求当兵参战，国会很快授权对阿富汗的战争等。这次疫情形势加剧之后，跟特朗普水火不容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跟特朗普迅速达成抗疫协议，特朗普也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

在面对威胁的时候，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会作出集体性反馈，但我今天要讲的不是简单的“封城”这种动员组织能力。

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中苏交恶最激烈的时候，中国采取了战备疏散，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

另外，董必武、朱德、李富春等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被监护对象单独通知）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宋任穷去盘锦地区等等。

这就意味着，如果当时苏联开始进攻中国，其要面对的，将是数亿人参与的全面战争，而中国可以将这种动员和组织能力，下放到每一个领导层和全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可能大家还没看懂我要说什么。

我要说的是，面对未来战争，中国依然有能力将城市数亿民众转移到二三线城市，甚至农村地区。大家要明白一点，这一次中国采取的“封城”和封锁交通的措施，发生在春运之后，也就是至少有三亿人从大城市返回到了二三线城市，以及广大的农村地区的时候。

未来战争的可怕之处在于，城市的脆弱性，中国目前是全球超级城市最多的国家，随便一个中型城市，都有上百万人口，而这样规模人口的城市，在西方国家都算是巨型城市了。意大利第一大人口城市罗马，其人口还不到300万，不及武汉的三分之一。

美国纵然有纽约这样的超级城市，但美国整体的人口密度远低于中国，是真正的“摊大饼”式的城建方式，大部分地方的住宅以独栋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一旦爆发战争，同样的爆炸性武器，对中国的杀伤力要远大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

上面两张图是上海和纽约周边的住宅区对比，我选取的都是距离市中心20公里左右的居住区，大家感受一下两个地区的人口密度。

面对未来的战争威胁，中国需要有强大的，把数亿城市人口迅速转移和分散到二三线城市及农村地区，而且还需要保证其正常生活和社会有序运转。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以武力要挟，强迫塞尔维亚同意科索沃独立，但遭到塞尔维亚的拒绝，于是，北约就开始轰炸塞尔维亚。但北约第一轮和第二轮的轰炸，只针对武装部队和军用设施，以及桥梁公路等，塞尔维亚人就是不屈服，站在桥上示威抗议，视死如归。

问题是，北约的第三轮轰炸把目标瞄准了民用设施，比如电厂、水厂、通讯系统、商店，等等。结果就是，塞尔维亚很快就屈服了。后来就有人问塞尔维亚人，北约轰炸你们的大桥，你们死都不怕，站在桥上抗议，为什么炸电厂、水厂你们就投降了呢，塞尔维亚人说，停水停电后，晚上漆黑，马桶也不能用了，都不能洗澡，谁能受得了？

这就是现代化城市在面对战争等时候的脆弱之处，城市人可以在满腔热血下，不怕被炸死，但扛不住不洗澡、没有抽水马桶。要想让中国这种，人口非常集中，城市规模越来越大的国家，不惧怕战争，对各种问题拥有充分的准备，那么在特殊时期，转移城市人口问题直接可以决定事态发展的走向。

这一点如果中国能做到，那么中国在面对未来战争等不可测事件的威胁时，将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各种极限压制，就可以更自信的进行各种改革和发展了。

这就要谈到另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不惜成本的对全国各个偏远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投入，我在上一篇关于基建的分析里已经讲了一些，另外再补充一个，那就是当危机来临，大城市人口需要转移的时候，一个在上海工作了几十年，住惯了公寓的白领，来到青海、甘肃一个五线城镇，也可以住得上电梯楼房，用得上抽水马桶，洗得上热水澡，吃得上新鲜水果，用得上4G网络，享受到隔夜即到的快递的服务。

其实大家没有注意到，在此次武汉封城之前，在很短的不到一周之内，有超过500万人离开了武汉，这信息当时被认为是非常可怕的，这500万人都去哪了，得有多少病毒携带者啊。但你回过头再去想想，这个信息的另一个意思是，仅武汉一个城市，在几天之内，就可以转移500万人口，这还仅仅是自发的转移。

更重要的是，这500万转移出去的人口，不是无序和没有准备的，这500万人口可以在全国各地生活更长的时间（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那请问，如果你面对一个国家如此规模的城市人口转移和消化能力，而你又是这个国家的敌对国，有可能威胁对这个国家发达城市进行打击，你觉得这个国家会被你的威胁吓住吗？

知道韩国为什么那么怕朝鲜吗？不是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是韩国没有战略纵深，没有足够的能力在短时间内转移和消化并复苏首尔等少数几个城市的有生力量。

而中国呢，别看大部分人都住在，或工作在东南沿海城市，但这些城市的人口，在很短的时间内，都能迁入西南部地形更为复杂的地区，而且能长期生存。

这一点美国和俄罗斯都做不到，美国虽然国土面积较大，但地形过于平坦，可以说没有什么藏身之处，所以美国才不得不把防御战线推到日本和欧洲，把大西洋和太平洋，以及阿拉斯加变成隔离带，以最大的可能阻止他国陆军登上美国本土。

而俄罗斯是可以有很大的战略纵深来转移的，但问题是转移到西伯利亚吗？怎么生存？

大家可以再想想，当年日本以倾国之力进攻中国，中国大片地区沦陷，但当时国民政府逃到重庆，中共中央在延安指挥战斗，最后取得了全面胜利。也就是说，就算侵略者占领了整个东北和华北平原，中国依然可以凭借更大的西北、西南腹地保存有生力量，进行反击。

你看看二战时候的法国和英国，当希特勒把坦克开过来的时候，法国立马就投降了，英国要不是隔着英吉利海峡，估计也悬了。法国从东到西也就600公里，来不及反应可能就被占领了。你再看德国东边的波兰（东西距离也就600公里），希特勒用闪电战只花了28天就被全部占领了。

中国从上海跑到合肥就得500公里，从南京到重庆要1200公里，请注意，这1200公里可不是平原，恐怕等坦克开到的时候，自己都得散架。再看看延安，到石家庄和郑州的距离，也都接近500公里，离最近的海岸800公里，更主要的是跟华北平原之间，还隔着秦岭、太行山、吕梁山等。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从重庆到云南昆明还是600公里，从延安到河西走廊也是600公里。这些地方都有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

转移有生力量，并将其保存下来，进行反击和重建，这不仅需要更大的战略纵深，还需要持续不断的对这些纵深地区的建设。这种建设在很多时候看上去可能有些浪费，但到了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就会发挥出神奇的力量。

中国抗击新冠病毒这一役，其实无形中展现了强大的有生力量转移和生存能力。这种东西，将会在未来重新被世界认识，当我们面临大国之间的对抗，以及更多利益被掠夺，不得不作出反击的时候，对手在寻找中国战略弱点的时候，会想起这次事件。

不要跟我说现代战争都是什么空战、海战之类的，这没错，但这只是一个开辟第一战场和把安全边界推至什么空间的问题，而不是说陆地构造的影响就不存在了。

大家知道美国为什么不进攻伊朗吗？为什么跟阿富汗塔利班打了18年，结果还是跟其签订了和平协议吗？你打开地图看看伊朗和阿富汗的三维图，你就知道了。地形地貌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地缘政治的塑造，再过200年可能都不会过时。

 

 

第二个问题，除了刚才提到的转移有生力量的问题，人类对很多事情的认识，来自于对比，而这种对比，会影响到软实力的重新分配。

我之所以在前文中，跟大家讲朝鲜战争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改变，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朝鲜战争给全球政治决策者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

正因为有了这种冲击，这些决策者才会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决心、意志，以及潜力作出正确的判断。还记得去年5月中旬中美贸易谈判完全谈崩，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提高关税至25%那一次吗？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连续播放了抗美援朝题材电影《英雄儿女》、《上甘岭》、《奇袭》。可谓意味深长。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也经历了内战，但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内战主要是蒋介石不行，而抗日战争的胜利，跟苏联、美国等对日作战有关，很多人甚至不承认是中国消耗了日本，使其不能以更大的规模北上或南下，给苏联和美国各战线的胜利争取了时间。

所以朝鲜战争中国的参战，其实对于由17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来说，刚开始并没有太在意，但最终的结果就是，这场战争成为美国有史以来，领导盟友参与的最失败的一场战争，中国用落后其好几代的装备，可以说成功阻击了联合国军。这种从心理层面带来的冲击，其影响是广泛和长远的。

当然，后来中国也打了几场局部战争，比如中印边境战争、中越自卫反击战等，但面对的对手跟当年的朝鲜战争不可同日而语。

1982年的时候，阿根廷和英国为了争夺马岛，发生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结果就是年轻气盛的阿根廷，被衰落的英国给一顿胖揍。而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得意得找不到北了，跑来跟中国谈香港问题，结果邓小平说，如果英国人不好好谈，中国将单方面决定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而且中国要收回的是整个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而不仅仅是租期99年的新界。

后来很多人说，英国之所以归还香港，是因为英国离香港太远了，一旦真要打起来，对英国不利。其实你去看马岛离英国有多远，离阿根廷有多近，就知道这不是距离的问题。而且相比马岛，香港周边，都有英国铁杆盟友美国的军事基地，韩国日本、新加坡、冲绳等，这不是距离远近就能解释的。

所以，英国之所以归还香港，依然是基于朝鲜战争以来，对中国的认识。朝鲜战争期间，英国死、伤、被俘、失踪官兵4435人（要知道整个鸦片战争，英国也就死了不到一千人），朝鲜战争马良山一战几乎全歼英国“皇家苏格兰团”，这可是一支拥有300年历史荣耀的部队，“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听到“皇家苏格兰团”第一营被全歼后，也是大惊失色。

那我扯这么多，到底跟此次疫情所带来影响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如果疫情是一个强大的敌人，那么只有所有国家都经历了这场战争，才会分辨出谁在面对这种威胁的时候，更加强悍。这就像朝鲜战争，如果中国的对手不是美国为首的17国联军，而仅仅是南朝鲜，那可能大家都不会记得这场战争。

如果此次疫情，类似于2003年的非典一样，只在中国大规模爆发，或者仅仅是中国跟周边一些地区或小国爆发，然后被遏制，那么在国际社会，只会留下一个话柄，西方反而会变本加厉的指责中国很多做法，对中国的偏见不仅不会改善，而且会加深。

但这次疫情远比国际社会想象的要严重，此时仅仅意大利的死亡人数就已经突破了1200人，在求助欧盟无望的情况下，意大利对中国发出了求助信息，在中国派出救援队和医疗物资之后，欧盟脸上也挂不住了，给意大利拨了点钱。

按照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西方发达国家所要面对的抗疫形势会更加严重，我们也并不希望更多的人感染和死亡，但这会带来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影响，那就是全球民众不会再聚焦对中国应对疫情做法的讨论，而是开始对比谁的做法更为有效。

也就是说，随着疫情的蔓延，以及各类紧急措施的推出，无论发达国家政府如何做，民众依然会跟中国来做对比。当然，中国做得也并不好，就像朝鲜战争一样，中国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当身边的人因感染病毒不治身亡的时候，当互相隔离，出现各种指责的时候，疫情会给西方更多的人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未来当西方各类媒体发起对中国的偏见性攻击时，民众可能就不会那么热衷了。这种改变如果不经历一些重大的心理冲击，是很难被实现的。

我这里不是在夸赞中国，而是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人类是一种依靠比较来获得幸福感，以及作出判断，从而决定其观点和行动的动物。这就类似于中国疫情爆发之后，很多明星跑到海外去“躲难”，但现在又得觉得中国更安全，往回来跑。难道两个月的时间，人们对两边政府的信任和认识，就扭转了吗？这种信任和认识的转变，以及基于安全感做出的选择，本身就来自于比较。

这种比较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一旦出现这种比较的机会，很多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某种本质性的变化。

如果说70年前的朝鲜战争，使得传统的工业强国从政治决策层面不再敢觊觎中国的领土，不再轻易的践踏中国的国家利益，那么这一次的新冠病毒，将会给西方从社会层面带来一些新的认识，至少会对“逢中必反”产生一些反思，而这只是一个历史性的开端。因为人类要面对的共同挑战将越来越多。

美国一些专家去年半开玩笑地说了一个观点，意思是，要想让美国和中国停止贸易争端等，除非外星人进攻地球（找到一个共同的敌人）。

当然，我们不能一厢情愿的认为疫情过后西方对中国会有义务性的友善的态度，因为这里面也需要我们对西方文明里面好的部分尽可能的理解和接受，但我要讲的是地缘战略层面。

当你发现，你不仅颠覆不了人家，而且人家有时候做得还比你好，你还很有可能会求助人家，人家还总是热情的帮助你的时候，你看人家的眼光就真的要变了。

人类是一个非常强大而又脆弱的物种，于是，只有出现极端的恐惧，才会摧毁固有的偏见和自大，而这种优越感一旦坍塌，要比人类自己想象的更摧枯拉朽。战争和瘟疫尽管没有人愿意去主动承受，但如果难以避免，便是治疗偏见和自大的一副“良药”。

 

请不要觉得我的结论仅仅是“中或最赢”，这是人类共同的灾难，但在更加深邃和浩瀚的人类演化逻辑面前，我们所经历的，都只是沧海一粟。看看犹太人吧，自己强大到足以买下整个地球，但战争一来，依然面临被灭种的威胁，一个国家如果不做出最坏的打算，不拥有和展现足够震慑对手的安全实力，文明早就随着铁蹄、枪炮和病菌而消失了，哪还有什么复兴。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中国即将迎来曙光，海外却在急速恶化。

到目前为止，海外新冠肺炎的累积确诊病例、死亡病例均已超过中国境内，欧美国家似乎呈现“失控”之势。

让很多中国人费解的不是海外疫情迅速扩散，而是欧美国家的防控方式：

美国开始麻痹大意，瑞典早早缴械投降，英国居然让”群体免疫“应对病毒。

这种“佛系防控”不是视死如归吗？

今天，美联储将利率降到零，释放7000亿美元流动性。美联储和特朗普似乎对经济衰退的担心甚于疫情扩散。

不过，对他国的批评已无法改变疫情快速全球化的趋势。

当下，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国人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打这场疫情防控战，接下来中国再也打不起“武汉保卫战”，不能如此严防死守、长期消耗。

若海外持续输入病毒，中国怎么办？

昨天《人类该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一文发表后，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本文探讨中国该如何应对输入性风险，如何调整防控策略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同时，也对社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重点在第三部分。

本文逻辑：

一、中美防控为何无法兼容？

二、疫情经济账本是否合理？

三、中国该如何与新冠共存？

（正文8000字，阅读时间约30分钟，先阅读再分享收藏）

01

中美防控为何无法兼容？

当新冠疫情在海外快速蔓延，欧美国家的“佛系”做法确实让很多中国人没有预料到。

意大利是第一个失守的欧洲国家，最开始时，意大利人照办足球赛事、“橘子大战”，甚至不主张戴口罩。大规模传染后，才大面积封城、停赛、停课。即便如此，他们的封城力度完全还不能与武汉相提并论。

前几天，英国首相宣布前期防御失效，接下来采取温和防御策略，具体措施是让民众居家隔离，提倡勤洗手而不是戴口罩，政府主要救助重症患者，同时还不停学，体育赛事照开不误。

英国政府说：“延缓疫情高峰至夏季，而后控制疫情”，“我们的目的是尝试减少峰值、扩大峰值，而非完全压制它”。

再看瑞典，瑞典官员宣布，不再对轻症患者和疑似患者进行检测，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医护人员、已住院患者等高危人群。他们认为，已经无法阻止疫情在瑞典传播。

国内媒体将英国及瑞典这种“佛系抗疫”解读为缴械投降，试图让“群体免疫”来抗击病毒。要知道，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公共卫生制度的国家，怎能不战而降呢？

再看美国，特朗普在推特上说，美国1.6万人死于流感，新冠肺炎才几十人，不算事。

不过，当疫情在美国扩散后，球星中招，NBA停赛，特朗普立即宣布，切断与欧洲的旅游，联邦财政拿出700亿用于公共医疗以抗击疫情。

真正让特朗普紧张起来的或许是两件事：一是传言巴西总统中招，特朗普六天前与其就餐；二是美股一周连续两次熔断，资本市场极度恐慌。

事实上，欧美国家并非无知者无畏，他们早已预料到后果：

英国卫生部长透露，最坏的情况是，全英国80%的人将感染新冠病毒，超过50万人死亡。德国总理默克尔预计，60%-70%在德国的人将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即5000万到5800万人。

美国专家预计，美国最终可能将出现9600万个确诊病例、480万人需住院治疗，48万人因此丧命。

这种做法，不是无知者无畏，那就是“视死如归”。

可以看出，当前欧美国家将新冠疫情当作流感来处理，准备与新冠病毒打持久战，他们正在考虑如何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

问题在于，欧美的佛系操作，与中国的管控模式是相冲突的。

首先，利益上的冲突。

不同的管控方法，决定了疫情的扩散程度。中国的办法是打歼灭战，快速消灭病毒，然后再搞经济。欧美的办法是打消耗战，把战线拉长。

在全球化时代，产业链相互关联，海外与中国的抗疫步骤不同、方式不同，就会形成利益冲突。

例如，上个月，一位从事玩具出口的老板跟我抱怨，韩国订单催得紧，国内又找不到工人。前几天他又跟我抱怨，他好不容易找到工人开工生产，韩国客户让他先等一等。

前两个月，欧美国家抱怨中国封城，切断供应，中断经济，或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拖累世界经济增长，金融市场悲观情绪蔓延。

如今，海外病毒快速蔓延，中国不敢放松，防止输入性风险。这样会影响中国经济恢复，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及对外交流，影响众多企业生存、工人就业及家庭收入。

其次，这使得中国的防控陷入被动。

欧美国家的防控是个体负责制。欧美的公民权利与政府责任非常明确，个人与政府都各自防御，人人有权也人人有责。

即使特朗普没防控好，最大的后果就是今年连任大选失败，美国制度不需要为此负责。即使政府防御失败，也是这届民选政府的失败，全民来承担。

在中国，疫情战是政府一手主导、全权负责的。这是一场必胜的战役，而且必须速战速决。

如今，欧美国家迟迟不结束战斗，引发输入性风险。这种输入性风险持续的时间、影响的深度，完全不由我们控制。中国的防控便陷入被动：

一是继续严防死守，打响“输入性防御战”；二是与欧美国家的步调调成一致，防控输入的同时，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能否做到既防控输入性，又能让国内解除警惕，促使经济恢复？

有可能，但是国内各级政府的压力很大。地方如果出现了一例输入性病例，地方政府便不敢松懈。

最后，情感上接受不了。

我们花了巨大的代价目的是彻底消灭病毒，没打算与病毒长期作战。中国普通民众付出的代价是难以想象的，经济上的损失，情感上的负担，心理上的压力，国家层面的前途。

过去两个月，全部国人在家禁足，绷紧神经，万众一心，期待胜利。如今，欧美国家这么一搞，感觉我们被耍了，甚至怀疑过去这么紧张是否过度了。

为什么欧美国家不抄中国的作业，速战速决？

中国模式比较直接：

政府是账本的掌控者，全国一盘棋，联防联控，封闭小区，国人宅家，然后由官方调控医疗物资，各省及军队驰援湖北，最终闷死病毒，速战速决。

中国把疫情当作一场全面战争来打，故称为“战役”。

这种模式，看得见的效果是，疫情快速地得到控制，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没有进一步扩大，大幅度地降低了新冠病毒对国人的生命威胁。

但是，中国模式的执行条件非常高：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机构，纪律性和忍耐力超强的国人。

目前，极少国家具备这种条件。欧美国家是“小政府”，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机构，公民更无法接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巨大代价：

第一，医疗体系遭遇冲击，全国医院超负荷运转，医护人员身心俱疲，医疗资源紧缺，非新冠病毒病人的死亡风险增大。

第二，市场中断，经济停摆，社会承压，产业链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经济衰退，导致部分企业关闭、工人失业、家庭收入、债务上升，甚至爆发经济危机。

02

疫情经济账本是否合理？

欧美国家为何“缴械投降”？

欧美国家把新冠疫情当成类似于流感的常规疫情，视为大概率事件，算得是经济账本，按市场的逻辑来处理。

从公共卫生经济账考虑：

新冠肺炎死亡率高于流感，但主要是老年人的病死率高，年轻人的病死率与普通流感差不多。

如果将所有病人都集中收治隔离，欧美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医疗体系立即瘫痪。这样，老年患者、危重患者反而得不到救治，反而增加了死亡率。

这种有选择的做法，感觉有悖伦理，确实是理性的选择。

从总体经济账考虑：

若采用中国模式，进入战时状态，全国居家隔离，市场中断，欧美国家立即陷入恐慌，爆发金融危机。

有人说，欧美国家的防控是要钱不要命的行为。其实，若没有了“钱”，也是要命的。

3月初，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不尽快复工，这个死亡的人数将远远高于冠状病毒。

当所有人都恐惧于新冠病毒的死亡威胁时，张文宏看到了另一种“死亡”——社会秩序中断的危险。

医疗体系崩溃，医院不堪重负，医疗物资紧缺，其它病症如心血管疾病、心脏病、恶性肿瘤等得不到及时、持续的救治，存在死亡率增高可能。

2月，经济学家梁建章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隔离的经济账》，算了一笔宏观的生命账。

梁建章教授指出，经济学家们早就根据各国数据，从经济学意义上计算了生命的价值：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生命的价值在10-60倍的人均GDP之间。

据此推算，“人均GDP每减少1%，人均寿命就会减少10天左右”。

这意味着什么？

梁建章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流感的经济总账：

根据历年数据，流感传染率大概为10%，患者死亡率为0.2%。那么，在整个人群中，流感死亡率为万分之二。

假设患者人均寿命为60岁，社会平均寿命为80岁，那么每个人病死的人就缩短了20年的寿命。按万分之二的死亡率来算，整个社会人均寿命减少了1.5天左右（20年乘以万分之二）。

假如对流感实施公共政策干预，采取强力社会管控，但社会管控导致GDP下降1%。而根据上面，GDP下降1%，人均寿命则下降10天。（《隔离的经济账》，梁建章）

如此，这笔账算下来，就可以理解，欧美国家为何不对流感实施管控。

站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角度，特朗普也需要算一算经济总账。

到3月15日为止，新冠疫情在美国的传染率为0.0000086（美国流感传染率为0.08），病死率为0.02（美国流感病死率为0.005）。那么，在整体人群中，新冠死亡率极低，远远低于流感。疫情对美国整体人均寿命减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不敬）。

如果联邦政府实施中国式管控，可以预计美国金融市场立即崩盘，经济遭遇重大打击，定然波及全球经济。

假如这种严厉的措施导致美国年度GDP下降1%，意味着人均寿命下降10天。特朗普定然不会做这种极为不划算的“生意”。

我们看到“看得到的死亡”的同时，也要看到那些“看不到的死亡”。

但是，以上这种计算生命账的方式，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流感是相对稳定的，而新冠肺炎是不稳定的，新冠疫情扩散是动态的。

如果任由疫情扩散，感染人群、重症患者、死亡率都可能大幅度增加，同时也可能导致GDP下滑。要知道，目前新冠疫情的重症比例在10%-20%之间，病死率可达3%-5%。

这样一来，医疗体系瘫痪、死亡率增加，与经济下滑（增加死亡率）叠加，更加得不偿失。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欧美国家的应对措施到底有没有问题。

欧美模式让中国人不太好理解。

中国模式是政府负责制，欧美模式是个体负责制。这里的个体不仅包括个人，还包括家庭、企业、社区、政府、美联储、国会等。

中国模式是高效的、集中式的、整齐划一的，欧美模式是渐进的、分布式的、梯度式的。

在欧美模式中，个人、家庭、企业、社区、政府、美联储、国会，都会根据疫情发展计算经济账，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形成梯度式的防控。所以，他们在计算各自的经济账本时也是“动态的”。

例如，个人根据疫情程度选择是否出门、上班，企业选择是否开工，NBA选择是否停赛，社区选择是否封闭，政府选择是否提升防控级别，美联储选择是否降息。

又如，疫情蔓延和油价崩盘重创美国金融市场后，美联储采取降息以及“无上限的流动性支持”救市。

再如，疫情快速在美传播后，国会众议院制定了一项应对新冠病毒法案，确保带薪休假、失业保险以及提供免费病毒检测。

再看美国联邦政府。

欧美国家的公民权利与政府责任的边界非常明确。如果美国联邦政府越界，比如要求每个人戴口罩，可能对个人权益造成损害，必须作出相应的补偿。

因此，美国政府的措施也像个人一样是梯度式的、动态的：

第一道防控是防控入境。

目前这道防控已经失效，美国境内已经开始较大范围传播。

第二道防控，即温和防控。

所谓温和防控，类似于防控流感，政府只针对重症患者进行治疗，即“保护那些最脆弱的群体”，轻度患者自行隔离。

温和防控容易被误解，其实他们会根据疫情情况，不断升级温和防控的级别。

比如，目前，英国、瑞典属于“佛系”，被认为缴械投降。

日本、韩国、新加坡及美国的防控力度比较强。

特朗普希望提高防控级别，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提供大规模的检测试剂，同时切断了与欧洲的旅游往来。他怒批美国疾控中心（CDC）在H1N1型流感的反应是一场“灾难”。

目前，美国已十几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中，新泽西州霍博肯市宣布该市从3月16日起实施宵禁。

第三道防控是战时防控。

如果温和防控失败，全国失守，欧美国家才会转入战时防控。

比如，西班牙刚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除购买食品或药品、住院、上班或其他紧急情况外，所有西班牙人必须待在家中。

但是，根据西班牙宪法，国家紧急状态最多可持续15天，以后议会需要讨论并决定是否延长。

所以，中国式防控，是欧美最后一道防控。只是欧美国家愿意冒险，将战时防控流到最后。

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美联储。为了应对疫情及金融风险，美联储已经将利率下调至零，启动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

概括起来，美国模式其实是“个体负责+梯度防控+最后贷款人”，以此与新冠疫情打消耗战。

03

中国该如何与新冠共存？

欧美国家冒险打消耗战，中国该怎么办？

从社友们的讨论中，我发现了一个之前忽略的前提问题：对新冠疫情的定性。

新冠疫情不同定性，决定了欧美两国采取不同的防控措施。

欧美国家把新冠疫情当成类似于流感的常规疫情，视为大概率事件，算得是经济账本。

中国把新冠疫情当成是一场战争，视为小概率事件，算得是政治账本、国家安全账本。

如果新冠疫情是一起国家安全事件，那么欧美国家这种经济账算法就不可取。这就好比，大敌当前，人命关天，却在讨价还价、你来我往。事实上，美国加入二战后，对国民经济也是采取战时管制。

这时，需要参考中国的做法。中国计算国家账本的方法，可概括为“政府负责+严防死守+大基建强刺激”。

中国政府也担心严防死守重创经济，于是选择速战速决，然后用大基建强刺激，保经济、保就业。

如果新冠疫情只是一起类似于流感的公共卫生事件，那就属于经济问题，可以计算经济账。

这个怎么理解呢？

欧美国家将新冠肺炎视为流感、交通事故、金融危机一样的市场风险，然后采用市场的法则来处理。

比如，2009年H1N1型流感大流行，墨西哥采取封城措施，但最终失败。美国在尝试强力管制无效后最终放弃，转为季节性流感的管理模式，即温和管理。这场流感导致美国6000万人感染。

在市场经济中，风险无处不在，我们只能预防、控制风险，但不能消灭风险。

比如，交通安全投入。事实上，政府拓宽道路、增加交警，汽车厂商改进设计，都可以减少交通事故。

但是，政府和汽车厂商不能无限投入以确保零事故、零伤亡。事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给生命定价，将生命纳入经济的计算题之中（残酷）。

所以，新冠疫情的防控，就转化为每个人的投资边际收益率的问题了。

但问题是，新冠疫情到底是不是经济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类似于经济危机。

凯恩斯主义者将经济危机视为国家安全事件，政府强力干预，保障就业，刺激经济复苏。1929年经济危机确实导致大量经济难民生活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

但是，新古典主义者认为，经济危机与经济繁荣一样，属于经济周期的一部分。只允许赚钱不允许亏本、破产的市场，不会给国家和国人带来财富。他们主张政府不干预或适当干预。

这两派的争论在中国至今也没结果，但在70年代的欧美国家已经很明了：

一、如果人为因素导致市场终端，危机导致大萧条，则需要政府干预和司法干预，破除人为障碍，促进市场恢复。

二、如果经济危机属于正常经济波动，那么政府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那就是提供足够的公共用品给失业者及需要救助的人。

我们再来看，新冠疫情属于什么性质。

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疫情界定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并宣布“世界大流行”。

这种界定还上升不到国家安全事件，仅是公共卫生事件。因此，各国只需要启动公共卫生系统，提供足够的医疗资源等公共用品。

美国的公共卫生体系经受过2900万流感病例、28万重症患者的冲击。美国的社区全科医生体系，对发现病人及防控起到重要作用。

所以，只要公共卫生系统可以顶得住，市场可照常运转，这种算经济账的办法是合理的。

但问题是，很多国家，比如中国、伊朗，并不具备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及充足的公共用品，以应对疫情扩散。

这就有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新冠疫情可能上升为国家安全事件。

比如，意大利、新加坡、日本都采用美国模式，意大利的情况要比新加坡、日本糟糕得多。

意大利的医疗技术并不差，但是持续多年的债务危机拖累了公共医疗建设。目前，意大利病例过万，重症估计有2000，但重症医疗资源不足，全国ICU床位只有5000张。相比之下，日本的千人病床数量排名世界第二。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疫苗。

疫苗可以决定新冠疫情的性质。就目前来说，新冠病毒不能与流感等同。为什么？

流感虽然也没有真正的特效药，但是有疫苗。流感能够做到“群体隔离”的原因是因为有疫苗。由于大量的人接种了疫苗，流感病毒难以通过他们找到没有接种的人。这就起到了群体隔离的效果。

目前，新冠病毒还没有疫苗，群体隔离无法实现。由于长者新冠病死率要高于流感，随着疫情扩散，老年人的生命容易受到危险。

所以，如果欧美国家能够在疫苗上市之前，将医疗资源集中在长者患者及重症患者，将他们的病死率降到较低水平，那么，温和防控是可取的。

美国政府官员透露，一项针对新冠病毒疫苗的临床试验将在当地时间3月16日开始。不过，疫苗的验证期通常需要12-18个月的时间才能全部完成。

如果疫苗上市之前，疫情控制不住，欧美国家则需要上调防控级别，甚至进入战时状态。

所以，采取中国模式还是欧美模式，启用国家战时程序还是个人温和调控，取决于公共卫生体系、医疗资源及技术。

接下来，中国该怎么办？

欧美国家打的是消耗战。预计，欧美国家控制疫情的时间，要远比中国更长，感染人数会达到相当的规模。只要一个欧美国家持续扩散，全球就有感染风险，中国就有输入性风险。

如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谁都不愿意，但没办法）。

中国又不能采用美国模式，只能在现有防控基础上进行调整：

第一，相互信任，减少指责，耐心等待。

疫情最开始，欧美国家指责中国的防控措施。如今，疫情转移到西方国家，中国反过来指责对方的防控措施。在经济学里，病毒传染属于外部性矛盾。

欧美国家最终看到了中国控制了疫情，同时，中国也要相信，欧美国家可以控制疫情。

如今，日本、韩国、新加坡度过了爆发期，他们的防控措施未必一定失控。

另外，欧美国家发达的医疗技术，不仅有助于他们控制疫情，同时也在困难时期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比如瑞德西韦、3M公司。。

如今，与其指责他国，不如提供适当的援助。助人等于助己，海外尽快控制疫情，中国也尽早解脱。

第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鼓励疫苗及特效药研发。

公共卫生及医疗技术，是与新冠病毒打持久战、消耗战的关键。如果我们有疫苗、特效药，或者公共卫生体系健全，就不需要以举国之力打歼灭战，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小一些。

第三，向市场让利，放水养鱼。

受海外疫情冲击，中国经济恢复可能比预期更缓慢。为了应对经济下行，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定向降准降息、减税收免社保、免高速费以及33万亿大基建项目。

但是，大基建、强刺激并不是好的选项。强刺激可能刺破经济泡沫，引发财富分配不公，破坏市场竞争机制。

相反，政府及国企向市场及时、持续、大规模让利是关键，具体措施包括延长免税、免社保、免利息的时间；通过政府贴息及担保的方式，向中小企业提供免息、低息贷款。同时，加大对教育、新基建（公共用品）等的投入。

第四，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学会与新冠“共存”。

中国高层说，这次疫情防控，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的一次大考。

如今，不管疫苗何时出来，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歼灭战刚结束，消耗战又将开启。

虽然新冠疫情在中国不仅仅是市场风险问题，更是国家安全问题。但是，如今主要的风险是输入型病例，这其实就是全球化市场风险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人才、商品与病毒高速流通，机会与风险并存，我们不得不学会与风险长期共存，即与全球化市场中的病毒风险、金融风险、交通风险等共存。

打个比方，你是一位老司机，没有出过任何交通事故。但是，“马路杀手”还是撞上了你。虽然你无责，但是你却承担了外部性风险。

兜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了经济账本这个问题：如何探索一种适应于全球化市场的国家治理模式。

与病毒长期作战，与全球化市场风险共存，需要激发每个个人、企业、家庭、社区及政府的创造力。激发创造力的前提是明确和保护每个人的权责利，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济账本行事。

具体做法是，“减压不减责”。中国需要采取持续的出入境管控措施，严控输入型病例，同时合理降低国内防控级别。但是，由于地方官员压力很大，不敢解除不必要的防御政策。

所以，这时要给地方政府“减压”，但是不能“减责”。怎么做到呢？

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责任尽量划分清楚，不能一出事不分青红皂白地问责，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如果与病毒长期共存，光靠政府，光靠战时模式，难以为继。政府需要赋予各街道、社区、家庭及个人部分防御权限，同时也划分清楚责任。

当然，这么做只是有限的调整，暂时的应对之策。

若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要应对全球化的金融风险、各种不确定的病毒风险，需要建立一个权责明晰、保护个体、激励创造的制度，即一种包容无数小个体、大市场、大社会、高效政府的国家治理模式

人类活动，终究是一场集体冒险的旅行。新冠病毒给人类出了一道如何集体行动的大考题。科学的国家治理，则是一种平衡艺术。

备注：感谢经济学家黄有光、梁建章两位教授的研究对本文的支持，感谢社友的理性讨论。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IZ1vJWxj04iLz7S-mKMO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