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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如何判断，易宪容。
标签： 中国
镜头下的公安局，成年人的尊严不值一文，撕开了底层的残酷
作者| 艾飞
来源| 局外人看电影(ID:cstkkj）
王兴曾说过一个数据，说中国的本科率大概只有4%左右。也就是说，一百个人里，也就4个大学生。
可为什么在我们的感觉中，身边个个都至少是大学文凭。其实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就比如公众号这个东西，中国有N亿人不晓得这是个什么玩意，会看公众号的人在中国就是小比例人口。
尤其是对很多在移动互联网中长大、生活的00后来说，中国就是网上那些人的组合，比如从微博来看，不知道的还以为中国人都吃了没事，整天就关注几个明星的鸡毛蒜皮。
可中国太大了，就像贾樟柯说的：
不能因为整个国家都在跑步前进，就忽略了那些被撞倒的人。
这些年，我经历了太多的长辈们，他们一生勤勤恳恳，把自己献给组织，献给子女，生活照样把他们压在底下踩，年纪越大踩的越深，直到陷进土里，没人记起……
我总觉得，不管是谁，无论他拥有什么，只要把他们个人生命的痕迹、经验讲出来，就会充满力量。
前天看了两个纪录片，是周浩导演的《差馆》和《差馆2》（下面简称为《差馆》），片子看起来非常“简单”，周浩扛着摄像机，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的春节前夕，记录了广州火车站，一个公安局里的众生百态。
《差馆》的牛逼之处就在于，它的拍摄场合是公安局，而且真实记录了火车站里，老百姓向警察寻求帮助的日常。
就连见多识广的周浩也说：
在拍这个片子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中国有这么多文盲。
纵观整个片子，《差馆》里记录的大都是底层老百姓和边缘人物，他们有的是没钱吃饭的，有的是工资被拖欠的，有被骗的被偷的，有没钱回家的，有被人打的，有带孩子偷东西的，有神神叨叨的，还有各种小贩等等。
看《差馆》会有很强烈的熟悉感，就像自己曾经在车站，也路过他们身边。
片子一开头，一个喝的醉醺醺的男人跟一个公安在对话，这哥们刚被放出来，摇头晃脑的说：
5块钱的饼干，把我关了10天。
公安回道：那饼干28块钱…偷别人东西肯定要关嘛……
男人提高音量说到：饿死了，饿死了怎么办。
公安无奈的笑笑，男人一边说一边摇摇晃晃的走出公安局……
在《差馆》里，警察的无奈和百姓的心酸常常碰撞出一种很滑稽的“喜感”，很多时候有点像周星驰的电影片段，看着“搞笑”，其实是无限伤悲。
有个小伙子来广州打工，黑工骗走了他的身份证，离开的时候他神情严肃的对警察说：这搞的我很伤心。警察叔，能不能现在送给我10块钱，我马上坐车去找他们，我钱不够了。
小伙子收到钱，三步一感谢的离开的公安局，嘴里还不停的说：
这真的搞得我很伤心……
到了晚上，一个大爷来报案，说有人偷了自己的东西，警察问他偷了什么。原来，大爷是个捡垃圾的，他捡的上百个矿泉水瓶子，被另外一个捡垃圾的人偷走了……
在这个火车站里的公安局里，每天都有络绎不绝来求助的人，每一个人的问题都很具体，很多在我们看起来都是很小的事，对他们而言，可能就是要命的大事。
面对镜头，有个警察坦诚的说到：
我们也没办法，98%、99%都是解决不了的。
在《差馆》里，有一个“大神”，这哥们憨憨的，跑到公安局用热水泡面，面是从救助站领的，没有佐料，干泡。他回家的火车票也是广州救助站提供的，哥们笑嘻嘻的跟警察说：
我钱全部寄回家了，我搞忘记留车费了。
原来，这哥们每个月在广州能赚2千块，但为了把钱全部寄回来，一到过年，就到救助站蹭吃蹭票。
你说他坏吗，我不知道，但这哥们一看就是那种一览无余的老实人，两包无色无味的泡面下肚，就能一脸满足，笑的乐呵呵。
如果菲茨杰拉德看到，他应该会说：
每当你觉得想要批评什么人的时候，你要记住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拥有的优势。
而且《差馆》让我对警察也有了更具体生动的认识，很多东西其实就是这样，你越拒绝公开，其实就越失真，越像冷血的机器。
片中，有个说粤语的年轻人走进来，紧张的说了很多，大概是要去一个地方领工资，身无分文，想让警察跟公交司机说一声，让他免费上车。实在不行，给个两块钱坐车也行。
对面的年轻警察一脸苦笑。
他摊摊手，无可奈何的说：
我们坐车也要钱的，这样吧，我私人给你两块钱坐车吧……
中国很多人都喜欢贩卖焦虑，尤其是很多所谓成功的商人，动不动就爱消费老百姓。今天刷到俞敏洪一个视频，他站在台上，高谈阔论的说：
当你的工资比你同学少一半，证明你生命已经浪费了一半。
这话一说出口，我就决定，以后我对他的称呼也要改口成：
俞神棍。
暂且不论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如果按俞神棍的说话，生命以钱的多寡衡量，那今天的中国，岂不是满大街都是活着浪费空气的人？
可事实是，这世上就是有很多人，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命运的啊。
在《差馆》里，有个话都说不太清的小伙子，也是我们江西的，他一下午跑了6次公安局，他爸爸过世了，妈妈不要他，也不识字，身无分文，想让警察把他送回家乡。
有一个小姑娘，爸妈离婚，爸爸带着她到火车站偷东西，爸爸被拘留后，她还是哭着说想要爸爸。
还有一个小男孩，看起来像流浪汉，别人让他偷东西，他不干，就被打了一顿……
他们一个个都在用力的活着，你能说这就是“浪费生命”吗？
在火车站的公安局里，每天都会关很多人，但其中有很多“常客”，他们都是在广场上做生意的小贩，卖饼的，卖水的，卖小凳子的以及拉车的等等。
里面有个姑娘，第一次到广州卖开心果就给抓了进来，周浩问她进来感觉怎么样，姑娘鼻子一酸的说：
感觉钱很难赚。
有个拉车的大叔很有意思，有一次买六合彩，中了8千块，连着3天请人吃饭，在第3天的时候挨了一顿打，第4天就身无分文了。
大叔说：
我拉车是为了生活，是为了买酒，我没偷过也没抢过。
说着说着，不知道该说什么，摇摇头叹了口气……
有的小贩已经被抓习惯了，家里人问他在哪，他还开起了玩笑：在住不要钱的房子。
其中有个卖烤饼的大哥，周浩问他进来了怎么还这么高兴？大哥苦笑着回答：如果不能在外面卖东西，对我来说，里面外面不都一样嘛，在哪都一样。
这大哥也知道火车站不让卖，可是他的烤饼卖两个赚1块钱，也就在火车站这种人流量大的地方，能赚点小钱。周浩问他为什么知道不能卖还卖？这大哥指着肚子说：
这里要吃东西嘛，小孩要吃东西嘛……
纪录片《差馆》呈现出来的中国底层众生相，是残酷的，是荒唐的。
贫穷和窘迫，给他们带来的，是黑色幽默，是一种笑嘻嘻的“厚颜无耻”，很多时候观众都会看着发笑，但笑里发酸。
周浩拍的纪录片，都呈现一种“混沌”感，它能让你对那些确定无疑的事，感到不那么确定，能让你抛弃公共的认识，对人和事形成你自己的想法。
比如，片中记录了警察发牢骚的一幕，很少见。
有个警察说，他妈的，年年辛苦，过了年还这么辛苦，可以给你安排放假也不给你安排…不当人看……
在他们办公室的一块黑板上，他们用自己的名字拼出了一个醒目的大字：
草。
生而为人，大都不易，太多无能为力的时刻，只能憋出一声淡淡的“草”……
我们每个人的世界都很小，活着要打交道的也就身边几个人，而《差馆》把我们的世界扩大了一点点。
基本上，每一个走进差馆里的人，身上都没有哪怕一丁点的尊严，甚至有的可怜又可恨，但你又不忍心怪他们，毕竟，他们只是想活着而已。
我经常会想，这也是各个导演碰到“技术原因”不让如实的拍电影，否则，以中国目前的人生百态，啼笑皆非，那一定是佳片不断的。
可事实上，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火车站依然人来人往，大家都在忙着找寻各自的出路……
头图| 一明
排版| Seagull
来源| 局外人看电影(ID:cstkkj）
我们误解了中国
原创：慕兰
来源：新青年2050（ID：xqn201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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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过万的人，真的很少
整个舆论都在制造一种中国很富有的假象。
“煎饼大妈月入3万”、“实习生月入5万”、“月薪一万是讨饭”……网络中总是充斥着这样的新闻。
如果用数据拨开浮云，你会发现真实的中国并没有自媒体描绘的那般富有。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其中：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也就是人均月可支配收入3270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也就是人均月可支配收入1218.5元。
以上海为例，上海2018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988元，其中工资性收入34365元，算下来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竟然不到5000/月，工资性收入竟然不到3000/月。
这数据是不是和你的认知存在很大偏差？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生活在上海的都是光鲜亮丽的都市白领，出入高端写字楼，月入过万都是标配。
再来看看农村贫困人口，中国的贫困标准是每人每年3200元（266元/月），以此标准，2018年末，全国农村仍有贫困人口1660万人。
也就是说，当你花几千块钱买一台手机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这是2000万群体全年的收入。
你可能很难相信，你的月收入达到5411元的话，就超越了80%的人！
有个数字也可能让你吃惊，那就是中国有8500万残疾人口，大约15个人里面有一个，可是你平时见过多少呢？
反过来看，我国大学生人数估算5千万，而你周围是不是本科以上的人比比皆是呢？
你如果不认同以上数字，只能说明你在自己的圈子里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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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想过，其实，你还是不错的？
有人说：海归没人瞅，博士满街走，硕士多如鼠，本科贱如狗。
可是，1978年至2018年，全国仅有博士80万，占总人口的万分之五点七，即5.7‱，顺带一提，中国千万富豪的比例是13.4‱。
但当你自哀自怨时，是否有想过，其实，你还是不错的？
因为，你是全国的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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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坐过飞机的中国人，比你想的多
实话实说，我也是前几年才第一次坐上飞机，以前一直以为坐飞机很贵，后来才知道很多航班比火车还便宜。
同时，也才知道，中国尚有10亿人口没有坐过飞机，4亿人迄今没有用上抽水马桶。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想，这就是生活的真相吧。
前几年，有位记者去偏远山区，碰到一母亲给几岁的小朋友煮方便面。
记者说：方便面不要多吃。
母亲说：不会多吃的，今天他过生日才给他吃一次，平时哪里舍得。
孩子生日就吃这个，这就是我们眼中的垃圾食品。
年初，在人民日报的微信上，看到一则新闻：河南洛阳降下暴雪，汽车站发往各县的公交停运。60岁的赵大爷不舍得打车，于是背着凉席、电扇和棉被等，徒步回80里外的老家。
当被问到这样走不冷吗？赵大爷说：“没事儿，越走越暖和。”
他说：年龄大了，挣钱不容易，一个月2000多工资，工钱还只给了一半。省下些路费，过年给老伴买件新衣服穿。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我父亲。他每次打工回家，都会扛着一个大大的蛇皮袋，里边有他的被褥、衣服，他也从来舍不得打车，甚至渴了，舍不得买一瓶一块钱的水，可是每次回家，他的大蛇皮袋里，都会给我和妹妹，买些零食……
图片里的这个瘦弱女人，不善言辞，接受采访时说，“赚钱就是为了供娃娃读书，读了书才有前途。”
虽然夫妻俩都在做背山工，可等到放假的时候，她们想让儿子来当回游客。
生活诚苦，可是，有些人宁肯亏待自己，也不愿意委屈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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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的，只代表你能够看到的
生活不是电影，生活要艰难得多。
吹散云雾，俯身细看，闪烁的繁华下面，是肩挑手提、低头耕作的芸芸众生。
一面是车水马龙的繁花似锦，一面是食不果腹的冷落凄凉。尽管几千万比起十几亿是百分之几的小数字，可却是，实实在在的困苦挣扎。
中国最新公布的基尼系数是0.465，这个数值不算低了，远高于国际通常认为的0.4的警戒线。
可能很多生活在都市的人感到难以置信，我们总是习惯根据自身周围的情况去推测全国。
狭隘的以为全国各地的城市都是车水马龙高楼广厦，月入过万是职场标配，本科生已经烂大街，可是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事实是你对真实的中国一无所知，这跟晋惠帝司马衷不理解“没饭吃、为什么不吃肉”是一个道理。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具体有多少城市，县，镇，村，很多人并没有准确的概念。
北上广深四座城市的总面积仅仅占据全国的0.33%，即便将4个一线城市和杭州、南京、青岛等15个“新一线”城市的面积加总，占全国的比重也不到3%。
这便意味着，超过全国面积97%的土地上发生的故事，是身处头部位置的人们看不清楚的。
那是一片广袤无垠而又令人浮想联翩的地带，那里有近三百个地级市，三千个县城，四万个乡镇，六十六万个村庄，近十亿人口真实的生活着。
就像柏拉图说的，很多人从出生开始就呆在自己挖的一个洞穴里，我们所见的世界只不过是被阳光抛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像，而我们这些洞穴的居民却把它当作是真实的世界，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过其他的东西。
而真实的世界却是在洞穴之外，在有太阳的地方。
作者慕兰，青年人的知心大姐姐，助力青年健康成长，职业发展，特别擅长叙述有温度、有态度、有深度的文章，观点独特、内容有趣，常有爆文。喜欢她的文章，推荐同步关注她的个人公众号“新青年2050”，一定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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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隆日记（11/19-11/22）
编者按：格隆博士会经常在格隆汇APP的专栏里，或者格隆微博里，写一些短小精悍的思考与感悟。未见得严谨，但读之，当有海滩徒步，捡拾珍珠的惊喜与喜悦。小编将最近几篇集思于此，以供争鸣。阅读更多，请移步格隆汇APP的格隆专栏，或者格隆微博。
拿掉农民工，我们的传统经济，还剩下什么？
拿掉风投，我们的新经济，还剩下什么？
【11月20日】 星期三
很多朋友问我: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国企，有什么问题吗？你怎么总为民企鼓与呼？
逻辑并不复杂。我是做经济学研究的，任何企业，作为一种产权制度安排，其存在的最大意义，一是创造财富，二是解决就业。
尽管国企占尽了信贷、土地、政策等方方面面的优势，但从我们有民营企业开始，国企盈利能力就始终比民企差一大截。哪怕是在供给侧改革高峰期的2017年，民企仍以近21%的ROE，完胜国企的10.5%（见下图）：
至于就业，过去20年，有17年，国企的新增就业人数为负。拿掉民企，中国86%的人会失业（见下图）：
弗里德曼是对的。
他的另一个著名观点是，所有通货膨胀都源自货币的超发(与猪无关)，而为了少还债(流通中货币是中央银行的负债)，所有政府都有通货膨胀的内在冲动。
很不幸，他还是对的。
【11月21日】 星期四
勾股大数据做了两张关于经济二十年的图，非常值得玩味（见下图）：
21世纪以来的20年，中国经济明显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阶段，两个台阶。
前十年，上帝给了我们一把近乎王炸的好牌，内部经济高速增长，外部大国关系和谐。那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0.7%，远高于世界经济年均3.9%的增速；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至第二位；人均GDP由1135美元提高到5432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这些标志性的突破与奠基，都是在这个被经济学界称为“黄金十年”里完成的。
遗憾的是，我们多数人，仍然只是在盯着桌面。
其实，经济就算从此”泯然众人”，也并不可怕，也就是快钱不好挣了而已。当代人类科技已达到的高度，足以支撑所有无硬伤瑕疵的任何经济体，维持年均3%左右的经济增速。日积月累，全中国人也足以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
可怕的是逆风而行。
改革开放这个词并不精确。其实没什么改革。过去四十年我们取得的所有成绩，基本都归功于开放:拥抱全人类科技创新成果，拥抱人类进化大趋势。如果我们再退回去，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于我们所有人都会是一场无法承受的灾难。我们再次变穷，或许连20年都不需要。
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随行记者拍了据说是那个时代第一张彩照:就算是这些挑选出来摆拍的人，你也能发现，他们里面，没有一个胖子（见下图）：
最后一张照片，如果我不说，你很难想象也拍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群少女的时尚与气质，哪怕放今天，也毫不逊色：
【11月22日】 星期五（上午）
不少朋友对我说的”硬牌基本都囫囵打出去了，中国经济或只是依靠惯性在前行”表示不同意见，他们一致的论据是:中国的互联网红利依然强大。
如果我说，中国的互联网红利(早)已见顶且在过去，你信吗？
还是秉承我的一贯分析模式，用数据说话。
第一张图，中国厂商智能手机出货量：
多数人看到的，只是华为66%增长的强大与一骑绝尘。极少有人去想，一个行业，只有一家公司正增长，其他全部大幅下滑，到底是那家公司真的太强大，还是整个行业不行了？
符合常识的理解是，整个行业在走下坡路。华为之所以一枝独秀，一是因为确实优秀，其二，我们必须承认，就算被动的，华为是始于去年五月中美贸易战的最大，甚至是唯一赢家。aiguo是一门好生意，在这个案例里体现得非常明显。事实上，现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没有人敢说华为的任何不好。
智能手机台数*每个手机下载的APP数*所有应用的在线时长，这三者乘积，就是一个地区互联网行业的市场空间。
这是一个很令人脊背发凉的数据。与此对应的是，过去一年，所有互联网应用，只有短视频一家的在线时长占比是增长的，其他，无论社交、资讯还是游戏，通通是下降的：
容颜易老，互联网也是。它救不了我们。
【11月22日】 星期五 （下午）
对于政府到底有没有减税，争议很多。政府天天说减税了，很多企业则抱怨是增税了。不少流量文章也都在批评政府根本没有减税。
我用数据说话(前提是财政部的数据是真实的，口径是连贯的):
1，中国税负水平，确实在全球都是最高之一(见下图)；
2，政府确实在减税。说没减，是不公平的。今年前三季度，税收同比下降0.4%。比例不大，但确实在减：
3，问题在于，同期政府非税收入剧增29.2%。这意味着，多数企业综合税费负担，大概率是在上升的。这也是为何很多企业抱怨税收不降反增的原因：
财政紧张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公务员的各项显性、隐性福利必然受到侵蚀与挤压。这必然会减弱公务员主动作为的动力。
而公务员队伍的动力，是中国这个特色经济体资源配置双引擎最核心之一(另一个引擎是企业家信心)。
它的衰减，当然不是好消息。
物价，最后的堡垒；就业，最后的稻草
◎作者 | 清和
◎来源 | 智本社（zhibenshe0-1）
通货膨胀，不算可怕；经济衰退，也非世界末日。但滞胀，是最难缠的经济灾难。
所谓滞胀，经济停滞或衰退，企业倒闭，大量失业，以及通货膨胀持续高涨，同时并存。滞胀危机爆发，意味着市场失灵，经济政策陷入两难。
若单是经济衰退或停滞，短期内可以做需求调节，扩张财政来增加投资需求以刺激经济复苏；长期来看，市场也有自我调节及修复的功能。
若单是通货膨胀，短期内可以紧缩货币，降低货币规模，压低通货膨胀。
若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市场短时间内失灵，经济政策左右为难——如果扩张货币或财政以刺激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则会恶化通货膨胀；如果紧缩货币及财政以打压通货膨胀，则会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失业增加。
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曾经说过：“大萧条，是经济学家还未能触及的宏观经济学的圣杯”。那么，滞胀，应该是宏观经济学的银杯。但不论大萧条还是滞胀，都是国民经济及民众的一盘“杯具”。
人类近代历史上爆发了百余次经济危机，但出现经济持续萧条的情况极少，著名的有19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1990年代的日本经济萧条。各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恶性通胀，比如一战后的德国、二战时期的中国以及如今的委内瑞拉。
滞胀危机的历史，则比较罕见。典型是1970年代美国持续滞胀危机。这场危机导致美国陷入长达十年左右的滞胀泥潭（比大萧条的时间还长），日本、英国及西方国家也受此困扰。当时美国集中了一批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对滞胀无能为力。尼克松、福特、卡特三任总统尝试各种经济政策，但都无功而返。
在大萧条之前，经济危机普遍源于市场失灵、供求失衡。但凯恩斯主义登台之后，经济危机尤其是这场空前的滞胀危机，被认为人为干预所致，即长期的凯恩斯式的经济政策积累下的毒瘤，导致经济停滞及通货膨胀同时爆发。
他山之石，可以窥探反思；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滞胀危机，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是时候，应该高度重视物价和失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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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经济最后一个堡垒
就业：民众最后一根稻草
货币潮水来袭，冲击了楼市、股市，而后冲垮了经济最后的一个堡垒——生活物价；经济衰退持续，蔓延到消费、投资，而后压断了民众最后的一根稻草——大众就业。 如此物价高涨，失业高企，滞胀危机爆发。
二战后，美国及西方国家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增长，日德两国快速复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国际汇率相对稳定，二战后20年西方国家基本上没有爆发较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但是，到了1970年代初，美元这只“灰犀牛”开始迎面奔来。当时联邦财政部主管货币的副部长保罗·沃尔克，给尼克松总统递交了一份修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报告。
1971年，黄金价格大幅度上涨，美元贬值压力大增，为了抢占主动权，尼克松在戴维营会议后决定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史称“第一次尼克松冲击”。这次冲击导致固定汇率、刚性兑付被打破，世界金融及货币体系大重构，这一根本性的变革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世界格局以及中美关系。
同年，联邦财政部预算官员阿瑟·拉弗，对当年国民生产综指做出了悲观预测。拉弗的言论在华盛顿及华尔街金融圈掀起了一阵风暴。不过，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并不认同拉弗的观点，看多主张普遍压倒看空。
在一次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讲台上，当时凯恩斯主义阵营的领军人物、世界最顶级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使用了“为什么大家都笑拉弗”这样嘲笑式的标题，回应了拉弗的悲观言论以及市场的浮躁情绪。
但是，当年的经济走向说明拉弗是对的。不过，此后两年发生的事情，估计远远超出了拉弗的预料。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打击以色列，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造成国际油价大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国际原油价格从1973年初的每桶不到3美元，涨到年底的12美元左右。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导致美国及西方国家物价大幅度上涨，从而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同时经济大幅度衰退，失业大增。从1973年开始，美国出现了低增长、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的局面。
1972年至1973年，鸡蛋上涨49%，物价“扯蛋”之后，鸡鸭鱼牛羊猪等飞禽走兽“齐飞”。在石油危机的推波助澜之下，肉类整体价格上涨了25%。美国民众大呼“牛肉自由、鸡蛋自由”。
1972年通胀率还维持在3.27%，1973年受石油危机影响上涨到6.16%，1974年高达9.2%。1973年，美国失业率整体维持在5%以下，到1974年底上涨了两个点，到1975年则维持在8%以上。1973年GDP增速5.64%，第二年断崖式下跌到-0.52%，第三年为-0.2%。
当时，人们喜欢采用约翰逊政府时期的CEA主席亚瑟·奥坤创立的“经济不舒适指数”，来衡量宏观经济状况。奥坤模仿气象温度和湿度表示舒适度指标的做法，将通胀率与失业率结合，整出一个“经济不舒适指数”。这个指数从最初的6涨到了滞胀初期的18。人们调侃说，这已经不是“不舒适”了，然后将其改称为“痛苦指数”。
滞胀刚发生时，美国政治家及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是短期现象。普遍的观点是，国际油价快速上涨制造了通货膨胀，打击了国内投资，导致经济短期衰退。
但是，石油危机过后，国际油价逐渐回落，但是美国通胀却愈演愈烈，失业率和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这时，美国意识到，滞胀危机并非简单的外部因素所致，而是美国经济体内长期累积的沉疴顽疾集中爆发。
货币主义创立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无处不在，并且总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句话道破了天机，直指美国政府长久以来执行的凯恩斯式经济刺激政策，货币大量超发，市场活力衰退，为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埋下隐患。
大萧条期间，古典主义跌落神坛，凯恩斯主义崛起，罗斯福凭借新政入主白宫，此后政府开始大举干预经济。二战期间，国民经济全面武装军事，西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到达顶峰。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美国长期执行凯恩斯式政策来调节经济。
不过，出于流动性陷阱的考虑，凯恩斯并不太信任货币政策，他主张通过财政政策，向社会借钱的方式刺激投资需求增加。后来，新古典综合学派创始人汉森和萨缪尔森主张相机选择，共同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他们依然更侧重财政政策。
根据美联储的分权机制，联邦政府无法完全操控美联储，每任总统最多只能任命两位联储理事，总统对美联储主席及理事有任命权但无裁撤权；总统无权干涉联储事务，美联储独立于任何政府机构及个人。
美联储与白宫财政部实际上是分开的两条线，包括总统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个人及组织可以同时决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谓的凯恩斯式政策更多寄托于政府能够掌控的财政政策。但是，如果没有货币发行量配合，财政扩张就容易提高利率，从而增加政府赤字。当时的凯恩斯主义者其实很强调财政预算平衡，对政府赤字极为担忧，这与我们今天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在五六十年，联邦政府所实施的凯恩斯式经济政策，其力度还是有限的，财政预算保持比较良性，货币规模及美元外汇维持比较稳定。
但是，到了1965年，美国约翰逊总统提出雄心勃勃的“大社会”计划，并试图大力增加财政预算及税收。1965年到1969年，联邦支出总共增加55%，每年增加11%，而在此之前三年每年支出增加只有2%。约翰逊总统试图让美联储为财政部买单，但他开始并没有把握，毕竟按照联邦法律，美联储主席不会听命于他。
这一年，美联储主席马丁提高了美元利率，这与约翰逊总统的计划相悖。于是，约翰逊找到马丁，向他说明为什么美联储要按总统的吩咐去做。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马丁回去完全照做，明显压低联邦基金利率，导致通货膨胀率快速上涨。在他任期内，联邦基金利率几乎就没有跑赢不断上涨的通胀率。
从1960年到1965年，美国通胀率都维持在1.6%以下的低水平。但是从1966年开始，通胀率大幅度上升：1966年飙升到3.01%，1967年回落到2.78%，1968年又反弹到4.27%，此后两年都在5%以上。同时，货币扩张导致美元快速贬值，最终击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后来，美联储历史专家、经济学家亚兰·H.梅尔泽揭了这位自1951年就主持美联储的马丁的老底。他以自己的学术人格揭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事实”：马丁一直认为美联储是联邦政府的内部部门，是政府意愿的执行者。
“美联储必须想办法补贴预算赤字。国会和行政部门设定预算。美联储就成了国会的代理人。他（马丁）认为不大幅提高利率就没办法补贴赤字。”梅尔泽说道。
约翰逊的“大社会”和对越战争，大大拖累了政府财政预算，税收逐渐增加，边际报酬递减，经济活力下降，通货膨胀隐患重重，逐渐酝酿了1970年代的滞胀危机。
1970年代这场滞胀危机，在当时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灾难。其成因主要是政府对经济的人为干预，表现为财政、货币的过度扩张以及经济管制。
滞胀危机爆发后，尼克松政府依然采用过去的思维，试图再用凯恩斯式政策来调节经济：货币扩张政策和人为控制物价。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尼克松总统是凯恩斯主义的拥趸。他曾经说过：“我如今在经济上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尼克松擅长政治及外交，弱于经济及货币，但他身边有一群擅长经济政策的官僚。阿瑟·伯恩斯，是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问题。他曾经担任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委员会主席，是格林斯潘和弗里德曼的老师，对尼克松的经济政策影响很大。
从1970年开始，伯恩斯担任美联储主席。由于与尼克松的关系，他被认为是“当代最政治化的”一位美联储主席，过于听命于华盛顿的政治需要。
面对滞胀危机，尼克松总统和伯恩斯共同选择通过美元贬值来降低失业率，刺激经济增长。事实上，在1971年，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已促使美元大幅度贬值。在浮动汇率时，美元对外大幅度贬值，国内通胀隐患加剧。
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政府与中东国家签署了石油国际结算协议，指定由美元作为石油国际结算的唯一货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石油美元。但是，石油危机爆发后，油价大幅度上涨，就相当于美元大幅度贬值。这是美国通胀快速上升的直接原因。
尼克松政府试图用货币扩张、美元贬值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降低失业率。但是，货币贬值会加剧通胀。尼克松政府采取第二种手段——管控物价。美联储负责刺激经济增长，联邦政府负责冻结物价压住通胀。这种配合看起来似乎两全其美，但结果是适得其反。
长期实施凯恩斯式政策，容易导致施政者盲目干预经济，养成“人定胜天”的思维惯性。人为干预的随意性和傲慢，逐渐取代法治的必要性和严谨。
当时，德克萨斯一个农场主将4万只鸡活活溺死在水塘，全国电视观众目瞪口呆。原因竟是当时家禽价格不够高，还无法获得补贴。1973年，顶着半边天的家庭主妇发起了一场为期一周的全国抵制肉类运动。
尼克松政府花了一整年的功夫冻结食品价格，阻挠工会加薪，批判阿拉伯人贪得无厌，呼吁民众降低石油采购。但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了，滞胀危机越陷越深。
生活物价是国民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之下，货币潮水冲击楼市、股市带来资产泡沫，冲击消费市场则引发市场价格整体扭曲，货币大幅度贬值，经济全面泡沫化。
大众就业是国民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经济衰退，造成企业收缩，投资减少，由于工资黏性，企业倾向于直接选择裁员而非降低工资，如此可能导致失业骤升。
货币之下暗流涌动、内热聚集，石油、水果、粮食或某一大宗商品物价大涨，则容易点燃物价之火，全面引爆通胀，深度打击经济。
滞胀，内热淤积，恶毒难消，中医、西医都不太好使，防患大于根治。
02
菲利普斯曲线失灵
新自由主义者崛起
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下，随着边际报酬递减，基建投资收益率越来越低，经济失去活力，增速下滑，失业增加。
同时，由于货币长期中性，扩张性政策引发的货币潮水淹没楼市后暗流涌动，一旦被某一外在因素点燃，则可能爆发全面通胀。
凯恩斯式政策便引发滞胀危机。
滞胀危机爆发后，当时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政府经济顾问，除了表示“惭愧”外，就是希望民众给他们多一些时间。
但实际上，除了民众已失去了耐心，一群蠢蠢欲动的经济学家已不想给主流凯恩斯主义者时间了。他们跃跃欲试，试图一举将凯恩斯主义者赶下台，夺取经济学的王权。于是，一场火光四射的大辩论、大批判就不可避免了。
这场大论战，促使人们重新反思凯恩斯主义及其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让人更加深入地理解滞胀危机，同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
1978年，芝加哥学派领袖罗伯特·E.卢卡斯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指出，当前商界学者面临的任务是整理经济灾难留下的残骸，然后判断在“凯恩斯革命”这一著名的学术事件中，哪些是可以保留和派上用场的，哪些又是必须抛弃的。即使无从知晓结果，但是可以确定是，必须重新审视自30年代以来从未仔细反思过的货币经济学基本问题，同时还需要重新评估发达国家制定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制度框架。
这场大辩论、大反思、大创新，推动经济学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群星璀璨时代。新一代挑战者中，包括弗里德曼代表的货币主义、布坎南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卢卡斯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科斯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波斯纳代表的法与经济学、阿罗为代表的社会选择学派、哈耶克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及蒙代尔、拉弗代表的供给学派等。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即新自由主义，大本营是芝加哥大学（学派）。新自由主义成功将凯恩斯主义推下王座，打击了新古典综合学派，但也促进了新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诞生了如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一批新凯恩斯主义者。
当滞胀危机爆发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感到极为困惑，亦或是不以为然。实际上，凯恩斯主义并不支持滞胀。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高通胀、高失业和经济停滞不会同时存在，通货膨胀率增加，失业率就会降低，经济也会增长，而经济停滞、失业率增加时，通货膨胀率则会降低。这就是著名的理论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其实是由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发明的，他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时（1958年）发表了《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文中，菲利普斯通过英国的历史数据论证了失业与货币工资变动率存在一种交替关系：即失业率上涨，名义工资下降，失业率下降，名义工资上涨。
这个很容易理解，失业增加，市场上的劳动力富余，找工作竞争激烈，公司就会降低工资，而失业减少，公司不好招人，就会提高工资待遇。这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供求与价格关系。
1960年，萨缪尔森和索洛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关于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将菲利普斯曲线纳入新古典阵营，并将其包装成为杀手锏般的理论武器。这两位经济学家在文中用美国的数据替换了英国的数据，并用物价上涨率代替名义工资增长率，得出了短期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替换关系。
简单理解就是，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失业率下降，失业率上升时，通货膨胀率下降。他们将这一理论命名为“菲利普斯曲线”。得到这两位当时最为顶尖的经济学大师背书，菲利普斯名声大噪。
有了菲利普斯曲线，萨缪尔森如获至宝，将其树为新古典综合派的大旗，以宪章地位而存在。新古典综合派可以根据菲利普斯曲线，为政府提供凯恩斯主义式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如果想要降低失业率，很简单，只要提高通货膨胀率即可。反过来，为了治理通货膨胀，难免在失业上作出牺牲。
在整个六十年代，萨缪尔森领导的新古典综合派是凯恩斯主义阵营的绝对旗手，长期统治着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菲利普斯曲线相当于凯恩斯主义的门面。
所以，长期以来，经济学家都认为，高通胀不可能与高失业、低增长同时并存。当美国陷入滞胀，出现高通胀、高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局面时，经济学家们也傻眼了。美国政府的政策陷入了被动，他们平时采用的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了，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对滞胀危机毫无办法。
滞胀危机的爆发，意味着菲利普斯曲线失灵，凯恩斯主义破产。
于是，被凯恩斯主义压制了三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各山各洞、各门各派，倾巢出动，抓住这个机会，把所有的怒火和理论武器，都狠狠地发泄到了菲利普斯曲线身上。“打蛇打七寸”，如果埋葬了菲利普斯曲线，就相当于踢爆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屁股，给予凯恩斯主义重击。
公共选择学派布坎南则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背后，是所谓的民主过程中，大众欲望膨胀对政治势力扩张的纵容，以及政治势力扩张对大众欲望膨胀的哄骗。演到后面，喜剧会变成闹剧，甚至悲剧。
买了房子的人、炒股的人，搞房地产的，搞企业的，都希望政府多发一点货币，这样贷款容易，房价、股价都上涨。而政府希望多发货币来解决自己的财政收入问题，也乐意见到经济表面繁荣、失业率下降，这样更可能获得连任或选民支持，而很少顾及后面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提出了极端的“卢卡斯批判”。他认为，凯恩斯式的需求政策在短期内就会被公众预期到，因而这套老把戏骗不了人。政策被公众预期到后，这个政策就有点像掩耳盗铃，效果自然就不明显。甚至还可能更糟糕，如果大家预期到货币扩张的话，很可能把钱拿去炒房子、炒股票，导致资金空转、经济泡沫化。
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认为，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搞信用扩张，利率下降，商品价格上涨，企业家开始盲目扩大生产，表面上市场欣欣向荣，但是实际市场需求并没有增加。当信用扩张无法持续时，当杠杆加到极限时，银行收紧贷款，表面的经济繁荣立即停止，陷入萧条，失业增加。
新奥地利学派的结论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市场受错误利率信号的引导，而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
在这场论战中，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的研究最为透彻，不少理论都击中了后者的命门。
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那个所有经济学家都关注的夜晚，弗里德曼抓住机会在获奖演讲辞中认真地批判了菲利普斯曲线。
弗里德曼说，菲利普斯曲线所宣扬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替换关系只在短期才存在。物价上涨时，由于短时间获取的信息成本太高，工人和雇主都产生“货币幻觉”：
工人错把名义工资的提高误认为是实际工资的提高而增加劳动力供给；雇主将产品价格上涨，误解为需求扩大而从而增加工人雇佣量。长期，等到工人和雇主都反应过来时，雇主就会解雇工人，就业则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弗里德曼的意思是，长期来看，增加货币供应，不会提高就业，只会增加通胀。弗里德曼表达的是“货币中性”理论，这一理论打中了凯恩斯主义的七寸，抽走了凯恩斯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
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财政扩张可以刺激经济增长，降低失业。而弗里德曼断言，用通货膨胀换取就业增加的凯恩斯式需求政策，犹如扬汤止沸，无疑是饮鸩止渴，将经济推向滞胀的深渊。
在这场论战中，面对这群积压了30多年怒火的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实在吵不过他们，于1967年离开英国，返回了阔别已久的澳洲。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给自己确立了一个新方向——研究中国经济。
03
滞胀危机：先抗通胀，还是先刺激经济
四大危机：滞胀+货币+债务+资产泡沫
新自由主义群殴萨缪尔森成功夺权，里根与沃尔克改革解决滞胀危机。至此，美国在低通胀中经济持续高增长，楼市、股市迎来史诗级大牛市。
然而，现代货币理论指向通胀而忽视货币数量，滞胀危机解决后，经济泡沫泛起，债务、货币及金融危机屡屡光顾。
糟糕的是，新兴国家或面临滞胀危机与金融危机叠加的复杂局面。
弗里德曼主张的“货币中性”理论，对凯恩斯的打击很大。目前，不少人坚持货币“短期非中性，长期中性”的主张。换言之，扩张性的经济政策短期刺激有效，但长期无效。
财政扩张，货币超发后，随着边际收益递减，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逐渐乏力，甚至陷入衰退；由于货币长期中性，经济陷入衰退时，因货币超发引发的通胀开始上升，如此滞胀危机爆发。
所以，弗里德曼极力主张控制货币发行量。他创立了现代货币理论，提出了单一规则，即央行应该以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弗里德曼认为，居民长期平均消费是稳定的，因此货币供应量增长应该与经济增长保持一致。
当时的美联储并不以控制货币数量为目标，而是控制价格为目标，即利率。在卡特政府时期，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克，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他上台后，与全世界为敌，不顾一切地打压通胀，大幅度提高利率。
沃尔克这种极端做法，造成了经济严重紧缩，加剧经济下行，失业率上升。在沃尔克看来，低增长、高失业与高通胀之间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只能先牺牲经济和失业，把通胀控制住，然后经济才能复苏，就业才会增长。
沃尔克这个主张在当时非常有争议。就连舒尔茨、弗里德曼、格林斯潘等经济学家都认为，沃尔克过度强调低通胀，对经济的杀伤太大。凯恩斯主义者容忍通胀，弗里德曼等则主张温和通胀。但是，在沃尔克看来，“一点点通胀也是危险的”。
陷入滞胀时，先控通胀，还是先刺激经济增长？
从尼克松、福特再到卡特，这三任政府对此都举棋不定，政策反反复复，反而加剧了通胀预期。事实上，不论从结果还是理论上都证明了，沃尔克是对的，忍受短期痛苦，先把通胀压住。为什么？
其中的逻辑不难理解：货币是一个经济的稳定器；如果货币大幅度贬值，市场价格则会全面扭曲，市场机制整体失灵，经济则会陷入混乱，经济衰退、停滞以及大规模失业则不可避免。
如果货币价格稳定了，市场才能逐渐恢复秩序，消费者、投资者、企业家才能做出相对合理的决策，市场自愈、自我调节的机制才能启动。如此，货币价格稳定，通胀被控制，经济和就业才会增加。
早在1940年代，德国弗莱堡学派创始人欧根就明确提出过这一主张——货币目标优先原则。他认为，一切宏观经济目标都必须让位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则是保持价格稳定。欧根提出，货币价格稳定，是对宏观经济最好的支持。
欧根的这一主张，被沃尔克成功地运用到了抗通胀之中。只是抗通胀这个过程中，货币大幅度紧缩，带来经济下滑、失业增长的痛苦，让人煎熬。
今天我们将解决滞胀危机的功劳算在了里根总统身上。里根改革缔造了所谓的“里根大循环”，但实际上里根的政策效果有限，减税法案也没有彻底实施，放松管制所涉及的行业不多。
成功关键是沃尔克按住了通胀，对内为美国经济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促进市场机制自我复苏，引爆了信息技术革命；对外重新确立了美元的强势地位，一扫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颓势，缔造了一个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新秩序及金融市场，促使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美国，创造了几十年的房地产、股票及金融大牛市。
1971年，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沃尔克终结了美元的统治地位。1980年代，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他又亲手将美元推上王者地位。这是一个改变世界局势、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
当时，沃尔克使用了虎狼之药，吸收了弗里德曼的主张，提高利率的同时，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
不过，当时供给学派的蒙代尔不同意弗里德曼和沃尔克的主张。蒙代尔赞同单一规则，即大拇指法则（蒙代尔老师丁伯根提出的“丁伯根法则”），但是他认为央行的唯一目标不应该是管控货币数量，而应该是价格。但是，这个货币价格，不是利率，而是物价，即通货膨胀率。
这是问题的关键。这就是货币政策，通常所争论的以价格为目标，还是以数量为目标。
按不同市场划分，货币价格有多种指标：利率、消费物价、外汇、国债、股票、房地产及金融资产价格等。
以价格为目标意味着管控价格，以数量为目标则是管控供给。在凯恩斯主义时代，央行主要以货币价格中的利率为目标。从沃尔克开始，美联储加入了弗里德曼的数量目标。
蒙代尔则认为，数量目标很难把握，可能导致货币大幅度紧缩，也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他的理由是，其实没有任何人知道市场上需要多少货币，谁需要货币，以什么价格成交。
弗里德曼认为，市场的货币需求量是稳定的。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延续了费雪方程式和庇古方程式的核心，即货币规模由商品交易量决定。
但是，弗里德曼忽视了一个正发生在他身边的革命——金融自由化及投资银行兴起。在1970年代之前，货币主要用于商品交易，而商品交易确实如弗里德曼所言是相对稳定的，因此稳定的商品交易量决定了稳定的货币供给量。
但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浮动汇率和信用货币极大地增加了资本市场的套利空间，从而刺激了投资银行大规模崛起。
里根总统推动了一系列措施，促进金融自由化，打破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界限，促进金融混业及投资银行发展。
里根总统在第二任期内，不再信任沃尔克，他先后任命了四名美联储理事，从而掌控了理事会决策权。沃尔克无奈辞职，格林斯潘接任，此后美联储长期保持较低利率，释放大量货币，刺激房地产及资本市场繁荣。
1980年代开始，在金融自由化、信息技术及计算机革命的推动下，美国期货、期权、信托基金、外汇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品快速膨胀。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远远超过了商品市场。如今90%以上的美元交易，都发生在金融市场上。金融产品的价格波动极为频繁，交易频率极高，且不稳定。如果货币供应增加一倍，金融资产价格翻一倍，我们也很难判断，金融市场是否存在泡沫。反推就很难判断到底需要多少货币量。
从1980年代开始，正如蒙代尔所言，我们已经无法确定这个市场到底需要多少货币。如果大幅度紧缩货币，则可能导致一些行业、企业严重紧缩，而一些领域仍然富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把好杠杆和坏杠杆一起杀掉。
因此，蒙代尔主张的是，放弃数量目标，激活货币供给市场，市场需要多少货币，谁需要，以什么价格成交，全部交给市场来决定。蒙代尔主张管控货币价格，即消费物价，以通货膨胀为唯一目标。
蒙代尔的说法很简单，央行要做的不是控制货币数量，而是控制通胀，只要把物价压下去了，经济就平稳了，市场机制就会发挥作用。在低通胀的环境中，信贷、国债、股票、房地产、大宗商品等市场需要多少货币，以什么价格成交，都由市场来决定。
到了1990年代，西方国家的央行掀起了独立思潮，纷纷采取单一目标制，基本上以蒙代尔所说的通货膨胀率为目标。今天欧洲央行、英格兰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都是如此。美联储虽然有通胀率、失业率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但通胀率是首要目标。
所以，从1983年开始，美联储很好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格林斯潘年代，虽然长期保持较低利率，但是大多数年份的通货膨胀率都维持在3.5%以内。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联储执行量化宽松政策，但此后11年，通胀率基本维持在3%以内。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钱，去哪儿了？
金融市场。里根和沃尔克实际上将美国推向了金融资本主义。从1982年10月开始，美股开启了史诗级的大牛市，与楼市一起狂奔，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量化宽松的刺激下，美股复苏，出现长期慢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除了投资银行兴起、金融自由化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上面讲到的蒙代尔的货币理论。美联储以及西方央行，以通货膨胀为目标，放弃了对货币数量的管控。结果，从1982年开始，通货膨胀率控制的很好，大量货币没有流入消费商品市场，但流入到了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房地产、外汇以及国债市场。
最近几十年，美国及西方国家在低通胀环境中，经济快速增长，但金融资产泡沫高企，呈现高增长、高泡沫、高债务并存的局面。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替代了凯恩斯主义，解决滞胀危机，但是经过几十年积累，货币又在金融市场中膨胀，引发资产价格膨胀。
2008年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尤其是现代货币理论的警告。但是，各主要国家依然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结果，最近几年，美国经济复苏，呈现良好的上涨态势，但美股价格已达到相当的高位。美股金融周期见顶，成为实体经济增长的黑天鹅。
但是，最令美国人担忧的是不断扩大的政府赤字。从里根政府大幅度扩张赤字开始，美国只在克林顿时代实现了预算平衡，其它时间则出现严重赤字，而且赤字没有收敛的趋势。如今，美国国债达到惊人的22万亿美元。
2019年第一季度，美国两党就政府债务上限展开博弈，巴菲特、克鲁格曼以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等一批重量级人物，大力批判现代货币理论。他们批判，现代货币理论只关注通货膨胀，而忽视债务规模，纵容美国政府大规模举债，导致债务风险高企。
如今，美国的金融危机风险要大于滞胀风险。如果央行政策不改变，即在低通胀的环境中，货币供应量不受控，金融则持续繁荣，债务型、泡沫型经济快速发展，但杠杆达到极限，泡沫触发阈值时，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货币危机、股市及楼市泡沫）则会爆发。然后，循环反复。
这该如何破解？
根本上需要改变现代货币理论，政策上改革央行的目标。若把物价、利率以及金融资产价格都管控，经济则会失去活力；若管控货币数量，也会因为干预货币供给而影响货币市场的效率。具体方案是，管控通胀的同时，适度管控货币数量。另，是否加上国债以及其它金融资产价格目标？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触及到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灵魂，触摸到了经济学的圣杯。
最后，我们再来看新兴国家。新兴国家的情况可能比美国更加复杂，或面临滞胀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以及楼市、股市资产泡沫危机并存的局面。如此则大大超过了现代经济学，尤其是现代货币理论所能应付的范畴。
新兴国家的央行独立性差，大量货币流入房地产、债券以及金融市场，制造了资产价格泡沫，拉美、亚洲等国的债务危机屡屡爆发。同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反过来加剧了货币动荡，频繁爆发货币危机。
长期执行的凯恩斯式政策，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财政扩张对投资拉动的刺激越来越小，经济增速下降；同时，货币扩张导致货币海水暗流涌动，若某一外在因素，如粮食歉收、进口受阻、外汇波动等，则容易点燃物价之火，造成通胀螺旋，引发全面通胀。
通胀与经济失速叠加，则引发滞胀危机。而滞胀危机，再与高房价、高杠杆、高货币（外汇价格）引发的资产泡沫危机、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叠加，不知道该如何破解。这种局面实际上是1970年代的滞胀危机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或再加未来的美国债务危机，这恐怕要难倒亚当·斯密、凯恩斯、弗里德曼三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