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宽厚,学到了退一步海阔天高的态度,又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坚忍不拔、决不放弃的精神。父母成就了我的个性,我的个性中融入了父母的优点,他们个性中的矛盾也结合到了我一个人身上。今天我做事的风格和为人处世的态度,几乎每一点都能够从我的父母身上找到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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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谷趋势(ID:zgtrend) | 杨轨山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zzebvxbvl5YPYxiJrsI60A
本周(2022年1月17日到21日)上证指数微涨0.04%,收于3522.57点,深证成指下跌0.86%,收于14029.55点,创业板大跌2.72%,收于3034.68点。
2022年前三周,本来以为会来个开门红,没想到持续下跌,特别是创业板,累计跌幅已经达到了8.67%,可谓非常惨烈。
以目前创业板的估值来看,虽然近期下跌了不少,但十一哥认为未来大概率还会继续下跌,当前创业板的主要成分股估值还是偏高,调整不够彻底,只有经历了充分的调整之后才会迎来彻底的反转。
宋城演艺周五晚上发布了2021年的业绩预告,很多朋友叫我解读一下,目前在公开组合里面,宋城演艺是第一大重仓股,仓位已经超过了20%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宋城演艺的业绩预告:
2021年净利润预计在2.58亿-3.58亿,这个业绩十一哥认为算是符合预期d的,宋城前三季度的净利润是4.33亿元,说明四季度有0.75亿-1.75亿元的亏损。
很多朋友会感到非常奇怪,第四季度有国庆长假,为什么还会亏损呢?其实也是很好理解的,四季度开始国内局部疫情时有发生,只要疫情一来,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旅游景区,杭州、西安、上海景区四季度全部闭园。
特别是杭州景区闭园,对宋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宋城的演艺王国是从杭州起家的,杭州景区虽然过了十几年了,但当前依然门庭若市,是宋城演艺最大的收入来源,四季度的闭园直接导致了公司的亏损。
不过宋城演艺在2021年这样的疫情大年能够保持3亿元以上的净利润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大家可以看一下2021年的旅游股,能够保持盈利的屈指可数,更不用说有超过3亿的盈利了。
从确定性的角度来看,未来宋城演艺的确定性是非常强的,杭州景区、丽江景区、三亚景区、桂林景区和九寨沟景区已经充分证明了宋城商业模式的成功,小资金投入,每年都给公司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上海千古情、西安千古情和张家界也在过去的一年陆续开业,虽然刚开业就面临疫情的影响,但这些项目并没有让公司出现多大的亏损,一旦疫情结束,旅游放开,这些景区将会持续放量,给公司带来更大的利润。
未来还有珠海、佛山、西塘等景区,这些景区的地理位置都非常好,有巨大的流量和很强的消费能力,这些景区也为未来宋城的增长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2022年花房集团很有可能会在港股上市,宋城演艺持股占比达到了37.06%,为第二大股东,虽然花房集团上市之后应该也不会有多大的市值,但宋城收购花房集团的资金在去年已经做了减值处理,把所有的风险都已经计提了,如果花房上市的话,对我们这些股东来说,意味着这部分资产算是白送的。
宋城演艺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商业模式,节目不断变化,根据各个地方的特色推出差异化的节目,并且不断推陈出新,吸引观众重复消费,这是其他旅游景点无法复制的。
跟地方政府合作开发景区,尽量走轻资产模式,地方政府搭台,宋城唱戏,一次性投入,长期有收益的稀缺的收租模式,随着折旧和摊销成本的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净资产收益率将会越来越高。
再加上政策支持,国家十四五旅游规划对未来的旅游业有了详细的规划,旅游行业作为拉动经济,推动就业、弘扬中国文化的重要产业,政策是大力支持的。
对于宋城演艺来说,目前唯一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是疫情,只要这个因素排除了,宋城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大,在A股旅游板块,宋城演艺很有可能是第一个千亿级别的公司。
有朋友可能会说,十一哥,你把宋城说的那么好,那现在还可以加仓吗?
从估值来看,我认为当前宋城已经脱离了低估区域,我之前也曾经多次说过,宋城的低估区域在360亿市值以内,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是有很多建仓机会的。
对于没有建仓的朋友来说,也不需要着急,只要耐心等待,肯定会有机会的,投资股票在任何时候都千万不要着急,股市从来不缺机会,缺的是耐心。
风格转变
A股最大的特点是容易走极端,2020年,把增速稳定的海天味业、爱尔眼科炒到100多和200多倍PE;到了2021年,市场只要挖出跟新能源搭一点边的公司,就以新能源的高景气为标准,拍出三年业绩。
走极端的结果就是不断风格转换,任何一个板块都走不长,相比之下,美股的科技股龙头慢牛可以晃晃悠悠地走上十年。
为什么A股这么容易走极端呢?
我之前在《怎么获得赚钱的“节奏感”?》一文中分析过一个不可能三角形,即任何股票投资者,都会面对“确定性、景气度和估值”的不可能三角形,你至少要放弃一个因素,才能获得稳定的可投资机会,形成稳定的投资风格。
这个不可能三角形的三个组合,就形成了三种基本风格:
一种投资风格用的人多了,就是变成了当下占优的“市场风格”,而风格极端化,就是市场从放弃一个维度开始,走到极端时,再弱化一个,只剩下一个维度。
以2020年为例,先是在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放弃了估值维度,变成“景气度——确定性”的二元框架,到年底连景气度这个维度也弱化了,无视食品饮料、医疗的景气度长期走平,只剩下一个确定性,这才把增速平稳的大白马炒到百倍以上估值。
如果用这个“不可能三角形”的二元体系判断2022年的风格,我们实际上就要搞清楚,到底今年是放弃景气度,进入“估值——确定性”的体系?还是放弃确定性,进入“估值——景气度”的体系?或者是放弃估值,进入“景气度——确定性”的体系?
我们还是先从2017年开始,回顾每一阶段风格转换的原因及规律。
2017~2019年:确定性——估值
2010~2015这几年,老一代的股民都应该记得这几个特点:小盘不败,回避大盘股,龙头折价、题材为王,创业板科技股为王,这一风格是由几个原因共同推动形成的:
当时的宏观经济还是有利于积极资本扩张的中小企业
以散户游资为主的投资者结构有利于小盘股的题材炒作
在周期性上呈现几年一波资金大牛市的“老股民收割新韭菜”
可到了2016年末到2017年初,茅台、平安、招行等一批低估值蓝筹白马悄然走强,但在小盘风格占优多年的思维惯性下,大部分投资者仍然认为,这不过是强监管背景下的一次风格高低切换。
直到下半年,蓝筹股连续走强,小盘股被资金抛弃,大部分投资者才隐约感觉到一个新风格的来临。
2017~2019年是“确定性——估值”的二元结构市场,市场放弃了景气度,放弃传统的炒题材的A股特色,寻找低估值高确定性的白马,并将其投资逻辑命名为“蓝筹股革命”。
一个新风格的形成,投资者要在心理上经历“风格漂移——风格平衡——风格反转——理念颠覆”的变化,是一个历时较长的过程,相关风格需要“低估到高估”的较大空间,所以,新起来的风格必然是一个之前被抛弃的低配风格。市场的资金是相对有限的,推动新风格形成的流入资金必然来自原来超配风格的流出,即原有的优势风格。
这就是二元体系的第一个规律:
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最核心的因素的反动,此前占优的二元因素中过度演绎的那一个,会被抛弃,此前被抛弃的因素会成为新主导因素,组合成新的二元结构。
物极必反是市场的内在动力,宏观环境的变化是外在条件,但从量变到质变,最关键的因素是“投资者结构的变化”——外资影响了整个市场风格。
为什么外资的持股比例才上升了几个点,就足以改变A股长期的生态呢?因为这一段时间没有新“韭菜”,“总舵主”身陷牢狱足以震慑各种游资,场内资金呈无规律的布朗运动,所以新资金配置的方向,就成为唯一能上涨的方向,吸引存量资金进入。
这就是二元风格体系变化的第二条规律:
增量资金的风格决定市场风格变化的方向,并导致存量资金从高配板块流向低配板块。
事实上,外资风格同样多元,并非简单的“骑白马”,只是当时的A股对比海外的估值体系,价值蓝筹成为明显的风格洼地,吸引了大量偏好“确定性——估值”的低估蓝筹风格的资金。
市场总是急于用一套理论去解释当前的风格,于是就有了“蓝筹股革命理论”,这套理论有了巴菲特的加持(实质上巴菲特并不完全是这个风格),逐渐被大量散户接受,也埋下了日后“茅指数”风格极端化的祸根。
任何一种风格当然都能找到理论依据,但任何一种风格不过是特定的宏观环境与某一类风格偏好的增量资金共振的结果。由于资本市场的跟风效应,任何一种风格都会被过度演绎,一旦宏观环境变化,风格转换就在悄然之间出现。
2020年:确定性——景气度
2020年是“确定性——景气度”的二元结构市场,市场放弃了估值,因为经过三年的上涨,高确定性的白马股中已经找不到低估值品种,低估值的银行地产大多有商业模式上的缺陷,加上全球流动性大泛滥,丧失了估值锚。
根据规律一,疫情泛滥,让长久期的高确定性资产更加稀缺,只能放弃估值,之前被弱化的景气度维度重新被纳入体系,形成了2020年的“确定性——景气度”的二元体系。全年的风格,一是高确定性的白马,二是医药疫苗、必选消费、电动车等疫情益或政策加持的高景气度资产。
在“确定性——景气度”的二元体系中,确定性是主导风格,这体现了“增量资金决定市场风格”的第二条规律:2020年是公募基金大发展的一年,增量资金从外资变成了公募,特别是明星基金经理加持的巨型公募基金,由于规模过于庞大,主要投资高确定性、大市值的白马,导致在“确定性——景气度”的二元框架中,以确定性为主,景气度为辅。
2021年:景气度——估值
根据规律一,2020年白马股的过度演绎,让高确定性资产估值过高,导致2021年市场放弃了确定性。
同时,中小盘经过几年的下跌,出现了很多估值洼地,估值被重新纳入核心风格因素,进入“景气度——估值”的二元体系。
高景气度行业是指预期当年增速最快的几个行业,通常有两类:
下游需求爆发,短期的供需矛盾引发的行业业绩大爆发,比如去年的电动车、上游大宗商品;
强政策引导,政府和各类市场资源导入,引发行业爆发式增长,比如去年的光伏风电。
在2015年以前,由于中国经济内在增速高,高景气度板块以前一类为主,2015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政府全面主导的阶段,后一类行业往往更有爆发力。
从宏观上看,2021年是强产业政策影响的一年,双碳政策全年高强度影响多个行业,景气度成为最显性的因素,最终强化为“赛道投资”。
从规律二“增量资金”的风格看,整个2021年有增量资金的渠道包括量化基金、私募基金和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后对“固收+”产品的需求,追求的目标是收益增强,所以呈现快速的板块轮动,在高景气的赛道中,寻找有相对低估值的板块。
由于放弃了确定性,2021年又回到A股的传统特色,黑马股、低价题材股满天飞,但毕竟市场已经事过境迁,相比2016年以前的游资题材炒作,现在更注重公司的业绩释放能力,这也是“题材市”与“景气度投资”的区别所在。
2022年风格可能之一:延续“估值——景气度”的体系
分析完前几年风格变迁的内在逻辑,我们就可以来尝试推测一下今年的主要市场风格。
一轮风格的最终走完,需要相关板块及指数完成一定的涨幅,“确定性——估值”体系之所以在2017——2019年走了三年,因为2018年的大熊市延缓了风格的最终完成;而“确定性——景气度”的风格只用了一年,因为2020年的涨幅太大。
考虑到2021年整个指数涨幅一般,如果2022年政策影响仍然很大(从目前看可能如此),那么2022年仍然可能延续2021年的“景气度——估值”的二元体系。
即使市场仍然追逐景气度,但“岁岁年年人不同”,由于去年的几大赛道资金太过拥挤,特别是新能源,高层有纠偏的意思,地方政府自然不再肯花出不了政绩的冤枉钱,重仓赛道股的机构降低仓位,这也是近期市场调整的主要原因。
当然,政府永远需要新的产业经济政策,所以大概率会有新的方向出来。很多人认为今年很可能是数字经济。去年反垄断,结果我们本来领先的互联网经济落后了,政策又不可能走回头路,所以数字经济很可能是由国家主导、国企央企投资的偏金融IT、工业互联网、信创、网络基础建设这一类民企不太会去做的东西。具体是什么,可能要到两会后才会有具体方向,所以资金也不敢加仓太多,也是近期反弹无力的原因。
当然,这个二元体系也可能变成更注重“低估值”的“估值——景气度”,其逻辑,我在《2022,七“贱”下天山》中有过详细分析,不再赘述。
这两个方向虽然因素相同,但重点不同,注意区别:
“景气度——估值”体系:在高景气度的板块,寻找相对低估值的标的
“估值——景气度”体系:在低估值的板块中,寻找景气度有一定边际变化的板块
具体以哪一个因素为主,取决于增量资金的来源,今年公募资金的发行可能仍然没有很大的启示,市场仍然需要消化前两年基金过度发行造成的赎回压力,今年最有可能的增量资金仍然是“固收+”。
“固收+”资金来源复杂,如果是银行理财和公募基金,与去年类似,则对市场影响延续去年“景气度——估值”的风格。如果是以保险资金为主,有可能变为“估值——景气度”,因为低估值策略更符合保险类长期资金的偏好,甚至可能转向下面的“估值——确定性”的新风格。
2022年风格可能之二:“估值——确定性”的体系
2022年另一种相对较小的可能性是“确定性——估值”或者“估值——确定性”体系,即放弃了连续两年占优的景气度因素,其宏观背景可能来源于三点:
1、国内变化:如果国内“稳增长”政策未见效,且央行释放的流动性无法顺利传导至实体经济,就连重新启动房地产这个“夜壶”也因购房需求不振而无效;
2、国际变化:如果国外疫情过去后,经济并非恢复常态,而是转向衰退,但货币宽松的空间已经没了;或者疫情再次变异,流动性收缩政策中止;
3、利率变化:如果多次超预期降息降准,无风险利率大幅下行。
为什么此类宏观背景下,市场会放弃景气度追逐确定性呢?
从景气度自身看,“稳增长”是大原则,如果刺激经济的手段不够,财政无法负担的话,就只能“休养生息”,即放松那些妨碍“稳增长”目标的监管政策,以增强民间经济的活力,这么一来,也可能今年“稳”字当头,并没有很强的政策题材。
此时,市场就会更关注高确定性的行业和龙头。
再从DCF估值的角度看,景气度代表的是未来自由现金折现的“近端现金流”部分,而确定性大部分代表“远端现金流”部分。
当经济处于景气恢复时,“近端现金流”对估值贡献更明显,市场更关注率先恢复的高景气度资产,这就是去年风格的市场逻辑;
而当经济处于衰退时,市场更倾向保留“远端现金流”占比高的高确定性资金,即这是2017~2019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期市场表现出的风格。
而“估值——确定性”体系则可能是资金层面的原因,即公募基金进入“赎回——减仓——下跌——更多赎回”的负反馈,不得不抛售重仓股,导致市场只有机构低配的低估值行业龙头相对抗跌,这一风格是典型熊市的特征。
风格变化与风格长存
A股的大部分散户和大量机构投资者只有五年以内的投资经验,往往只在某一种市场风格中赚过钱,容易形成强烈的路径依赖,认为找到了稳定的‘致富之路’。一旦风格转变,前一种风格中最赚钱的人,就会成为下一个风格中亏钱最多的。
尽管如此,稳定的风格与投资体系仍然是你赚钱的根本。
一个有效的方法,保持有效性的前提是——它需要在某些情况下失效,以减少该方法的使用人数,使之不至于走向极端,所以最好的方法,随时会失效但长期总体有效。
风格是用来限制你的选择自由,而不是增加你的选择自由。新手最自由,什么股都敢买,成熟的标志就是不喜欢参与某些风格,失去了自由。
但越不自由,赚钱的概率就越大。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OtHORXHXuFIwjo17xCHPug
作者:凯风
来源:国民经略(ID:guominjinglve)
1
近日,广东省发布最新经济数据,2021年全省GDP为12.4万亿元,同比增长8%,连续33年位居全国第一。
广东,是全国唯一的12万亿级大省。在广东之后,江苏11万亿+,山东8万亿+,浙江7万亿+,河南6万亿左右。
以2021年平均汇率6.45换算,广东GDP约为1.92万亿美元。
这一总量,超越世界上90%以上的国家,与加拿大、俄罗斯、韩国等相当,远超西班牙、澳大利亚、荷兰等国。
广东经济首度坐上全国第一宝座,是在1989年,一坐就是33年。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广东经济总量落后于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省份。1979年到1988年,江苏、山东曾轮流位居全国首位,直到被广东所取代,且领先优势不断增强。
30多年来,广东GDP总量从1989年的1400亿增长到12万亿,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发展质量,均是首屈一指。
这些年,广东经受了非典、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冲击,但借助强大的经济韧性,始终保持着高增长态势,稳居全国经济第一大省之位。
2
广东,是全国万亿GDP城市最多的省份之一。
截至2022年,全国共有24个万亿GDP城市,其中南方18个,北方6个。广东与江苏,各有4个城市入围,领跑各大省份。
其中,广州深圳在2010年前后就已迈入万亿俱乐部,佛山则是2019年突围,东莞在2021年晋级,也是当年唯一晋级的万亿城市。(参阅《官宣!又一个万亿GDP城市诞生》)
众所周知,广东之强,强在珠三角。而在珠三角,广深是龙头,佛莞是省级经济中心城市,其他地市经济总量都不高,离万亿大关都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在东莞之后,惠州、珠海、汕头、湛江等地市GDP不到5000亿,想要突破万亿,可能需要5~8年时间。
面向未来,惠州表示2026年GDP突破8000亿元,珠海则表示力争五年GDP超6000亿元,2035年突破2万亿。
就全国来看,未来5年,将会有一批城市冲刺万亿俱乐部,包括江苏常州、徐州,山东烟台,辽宁大连,河北唐山等。
3
广东还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
2020年底,广东常住人口高达1.26亿人,比第二名的山东省多了2400多万,相当于多了一个上海的人口规模。
当然,若论户籍,第一人口大省当属河南。不过,河南由于大量劳动力到外务工,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少了1600万人。(参阅《这些超级人口大省,也生不动了》)
与国际对比,广东常住人口规模已经追平日本。
日本由于“少子化+老龄化”的困扰,总人口已经连续12年减少,总人口已经萎缩到1.26亿人左右。
正如凯风君新书《中国城市大趋势》的分析,广东人口之多,一方面得益于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出生率,自然增长人口远高于长三角;另一方面得益于外来人口源源不断涌入,人口吸引力全国最强。
广东人口出生率一直全国前列,远高于长三角地区。
最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7.52‰,创下历史新低。
各省份2021年生育数据尚未公布。但从2020年数据来看,多数省份都出现明显下滑,江苏人口出生率仅为6.66‰,相比上年下降2.03个千分点,连续21年低于1%(即10‰)的水平。
相比而言,广东2019年的人口出生率还高达12.54‰。2020年和2021年虽然会有所下滑,但整体上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正如凯风君新书《中国城市大趋势》的分析,这背后,一方面是因为广东拥有相对浓厚的生育文化,广府地区、潮汕地区的生育意愿相对较高。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广东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人口结构相对合理,这也进一步提升了出生率。
与人口的自然增长相比,广东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更为显著。
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广东常住人口高达1.26亿人,相比10年前增加2170万人,相当于江苏、浙江、山东三省新增人口之和。
广东的流动人口规模位居全国之首。
2020年,广东的流动人口数量为5206.62万人,其中,外省流入人口为2962.21万人,省内流动人口为2244.40万人。无论是外省流入还是省内流动人口,均位居全国之首。
同时,随着落户门槛不断松绑,这些外来人口开始陆续选择在广东落户。数据显示,过去10年来,广东省外户籍净迁入人口达312.02万人,位居全国前列。
广东的外来人口,多数来自“泛珠三角地区”或人口大省,包括湖南、广西、江西、四川、湖北、河南等。
4
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广东还是财政第一省,更是地方财政净贡献第一大省。
数据显示,2021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41万亿元,同比增长9.1%。而位居第二的江苏财政总收入为10015亿元,约为广东的7成。
根据《中国城市大趋势》一书的分析,一般预算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由于分税制的存在,这里已经扣除了上缴中央的部分,如果考虑到后者,来源于广东的总税收超过2万亿元。
从各地总财税来看,广东还是对全国财力净贡献最高的省份。
我们可以“(分地区中央级税收收入+地区上解中央支出+援助其他地区支出)-(分地区中央返还性收入 + 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来衡量地方财力净贡献。
根据粤开证券的统计,2019 年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天津、福建、辽宁共六省三市对国家财政有净贡献。
其中,广东以8307亿元遥遥领先,位居全国之首。
另据搜狐城市统计,广东一半以上的财力贡献中央,位居全国第一。
2018年,广东人均贡献了1.31万元的财力,分别是同期江苏、浙江、山东三省的2.04、1.75、9.65倍。
当然,作为经济大省、工业大省,广东从全国吸纳了大量年轻劳动力。
将一部分财政收入反哺用于其他地区的转移支付,既是全国一盘棋的思维,也是区域均衡发展的体现。
5
广东,第一工业大省。
广东与江苏都是工业大省,工业实力不分伯仲,但支柱产业却不尽相同。
江苏以电子、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化工、通用设备制造、钢铁、汽车、纺织、专用设备制造、金属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为支柱产业,十大产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约为7成。
广东则以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汽车、绿色石化、智能家电、先进材料、现代轻工纺织、软件与信息服务、超高清视频显示、生物医药、现代农业与食品等为支柱产业。
同时,广东在半导体、智能机器人、集成电路、新能源等方面的探索也走在全国前列。
目前,全国9成以上的无人机、半数以上的彩电、4成多的手机、3成左右的空调,1/4强的工业机器人、20%左右的冰箱和集成电路,悉数出自于广东。
正如《中国城市大趋势》一书的分析,广东与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差异,从两省斩获的先进制造业“国际队”名单里就可见一斑。
2021年,工信部公布先进制造业集群优胜者名单,在21个城市25个集群中,广东、江苏各自拿下了6个。
广东的6个分别是:
深圳市新一代信息通信集群;深圳市先进电池材料集群;广佛惠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集群;东莞市智能移动终端集群;广佛深莞智能装备集群;深广高端医疗器械集群。
江苏的6个分别是:
无锡市物联网集群;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集群;南京市新型电力(智能电网)装备集群;苏州市纳米新材料集群;徐州市工程机械集群;常州市新型碳材料集群。
可见,广东的先进制造业集中在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等方面,江苏则集中于新材料、物联网、工程机械等领域。
日前,广东发布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广东制造业整体实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培育形成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典范。
为此,广东规划了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半导体、智能机器人、新能源、前沿新材料等,主要布局在珠江东西两岸。
可以说,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决定了工业大省发展的未来。谁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里抢得先机,谁就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占据优势。
6
广东,第一外贸大省。
2021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8万亿元,超过全国(39.1万亿元)的1/5,连续35年位居全国第一。
作为“世界制造工厂”,广东一直都是传统外贸大省,其中以智能手机、家用电器、液晶显示等为代表的机电产品占了出口的半壁江山。
在2021年中国海关发布的外贸百强城市榜单中,TOP10城市里广东占了4席,包括深圳、广州、东莞、珠海。
不过,随着国际疫情形势变化,外贸将会受到一定挑战,高增长态势难以持续,主要外贸城市发展或会受到影响。
2020年以来,虽然全球疫情形势日益严峻,但由于我国迅速遏制疫情扩散,供应链体系得以迅速恢复,借助强大的工业体系,我国外贸进出口在疫情期间逆势扩张,对于稳经济发挥了关键作用。
不过,正如官方有关人士所分析的:
“当前全球疫情起伏反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经济率先恢复的相对优势和基数效应可能减弱,2022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不均衡因素增多”。
所以,如何稳外贸,是摆在所有外贸大省面前的一道考题。
7
广东并非没有短板。
据《中国城市大趋势》一书分析,广东虽然经济发展强劲,但区域发展并不均衡:既有富裕程度遥遥领先的珠三角,也有相对不发达的粤东西北。
广东下辖21个地市,虽然深圳、珠海、广州人均GDP位居全国前列,但还有2/3的地市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低的梅州,人均GDP仅为3.1万元,不到深圳的1/5。
其一,这背后存在地理环境的因素。
珠三角是珠江冲积平原地带,拥有一系列国际港口,历来富裕。而粤东西北多是山区,发展环境天然受限,且劳动力规模也不占优势。
在全球化时代,谁靠近高铁、机场和港口,谁就更靠近国际市场。在中心城市时代,谁拥有更多劳动力人口,谁就能获得更多产业转移机会。
在这一点上,粤东西北虽然地处广东,但区位优势却不如中西部省会突出。
其二,除了地理因素之外,粤东西北缺乏实力强劲的龙头城市引领发展,无疑也值得关注。
为此,广东将粤东的汕头、粤西的湛江定位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并分别作为汕揭潮都市圈、湛茂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引领粤东粤西发展。
最新发布的《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指出:
充分发挥广州、 深圳国家级中心城市的核心引领带动作用,积极培育珠海、汕头、湛江省域副中心城市和佛山、东莞省级经济中心城市。
可见,广深为中心,佛莞为省级经济中心,珠海汕头湛江为省域副中心的城市格局由此形成。
其三,广东虽然财政发达,但大量的财政作为转移支付支援到其他省市,留给粤东西北的并不多。
所以,不能只看到广东作为经济大省的一面,也要看到广东内部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实。
同样,不能只看到广东整体财力的充沛,也要看到广东为全国所做出的贡献。
如今,粤东西北的发展,同样需要规划、政策甚至财政的直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