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共同富裕

1  人口出生率锐减

11月20日，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新低。

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仅为1.45‰，同样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根据年鉴，2020年相比2019年，全国人口净增204万人，而前一年增量还高达467万，2018年也增加了530万人。

人口问题瞬间成为公共舆论的热门话题。11月20日，中国人口出生率跌破1%冲上了微博热搜。

那么，怎么解决人口出生率锐减这个严峻的问题呢？

我上网搜索了一下相关话题，说实话，看到很多人开出的各种“药方”，我觉得都不大靠谱。

出生率锐减这不是中国的社会问题，而是所有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只要是城市化率超过70%的发达国家，出生率都会节节下跌。

美国出生率已经跌破1.2%，欧洲稍微好一点，出生率大概是1.6%左右，都远远低于要维持人口不负增长的2.2%的标准。亚洲更低，一般都在1.3%左右，韩国最近甚至跌到0.8%。

对于人口出生率下跌，各国政府也想了不少办法——包括出台各种鼓励生育政策，育儿补贴也越给越大，但是效果都不大好。

所以，最后欧洲只能靠着引进移民来解决人口问题。但是，移民引进多了又会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在美国、在欧洲都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对立，让整个社会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

中国目前城市化率超过60%，最多到2030年，我国城市化率就要超过70%。现在出生率已经跌破1，随着城市化率的提升，未来出生率肯定会继续下滑。

所以，对于未来人口问题，我是比较悲观的。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解决不了的人口问题，感觉中国也大概率解决不了。

但是，中国政府却正在准备挑战这个世界级的难题。

2  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

今年以来，随着7普数据公布，中国政府雷厉风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全面实施三胎政策、打击课外辅导、教育双减、批评996、房地产剥离教育功能、房住不炒遏制房价、医药扩大集采范围。

简单的说，中国政府正在推动民生领域三去措施：教育去资本化、房产去金融化、医药去市场化。

如此雷厉风行的三去政策，说白一点就是为提升生育率扫清障碍，所以，前几天有个朋友在饭桌上就笑称——现在的政策已经很明朗了，不管是个人、企业还是行业，谁要是挡住老百姓生孩子，谁就会倒霉。

但是，即便我们花费巨大的经济阵痛的代价彻底实现了房子、教育、医疗的三去目标，就真的能提升出生率吗？

对此我还是有疑问的。

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在房子、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都做得很好，新加坡的住房管理模式甚至是我国学习的一个样板，即便如此，目前新加坡的人口出生率也只有1.3%而已！

城市天生就有一种强大的避孕功能，年轻人只要进入城市安家落户，生育意愿就会大幅度下降，各国政府想尽办法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出生率下降真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吗？

不是！

中国有个特点就是地域广阔，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非常明显，这种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社会治理的巨大难题。

但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恰恰是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却为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了解题的契机。

比如，出台鼓励生育政策，直接给育儿提供各种财政补贴，这种模式在大城市未必有效。因为大城市里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了，政府不管怎么出台补贴政策，与巨大的养育成本相比都是杯水车薪。

但是在相对落后的小县城以及农村呢？

适当的经济激励可能就会对当地妇女生育意愿产生巨大的影响！

不要忘记了，我国还有6亿人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

3  试点突破

2021年9月22日，一次意义重大的鼓励生育试点悄悄在甘肃省张掖临泽县拉开了帷幕。

临泽县出台《临泽县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将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其中相关的配套政策力度很大。

（来源：澎湃新闻）

其一是生育津贴。

生孩子就给。临泽县将对在辖区公立医疗机构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产妇一次性分别给予2000元、3000元、5000元的生育津贴。

其二是养育津贴。

二孩每年发放5000元育儿补贴，三孩每年发放100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满三周岁。在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

其三是买房补贴。

临泽县对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屯泉小镇、丹霞康养村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在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住房保障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优先予以保障。

这个《意见》简单明确，生孩子就给发钱，生得越多发钱就越多！

上述补贴力度可能大城市的人群觉得不怎么样，但是对于临泽县这样的小县城而言，却大为不同。

根据临泽县政府官网数据，2019年，县城居民人均月收入大致是2000元，农村居民人均月收入大致是1200元；同样是2019年，该县城镇居民每月人均消费支出是1500元，农村居民每月消费支出是1000元。

我大概算了一下，在临泽县一个家庭如果生育三个孩子，各方面补贴林林总总加起来大概就有10万元，这在大城市里不算多大一个数字，但是对比上述收入与消费支出，在临泽县却相当于县城居民4年的收入，农村居民8年的收入！

临泽县房价也就三千多点，乡镇房价还要更低，有10万元差不多就足够一套90平米商品房的首付了；如果不买房，那就是生孩子能得到4—8年的收入作为生育激励，这个力度应该是相当可观了。

（来源：新浪网）

甘肃省是一个穷省，每年靠着中央财政大力支持才能保障基层政府工资与运转，临泽县更是一个穷县，每年财政收入才4个亿。

假设这次试点当地有1万个家庭响应号召生三胎，光是生育补贴就要拿出10个亿，很明显，当地政府肯定拿不出这笔钱。

那么，这笔钱谁来出？

只能是中央财政提供这笔资金。

这就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一个小县城试点生育经济激励的意义，在大城市搞生育激励，给几十万未必能获得多好的效果，而且补贴金额太大财政也负担不起，但是在不发达的县城与农村地区，给10万就有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毕竟中国还有6亿人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一个三胎家庭拿出10万来刺激生育，财政上花费较小的代价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我大致算了一下，如果靠着经济激励来刺激生育，每个三胎家庭补贴以10万计算，每年我国增加几百万新生婴儿，中央财政支出也就是千把亿左右（因为10万是分三年支出），为了保障我国人口不硬着陆，这点代价也是值得的。

过去，在经济不发达的小县城与农村地区，计划生育是管控最为严格的，当地如果出现严重的超生现象，主要干部绝对是一票否决。

这是因为，在经济落后并且缺乏相关配套政策的情况下，贫穷的农村生一大堆孩子出来往往会成为营养不良、教育缺失的问题儿童，这些问题儿童未来不但很难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人口红利，相反可能是整个社会的负担。

但是，最近几年我国脱贫工程做得非常好，全国贫困县基本全部摘帽，贫困人群基本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不但吃饱穿暖没有问题，而且教育医疗也有保障。

我们各级大学（包括名牌顶级大学）还有专项计划，直接划出若干名额给经济欠发达地区，上了大学不但学费、住宿费白菜价，对于贫困学生还有绿色免息贷款。

所以，现在贫困地区生一大堆孩子是没有问题的——

三岁前婴儿期政府给生活补贴，幼儿园则是普惠制幼儿园（未来对于二、三胎婴儿甚至可能直接就免费了），小学开始孩子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可以按比例考上名校。一个孩子哪怕只有50%的概率考上大学，生三个，至少一个读大学的概率就是87.5%。

按：我最近就在想一个问题，过去我国扶贫工作一直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推进，但是从2016年开始突然提速，政府投入巨量资源花了很大力气来做脱贫工程，为此甚至对其它经济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

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面脱贫，没有这个基础，现在是根本不可能在贫困地区试点搞经济刺激生育。

那么，2016年开始提速的脱贫工程是不是国家已经预见到未来只能在落后地区解决生育问题？

想想我国还有6亿人人均月收入只有1000元，把这个6亿的人口基数的生育热情调动起来，我国综合生育率提高到1.8%也不是太大的难题。

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太高瞻远瞩让人叹为观止了！

所以，人口问题在高度城市化的发达国家是无解的难题，即使在中国，你站在大城市的角度也是无解的。

你今天跑到北京上海，给城市工薪族说生三胎奖10万，孩子读义务教育，人家肯定骂你，说十万养孩子怎么够，起码要给套90平的房子，还要有各种生活补贴，先让他们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们才会考虑生孩子。

大城市人群要求那么高，政府财政无论如何是满足不了的！即使是人均GDP几万美元的发达国家都无法承担将城市人群养育孩子的成本全部接下来，更何况是人均GDP只有1万美元的中国！

怎么办呢？

解题思路就是从发达地区收钱，转移支付给贫困地区，帮助那边的人多生孩子。

看看临泽县，县城居民每月生活开支才1500元，农村甚至只有1000元，加上轰轰烈烈的教育、医疗、房子三去政策，养育孩子的成本低多了！

4  共同富裕

除了人口问题，最近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共同富裕。

鼓励生育与共同富裕看起来是两个主题，最近我慢慢琢磨着，这两个主题归根结底可能就是一个主题，或者说就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

为什么呢？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大概是4亿，低收入群体大概是10亿，按照国家规划，我国大概准备用15年时间要将10个亿的低收入群体中的4亿人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

那么问题来了！

未来这10亿人中哪些人群能够幸运地成为跨越阶层的4亿人呢？

我认为大概率就是贫困地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生三胎的人群。

共同富裕就是国家更积极推动收入分配，让富裕人群多交钱，这个钱有相当一部分转移给贫困人群，鼓励他们多生孩子，多养孩子。

过去贫困地区大致是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未来贫困地区可能就是越生越富，越富越生的正循环。

发达地区家庭是靠着对孩子少养精养，通过良好的教育去参与社会财富分配，那么贫困地区家庭直接就靠着更多数量，让孩子去参与社会财富分配——反正我国未来教育也是一条龙管到底，即使贫困人群家庭孩子也能接受比较好的教育。

（来源：新华网）

如果未来我国真有8亿人群的中等收入群体，那么不但我国社会结构会从金字塔结构变成橄榄型结构，社会也会更加的和谐。

更为重要的是，有8亿中等收入人群保障，经济内循环也能建立起来，中国毫无悬念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将美国远远甩在后面，我国在国际上话语权也大大增强。

5  真正的大智慧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从发达地区收钱转移支付给落后地区鼓励生育，对于发达地区人群而言，会不会想不通？

其实，从长远来看，这种转移支付鼓励落后地区生孩子的模式对于发达地区人群也是受益的。

原因很简单。

落后地区人群多生孩子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同时，也会缴纳更多的社保与医保，这笔钱未来就是给大家发养老金报销老年医药费的。

过去，发达地区部分收入转移给落后地区生孩子，二三十年后这些孩子就给你们养老。财富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大家的口袋。所以，甘肃临泽县鼓励生育试点是有重大意义的。

几轮试点下来，国家会总结经验，完善细节，拿出一个更加全面、细致的转移支付方案，在落后地区全面推广，鼓励这些地区人群多生孩子，让我国断崖式下跌的生育率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回顾最近几年国家的一些宏观政策，有时真的是心生感慨。

一个国家如果在任何时候都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都坚持以人为本的初心，可能会付出短期经济利益的代价，但是从长远来看，真正是得远远大于失。

比如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不顾一切搞脱贫攻坚工程，为今天在贫困地区搞生育刺激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比如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国家不惜让全国经济停摆，也要彻底扑灭疫情，结果让中国成为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唯一的世外桃源，外贸出口、产业链回流、经济率先复苏等等获得的利益已经远远超过去年一季度经济停摆付出的代价。

回顾这些历史，再想想中央反复提出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以人为本等等，当时听起来有点宣传味道的口号，过几年回头来看，真的才是有大智慧的思想！

依托这样的大智慧思想，我们才能实现对国家系统性治理，让脱贫攻坚、转移支付、鼓励生育、共同富裕、经济内循环、社保与养老的问题，形成一套环环相扣前后呼应逻辑缜密的方案。

中央有权威有魄力更有耐心去实施这套系统的方案，十年二十年久久为功磨砺前行，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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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6WyAAATU-8wB5vGiHAMLOg

兔主席 20210905

“第二个三十年”（1978~2012）是新中国在经历了“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7）的曲折探索后进入的经济发展腾飞期。

一、“第二个30年”中改革初期的一些共识

笔者以为，这段时期是领导团体在当时的共识基础下进行的。这些共识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共识又不是无限的：他们从开始到过程中，可能并没有就所有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只要形成了足够的共识，就可以汇聚成推动改革的政治合力。

这些共识的内容和边界是用了十多年时间逐步确立的，包括：

1、先解决“富起来”的问题。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最大的政治。否则就是共产党执政基础的问题，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问题。甚至是“中国在地球上‘球籍’”的问题。现下的目标是先实现小康社会

2、要充分结合“第一个三十年”的反面历史经验教训：对“第一个三十年”特别是“文化革命”要有全面、准确、深刻的总结，要把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为向前发展的指导，把坏事变成好事

3、要建立一套稳定的、能够保证长治久安的党和国家的治理与领导体制，避免过去的问题再次发生（这也要求对文化革命予以全面否定）

4、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不仅仅是纠正文化革命期间的政策，还要评估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的政策。要让市场和私营经济在整个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扮演更大的角色

5、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与发达经济体寻求更多的合作，进入主流世界的框架体系；新中国立国时，二战结束不久。许多国家（包括德国和日本）还站在废墟上。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似乎更加落后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看上去更强大了。这不得不要求当时的人们脱离计划主义政治文明圈，向西方和日本寻找经验，并且依赖和借助他们的力量，不仅仅包括资金、人才、技术、贸易等，还要了解和借鉴他们的制度和方法

6、要建立一个相对比较和平的国际发展环境。不对外输出革命，不干预别人的内政，在国际上多交朋友，韬光养晦，苦练内功

7、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了，现在只能边走边看，最后拿出一条大家都服气的道路。在经济建设领域，发展到1980-1990年代，现在谁也不是专家了，也不愿充当专家。现在问题简单了：就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手段”，拿事实说话。“蹚出一条血路”，走出实验性的道路，完成“二次革命”。就可以了

8、既要改革，要深刻总结过去，又要维持既有的政治秩序与理论框架。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大原则，大政治；它是基本底线，是政治正确。它其实并不指向具体政策，也不是为了对每一项具体政策都给予清晰的指导，但需要作为一种规则和秩序存在。在维护政治秩序的过程里，最特别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保留，它是革命时期成功所依赖的根本。否定毛泽东思想无异于否定中国党。结果是，保留了“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否定了毛泽东晚年的政策，并且将毛泽东思想做了升华，强调其是一代共产党领导团体所创立的集体智慧结晶。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切割，其实也可以充分看到中国政治文化传统

9、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应该是中长期的目标；“共产主义”是非常远期的理想，但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其实并不那么遥远。除了在整个八十年代期间，世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还存在，而看西方，直至里根/撒切尔执政美英为止，左翼政治在许多国家仍然是主流政治。一些欧洲国家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此外还有所谓的北欧社会主义集团。社会主义并不那么遥远。中国共产党肯定要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中长期的目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两级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不打算建设社会主义，那改革的方向和性质就有根本性问题了

10、先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完成阶段性任务；等未来整体空间大了，再解决有争议问题或待决问题。不少问题当时解决不了，如：更加具体的经济制度、模式与政策，到底发展成什么样子？市场与行政之间的具体边际是什么？公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是什么？政治体制、治理体制、领导人体制具体应该发展成什么样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怎么让后面的人富起来？在改革初创期是没有答案的。一个时期解决一个问题，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在改革初创期，先确定共识、底线、框架、愿景，边发展边完善。中国党只要用留下来的足够丰厚的政治遗产与智慧，就可以向前行。再次引用邓小平的名言：

“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

二、中国“第二个三十年”（1978-2021）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特点与特征

1、谦卑地承认“无知”，大胆探索、创新。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怎么搞没人知道。当时是“杀出一条血路”，是“二次革命”，没有人知道实现方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笔者的祖父当年也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开创事业。他说：“那时没有人能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很多时候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其中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是，过去（注：即“前三十年”）用过，最后证明是错误的、行不通的做法，现在就反过来做”。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写照；

2、实用主义。有两个表述，一个是官方表述——“三个有利于”：判断一个政策或做法是否正确、妥当，不是去问姓社姓资，而是要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里才提出来。还有一个通俗一点的表述——“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用主义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色，使得中国能够摆脱许多不必要的理论与意识形态纷争；

3、渐进主义。改革开放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要面对许多的阻力，困难重重。邓小平当时也呼吁人们思想要更解放，胆子要更大，步子要更快。但实践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循序渐进，有序推进，而非一蹴而就的：它在一个领域接一个领域推进；由农村向城市推进；由一个行业向更多行业推进；由一个区域向到更多区域推进；由浅水区向深水区推进；

4、自下而上。由于中国的改革是通向未知领域，没有哪个人知道具体该怎么办，高层就具体做法也没有统一的意见，于是就采用自下而上的模式，充分让一线干部与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共同为中国寻找新的模式。中央主要是给新的模式予以政治、政策及理论支持（用今天话说，叫“赋能”）。当然了，如果做得不对或过火，也要纠偏。这个“自下而上”、联系与动员群众/基层的模式是很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

5、试点模式。“试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特色。在哪个领域要推出新的政策，可以以试点为名义，有限的去搞，最小化其潜在的负面影响。这样，如果犯了错误的话可以及时中止，但如有所成就的话，则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予以完善，并大规模的推广、复制。试点模式是在一个庞大体制里推动带有争议性和不确定性政策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它小到具体的政策，大到一整个区域（例如经济特区）。直至今天，这种模式还在被沿用（例如去年以来推出的中国基础设施公募REIT试点）；

6、政治上严格维护传统秩序。一方面，需要维护理论与意识形态的自洽性，除了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体制外/民间人士可能不知道这些理论创新对于突破意识形态束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维护传统政治秩序，即党的绝对领导，不搞西方权力分立的一套及选举政治。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政治领域核心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7、“分步走”，“用时间换空间”，在眼下可以容许存在一些问题。当时，邓小平等领导人已经是在用最后一点余生，发挥最后一点的光芒。邓小平是很务实的，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问题。中国的发展要分布走。他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即“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分布走”是非常务实的，一方面充分立足于并反映了中国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的国情，另一方面，也为当前的政治政策留下了比较灵活的空间。眼下就是“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猫论”与“三个有利于”，先把经济搞上去，把蛋糕做大，这样未来的空间就大了。过程中，可能不得不需要容忍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话，可能暂时性会出现贫富差距的问题。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些问题，只能待到以后再去解决；

8、把追求经济增长放在首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按今天的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把GDP搞上去，把蛋糕做大；“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抽象原则，代表政治底线，但不负责指导具体政策；“坚持改革开放”可以视为发展经济的手段。直到后来，领导人才逐渐提出”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但没有改变社会的群体思维。因为经济增长还是政府体系最重要的KPI。到新时代再提出“新发展理念”，重提“共同富裕”，社会上许多人似乎已经不太能够理解。这是因为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政府确实把做大蛋糕视为首要目标；

9、为了追求经济增长，把蛋糕做大，不可能照顾所有目标，需要有所取舍与牺牲——譬如增长的质量（包括产业结构、生态环境保护等）；对劳动者的保护；对消费者的保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大企业及资本无序扩张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等。甚至，对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公务员系统腐败现象，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容忍”，直至十八大才开始全面的清理。

这些矛盾与问题，为2012年往后的政治政策埋下了伏笔。

现在，再看最后一个问题。

10、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偏向于利用市场的力量。

在能够有选择的情况下，往往会更多地倾向于利用市场力量。而即便不能充分应用市场力量，也会存在这样的潜在意识：即旧有的体制是需要改革的，未来还是要更多的朝市场化方向发展；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进入了深水区，有某些既得利益团体在，或者存在其他一些体制或社会惯性因素，使得改革不能进行，使得制度不能优化。总之，在行政与市场的天平两端，“市场”很多时候会被认为是更加“正确”的。不选择市场，就是有问题。

 

笔者以为这背后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建国第一个三十年计划经济的不成功为改革储备了巨大的动能：人们对改革旧体制有极强的愿望，希望进行颠覆自我的“二次革命”；

二是改革的动能一旦被释放，一方面会释放巨大的动力，带来经济发展的红利，使得人们相信改革和市场的“故事”，另一方面，也会因此产生新的利益团体、新的共识，并推动新一轮的市场导向改革，形成后浪推前浪的惯性与势能；

三是进入“第二个三十年”十多年后，“改革”终于成为“政治正确”，争议被彻底平复。九十年代初的中央，对改革有了明确的政治肯定与加持。邓小平的 “谁不改革谁下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为政府体系、市场、社会指明了未来一段时期的主要发展方向；

四是“先把蛋糕做大”的强烈诉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蛋糕做大，被认为是解决中国错综复杂问题的根本，同时还能保证政治与社会稳定。如果市场力量能够帮助在短期内把蛋糕做大（在与行政/计划相比时，往往如此），那么就要更多的利用市场力量；

五是由于在寻求改革开放的同时，还要维护固有的政治秩序与理论/意识形态自洽性，就需要对现阶段的经济秩序做大量的理论诠释与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使得人们认为，现阶段说“不问姓社姓资，那是不是就可以大胆放心搞资本主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呢”。人们认为，所有官方的措辞，都是为了给市场经济寻找理论支持。

这段时期有民间俗语：“打左灯，向右拐”，都是人们心态的反映。无论体制内/政府、企业/市场还是普罗大众，都有这样的看法。

六是西方市场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看上去似乎是代表人类文明某种正确和先进的方向，也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大多人都不知道中国改革的终局，认为体制就是无限接近西方的一套，所以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总会参考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经验，结果，自然就会偏向市场；

三、小结

以上，这使得在“第二个三十年”的后半部分里，经济全面的市场化、西方化（或者美国化）成为一种理论上、文化社会上甚至政治上正确的方向。党和政府体系、企业家、市场及社会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确定的。人们甚至形成了一种中国共产党就是保护企业家、亲资本（pro-capital）的印象。由于常年鼓励外资进入，愿意在招商引资时提供优厚条件，使得许多外国的企业与资本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最为保护资本/资方的。

很多领导干部及公务员也进入了“群体思维”（groupthink），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处在线性发展的轨道上，终局就是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并希望在过程中，通过政商关系获得自己的“一杯羹”。

中国过去一个多世纪如此不平坦，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大多人不会也不愿意思考太多，只是随波逐流，想办法在时代的大浪大潮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确切的说，是自己家人/家族的利益）。突破束缚的市场经济似乎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野蛮生长的巨大契机。

中国人充满奋斗精神，充满吃苦耐劳精神，有极强的动力去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希望抓住一切机会。改革初创的三十年（1978-2012），中国一直在朝一个方向走。但许多人已经忘掉了初创期（1980年代~1990年代初）的底线、共识、框架、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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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祖父参加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初创。晚年时，他最关心的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提供之前所不了解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他最关心的社会经济制度模型/模式，是北欧社会主义（一种在西方语境下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实践）。

所以，为了理解当下，有必要重回共产党领导人的初心，以及他们在改革初创期的初心。

（未完待续）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GzjijCMDTOExG-QGgC0pRQ

 

兔主席 20210828

 

 

前面几篇文漫谈了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这篇文说说“第二个三十年”。

所谓“第二个三十年”，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为止，跨度34年。这是中国发展建设里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在官方党史里，这段时期对应的是“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从1992年十四大召开至2002年十六大召开前），“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2002年十六大召开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

由于官方的叙述颇为“厚重”，是传统话语的不断迭代发展，很多读者读起来觉得生硬，没有太多感觉，笔者尝试比较通俗的解释一下。

 

这“第二个三十年”里有三个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分别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与想法，并被纳入了党章。但邓小平的地位是远远高于后面两位领导人的。邓小平被认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请注意，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是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党的传统里，邓小平的地位可比毛泽东。先说，毛泽东解决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问题，邓小平解决的是中国人民富起来的问题。

在这段时期里的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都成为官方理论体系里的组成部分，写入了党章。但一般理解它们主要是对之前邓小平理论的延伸与发展，同时也为更新的一个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理论摸索与准备。

从这个角度来讲，整个“第二个三十年时期”其实都可以被称之为“邓小平时代”（当然，严谨的官方话语体系不会这样去表述）。

 

这段时期跨度三十年，对应大概两代人，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极深的烙印。另外这段时期的前面十多年里有很多理论纷争与反复，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及1994年十四大后才加速发展。因此，成长并受益于这个发展阶段的人主要是60后、70后及年长的80后。他们对许多事务的价值观、世界观、底层逻辑都是在这三十年里构建的。同时，这批60后、70后、80后正是当代中国的中流砥柱。

 

 

一、“坏事变成好事”：对建国第一个三十年经验教训的思考

 

建国第一个三十年是第二个三十年的基础。没有第一个三十年，也就没有第二个三十年。在这里，我们可以先看看，在“第二个三十年”里是如何说明“第一个三十年”的意义的。

笔者也建议大家重新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来看看。很多问题在上面都有答案。

 

 

——引用1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这年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

 

 

——引用2

“迈：邓主任刚才谈到“文化大革命”，在那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遭遇如何？

 

邓：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

 

 

——引用3

“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开放有两个内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4月30日）

 

 

——引用4

“……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纠正错误，才使情况又好起来。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987年5月12日）

 

——引用5

“……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1988年9月5日）

 

 

所引用的上面这些讲话，已经非常清楚了表达了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们要从正的和反的两方面去学习历史经验。为什么有了第一个三十年，才会有第二个三十年，为什么不能简单地用后三十年去否定前三十年。

如果我们把党看成一个有成长和传承的机体的话，那么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是它成长历史与身份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成长的，不可能去否定自己过去的某一段历史。没有那段历史，就没有我们现在。

当时的许多领导干部在建国前三十年都是参与到那段事业里面的，一方面不能简单的与那段历史割裂，说它跟你没有关系；其二也正是因为自己也犯错了错误，所以才能更好的反思与改正。再次引用邓小平：

 

 

——引用6

“……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

 

二、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摸着石头过河”

本文定位是“漫谈”，笔者不会就具体问题展开太多讨论，也不进行技术讨论。只谈一些大的脉络与个人心得。

 

1、两个具体阶段

“第二个三十年”其实又被看作两个部分。

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94年十四大正式建立“社会化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阶段的核心是扫清各种理论、意识形态及政治障碍，确立中国经济发展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与方向。

第二个阶段是1994年十四大开始到2012年十八大开始之前（也就江泽民和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期）。

2、第一阶段:1978~1994年

一个中心

这段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如果说当时中国社会存在普遍共识的话，那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解放生产力，谋求发展，让中国人富起来。

这就确立了“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但针对中国如何发展的其他问题，又是有争论的，但最终也形成了共识。

 

 

政治上：“两个基本点”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政治上：对前三十年的历史形成了一个结论，并建立了领导人体制，可以往前迈进了。同时，决定从根本上维持原有的政治秩序，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把核心的政体、国体、政治制度都确立了下来。这使得经济发展能够建立在党的传统、秩序及核心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也是改革在1980年代能够获得各方面支持的重要因素。

198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极度重视理论、极度关注意识形态逻辑性、自洽性、完备性的政党。熟悉理论，能够诠释理论的人仍然能够对主流政治政策产生比较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这就使得意识形态争论在当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围绕各种核心概念，譬如何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怎样的，哪种才符合中国共产党政治意识形态传统，又有着很多不同的理解与争论。

 

当时的“改革派”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既要推动改革与发展，又要能够在党的话语体系及理论体系里自圆其说，这就需要做很多的理论功夫。十三大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三步走”理论。1990年代，世界已然变天，苏联解体，经济崩溃，改革开放的大势不可阻挡，依托巨大经济成果取得的政治动能，邓小平才得以提出搁置“姓社姓资”的争论，把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谁不改革谁下台”，将全国上下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里，推动了1990年代改革开放的加速。

这种争议直到1990年代才算暂时性解决。但在整个1980年代，意识形态论争是非常激烈的。

但在根本的政治秩序、政治制度问题上，邓小平与那些对改革开放持更加谨慎、保守态度的老同志们的看法又是完全一致的。用他的话说：“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中国不允许乱”，中国绝对不能够搬用西方的政治模式。

就此，邓小平有一段经典讲话。

 

 

——引用7

“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

 

 

此外，笔者一直认为，老同志们对“乱”的恐惧（比较理论化的说法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文化革命时的痛苦经验有关，看到青年们高呼口号，大鸣大放，就会让他们想到那段历史。

这也使得中国的改革与苏联戈尔巴乔夫1980年代的改革完全不同，中国放手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改革经济，但同时又坚决维持原有的政治秩序（一旦看到不好的苗头，就加以制止），苏联则是自上而下搞经济改革，同时放开政治。最后两个国家取得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经济腾飞，苏联经济下滑，政治解体。

但无论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当时领导人们的共识。虽然人们对如何定义“社会主义”一度有保留意见。

 

 

经济上：“两个基本点”之——坚持改革开放

 

在经济上，这段时期完成了启动农村改革、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办经济特区等，仅在有限释放改革红利的基础下，就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为后续更全面的改革积累了必要的“政治资本”与动能。

当时的领导人并非只有小平同志，还有许多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在历史上担任重要职务、为党奉献大半辈子，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及牺牲的老同志。他们在党内也有话语权。并非所有人对所有问题看法都是一致的。总有的人保守，有的人进取。

就这些问题，邓小平也时不时有呼应。例如：

 

 

——引用8

“中国的改革遇到的困难并不算多，总的比较顺利。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

 

 

——引用9

“有人说，我们现在有保守派、改革派，这是猜测。事实证明，改革是正确的，很见效。如果外国朋友都能看出我们的变化，看出我们搞得不错，我们自己的人民还能看不见？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987年5月12日）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刚刚拨乱反正、热火朝天开展改革的初期，人们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但越到后来，譬如到了1984年及往后，就开始出现一些分歧了。即所谓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所谓“派”，是指志同道合、观点一致的人会聚拢在一起，试图影响大的政治议程及政策走向。

所谓“姓社姓资”的争论——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国家/政府到底应该在经济里发挥多大的作用、扮演多大的角色。

这里笔者希望再次引入“苏联模式”。

如果我们把苏联模式作为一个可以参照的主线的话，那么建国前三十年，毛泽东和党内主流（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是有分歧的。上篇文章讲了，毛泽东更注重自下而上的力量（而非官僚及机构的力量）、更相信革命浪漫主义及感性驱动的力量、更相信农民的力量（“农村包围城市”），认为中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更加激进的推动集体化及社会主义化。同时，他对任何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复辟也更加紧张，希望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毛泽东在酝酿一个更大的“二次革命”。

 

当时的党内主流及一众技术官僚们则可能比毛泽东更加保守和谨慎。他们不一定完全赞同苏联模式，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但认为可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苏联模式进行一些调整。毛泽东主张的模式与他们的性格、认知与经验相去甚远。他们不求“二次革命”，而希望有序的治理。

虽然在革命时期，斯大林/共产国际/苏联的建议和指导不符合中国国情，使得中国的革命蒙受了损失。但在经济建设时期，苏联模式毕竟是成功的，有业绩可寻得。这个经济体打败了纳粹，主导了东欧，并能和美国叫板。在斯大林过世后，苏联更多原来过于激进的政策做了修补和调整。所以，从1950至1980年代初期，还不能证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失败的。这样看，中国可以在建设发展阶段学习、借鉴、改良苏联模式。

而建国第一个三十年之前，还有一个革命时期的三十年（1921~1949）。1921~1976年，有55年的光景。这么多的人，在这么长的一段时期里追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把这个视为底层逻辑，这时突然要在1980年代对底层逻辑进行根本性的调整，等于消解之前的“三观”，绝对很难令人接受。

所以，所谓的“改革派”（愿意把改革步子迈得更大的人）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与所谓的“保守派”有不同的意见。

 

改革派希望引入更多的市场化力量，调整固有的结构，对外开放中国的经济，大胆试验，大胆创新，大胆颠覆。

大多数所谓的“保守派”在19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时期与改革派没有什么分别，只是在后来才出现分歧。他们的主流想法是认为，市场调节、市场规律固然非常重要，但还是要强调国家/政府/计划/自上而下的控制、调控、导向。他们认为不妨回到1950年代党内主流所希望采纳的经济发展路线。

要给予经济自由的发展空间，要让市场来配置资源。但也要对市场有所管理。

他们认为，如果把企业、机构、组织、个人等经济力量视为小鸟的话，可以让他们飞、活动。但总归要有限制的。要有一个大的鸟笼去限制他们。鸟最终不能飞离鸟笼。这就是所谓的“鸟笼经济”。在理论上，他们可以接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计划最终是要居于主导的。

笔者以为，这个争议只是暂时性的搁置了，并没有最终解决。

 

核心问题可能不是有没有鸟笼的问题，而是鸟笼可以有多大、应该有多大的问题。是一个特别大的鸟笼，鸟可以比较自由的飞来飞去（我们今天在动物园都会去参观这样的巨型的百禽园），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鸟笼？

鸟笼太小，大概不利于鸟的健康。

如果没有鸟笼，那不就是“资本无序扩张”了？

 

 

在1980-1990年代的人们，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当时的痛点是把经济搞上去！

为什么所谓的“改革派”在1990年代初最终取得了全面主导？

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苏联也在搞改革。苏联的计划经济已经遭遇严重的发展瓶颈，包括经济严重失衡，增速放缓，亟需进行改革/重组谋求新生。自1985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就开始推动改革。在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提出了Perestroika（“重组”）经济改革主张，通过。在1987年的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并在一个月后退出了新的国营企业法。苏联奉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谋求对其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微观调整。虽然这个改革最后没有成功，但已经说明苏联经济模式出现问题，正在被证伪。这个过程和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步发生。

 

2）1991年末，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帝国坍塌。苏联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均被证伪。1992年，Francis·福山写出了“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宣告市场经济和代议民主（liberal democracy）终将统治世界。那恐怕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者最难的历史时刻。

 

3）1991年末的世界经济格局是这样的：

 

 

经历四十二年的建设，中国的GDP仅及日本的约十分之一。毛泽东在1956年有这么个著名的球籍论：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毛泽东，中共八大预备会议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讲话，1956年8约30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当时的共识。在进入1992年的这个环境下，恪守计划经济模式的人再也没有支持自己的精神与理据了。

 

4）1980年代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

 

  

 

以上两图说明1980年代改革红利带来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当然那时基础也比较低）。1989年政治风波导致意识形态趋近，改革阻力突然变大，经济增长也严重下滑。也可想见邓小平当时有多担忧！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就是为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人生接近终点，还没有取得青年时希冀的成绩。他多么希望在他有限的生命里最后推动一下。

 

然后就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了。实际上1991年邓小平也有一个南方谈话，在上海。范围更小，时间更短，也没有能够通过媒体充分传播。笔者称1991年访问上海为“小南巡”，1992年访问南方为大南巡。大南巡奠定了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的基础。

 

5）老同志们也都老了。这个时候就是拼谁还有一点精气神，能出来发挥影响。陈云同志在政治上和邓小平看法是一样的，在经济上则更加谨慎，注重国家/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作用。他代表一种重要的声音。他虽比邓小平小一岁，但身体一直欠佳。十三大筹备期间（1987年），陈云曾说：“50年代我的身体就是‘木炭汽车’，我的身体是脆弱的平衡，能活到现在就不容易。”他为自己制订的是“滚动”的“两年计划”。

 

都是老人，对民族和国家有无尽的爱，在晚年还在追寻初心和使命。

 

在国际国内历史大变局的大时势下，邓小平通过晚年最后一点努力，把中国推上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轨道上。

 

 

陈云

 

在1990年代至2010年代将近二十年时光加速的改革开放里，陈云所推动的、留下的遗产有时被忽略了，甚至遗忘了。但笔者今天认为，他的存在，在1980年代是至关重要的。任何大的政治政策都需要充分的讨论，需要平衡、制衡、均衡。。陈云是支持和推动改革非常重要的原动力；他对维护和延续中国的政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比许多带有浪漫情怀的“改革派”更加谨慎，理性，注重政府/国家调控的作用。他提供了一项非常重要的遗产，成为中国改革“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今天许多年轻人已经看不到了）。在合适的时候，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因素也会重新“复归”。

 

 

苏联

 

最后一点感想关于苏联。大概因为苏联经济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太成功了，所以改革起来比较困难。这也是苏联的“成功陷阱”。

 

今天我们看苏联，它当时面临两个“成功陷阱”：

 

一是取得革命比较容易。所以政治上考验是不够的。不像中国共产党，通过二十八年才取得执政地位。戈尔巴乔在政治上的放开为苏联的政治溃败奠定了基础；

 

二是经济一直比较成功，所以在经济上面临的考验也不够。既然苏联的体制在历史上比较成功，那么特别大刀阔斧、颠覆性的改动就很难。所以苏联的改革是自上而下驱动的，局限在工业和合资企业领域，严格管控价格或货币兑换，并且严格抵制私有产权。

 

这些都是苏联失败的原因。政治上的轻敌 + 经济改革的不力。

 

 

但无论如何，1980-1990年代十余年间，无数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中国，在意识形态束缚下杀出了一条血路，为了中国谋得了建国以来第一次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中国人也形成了共识：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把经济搞上去。必须把蛋糕做大。过程中，要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人们真诚的相信，只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就能为所有人找到致富路径。全民最终将会实现共同富裕。

 

（未完待续）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t2RJF3mmg40FM3CC-gqXFw

 

兔主席 20210823

 

一、前三十年之精神特征

 

 

昨天漫谈里讲到，建国后前三十年是一个艰难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曲折过程。这段历史笔者极少触及，借机会再稍微展开一下。

 

彼时，从革命时期过来的老一代共产党员们都会同意，中国还得走一条符合自己特色的道路。中国党在革命时期走的弯路，从大革命，到李德，到王明，都与斯大林/共产国际/苏联有关。脱离了中国现实条件，教条照搬苏联模式是绝对行不通的。

 

但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还是不同的。其一，对于如何闹革命，中国党可能还有一些来自中国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而且中国党的革命建国历程比苏联要复杂得多，还有可以输出的经验。但如何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就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了，而这方面苏联确实有成功的业绩。其二，在革命时期，苏联/共产国际总会结合苏联的地缘政治利益来指导中国，所以总是扶持国民党。说白了，就是斯大林有私心、苏联与中国有利益冲突。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冲突就减少了。中国似乎可以更多的借鉴苏联的经验。

 

笔者以为，建国后三十年的探索历史，主要围绕着这种矛盾与张力展开，这就是，在经济建设时期，如何理解和应用马列主义？如何理解结合和应用斯大林的政治经济模型？到底什么才是教条主义？到底什么才是中国模式？这些问题，作者以为到毛主席去世时还没有搞清楚。

 

毛泽东的模式肯定是和“苏联”模式不同的。作者所指的“苏联”模式是一个笼统所指——既包含了正统的斯大林计划经济，亦包括了赫鲁晓夫等延续（“修正主义”）。

 

毛泽东所采纳的部分，是将阶级及阶级斗争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即便已经掌握了政权，仍将其视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并认为哪怕最小的一些经济活动，譬如农民自留地，也会导致发展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阶级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主导了一些政治政策。而笔者以为，这种将社会人群进行分化的思维总体上属于西方的舶来概念，其理论根源是马克思，但应用根源是列宁斯大林，将其推至政治高潮。然而，这种片面突出阶级的思维非但不能准确地帮助判断当时的主要矛盾，而且实际上人与人斗也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哲学的。片面突出阶级（以“阶级斗争为纲“），本身就是一种教条。

 

其次，与当时主要领导人一样，毛泽东在大逻辑上亦遵循苏联模式。而苏联模式的核心就是计划经济加基础经济单位的集体化。在大的方向上并没有问题。在对集体化的追求上，毛泽东也非常极致。

 

但毛泽东和所谓的“苏联模式“也有许多区别。笔者自己总结有三条：

 

一是从建设的驱动力量看，苏联模式依赖的是技术官僚（apparatus），由官僚体系自上而下运作一个举国体制，毛泽东相信根本的力量源泉来自群众，他是可以直接联系群众，与群众相通，从群众中获得感召与力量，并引领群众的。对于官僚体系，他是不信任甚至反感的。而对那些不接地气的知识分子的怀疑，贯穿着他的一生，而他前半生在革命事业期间取得成就，就在于能够最终制胜那些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这种对官僚体制的不信任，对不断释放群众力量的向往，是苏联人绝对无法理解的。

 

二是从感性和理性的维度看，他比一般人更相信感性的力量、理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且看他所创作的无数充满浪漫情怀、极具感染力与激励力量的诗词，这些诗词非常能够反映他的人物性格，使得他具备非凡的领导气质（charisma），在同代人里脱颖而出。这种力量也是他在革命时期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认为可以通过这种精神力量、浪漫情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激励人们发挥出更大的潜能，达到本以为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实现最伟大的理想。同时，他对所拟定的目标（譬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也是非常执着的，是价值观和情怀驱动的，而不仅仅是设计一个冰冷的发展目标。因此，如果要与斯大林做对比的话，他当然相信自己能够激励人民发挥更大的力量，将边界进一步向前推进，完成更伟大的事业。

 

三是在精神层面，把农民放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位。斯大林对农民不感兴趣，认为农奴制下的旧式农民是落后的阶级（而富农则是最反动的阶级）。在斯大林体制里，农民只不过是一个经济工具，在纳入计划经济体制里，为苏联的工业发展提供资源。也因为看不上农民，使得斯大林/共产国际/苏联一直以来不认可中国党的革命模式（“山沟子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此完全不同，他与农民有更强的心理联系，认为是农民才是中国的现实与中国的真实，认为农民的劳动才是伟大的实践，要优于知识分子，并能够从农务实践中获得真理。这种思维的最高潮是文化革命期间（1968年）号召城市知青到农村中去，与农民结合。

 

这几点，使得毛泽东与源自苏联的正统模式及当时的同代政治家（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的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矛盾、张力定义了建国后近三十年的建设历史。

 

没有毛主席的领导，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同代领导人对毛主席都有无限的信仰：“历史上，凡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做的，就成功了。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做的，就都失败了。”他们所有人都经历过教条主义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使得革命每每几乎遭遇失败。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对毛主席始终是信仰的，对毛主席主张的政治经济政策，即便不能认可，也没有能力去证伪，再回顾历史，他们始终会认为是否问题还是出在自己，是自己理解不够深入，没有跟上主席的步伐。就算有想法，也不敢出来提，选择跟从（“groupthink”）。此外，革命时期里，有许多大的路线斗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也希望在大是大非前“保晚节”，不要“站错队”。

 

毛主席在革命阶段成就的功绩可谓奇迹，在党内积累了无比雄厚的信仰与信用。自然，当时绝大多数人对他是无比信任的，精神上亦无比依赖。他也活在自己成功往绩所构建的“神坛”上，并相信他的经验、直觉、判断，在过去可以带来成功，在未来也可以带来成功。这使得无论是他自己主观上发现的自己错误，还是别人认识到他的错误并联合起来纠正这些错误，都十分的困难。这些因素叠加，再加上中国政治文化与传统的因素，使得这段艰难探索时期维系了近三十年。这些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里都有深刻的剖析。

 

 

二、成功的路径依赖

 

 

这里笔者要特别提一下，许多东西都是有路径依赖的。它可以反映在个人上，也可以反映在制度上，还可以反映在文明上。

 

个人的角度：上文关于毛主席和前三十年就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这在商业界也是常见的，一个企业家/创业者早年成功，晚年却不能复制早年的成功，落魄失意，企业也走向衰落，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越是成功，则看到、认识到、面对、突破自己的局限可能就越困难。面对自己、挑战自己、尝试打败自己不仅仅需要睿智和洞见，还需要勇气。

 

文明的角度，这就是中国古代文明制度，它能成功地连绵运转几千年，一直以天朝自居，俯看天下，直到近代才发现自己可能没落了。这时，要挑战自己、否定自己那是非常困难的，必得发生最大的、颠覆一切的危机。近代以来与列强发生的各种战争，签订的各种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甚至被昔日的小弟日本所打败，才真正震撼中国，让中国猛醒。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一个文明而言，有这样的历史事件其实是件好事。所谓多难兴邦，也有这样的意思。

 

我们再看个例子。制度。

 

美国是非常制度自信的，美国人会把批判落位在政党、政客、利益团体甚至选民身上，但除了激进左翼外，鲜有人会觉得美国的核心制度，包括宪法、政制、主导价值观存在什么缺陷。大多人会认为，美国制度尽管不是完美，但也近乎完美了，至少在各种制度体系里“最不坏”的。这种制度自信源于过去一百多年美国作为一国家经历的成功——无论是国内的繁荣，还是在国际上的地位。它帮助欧洲消灭了纳粹（至少在西欧部分），在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将亚洲人民解救于苦海，把旗子插到了月球，还打败了苏联——一个来自另一个竞争意识形态体系的超级霸主苏联，并捍卫了“自由世界”。美国的眼里的自己尽是成功，始终是第一，并且人们认为这种成功不是源于哪个种族或具体的文化，而应该归因为政治价值、政治制度。这样，它就很难看到自己存在的缺点和问题。

 

这就是成功带来的“包袱”：成功反使得自己自满、自大、固步自封，为最后的衰落奠定了基础。所以，人、企业、政治制度、文明与国家，都是一样的。如何不落入“成功”的陷阱，始终保持清醒，保持危机感，保持自我批判和自我怀疑，是最难的。

 

这时我们再看中国共产党就发现它是不一般的。作为一个有百年历史的政党，它仍然还有非常强的自我意识——它不是一个用来分配政治资源的组织和平台（如同西方选举政治里的政党一般），而是一个有很强的基因传承、认同（identity）、文化、价值观与理念、历史记忆与历史感（historical perspective）、极强的纪律性与动员力的政治组织。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组织，而且是一个在组织上（organizationally）非常“有机”（organic）的“政治生命体”。它能够保持历久弥新的状态，并且有意识的改正和完善自己，对纲领、目标和实现手段都能够适时做出必要的大调整及大定位（虽然这种调整也需要时间）。

 

笔者以为，这不仅仅因为党所采用的认知论和方法论的问题（譬如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坚持唯物主义，能够看到并尊重客观规律、保持与时俱进等等），也不是个别领导人或班子的问题（尽管这样的因素极为重要），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基因、传承、经验、历史记忆。它的历史如此曲折。从建党，到大革命，到国内革命，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再加上建国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它接受了一个非常不利的国内国外基础条件，在这样的环境里建成、发展起来，并独立进行了曲折的摸索。它经历的历史非常复杂，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它在历史上有正面教训，也有反面教训的。这是这样的历史，是这个党与众不同。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人，那这个人是经历了无数风雨的沧桑，凝结了无数智慧的人。

 

苏联之所以亡党、国家解体，一个原因在于当年的革命来得太容易了。中国共产党则用了二十八年的曲折路程才夺取政权，过程中积累了无数教训。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经历过波折，所以它才能更好的应对新的挑战。

 

所以，建国前三十年是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没有这三十年，就没有后面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三、非政治的诠释

 

 

发展到了2021年，由于常年的积累与传承，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已经变得非常厚重，完全自成一套体系，与时代与现实世界是有所“脱节”的，外人很难理解党的话语，同时党不可避免的“机构化”、“官僚化”了（类似于“大企业病”），不再善于沟通。

 

这时，一部分人选择放弃：哎呀，太复杂了，不研究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群众不理解，党员不走心。另一种人则选择把党所有的历史与政策都用纯政治的角度去理解。这种看法认为，要掌握党的“真谛”，就要透过其表面的措辞，看到背后的政治权力的博弈与斗争——因为归根到底一切都是权力与利益的分配。这种观点不仅仅非常cynical，而且很简单（simplistic），很低级（low）。它可能比较适合解释西方选举政治下的政党，但却离共产党的内核很远。这就是为什么在党在推动行业整改、提出共同富裕口号时，一些人觉得认知框架及底层逻辑被打破了，他们发现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

 

作者以为，不妨用一些政治世界以外的类比去理解中国共产党。比方说把它看作一个企业（或组织），一个从创业阶段艰难发展起来，经历了异常曲折的成长经历，逐步壮大起来，成为一个非常成功且庞大的机构（和任何大机构一样，它也会臃肿起来，犯一些“大机构病”、“大企业病”）。这个企业有非常强的历史感、文化传承、价值观导向，也有很强的员工纪律和规章制度。这个企业很自律，很有自我意识，充满危机感，总会想到自己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活下去”），怎么才能做得更好。在没有外部挑战时，它也总在内部发起头脑风暴：“请企业全体高管们闭门头脑风暴，设想谁能够打败我们？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它非常注重管理层的选拔和评估，关注管理者团队的传承；它非常关注企业的文化建设及企业价值观在员工心目中的内化。它也特别注重股东/管理团队与员工的关系，希望拉近所有人的距离，而不致造成太大的内部差距。它关注如何在所有的利益攸关者（“员工/消费者/股东/监管机构/社会责任与伦理”）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它关注的不是短期（季度、半年、年度）的盈利，而是长期主义：一个企业应该设立什么样的愿景及远期目标；一个企业应该如何成就伟大。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它需要发展哪些最有长期竞争力的业务，限制哪些偏离主业、偏离初心、使得人心浮躁、增加内部矛盾的业务。为了实现目标，它愿意去做一些非常困难，但可能从长期看正确的事。它会积极听取员工、股东的意见，找到大家的共识，但也会做出选择，并动员各方一起付出努力。

 

这就是一个“非政治的”、“世俗”的诠释。笔者的建议是，不要总从狭义的政治角度去看待中国共产党，这样反而不容易理解它。不妨从企业、机构、组织的角度去看。我相信许多人很快就可以发现答案。

 

（未完待续）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2e3ipnREwD6aoE6xNLWGsQ

兔主席 20210821

 

 

许多人视以为理所当然的底层逻辑

 

许多企业界、投资界及知识界的朋友对当下的政治政策高呼看不懂。一是认为和前些年有很大的调整，不知道背后的逻辑所在；二是不知道这个调整意味着什么。边界在哪里，走向何方。比方说，“共同富裕”是不是等于平均主义、大锅饭；现在的产业政策导向和对资本及平台的限制是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了，甚至民营企业在新时代里是什么位置，等等。

 

资本市场在探讨如何重构底层逻辑及估值逻辑。业界的朋友，有的比较乐观，有的中性、观望，有的则比较悲观。他们的态度和他们所处的行业、创业体验、自己的经验与价值观都有关系。

 

其实很多人还是因为对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及沿革的不了解，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享受了舒适空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国内外精英建构了一个新的逻辑用以解释中国的政治政策。

 

1、现在是冷战后的“后意识形态”时代了；再加上建国后几十年的艰难历程，中国共产党及政府现在已经放弃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2、民众亦不再相信马列主义导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宏大叙事，并出现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真空”；

 

3、在新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亟需寻找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这个合法性基础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经济增长（解决对内问题），二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解决对外问题）。这两个部分又是相关联的，如果中国经济强大了，会引发人民的骄傲感，也可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4、而其中最核心的还是经济增长。但这个逻辑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必须保证每年有一个较高的绝对增长幅度，如果达不到这个增长幅度，就会出现社会稳定问题（具体的数字，这些年一直有调整，譬如从预期的8%逐步下调到6%乃至更低，等等）；

 

5、这个逻辑还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诉求是绝对的、压倒性的：为此，中国政府可以并且愿意部分牺牲其他长期主义导向的考量。他们逻辑的基本假设：

 

1）牺牲经济结构及增长的质量（特别是借用一些能够短暂刺激经济的产业，例如房地产住宅开发销售）

 

2）牺牲一些社会公平与正义：很多人真的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里的“先”字只是一个基于政治考虑的委婉措辞，核心是“让少部分人能够富起来”

 

3）容忍一些治理问题（譬如，政府为了激励庞大的官僚体系，可能不得不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

 

4）牺牲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的自洽性：社会主义只是个表面说法。中国共产党/政府是愿意维护企业家/资方的利益的（pro-capital），不会真的大规模推行有助于劳工及普通民众的左翼政策以打击企业家/资方的积极性

 

5）为了寻求发展而牺牲环境质量

 

6）牺牲地缘政治——主要在中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上做出适度的让步（“韬光养晦”）

 

6、这个逻辑，本质上认为中国党/政府“短期主义”的，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执政地位很不确定，很薄弱的，始终需要短期主义的去看问题，唯一确定的就是保GDP。为了保GDP，可以牺牲其他的；

 

7、如此一来，GDP就是体制内的最高的业绩及KPI（“唯GDP主义”），官员的选拔及晋升体系都是围绕GDP开展的；党/政府依靠GDP增长维持执政基础；官员则依靠实现的GDP增长在体制内晋升；在发展GDP问题上，政商可以取得利益一致；

 

8、通过政商利益与目标的全面绑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建一个政商联合体，执政中国。他们认为，一方面，官方话语里提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时代产物下的政治辞令与权宜，实际上就是在搞与西方本质相同的资本主义；第二，中国会越来越接近于西方，接近于美国。中国共产党最后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并在天平的两端倾向于企业家/资方的利益的；

 

9、在这个环境下，市场的力量一定会越来越大；企业家/资方的利益会越来越大；寻求GDP增长的中国党/政府会越来越难以摆脱其影响；中国可能会保持完全独立的政治制度，但在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上一定会越来越像美国。

 

在1980年代经历改革破冰，在1990~2000年代经历创业事业中兴的60后、70后里，有许多的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这是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的成功经验，也是他们理解中国的底层逻辑与根本“模型”。

 

过去的十年里，这一被看作理所当然的底层逻辑被“加速度”打破。许多人突然感到很困惑，高呼看不懂。

 

 

建国以来的三大历史时期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体制内的机关单位都在搞党史教育，学习“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官方话语：“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下面是笔者自己的心得体会，诠释也不一定官方话语，是给体制外/国外人士看的（也适用于体制内，希望看到民间诠释版本的读者）。

 

今天——站在2021年这个时点，我们比较清楚的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可以分成三大阶段。

 

1、“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8）：毛模式 vs 苏联模式

 

“第一个三十年呼应党史教育“四史”里的“新中国史”，1949~1978。

 

这段时期的中国，处在经济建设的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经历二十八年的艰苦创业，获取了“天下”，从革命走向建设，开始尝试摸索、实践一条能够发展中国经济、复兴民族的道路。现在的官方表述，这段时期是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曲折发展”的时期，因为这段时期走了许多的弯路。对这段历史，官方也秉承辩证法的思维传统，要从“反的方面”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从不好的事情中看到好的方面，在危中看到机，把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这个我在下一小节再讨论。

 

这段时期，笔者的理解是毛泽东的模式（“毛模式”） vs 苏联模式。分歧从高饶事件就开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断地升级：从“三面红旗”、社教运动到文化革命。这段时期的所有政治矛盾都可以导向对发展模式的争议。

 

其中有两派。

 

第一派是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应当大致遵循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代表人物是当时所有的实践派，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总体上，他们都在既有的苏联模式基础上寻求构建中国的计划经济，在此基础上可以有一些调整与出入，但总体还是要以苏联模式为大的蓝本和框架。

 

且看当时的苏联，打败了纳粹德国，把红旗插到了柏林，影响势力覆盖整个东欧，辐射世界，成为叫板美国的超级强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人们相信苏联/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可以复制。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的开始，苏联的经济模式也被认可。被认为是验证成功的。由于苏联打败了纳粹德国，使得苏联的经济模式的成功比十月革命（一场在圣彼得堡发动的政变）更具信服力和说服力，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在各国广泛、效仿推广的道路与模式。彼时，刚刚由革命进入建设年代，对经济发展尚不熟悉的老革命家们出于安全考虑，当然会选择苏联模式。

 

第二个模式是毛泽东的模式（“毛模式”）。“毛模式”更加的激进、更加的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沿袭革命年代的革命浪漫主义），更加相信共享生产资料及协作生产的力量、更加的相信群众的力量（而非官僚/机构的力量）、更加相信精神激励的力量，更加不循规蹈矩，具有颠覆性、反叛性甚至离经叛道。同时，毛泽东也希望探索、验证一条与苏联不同的模式，并证明这条模式不但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甚至可能优于苏联模式。

 

在历史上，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及国际派是有“恩恩怨怨”的。他一直在推行一条与中国国情深度结合但又与苏联经验全然不同的模式。他依托农民，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了成功。自大革命以来，一次又一次，无数的事件都一再说明，苏联/共产国际模式与指导是离地的。中国有特殊的文化与国情，必须遵照中国的特殊国情制定相应的革命策略。脱离中国实务就是教条主义，只会把中国的革命引向歧途与失败。

 

其实，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先知先觉，是党内最早发现这一点的：革命不能靠外国人扶持的，无论是组织、路线还是资源，革命必须得依靠本国人自己的努力，完成自己的事业。陈独秀老早发现了问题，但却没能给出解决方案。而从不循规蹈矩、深谙中国国情、深入了解中国基层的毛泽东最终给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案，并领导革命最终实现成功。

 

毛泽东的理念最终被提炼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成为“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指导思想。他带着这样的独特成功经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然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也要秉承与革命阶段同样的逻辑：

 

一是要考虑到中国国情与苏联的不同，一定要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

 

二是要相信，一定会存在这样的中国道路。

 

也由于有了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毛泽东认为不再需要刻板地跟从苏联经验，完全可以并应当依靠自己给予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及经验直觉，提出中国式的解决方案，攻克中国的新难题，并最终证明中国道路的成功。

 

革命时期，毛泽东向斯大林证明了自己路线的成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自也希望开辟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在新的“赛道”证明中国（并证明自己）。

 

三是不但要有中国自己的道路，还要证明中国道路是更快、更好的。只有遵循了中国自己的道路，才可以为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里取得更高的认可，获得更高的地位，从而影响其他国家，为人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做出贡献。

 

中国革命的成功，也使得毛泽东认为同样的经验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绝对不脱离中国实践。他还会认为，简单的追随苏联经验，与革命年代一些同志犯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会被自己的历史成功经验所影响。我们在创业企业家里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他们过去每一点成功，每一个判断的“被印证”，都会汇聚积累成他们的体验、经验，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他们很容易因此陷入“成功的陷阱”，即过度相信过去的经验，不能与时俱进，从而做出重要的错判。

 

实践证明他是错误的。但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创造了如此之巨的契机，使得就经济发展路径的反思与调整在他身后方得以进行。

 

头三十十年，也就变成了党史上“艰辛探索”、“曲折发展”的三十年。

 

笔者以为，前三十年可以被简单理解为毛泽东模式 vs 苏联模式。毛泽东的模式最终被放弃——他所推动的持续政治运动使得和平年代的人们对这种模式产生了厌倦。“阶级斗争为纲”也脱离了中国的传统伦理与社会实践，终究是与中国现实伦理违和。但归根结底，人民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

 

彼时，苏联模式未被摒弃，因为苏联仍然是当时的世界超级强国。它的模式并未被证伪，还将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范式角逐”里扮演积极角色。只有当苏联解体、进入九十年代后，在邓小平的领导和驱动下，我们才得以把“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执搁置一边，进入新的阶段。

 

 

（未完待续）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E0L5eAS6-BejuLPzH-oF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