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三十年”（1978~2012）是新中国在经历了“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7）的曲折探索后进入的经济发展腾飞期。
笔者以为，这段时期是领导团体在当时的共识基础下进行的。这些共识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共识又不是无限的：他们从开始到过程中，可能并没有就所有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只要形成了足够的共识，就可以汇聚成推动改革的政治合力。
这些共识的内容和边界是用了十多年时间逐步确立的，包括：
1、先解决“富起来”的问题。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最大的政治。否则就是共产党执政基础的问题，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问题。甚至是“中国在地球上‘球籍’”的问题。现下的目标是先实现小康社会
2、要充分结合“第一个三十年”的反面历史经验教训：对“第一个三十年”特别是“文化革命”要有全面、准确、深刻的总结，要把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为向前发展的指导，把坏事变成好事
3、要建立一套稳定的、能够保证长治久安的党和国家的治理与领导体制，避免过去的问题再次发生（这也要求对文化革命予以全面否定）
4、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不仅仅是纠正文化革命期间的政策，还要评估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的政策。要让市场和私营经济在整个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扮演更大的角色
5、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与发达经济体寻求更多的合作，进入主流世界的框架体系；新中国立国时，二战结束不久。许多国家（包括德国和日本）还站在废墟上。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似乎更加落后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看上去更强大了。这不得不要求当时的人们脱离计划主义政治文明圈，向西方和日本寻找经验，并且依赖和借助他们的力量，不仅仅包括资金、人才、技术、贸易等，还要了解和借鉴他们的制度和方法
6、要建立一个相对比较和平的国际发展环境。不对外输出革命，不干预别人的内政，在国际上多交朋友，韬光养晦，苦练内功
7、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了，现在只能边走边看，最后拿出一条大家都服气的道路。在经济建设领域，发展到1980-1990年代，现在谁也不是专家了，也不愿充当专家。现在问题简单了：就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手段”，拿事实说话。“蹚出一条血路”，走出实验性的道路，完成“二次革命”。就可以了
8、既要改革，要深刻总结过去，又要维持既有的政治秩序与理论框架。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大原则，大政治；它是基本底线，是政治正确。它其实并不指向具体政策，也不是为了对每一项具体政策都给予清晰的指导，但需要作为一种规则和秩序存在。在维护政治秩序的过程里，最特别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保留，它是革命时期成功所依赖的根本。否定毛泽东思想无异于否定中国党。结果是，保留了“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否定了毛泽东晚年的政策，并且将毛泽东思想做了升华，强调其是一代共产党领导团体所创立的集体智慧结晶。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切割，其实也可以充分看到中国政治文化传统
9、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应该是中长期的目标；“共产主义”是非常远期的理想，但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其实并不那么遥远。除了在整个八十年代期间，世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还存在，而看西方，直至里根/撒切尔执政美英为止，左翼政治在许多国家仍然是主流政治。一些欧洲国家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此外还有所谓的北欧社会主义集团。社会主义并不那么遥远。中国共产党肯定要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中长期的目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两级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不打算建设社会主义，那改革的方向和性质就有根本性问题了
10、先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完成阶段性任务；等未来整体空间大了，再解决有争议问题或待决问题。不少问题当时解决不了，如：更加具体的经济制度、模式与政策，到底发展成什么样子？市场与行政之间的具体边际是什么？公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是什么？政治体制、治理体制、领导人体制具体应该发展成什么样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怎么让后面的人富起来？在改革初创期是没有答案的。一个时期解决一个问题，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在改革初创期，先确定共识、底线、框架、愿景，边发展边完善。中国党只要用留下来的足够丰厚的政治遗产与智慧，就可以向前行。再次引用邓小平的名言：
“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
二、中国“第二个三十年”（1978-2021）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特点与特征
1、谦卑地承认“无知”，大胆探索、创新。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怎么搞没人知道。当时是“杀出一条血路”，是“二次革命”，没有人知道实现方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笔者的祖父当年也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开创事业。他说：“那时没有人能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很多时候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其中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是，过去（注：即“前三十年”）用过，最后证明是错误的、行不通的做法，现在就反过来做”。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写照；
2、实用主义。有两个表述，一个是官方表述——“三个有利于”：判断一个政策或做法是否正确、妥当，不是去问姓社姓资，而是要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里才提出来。还有一个通俗一点的表述——“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用主义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色，使得中国能够摆脱许多不必要的理论与意识形态纷争；
3、渐进主义。改革开放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要面对许多的阻力，困难重重。邓小平当时也呼吁人们思想要更解放，胆子要更大，步子要更快。但实践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循序渐进，有序推进，而非一蹴而就的：它在一个领域接一个领域推进；由农村向城市推进；由一个行业向更多行业推进；由一个区域向到更多区域推进；由浅水区向深水区推进；
4、自下而上。由于中国的改革是通向未知领域，没有哪个人知道具体该怎么办，高层就具体做法也没有统一的意见，于是就采用自下而上的模式，充分让一线干部与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共同为中国寻找新的模式。中央主要是给新的模式予以政治、政策及理论支持（用今天话说，叫“赋能”）。当然了，如果做得不对或过火，也要纠偏。这个“自下而上”、联系与动员群众/基层的模式是很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
5、试点模式。“试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特色。在哪个领域要推出新的政策，可以以试点为名义，有限的去搞，最小化其潜在的负面影响。这样，如果犯了错误的话可以及时中止，但如有所成就的话，则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予以完善，并大规模的推广、复制。试点模式是在一个庞大体制里推动带有争议性和不确定性政策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它小到具体的政策，大到一整个区域（例如经济特区）。直至今天，这种模式还在被沿用（例如去年以来推出的中国基础设施公募REIT试点）；
6、政治上严格维护传统秩序。一方面，需要维护理论与意识形态的自洽性，除了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体制外/民间人士可能不知道这些理论创新对于突破意识形态束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维护传统政治秩序，即党的绝对领导，不搞西方权力分立的一套及选举政治。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政治领域核心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7、“分步走”，“用时间换空间”，在眼下可以容许存在一些问题。当时，邓小平等领导人已经是在用最后一点余生，发挥最后一点的光芒。邓小平是很务实的，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问题。中国的发展要分布走。他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即“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分布走”是非常务实的，一方面充分立足于并反映了中国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的国情，另一方面，也为当前的政治政策留下了比较灵活的空间。眼下就是“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猫论”与“三个有利于”，先把经济搞上去，把蛋糕做大，这样未来的空间就大了。过程中，可能不得不需要容忍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话，可能暂时性会出现贫富差距的问题。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些问题，只能待到以后再去解决；
8、把追求经济增长放在首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按今天的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把GDP搞上去，把蛋糕做大；“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抽象原则，代表政治底线，但不负责指导具体政策；“坚持改革开放”可以视为发展经济的手段。直到后来，领导人才逐渐提出”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但没有改变社会的群体思维。因为经济增长还是政府体系最重要的KPI。到新时代再提出“新发展理念”，重提“共同富裕”，社会上许多人似乎已经不太能够理解。这是因为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政府确实把做大蛋糕视为首要目标；
9、为了追求经济增长，把蛋糕做大，不可能照顾所有目标，需要有所取舍与牺牲——譬如增长的质量（包括产业结构、生态环境保护等）；对劳动者的保护；对消费者的保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大企业及资本无序扩张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等。甚至，对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公务员系统腐败现象，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容忍”，直至十八大才开始全面的清理。
这些矛盾与问题，为2012年往后的政治政策埋下了伏笔。
在能够有选择的情况下，往往会更多地倾向于利用市场力量。而即便不能充分应用市场力量，也会存在这样的潜在意识：即旧有的体制是需要改革的，未来还是要更多的朝市场化方向发展；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进入了深水区，有某些既得利益团体在，或者存在其他一些体制或社会惯性因素，使得改革不能进行，使得制度不能优化。总之，在行政与市场的天平两端，“市场”很多时候会被认为是更加“正确”的。不选择市场，就是有问题。
一是建国第一个三十年计划经济的不成功为改革储备了巨大的动能：人们对改革旧体制有极强的愿望，希望进行颠覆自我的“二次革命”；
二是改革的动能一旦被释放，一方面会释放巨大的动力，带来经济发展的红利，使得人们相信改革和市场的“故事”，另一方面，也会因此产生新的利益团体、新的共识，并推动新一轮的市场导向改革，形成后浪推前浪的惯性与势能；
三是进入“第二个三十年”十多年后，“改革”终于成为“政治正确”，争议被彻底平复。九十年代初的中央，对改革有了明确的政治肯定与加持。邓小平的 “谁不改革谁下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为政府体系、市场、社会指明了未来一段时期的主要发展方向；
四是“先把蛋糕做大”的强烈诉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蛋糕做大，被认为是解决中国错综复杂问题的根本，同时还能保证政治与社会稳定。如果市场力量能够帮助在短期内把蛋糕做大（在与行政/计划相比时，往往如此），那么就要更多的利用市场力量；
五是由于在寻求改革开放的同时，还要维护固有的政治秩序与理论/意识形态自洽性，就需要对现阶段的经济秩序做大量的理论诠释与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使得人们认为，现阶段说“不问姓社姓资，那是不是就可以大胆放心搞资本主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呢”。人们认为，所有官方的措辞，都是为了给市场经济寻找理论支持。
这段时期有民间俗语：“打左灯，向右拐”，都是人们心态的反映。无论体制内/政府、企业/市场还是普罗大众，都有这样的看法。
六是西方市场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看上去似乎是代表人类文明某种正确和先进的方向，也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大多人都不知道中国改革的终局，认为体制就是无限接近西方的一套，所以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总会参考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经验，结果，自然就会偏向市场；
以上，这使得在“第二个三十年”的后半部分里，经济全面的市场化、西方化（或者美国化）成为一种理论上、文化社会上甚至政治上正确的方向。党和政府体系、企业家、市场及社会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确定的。人们甚至形成了一种中国共产党就是保护企业家、亲资本（pro-capital）的印象。由于常年鼓励外资进入，愿意在招商引资时提供优厚条件，使得许多外国的企业与资本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最为保护资本/资方的。
很多领导干部及公务员也进入了“群体思维”（groupthink），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处在线性发展的轨道上，终局就是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并希望在过程中，通过政商关系获得自己的“一杯羹”。
中国过去一个多世纪如此不平坦，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大多人不会也不愿意思考太多，只是随波逐流，想办法在时代的大浪大潮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确切的说，是自己家人/家族的利益）。突破束缚的市场经济似乎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野蛮生长的巨大契机。
中国人充满奋斗精神，充满吃苦耐劳精神，有极强的动力去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希望抓住一切机会。改革初创的三十年（1978-2012），中国一直在朝一个方向走。但许多人已经忘掉了初创期（1980年代~1990年代初）的底线、共识、框架、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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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祖父参加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初创。晚年时，他最关心的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提供之前所不了解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他最关心的社会经济制度模型/模式，是北欧社会主义（一种在西方语境下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实践）。
所以，为了理解当下，有必要重回共产党领导人的初心，以及他们在改革初创期的初心。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GzjijCMDTOExG-QGgC0p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