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6月7号首发于三思门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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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跑着步进场的炒房客,现在想提着底裤出场,都难了。
近期,世界首富马斯克又出来炫存在感了,6月3日一封来自路透社爆料的邮件,砸向了特斯拉的大水池。
——特斯拉要裁员10%,也就是大约1万名员工。
因为世界首富说他对经济有非常糟糕的感觉。
早在今年年初,马斯克在推特上就向市场砸了一个深水炸弹:
——“预测宏观经济是具有挑战性的,我的直觉是大衰退会在2022年春季或夏季左右,但不迟于2023年”。
你要问他为什么?
世界首富摇摇头说:没有理由,全凭直觉。
也对,女人都可以有第六感,世界首富凭什么不能有呢?
何况,如果每次精准测算都对的话,那世界首富应该就是经济学家了。
马斯克对经济的悲观,直接反映到他的行为上,他正在疯狂出手自己的股票和房产。
从2006年6月到2021年12月,他所拥有的7套房子都卖了。
外头各种阴谋猜测,我觉得都不如一个原因来得直接,那就是马斯克是商人,商人抛售资产,只有一个原因。
他认为价格到顶了。
商人卖资产,一定是因为无利可图了。
说白了,马斯克卖房就是一场高位套现,精准逃顶的行为。
2020年疫情开始,美国大开货币水龙头,美国房价打滚式地快速上涨。
而现在呢,美国30年期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已经升到5.2%以上,比中国还高。
美国截止4月底,在售的新房就有44.4万套,是2008年以来的最高值,而且这库存量还在不断攀升。
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和我们可不一样,城镇化都到尾了,哪还有那么多购买力去消化这些新房。
这意味着,美国房价已经见顶,接下来就会是大幅回调。
现在回过头来看马斯克,在美国房价上涨阶段,一边卖房一边逃离,你就不得不服世界首富的“感觉”,真TM准。
到这,你以为和你没关系,可以翘着二郎腿把瓜吃了?
不是。
我近期在刷各种数据资料的时候发现,和马斯克一样考虑趁着楼市放松,加速甩卖房产的人,真的不少。
我不知道这批人也是凭直觉,还是内心恐惧之下的行为反射。
杭州,截止到6月9日,全市二手房挂牌量约22万套。
成都,二手房挂牌量高达16.65万套,即将冲破17万套。
天津,二手房挂牌量16.89万套,也即将冲破17万套。
苏州、天津、南京、广州、重庆等原本二手房挂牌量就在10万套以上的城市,二手房也在不断增加。
▲图片来源:城市财经
天津增加了约1万套,重庆、南京增量都在5000套以上,广州增加了0.39万套。
说好的救市、救市,怎么二手房库存越救越多?
因为限售正加速抛房的速度,而不是加速买家的入场!
过去炒房越猛的城市,这次库存激增的就越多。
比如排在榜首的杭州:
517杭州新政,增值税5改2,二手房落户就能买,非户籍从48个月社保直接降低到12个月。
这么宽松的政策一来,想买房的,想卖房的心思都活络起来了。
据说杭州新规后一周,工作日5天日成交量均超过200套。
但你真以为杭州如此了得,才出一次牌,市场就闹腾起来了?
求求你看看杭州的二手房挂牌量吧!
你以为的是购买力一哄而上,其实是业主抓紧时间卖房。
517新政后半个月,杭州二手房挂牌量就增加了2.5万套。
上一次杭州二手房挂牌看达到20万套的时候,还是2014年。
很显然,炒房客正加速离场了!
而杭州向来以炒房出名,新房超低限价,造成一二手房倒挂非常严重,随便就是2万/㎡起的倒挂,简直就是炒房客的天堂。
随便买入卖出,净利润高达几百万,躺着赚钱,换谁谁不心动。
高峰时期的杭州,真的连临安都要摇号。
新房的狂欢造就杭州楼市的虚假繁荣,倒挂让新房根本不愁卖,开发商也有底气拿地,所以杭州的财政也也宽裕。
杭州是出了名的高土地财政依赖的城市,依赖度超过140%,全国第一。
靠着卖地建设城市,杭州拥有了当前的城市繁荣。
可后遗症就是二手房价格奇高不下,上一波入场的炒房客想跑了,可接盘人的购买力还没养起来,杭州引以为傲的互联网产业,又遇到瓶颈。
杭州过去5年卖出去的大量网红盘,现在也排队交房了,之后这些房子还会流入到二手房市场里。
现在的20万套库存,恐怕还不是新高。
那些想靠着左手倒右手,赚一笔就走的炒房客,除非舍得割肉,要不还是先在山岗上待一会吧!
现在二手房挂牌量激增的很多都是以前炒房火热的网红城市,这些城市短期是不是碰不得了?
当前楼市,陷入了泥潭。
越救,越不见起色。
以前是想买不给买,想贷不放贷,现在放开让你买让你贷,你却不进场,还想逃跑。
以前放开限售是利好,现在却成了炒房客抛盘离场的机会。
这是为什么?
因为有钱的接盘侠越来越少了!
现在还能卖得动的要么是改善型的房子,要么是学区房。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对于地方而言,更想救的是新房,而不是二手。
因为卖地是最快增加地方财政的方式,没有之一。
但每卖出一套新房,等于就空出来一套二手房,二手房越堆越多,新韭菜又没长出来,自然是接不住了。
这也是投资客赶紧抛盘的原因,谁跑得慢谁就得被套。
未来买房,你首要考虑的不是房价涨跌的问题,而是房价没跌,你的房子根本卖不出去的问题。
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你所在城市房产的流动性问题,有一大批城市的二手房库存,怕是要消化不良了。
比如当前的广西防城港,商品房去化周期高达152个月。
同期全国三四线城市的平均去化周期才28个月,而防城港已经超过平均的5倍!
这么多的库存,再按照现有的去化速度,哪怕不再建新房,光是卖库存的房子,都要12年零7个月。
这个时间段,足够一个小孩读完小学6年级+初中3年+高中3年,小孩都考上大学了,这房子都没卖完。
以后这孩子大学暑假回家,指着某套房子说:瞧,这房子,从我小学卖到了大学,还没卖完。
当初跑着步进场的炒房客,现在想提着底裤出场,都难了。
ps:2400字
大喜大悲的加息预期
本周五晚上,美国出5月的通胀数据:
美国5月CPI环比上涨1%,较上月的0.3%大幅提升,高于市场0.7%的预期;5月CPI同比增长8.6%,高于前值8.3%和市场8.3%的预期,创40年来的新高。
压制通胀的机制以及代价
在《如何理解美元的升值周期?》一文中,我们讨论过美联储如何通过货币政策来遏制通胀。
为了避免两股收缩力量叠加造成意外,合意的收紧路径为:
1、先抬高流动性偏好;
2、等流动性偏好处于高位,再进行缩表;
如果我们拿美元指数来标度流动性偏好,就可以用它来观测流动性偏好的起伏。
如上图所示,五月通胀数据落地之前,这个操作思路执行得十分好:先是美元指数见顶回落,然后,六月份美联储开始缩表。
于是,系统内有两股对冲的力量:1、回落的流动性偏好;2、收缩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美联储一直在收紧,但收紧的力量不会过大。
然而,五月的通胀数据搅乱了一切,流动性偏好不得不再次回升。尽管流动性偏好不会无限度上升,美元指数也很难大幅偏离105,但是,紧缩的力量大幅加强了。这会造成不可预测的后果。
所以啊,千万千万别轻易招惹通胀,比牛皮癣还麻烦。
国别货币政策联动
直到现在,国内还有一种幻想:
1、国内的货币政策可以独善其身;2、汇率可以吸收一切冲击;
事实并非如此。中美货币政策有一个最大的底线:国内银行间隔夜利率不能低于美国隔夜利率。
因为疫情缘故,国内隔夜利率一直很低,较长时间压低在1.3%附近,如上图所示,隔夜利率的20日中心移动平均一度下行至1.4%。
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外部环境允许。
5月份之后,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抬升至0.83%。即便我们保持1.35%,也有50bp的息差,空间足够充分。
然而,现在大格局要发生改变了。6月份,美联储板上钉钉是要加息的,假设他们加息50bp,把隔夜利率抬升至1.35%,那么,我们至少要把中枢拉高至1.85%。
可是,如果我们拉高25bp至1.6%行不行呢?也可以,但是,汇率要找补回来!当下,这个汇率区间就守不住了,需要再往上探一探,为这25bp的息差收窄找出空间来。
如果很不幸,这次fed加息75bp,那货币政策方面的压力就更大了。如果我们不想继续让汇率分担压力的话,那么,隔夜利率就得从1.35%抬升至2.1%,一把顶回政策利率(ps:七天OMO利率的2.1%才是真正的政策利率,其他的都是假的)。
然而,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7月还有50bp的加息幅度需要应对。
因此,国内的货币政策空间极其逼仄——我们只能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保持超低资金利率。
汇率贬值的代价
有人会说,既然国内稳增长压力这么大,我们能不能学日本,保持超低资金利率,让汇率彻底放飞自我?
汇率贬值并不是免费午餐,尽管今年美国不会挥舞“汇率操纵国”的大棒来挑事儿,但是,汇率大幅贬值会带来输入性通胀的压力。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利用海外需求解决国内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我们得分担海外的通胀压力。
国内的通胀压力是不高,5月的CPI在2.1%,但是,一旦国内经济复苏叠加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谁也说不好CPI何时能升到警戒水位。
美国的教训已经十分深刻了。
所以,汇率并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选择。当我们通胀压力小,经济压力大的时候,是可以适度贬值,找一个新的平衡点;但把汇率搞成刺激经济的工具,就大错特错了。
因此,超低资金利率可以保持,但要注意一个度,超过这个度就不划算了。
结束语
目前,海外最主要的矛盾是美国的高通胀,所以,美国快速加息的步伐不会停下来。
现在欧央行也逐渐转鹰,分流通胀的经济体进一步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超低资金利率,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会更大。
也就是说,美国通胀越凶,欧央行越鹰,我们的货币政策空间就越窄。
另一方面,国内的主要矛盾是疫情,如果疫情形势得不到本质性的改观,稳增长和稳就业压力始终会很大。
综上所述,国内国外的形势都比较严峻,腾挪空间极小,属于极其特殊的时期,非常时期当行非常手段。
ps:数据来自wind,图片来自网络
End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M5NxIiZrhGRxP5fVoG2xgA
以下为赵安博士学位论文致谢全文:
01
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很多与计划生育有关,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国策,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
六岁前,我被称为“黑娃”,这里的“黑”不是皮肤原因,而是指新出生的人口,没有获得相关部门的审批,属于非法生产的“黑户”。对于这种“非法行为”的惩处,总不能把新生儿退回去或者清理掉,只能对人口生产者予以政治或经济上的多重打击。父母为了躲避这种处罚,就将我的童年四处藏匿,使我陷落于爱的贫困,一生不得治愈。
1987年,我出生在甘肃老家半山腰的一个窑洞里,老一辈人为了躲避兵祸和盗匪,往往在山野深处钻穴而居。8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远未能吹拂到这些山壑峁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超乎今天的孩子们的想象。没有通电、没有水源、没有取暖设备,前往中心乡镇的卫生所,要套着牛车走大半天的山路。即便如此匮缺的医疗资源,作为“黑娃”也根本不敢光明正大的寻求。
一个新生生命的成长,除了要给予乳品、粮食之外,必然要匹配最基本的医疗帮助。爷爷奶奶抱着这个小生命,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是怎样捱过一个个酷暑严寒,以及用怎样的土方子来惊险的应对婴儿的头疼冷热、感冒发烧?老爷爷和老奶奶,点着煤油灯,在漆黑的窑洞里,颤颤巍巍的抚慰着,这个嗷嗷待哺、彻夜啼哭的婴孩。每每想到这样的一些画面,我都会泪水决堤。
三岁时奶奶死了,我还完全不能记事,今天没人能告诉我她的模样。我又被转手到舅舅家,由外婆照料直至六岁,外公教我在墙上歪歪斜斜的学写自己的名字,这算是最早的启蒙。七岁时,老家的爷爷去世,没人知道他与我分开后所经历的饥寒与孤独,我回到老家奔丧,但完全不懂生死究竟为何物。
02
六岁后,我搬到了几十里之外的乡镇,从“黑娃”变成了城镇户口,在当年那个不足百米的乡镇街道,我得以“大开眼界”。今天看来,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惊艳”转型,却是我父亲穷尽他的社会资源,四处花钱打通关节,才让一个出生多年的生命,从行政上“准许出生”,自此得以公开面见这荒唐人间。
我在这个小镇里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接受了当地“最好”的教育。父母和老师反复的告诉弱不禁风的我,“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虽然今天看来,但凡以“只有”开头的命题,大多都不见得正确,而且数十年无愧内心、不负韶华的求索,今天所能改变的依然是如此有限。但在那个一无所有的年代、一无所知的年龄,那些“错的知识”,却是唯一“对的方式”。
十八岁告别乡镇,前往省城兰州上大学。走在拥挤的大城市,分不清东西,看不懂红绿灯,不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连运用城市语言与他人交流都费劲不已,进到楼宇里因没有见过电梯而找不到上楼的入口。入学之后,更不知同学们所说的百度和QQ究竟为何物。但是,当我第一次站到黄河铁桥上,看到滚滚天河毕竟东去,回望无数岁月和山川,依然激荡起少年胸中的无限慷慨。
兰州大学 资料图
三年后,故乡传来父亲病逝的消息。回望来时路,从村里到乡镇,共有二十多里地,父亲用了一生才走完,给我办了城镇户口,奋力托举我上大学,完成这两件事就耗尽了所有。后来,我常想起他的种种执念,想起与他的许多次争吵,想到他最后的恐惧与绝望;还想到,他没能等到我成家,没能抱一抱小孙女,看到小家伙长的像我又像他。每一次想起这些,我都止不住奔涌的泪水。
我此生不负他人,唯独对不起父亲的养育之恩。后来我见佛就求、见神就拜,希望众神能保佑父亲,来生得以健康长寿、子孙满堂。转眼十四年过去,坟头荒草绿了一遍又一遍,每次来祭祀,我都怕你看到我满面尘灰的样子,纵使相逢应不识。“你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03
大学毕业后,考研不第,跟随民工潮南下广州打工,因长期居住黑暗的握手楼和胶囊屋,后来造成了不小的心理疾患,奉劝后来者不宜模仿。一边风餐露宿,一边屡试不第,无法再返校园,大好青春与天赋岂容如此虚掷?珠水汤汤,人海茫茫,谁会购买这一腔才情与梦想?我经历过很多次失败,但从来都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的切肤、蚀骨和无助。
后在母亲的召唤下,我回到老家的基层政府上班。知遇时任城关镇党委一把手的李四科书记,见我做事勤谨、为人忠诚,他便力排众议,任命当时只有24岁,且入职只有三个月的我,担任五里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半年后转任祁川村党支部书记、村合作社理事长。自此开启了一段对我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基层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了我认识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三年任期里,我将自己曾在书本上学到的西方经济和政治哲学,结合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在这个应用场景当中展开试验,成败得失都整理在了处女作《祁村奋斗》当中,出版后经由《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民主与法制时报》等媒体报道而进入公众视野。该书的后记中曾写道:“这一切的一切,对我个人而言,无所谓有意义,也无所谓无意义。思考的积习与写作的自觉,促成了这本不成熟的作品,算是对宝贵青春的交待。如果有一天两鬓华发,重拾这部年轻而充满瑕疵的作品,就如同遇见了当年不完美的自己,我将为那份勇敢、坚韧、执著、壮怀激烈,感动的泪流满面”。
在基层官场,无论开展工作、输出成果,还是在当地谋得生存与发展,必有太多不言自明的艰辛。但我依然充满感恩,感谢组织给我施展才华的平台和建功立业的机会。苦辣酸甜,兴衰荣辱,转头皆空。只是当年李书记爱才、惜才、为国育才的精神,在那个极不干净的环境里,却是那样的另类,即便他穷其一生都只是个乡镇党委书记。以至于在后来如烟的岁月里,常常让我想起。
04
担任村支书期间,为了寻求治理村庄的良方,我前往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在职学习,有幸结识了温铁军、董筱丹两位老师,为我后来坚持从事乡村建设研究,赋予了强大动能,这是后话。
中国人民大学 资料图
2015年卸任之后,我得以重返母校兰州大学,在法学院接受系统的法学训练,打开了另一扇认识世界的大门。求学期间拜在导师迟方旭教授门下,迟老师对我这个混迹江湖多年的学生非常看重,他的严谨和睿智给我以极大的垂范。后来的求学生涯中,遇到过很多名师大腕,但我一直难忘迟老师视我如亲人一般,耳提面命的教导。
2018年第二个硕士毕业后,再次来到北京,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师从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张晓山先生,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主攻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博士论文的项目推进的很不顺利,多亏张老师的耐心教导与多次资助,并组织专家对我的研究把脉问诊,论文经过数十次的大修和上百次的打磨,经历了两次延期、三次答辩之后,才最终百炼成钢,获得学位。
在我深陷低谷时,农发所杜志雄书记坚定的告诉我,“老师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努力的学生”,并抽出宝贵时间亲自指导;苑鹏副所长在我每一次受挫时,都给予如坐春风般的勉励,令人难以忘怀;孙同全老师不但为论文框架的搭建提出很多建设意见,还逐章逐节的帮我修改字句,万千感谢难以言表。离开以上几位老师的帮助,我不可能如此顺利的完成学业。另外,有机会结识党国英老师、李人庆老师、谭秋成老师,以及同师门的刘长全老师、崔红志老师、曹斌老师,是我四年博士生涯中的宝贵财富。
真正的改变往往发生在不经意之间。我在硕士期间发表的一篇讨论《草原法》之流弊的论文,有幸进入了中国工程院任继周院士的视野。早在17年前,我刚进入兰州大学草业学院读本科的时候,曾与任院士有过一面之缘,当时的任先生因在草业领域的杰出贡献已名满天下,后来又开辟了“农业伦理学”这一全新领域,并组建团队、编写教材、栽培后学,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2020年,我在北京再次见到任先生的时候,先生已是96岁高龄,但依然才思敏捷、心忧天下。通过两次见面长谈,以及数十次的书信沟通,先生确定我就是他要找的人,并为我指明了一条要用一生时间去研究的方向。另外,先生得知我出身寒微,在北京过的清苦,多次要资助我完成学业,我都辞之未授,但先生反复陈明利弊,要求我专注学业不可分心,我才如履薄冰的接受。此生,我将为继承绝学而不懈奋斗,以报吾师厚望于万一。立此为凭。
05
我此生最幸运的事情,并不是读了博士,而是认识了我的妻子,有了我可爱的小公主,以及我和母亲的身体都算康健。
感谢我的母亲。父母能给我的虽然非常有限,但足够我在这个年代奔波,足以点亮坎坷旅途中的微光。感谢母亲对我漫长读书生涯的理解与资助,以及对儿媳和小孙女极尽所能的照顾。
感谢我的妻子。在我一无所有的年纪以身相许,25岁到35岁,是一个女子最美好的十年,却一直和我聚少离多,后来又生下芃芃,为我再造精神家园。记得当年仓促举办婚礼,向来能言善辩的我却在婚礼上一言未发,而妻子满含泪水,告诉到场的所有人,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没有能力给她一场华丽的婚礼,但我一定努力给她一个精彩的人生,“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最后要感谢自己。17年时间里,在如此贫瘠的土壤、匮乏的禀赋中,好似大漠孤烟、苦海片舟,无论被命运安排在什么样的角落里,我都倾尽所能的发出光和热,扬起风帆、剪出蓝天。那种顽强拼搏、永不服输,不轻易向命运低头的奋斗精神,值得我用一生时光来珍藏和回味。
无论是兰州兴隆山下,还是广州上下九、北京中关村,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老家半山上的那穴窑洞,令我魂牵梦萦。无数次梦里,跋涉无限远,回到这里,见到慈祥的爷爷、奶奶,年轻的父亲,还有满院子的花正妍、莺在飞、风无语。虽然,并无多少成就值得衣锦归来,但多么希望他们能泉下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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