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210828
前面几篇文漫谈了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这篇文说说“第二个三十年”。
所谓“第二个三十年”，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为止，跨度34年。这是中国发展建设里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在官方党史里，这段时期对应的是“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从1992年十四大召开至2002年十六大召开前），“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2002年十六大召开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
由于官方的叙述颇为“厚重”，是传统话语的不断迭代发展，很多读者读起来觉得生硬，没有太多感觉，笔者尝试比较通俗的解释一下。
这“第二个三十年”里有三个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分别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与想法，并被纳入了党章。但邓小平的地位是远远高于后面两位领导人的。邓小平被认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请注意，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是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党的传统里，邓小平的地位可比毛泽东。先说，毛泽东解决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问题，邓小平解决的是中国人民富起来的问题。
在这段时期里的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都成为官方理论体系里的组成部分，写入了党章。但一般理解它们主要是对之前邓小平理论的延伸与发展，同时也为更新的一个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理论摸索与准备。
从这个角度来讲，整个“第二个三十年时期”其实都可以被称之为“邓小平时代”（当然，严谨的官方话语体系不会这样去表述）。
这段时期跨度三十年，对应大概两代人，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极深的烙印。另外这段时期的前面十多年里有很多理论纷争与反复，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及1994年十四大后才加速发展。因此，成长并受益于这个发展阶段的人主要是60后、70后及年长的80后。他们对许多事务的价值观、世界观、底层逻辑都是在这三十年里构建的。同时，这批60后、70后、80后正是当代中国的中流砥柱。
一、“坏事变成好事”：对建国第一个三十年经验教训的思考
建国第一个三十年是第二个三十年的基础。没有第一个三十年，也就没有第二个三十年。在这里，我们可以先看看，在“第二个三十年”里是如何说明“第一个三十年”的意义的。
笔者也建议大家重新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来看看。很多问题在上面都有答案。
——引用1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这年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
——引用2
“迈：邓主任刚才谈到“文化大革命”，在那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遭遇如何？
邓：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
——引用3
“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开放有两个内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4月30日）
——引用4
“……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纠正错误，才使情况又好起来。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987年5月12日）
——引用5
“……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1988年9月5日）
所引用的上面这些讲话，已经非常清楚了表达了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们要从正的和反的两方面去学习历史经验。为什么有了第一个三十年，才会有第二个三十年，为什么不能简单地用后三十年去否定前三十年。
如果我们把党看成一个有成长和传承的机体的话，那么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是它成长历史与身份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成长的，不可能去否定自己过去的某一段历史。没有那段历史，就没有我们现在。
当时的许多领导干部在建国前三十年都是参与到那段事业里面的，一方面不能简单的与那段历史割裂，说它跟你没有关系；其二也正是因为自己也犯错了错误，所以才能更好的反思与改正。再次引用邓小平：
——引用6
“……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
二、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摸着石头过河”
本文定位是“漫谈”，笔者不会就具体问题展开太多讨论，也不进行技术讨论。只谈一些大的脉络与个人心得。
1、两个具体阶段
“第二个三十年”其实又被看作两个部分。
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94年十四大正式建立“社会化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阶段的核心是扫清各种理论、意识形态及政治障碍，确立中国经济发展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与方向。
第二个阶段是1994年十四大开始到2012年十八大开始之前（也就江泽民和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期）。
2、第一阶段:1978~1994年
一个中心
这段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如果说当时中国社会存在普遍共识的话，那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解放生产力，谋求发展，让中国人富起来。
这就确立了“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但针对中国如何发展的其他问题，又是有争论的，但最终也形成了共识。
政治上：“两个基本点”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政治上：对前三十年的历史形成了一个结论，并建立了领导人体制，可以往前迈进了。同时，决定从根本上维持原有的政治秩序，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把核心的政体、国体、政治制度都确立了下来。这使得经济发展能够建立在党的传统、秩序及核心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也是改革在1980年代能够获得各方面支持的重要因素。
198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极度重视理论、极度关注意识形态逻辑性、自洽性、完备性的政党。熟悉理论，能够诠释理论的人仍然能够对主流政治政策产生比较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这就使得意识形态争论在当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围绕各种核心概念，譬如何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怎样的，哪种才符合中国共产党政治意识形态传统，又有着很多不同的理解与争论。
当时的“改革派”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既要推动改革与发展，又要能够在党的话语体系及理论体系里自圆其说，这就需要做很多的理论功夫。十三大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三步走”理论。1990年代，世界已然变天，苏联解体，经济崩溃，改革开放的大势不可阻挡，依托巨大经济成果取得的政治动能，邓小平才得以提出搁置“姓社姓资”的争论，把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谁不改革谁下台”，将全国上下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里，推动了1990年代改革开放的加速。
这种争议直到1990年代才算暂时性解决。但在整个1980年代，意识形态论争是非常激烈的。
但在根本的政治秩序、政治制度问题上，邓小平与那些对改革开放持更加谨慎、保守态度的老同志们的看法又是完全一致的。用他的话说：“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中国不允许乱”，中国绝对不能够搬用西方的政治模式。
就此，邓小平有一段经典讲话。
——引用7
“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
此外，笔者一直认为，老同志们对“乱”的恐惧（比较理论化的说法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文化革命时的痛苦经验有关，看到青年们高呼口号，大鸣大放，就会让他们想到那段历史。
这也使得中国的改革与苏联戈尔巴乔夫1980年代的改革完全不同，中国放手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改革经济，但同时又坚决维持原有的政治秩序（一旦看到不好的苗头，就加以制止），苏联则是自上而下搞经济改革，同时放开政治。最后两个国家取得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经济腾飞，苏联经济下滑，政治解体。
但无论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当时领导人们的共识。虽然人们对如何定义“社会主义”一度有保留意见。
经济上：“两个基本点”之——坚持改革开放
在经济上，这段时期完成了启动农村改革、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办经济特区等，仅在有限释放改革红利的基础下，就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为后续更全面的改革积累了必要的“政治资本”与动能。
当时的领导人并非只有小平同志，还有许多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在历史上担任重要职务、为党奉献大半辈子，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及牺牲的老同志。他们在党内也有话语权。并非所有人对所有问题看法都是一致的。总有的人保守，有的人进取。
就这些问题，邓小平也时不时有呼应。例如：
——引用8
“中国的改革遇到的困难并不算多，总的比较顺利。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
——引用9
“有人说，我们现在有保守派、改革派，这是猜测。事实证明，改革是正确的，很见效。如果外国朋友都能看出我们的变化，看出我们搞得不错，我们自己的人民还能看不见？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987年5月12日）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刚刚拨乱反正、热火朝天开展改革的初期，人们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但越到后来，譬如到了1984年及往后，就开始出现一些分歧了。即所谓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所谓“派”，是指志同道合、观点一致的人会聚拢在一起，试图影响大的政治议程及政策走向。
所谓“姓社姓资”的争论——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国家/政府到底应该在经济里发挥多大的作用、扮演多大的角色。
这里笔者希望再次引入“苏联模式”。
如果我们把苏联模式作为一个可以参照的主线的话，那么建国前三十年，毛泽东和党内主流（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是有分歧的。上篇文章讲了，毛泽东更注重自下而上的力量（而非官僚及机构的力量）、更相信革命浪漫主义及感性驱动的力量、更相信农民的力量（“农村包围城市”），认为中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更加激进的推动集体化及社会主义化。同时，他对任何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复辟也更加紧张，希望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毛泽东在酝酿一个更大的“二次革命”。
当时的党内主流及一众技术官僚们则可能比毛泽东更加保守和谨慎。他们不一定完全赞同苏联模式，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但认为可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苏联模式进行一些调整。毛泽东主张的模式与他们的性格、认知与经验相去甚远。他们不求“二次革命”，而希望有序的治理。
虽然在革命时期，斯大林/共产国际/苏联的建议和指导不符合中国国情，使得中国的革命蒙受了损失。但在经济建设时期，苏联模式毕竟是成功的，有业绩可寻得。这个经济体打败了纳粹，主导了东欧，并能和美国叫板。在斯大林过世后，苏联更多原来过于激进的政策做了修补和调整。所以，从1950至1980年代初期，还不能证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失败的。这样看，中国可以在建设发展阶段学习、借鉴、改良苏联模式。
而建国第一个三十年之前，还有一个革命时期的三十年（1921~1949）。1921~1976年，有55年的光景。这么多的人，在这么长的一段时期里追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把这个视为底层逻辑，这时突然要在1980年代对底层逻辑进行根本性的调整，等于消解之前的“三观”，绝对很难令人接受。
所以，所谓的“改革派”（愿意把改革步子迈得更大的人）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与所谓的“保守派”有不同的意见。
改革派希望引入更多的市场化力量，调整固有的结构，对外开放中国的经济，大胆试验，大胆创新，大胆颠覆。
大多数所谓的“保守派”在19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时期与改革派没有什么分别，只是在后来才出现分歧。他们的主流想法是认为，市场调节、市场规律固然非常重要，但还是要强调国家/政府/计划/自上而下的控制、调控、导向。他们认为不妨回到1950年代党内主流所希望采纳的经济发展路线。
要给予经济自由的发展空间，要让市场来配置资源。但也要对市场有所管理。
他们认为，如果把企业、机构、组织、个人等经济力量视为小鸟的话，可以让他们飞、活动。但总归要有限制的。要有一个大的鸟笼去限制他们。鸟最终不能飞离鸟笼。这就是所谓的“鸟笼经济”。在理论上，他们可以接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计划最终是要居于主导的。
笔者以为，这个争议只是暂时性的搁置了，并没有最终解决。
核心问题可能不是有没有鸟笼的问题，而是鸟笼可以有多大、应该有多大的问题。是一个特别大的鸟笼，鸟可以比较自由的飞来飞去（我们今天在动物园都会去参观这样的巨型的百禽园），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鸟笼？
鸟笼太小，大概不利于鸟的健康。
如果没有鸟笼，那不就是“资本无序扩张”了？
在1980-1990年代的人们，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当时的痛点是把经济搞上去！
为什么所谓的“改革派”在1990年代初最终取得了全面主导？
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苏联也在搞改革。苏联的计划经济已经遭遇严重的发展瓶颈，包括经济严重失衡，增速放缓，亟需进行改革/重组谋求新生。自1985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就开始推动改革。在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提出了Perestroika（“重组”）经济改革主张，通过。在1987年的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并在一个月后退出了新的国营企业法。苏联奉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谋求对其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微观调整。虽然这个改革最后没有成功，但已经说明苏联经济模式出现问题，正在被证伪。这个过程和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步发生。
2）1991年末，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帝国坍塌。苏联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均被证伪。1992年，Francis·福山写出了“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宣告市场经济和代议民主（liberal democracy）终将统治世界。那恐怕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者最难的历史时刻。
3）1991年末的世界经济格局是这样的：
经历四十二年的建设，中国的GDP仅及日本的约十分之一。毛泽东在1956年有这么个著名的球籍论：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毛泽东，中共八大预备会议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讲话，1956年8约30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当时的共识。在进入1992年的这个环境下，恪守计划经济模式的人再也没有支持自己的精神与理据了。
4）1980年代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
以上两图说明1980年代改革红利带来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当然那时基础也比较低）。1989年政治风波导致意识形态趋近，改革阻力突然变大，经济增长也严重下滑。也可想见邓小平当时有多担忧！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就是为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人生接近终点，还没有取得青年时希冀的成绩。他多么希望在他有限的生命里最后推动一下。
然后就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了。实际上1991年邓小平也有一个南方谈话，在上海。范围更小，时间更短，也没有能够通过媒体充分传播。笔者称1991年访问上海为“小南巡”，1992年访问南方为大南巡。大南巡奠定了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的基础。
5）老同志们也都老了。这个时候就是拼谁还有一点精气神，能出来发挥影响。陈云同志在政治上和邓小平看法是一样的，在经济上则更加谨慎，注重国家/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作用。他代表一种重要的声音。他虽比邓小平小一岁，但身体一直欠佳。十三大筹备期间（1987年），陈云曾说：“50年代我的身体就是‘木炭汽车’，我的身体是脆弱的平衡，能活到现在就不容易。”他为自己制订的是“滚动”的“两年计划”。
都是老人，对民族和国家有无尽的爱，在晚年还在追寻初心和使命。
在国际国内历史大变局的大时势下，邓小平通过晚年最后一点努力，把中国推上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轨道上。
陈云
在1990年代至2010年代将近二十年时光加速的改革开放里，陈云所推动的、留下的遗产有时被忽略了，甚至遗忘了。但笔者今天认为，他的存在，在1980年代是至关重要的。任何大的政治政策都需要充分的讨论，需要平衡、制衡、均衡。。陈云是支持和推动改革非常重要的原动力；他对维护和延续中国的政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比许多带有浪漫情怀的“改革派”更加谨慎，理性，注重政府/国家调控的作用。他提供了一项非常重要的遗产，成为中国改革“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今天许多年轻人已经看不到了）。在合适的时候，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因素也会重新“复归”。
苏联
最后一点感想关于苏联。大概因为苏联经济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太成功了，所以改革起来比较困难。这也是苏联的“成功陷阱”。
今天我们看苏联，它当时面临两个“成功陷阱”：
一是取得革命比较容易。所以政治上考验是不够的。不像中国共产党，通过二十八年才取得执政地位。戈尔巴乔在政治上的放开为苏联的政治溃败奠定了基础；
二是经济一直比较成功，所以在经济上面临的考验也不够。既然苏联的体制在历史上比较成功，那么特别大刀阔斧、颠覆性的改动就很难。所以苏联的改革是自上而下驱动的，局限在工业和合资企业领域，严格管控价格或货币兑换，并且严格抵制私有产权。
这些都是苏联失败的原因。政治上的轻敌 + 经济改革的不力。
但无论如何，1980-1990年代十余年间，无数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中国，在意识形态束缚下杀出了一条血路，为了中国谋得了建国以来第一次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中国人也形成了共识：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把经济搞上去。必须把蛋糕做大。过程中，要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人们真诚的相信，只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就能为所有人找到致富路径。全民最终将会实现共同富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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