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ID:ChinaInstituteFDU），原文标题《中美“关键十年”——“新罗马帝国”与“新的伟大斗争”》
作者/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封面/图虫创意
2020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报告，明确指出，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承诺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一个期望，即不断加深的对华接触将会刺激其经济和政治的根本性开放，从而引导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全球事务承担者。四十多年之后，这种战略显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控制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范围的意志……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以及与世界不断接触并没有像美国期望的那样引导其与公民为中心的、自由开放的秩序相接轨”。尽管从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舆论中对美国政府对华接触的批判不绝于耳，甚至这种主张也成为美国保守派在特朗普竞选中攻击自由派的重要理由之一，但是这次美国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开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至少表明经过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的摸索，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应对中国崛起的新战略，而这份报告和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恰恰可以看作是美国绘制的应对中国崛起新政策的纲领性文件。
美国政府应对中国崛起新战略的出台，实际上证实了这几年全世界的观察家甚至普通民众早已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中美关系无法回到过去的年代。
那么，新的中美关系究竟是什么图景？美国对华的新战略究竟是什么？事实上，“中美脱钩”“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文明冲突”等论述早已成为美国公共话语中的流行概念，美国政府的这份新战略报告强调以“基于原则的现实主义”（the principled realism）对中国发起全面围堵遏制的“新冷战”，但不同于美苏单纯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这场“新冷战”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原则”分歧，但更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美国国家利益，在利益竞争的背景下，美国也会为了其国家利益而与中国在有关领域中展开合作。
如果说美国政府的这份文件宣告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失败，那么也意味着同时宣告美国在“后冷战”以来建构“新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理想在现实中遭到失败，因此美国谋求针对遏制中国而建构出大西洋体系和印太体系。这就意味着所谓的“中美脱钩”不仅包括技术、产业领域的脱钩，而且包括地缘政治上的重新布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梦想的破产与美国对中国接触政策的失败乃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为不能征服中国，不能获得中国的支持，美国不可能建立起世界帝国。在这一点上，美国从进入亚洲以来，历届政府均有清晰的认识。从1949年美国朝野讨论“何以失去中国”，到2018年美国朝野讨论“何以误判中国”，遵循的都是同一逻辑。那么，中美关系何以走到今天这个状态？如何理解在此之前的中美关系？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应对美国发起的“新冷战”？我们应当如何从全球大格局中定位并建构新的中美关系？这些问题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本文简单地追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关系，试图提出“关键十年”这样一个概念，即要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从美国对中国的友好接触政策转向“新冷战”的遏制政策的结构性变化，必须高度重视从 2008-2018年这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2008年西方爆发了金融危机，而中国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这往往被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标志；2018年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根本性改变。这十年之所以关键，就在于对美国而言，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试图对其内外政策进行大调整的十年；对中国而言，则是中国政治领导人更替和政治路线重新定调的十年，也是积极有为开展“伟大斗争”的关键十年。中美两国同时在调整政治路线和国家政策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问题：中国崛起带来怎样的世界秩序？美国期望通过接触乃至“颜色革命”将中国纳入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轨道，从而将中美关系定位为“主-从”结构的盟友关系，而中国则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平等伙伴的“新型大国关系”。可以说，由于两国对未来图景的构想差距过大，以至于中美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到今天的局面。因此，中美关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如何从现实出发来构思未来世界图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想象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建构。
1/ 历史的天命：中美两国的命运交错
在某种意义上，从1963年“中苏论战”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也差不多可以看作是决定中苏关系乃至全球格局的“关键十年”。它无论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深刻地改变了“冷战”的历史，甚至奠定了“冷战”结束的政治基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全面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而这个时候也正好赶上苏联开启“改革与新思维”的年代。可以说，苏联和中国都不期而遇地走在结束“冷战”这个历史大背景下。苏联的改革开放不仅导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且导致苏联帝国的解体，从而为美国迎来建构世界帝国的机会。而后冷战时期的美国通过“沙漠风暴行动”完美地展现了其构想中的“后冷战世界新秩序”，即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时代。虽然主流学者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假定，称之为“单极世界”或“一强独大”等。
然而，正如克林顿在竞选中针对老布什的经典名言：“笨蛋，经济才是关键。”（It’s the economy, stupid.）美国要建立起世界帝国，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军事征服，而更为关键的是如何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全球。因此，克林顿政府的全球战略就是从军事扩张和控制转向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从而将整个世界纳入美国治理的经济体系中。在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中，中国是最大且最具有潜力的市场，因此如何打开中国市场、在经济上控制中国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扩张战略中的重心。而美国的全球经济扩张战略与“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战略不期而遇。因为在经历了1989年的艰难时刻之后，中国保持了国内政治稳定，但是在国际政治层面采取“韬光养晦”战略，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发展。因此，1990年代的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型企业，每天关注经济数字的飞速增长。
正是在共同转向经济这个大背景下，中美之间政治上虽然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甚至出现各种各样的政治摩擦，但在经济领域却始终能够保持着高度合作。一方面，美国的过剩资本和技术与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形成了天然互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大环境下，美国外资很容易廉价地收购大量优质的中国国有企业，从而获得超出想象的巨大收益。这种经济合作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推动了美国经济和国民生活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可以说，中国在政治战略上的韬光养晦成就了美国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在重大国际行动中，中国始终谨慎地站在美国一边，而在经济战略上的改革开放，更符合美国全球经济扩张、建立经济霸权的利益。由此，“克林顿时代”成为美国在“后冷战”以来通过推动“全球化”战略来建构世界帝国的最美好时代，但这其中有相当多功劳应归于中国，归于中国对美国在全球经济扩张中的“助推”。
美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进一步激励了后冷战时期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政治野心，共和党小布什上台之后，在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影响下，将中国定位为政治意识形态敌人，成为实现其“历史终结”的打击对象，以至于在中国南海发生了撞机这种擦枪走火的事件。一时间，中美之间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军事紧张。然而，“9·11”事件后，美国不得不调整其战略，展开了长达十年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新的十字军东征”。而中国在这种背景下差不多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美国经济持续繁荣提供的巨大动力，也为美国建构世界帝国提供了充沛的经济资源。甚至当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之际，恰恰是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帮助西方资本主义体系顺利地度过危机，以至于有西方学者认为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拯救了西方资本主义”。
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之间逐渐形成了政治与经济适度分离的两条平行线。虽然中美在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由于中美密切的经济合作成功地化解了这些政治上的分歧。中国甚至也逐渐学会了利用美国工商界的力量进行政治游说，通过经济上的“让利”来缓和美国对中国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南海问题上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由此，在中国人的舆论中，一度出现了中美在经济上合作互补的“中美夫妻论”，中美经贸关系稳定乃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压舱石”理论。
然而，从美国战略看，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服务于其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全球战略。美国展开规模巨大的伊斯兰战争，不仅需要中国在政治上的支持，更需要中国在经济上的支持。当美国陷入伊斯兰战争，中国却在“韬光养晦”中不断加速经济发展。特别是2008年美国经历金融危机而出现经济萎缩，而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中美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到达了一个打破平衡的临界点，不仅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家感受到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对他们的态度有所转变，我们在公共媒体上还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家竟敢教训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原因是美国把钱用在了战争上。一些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这种傲慢恰恰表明他们并不一定真正理解中美关系的实质，他们并没有看到当中国经济增长发展到某个临界点，似乎要挑战美国的“新罗马帝国”时，那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必然也就不存在了。因此，让很多中国人纳闷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美国的企业家，甚至在中国发大财的企业家，并不像以前那样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经济友好政策，而是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背后固然有经济的因素，即这些美国的在华企业感受到来自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压力，这些企业在中国无法获取像过去那样的暴利，但更主要的因素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对于一些迷信中美关系“经济压舱石”的人，如果依然相信通过经济上的“纳贡”能够获得世界帝国的政治庇护，那么美国保守派会用类似克林顿的名言来回应：“笨蛋，政治才是关键！”真正使中美关系发生转向的乃是经济变化引发的政治利益，即“中国崛起”威胁到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那么如何将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在政治上纳入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中，就成为美国调整对中国政策的关键。
2008年，中国举办了一场豪华完美的奥运会，让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崛起的面貌。美国战略界开始检讨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得失。其中不少人检讨美国在“9·11”之后的战略失误，认为以美国共和党为核心的新保守主义过分沉迷于意识形态上的“十字军东征”，将全部精力投入伊斯兰战争，而忽略了中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崛起。这种观点差不多成为推动美国政府战略转型的主流观点。为此，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重心就从伊斯兰世界转向应对中国崛起。于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宣布从伊拉克撤军，2011年迅速击毙了本·拉登，随后名正言顺地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战略收缩，就是为了将力量转向应对中国。2011年奥巴马政府就提出了“转向亚洲”战略，2012年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布美国逐渐将60%的战舰部署在太平洋。2014年，美国甚至策动菲律宾就南海问题提出国际仲裁，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而就在这一年，台湾发生了“太阳花运动”，香港发生了“雨伞革命”，云南和新疆则发生了严重的暴恐袭击事件。显然，美国所发起的这一连串动作，目标毫无疑问是为了遏制中国崛起。
然而，美国的这一套战略对中国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相反中国在经济上持续增长，产业升级效果显著，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在政治上，新一代领导人顺利完成交接，并通过一系列政治法律改革巩固了党对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在军事上，不但开始制造航母，更重要的是南海吹填造岛并实现军事战略部署，从而突破了美国对马六甲海峡的绝对控制，与此同时，新式武器不断装备；在地缘政治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构筑新的政治版图；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无疑对美国的世界帝国图景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全面修正奥巴马政府应对中国的全球帝国战略。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失败的根源在于迷恋传统的多边主义，从而让美国承受过重的国际义务和负担，以至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陷入矛盾：一方面希望政治上遏制中国，可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中国，这种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必然削弱政治上的遏制。为此，特朗普政府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将战略重心转向经济，从奥巴马政府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转变为发起贸易战打击中国经济，并试图通过重振美国经济来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
可以说，从1993年到2009年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的16年是中美之间政治上相对缓和而经济上密切合作的黄金时代。从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到 2018年特朗普发起中美贸易战的前后10年，是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继续保持相互合作但在政治上不断摸索重新定位的“关键十年”。正是在这“关键十年”的发展中，美国得出对中国采取接触战略的失败。特朗普之所以当选美国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源于自由派的民主党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接触政策的失败。为此，美国自由派检讨为什么中国让“美国的期望落空”，甚至从二战期间马歇尔调停国共两党开始，反思历届美国政府过高估计自己左右中国发展前途的能力。[1]而在美国保守派看来，这恰恰证明美国自由派对中国战略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仅刺激美国保守派通过炒作中国问题而重新夺取政权，而且让美国自由派在中国问题上失去了话语权、主导权。当美国自由派学者联名对特朗普总统发出“中国不是敌人”的政治呼吁时，[2]美国保守派马上联合署名支持特朗普的对华强力立场，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主张与中国接触的这一派（the China-Engagement School）的支持者不断告诉美国政策制定者，一旦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达到充分程度就会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但这一切过去根本没有发生，而且只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决不会发生”。[3]因此，我们要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就必须理解美国自由派在“关键十年”中对中国采取的“接触”战略。
2/ “和平演变”与“中美共治”：美国对华的“接触”战略
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之际，美国战略界发起了“误判中国”的讨论。这次讨论与1949年后美国讨论“失去中国”一样，表明美国对中国政策上的连续性。从《中美望厦条约》开始，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推出“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美国就将中国看作其迈向世界帝国的垫脚石。为此，美国在中国进行持续不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投资，从而希望将中国变成依附于美国的重要政治力量，这个定位尽管表面上是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战略盟友，而实际上则是“主-从”结构的“附庸国”。在美国战略构想中，中国之于美国，犹如印度之于英国一样，是其建立世界帝国的重要战略基地。因此，1949年美国内部对为什么“失去中国”的检讨，实际上就是在检讨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为什么扶持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最终导致失去了清末以来不断取得的特权。而在2017年，美国对为什么“误判中国”的检讨，实际上也是在检讨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为什么寄希望于中国内部民主自由化而失败，从而失去了“遏制”中国崛起的最佳时机。我们只有理解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布局，才能理解中美贸易战在大国较量的“修昔底德陷阱”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关于发展道路、政治体制、文明传统和地缘政治的较量。
二战之后，核武器的使用使得大国较量很难诉诸直接的武力冲突，这就意味着世界帝国的权力更迭很难采用历史上惯常采用的战争和军事征服手段，而必须探索新的方式，这就是“冷战”的方式。“冷战”不是没有战争，而是没有发生使用核武器的大规模世界大战，相反始终通过代理人进行小规模的、范围可控的军事冲突，与此同时，战争从单纯的军事战场冲突变成了一场更为隐蔽的总体战，即采取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和文化领域的全面较量和不断渗透进行“和平演变”。这两种战略成为“冷战”的常规手法，前者就是围堵遏制，后者就是接触诱导。由此，“冷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争，更是两种帝国战略方式之争。苏联更多采用比较原始的、暴烈的军事胁迫手段，而美国则采用更为现代的、更为柔性的“和平演变”的接触诱导手段，最终追求“不战而胜”。我们只要对比1949年之后苏联影响中国的方式与改革开放之后美国影响中国的方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种建构世界帝国的技艺存在巨大差异。
（一）体制改革与“和平演变”战略
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实际上基于一套简单的现代化理论，即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必然推动市民社会的兴起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自由化，最后必然带来多党政治的政治民主化。而一旦实现政治民主化，则所有竞争的政治势力最后必然投靠资本力量。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资本主义多党制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控制的一党制。美国可以通过掌握全球资本来控制意识形态、控制各种政治力量，最终建立起以华尔街为首都的世界帝国。当然，华尔街的金融体系必须以掌握全球军事暴力为后盾。美国自由派建构者的世界帝国有许多美好的称呼，比如“自由帝国”“金融帝国”“资本主义帝国”“人权帝国”“民主帝国”等等，但这都是对“新罗马帝国”的具体阐释，即不再像罗马帝国那样单纯诉诸暴力，而是采用更为复杂、更为抽象、更为精巧的多种手法。这多种手法相互配合，构成“和平演变”战略。
在漫长的“冷战”岁月中，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刚好落入美国“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因激进的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而迅速解体。中国在1980年代同时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样遭遇了“和平演变”。幸运的是中国渡过了这个难关，保持了政权稳定和国家统一。与此同时，苏联解体恰恰作为前车之鉴，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对“和平演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警惕。尽管如此，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为“和平演变”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从经济上看，市场化经济发展迅速培养起一个经济力量雄厚的商业阶层。他们在经济上与西方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大力量乃是高度依附于西方的金融资本阶层。形成一个跨国的、隐形的买办阶层。这个阶层崇尚西方文化、认同西方世界，利用金融资本、裹挟着政府权力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个阶层深度渗透到媒体、教育等各个领域中，试图掌握中国的文化领导权。甚至于这个阶层希望通过私有化和民主化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更直接的权力。比较之下，在中国共产党宣布“三个代表”之后，大多数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家始终关注自己的“政治待遇”问题，他们要为自己的财产和市场经营寻求政治保障。为此，民营企业家通过各级工商联、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稳步地进入政权建制中，甚至一度将民营企业家能否进入中央委员会看作民营企业家政治待遇的风向标。当然，如果将整个民营企业阶层看作是推动民主化的动力，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事实上整体民营企业阶层希望中国政治保持稳定，尤其是希望稳定的政府遏制民主化带来的民粹主义倾向。然而，由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外高度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他们不仅受到资本力量的盘剥，又遇到国有企业的压力，也没有能力参与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国家政策辩论中，若缺乏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政治教育，这个阶层也会成为推动“和平演变”的力量。
从政治上看，在中国政府主导推动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官员变得日益腐败。他们要么主动寻租，要么被商人所“围猎”，从而和商业阶层形成利益裙带关系，以至于中国经济发展一度被批评为“裙带资本主义”。这种官商勾结形成了各种山头、团伙和利益集团，资本势力在党和政府中不断渗透，编织并扶持自己的利益关系网络，甚至寻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而不少掌握高层权力和国有资产的权贵也开始幻想着通过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名正言顺瓜分国有资产，像苏联的高官一样摇身一变为权贵大亨。由此在各种“圈子文化”中散布出来的“沉船论”，使得不少官员的政治立场发生动摇，并为自己偷偷安排后路，甚至将资产、家属和子女安排在国外，以至于出现了“裸官”这种现象。在后来中央开展严厉反腐败斗争中，有很多官员就是因为丧失政治方向和政治意志、贪污腐化和“两面人”而受到惩处。
从思想文化上看，近代以来，美国对中国的长期文化渗透培养起一个稳定的亲美文化阶层，他们信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接受美国人关于“历史终结”的论述，以一种“不可一日不拱卒”的宗教热忱投入到配合美国“和平演变”的事业中。由此，商业资本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控制的文化传媒体系在系统地宣扬自由、平等所带来的价值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股文化思潮在系统歪曲、丑化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全面攻击和解构中国共产党树立的道德楷模和英雄形象的同时，却在不遗余力地美化、怀念民国时代。一时间“民国粉”成为文化潮流，“小鲜肉”成为年轻人的审美偶像。一句话，整个中国的文化中产阶层在追逐财富的纸醉金迷中日益走向沉沦。
2008年尽管是中国崛起的标志年，但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自由派在理论上用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否定之前毛泽东时代的建国后三十年，主张在经济改革取得成就之后必须尽快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不仅经济改革难以继续下去，而且连经济改革已取得的成果都难以保住。这种舆论希望利用中国政治领导人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全力推动关于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等政治体制改革议题，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而此时，美国在中亚、中东推动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在实践中“颜色革命”已经和国际政治力量、互联网技术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套高度技术化、可以标准化培训的颠覆政府的政治操作手册。在这种背景下，自由派也开始尝试运用新兴互联网手段来组织公共抗议事件，甚至连美国驻华大使都出现在公共抗议现场，试试在中国开展“颜色革命”的水温。而此时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雨伞革命”和新疆分裂势力的恐怖主义已经在外围对中国政治发展构成巨大压力。
市场资本主义及其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高歌猛进，必然引发波兰尼所说的“社会自我保护”机制。“老左派”“新左派”和“保守派”在中国强势崛起。可以说，中美在经济领域中深度合作的十几年，既是中国经济生机勃勃开始向美国不断逼近的十几年，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大分化”的十几年，还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不断成长的十几年。特别是 2008-2018 年这“关键十年”中，不仅中美关系走到了十字路口，而且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也到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不仅在自由派群体中呼声很高，就是在党内也有不少类似的公开主张，若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进行下去；但另一方面，泛左翼政治也在崛起，并与文化保守主义结盟。在这种思想文化大分化的背景下，中央始终强调“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然而，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各种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一度甚至处于白热化状态。尤其在2012年之前中国政治领导人交替的不稳定关键时期，美国媒体和政治力量深度卷入中国政治权力交接过程中，关于政治斗争的各种消息往往首先出现在西方媒体上，并试图通过西方媒体的报道来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可以说，这十年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关键十年，也是中美关系历史上的关键十年，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的关键十年。
（二）“中美共治”的战略诱导
在这“关键十年”中，虽然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将矛头对准中国，但还没有像后来特朗普政府那样采取直接对抗的“遏制”政策，而是采取一种“和平演变”的战略诱导政策。这个战略的形成固然有美国长期的和平演变思路的影响，但也和当时美国的国内政治相关。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迫切需要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帮助和合作，更重要的是美国金融资本也在逃离金融危机的西方，而希望在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获得巨大利益。因此，西方资本力量也不希望采取“遏制”战略。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寄希望于多边主义来约束中国，将中国吸纳到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并安排一个恰当的位置。一方面在经济上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希望在美国主导下建立新的贸易规则来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治理，另一方面在政治军事上重建盟国体系，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围堵。如果说这些策略属于外部推动，那么奥巴马政府推出的重大策略调整就是在设定中国国内“和平演变”议程的同时，也通过设定中美关系来诱导中国进入美国设定的世界帝国体系。
因此，正是在这种时期，美国政策决策者提出种种关于中美关系的新构想。最著名的构想就包括伯格斯腾提出中美之间建立非正式特殊关系的“两国集团”（G-2），形成“中美共治”格局，佐利克提出美国应当让中国成为国际事务中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弗格森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以及基辛格等人构思的“太平洋世界”等等。这些概念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因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但另一方面是作为战略诱导，引导中国将自己的利益与美国利益高度捆绑，从而形成“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利益格局，以维持中国出口而美国进口、中国储蓄而美国消费、中国制造而美国金融的分工合作体系，从而将中国有效地纳入到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成为控制亚洲的“远东之锚”（布热津斯基语）。在这个体系中，即使形成一个“太平洋体系”，那也是参照“大西洋体系”。美国赋予中国的地位类似于英国或者日本的地位，成为美国治理世界的得力助手。
可以说，面对中国的崛起，推动中国在国内政治中走“和平演变”的民主化道路与在国际政治中以“中美共治”诱导中美合作，是美国对华政策相互配合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一旦完成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就必然产生一个高度依附美国的政权，从而有效地实现“中美共治”的战略安排。但另一方面，一旦接受了“中美共治”的格局，中国就必须在政治上高度依附美国，就像日本那样处于“附庸国”的地位。但是，“中美共治”的提出对国内不少人无疑是巨大的利益诱惑。在他们看来，从1840年以来，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上，要么被西方侵略殖民，要么被西方封锁排斥，现在中国既然能够在美国的帮助下走出“历史三峡”，甚至能获得世界头号强国如此的礼遇，难道对美国的仁慈和善意不懂得感恩、不值得欢欣鼓舞拥抱吗？这实际上相当于恢复到国民党时期的美国东亚战略盟友的地位。当时中国名义上也是与美国和英国作为平等盟国共同处理远东国际事务，可事实是，二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希望收回香港的新界地区都被英国拒绝，至于决定战后远东政治格局的雅尔塔会议根本就没有民国政府什么事，中国事务依旧操持在美苏这些大国的手中。然而，在“历史终结”论的背景下，中国自由派无论对中国政治的构想，还是对中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定位，始终处于政治不成熟的幼稚形态，甚至将曾经的国民党政府所拥有的国际地位视为其最高政治理想，在民主自由的旗帜下享受“美国治下的和平”。
然而，无论是“和平演变”战略，还是“中美共治”战略诱导，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其所采取的对华政策取得了总体上的成功。所谓“总体上成功”就是不断推动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与美国进行接轨，从而建立起美国与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相互沟通、协作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几十年的中美友好关系培养了一个相对熟悉美国、信任美国的精英阶层，从而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友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意识形态。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俄关系，就会发现尽管中国在国际战略上与俄罗斯建立了更为信任和稳定的政治盟友联系，但中俄之间至今缺乏有机的经济联系和文化纽带，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彼此都没有培养出一个能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相互理解和信任对方的精英阶层。而这种经济和文化联系从长远看必然有利于维持中美关系在未来的健康发展。因此，这种经济和文化力量在中国完全有可能发展为促进中美早日结束冲突、走向合作的积极、健康力量，但也可能演变成为配合美国“新冷战”的破坏力量，甚至有可能堕落为摧毁中国政权、促使中国走向分裂和内战的邪恶力量。
3/ “战略机遇期”：中国的战略抉择
早在2012年，格雷厄姆·艾利森就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来概括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不可避免陷入争夺霸权的现实困境。为此，他甚至在2017年出版专著讨论中美关系可能陷入战争的风险。[4]“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在美国激起巨大反响，它成功地凝聚了美国对华强硬的鹰派力量，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可以在这个概念中找到对中国发展经济战争、金融战争甚至军事战争的正当理由。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贸易战不过是美国鹰派力量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力量测试。与中美贸易战相配合的是，美国正在按照“新冷战”的思路在科技、金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乃至军事领域对中国发起系统的遏制战略。
如果将中美关系看作“修昔底德陷阱”的个案，就在于提醒我们必须重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如果仅从2007年与2008年之交的中美关系的发展看，当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国究竟救不救美国？若不救美国，美元体系可能破产，不仅中国外汇面临贬值，更重要的是也会拖累中国经济，甚至有人认为美国有可能发动战争来转嫁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救美国”一方面是两国经济高度捆绑下的理性选择，但另一方面“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普遍舆论恰恰反映出中国对美国的友好立场。虽然，中国一方面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另一方面通过4万亿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发展，从而帮助西方度过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恰恰是在这次事件中暴露出中国经济自身的脆弱性以及在全球经济中面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要保持健康和发展，就必须调整发展战略；而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客观上会挑战美国的全球经济霸权。这尤其体现在三方面：
（一）中国的产业升级政策打破中美之间既定的经济分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脆弱性，虽然中国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投资拉动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这种作为“世界工厂”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身遇到了难题。一方面，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所依赖的“人口红利”逐渐丧失，保护工人权利的劳动法的实施引发巨大争议，这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不断上升，以至于南方沿海一度出现“用工荒”；另一方面，低端制造业消耗大量的原材料，带来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就意味着单纯依靠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已不可持续，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就必须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省在2008年率先推出“腾笼换鸟”的经济战略，推动向落后地区转移依靠劳动力的低端制造业，广东沿海地区致力于发展中高端制造业。从此之后，用高附加值的“中国创造”来提升“中国制造”逐渐成为国家引导经济发展的政策。而中国“高铁”成功地取代了传统的服装鞋帽，成为“中国制造”的最新名片。如果说3G时代中国技术在跟随，4G时代中国技术在参与，那么5G时代中国技术开始领先，中国技术追赶速度可见一斑：类似华为、大疆等中国高科技制造企业迅速成长，而互联网企业更是蓬勃发展，甚至走在了世界前列，最新的人工智能产业更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历史上，中国错过了三次工业革命浪潮，而这一次中国政府努力与西方国家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同一条起跑线上。虽然中国比较落后，始终在追赶西方，但政府和公共舆论始终关注的是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因此，引领科技发展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目标和追求。这种努力最终凝聚在 2016年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中。其中，中国提出实现制造强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是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是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是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中国高端制造领域的强劲崛起在不断蚕食美国高端技术的垄断利润。其中，苹果手机和华为手机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此消彼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发展态势意味着稳定中美关系的“经济压舱石”本身出现了裂痕。
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际，中国的钢铁、水泥、电力等领域积聚了巨大的能量。2008年西方发生金融危机，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产生了巨大的经济能量。然而，这些经济能量无法在国内消化，若无法释放出去，中国经济增长必然陷入停滞。虽然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去产能”的改革措施，并调低经济发展速度，但都不足以消化过剩产能。而此时，美国、欧洲对中国的投资并购活动开始进行严格的审查和限制，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在西方之外寻找新的投资增长点。为此，中国政府将目光转向西方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加快在非洲的投资和建设，以至于中非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战略重点。
2009 年，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提出中国利用过剩产能来援助亚非拉后发达国家的“共享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立刻被人们看作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5]这样的倡议到后来发展为2015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显然针对“太平洋体系”而来，在美欧陷入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发展需要在美欧之外开辟新的空间，而中国产能过剩刚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相配合。不过，“一带一路”倡议将经济合作重点放在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而这恰恰是中国古代朝贡贸易体系展开的历史空间。这样的战略构想立刻让人联想到1840年之前处于世界经济巅峰的明清中国，这似乎预示着中国会脱离美国塑造的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建构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体系。
由于“一带一路”地带上的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它们亟需国际投资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为此，中国牵头组织成立了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亚洲区域基础建设的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由于中国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和建设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工程制造能力全球首屈一指，从而为中国在全球释放产能提供了金融力量的强力支撑。亚投行的设立虽然用美元来投资，但它作为第一个由中国主持的国际金融机构，有助于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政府支持，因此“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不仅是经济合作，必然涉及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从而与“上合组织”形成相互支撑，有利于巩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良好政治关系。当中国将“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看作是构建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发展典范时，在美国看来，这个举措无疑是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以至于美国从一开始就采取消极抵制的立场和态度。
（三）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霸权的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要不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来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之所以形成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亟需“出口创汇”，赚取美元然后用美元来引进全球的高技术产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美元驱动”。然而，随着中国在全球出口的大规模增长，美元外汇储备也不断增长，特别是2008 年之后，一度最高增长到4万亿美元。由于美国对中国进行高技术封锁，中国赚取巨额美元外汇无法购买美国的高技术产品，最后往往用来购买美国国债，从而被美国国债市场所“捆绑”。这种深度的金融“捆绑”需要有经济和政治上的担保。而美国为刺激经济发展往往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增发货币，导致美元不断稀释贬值。中国辛辛苦苦赚取的外汇储备面临着不断贬值，甚至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更有人担心，如果中美政治关系不能保持稳定，美国是否能维持国际信用偿还国债。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需要进口大量的石油，而石油与美元价格绑定之后更加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健康发展，需要在全球经济活动中逐步摆脱对美元的过分依赖，以分散经济风险、维护经济安全。事实上，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虽然不是国际货币，但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与中国有密切经贸往来的东亚、东南亚国家起到了稳定经济的巨大作用，从而第一次建立起人民币的国际信誉。2008年之后，“去美元化”一时间成为许多国家的战略选择。一时间，中国、日本和韩国提倡建立东亚自贸区，以至于出现组建“亚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构想。然而，由于美国从中挑拨离间，东亚自贸区谈判一度停顿。由此，中国单独行动，开始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用强大经济能力将人民币变成全球经济往来通用的国际货币之一。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动人民币跨境流动，随后在香港建立人民币跨境结算中心。中国还与俄罗斯、韩国、一些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拉美和欧洲的国家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正式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使得人民币成为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之后的第五种重要国际货币。中国也在逐渐推动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从而与香港金融中心形成呼应。就在中美贸易战期间，2019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建成以人民币产品为主导、具有较强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和辐射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市场。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之所以继续扮演国际货币角色，一方面由于美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另一方面由于美元被巧妙地绑定为石油定价的货币，从而形成全球“石油美元”体系。然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不仅维持了人民币的稳定，而且中国对石油的巨大稳定需求有助于稳定国际石油价格。因此，在世界“去美元化”形势下，石油输出国，特别是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受美国制裁的石油输出国，纷纷与中国签署用人民币结算的石油供应协议，既可以稳定中国的石油供给，又能让石油输出国免受美元波动和贬值，从而实现双赢。那么，人民币能不能与石油之间建立稳定的交易关系？中国很早就开始筹划用人民币交易的石油期货市场，而正是在中美贸易战中的2018年3月，上海石油期货交易开始低调运行，为此中国实际上筹划了十几年。
可见，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到2018年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的十年，一方面是美国加快对华“和平演变”的十年，但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的“最后窗口期”，在经济领域加速升级的时代。正是中国经济在这十年中的全面升级使得中国在美国眼中成长为挑战其世界霸权的最大力量。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惧最集中地体现在曾经担任特朗普竞选首席战略师并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班农（Stephen K. Bannon）的一系列言论中。无论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思想文化上白人至上的保守主义，还是退出很多国际协定、禁止穆斯林移民乃至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等政策措施，特朗普政府施政方略的直接思想来源首先就是班农。正如班农所言，如果美国放任中国梯次实现“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以及5G 等前沿技术领域的相关目标，首先就会让中国变成信息革命下的技术强国，然后就是经济强国，最终则是金融强国。中国一旦实现这些目标，美元体系构建的美国金融霸权就会坍塌。在他看来，给美国压制中国发展的时间窗口期只有5年左右，因此对中国发起经济战乃重中之重。一旦美国错过这个时机，就很难有翻盘的机会。因此，他不仅支持特朗普政府打击华为，甚至认为不仅要限制和制裁华为，更要将中国企业从美国支配的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踢出去。没有人喜欢班农的这种极端言论，然而，恰恰是这些言论让人们看到政治的现实真相。政治不同于道德，必然包含着赤裸裸的利益争夺和实力较量，以及这种争夺和较量所带来的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这都属于政治的永恒主题。班农和特朗普的言论之所以能够在民众中激起巨大回响，就在于这种言论激发出美国人对中国发展的恐惧，而这样的恐惧正在将中美关系带入“修昔底德陷阱”。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面对这场越来越紧迫的贸易战、金融战、地缘战乃至军事战争。
4/ 政治的复归：“新的伟大斗争”
就像任正非所说的那样，华为虽然想到有与美国山巅决战的一天，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但当美国突然对华为下手的时候，华为还是没有预料到美国的打击面如此广、执行打击力度如此坚决。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想到必然有一天要面对美国的打压。就在“9·11”事件发生之后，200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六大将21世纪头20年定位为“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定位就在于中国要紧紧抓住因美国反恐战争而与中国形成高度合作的难得机会，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所说的“硬道理”就是突出中国经济实力决定了中国在中美关系乃至国际关系中的分量和地位。在这次大会上，中央同样提出面对在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中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要迎难而上，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条工业化道路被形象地称为“弯道超车”。这就意味着中美经济发展在技术领域的竞争是必然的。
（一）“政治”的误区：政治的技术化、法律化和治理化
尽管如此，当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时，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修昔底德陷阱”的严重性，依然相信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看法：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种理论一方面来源于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在经济上相互分工合作所带来的政治上低度合作的历史经验，而忽略了中国经济在产业升级、“一带一路”基础开发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巨大进展与美国经济构成的竞争态势所引发的关系变化。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政治上“不争论”、在中美合作背景下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大背景，导致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普遍缺乏政治意识的经济思维，从而混淆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不是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而是从经济治理的角度肤浅地看待政治，以为政治就是一场生意，仅仅是一种利益交换，而没有看到政治包含着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在价值信念、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争夺和竞争。
从“不争论”到“硬道理”，中国政治阶层在雄心勃勃推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用经济思维来解决一切治理思路，尤其是形成用经济思维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治理思路，导致政治意识的模糊、政治思维的停滞甚至政治本能的消亡。领导层不再用思想政治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而是用经济手段来缓和或者掩盖政治问题。在国内，面对社会分化和利益分歧，形成一种“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的经济维稳思路。甚至面对愈演愈烈的“台独”势力，我们试图通过扩大两岸经贸关系来解决；面对涉及香港管治权的政制发展争执，也试图通过不断“送大礼”来缓和；面对新疆愈演愈烈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也寄希望推动经济发展来解决；而面对国内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更是通过花钱摆平。
可以说，中国的精英阶层在这种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国内和平稳定的歌舞升平环境中渐渐成为丧失政治意识、政治意志甚至政治本能，从而把“治理”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混同，或者说混同了“利益政治”（politics）与“文化政治”（the political），以为“政治”仅仅是讨价还价的利益分配，可以通过“人民币摆平”，从而将政治问题等同于如何分配财富、解决纠纷的技术化的治理问题。这种“利益政治”忘记了人在本质上不是仅仅关注物质财富享受的动物，而是一个有灵魂、有精神、有价值追求的高级生命。而“政治”（the political）在本质上就是致力于探索并建构这种有价值、有追求、有信念、有理想的共同体生活。因此，政治必然涉及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探索，必然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必然要面对“诸神之争”乃至“文明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根本乃是争取人心的艺术。我们面对新疆、西藏、台湾、香港的问题，首先不是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问题，而是文化教育、价值观念、政治理念的问题，是如何捍卫人心中的领土问题。而面对国内日益分化的意识形态，人们需要的不仅是财富的增长，更重要的是重新树立做人的信念、生活的准则和生命的理想信念。
事实上，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就是这种“文化政治”的根本理念。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导致“文化政治”的主题被窒息。特别是基于利益的政治技术化、法律化和治理化窒息着鲜活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执政党也因此日趋官僚化，满足于用行政命令来指挥群众，而不是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新兴中产精英阶层理想信念丧失、道德价值滑坡、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不懂得在政治上区分敌人和朋友，不再关注如何在政治思想上争取群众的支持，不再关注民族精神与政治意志，不再讨论历史发展走向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以一种“历史终结”的“末人”（last man）心态来看待政治，以为中国政治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务于维持中美关系稳定这个根本大局。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要利用全球市场分工形成的比较优势，而反对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升级。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而背后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即避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在经济发展的客观事物逻辑中，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并与美国形成竞争态势，甚至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然而在政治的主观能动领域，整个社会精英阶层缺乏危机意识和政治意识，缺乏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从而陷入和谐社会、中美永久和平的歌舞升平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态势和中国政治精英的主观能动心态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断裂，以至于绝大多数人未能意识到这场悄然临近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2012年中共十八大号召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然而很多人并不理解“新的伟大斗争”的真实含义，甚至有人担心“斗争”概念的提出要恢复到过去的阶级斗争时代，从而将“斗争”看作是“老左派”的陈旧思想，而没有看到这个“新的伟大斗争”就是针对必将到来的“修昔底德陷阱”展开的伟大斗争，也是针对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展开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二）“政治的复归”：挑战“历史终结”的“中国方案”
面对这种危险局面，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人首先展开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教育，从高压政治反腐到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重新激活执政党的思想性、政治性和人民性，为执政党重新注入政治活力，恢复其政治信念、政治凝聚力和战斗力。正如十九大报告中对十八大以来五年的总结中所说的：“五年来，我们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着手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试图解决但始终未能解决的改革的目标和方向问题，也就是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这两次会议上，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问题，明确提出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再可能走向西方民主化的道路，而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种发展道路上，“党的领导”不仅通过党规党法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中，而且通过宪法修改明确写入宪法的正文中，这就在宪法上堵死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而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更为具体的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中国保持不变，而且要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公开宣布“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而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主张中国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美国看来，这无疑是对其建构世界帝国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的公开挑战。这必然要引发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6]可以说，从2012年十八大到2017年十九大的五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关键性的五年，是面对必然来临的“修昔底德陷阱”争分夺秒、只争朝夕的夯实基础的五年，是围绕这场伟大斗争全力推动政治全面复兴的五年。为此，中国在经济上，全力推动信息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国产化，防止美国在核心技术上控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来扩展中国的海外市场，防止美国打压中国在欧美的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石油期货交易，防止美国发起的能源战争和货币战争。在军事上，通过反腐、政治重建和制度改革来重塑军魂，通过南海加速人工造岛以赢得地缘战略的先机，通过加速军事现代化让军队在实弹演练中适应战争需要，加速新型武器的研发和制造在整体上提升国防实力，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一切军事战争。在国际关系上，强化建构并巩固中俄的战略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以及欧盟的合作，尽可能扩大中国的国际政治空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应对美国的世界帝国理念。
经过这五年的努力，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宣布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随之而来的宪法修改更是让美国失去了通过代际领导人更迭来介入中国政治，实现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在美国看来，这无异于宣告美国过去延续很多年的“和平演变”战略失败，由此美国必然调整其对中国的战略。事实上，美国调整其对中国的战略早就在中国的预料之中。在十九大报告中，“斗争”更是成为整个报告的关键词之一。这相当于提前宣布面对美国即将发起的打压举动的政治立场：勇于斗争，绝不投降。尽管如此，十九大召开之后，很多人依然不能理解“斗争”这个词的含义，以至于当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并开始向中国发起贸易战之初，很多人将其归咎于十九大之后中国舆论中出现“厉害了我的国”的高调宣传，而看不到中美关系面临“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结构性矛盾。直到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要价越来越高，尤其是毫无证据就扣押孟晚舟，赤裸裸基于美国利益而打压华为，这些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人们，使得很多人逐渐转变了态度，意识到如果没有2012年以来未雨绸缪的一系列艰苦努力，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与领导核心的稳固和意志坚定，中国根本不可能以今天这样的从容淡定来应对这场“持久战”。
总而言之，在国际关系上，中国拒绝“中美共治”诱惑，反对将自己“捆绑”在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车上，而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中美建立真正平等、友好协商的“新型大国关系”。而这样的中美关系显然不符合美国的世界帝国构想，这样的政治构想是目前美国无论自由派或者保守派政府都无法接受的。这就意味着美国自由派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让中国服从“美国治下的和平”（a Pax Americana）的希望落空了。正如美国保守派在支持特朗普的公开信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现存国际秩序的原则和规则，这个国际秩序就是在美国治下的和平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与全球繁荣时期。”[7]这无疑道出了中美冲突的政治真相。
我们要注意，美国保守派在这里赤裸裸公开地宣称“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个概念就来源于罗马帝国所创造的“罗马治下的和平”（a Pax Romana）。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自由派开始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帮助中国经济发展，可发展起来的中国非但没有变成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帮手，反而变成了挑战“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战略竞争者。为此，他们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甚至归结为习近平领导的个人因素。由此，在他们的逻辑中，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看作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绊脚石。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中，要建构“新罗马帝国”就必须展开针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新冷战”。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理解美国对中国的普遍失望，尤其美国对华长期友好人士的失望，也包括基辛格这样的保守派人士的担忧。这种失望无疑类似于1949年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时的失望。而这种失望的反弹很容易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怨恨，这种怨恨恰恰构成美国民主党中不少人士主张对华“新冷战”的心理起源。
特朗普政府在批评过往政府“误判中国”的同时，明确就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取代了过往“战略合作伙伴”的定位。可以说，由于美国民主派主导的对华接触战略的失效，才使得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无论在国内政治中有多大分歧，都会在对华政策从“接触”转向“遏制”，从“合作”转向“竞争”。这种战略其实是美国从应对苏联的“冷战”的历史经验中形成的。如果说过往美国对华政策的“接触”战略主要依靠“中国的内部力量”，那么美国对华采取的“遏制”战略则必须亲自“赤膊上阵”了。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会对中国发起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舆论和文化等各种手段的遏制和打压。这种打压不仅仅是中美贸易战以及对华为公司的打击，而且可能发展为科技、经济、金融、安全和军事领域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引发推动两国“脱钩”的主张。
目前，美国在高科技文化教育领域开始出现针对华人的“猎巫”行动，开始禁止中国学生进入美国高技术领域留学，在技术、资金领域限制中国企业与美国的经济往来。这种“脱钩”论的背后是一种“新冷战”理论，形成类似冷战中“两大阵营”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oneworld, two systems）相互竞争的“新冷战”格局。这种“新冷战”不同于当年“冷战”中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而是采取一种新型的基督教帝国的“开除教籍”的理论，既然中国不服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不信仰美国新教的自由民主理念，那就将中国开除出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新冷战”的“新”就在于中美两国的分歧不再是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全球秩序安排的不同理解。一句话，“新冷战”就是美国建构唯我独尊的“新罗马帝国”与中国主张共商共量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争夺人类未来前途的斗争。
5/ “亨廷顿忠告”：“误判”中国的意识形态根源
从194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失去中国”到201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假如我们把这看作是美国在历史关键时期对华政策的重大失误，那就有必要检讨为什么美国对华政策会重复发生如此巨大战略失误？
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就本文关心的问题而言，我们会发现这两次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对华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根源。一方面美国政府始终坚信经济市场化和文化自由化必然推动政治民主化，建立多党竞争的自由民主政体；另一方面他们坚信一个民主化的政府必然是一个亲美政府。而这两个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不同主题之所以能够有机结合在一起，就在于坚信一种独特的“历史终结论”，即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最终的生活方式就是自由民主政体，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民主政体的典范，美国就代表人类未来必然要实现的生活方式。这种理论典型地体现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8]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美国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亲美政府，就会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全盘西化或美国化；同样，中国自由派为了推进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政治民主化事业，就会毫不犹豫地亲美媚美。他们的政治目的不尽相同，但都遵循同样的意识形态逻辑。正因为如此，只有从理论上检讨这两个被美国和中国的自由派奉为圭臬的“历史终结论”，才能理解美国为什么会“误判中国”并最终“失去中国”。事实上，福山的导师、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对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的这两个命题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反思，这无疑是现实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理想主义者的忠告。
（一）后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导师不在华盛顿
在早期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集中反思并批判了美国二战后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推行民主化运动所带来的秩序解体，由此导致了冲突、混乱、屠杀、暴乱、割据、战争以及革命等。基于对这些历史经验的反思，亨廷顿在政治学理论上提出要区分“现代性”（modernity）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前者乃是在欧洲历史经验中所体现出来的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之后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市场经济、自由法治、宪政民主等等；后者乃是从传统社会的权威解体到建立新的社会权威的具体历史过程。如果说前者属于规范性分析，那么后者就是政治历史的分析。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成功了，有的国家失败了，即使在现代性的发源地欧洲，英美往往被看作是成功的例子，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政治不稳定往往被看作是失败的例子。
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亨廷顿在其著作中集中批判了西方政治理论中将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是最高政治理想的意识形态教条，从而主张政治的首要问题并非自由民主，而是如何避免陷入“人对人是狼”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被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败”。因此，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的首要问题不是政体问题，而是权威问题，就是如何建立稳定的政治权威，由此才能奠定政治秩序，避免政治衰败。而这个理论无疑是亨廷顿与福山的“历史终结”理论的根本分歧，后者是一种规范理论，而且将政治的根本问题集中在政体问题上。直到后来福山才面对现实修正其理论，关注国家的治理能力。[9]
因此，作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伴随着市场经济摧毁了传统经济，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理性化和自由化的生活方式摧毁了传统的信仰、道德和社会生活规范。然而在传统权威随之解体之后，如果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民主程序所生产的权威，那政治民主化就会遭遇最大的危险：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衰败之中。二战后美国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推动的政治民主化普遍遭遇到这种政治衰败。
正是从如何克服政治衰败这个问题入手，亨廷顿考察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途径。比如土耳其在民主化进程中遭遇到政治衰败，最后是通过建立“军人政府”恢复了政治秩序。而在中国，是通过共产党政府有效地克服了政治民主化带来的几十年的混乱和内战，恢复了政治秩序。正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即使在“冷战”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亨廷顿依然高度赞成了苏联和中国通过共产党一党执政来克服政治衰败，实现了有效的政治治理。因此，他认为“第三世界”能够有效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导师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华盛顿的模式带来的是政治衰败，而莫斯科和北京的模式建立的是有效的政治秩序。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亨廷顿明确反对意识形态化的激进民主化主张，而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效压制民主意识形态化产生的过高预期，并建立更多能够让公众参与的民主制度渠道，从而巩固并提升民主政治的权威。[10]
（二）美国推动全球化必然催生世界各地的反美政府
亨廷顿的理论实际上不仅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1948年失去中国，而且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2018年误判中国。辛亥革命这种激进的民主化运动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权威，而未能有效建立现代民主的权威，民国政府始终处在混乱、割据、内战的政治衰败之中。直到中国共产党诉诸更为激进的社会动员手段，才结束了政治衰败，重新树立了现代的政治权威，即取代传统皇帝权威的现代人民主权权威。然而，二战后美国在全球推动的民主化运动，首要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依附于美国的世界，也就是建立起一个依靠口岸城市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支配内地农村的半殖民地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必然由于内部的分裂而播下政治衰败的种子。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积极推动经济市场化、思想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往往会导致政治衰败，而美国积极策动政治民主化就成为推动这些国家陷入政治衰败的罪魁祸首，以至于这些国家为了克服政治衰败，必然建立起更强有力的政治体制，而这样的政府必然带有“反美”的政治自主意识。“后冷战”以来的历史同样证明了亨廷顿的洞见。苏联解体既是美国推动“和平演变”的成功案例，但也同时是政治民主化引发政治衰败的典型案例。民主化导致国家解体，“休克疗法”的激进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崩溃，国民财富被西方一夜洗劫，曾经让美国畏惧的世界强国变成了衰败国家。因此，如果俄罗斯要走出政治衰败，重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那这个政府不可能是亲美政府，而必然是反美的政府。因此，普京的崛起与俄罗斯的反美之间有着内在关联，亲美必然带来政治衰败，而要走出政治衰败必然要反美。
1980年代中国也是自由化思考泛滥的时代，然而恰恰是中国政府及时遏止了自由派在美国支持下发起的“颜色革命”，中国才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下，保持政治权威和政治稳定，并由此加速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激进民主化进程导致国家解体和经济崩溃的政治衰败就像一面镜子，让中国更进一步看清楚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衰败陷阱，看清楚美国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真面目。此后，美国虽然不断加大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力度，但是中国政府始终对美国及其支持的中国自由派以“政治体制改革”之名推动“和平演变”的战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将这条政治民主化道路称为“改旗易帜的邪路”。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美国之所以误判中国，或者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走向美国设定的和平演变道路，恰恰在于中国的政治家们自觉地听从了“亨廷顿忠告”。这与其说是由于他们阅读亨廷顿的著作，不如说是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苏联解体的政治现实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对政治家而言，历史和现实才是鲜活的政治教科书。
当然，我们不能说二战后美国在全球推动的政治民主化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搞政治衰败。事实上，政治衰败的政府，哪怕是亲美政府，也并不利于美国建立世界帝国的全球战略，因为这个衰败政府往往需要美国投入很大的力量来支持，甚至将美国拖向灾难的边缘。比如美国为了支持李承晚政府不得不投入到朝鲜战争中，为了支持吴庭艳政府却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美国需要的是具有稳定的治理能力但却亲美的政府，这种亲美不是依靠美国的扶持，而是对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观念的认同。二战后的欧洲和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美国的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就是不遗余力地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然而，美国忽略的是，一旦将民主政治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捆绑在一起，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都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文化政治选择：究竟是选择认同美国文化，还是选择认同本土文化？毫无疑问，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都在推动这些国家认同美国文化，然而，当这些民主化国家走出政治衰败，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之后，必然激发其民族自豪感，从而更加倾向于认同本土文化，而不是美国文化。今天土耳其政府逐渐背离凯末尔奠定的改革路线，重返伊斯兰道路，无疑与美国在中东推动的“颜色革命”有关。
事实上，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就进一步揭示出美国在全球推广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悖论。在他看来，在美国推行民主化的进程中，受美国影响的第一代人往往是亲美的，从而认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然而，随着这些国家采纳了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国家越是发展就越容易激发起民族自豪感，这些国家不是走向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走向本土化，甚至从亲美走向反美。[11]事实上，以 2008年“奥运火炬事件”崛起的“四月青年”为代表，在意识形态上推动中国崛起并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恰恰是一代又一代留美的中国青年。因此，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全球不是走向美国生活方式一统江湖的“历史终结”，而是走向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在他看来，除了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就是基督教文明与中国儒教文明的冲突。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精英阶层都认同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要么是欧美的资本主义文化，要么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然而，随着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推动的国家崛起，中国人在文化上逐渐告别了“全盘西化”的思路，不再执着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歧，而是积极推进西方文化的本土化改造，回到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中，由此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也越来越强。这不仅体现在民间“国学热”中，而且在中国精英阶层中文化保守主义强劲崛起。更重要的是，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更是强调复兴中国文化传统，中共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共十九大又增加了一个关键的“文化自信”。如果说前三个自信表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同，那么最后一个“文化自信”强调的是中国文明传统复兴。
由此，中美贸易战之前特朗普访问北京的时候，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在故宫中畅谈的是中国五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历史。这就意味着中国可以接受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文化自由等等这些来源于西方历史传统的观念，但中国决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更不会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是要基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文明传统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也是中国政府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意义。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只有在文化历史传统上、政治发展道路上、意识形态观念上做到相互平等尊重，才能让中美关系步入正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由此，在“后冷战”的历史中，任何强有力的国家或者试图建立强有力政府的国家，必然是公开地或者潜在地“对美国说不”的国家，俄罗斯如此，中国如此，伊朗如此，土耳其如此，朝鲜如此，曾经的伊拉克和利比亚也如此，甚至默克尔的德国和马克龙的法国也如此。这与其说是由于世界进入“强人政府”时代，不如说是由于世界其实进入了“后美国时代”。（12）这与其说是这些政治强人个人的政治选择，不如说是全球政治历史的内在逻辑的产物，即“深度全球化”推动全人类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必须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构新型国际秩序，反对美国在西方帝国主义传统上建构世界帝国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使命。因此，美国“新罗马帝国”建构还未完成，就遭遇到包括中国在内所有世界大国的抵抗和反对。美国今天所走的道路实际上是在重复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所走的建立世界霸权的道路。因此，马凯硕指出，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行为像当年苏联的行动，而中国在世界上的行为就像冷战中美国的行为。[13]
6/ 结论
今天，大多数对中美关系的观察家可能会持一种悲观态度，认为中美关系会越来越差。然而，这种悲观态度恰恰是由于对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关系预设了一种过分盲目乐观的想象，即认为中国在逐渐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服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乐观想象也预设了历史终结论的规范性前提。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个规范性前提有所理论上的反思，如果我们对全球历史和中国历史有基本的了解，就会意识到这种乐观的想象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时刻。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一个独立安排自身事务和发展道路的全球性大国。在新中国初建时期，中国不惜同时面对苏美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压制而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更不可能服从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世界帝国秩序。更重要的是，仅仅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若服从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安排，就意味着美国将中国推到征服俄罗斯、中亚和伊斯兰世界的最前线。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地处欧亚大陆和太平洋世界的中间地带，决定了中国必须在地缘政治上建构自己的世界。
事实上，如果没有“冷战”这个大背景，就很难出现里根、撒切尔、邓小平合作推动的全球市场经济复兴；如果没有“9·11”事件所改变的全球格局，就不可能有中美在经济上的全面合作。当然，如果没有中国的崛起，如果没有十八大以来中央强有力领导以及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也可能不会出现中美贸易战，或者即使出现中美贸易战也会以另一种方式解决。然而，在这些历史偶然发展的背后始终有一个不变的历史主题：全球秩序的未来究竟是美国所构想的“新罗马帝国”的图景，还是在联合国的背景下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图景？或是中国在“天下主义”的传统范式中推动形成新的全球秩序？中国崛起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未来全球秩序究竟持怎样的图景？中美关系只有放在对未来图景的思考和建构中才能找到恰当的定位。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目前的中美冲突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保持乐观，即中美关系不再是“冷战”背景或“9·11”背景下的委曲求全的彼此合作，而是在彼此的较量中探寻历史发展的方向。这种较量有可能失控导致全面冲突乃至战争，但是也可能在彼此较量中探寻到彼此无法逾越的底线，从而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上寻求合作。“在斗争中求团结”恰恰需要彼此冷静的政治判断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对美国而言，或许要放弃“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放弃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幻想，让中国按照自己的历史传统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也意味着美国或许要修正其“新罗马帝国”的构想，真心实意地把中国作为一个平等的对手和伙伴，在斗争中寻求合作，从而接近中国所提出来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或许意味着两国的竞争和合作成为常态，而这种竞争恰恰激发出两个国家内在的活力，而合作就在于解决每个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难题，尤其是全球性难题。事实上，美国国务院最近推出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报告就已经透露出这种思路，即“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并不期望试图改变中国的国内治理模式（domestic governance model）……中国最终是否走向自由开放秩序的原则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我们认识到北京而非华盛顿才代表中国政府的行为并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承担责任”。这至少从文字上表明美国放弃了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这无疑是在过去“关键十年”中国积极展开“新的伟大斗争”的部分成果，即尽管美国表明中美之间在“原则”上的根本分歧，但美国在“现实”的立场上尊重中国人民对国家治理制度的选择，并将中国看作是一个“竞争的大国”。正是基于这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立场，美国在与中国展开竞争、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的同时，并不排除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合作”。
对中国而言，或许也要秉持“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立场，尽管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清晰地认识我们与西方在社会和文化价值方面的分歧，但我们秉持“现实主义”的理性立场，冷静地看待我们自身和我们要面对的整个世界。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全球秩序的基础性框架是西方几百年来奠定的，一个依照规则治理的世界恰恰可以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缔造一个人类共同合作的世界。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首先就必须认真学习和消化西方缔造世界的有益成果，并在这个世界框架的基础上推进全球合作。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后美国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冲突、混乱的时代，中国必须依赖全球大国合作和睦邻友好体系来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后冷战”短短几十年，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野心惨遭挫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历史终结”的盲目使命感和拯救人类的“虚假美德”导致其野心超过实力。如果说苏联解体是中国的一面镜子，让中国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意识，那么美国的衰落也是一面镜子，让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克制、克服拯救人类的文化虚荣，始终将战略重心放在国家建设上，不断增强中国的实力，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因为在国际竞争的世界上，“实力才是硬道理”。
而要增强国家的实力，就必须思考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建构一个能够激发每个人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生机勃勃社会，建构一个依照规则治理的法治国家，以应对全球越来越激烈的技术竞争、人才竞争、体制竞争和文明竞争。无论是苏联解体，还是美国衰落，内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因此中美竞争未来的结果根本上取决于我们的内政建设。在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中，中国始终着眼于内政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始终着眼于解决贫困问题，推动中国社会内在团结而迅速崛起，由此才有底气和能力应对美国的挑战。比较之下，美国恰恰是内政不修，金融科技寡头掠夺财富，制造业空虚，贫富差距拉大，才会出现民粹主义与金融寡头相结合的特朗普式的寡头政体。因此，“王者不治化外之民”，唯有我们逐渐形成稳定的美好生活方式，其他国家才会学习我们的经验和生活方式，从而才有可能自觉不自觉地用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塑造世界。就像这次疫情管控，西方国家无论多么不愿意，最后也都像我们一样戴上口罩，采取相应的社交隔离措施。（写作于2019年6月，修订于2020年5月）
本文注释：
[1] 参见前奥巴马政府官员撰写的文章，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 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2, 2018。其中，Kurt M. Campbell 曾经在 2009—2013年担任美国国务院东亚 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Ely Ratner 在2015—2017年担任美国副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2] M. Taylor Fravel, J. Stapleton Roy, Michael D. Swaine, Susan A. Thornton and Ezra Vogel, “China is not an Enemy”,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3, 2019.
[3] James. Fanell, “Stay the Course on China: 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Trump”,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 July 18, 2019.
[4]〔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著:《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5] 相关的讨论，参见强世功:《责任大国的和谐世界:从中非关系看“共享发展计划”》，《中国经济》，2010年第1期。
[6] 关于“十九大报告”的解读，参见强世功:《哲学与历史:从十九大报告看习近平时代》，《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
[7] James.Fanell,“Stay the Course on China: 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Trump”.
[8]〔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9]〔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10〔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政治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12]〔美〕法里德·扎卡利亚:《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赵广成、林民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
[13] Kishore Mahbubani, Has China Won? Chines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Hachette Book Group,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