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事要记 日拱一卒

· 刘子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幺妹的愁与筹

虽然不太相信“轻松筹”“水滴筹”这哥俩儿，这两天还是在“轻松筹”里捐了款。因为“筹”是幺妹发起的。他的父亲邱水根，肝癌晚期，时日无多，还在努力医治，这我是清楚的。

其实“轻松筹”“水滴筹”本是好东西，确实能帮到像幺妹这样贫穷又突遇变故的乡下家庭。幺妹多年前就离异，带着儿子在附近打点工，两年前，一辈子务农、身体还算健康的父亲突然被查出肝癌晚期，一场危机便陡然降临。

本地农保，县内住院能报70%，省里能报40%，出了省就是0%。病急乱投医，为了活命，总希望去更大的城市、更好的医院试试，不多久便累积出大量债务。这时“轻松筹”闪亮登场，对幺妹一家来说，无疑是根救命稻草。

东西本是个好东西，只不过因为背负太多“业绩压力”，只好采取粗暴、激烈的营销手段，比如找一群人去医院扫楼，逮谁问谁，“要不要帮你卖个惨”？甚至两“筹”为了“抢生意”，不惜大打出手……曾几何时，朋友圈仿佛变成烂大街的选秀舞台，遇上点事的人都要站上台，泪眼婆娑，“其实我也有个悲伤的故事”。

再好的产品经理，都敌不过老板、资本赚快钱的冲动，类似两“筹”的“创业——融资——对赌——不得人心乃至倒闭”的案例，每天都在大量发生。

没有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资本越走越快，也越来越容易着急上火、脱离大部队。“不忘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代和民众的强烈呼唤。

城乡版幸与不幸

今天，如果要盘点“最幸福的人”，城市退休老年人无疑名列前茅。

我做背包客的时候，天南海北各大热门景区，人数最多的便是他们。他们装备齐全，不少人身背长枪、短炮各一只，连镜头都不需要切换抓起来就拍，档次更是甩我两条大街。不出去旅游的日子，则往往占据着大小城市公园、商业广场、小区空地，乃至年轻人的篮球场，听着那些欢快的音乐，看着那些轻快的舞步，就差令人惊叹“这是最好的时代”了。

从针对国人养老准备的调查报告来看，无论退休还是在职，人们对自己的养老状况普遍持乐观态度。在收集到的关键词中，“悠闲”“自由”和“享乐”几乎是大家对老年生活的共同愿景。

真是这样吗？

连调研机构的眼中都只有城市。如果将视野转向乡下的同龄人，“最好的时代”？无疑是个疑问句。

我乡下父亲一辈的叔伯们，差不多在60岁左右，这些年，每年都能查出一两个癌症晚期。乡下没有体检，县城没有体检机构，县乡医院也没有体检服务，农民每天劳作往往自觉身体健康，一旦感觉身体不行了，一查，多半有事儿，此时再去补救，往往为时已晚。

 乡下的叔伯们……照片中的他们，又老了十岁

在幺妹父亲之前，去年刚有一位叫“别佬壳”的村民脑癌去世，现在又有一位叫“桂桂婆”的女人正数着最后的个把月日子……这些名字，不过是一粒粒微不足道的尘埃，在我，却是记忆中一个个强健而盛放的生命，孤独地走向干瘪和衰亡。

即便躲过大病袭扰，“老去”依然是个沉重的话题。再老一辈人，大多过得并不如意甚至是可怜。

幺妹的奶奶前两年去世，去世前，由几个儿子轮流供养。每到吃饭的时间，便摸索着用一条凳子站起来，再借助这条凳子一点一点挪到儿子家。此外的时间，便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老房子里，喃喃自语，有时大声发泄不满，只是谁也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村民们便认定她有点精神病。

不是儿孙们不孝顺，只是他们自己生活压力也大，多数都外出打工去了。没有外出的，也多半边务农边做点小工，难以全身心照顾她。

老人家也不是穷。

现在乡下满60岁的老年人，每个月有108元的养老金，加上逢年过节后辈的孝顺，又不需（舍）要（得）花什么钱，往往有一定积蓄。从物质上来说，千百年来他们终于基本实现了的经济独立，再怎么着也不至于饿死，算得上是好时代。

然而从精神上来说，乡村的空洞投影在他们身上，便剧化成巨大的黑洞。

我八十多岁的外婆，体弱多病，同样一个人独居在老房子里，境况还不如幺妹奶奶，她要去儿子家吃顿饭，都是难事。

我的三个舅舅，一个数年前车祸早逝，两个已搬到县城——都把一生献给了县城的房子，无不生活拮据。长期分离缺乏生活基础，老人不习惯城里，“城里”的后辈也不习惯她的“土味”，儿媳又嫌她年老事多，难以和睦相处，偶尔喊老人去城里“团聚”，也就是走个形式——城乡的断裂，清晰而又具体地体现在千家万户。

叫她来上海住，又因为晕车出不了远门（一生走得最远的“远方”，也无非是200里外的儿子家）。好在女儿多，偶尔去几个女儿家住住，又一心挂念着过得不如意的两个儿子，一边操心他们过得不好，一边操心“百年之后”不给她送终……一个乡下女人鸡毛蒜皮的、又被时代远远抛下的一生，已经像她的老房子，老无所依，摇摇欲坠。

村庄空空荡荡，同辈老伙伴也渐渐离世，还活着的人，无人可倾诉，无处可交流，孤独的黑洞将伴随他们直至最后的日子。城市还有敬老院（乡下以前也有），献爱心的人还有个地方可去，乡下呢？爱心都没有立锥之地。

现实中，精神上的空洞还无暇顾及，我的外婆最担心的，是突然生个病、摔个跤都没有人发现（事实上就有几次，还是邻居发现的）。还留在老家的父亲、大姨小姨、姨父、表兄妹们便商定，大家隔三岔五或一有时间，就去看看她。

当温暖了乡野数千年的，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其乐融融的岁月逐渐远去，人们乃至家庭内部，都日益被切割成一个个个体。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时代的“淘汰”来得太快，自前而后的“财富”与经验传承不再有意义，自后而前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的“革命”不断冲刷，“后浪”一心摆脱乡野和传统，“前浪”日渐失语和孤独——缺乏人文传统缝合，代际之间的现实剥削和精神否定，取代了以往的长幼有序和温情脉脉，日益支离破碎。

| 乡下的老人

如此，乡下老年群体，代表的正是时代最落后、最失落的一面，所依者何？

幸好老人们手中还有点钱，在无知、孤独和沉默中，还有生存下去的一点点底气，否则何止老无所依！

个人-集体-国家

至今去乡下，甚至新疆、西藏、内蒙等偏远牧民家，还能见到许多人家的墙上贴着毛主席的画像。对广袤乡土而言，对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依然充满精神上的深深眷恋。

| 农家乐里的毛主席

一次与朋友老张的母亲闲聊，谈起往事，她突然顿住，脸上突然出现孩子般的笑意。她说，虽然物质上现在“才是农民最好的时代”，但还是以前幸福：

傍晚时分等待父母从地里回来，吃完饭一家人坐在门口乘凉，讲故事；

大锅饭虽然有时吃不饱，但大家没有攀比，人情简单，养老、教育、医疗什么的，也都有集体可以依靠；

乡里偶尔有放电影的人下来，方圆几里地的人就都来看。大队里也有年轻人自己组的“戏团”，虽然不专业，但都很认真；

那时的人们愿意付出，对未来认真，虽然没有什么钱（货币化程度低），虽然不能杜绝“薅社会主义羊毛”，但集体环境，依然可以相互信任、依靠、温暖……

“集体”这个词，曾在广袤乡土上闪闪发光。

梁启超在《论学会》中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知识精英）疾党如仇，视会为贼。是以佥壬有党，而君子反无党；匪类有会，而正业反无会”。

千百年来，作为最正业的农，最缺的便是这“集体”。

近代以来，从孙中山的广东国民政府发动农会组织，到民国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建立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乡农学校，到建国及改革开放初期有志之士建立“农会”组织的尝试，都因为各种原因不了了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便成为中国农民仅有的一次集体生活体验！

“人民公社”虽然有国家推动工业化、维护工农产品剪刀差、限制农民流动等客观诉求，但上层建筑、知识精英仅有的一次真正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相结合，真正推动了广袤乡村事业的全方位建设。

1956年，国家建立农村“五保供养”和集体敬老院制度，依托集体力量实现养老，此举还为城市职工企业养老制度提供了借鉴；

1965年，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全国大中城市有大约一半的医务人员下到农村，帮助建立起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使得农民看病、子女读书等有了集体保障；

有了集体的力量，人民公社时代的生产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低，当时集体开垦的良田、兴建的水利基础设施，规模大、质量牢固，才奠定了“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基础，而不少乡村水利至今还在吃当时的老本……

“集体时代”，便成为新中国乡村建设最重要的阶段，也是广袤乡土迄今为止的温暖记忆。

大集体时代，个人虽被压制，但也有了依靠，结合意识形态，最终形成了“个人（家庭）—集体—国家”的完整逻辑。改革开放后，集体不断瓦解，1985年国家正式宣布取消人民公社，乡村重归小农经济；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对效益不高的农业领域、对乡村公共服务逐步退出，上述体系被简化成了“个人—国家”关系。扶贫这件伟大的事情上，也是国家和个人的直接关系。

于是，当一个城里人遇到问题，可以找工会、部门、社区、协会寻求沟通与帮助，而一个个张玉环、聂树斌、呼格吉勒图……遭遇不公，只能寄希望于“上天有眼”——张玉环、聂树斌们还算幸运，还有亲人几十年奔走，记者和律师一路力挺，那些没有组织、集体依靠的“罪人们”，又有多少还在黑暗中无声地等待。

直至今天，当国家要反哺三农、振兴乡村，向三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没有了“集体”的中间力量，即使想送钱，面对数以亿计的分散农户，无法避免地存在交易成本过高、效率有待提升的困境。

这个困难迟迟无法打破，以至于许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的推进，又难以避免地存在流于表面、进展缓慢等现象。

由此再看乡下老年人的“老无所依”（珠三角发达地区老年人“有股份”、长三角发达地区老年人被纳入城镇化户籍保障，及潮汕、客家等保留着敬老传统的地区，在此不论），不难发现，城市老年人因为有单位、企业作为“集体”积累和背书，有社区居委会、街道医院、养老院、活动中心等“集体”公共服务载体，便有了幸福的基础。

而乡下老年人，没有“集体”可依赖，同时宗族文化又被“大集体”自己扫到历史的“垃圾堆”，就算曾经可依赖的家庭和“孝道”，也已被现代商品经济冲击得面目全非。

有“集体”作为中介，“国家”就可感、可沟通、可依赖；没有“集体”、“国家”就是一个遥远的概念。《No country for old man》（电影《老无所依》）里，“暴力”后面隐藏的深深的“无力”，并不容易挣脱。

求人与求己

我乡下的祖辈已日暮西山，来不及讨论“老有所依”；父辈们则正在转换的档口，与有些调查报告里的乐观结论相比，呈现出的却是悲观和焦虑。

跟父亲吵了一辈子的母亲，这两年突然对父亲关切和温和起来，在上海帮我带孩子的这两年，每天必须要跟父亲视频通话。通话无非是些家长里短，多去看看老人，地里的花生、辣椒该去摘了，工作累不累之类……工作累？还是再坚持坚持，为咱再存点养老钱……

我的心中其实充满悲伤。当同龄城里人的父母在盼望着退休，计划着退休去哪里玩，计划着买这样那样的装备，我乡下的父母却在盘算着还能坚持多少年……

同样为国家做过贡献，也同样为城市、工业做过贡献，No country for country old man，当时代和“国家”都“无所依”，占人口相当比例的他们何去何从，并没有乐观的答案。

我所知的比较好的答案有二。

其一是李昌平先生的“乡村内置金融方案”。

乡下老年人多少有一些闲钱，存银行不划算又有风险（这两年不少银行存款就不翼而飞），而乡村外置金融始终不愿进入，农户贷款困难。李昌平先生便把老年人组织起来，建立金融合作社，老年人可以把闲钱投进来，支持本土乡民搞生产。

骗本乡本土的老人的钱，无疑是个天打雷劈的事儿，加上贷款需合作社里五位或以上老人联名担保，老人鉴于对自己资金负责的角度必然认真了解，便基本不会出现现代金融始终难以解决的骗贷等道德风险问题。

村民有了贷款，推动了乡村生产建设，还能支付利息。老人们的钱有了回报，更重要的，是围绕贷款、利息收益分配、公共事务建设和管理，形成集体议事体系。老人们有了自己的集体、自己的话语权，才能老有所依，乡村建设的自发性力量也才有所依……

此时，政府与其大量重复建设，大量把钱塞给贫困户，不如主导成立乡村建设基金，投入一定资本作为种子基金，吸引老年人入股，并将收益投入到地方公共事务建设。在带动在地化产融结合、盘活乡村自发建设力量的同时，解决地方养老、乡村缺乏集体及议事机构的弊病……可谓治本之策。

只可惜，这个有效的方案尚未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重视。

其二是乡村互助养老设计。

既然无所依，那就求人不如求己。

乡村可建立“互助养老社”，年满60岁可加入。60岁左右的老年人，身体往往还健康，有一定照料能力，可以参与照料社内年龄更大、身体不便的老者，并可兑换成“养老券”。当自己年龄增大或行动不便时，便可获得社内“新生”老年人的照顾，或凭券获取相应服务。

此一设计，开端需要政府的信用背书、鼓励及推动——随着中国老龄化不断加快，城市有老龄办，县乡政府也应该设此组织，并推动类似事务发展。

“个人-集体-国家”，新中国乡村发展历史表明，“个人”太弱小，“集体”无法包办一切，“国家”也绝非万能，尊重个体、依托集体（或第三部门）、国家统筹，平衡发展，而非谁进谁退，这才是美丽乡村、和谐中国的希望所在！

• 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乡村旅游&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 参考书籍/文章：

  梁启超：《梁启超论教育》

  毒药君：《老无所依！日本这部良心片告诉你长寿有多可怕》

前天，领导谈了餐饮浪费现象，简单说就是号召大家有多大肚子吃多少菜。领导还专门把各省领导请到北京开会：

产量只准增，不许减。

接下来的几天，画风变得有点凌厉。先是官媒警告：特殊时期、关键时刻。然后是武汉餐饮协会的N-1点菜，最后是各大直播平台整治吃播，还明码告知各位主播，桌子不能摆满，不能暴饮暴食：

也不能事后扣喉呕吐造成浪费。

历史上，号召餐桌节俭的人有很多，比如春秋时的晏子请齐国军队三个高级干部吃饭，却只点了两个桃。郝大星说这是好事，吃个煎饼非要两杯豆浆的人，是得管管了。

直到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主产区夏粮收购进度”公告里，主产区小麦同比减少938.3万吨的信息刷爆了朋友圈。

乃悟查了一下，7月份以来，小麦价格同比去年上涨5%左右，玉米价格也上涨到了5年来的最高位，比去年高了整整2成，大豆价格也涨了3成。

饲料的主要成分上涨，直接导致猪肉价格也飙升了：

85%。

但按照领导们的说法，今年粮食根本没有减产，夏粮再次丰收，达到了历史以来最高水平。4月时，农村农业部的领导还专门和大家说过：

没必要囤粮，粮食还是吃新的好。

至于夏粮收购同比减少接近1000万吨，据说也和仓储能力没有关系。官方数据里，中国有效粮食储备体积为9.1亿吨，目前还没到满负荷状态。

洪灾确实造成一点影响，前几天，水利部领导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洪灾影响，江西有三分之二的水稻没有及时收割。数据显示，大约有1130万吨的稻米因为洪灾而损失。

乃悟算了一下，这大约占到了全国水稻产量的：

5%。

中国夏粮产量仅占全年粮食产量的5分之一左右。真正的大头是秋粮，占到了全年产量的75%以上。

退一万步讲，哪怕产量稍微受到点影响，进口也全部补足了。仅仅是在上半年，我国小麦进口就超过了过去十年的全年水平，光6月份的进口量就达到了7年来的最高水平。

所以说，中国粮食所受的影响，远远比国外小。

联合国数据显示，今年的粮食将比往年减产20%左右，人类可能要迎来50年来最严重粮食危机，会有27个国家将面临粮食安全的危机。

全世界年产粮食25亿吨，拿来做贸易的不到3亿吨。减产20%如果成真的话，不但没人拿粮食做贸易，还有2亿吨的缺口。

这个背景下，全世界的粮食出口国都开始搞起了粮食出口管制。这种捂盘，严重改变了原有的供需平衡，推高价格后，造成了更严重的捂盘。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了河南许昌市的一个大户，往年一丰收，大户就把粮食都卖了，今年6月，小麦刚丰收时，价格是1.07元/斤，但现在，价格已经涨到了1.15元/斤：

晚卖一天，多赚几千。

领导说不要浪费的那天，国家粮食与物资储备局官网上突然挂出了一份签发于今年1月7日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一定要做好秋粮收购工作，明确说个别地区存在仓容不足、收购库点偏少、粮食品质下降等问题。

乃悟看到一些居心不良的外国人说，中国不顾自己的粮食安全，号召节约粮食是为了支援非洲人民。

这话得分两头说，你们自己不捐还不让别人捐，那边受蝗灾和疫情影响的朋友们吃什么？

另外，我们都能捐粮食了，粮食怎么可能有问题？

电视剧《三十而已》最近大结局了，笔者本来没有观看的计划，但架不住天天被微博和抖音上各种片段刷屏，只好充了企鹅会员，一集不落的看了一遍。

平心而论，这部剧拍的还算可以，尽管没办法跟国外的同类剧如《欲望都市》《东京女子图鉴》相提并论，也很难看齐大陆十几年前的《粉红女郎》和《好想好想谈恋爱》，但在优质电视剧愈发匮乏的当下，《三十而已》还是要比《精英律师》强1000个《娘道》。

这几年国产电视剧在蹩脚编剧和流量小生的加持下，大都开始放飞自我，比如2019年奇幻大剧《封神演义》里杨戬爱上苏妲己，豆瓣喜提3.3分；被两大卫视安排在黄金档的《如果岁月可回头》鸡汤废话一箩筐，让靳东的油腻程度从92号提到95号；更别提剧版《爵迹》了……

我们的文艺事业这些年越来越像中国足球：心安理得的做最差。所以《三十而已》在一众矮子里面，绝对能算将军。不过笔者在花了两天三夜足足看完43集之后，还是要下一个结论，那就是：包在提拉米苏里的老鼠药，要比搁在农药柜台上的百草枯更容易让人中招。

换句话说，《三十而已》这种剧你还是要少看。具体的原因有三个：

下面进入正文部分。

01. 配方：源于生活，低于生活

《三十而已》跟前几年盛行的粗制滥造、大干快上、故事虚假、内容苍白的现代都市剧相比绝对不能算烂剧，但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创作水平仍然是“源于生活而低于生活”。

所谓低于生活，是说一旦到了需要展现人性及主题真理性的场合，国产剧就瞬间切换到“冲突不够，人渣来凑”的狗血模式，从《我的前半生》里的陈俊生、《都挺好》里的苏大强、再到《三十而已》里的许幻山、梁正贤、林有有，剧情全凭脸谱角色的“行为不端”来推动[4]。

在戏剧理论里，概念化、标签化、扁平化的叙事手法必然是简陋和低级的。导演徐浩峰讲，他们上学那会儿教的是，想表现“我爱你”，台词就得写“我不爱你”，人会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这叫生活修正本能。但现在的剧都很弱智：你爱她就说爱她，你人坏就得掉渣。

垃圾能够登堂入室，和网络平台“开口我有大数据，闭口目标观众群”的生产环境有关。前几年因为大IP剧，业内涌入了不少业余编剧，这批人的创作能力在行业及格线以下，导致很多影视作品在剧作环节是零分甚至负分[2]。《三十而已》就提供了一个现成案例：

女三号钟晓芹是上班族，没有写作基础，没受过专业训练，第一次辞职写小说，就拿到了150多万的版税，如此天赋，余华看了沉默，莫言看了流泪，村上春树看了撕心裂肺。这个虚假剧情折射的，正是一类“随便写写就是写小说，随便编编就能当编剧”的幼稚想法。

成熟的作家、编剧均是创作职业化的结果，就是说一个有天赋的写作者如果不把百分百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创作，便根本不足以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全职写作有相应的风险与代价，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就讲，一个人作家在决心写长篇之前，必须有足够多的原始积累保证自己不会挨饿。

编剧艺术是时间的艺术，作品深度是作者的深度，内容行业是农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剧集制作再怎么产业化，也不能让讲故事的人产出化[2]。

业余编剧缺乏深度，缺乏生活的沉淀和积累，但又想出作品，就不得不靠脑补和瞎编。而脑补和瞎编的成果，一定带着标签化的强烈俗套。比如在描绘都市渣男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业余编辑只能往“窝囊废、小气鬼、骗炮男、陈世美”这四种类型上去编，毫无新意。

不光是新一代的编剧，受校园青春疼痛文学启蒙的新一代观众也有同样的问题——纸媒时代追郭敬明，门户时代追木子美，移动时代追咪蒙——对生活的理解更多来自于别人的填鸭和投喂。遇到经验之外的艺术复杂性与历史厚重性，就用“三观不正”强行消解。

于是，在新一代观众眼里，《包法利夫人》成了“两个世纪前作天作地作死自己和老公毁了一家子人的法国女文青的故事”；《英国病人》成了“把婚外恋说得冠冕堂皇”；《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屌丝逆袭；《断背山》是gay男骗婚；《泰坦尼克号》是旅行出轨……

作家金宇澄在《十三邀》里说过：“我们年轻的读者，对三观不正特别敏感，还有是一个最不好的词，“渣男”这个词最不好，（人）本身是非常复杂性的东西，这个也渣男，那个也渣男，你把这么复杂的人性变化，你用这么低能的一句话就去涵盖它，太幼稚，太可怜了！”

一个人经历越多，才越会发觉人的复杂。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有一句名言——你连世界都没有观过，哪来的世界观？时至今日，就是这种认知体系稚嫩的人在带观众看世界，看到的都是“带节奏、洗白、油腻、渣男、绿茶、屌丝、中央空调”等网络标签的落地。

乍看很丰富，其实很贫瘠。编剧只会标签化，观众只懂标签化，最终一定会导致剧情来自生活，但却远远低于生活。

02. 调料：鸡汤循环，情绪轰炸

当然，事情可能有另一个解释——不是《三十而已》够不上好剧的标准，而是它压根没打算套进剧的标准。

如果说之前那类表情包、抠图的剧叫做“PPT剧”，那么《三十而已》则开启了“公众号剧”的新篇章，它频繁设计可供舆论发酵的互动讨论环节，只为切入痛点、引发焦虑、吸引流量，有评论形容：这就是一款专门为微博热搜、短视频热榜、社交媒体传播量身定制的剧。

只要能把近期热点塞进爽剧拼盘，结构、人设可以随便牺牲，前情、后续可以自相矛盾；为了最大程度地迎合观众，该接的地气要接，不该接的地气硬接；为了让观众有代入感，有YY空间，为现实题材安排仙侠情节更是家常便饭。搞得角色不像是在过日子，更像是在游戏里开挂通关。

一个真相在于：一部国产剧烂或好，并不必然构成它的存续标准，并不是好剧才会火，烂剧一定沉，关键看它是否有热度，是否引起了话题。只要观众能一边骂一边看，平台就能一边收视一边赚。不怕你不骂，只怕你不看，真没人骂了，利益方甚至会雇人出来骂，反向营销岂不快哉？

什么样的东西有流量呢，看看公众号就知道了：鸡汤情感、八卦绯闻、绿帽出轨……这些内容不是爆款文章的全部，却足以代表爆款中最low、最无门槛、最易生产的那部分。所以，别看顾佳、王漫妮身上有中年危机、性别平等、职场压力等严肃议题的蛛丝马迹，它最终都要绕开严肃，回归撕x情绪。

这些速成、猎奇、通俗易懂、简单直给、不挑战观众认知、不寻求深刻传导且适合集体吐槽的狗血桥段经过电视艺术重新编排后，转瞬就能为一批寄生在热搜产业链上的公众号指引方向，它们会迅速生成走量不走质、走肾不走心的爆款鸡汤文，为下一轮“公众号剧”提供宝贵的创作思路。

这催生了一种新模式：剧情要素来自100篇情感爆文，渣男、绿茶、lowB、贱人、海王……应有尽有，精准轰炸你的情感神经末梢，然后催生出100篇新的爆文，进而启发续集的创作思路，逐步形成了以“鸡汤文内循环为主体、现实外循环为辅助”的电视剧发展新格局。 

对这种新鲜出炉的骚操作，我们真的陌生吗？不，几年前就有人这么干了，只不过它1.0的版本叫“互联网+”。从2015年开始，一部分创作者为了配合平台打造有“网感”的影视剧，不再研究创作，转而研究观众，恨不得每一场戏、每个人物都是为挑逗观众G点、迎合固有成见而设计的。

目标受众开始出现细分：女观众、废宅、直男、小镇青年、都市白领、独立女性、95后、00后……在这类依托算法、大数据、市场趣味的“理财产品”实现定向收割的过程中，具备作者性的创作早无立锥之地，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因为它们不平滑流畅、不利于下咽，无法成为普罗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

2018年，在中意电影论坛上，有记者问《完美陌生人》的导演保罗-杰诺维塞：在中国拍电影要考虑小镇青年的口味，你平时创作是否也会遵照相同的逻辑？保罗的答案是，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可以说导演的确是为观众拍电影的，但导演永远不应该为特定的观众拍电影[2]。

真正的好作品，需要迎合观众吗？

过去几年，印度的《摔跤吧！爸爸》、泰国的《天才枪手》、西班牙的《看不见的客人》均未分析受众，却都凭借娴熟的类型片手法与精巧的剧情安排征服了中国市场的票房和口碑，原因很简单：中国观众其实是识货的，欣赏国外佳作，只需要一个靠谱的字幕团队。

真要谈受众，好作品的受众是全人类，美剧连太平洋都能飞过去，我们的“对口”剧却总觉得隔了一条江、换了一拨人，内容就卖不动了。其原因或许在于，垃圾制造商也看过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只能盯着一类人坑。

03. 火候：搁置争议，兜售粉饰

除了以上问题，《三十而已》最大的症结并非无效叙事、口水台词与狗血情节，而是它滥用了一些原本值得讨论的现实议题，用时兴的话讲，叫浪费公共资源。

有些人可能会说，看国产剧就是打发时间图个乐。我想说的是，那是因为国产剧有段时间做烂了，导致精英观众大量流失，变得只对美剧、韩剧、日剧抱有期待，这个现象不仅不能证明“看剧等于娱乐”，反而应当成为国产剧“知耻后勇”的督促——大家仍然需要在故事里找价值，只是不相信还能从你这里找价值。

一个故事有没有价值，取决于创作者是否发现了新的社会阻力；一个故事好不好看，则取决于呈现阻力的钩子是否精准地道。在电影愈发偏重视觉享受的当下，电视剧本就是时代中最能表现社会形态和生活形式的媒介，观众渴望在此看到真正的好内容，即对社会有观照，对生活有比喻，对人生有启发的内容。

好内容必须具备“生命感”，须经过深入思考，须对现实进行提炼，须保持人性温度。颜丙燕、李现演过一部《万箭穿心》，其中有下岗、出轨、自杀、夫妻矛盾、婆媳矛盾、母子矛盾等情节，但它的戏剧冲突非常扎实。观众看完只会对万箭穿心的中年生活感同身受，不会嫌冲突少，只会嫌冲突多。

反观《三十而已》，其创作仍是套路化的、程式化的、配方式的，只见技巧，不见生命，这样的内容只会引发吐槽、引发点击、引发同行效仿，却无法从根本上感动观众。它不是一些人指出的“结尾塌了”，而是初心就没多好，本就是抱着流行的目的，压根不敢有流传的企盼。

无论是全职太太、沪漂女还是小职员，即便不考虑近期被频繁消费的年龄30+，仍有不少点可以挖，如城市生活的社会责任、道德素养、人生思考、人性变化、经济压力、政治生活，即便最后一条无力触及，前面都可以探索，不至于拍成2020年的《妻道》。

换句话说，《三十而已》不过是兜售了一份伪中产的幻想，和独立女性的奋斗史或觉醒史无关，三个女主都实力配不上野心，受消费主义捆绑严重，还缺乏一技之长，更重要的是，貌似对感情有主见的她们，却都期待一份过给他人看的幸福。

按照恩格斯的论述，女性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就是进入到“专偶制”家庭，这种婚姻制度的本质，就是男性对女性的剥削。很多人在这种剥削形式中寻求物质补偿，自以为扳回一局，其实不过是浮士德与魔鬼签了一个约——项链戴在奴隶的脖子上，再华丽也是锁链！

我们也不妨来看一些正面案例，看看好的女性题材是怎么表现“矛盾”的：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讲述女性困境的时候，就没有丑化男主，在故事设定中，孔侑饰演的男主和女主金智英的感情非常好，可以称得上她在男权社会中的避风港。即便如此，金智英还是会不断收到家庭、社会、职场等各种环境射来的暗箭，这才是最讽刺的地方。

比如男主想休假帮她带孩子，但韩国的潜规则是你只要提休假，晋升就没戏了。金智英一想，影响老公工作就划不来了，毕竟家还靠他养活呢，只能深明大义继续受累了。你看，这就非常高级地表现了女性在传统东亚社会的框架内是如何被设计的：你想突破，条件早就封死了，你碰到壁甚至会主动退回去。

看过《82年生的金智英》，就不难明白何为“根本矛盾不解决，小确幸掩盖不了大失去”；而看过斯嘉丽·约翰逊的《婚姻故事》，就不难明白“女人不需要你理解只需要你爱”是句PUA术语。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看看好莱坞电影对女性权利的讨论具体进行到了哪一步？

在《婚姻故事》里，“寡姐”斯嘉丽·约翰逊演了一个有才华的舞台剧演员，她丈夫是纽约一个小有名气的舞台剧导演，两人看似平稳的关系是以女方一直以来的牺牲去维护的，这个牺牲就是她原本可以去洛杉矶发展，拍美剧、拍电影，成为世俗意义上更成功的大明星。

寡姐为了感情一直隐忍，忍到了男方忘记了她的才华和可能性，觉得她只配给自己打下手——要是没我，你连仅有的事业都捞不上——然后他就打脸了。

但《婚姻故事》也没有去刻意丑化谁，它只是真实反映了那类相对平和的大男子主义者的缺陷，即他们在潜意识里仍没有把伴侣当成独立的个体，对她们表露出的个性深感不安。

这些你在《三十而已》里统统看不到，它只提供舒适圈、从众台阶、成功度量衡与道德审判，不干输出价值、剖析人性、启发观众的赔本买卖。退一步说，它也应该学学二十年前的《欲望都市》，在时尚、爱情和性启蒙上做一个表率，提高一下国内都市题材的level，而不是以手撕鬼子的逻辑把大女主剧拍成鉴婊神剧。

文艺作品虽然没有改变现实的责任，却有反映现实的义务。

真正塑造独立女性，就该明白她们要的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精英，而是心理上更平权的男性；真正反思从众代价，就该把孽债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囫囵吞枣地推给“渣人帮”；真正探讨身份跃升，就应该有像《寄生虫》一样素描阶层的觉悟，而不是粉饰乡愿。

按照剧评人毛尖的观察，以职场剧与女性群体为代表的国产剧质量滑坡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话语体系越来越认同富人，过去的琼瑶剧虽然也有瑕疵，但它的角色认同基本是在财产少的人身上。近些年来的国产剧媚富严重，穷人变得既不占理又猥琐，富人可以抢走穷人的东西，还能在道德制高点上挖走后者的对象[1]。

青春剧对富人阶层的认同尤其明显，有钱人的平均颜值比普通人高出几个段位，在电视剧这种媒介形式里，颜值即是正义，镜头语言显然经过了特别安排。至于连篇累牍地嘲弄小镇青年没见过世面的桥段，在近年的国产剧里更是不胜枚举。

这种东西看多了，人人只求不会沦为被群嘲的那一个，而这正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不谋而合——你被欺负，是因为你混得不够好，爬得不够高，关系不够硬，钱塞得不够多。试想，如果一个社会只有塔尖的人才能保有尊严，下面的人都活该内卷，然后大家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这种环境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吗？

在这一点上，《三十而已》很像之前那部《都挺好》，不表现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表现相对安全的次要方面，它们的确有真实的部分，但也都偏离了各自最需要表现的部分——每当总结女人过得不幸福，就把原因甩给原生家庭和个人不努力，这是一个想当然的西式处理，没有对中国社会的具体矛盾作检讨[5]。

国产剧对矛盾不仅不检讨，总体还持维护态度，维护的手段有两个：一个叫“斗小三”，当然也包括“斗渣男”“斗海王”“斗lowB”；另一个叫“往上爬”，你给富人提鞋、浇花、遛鸟，都没关系，三十六计也好七十二变也罢，只要爬得够高，就没那么多事了，爱情、婚姻、家庭、事业、面子，自会手到擒来。

或许是现实的不完美成了创作者屏蔽现实的动力；或许是观众对于纯粹女性题材与现实题材的反响冷淡，不足以给予创作者与资方信念；又或许是SC高悬，使得所有国产剧在价值观上都是迎合，而不是引导[3]。但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在起作用，《三十而已》目前的表现都算不上很尽力，更像是机会主义的新一拨抬头。

机会主义就是：既不关心世界从何处来，也不操心它将往何处去，只写“你希望的世界的样子”和“你害怕世界变成的样子”，前者让你爽，让你飞；后者让你愤怒，让你恐惧。两者里应外合，流量与money就到手了。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