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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辟谣过两次的求救信里的内容,似乎正在成为现实。这几天,恒大的员工和前员工们陆续收到一条消息:
恒大财富理财产品9月8日停止兑付。
恒大财富是恒大旗下提供理财、私募投资的公司,投资者们可以在此购买高端理财产品,理财产品通常以恒字开头,比如恒中锐享、恒中程福、恒捷慕悦、恒安程隆等。恒大财富的董事长为杜亮。
在恒大,很少有员工能逃脱恒大理财产品的魔咒。不论是地产、还是物业、旅游、房车宝,所有员工都接受过恒大理财产品的洗脑式培训和任务摊派。
以河南公司为例,今年3月,恒大推出一款年化利率11.5%的员工专属产品。集团要求全体在册员工接受理财产品全员营销的考核。
考核按人头逐级分派。比如河南公司4-5月份财富专项考核目标任务明细里,分管领导1080万/人;条线协助总600万/人;部门负责人及中层48万/人;部门员工18万/人。
每成功拉到100万,员工每天可获得15元的奖励,午饭可以买一小碗河南烩面。
能拉到100万的至少是中层领导,普通员工推荐奖励一期两三百了不起了,还不够请别人吃饭还人情的钱。
如果任务没完成,受处罚是部门负责人和分管领导。部门月度目标完成率只要不到100%,部门负责人至少50%的核定综合奖就没了,分管领导也要至少降一级工资。
表面上看普通员工没有纳入考核范围。在一些地区公司,完不成任务每天要处罚500元。
河南公司被分成21个组,每晚八点进行完成率pk,当日完成率排名倒数第六的领导在群内检讨。
很多中年人没想到,人生第一次写检讨竟然是在恒大。
1
恒大理财的摊派任务,员工们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包叔认识的99%的员工都买了理财,最开始,都是自己和家人先买。
动员大会上,公司还会直接引导员工贷款,盛京银行的贷款直接线上app就可以操作,公司还直接联系银行业务员过来为大家办理贷款。
有人被要求当着领导的面查盛京银行的额度,能贷出来就要多分配任务,有员工把几个银行都借了一遍。
9月10日,许老板开了个全体大会,说自己得知买恒大财富的员工有几万人,很多都是家里亲戚朋友一起买,他听到后压力很大,要求必须集全恒大之力来解决。
我可以一无所有,但不能让财富的投资者一无所有。
许老板还解释了恒大今年为什么会突然崩盘。他说2017年是恒大最辉煌的一年,当时恒大负债才5000多亿,但账面上现金3000多亿,加上全国未售货值,那时恒大荷包满满。
许老板说,如果那一年不搞多元化,停下来减负债,那恒大现在非常有钱。但那一年,他最终选择了多元化、加大杠杆、大肆扩张。
从那一年起,每一年的利息支出就超过了1000亿。
许老板回忆到这时,非常伤感。他最后说,恒大的楼恒大的物业都在卖,甚至打折卖,但是我们的很多土地储备不能卖。
之后,杜亮开始在恒大财富开会传达许老板的话。
包叔总结了下杜亮说的话,除了传达集团的兑付方案,杜总强调自己也是个打工仔,是帮助员工帮助客户解决问题的人,不要把矛头对准在他身上。
这位老兄没说的是,他已经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
有内部员工直接曝光了恒大理财的内部流水,大家发现,一位和杜亮同名的先生早在5月底就把自己的理财金提前兑付了。
在杜亮的高端理财产品流水中,只有一笔2020年11月的投资是在六个月后完成了本息兑付。其他投资产品,杜亮都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最大的一笔730万,投资期只有4天时间。
投资期最短的一次,杜亮投入了216万,赚了一天544.43元的利息,就把本金兑付了,而恒大理财产品最短的周期也要四个月。
一位和许家印太太同名的女士丁玉梅,理财产品到期日本应是2021年7月14日,但7月8日时,丁玉梅将自己2300万的投资本金全部提前兑现。
与恒大财富另一高管同名的唐法俊先生,100万的投资产品本该在2022年6月9日到期,但今年7月28日,唐法俊将其投资本金提前兑现。
根据恒大财富最新的兑付方案,方式一共有三种,现金分期兑付、实物资产兑付、冲抵购房尾款兑付,投资者可从三种方案中选择其中一种兑付,或者组合任意两种及三种方案兑付。
选择现金,要27个月才能拿回来本息。
投资者已经不相信了。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2
前天晚上近11点时,恒大江西董事长的办公室里坐满了恒大财富的投资者,没有座位,投资者们就坐在地毯上。董事长被堵在办公室的角落里,看着有点神情恍惚,最后他是躺在地毯上睡了一夜。
给不出满意的方案,投资者们打算跟江西董事长一起吃饭睡觉了。
昨天晚上,杜亮也被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理财经理围堵在恒大深圳总部大楼,杜亮说因为有谣言说恒大优先兑付了一位高管的1000万,老百姓都没兑付,市政府高度重视,市领导批亲自批了条,市金融办紧急约谈他,批条涉及到机密,写了三分之一页纸。
但杜亮很快又承认了这个谣言。他说自己提前兑付是因为:
家里有急事。
兽爷说,急事应该就是他女朋友说,再不赎回就赎不回来了。这么急的事,当然要选择原谅他?
杜亮说这两天他的手机基本上被打成了热线,电话根本用不了,手机只能摆在这个地方,就看到那个电话不断地响,全国34个省都响完,一直响到凌晨三四点,但那个时候他们没睡,都在加班,但是这样子:
同志们,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杜亮拿着扩音喇叭企图说服投资者们,但被投资者们一个又一个问题问倒,最后就在地毯上变换着坐姿和躺姿过了一夜。
恒大的高管,现在是中国最安全的一批人。
甚至开始有诈骗团伙盯上恒大财富的投资者们。
一个名为“恒大金服官方内策回款群”正在诱引恒大金服投资者入群,理由是“为部分用户回款,名额有限”。但要想回款,要先投入至少全额本息20%的钱,最慢三周回款。
恒大没有内策部,名为内策回款群里的员工也回答不出员工ems号是多少。
包叔在恒大的朋友怕投资者,尤其是老年人上当,在他所在的恒大维权群里,他挨个提醒:
大家已经很惨了,就不要再相信这个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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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农民工何去何从
不久前,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规划》中提出了到2025年稳定就业水平、促进未来就业规模稳步增长的新目标。
而其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规划》关于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所制定的方针。《规划》指出,一方面要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规模,有序组织输出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并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同时在另一方面放开城市落户限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问题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早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期间,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解放农村富余生产力就一直是政府在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上的中心方向。如今,面对新的时代形势,在“十四五”期间里,政府除了继续坚持合理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指导方针外,即将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即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的实现。
“十四五”就业规划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新方针并不是空穴来风,反而可以认为是对当下农民工现状的准确把握。
一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20年全国农民工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总量下降至2亿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另一方面,在农民工整体内部,本地农民工与外出农民工两种农民工群体之间的对比也格外引人注目。
从2016年到2020年农民工总量减少前,选择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群体规模增速,始终高于外出农民工群体的增速;同时在外出农民工当中,选择省内流动的农民工比重在逐年增加,从2016年的54.7%上升至2020年的58.4%,而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比重则从2016年的45.3%,下降到了2020年的41.6%。
中国的农民工逐渐放慢了流动的步伐。
尽管在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首次出现了减少,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疫情的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工的时代就此划上了句号。在仍然活跃在劳动力市场中的2亿8千万农民工当中,不仅包含着80年代初就走向社会的第一代农民工,同时还有不断为中国农民工群体注入新鲜血液的新生代农民工。如何把握新发展时期下中国农民工群体的转型与变化,自然也成为了国家对策的重点。
《规划》对于当前中国农民工现状的认识是精确而又具有前沿性的。但在农民工的现实实践中,也依然面临着或多或少的困难,其中不得不关注的一方面,就是农民工家在何处的“归属”问题。
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最初尝试着选择走出乡村第一代农民工来说,用赶上了时代的风头来概括他们的经历没有什么不妥。但相对于用“抓住了风向”来理解第一代农民工,不如说他们始终是按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理想的生活。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极大解放了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在一边,过去集体化时期的“集体所有、集体耕种”向“集体所有、农户耕种”的农地制度变革,对于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效果有目共睹;而和农村劳动力获得流动性相对应的,同样一个不可忽视的层面,就是土地制度改革中,关于非农用地规则的调整。
1978年后,针对农村非农用地经营和流转的“三允许”政策,在加速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同时,也带动起了农村发展的新进程——乡村工业化。
乡镇企业的兴起,正好适应了刚刚从土地中获得自由流动可能的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在1978年到1996年这18年的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里,中国乡镇工业的增加值从占GDP总数的6%上升到了26%,乡镇企业雇员人数也从最初1978年的2827万人,上升到了1996年的1.35亿人。
一方面,发展于本土本乡的乡镇企业适应了此时刚刚获得流动性的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对于初入社会,缺少市场信息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对于空间流动较少要求的就近就业、在地就业更加符合他们的预期;
但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吸收依然有限。乡村工业化进程开启的10年之后,中国农村从事农林牧渔业的总人数依然从1980年的2.98亿上升到了到1990年的3.24亿,农业过密化问题没有得到缓解,处于隐性失业状态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也占到了总体的三分之一。
在改革初期,本地乡镇企业给出的就地转移方案,并没有真正解决日益增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本土型乡村工业经济在精神和形式上更加符合第一次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期望,但受限于经济规模,在务工的经济效益上仍然存在提升的空间。
也正是在乡镇企业的发展陷入瓶颈期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沿海省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拉开了序幕。尽管农民工群体在心理层面上更加倾向于外出务工于空间上更靠近家乡的县镇地区,但沿海地区逐渐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由此带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更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在经济理性的考量下,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开始了大规模的跨省份和跨地区流动,大量农业劳动力开始流向沿海地区务工。安土重迁的农民工们,现在也大胆地迈出了向城市迁徙的第一步。
年轻人的纠结
在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带着坚定的目标,热火朝天地向城市进军时,那些一同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们,却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反复横跳。
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约为24223万人,较2009年增长5.5%。进入2011年后,全国农民工总量仍保持上升趋势,到2013年为止,全国农民工增速始终保持在2%的水平以上,直到近几年为止,农民工总量的增速才呈现出逐步放缓的态势。
在城市地区较高劳动报酬的吸引下,曾经选择就地务工的大量第一代农民工开始向城市地区迁移。但也正如他们最初对于在城市打工期望的一样,进入城市只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自己作为只是一个“过客”而来到城市。尽管自己作为农民工在城市中受到了诸多的不公平对待,但在攒钱的念头下,这些与城市生活发生的摩擦和矛盾也在有意和无意之中被忽略掉了。
第一代的农民工群体在逐利的价值取向下,面对身份地位和权益上的不公待遇,选择了承受和忍耐,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也同样被一同来到城市的年青一代看在眼里。但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的选择,新生代农民工们反而有着自己的纠结。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无论是外出务工本身,还是在讨论自身身份归属,以及前途选择的认识和考量上,新一代的年青农民工都显得更加的分化。一方面,在有第一代父辈外出务工经历的示范效应下,来自第一代农民工的代际传承,使得年轻一代农民工群体更早加入外出务工的队伍中;但另一方面,较早地接触和内化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又时常使得新一代农民工群体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纠结和反思。
譬如,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青年的访谈中,经历过“外出打工、向往城市”,最后“反思打工”的年轻一代农民工们,讲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在决定外出务工时,部分年轻农民工认为:
“打工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了,……家里面像我们这样的都出去了,……我哥哥和嫂子也在外打工, 我们组里的年轻人都是一个带一个,一个看一个的样子外出打工的。”
“……没有出去的时候, 想着城市里灯光闪烁的,不像家里晚上一片漆黑,想出去玩还得打电筒,除了看电视再没有别的事情做。”
但在实际经历过打工的生活后,年轻一代农民工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进了一个小工艺厂,生活很差, 上班时间很长, 早上 7 点半上班,晚上最早也是 10 点下班, 通常要到 11 点或者 12 点,加班费一个小时只有 2 块钱。那时候才明白打工根本过不上城市的生活,才知道家里好。这就是打工的日子。……”
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对于外出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的话,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打工的理由就没有他们父辈那样的充分。作为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受到老一代的影响认同外出打工的意义;但实际打工生活的经历,又使他们感受到了来自城市文化的排斥。
“如果自己不是为了生计,那又为什么要和老一代人一样要出来打工呢?”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年轻一代农民工们头脑里此时浮现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根,要扎在哪里?
相比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老一代农民工可能不会有这样多的心事,在动机充分、目标明确的情况下,“搞钱”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第一要事。
但无论是老一代人还是新一代人,都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外出打工过程中,由于市民化问题带来的困境。同样是市民化问题,两代农民工分别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前者在现实的落差中纠结,后者则用另一个问题替换了眼前的问题。
实质上,之所以两代人都会在同一个问题上遇到困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迁徙的过程中,两代人分别对迁入迁出地归属感的认知差异所导致的。而这种两代人在对地理空间归属感上的分歧,不仅是理解当代农民工转型的新思路,更是把握当下国家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力抓手。
在经济学领域,当涉及到由于劳动力商品化,以及空间流动对结构带来的变化与影响时,常常使用“嵌入”和“脱嵌”两个概念进行讨论。“嵌入”意味着个人成功地和一个结构融为了一体,而脱嵌则正好相反,意味着个人从一个结构中脱离出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
在农村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作为剩余劳动力得以流动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们,正是在经历着嵌入和脱嵌的过程。一方面,作为第一代农民工,从在地务工到跨省打工,第一代农民工与乡村的关联逐渐脱离。携家带口举家进城的打工方式,使得第一代农民工逐渐从乡村的空间中“脱嵌”;第二代农民工受父辈影响,更是远离农业生产,其从乡村文化中“脱嵌”而出的程度更是超过第一代农民工的情况。
另一方面,两代农民工在城市空间中的务工行为,则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工群体向城市空间的“嵌入”状态。从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到在作为迁入地和工作空间的城市地区内形成新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这些行动在推动前来务工的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的同时,也加强了农民工群体进一步“嵌入”进城市的结构体系当中。
从这一层面出发考量,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相对比,十分显著的区别即是两者分别于农村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脱嵌”和“嵌入”的程度。在提高收入的动机下,第一代农民工本着实现积累资本的目的进行外出务工行为,因而其本身与乡村文化的分离并不显著;同时出于经济理性原因,在融入城市的主观愿望上也并非十分强烈,既而呈现出了十分典型的“候鸟型农民工”的特征。
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一方面第二代农民工更多受城市文化影响,与乡村文化间存在较大距离,较大程度的与农村空间相“脱嵌”;另一方面,由于客观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使得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并不顺利,与城市空间的“嵌入”程度也十分有限。两边都无依靠的年轻一代农民工,就是“无根型农民工”的具体表现。
现在,社会和舆论多关注于农民工总量的降低,以及由此带来的“用工荒”问题,并倾向于通过改善待遇的方式吸引更多农民工留在城市,以解决当前农业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这种通过提高待遇水平招募农民工的对策,在短时间内能够产生刺激作用,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农民工年龄结构的老龄化,第一代农民工终究要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舞台。届时,面对着“进退维谷”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只靠物质条件的改善,可能就并不会奏效了。
想要后继有人,不妨更多地抓住年轻人的心。让向往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真正地有一个可以依附的家乡。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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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依靠资本、广告的力量,堆砌出的只是空中楼阁,而非真正的创新壁垒。
作者|朱末
来源|快刀财经[ID:kuaidaocaijing]
封面图|网络
▲图/燃数科技
▲面盖式的清洁头,用力不慎会有变形和断裂可能
▲图/第一家电网
▲不同品牌耗材的年维护费 图/清单
▲图/清单
▲图/黑猫投诉平台
▲图/灰糖GreySugar
▲图/清单
▲图/知瓜数据
参考资料:
1.中国消费网《智能家电更新换代快,相关行业标准需同步》
2.清单《抖音超火的清洁神器,我们实测了3个,全部翻车……》
3.中国家电网《洗地机晋升“清洁家电一哥”,光辉时刻真的到了吗?》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叹:为什么自己的运气这么差,买了就跌、卖了就涨。
我对这个说法体会很深,因为这种事我也经历过,而且时间不远,就在一年前。
今天就以回顾的形式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一些心得、强化一些常识。
先说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过去经常提及一个科技指数-纳斯达克100,不考虑美元账户的话,我自己用人民币账户定投这个指数最早开始于2017年5月,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表现最好的场外基金是国泰基金旗下的纳斯达克100基金,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每天1000。
这里先科普一下什么是场内、什么是场外,简而言之,当你在券商开户后,通过券商账户在交易所内投资股票、ETF等资产时,这就是场内交易;如果你通过银行客户端、支付宝、天天基金等平台投资基金,这就属于场外交易。场内基金和场外基金还有个区别,那就是场内的价格是通过交易形成的,场外基金的净值则是基金根据持仓公司各自在当日的变化而刷新的净值,所以场内基金价格会因为情绪而出现折价或溢价,而场外的净值体现的就是其实际价值,更加精准。
其实在2017年5月时,我选择的这个指数也是在历史最高位,泡沫呼声不断,而且美联储当时处在加息缩表的周期中,加上川普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可以说当时除了减税利好以外,几乎都是非常不利的背景。这也使得我一开始有些担心,但当我看到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等头部科技公司业绩的增长速度和相对合理的估值后、看到身边最优秀的同学朋友都在硅谷和西雅图这些科网巨头工作之后,我的忧虑消除了,如今这个指数已达当时的快三倍,证明了当初的判断是对的。
纳斯达克100指数走势和相应时间
纳斯达克100前20大权重公司排名
一直到了2019年底,国泰这支基金的外汇额度不足,导致普通投资者只能卖出、不能买入,这个情况一直持续了大半年之久,以至于在2020年3月的疫情熔断期间普通人无法通过国泰的这只基金来抄底。
在2019年底不能投资场外的国泰纳指100后,该基金的场内ETF溢价开始变高,我是个相当谨慎的人,不会明知有高溢价还硬上,因此只能选择别的场外可替代方案,一开始我选择的是广发,后来疫情熔断期间市场上抄底的人太多,导致广发也被严格限购,后来我又被逼得在广发、大成、易方达三家的纳指100基金中切换,谁有额度就买谁,我记得在疫情最恐慌阶段,只有大成是可以一次买1万以上的。在熔断时,还是美元场内账户更加方便,一是不限额、二是T+0,在疫情导致的四次熔断之前,我美国账户中长期美债(TLT)的权重高达40%,为的是对冲风险,在熔断期间,我把所有的美债都换成了指数基金(QQQ)和几个优质公司,回头看真是感到幸运。
回到我们主线,在额度不足的背景下,这种同类产品的“选择性定投”持续到到了2020年8月底,然后就有了好消息:改革带来的益处是我们普通人可以明显感知的,在中国金融开放的大背景下,QDII基金的额度有了普遍提高,这让我方便了许多。
从那之后我选择了华安纳指100,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该基金额度开放的比较大,每天可以买1万元的份额(后来随着QDII额度的进一步扩大,额度变得更高),第二个原因是在几个类似的场外基金中,当时看来华安家的这支近六个月、一年、三年的累计表现都比其他几家更好,似乎存在一点微弱的优势。
于是我开始转投华安,到现在已经一年了,本文标题所说高位接盘+定投一年,指的就是我在这只基金上的经历。
针对这只基金的第一次买入是在2020年8月底,下面是我的后台截图,第一次买入对应的就是第一个红点所在处,很明显,我吃了亏,这个开始的时间点非常的不巧:在我开始定投之后,市场在一个月时间里调整了15%,然后用了三个多月才回到高点。
好在,短暂的失败并没有让我灰心,如果拉长红点的周期,也会觉得并没有那么惨。另外我在2020年9月、10月以及今年2月、3月的几次比较剧烈的下跌中适当加大了定投量,摊低了一些成本,也提高了整体的收益。
2020年9月部分记录
2021年2月部分记录
那么,这一年下来我的回报是多少呢?
18.16%,这个数据对于我来说已经非常好了,毕竟股神巴菲特平均每年也才20%。更重要的是,在定投开始的2020年8月底,纳指已经经历了一轮疯狂的上涨,没有人知道后续潜力还剩多少,所以这个18%可以说是出乎预料的。
在这单个产品一年的经历中总结一下经验与教训:
经验在于看准大方向、坚持定投,同时没有因为短期的失败而退缩。可见信仰在投资中还是很重要的,而信仰的搭建需要基于我们的常识和独立思考。
教训在于没有避开比较高的位置,所以也吃到了不少高成本的筹码,但考虑到这一年本身是换基金的一次操作,2017年以来定投就不曾停止,我的成本已经够低,因此这个教训我承受得住。
定投的魅力在于,只要你认可一个东西物有所值,认可它的未来前景,那么就可以忽略波动,以坚定的执行力来抹平波动带来的风险与机会。权益类资产的本质应当是公司的成长,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各自市场上都有一批好公司,而相比美国,中国过去熊长牛短的结构可能更适合定投,也更考验我们的耐心。
无论是国家发展还是个人进步,实践都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实践应该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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