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后一刀

2016年2月26日,21岁少年魏则西在知乎问题“你认为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下面一字一句的敲下了自己的经历。

这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不幸身患滑膜肉瘤转移,通过百度医疗竞价排名,搜索到武警总队二医院,接受了一种叫做DC-CIK的疗法。然而很多钱花出去后,病情却没有好转,魏则西不幸离世。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武警总队二医院的科室,被莆田系公司承包了。魏则西事件曝光,揭开了肿瘤治疗领域黑幕的一角,相关责任人被处分。医院被整顿。

很少有人注意到,一同被关停的,还有307医院的CTC肿瘤生物治疗中心,这是国内最早开展肿瘤细胞免疫疗法的地方,曾被国内媒体大肆报道。

和武警二医院不同,这个科室并没有被承包出去,而是307医院和一家叫做上海泓源公司合作开设的。当时参与筹建这个中心的人,是泓源的医学总监:李非博士。

2010年,李非成立了一家叫做北联欧美的公司,在他的商业企划书里透露,307医院筹建中心的头三个月就接诊了150名患者,单项目营收:

超过500万元。

根据李非透露,他已经和多家军医院及地方三甲医院开展合作,他估计,如果公司一切顺利,未来总经营规模将达到:

8~10亿元。

DC-CIK是他创收的一个重要项目。

也是在同一时间,一个叫徐以兵的归国华侨,握住了中赢控股老板的手,他们也决定在国内开展肿瘤细胞免疫疗法。

但和李非不同,徐以兵这次归国,带来一种船新的治疗方式:

NK疗法。

事实上,无论是DC-CIK还是NK疗法,受到卫健委严格限制。在国外,这种医疗技术一般是由食药监局通过123期临床试验进行审核。其疗效也尚未得到验证,是一种还在探索阶段存在争议的疗法。但在中国市场上,他们似乎已经成为商人们手中盈利的工具。

我曾问一位最近引起巨大关注的北京肿瘤内科医生,中国肿瘤治疗现状是怎样的?

这位回答问题一向简短的医生语气有些激动地回答:

非常混乱,让我眼界大开。低水平、无责任心和贪婪表现的一览无余。 

类似的话,饶毅教授此前也曾说过。

1

2015年12月11日,坐落在杭州的117医院隆重成立了再生医学中心。据介绍,这个再生医学中心聘请了来自浙江大学转化医学会的专家团队作为顾问团。

说是顾问团,其实主要人员,就是徐以兵博士。

1998年,徐以兵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专业,随后又前往美国杨伯翰大学拿到了生物学博士学位。

2009年,徐以兵回国,结识了中赢股份,双方合作成立了中赢方舟生物工程公司。但在公司发展的前几年,中赢方舟主要面向企业家,鼓励他们储存自己的NK细胞,并将之称之为:

细胞银行。

这也就是NK疗法的原理。将自身的免疫细胞抽出来,培养增加数量之后,再输回去。

为了扩大宣传,他们试过很多方法,包括在国内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媒体报道,做活动,还曾上过央视的《创业天使》栏目,但却被嘉宾一顿质问,最后不了了之。

期间,徐以兵以优秀归国人才的身份,获得过来自浙江省政府的奖励和购房补贴。

2015年,徐以兵迎来了新的曙光。他们和117医院展开合作,117医院的再生医学中心成立。中心的主要作用,就是向癌症患者推销徐以兵的NK疗法。

这种神奇的疗法被称为抗癌神方,117医院的事迹被各路媒体大肆报道,不少专家教授不惜亲身说法,讲述自己在这里的抗癌经历。

据新闻介绍,在成立短短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已经接待了:

超过2000名病人。

值得注意的是,中心负责人明确指出,这2000人不是临床实验招募的志愿者,而是公开向社会接收的病患。

我之前说过,这个在117医院被用来广泛治疗病人的疗法,卫健委有严格的限制。

魏则西事件后,117医院的再生医学中心被关停,改名叫肿瘤治疗中心。李非也注销了原有的北联欧美,新开了一家叫做北联中合的生物公司。

那一年,一个叫陆巍的医生,从中山医院转入了新华医院,做起了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2

小晴的外公去年5月因为咳嗽入院,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评估后认为放化疗老人身体承受不起,手术也不满足条件。家人无奈,选择中医治疗。通过一个特殊渠道,他们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了NK疗法。

为小晴外公进行NK疗法的是一位军医,他也在小诊所里接诊。小晴的外公就在这个小诊所里,进行了NK治疗。

小晴告诉我,NK疗法26万一个月,每个月4针。她外公在接受了3个月的治疗后去世:

病情没有任何好转。

后来,小晴才了解到,那位医生原来还有上线。

NK疗法的广告遍布互联网。从知乎到微博再到小红书,据她所知,一个下线如果推荐成功,最高可以拿到40%的提成。

百度竞价消失了,但新的百度竞价出现了。小红书上,在输入NK疗法后,你能看到很多用户站出来绘声绘色的向你描述,哪位亲属,得了癌症后,接受NK疗法,已经很多年没有复发了。

下面则有好几百人求助联系方式和治疗方案。

而病人的微信群,就更是精准的广告投放对象。甚至有些病人家属也参与进来,小晴告诉我,甚至有家属明明没有效果,也会在患者群里面宣传,因为有提成:

连病人家属的同理心,都会在钱面前迷失,何况是那些商人呢?

为小晴外公治疗的正是来自于李非的北联NK。

就在魏则西去世前半个月,北华大学附属医院生物治疗中心成立。这是李非和北华大学的合作项目。而在李非身上也多了一个光环:

北华大学客座教授。

魏则西去世后。李非把原有的北联公司注销,又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过去和军医院合作的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李非开始了新的模式。

他注册了多家公司,其中就有不少中医诊所的身影。

李非的NK疗法主要在北京和上海进行。在宣传上,NK已经不再是单单治疗癌症的神方,更是包治百病的神药。从阳痿早泄到卵巢早衰,统统能治。

李非的诸多身份,有的是真的有些则假得离谱。比如他甚至声称自己拿过诺贝尔化学奖,还时不时把几个拿过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召集起来开会。

说实话,加上李非微信后,我心里一直憋着一个问题:

你经常和莫言、屠呦呦、杨振宁一起打麻将吗?

301总医院是李非最大的加持。

他曾声称自己是301医院的博士,师从一位院士。我查过,一份2003年的论文显示,作者李非和该院士陈香美都来自同一家医院的肾内科。

魏则西事件的风口浪尖中,301医院血液科的卢医生还专门赶去北华大学为李非站台。

此外,在李非繁复的股权结构里,就能看见不少诊所的身影。当然,李非最奇怪的两家公司,要数301医生集团和首大医生集团这两家。

其中301医生集团多达十几位自然人股东,且只持有该公司一家的股份。

外公去世8个月后,小晴对我说,她当时知道这种疗法的希望不大,但作为病人家属:

只要有一点点,我都想让他去尝试。

这一点点希望,被一些人放大成巨大的利益。

3

就在李非的生意如火如荼时,徐以兵也退出了中赢,自己成立了一家叫做上海嘉慷的公司。在一次浙大的校友聚会上,徐以兵认识了任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的陆巍。

在徐以兵的邀请下,陆巍加入了上海嘉慷,并以监事的身份出现。根据丁香医生的报道,去年6月,青海患者马先生一家找到了陆巍,在他的推荐下,接受了由上海嘉慷提供的NK疗法。

这个贫穷的家庭在接受了3万一针的治疗后,患者病情继续恶化。家属发现情况不对后,又找到了张煜医生,但为时已晚。

愤怒的张煜医生多次在知乎上点名怒斥陆巍。而后更是撰写万字长文怒斥其治疗,不仅乱推荐疗法,而且用药也存在错误,终于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事后,陆巍回应称,NK疗法不是他推荐的,而是同病房一位胰腺癌患者接受徐以兵公司NK疗法后,有效果,推荐给马进仓家的。

他自己对成为徐以兵公司监事并不知情,只是个人转给过徐以兵2万块钱。

2万块钱的事儿都能这么不上心,你包叔前年借给我5块钱现在都记得。

他还拿出了家属的感谢信。这封信不是写给陆巍的,而是写给新华医院领导的。信里说:

他说我们遇到的最和蔼可亲的医生,新华医院是非常好的医院。我们会推荐周围朋友来新华医院就诊。

信的落款时间,是4月9日。写信的人,是马进仓的外甥,他的母亲,也在陆巍这里接受治疗。他声称自己是照顾舅舅时间最长的家属。

我看了一下,就在这封信发出前的4月2日,马进仓的女儿却在张煜的知乎下评论:

千里求医的陆医生,在我们所有钱都花完的时候那么冷漠。

在陆巍的脉脉上,只有一位好友的评价,是这样写的:

“医者父母心,意德高尚方为人”。

陆巍的治疗疗法,还有待官方和医学界的调查讨论,据说也有一些病人确实在他的治疗下获得一点好转。但医生推荐病人到院外根本不具备资质的商业公司治疗,还是有点不对劲。

我翻过陆巍的知乎账号,上面除了正常科普外,也时常给患者推荐生物疗法和免疫疗法。

实话实说,陆巍的收费是比较良心的。张煜医生的文章发布后,我曾打听过价格,一家声称能在上海长海医院做NK疗法的公司销售告诉我:

NK疗法,35万一次。

这也正是我在关心的事情。

陆巍作为新华医院的医生,和上海嘉慷公司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关系,上海多睦和长海医院的医生,似乎也有利益输送。大家正是因为对医生的信任,才会被输送到这些院外的医疗机构。

但这样明显存在利益关系的医生推荐,是否能让患者足够信任,值得打一个问号。

这种还没有被完全曝光的利益链条,在医院里是一个众人皆知的秘密。那位肿瘤科医生朋友告诉我,他曾听说过有医生向基层医院购买病人。其他医院的肿瘤科医生也向我说过类似的情况:

一个病人,1000~5000中介费。

人类科学的进步需要持之以恒的创新。我们不排斥新的疗法,但更应当避免这些新的创新疗法被蹭热度,甚至被利益机构过度利用。

一位医生关注到这件事后跟我说,突破传统疗法和系统性监管应该同时推动:

让科学探索有空间,让无知和滥用无处藏身。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ECqpvByzOAu5YWVN8o7hgA

独家专访“肿瘤治疗黑幕”当事医生陆巍,首次正面回应各种指控

 

这是他第一次正面公开回应质疑。

 

 

撰文 | 田栋梁

 

做了20多年医生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的陆巍来到了人生一个重要关口,来自同行对他医疗行为的严重指控,有可能断送他的职业生涯。
 
指控从2020年10月20日就发出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内科医生张煜在社交网络平台怒斥陆巍对患者“肆无忌惮”,但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半年后的2021年4月2日,张煜在谈及“不良医疗现象”时,旧事重提,再次点名陆巍,称在他蓄意诱骗治疗下,有的患者生存期明显缩短,家属还欠下10多万债务。
 
4月18日,张煜再次发文《写给我挚爱的国家和众多的肿瘤患者及家属——请与我一起呼吁,请求国家尽早设立医疗红线,遏制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医疗行为》,这篇文章虽然很快被张煜因“无法承担压力和可能带来的后果”而自行删除,但这一次不仅媒体纷纷聚焦,国家卫健委也“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对有关情况和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2020年10月到2021年4月这段时间,陆巍被外派到海南某医院支援。4月7日,在他开车回上海,一路不停接到医院的催促电话,让他尽快赶回上海说明情况。驱车30多个小时,困了就在服务区眯一会,疲劳驾驶让陆巍在经过一段隧道时,与一辆车发生了追尾,幸好没有伤及到人。
 
从4月8日晚回到上海至今,陆巍停止了临床医疗工作,终日处于巨大焦虑之中。4月21日,陆巍同意与“医学界”见面,就有关问题接受采访,这是他首次正面公开回应质疑。
 
根据陆巍的讲述,在青海这对胃癌患者姐弟去世后,姐姐(马秀兰)的儿子给他发了封感谢信,力挺他是一位好医生,但弟弟(马进仓)的女儿却对他做出了严重指控。这让整个事件陷入了罗生门。
 
以下内容根据与陆巍医生对话编辑整理而成,发布前经其本人确认。

医学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张煜在网络发文质疑你的治疗方案的?

 
陆巍:大概是(2021年)4月2号~3号的时候,有人转给我看,那时候我还在海南,我没太仔细看,觉得他是个“愤青”,因为没有了解事情真相才会有误解,所以也没太放心上。
 
等我回到上海,我才知道张煜文中说的是哪个患者,我就非常惊讶,因为我对这个患者很好,对他印象也很深,他是一位非常难治疗的患者,而且他姐弟俩几乎同时确诊胃癌,姐姐60来岁,弟弟50来岁,相对都很年轻,都是是AFP阳性的晚期胃癌,就诊时预计生存期不超过3个月。姐姐来的时候是胃癌合并肝脏多发转移,弟弟除了肝脏多发转移外还有左锁骨上巨大淋巴结肿大。
 

医学界:能讲一下这两位患者在你这里的治疗情况吗?

 
陆巍:去年5月份吧,是姐姐先来找我治疗的,因为她是从青海来的,距离那么远,我还问怎么会找到我的,她儿子说是从网上看到的,因为确实经常有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找我看病,所以我觉得也很正常,没再多问,后来得知是经深圳的医生推荐过来的。
 
姐姐胃癌已经肝转移了,腹腔里面淋巴结也比较多,肿瘤分期上已经是IV期了,她找我是想做手术的,但我给她检查之后,发现已经不适合做手术了,因为手术也无法达到根治的目的。后来她儿子跟我说了实话,来上海前已经去好几个地方看了,北京、深圳都去过,不仅做不了手术,有医生跟他说不用治了,也有医生推荐试试中医。中医也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找到我这里,是因为临床症状很重,主要表现为腹痛,疼痛分级6-8级,痛得吃不下东西,睡不着觉。
 
我是外科医生,如果患者不做手术,我们一般就不收了,我就跟他讲去肿瘤科看看,但他说都已经看过了,都说治不好,希望我能收治,她儿子说,如果不再努力一把,他们是不甘心的,至少也是为了尽孝心,不想留有遗憾。
 
因为AFP阳性胃癌发病率不高,但恶性程度很高,一旦出现肝转移,患者生存期都很短,而姐姐来的时候AFP(甲胎蛋白,单位为ng/mL,是肝癌的生物标志物——编者注)指标是4000多,根据文献分析,虽然都是AFP阳性胃癌,但是AFP小于100的和AFP大于100的两者生存期有显著区别,单纯AFP高与AFP为主的肿瘤指标都高也有显著的生存差异。而这位患者不仅AFP高,而且其它肿瘤指标也全线异常。
 
当然我是尽量安慰患者的,我们尽量努力给你争取手术机会。但是我跟她儿子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我也没办法能够治好,也不能保证化疗有效,但我可以试试,如果有效了,能把肝脏病灶缩小,甚至淋巴结小了,也许能争取到手术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比较渺茫,最好的情况就是控制或延缓病情发展,有效的话症状也许能控制住,改善生活质量。因为难治,所以可能需要密切观察指标变化,随时调整方案。
 
我和她儿子的交流一直蛮好的,她儿子也说清楚母亲的状况,之所以还坚持治疗,因为他母亲症状太痛苦了,希望能让她好受一点。从我内心来说,我也确实想给她治疗,因为这是一个罕见胃癌病例,治疗难度很大,而且还是姐弟俩同时发病,目前没看到过这样的病例报道,很有研究价值。

医学界:你决定给她治疗的时候,对治疗效果有预期吗?

 
陆巍:我跟她儿子讲,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我要密切观察患者的指标和症状变化,当时她的各项指标都很高,AFP数值到4000多,我去研究文献时,看到很多都是AFP超过100-200,超过1000的也都是个例报道。
 
所以我跟她儿子讲,他母亲的这种情况,没有标准的治疗模板,我们按照胃癌大类来选择方案,最后在几个方案中选了氟尿嘧啶+奥沙利铂的联合化疗方案,选择这个方案,患者接受三天化疗,可以休息18天,耐受性会更好,这样休息的时间生活质量好一点。同时我也建议他最好去做个基因测序,我想通过测序结果判断一下,这个方案的治疗有效还是没效,如果有效,就按照这个方案进行下去,没有效果的话,也提前改用其它二线方案。
 
但基因测序需要时间,这个病不能等,所以我们一边化疗,一边等测序结果。第一个周期化疗打完,她自己感觉症状缓解了,测序结果也提示这个方案有效,而且毒副作用小。那么我就说,这个方案我们就用下去,患者症状减轻了,也很开心,因此对我有信心。
 
第二周期化疗下来,患者反映不痛了,能吃得下、睡得着了,我也一直鼓励她多吃一些,要加强营养。这时候她问我愿不愿意给她弟弟治疗,她说她弟弟比她轻一些。她弟弟来了之后,弟弟的女儿还想再让老家的一个胃癌患者朋友也来治疗,我看了病例后也是晚期的胃癌,因为我是外科医生,这样的晚期患者的治疗实在太耗费精力,我说我没有这么多能力了,能把你们两个人的生命延长就很满足了。
 
第三个化疗疗程结束,姐姐的症状虽然缓解,但肿瘤指标一直在上升,AFP指标从4000上升到了6000多,我向她儿子建议把PD-1用上去,因为根据基因检测结果,突变很多,PD-1的免疫治疗推测是有收益的。目前PD-1的治疗都是自费的,进口的PD-1有获批胃癌的适应证,但是价格很贵,一次2-3万,也有国产的可以选择。后来他儿子考虑后选择联合用国产的PD-1,一次5000左右。
 
联合PD-1治疗后,效果很明显,肿瘤指标从最高的7000多开始断崖式下降,6个周期的化疗联合PD1免疫治疗后AFP最低降到了100多,其它肿瘤指标也都在正常范围了。但那时候已经到了10月份,我要被派去外地支援。
 

医学界:弟弟来了后,他的治疗方案是怎么选择的?

 
陆巍:她弟弟来了后,考虑到同时发病,基本类型也一样,所以就用的是跟姐姐一样的治疗方案,唯一的区别是,因为姐姐的治疗效果挺好的,所以弟弟来了后,直接就加上了PD-1免疫治疗。
 
但是弟弟的情况实际上比姐姐更重,虽然一上来就用了PD-1,但是治疗了两个月,中间我一直在观察,发现肿瘤指标是在上升的。症状方面,前两个周期的化疗后,他症状明显好转,自述说不痛了,但是第三个周期打完,他在住处休息时,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又痛了。尽管症状再次加重,但是锁骨上淋巴结消退很明显,从外观膨隆到外观两侧对称。所以还是觉得肿瘤的异质性比较明显。
 
那时候大概是9月中旬,在分析病情的时候,我和弟弟的外甥讲(马秀兰的儿子在医院照护姐弟俩),我们还是做个CT或磁共振评估下,评估后可以开展一个MDT(多学科诊疗)讨论,各个专业的医生一起想办法。后来MDT讨论完,大家一致认为,虽然肝脏病灶大小没有显著变化,但是肿瘤可能还在进展,或者发生耐药,因为的确很多AFP阳性胃癌是原发耐药的,此时他的AFP已经高达1万以上。
 
姐弟俩虽然几乎同时发病,而且是家族性胃癌,治疗方案也一样,但效果却截然不同,说明姐弟俩是异质性胃癌,是不一样的。
 

医学界:既然姐弟俩治疗方案是一样的,那张煜医生质疑的治疗方案是怎么回事?

 
陆巍:由于弟弟又开始腹痛、吃不下东西,经过讨论,我的建议是或者继续原方案化疗,毕竟才三个化疗周期,而且有淋巴结明显缩小的表现。或者换二线治疗方案。
 
二线方案中,可以用紫杉醇、伊立替康或者是表阿霉素方案,但基因检测结果显示,患者对紫杉醇耐药,伊立替康副作用大,虽然如此也是可以考虑的。第三种选择就是放弃强烈的化疗,回家营养支持。第四种比较特别,考虑到他目前的肿瘤负荷太高了,我们就根据文献研究结果再推荐一个比较强的细胞毒性化疗方案,因为较强的细胞毒治疗对自身免疫力杀伤也比较厉害,所以这时候联合PD-1等免疫支持治疗没有意义,应该放弃PD-1治疗。后来推荐的方案就是那张近期被广泛讨论的药物方案。
 
考虑到我已经要去海南了,我也跟他讲,如果你想用这个方案,可以跟后面接手的医生沟通,但后面接手医生不一定愿意使用这个方案,因为这毕竟不是标准治疗方案,也不是他定的,让他去执行也不太合适,所以我说这也是个比较困难的事儿。
 
我也推荐他再去看看肿瘤内科,或者去肿瘤医院看看。我也跟他解释,不是我不想继续治了,我也非常想给你治好,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后面患者可能参考了别的医生建议,就没有对这个方案的实施来联系我,而我10月份去了海南,也就没再继续给他治疗了。
 
因为我毕竟还是关心他的情况的,我到了海南又问他,后面那个方案用了没,他说去住院了,药也用了,我问他感觉怎样,他说感觉蛮好,又不痛了。我想既然有效果了,那他应该就继续用下去了,但后来我了解到,他应该是用了一部分我那个方案,就是培美曲塞的方案,但是安罗替尼他可能没吃,因为后来他女儿就去咨询别的医生了嘛,肿瘤内科等专家不建议这个方案。

医学界:张煜质疑你的另一个主要的点是NK细胞生物免疫疗法,也有媒体发文称,从弟弟的女儿那里得知,这个疗法是你推销他们去做的?还有报道称你是关联公司股东?

 
陆巍:我绝对没有向他们主动推销过这种疗法,但他们确实来问过我这个疗法,我跟他们解释过原理。
 
这个事情说起来比较复杂了。先说股东的事儿,一开始医院领导问我公司股东的事儿,我根本没有印象,但是说起来徐以兵(提供NK免疫疗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是认识的,和我是校友,后来他成立个公司做CTC研究,找我科研合作,那时候我正在做博士后研究,对科研方面的需求也很迫切,我也觉得CTC是一个比较前沿的检测技术,但技术要求很高,我们学校和医院当时都没有这项技术。
 
做了一下技术上的初步探索以后,我申请到研究立项,但是有一个医生朋友给我推荐了另外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技术更优秀一些,而且他们表示只收取材料及部分人工费,CTC检测的价格比较低,这样我们也可以对更多病例开展研究。所以我确实和徐以兵的公司有过一段时间的CTC研究合作,还有一段时间是我对两家公司进行了一些比较实验的,通过对比观察,分析哪种技术更好。
 
因为网上爆出了这个事件,一开始我也很懵,对这个股东的事情完全没有印象。后来我查了一下记录,确实在2014年我个人给徐以兵先后两次各转了1万元,根据回忆是当时讨论的是共同开展科研合作,并没有入股的印象。至于我如何成为股东,一年后又退出,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如果是股东,我退出后,理论上应该把钱还给我。但是我对此没有印象,也可能实际上,我的确有一些技术上有难点的实验,请他们安排,所以这个费用当做实验支出了。
 
因为这个情况是比较久远了,我还需要再核查确认一下怎么回事。但是入股的公司应该和后面他们联系治疗的公司不是同一家。

医学界:那他们是怎么知道这家公司的NK疗法的?

陆巍:以前徐以兵推荐一个律师朋友找我给他患胃癌的父亲治疗,手术之后效果不错,所以后来律师又让他弟弟来找我治疗,他弟弟40岁出头,胰腺癌,患病已经9年,印象中他是胰腺手术2-3年就复发了,后面反反复复的治疗,来我这里之前已经接受过多次手术,多次肿瘤化疗,放疗。这次来找我的时候已经全身超级广泛转移,主要问题是呼吸困难,氧饱和度在氧流量5L的时候只有80%左右。几乎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了,状况非常差,几乎是临终关怀的程度。
 
我们外科本来不收这样的患者,但毕竟是熟人,而且当时赶上了疫情,回去也找不到医院收治,又刚好疫情期间床位不是很紧张,就先收进来了,后来尝试着进行了一些治疗后,效果竟然意外的好,呼吸改善了,后来就顺利出院了。
 
后面还收他进来继续化疗,此后他的化疗效果非常好,肿瘤标志物CA199迅速下降,6个周期后,全部肿瘤标物指标都正常了。因为这个病例很不一般,我想好好总结一下,后面这个阶段我就详细的问了他前后的整体治疗经过,他有讲过之前接受过NK治疗,就是在徐以兵那做的,我问他怎么做的,感觉怎么样,和化疗药是不是同时用的等等。
 
而这个胰腺癌患者化疗期间,和青海的胃癌姐弟患者有过同病房经历,他们聊天中得知了NK疗法,就过来问我,说那个胰腺癌患者的治疗效果挺好,这么恶性的疾病,还活了9年。问我知道不知道这个疗法。我就跟姐姐的儿子讲了原理,主要是让患者自身的免疫功能更好一些,和PD-1联用可能效果会更好。但这不是标准疗法,目前还只处于试验阶段,没有客观评价有效,你要想清楚,你们也不要光问我,也可以去网上查一下专业机构答案。
 
后来他们来告诉我打算去用了,我也没有阻止,我当时觉得这是患者的个人选,他们想追求更好的疗效。我也觉得如果能有效果,那也是好事。

医学界:但有报道中提供一段你和患者女儿的通话录音,这段录音你怎么解释?

陆巍:于电话录音是这样的,这姐弟俩在这里治疗时,弟弟的家属并不在这里照顾他,一直是姐姐的大儿子在这里照顾。他们决定要用这个疗法,弟弟的女儿就打电话来咨询我。
 
因为之前他们知道那个胰腺癌患者是免费用的,想通过我去说一下,能不能给他们也免费。我就找那胰腺癌患者的哥哥,说青海这两个患者经济条件也不好,如果他们确实很愿意用,能不能去说一下也给他们免费,他们的病很难治,我也很想给他们治好。后来因为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所以我又亲自打了电话,问他们这个治疗的情况,并按照家属的要求尽量免费或者价格低一些,他们也和我讲述了收费原因等等。我把情况反馈给姐姐的儿子后,他们还是决定要试一下。我当时说过,我是尽量帮你们,但这个与我无关,你们自己想清楚。
 
弟弟的子女不在身边,所以,后来他女儿打电话给我询问治疗原理等等,我就讲述了原理,我印象中,她再次和我提价格之类要求,我表示在这个方面,我之前已经为他们去争取过了,已经尽了力了,但实在做不到免费。后来他们决定用了,我有提过如果想要去用,我建议是在PD-1用药之后。
 

医学界:你什么时候收到患者家属的感谢信的?

 
陆巍:感谢信是4月12号收到的。
今年3月份,患者儿子给我发信息,说母亲(马秀兰)去世了,过世的时候很痛苦,但因为我的治疗,还是非常感谢我。我也跟他讲,这个病的确很重,也很痛苦,对他母亲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吧,对你们也是解脱,希望他们不要太难过。
 
他还跟我讲,去年10月就想给我送锦旗,但因为我不在上海了,就没有送。没想到后来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他们毕竟是亲人,也不想站出来跟表妹对立,所以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表明一下态度。感谢信里面特别说明,关于我的一些网络传言都不真实,将来如有需要,还会推荐朋友来新华医院就诊。
 
独家专访“肿瘤治疗黑幕”当事医生陆巍,首次正面回应各种指控

医学界:这件事如果能顺利过去,会对你以后做医生有什么影响吗?

 
陆巍:我觉得影响肯定是巨大的。医学是个充满风险的领域,完全按照指南治疗,对保护医生和患者都是有好处的,我们不能为了追求不一定会出现的生存获益或生活质量的改善去冒巨大风险,这一点对因为信息不对称存在医患纠纷隐患来讲,医生的选择不能单纯从感情出发。
 
治疗方案选择上应该不要越雷池,毕竟治疗效果是当前这个时代的医学水平所决定的,而不是个人能够左右,我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如果后续有类似晚期病例,我不会再接收了。
 
另外,医患信任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个社会问题或者是个哲学问题,有待于双方共同努力,营造和谐的环境吧。
 
 
来源:医学界
责编:李珊珊
校对:臧恒佳
制版: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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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专家再谈肿瘤治疗乱象,患者如何避免“人财两空”?

培养、训练出一个能够把癌症看明白、能将错误减少到百分之几的医生太难了,这点全世界都一样。

作者:贺涛

来源: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

4月18日,北医三院肿瘤内科医生张煜在知乎发文,实名揭露肿瘤治疗黑幕,将矛头指向自己所在的肿瘤科医生群体。他还将来自上海某三甲医院的医生陆巍作为直接投诉对象,称其以赚取利益为首要目的,向患者推荐无用、无效的诊疗方案。

 

张煜还请求国家早日设立医疗红线,遏制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医疗行为。据悉,国家卫健委已经对此开展调查核实。

 

顶级专家再谈肿瘤治疗乱象,患者如何避免“人财两空”?

张煜医生的知乎发帖截图

 

这一事件背后蕴含的关键问题是:

 

肿瘤医生是不是一定要遵从权威的肿瘤治疗指南?

如何消除医患之间不对等信息所带来的沟通障碍?

部分医生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是否能仅仅依靠监管来解决问题?

最关键的是,作为患者或患者家属,该如何寻找靠谱的医院和医生,如何判断自己所接受的治疗是否规范,以及如何保证自己的权益?

 

就这一系列问题,全现在专访了国内著名病理学专家、原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教授。在肿瘤治疗领域,病理诊断是“金标准”,病理医生是“医生的医生”。纪小龙是全世界第一个用原子显微镜做病理观察的医生,曾解剖了中国第一例死于艾滋病的患者遗体并发表了论文。

01

乱象

全现在:张煜医生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肿瘤的治疗不应该人财两空,而应该治疗效果比目前更好并且花费更少。在你看来,他说的现象是实情吗?

 

纪小龙:说肿瘤治疗太笼统,肿瘤分良性、恶性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他所指的应是恶性肿瘤治疗,也就是癌症治疗。只有癌症的治疗才会人财两空。

 

哪一个癌症的治疗不是人财两空?恶性肿瘤患者最终都是死亡的;而多数癌症患者只要还生存着,总会想方设法去治。所以说,癌症治疗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人财两空。

 

全现在:张煜在帖子里指出了医生方面的责任,他觉得很多情况下,这种人财两空的情况是由负责治疗肿瘤的医生所造成的。你觉得医生造成这种现象的责任占比有多少?

 

纪小龙:这绝不是医生单方面的问题,这里涉及的因素很多。

 

首先,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癌症大国。基数大,问题多,自然会出现这种过度治疗。

 

第二,县级以下的基层医院,包括一些地级市以下的医院,在癌症治疗上是不规范的。为什么患者一查出得了癌症,就要往北京、上海、广州跑?最起码也要到省会城市,就是因为基层医院治疗不规范。

 

第三,癌症诊断谈何容易。人体的恶性肿瘤在医学上能叫出名字来的,有几百种之多。像普通的感冒、胃病,也会诊断错误,只不过这些小毛病不会死人;但是癌症诊断错误的话,患者是要送命的。

 

目前不管是中国,还是全世界,癌症诊断的错误率大概在50%。一开始诊断就错了,最后治疗必然就是错的,你说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我在给病人会诊的时候,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误诊案例。

 

全现在:主要是不是因为癌症这个病太复杂了,以致现有认知不太能够准确认识它?

 

纪小龙:不是,主要是培养、训练出一个能够把癌症看明白、能将错误减少到百分之几的医生太难了。这点全世界都一样。

 

所以你不能怪单个医生,没有搞清楚就给患者乱治。这种现象很普遍。我今天早上刚刚会诊了一个病例,患者是24岁的女孩。她发现自己的眼睛有点斜,她的家长还挺明白,直接带她到上海检查。上海的医院查出她的胸部有一个肿瘤,眼睛斜就成了小问题,赶快开刀把肿瘤取出来。这家医院诊断为恶性肿瘤,需要进行后续治疗。

 

孩子的家长比较理性,他把病历借出来,到北京来会诊。开始一看,貌似是恶性的,但根据我们的经验,最终判定是良性的。那只要手术去掉就没事了。试想,如果她的家长不来会诊,岂不是一个健康孩子就要去接受放疗、化疗?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每天都有。

 

传统的癌症治疗有三大法宝,手术、放疗、化疗。这是一线治疗。有的恶性肿瘤一线治疗没有效,这时候所谓的二线就上来了,二线是什么呢?比如免疫治疗、基因治疗等生物治疗。问题是,这些二线治疗的效果都还在不断地改进和摸索、取得新数据的过程中。这就是中国的癌症治疗需要改进的地方,目前大量的生物治疗基本上都是在打擦边球。

 

这个领域,许多药厂会邀请医生开学术研讨会,把有关的肿瘤医生都找来,介绍他们的新方法,然后每介绍一个患者接受新疗法,就给高额的提成。

 

顶级专家再谈肿瘤治疗乱象,患者如何避免“人财两空”?

医患关系,患者处于绝对弱势

 

02

动机

全现在:这种提成会促使医生把这些新药或疗法,主动推荐给并不适用的患者吗?如果真是这样,医生的首要目的不是治愈患者了,更像一个推销员。

 

纪小龙:当然有了。患者又不懂,医生说现在这个方法怎么先进,患者就容易相信,你有什么办法?目前我能想到的方案,只有把收费压下来,生物治疗动辄几十万元花费。你把费用降下来,他就不会去走这条路了。

 

全现在:但有业内观点认为,如果研发新药得不到高额回报,不利于药厂去做创新。

 

纪小龙:任何事物能够往前走得下去,都是在利和弊的两端取平衡。

 

全现在:一个癌症患者或者他的家属在拿到医生的治疗方案以后,例如已经是三甲医院的权威医生的诊断,他此时是否应该相信这个诊断?

 

纪小龙:此时一定要不怕麻烦,再找另一家规范的医院,获得第二医疗意见,目的就是减少癌症的诊断错误。这种错误太常见,不是罕见。

 

目前中国跟医疗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相比,在癌症治疗上有明显差距,其中之一是很多医院竟然不外借病人的资料。这是违背医疗规范的,即使卫健委明文规定病历可以借阅,这些医院也不遵守。医院对患者的这种不对等做法太常见了。

 

如果第二医疗意见和第一家是一致的,患者就不用再跑了。如果两家不一致,就得再找另外一家去诊断。

 

全现在:患者和医生、医院之间这种悬殊的地位对比,患者太弱势了,再加上现在医患关系紧张,患者不相信医生、医生防着患者,怎么去保证患者的知情权?

 

纪小龙:患者和家属永远不会全部都搞明白,因为医学的专业门槛很高,背后还有一系列的基础理论和实践经验,不是10分钟20分钟能解释清楚的。癌症患者唯一能保证自身利益的,就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医。在癌症的治疗上,如果诊断是规范的,而且第二家第三家都意见一致,你就可以大致放心。

 

顶级专家再谈肿瘤治疗乱象,患者如何避免“人财两空”?

因为医学的专业门槛很高,患者和家属永远没有完整的知情权。

 

03

纠偏

全现在:医疗领域的过度诊断、过度治疗是个老问题,尤其是肿瘤治疗领域更值得关注,因为它涉及到患者的生死,治疗花费也巨大,癌症就像一根杠杆,把其它领域的过度医疗现象给放大了。在接近一半的误诊比例中,有没有医生明知道治疗不适合患者,但还是故意要推荐的?

 

纪小龙:每年全球的肿瘤医生都参加各种会议,来形成肿瘤治疗的共识,现在多数肿瘤都有标准的治疗方案,正规医院的正规医生就按照这个来治疗。中国由于人口多,癌症病人多,基层的共识执行得不好。在三甲医院,医生不太可能冒这个险。现在三甲医院都是电子化病历,每一步都留有证据,医生要是这么干了,一查就发现了。

 

但要注意,这只是说在正规治疗、共识治疗上,对于二线的生物治疗,由于它不在共识范围内,就很难说了。

 

全现在:实际上张煜医生爆料的主要也是二线治疗,有些医生没有用一线治疗先做一下,看看效果,而是直接推荐二线治疗。

 

纪小龙:这种情况主要也出在基层医院,正规大医院这么做明显违章,医生在医院没法待。

 

全现在:有些医生可能真的没有把患者生命放在第一位,而是优先采取给医生本人带来利益的治疗方案,你如何看待这种行为?

 

纪小龙:我觉得这种情况可以算故意伤害了,因为他是在知道不应该这么做的情况下,为了利益去这么做。

 

全现在:从这些医生的角度想,他之所以不害怕惩罚,心里也是有权衡的,包括这么做值不值、一旦被发现可能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纪小龙:关键是患者很难拿到证据。很多基层医院不规范,病历没有电子化,没有存档,他可以否认自己说过的话。

 

全现在:患者也会特别担心,一旦自己遇到类似的情况,他怎么去维权?或者说,如果患者对于最终治疗效果不满意,进而怀疑治疗方案是不是合理,他们应该如何去印证自己这种怀疑?

 

纪小龙:我刚才说了,只要是正规医院,有电子病历记录,把资料拿到,然后去请教内行人就可以了。

 

20年前,中国的医院还没有普遍电子化,当时很多医患纠纷打官司到法院,法院也没法作出判决,因为缺少证据。现在大医院普遍信息化了,病人也有权复印病历。这些都让那些心术不正、另有所图的人不敢再涉险。

 

在此提醒癌症患者,无论到哪一个医院就诊,一定选择正规的、有电子病历的,这样有据可查,医生也就不敢随心所欲。

 

全现在:但患者还会怀疑,会不会出现所谓的同行相护?就算到了医疗事故鉴定的程序,能相信医疗鉴定组的结论吗?

 

纪小龙:我经历过的这类情况太多了,中国这么多年发生医疗纠纷、做医疗事故鉴定的,总有同行互相包庇,互相掩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后赔点钱了事的情况。这避免不了。

 

但是对于癌症来说,如果你认为在治疗当中受骗,或者遭受了不规范的治疗,你把证据拿到手,然后去比对治疗共识、世界卫生组织的规范,有人包庇医疗事故的鉴定,你就到法院诉讼,法官不是医生同行了,这时还是要靠证据说话。

 

全现在:张煜也给目前的肿瘤治疗乱象提出了一种解决方式,他请求国家尽早设立医疗红线,遏制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医疗行为。在你看来,这是一个打击肿瘤治疗乱象的良方吗?

 

纪小龙:一线治疗是有规范的,我觉得他说的红线是指生物治疗的红线,需要下大气力解决,目前唯一会在癌症治疗上出大问题的就是这一块。这就需要监管到位。主管部门要对哪一家开展哪一种生物治疗,收费是多少,有效率有多少,拿出一个监管的条文,明白明白。

 

麻烦在于,目前生物治疗领域的共识还不够到位。

 

最后还是要提醒患者,遇到癌症不要束手无策,首先找一家正规医院,拿到第一诊断,然后再找第二家拿到第二意见;如果不相同,就找第三家。总之先把诊断搞清楚,然后按照正规的方案治疗,正规医院都有规范的共识。千万不要听信那些非正规医院、游医们的忽悠。

– END –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MHZfoKSjygYoytV-pnh7vA

医生揭开癌症治疗黑幕!花更多的钱,遭更大的罪

◎智谷趋势(ID:zgtrend) |  黄天霸

“无德医生乱收费“的新闻又一次刷了屏。

这样的新闻总是能牵出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

2020年12月24日,50岁的马进仓在倾家荡产治疗胃癌未果且欠下15万外债后,在家中去世。

100天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内科医生张煜在知乎连发两条动态,揭开了这名病患的治疗黑幕。

一时间,网民都在痛斥马进仓主治医生陆巍利欲熏心毫无医德。

但是,无论是仗义执言的医生张煜还、愤怒的网民都无法回答这样的几个问题:

作为世界第一癌症大国,中国的病患群体足够庞大,为什么还有人要如此毫无底线地专注压榨这么一个普通家庭?

作为每分钟新发癌症病患7.5人的癌症第一大国,遭受过度医疗损害的绝不止马进仓一家。

当喧嚣过去,我们能阻止下一个马进仓不再重蹈覆辙吗?

医生揭开癌症治疗黑幕!花更多的钱,遭更大的罪

癌症治疗有多少人血馒头?

前前后后的癌症治疗不仅花光了马进仓辛苦积攒的20万积蓄,更是让活着的人背上了15万的外债。

胆寒的是,这种字面意义上人财两空的情况在全国万名患者身上屡屡上演。

国际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2016年10月曾刊发一篇文章“中国癌症支出及财政压力”。文章说,2012-2014年,在针对14594名中国癌症患者(平均年龄56.7岁,男性58%)的抽样调查分析显示,这些癌症患者的家庭年均收入为8607美元(折合人民币5万6千元左右),而每名患者年均支出则为9739美元(折合人民币约6万3千),其中非医疗支出占9.3%。

这是什么概念?一名癌症患者往往需要家庭110%的收入来治疗。

能否治疗下去,完全却决于家庭的积蓄或者借贷能力。

马进仓事件激起民意愤怒的地方也正在于此,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却平白把三十多万宝贵的治疗费用,不是花在毫无意义的NGS基因检测上,就是用在了早已被叫停的细胞免疫治疗上。

这30万,本是可以用在效率更高成果更好的治疗方案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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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进仓做NK细胞治疗的发票

从媒体目前披露的信息看,这不仅仅是过度医疗,更是滥用医患信息不对等,甚至患者的信任有行骗嫌疑。

人性是复杂的。对于过度医疗,医生和患者往往都处于两难之间,现实中,检查治疗只要不过分,医患之间早已有默契,患者买个心安,医生收获个耳根清净。

当然,客观上会导致中国的过度医疗略显严重。

《柳叶刀》在2008年到2012年对国内女性甲状腺癌患者进行观察,记录是否存在过度医疗(包括误诊导致的不必要医疗开支)的情况,结果相当令人震惊。

在上海、浙江,85%及以上的治疗案例存在或多或少的过度诊断。这就意味着,大量本可以不用支付的治疗费用流入了医院的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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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年中国女性甲状腺癌过度治疗图表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有一些医护人员要如此执着于将这样一个家庭榨干?毕竟,医院从来不缺患者。

这个只有人性的贪婪是无法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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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第一大国,每年新发457万人

跳出这个案件,国内癌症病例的宏观情况也不容小觑。

2020年年底,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了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包括全球185个国家36种癌症类型的最新发病率、死亡率情况以及癌症发展趋势。

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癌症大国”。

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929万例,中国新发癌症457万人,占全球23.7%,其中,男性248万例,女性209万例。癌症死亡病例300万例,其中男性182万例,女性118万例,死亡率高达65%。中国癌症新发人数和死亡人数远超世界其他国家。

根据2019年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数据,中国内地每分钟有7.5人被确诊癌症。

每十万中国人中,就有293.9人左右患有癌症。问题是,这查出的293.9人多已经是癌症中后期阶段,还有多少是患上早期肿瘤而不自知的,我们不得而知。

中科院院士、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赫捷曾分析称,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逐渐加快,加上慢性感染、不健康生活方式、环境暴露等一些原因,使中国癌症发病仍然处于逐渐上升的态势。

也就是说,未来的中国癌症发病率,只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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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癌症123

医生揭开癌症治疗黑幕!花更多的钱,遭更大的罪

癌症家庭的财政悲鸣

一病返贫的故事,是中国家庭最难抗拒的宿命。更何况是癌症。

所谓的“谈癌色变“,色变的不仅确诊后65%的死亡率,更是倾家荡产血本无归都换不回一条人命的绝望。

不是说国家没有提供医疗帮助,只是这医疗帮助在这洪水猛兽一般的治疗费用面前,实在是杯水车薪。

《卫生健康事业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19年卫生总费用在GDP中占比为6.6%,人均总费用4656.7元。而这个平均下来的5000块钱,大概只够动辄几十万的医疗费用的零头。

剩下95%的负担,压得患者家庭透不过气。

相比而言,邻国日本的癌症医疗体系就很值得研究。

撇开长寿国的标签,日本实际上也是一个癌症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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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在1981年成为日本第一死因,目前因病致死的人三成以上是因为癌症。根据日本厚生省推测,将来每两位日本人中就会有一人患上癌症。

这一数据和最新的认知并不矛盾。现代科学早已证明,活得越久、医疗体系越发达的国家往往也是癌症高发的国家。

不过,日本癌症患者似乎轻松得多。

其一,日本拥有相当可观的医疗卫生投入。2019年日本的医疗投入占比GDP高达19.8%,比中国高出十多个百分点。在这种强度更高的医疗投入下,日本基本实现全民医保,且早期癌症筛查系统更为成熟完善。

占比更高的医疗投入,与人均寿命有着直接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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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厚生劳动省给出的指导方案中,规定必须进行的检查项目就有胃癌、子宫颈癌、肺癌、乳腺癌、大肠癌等5种。为什么日本癌症发病率那么高?每年进行癌症检查的人群基数大啊!

除此以外,2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都会被发放癌症筛查的体验卡,40岁以上还加上乳腺癌的筛查。

癌症越早发现,越容易被去除。

其二,日本的癌症治疗技术更为发达。

2019年,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公布的日本癌症患者生存率数据,平均5年生存率再创新高,达到了66.4%,而中国仅为37%左右。如果患者五年内没有因癌症致死的话,那之后因癌症去世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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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厚生省

此外,日本的医疗技术也相当先进。

2018年的诺贝尔奖就颁给了发现癌症新疗法的日本京都大学的教授本庶佑。而日本的重粒子线治疗方法2年里治愈了4434例。

而要达到日本目前的医疗保障,中国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

既然国内的医疗建设不能一蹴而就,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做点什么,让马进仓的悲剧不再重演;如果马进仓的死无可挽回,他的家人可以不那么辛苦的继续生活下去。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YPAHoMM4I-mv8YCs8ry-ig

关于医生揭露“肿瘤治疗黑幕”事件,我们跟知情者、肿瘤医生聊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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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生揭露“肿瘤治疗黑幕”事件,我们跟知情者、肿瘤医生聊了聊

片来源网络

 

充满冒险精神的最后一搏还是无良医生的生财之道?

 

 

关于医生揭露“肿瘤治疗黑幕”事件,我们跟知情者、肿瘤医生聊了聊

体作者丨八点健闻

“诱骗治疗”,“榨取金钱”,致“患者生存期明显缩短”,“花费了常规治疗的10倍以上”……
这可能是医生陆巍所面临的最严厉的指控。指控来自于他的同行,另一个中国顶级三甲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内科的医生张煜。
去年10月,张煜接受了一名经陆巍治疗过的晚期胃癌患者的线上咨询,其家属自述花费三十万治疗,但疗效不佳。
今年4月2月,病人去世后,张煜在网络上晒出了陆巍的手写诊疗方案,抨击陆巍利用患者的无知和求生欲望获益。
这份并未严格按照诊疗指南、花费甚巨的方案的每处细节,被置于聚光灯下,陆巍成为被民众唾骂的“无良医生”。
两周后,舆论依旧沸腾。
张煜医生于昨日还发布长文指出中国癌症治疗乱象:
目前的癌症治疗发生了很多“人财两空”的悲剧;
过去1年多时间内,遇到了几十家医院超百例对于肿瘤患者的不当治疗,其中部分是非常恶劣的行为;
不当治疗导致患者花费大幅上升,给部分患者带来痛苦、伤害,乃至死亡;
这些乱象是由于“经济利益”和“专业知识不足”所致。
张煜的连续指控,在全网引发了一场地震,国家卫健委火速介入,表示要调查医生所反映的肿瘤治疗黑幕,“绝不姑息”。
这滔天巨浪的背后,是癌症治疗,尤其是中晚期癌症治疗在中国的困境:
癌症晚期病人的治疗,极其复杂,对临床医生来说,很多时候是一种“冒险”。一位肿瘤专家解释,已有的癌症诊疗规范像一张指示路径的地图,“但这张地图对存在交通意外的路段是无效的。”
所以在病人和家属强烈的求生欲中,肿瘤治疗是“水很深”的领域——多位医生都对八点健闻表示,不恰当的、过度的诊疗方案是普遍存在的。
这些普遍存在的、未经严格临床证实的诊疗方案,还有昂贵的、超适应症使用的药品和新技术,到底是充满冒险精神的临床医生为挽救病人的“最后一搏”?还是无良医生的生财之道?
01
被拒绝的晚期癌症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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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50岁的卡车司机马进仓被确诊时,已经处于胃癌晚期,癌细胞全身扩散。腹部的疼痛,令他难以入眠。他吃不下饭、呕吐、排黑便。
在确诊胃癌的那家北京某知名三甲医院,在等待入院的队列里,他始终没能住上院。
回到老家青海的马进仓,也被家乡医院认为已经失去治疗的意义,劝说他放弃治疗。
直到上海新华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陆巍接诊了他——陆巍也是马进仓姐姐的医生,马进仓和姐姐罹患的是同一种罕见胃癌——AFP(甲胎蛋白)阳性胃癌。
北京一家顶级肿瘤医院医生告诉八点健闻,在一年上万例门诊患者中,这类病种极少,仅有几例。在医院过去10年的数据资料库里,罹患AFP阳性胃癌的患者一共不到10个人,生存时间也都不长。
相比普通胃癌,AFP阳性晚期胃癌的恶性程度高、预后差,对化疗不敏感。研究显示,这类患者手术组中位生存期为17个月,非手术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仅为8个月。
而且很多患者在确诊时,已经处于癌症中晚期,已失去最佳手术时机。不幸的是,马进仓正是其中一员。
他的AFP(甲胎蛋白)值——一种癌症标志物——一度高达21870。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位大夫,研究过AFP阳性胃癌病例,他惊叹,“第一次见到像马进仓这类AFP指标这么高的。5000多的数值已经很高,已预示存在(癌症)转移迹象,一旦这个指标成百上千增长,预后是非常不好的。”
02
激进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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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胃癌而言,医学界仍旧是以手术治疗为主,联合药物治疗。
对于马进仓罹患的这种罕见胃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诊疗指南。
在陆巍最开始的诊疗方案是化疗联合PD-1治疗——这一方案一度在马进仓姐姐身上起效过。但奇迹并没有发生在马进仓身上,经过3个周期的联合治疗,效果还是不理想,马进仓的AFP持续升高。
陆巍觉得马进仓这类罕见的胃癌病人有研究价值,他查找文献发现,参照普通胃癌治疗,效果很差。于是他建议马进仓更改治疗方案——使用卡培他滨、奥沙利铂、培美曲塞、安罗替尼、他莫昔芬等药。
正是这一方案,在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张煜质疑,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这些常规的胃癌治疗用量过低,而用于治疗肺癌的培美曲塞、安罗替尼,乳腺癌用药他莫昔芬,属于超适应症用药,并没有治疗胃癌适应症。
北京医院肿瘤科的一位医生告诉八点健闻,所谓超适应症用药,是和医生经验性相关、约定俗成的用药,没有经过大量人群验证,也没有写进药品说明书。
在他看来,如果严格按照说明书,张煜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培美曲塞、安罗替尼对于胃癌的治疗,在国内外的文献中,是能找到临床使用依据的。在他的诊疗经验中,甚至见过几例肝转移的患者用过安罗替尼之后,肝转移完全消失。
不过这一备受指责的治疗方案,实际并没有完全实施。陆巍回忆,患者只实施了其中的奥沙利铂和卡培他滨,配了他莫西芬。“但患者家属又去问了别的医生后,就没有吃。”
对陆巍更为严重的一项指控,是他“想尽办法诱导”患者家属进行3万一次的NKT免疫治疗。
这种技术,收费高昂——总费用一般不低于10万,但疗效并不确定,除了临床试验外,并没有批准进入临床使用。
据接近陆巍的人士说,陆巍当时和家属讨论了利弊,也讨论了用药的价格。治疗的时候,患者依从性也挺好。“特别是提到用PD-1单抗,反复讲了原理才用的。”
上述人士还强调,陆巍一直否认在自己的治疗期间向病人推荐使用NKT免疫治疗。
除此之外,陆巍给马进仓做的一个价格1.8万元的NGS基因检测,也是张煜质疑陆巍的一个关键点。
张煜坚持认为,只对病人抽血进行NGS测序“就是错的”,应该用病理组织进行检测,只抽血根本就得不到准确结果。但即使是用病理组织检测,只能用于预测患者是否适用靶向药,对于化疗药物的有效率预测并不准确。
他继而怀疑,陆巍找的这一个基因公司,很可能是一个“回扣高、实力弱”的公司。
但在北京医院肿瘤科的一位医生看来,NGS测序对于多数肿瘤病人来说,是需要做的。目的是为了制定后续治疗方案,通过基因检测,指导后续选择靶向药以及化疗的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中,新增了二代测序作为Ⅱ级推荐。
上述医生也表示,如果实在是经济情况不允许,或者是年纪较大,确定姑息治疗的,可以不做。
03
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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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晚期病人的治疗,极其复杂,对临床医生来说,很多时候是一种“冒险”。一位肿瘤专家解释,已有的癌症诊疗规范像一张指示路径的地图,“但这张地图对存在交通意外的路段是无效的。”
中晚期肿瘤的治疗,就是那个交通意外的路段,大多数时候要靠医生在黑暗中摸索。
哪怕是对同一个病人,每个医生的治疗理念并不一样。
他参与的一次对一位中晚期癌症病人的会诊,一位女医生倾向于使用一线治疗方案,无效的话再使用二线、加上免疫治疗的方案。另一位男医生,更愿意一开始,就三联或四联再加上免疫治疗,“他认为这样见效快”。
同样的,同一个医生,面对不同的病人,他所制定的治疗策略,最后的结果也是千差万别。
陆巍治疗过的一位病人的家属告诉八点健闻,虽然花费不菲,比马进仓更高,但他至今仍然感激陆巍的“激进”,当他的父亲被确诊为胃癌中晚期后,因为不符合手术指征,曾被医生断言只能活3-6个月。
但是正是陆巍建议的不完全符合诊疗指南的“激进”方案,让他的父亲搏到了一个手术的机会,术后,父亲又活了三年。
但是马进仓并没有这么“幸运”,在上海这家三甲医院住院的近四个月里,经过了5次化疗的马进仓,癌症指标反而越来越高。
去年10月份,陆巍因为工作原因被调到了海南,将马进仓给了另外的医生托管。马进仓的女儿开始绝望。
尤其是马进仓的女儿找到张煜在线上诊疗了马进仓后,马进仓及其家属彻底放弃了陆巍的诊疗方案。不久后,马进仓一家人回老家了。
2021年3月,当马进仓一生的积蓄花光、生命走到终点后,马进仓的女儿将陆巍的诊疗方案公之于众。
事后,悲伤的女儿认为,如果父亲经历规范的诊疗,他可能还能多活几个月。
在马进仓女儿的微博里,充满一个青海患者远赴上海求医的艰辛——租的地下室阴暗潮湿,还有老鼠,动辄3万一次的NKT免疫治疗针。昂贵的药费,几乎全是自费。
北京医院肿瘤科某医生提到,肿瘤病人晚期之后可选择的医保用药很少,即使是医保用药,也面临着超适应症应用的情况。这意味着一份激进的治疗方案,绝大部分花费,病人需要自费。
这也正是陆巍被诟病的地方,这份“激进”的诊疗方案有没有真正从患者角度出发?
激进的、价格高昂的治疗方案,是要考虑病人的家庭背景和经济条件的。
 
04
患者生的希望?
还是无良医生的生财之道?

关于医生揭露“肿瘤治疗黑幕”事件,我们跟知情者、肿瘤医生聊了聊

 

在医生揭同行“癌症治疗黑幕”事件发酵后,哪怕在医生群体,意见也分裂为两种:
以张煜为代表的医生们坚持指南和规范至上。因为“一些医生的探索,没有数据支持,谁都不知道是否有用。”
他在最新发出的长文中,呼吁国家设立不良医疗行为的红线并严格监督执行。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复杂的晚期癌症治疗,如果排除所有不符合指南的、超适应证的尝试,会让晚期癌症的诊疗水平只能停滞不前,在及格线上下徘徊。
“指南从哪里来?你想过没有?指南每年都更新,为什么呢,就是有人做了创新研究。”
在晚期癌症病人群里也激起了热烈的讨论:一些晚期病人担心对于于超适应症用药的限制,会让他们无药可用——那些在常规用药,对他们已经无效了。
一位乳腺癌晚期癌症病人对八点健闻说,“有些时候,指南外的方案,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是生的希望,我希望你加上这一句。”
“这是现在的一个矛盾点,有些大夫比较激进,超适应证用药包括更积极的手术都是常态,他认为这样部分患者可以获益,另一部分医生认为额外的探索性治疗会给更多的患者带来伤害,而且获益可能性太小,并不值。”北京某三甲医院主治医生提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胰胃外科病区主任田艳涛打了一个比方,指南就像GPS定位一样,冲着你要的方向,给你去指引,但路上发不发生交通事故,前面是不是有一块石头,它是管不了的。还需要医生根据情况灵活来掌握。
在北京另一家顶级肿瘤医院专家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领域。他记得一位病人,“胃癌肝转移,普通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几乎所有胃癌的方案都用过,从初诊估计3个月寿命到活了6年,他的那些方案,如果细说,很多不是指南推荐的,但人家活了6年。”
在中国,由于药品回扣这种捆绑式的利益冲突的长期存在。让本来只是单纯的医疗技术讨论,变得更加复杂,以至于上升到医德、腐败、受贿等层面。
到底是指南至上,还是个性化治疗?面对晚期患者,如果搏一把,是否给了过度医疗和医疗腐败可趁之机?
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胸部肿瘤临床放疗主任张玉蛟看来,遵循指南和个性化灵活运用,不能把它对立来看。像盖一个房子,必须把基石打严,再来考虑砖的颜色,桌面是大理石还是其他的玻璃,这个是可以灵活应用。基石有多扎实,需要跟它的高度宽度是相配的,这些原则是必须遵守的。
面对晚期癌症这个复杂的技术问题,也许并没有一条红线,或是最优解。
但是张煜医生引发的讨论的价值在于,把问题抛出来,让大众意识到医疗决策的复杂性,让医生意识到规范化治疗的重要性,如何从患者获益最大的角度做临床决策。
“医生是要自省的,你的出发点是不是患者利益最大化?”
本文来源: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撰稿丨谭卓曌,责编|王晨 徐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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