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月收入上2万的只有70万人?

中国月收入上2万的只有70万人?
原创:碧树西风
来源:记忆承载(ID:wodqbs)
本文已获授权

 

网上公布一图,据说是专业机构的,2019人均收入分析报告。

 

中国月收入上2万的只有70万人?

也就是说,月收入大于2万的,只有70万人,小于500的有2.2亿,小于800的有4.2亿,小于1000的,有5.4亿。

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是小孩,哪怕你爸爸是马云,只要你没参加工作,那还是没收入嘛。

所以我们不去讨论数值小的那部分,那部分没有参考意义。

数值大的这部分也让人很惊讶,月收入大于5000的,只有7000万;大于1万的,800多万,大于2万的只剩70万了。

说实话,这数字,我很难相信。

当然,这份报告是专业机构给的,人家吃这碗饭的,咱也不好表示质疑。

我权且相信他们的统计是准确的,即便如此,这份报告也没啥价值。

因为:你关心中国人挣多少钱是没意义的,不如关心中国人花多少钱。

之所以会产生这句话,是因为没有中国人真的会告诉你他赚多少钱,事实上,这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广州那个卖鸭腿饭的老板,有7栋楼在收租。

如果在网上,他可能很随意的就说出来,自己有7栋楼在收租,你注意,是7栋,不是7套。

但真让他报税的时候,这些也许就变成一笔糊涂账了。或许他最后能告诉你,虽然他是收租的,但是今年亏损了。

你不要笑,这很常见。收过路费都能亏损,收租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以前二胎没有放开的时候,我们有个供应商,一个老板在饭桌上跟我们聊他二胎罚款的事情,他属于超生,缴纳了家庭年收入的三倍。

我们问他交了多少钱,他说不到20万,也就是说,他的家庭年收入只有6万多。

他太太也在他公司,两口子平均一下,每个人每个月不到3000块,几乎是卡着当时的个税起征点给自己发工资。

严格意义上讲,你说他们两口子月薪不到3000,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

工资单上很清楚。

但这件事和他们的消费能力有没有关系?没有。他们家光排屋都有好几套。

中国有很多老板是公私不分的,他往往会把个人消费用公司的钱去买单。

严格意义上讲,这是违规的。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公司的钱就是公司的,个人的钱就是个人的,公司的钱如果要归到个人名下,要变成你的工资,奖金,或者股份套现,你再拿去消费。

理论上是这样。

但你真的要把诸如上述各种事情执行到底,需要大量的资源。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在美国,这种事很难发生,因为他们各个环节卡的都很牢。

在美国,你说你拿着一麻袋现金去买房,可不可能卖给你?不可能。

你拿着一麻袋现金去存钱都不让你存。

他们有非常复杂的流程,所以华人赴美,首先要适应的就是税务和律师。

你得给自己找个税务顾问,给自己找个法律顾问,弄清楚各种细节,否则你随时会引来大麻烦。

但你知道这个代价是什么?

美国一年20万亿美金的GDP,光律师们就耗费了1万亿。

也就是说美国一年的经济活动,有5%都消耗在各种诉讼上。

而对比过来,我们在这上面的损耗非常小。

这就是告诉你,任何事,都有代价,弄清楚一件事,得花钱的。

很多公知给你讲故事的时候,从来不谈价钱。

他们总是给你讲,某家饭馆的服务特别精细,但他们没有告诉你,要收取15%额外的服务费。

中国人绝大部分还是图实惠的,甭管他有钱没钱。

你看到很多人跑去巴黎,排队买奢侈品大牌,觉得他们很有钱,其实她们只是图便宜。

因为她们在国内也要买,去产地买,价格低,免税,她只是为了省钱。

有的那人,上飞机前穿一双要扔的旧鞋子,穿一身要扔的旧衣服,背一个要扔的旧包包。

到了巴黎直接奔赴奢侈品店,一身捯饬好,旧的扔掉,穿戴齐全就回来了。

你看着她们买奢侈品一掷千金,真让她们掏个十欧的小费,扣扣索索舍不得。

这个细节很清楚的反应了国人现阶段的消费理念。

买房他们肯的,因为那是投资,他是为了能涨,要是房价不涨,所谓刚需马上消失。

买豪车,买奢侈品,他们肯的,因为能够拿出去让别人看到,有面子。

LV的垃圾桶,LV的垃圾袋,C.Gilson的内裤,你看看国内有没有销量?

没有的。

你又不是超人,你总不能把内裤穿在秋裤外面。

人家看不到,贵有什么用呢?

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所以你想一想,假如我们搞成像美国那样,把每个人的收入弄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不好?

当然好,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举双手赞同。

代价是,每年花费10%的收入在这件事上面。你再去问大家,肯不肯掏腰包,全都不吱声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90年代的时候,我念中学,我妈在物价局工作,暑假里我常常跟着她社会实习。

物价局今天比较安耽,大家不太熟悉了,90年代是个很active的部门。

因为那个时候市场经济活动比较混乱,很多人对商家不明码标价,以及各种价格的大幅度波动都有不满。

比如医疗,教育,这些领域的价格,在当年都是非常敏感的社会话题。

那个年代还有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残留,物价局主观情绪上,还是希望把一切都弄清楚,虽然市场已经放开了。

他们指望彻底弄清楚市场里不同商品,不同服务的价格波动,然后有效的管理起来,如有违规,进行查处。

但一接触就发现预算不够。光靠编制内的那点人,企图控制市场,根本不够。

控制不了怎么办呢?那就招了一堆临时工。编制你是没法扩大的,一个局多少人就多少人,活干不完,咱就招编外人员。

人多了一定能搞定么?不一定的。

编外人员不是铁饭碗,一点顾及都没有。你给了他临时的权力,他马上就到商家那里吃拿卡要,引起一堆问题。

那怎么办?是不是还要监督这帮人?怎么监督?

继续扩大队伍?招更多的人?

这就像过去是一个人写代码,写不完,招来10个人,越写BUG越多,又招了10个来改BUG,20个人,需要分工,测试团队,又10个,需要职业的管理者,又招了5个项目经理,项目经理们开始扯皮,又招了项目总监……

最后一个人的活,你整50个人,都搞不定,这在软件工程里叫做《人月神话》。

当年物价局遇见过一样的问题,只可惜那年代《人月神话》都还没出版。

最后搞不定怎么办呢?只好放弃。不再那么active,不再企图从细节上控制市场。

他们不再需要编外人员,说白了,就是领导弄明白了,现阶段,这事儿弄不成。

所以后来的方式就是如果有人打举报电话,那就去查,如果没人举报,就随它去吧,市场自有市场自己的调节方式。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你告诉老美花很多钱在税务顾问,法律顾问上,他们能接受。

你告诉咱们的人,他们不能接受。即便打官司,他们都想着免费。

所以书在美国卖的非常贵,因为老百姓接受知识付费。但是在我们这里,互联网的宗旨一定是免费的。

你只要说免费,可以白嫖,马上会发现所有人都支持你,只要说收费,切~,一哄而散。

那我们怎么办呢?弄不清楚收入,怎么调节贫富呢?

我们有适合我们情况的办法。

四个字:外汇管制。

说白了就是肉烂烂锅里。

我弄不清楚你的收入是吧,我也不想弄清楚了,反正你的钱不还是在这个市场里花么?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个小公司的老板,计划生育我只能罚你们家20万,感觉有点欠。

但你的钱能干啥呢?你只能买房嘛。

你买的房子的价值主要集中在土地上,也就是说,我通过卖地,又把钱拿回来了,这钱又可以修地铁,修公路,雇佣民工,提供就业。

钱,始终在自家经济体里内循环。

当我想调节贫富差距的时候怎么办?

比如你买了一堆的商铺,平常你收房租,转嫁给消费者。还特么跟我哭穷说你收房租收亏损了。

我雇不起一堆人去查你,没问题,我有别的招,咱走着瞧。

现在就业不景气,我只要许可摆地摊,摆地摊抢的谁的生意?难道能抢淘宝的?抢的只能是实体店铺的生意。

好,三个月内,是实体店铺老板兜里的钱,转移到了摆地摊的人兜里。

三个月后呢?实体店铺开不下去,哥不租了,谁继续买单?自然是店铺的业主买单。店铺的业主兜里的钱,转移到了摆地摊的人兜里。

你看到了,总有办法来调节。

你说你鬼灵精,想抵押商铺,我可以通知银行,降低比例;你说你要卖,我可以限售。

你生气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咱以后都不做朋友了,我以后再也不会买,看你的土地怎么卖。

没事儿,你放心,赶明儿鼓励一下,你又会买了。

办法有一千种,成本都不高,这比耗费大量GDP在律师身上,更能提高大多数人的幸福感,尤其在一个大多数人收入还不高的阶段。

咱们作为老百姓,如果真的想知道别人的收入,看这种数据是没用的。

我教你个最简单的办法。

你去看看自己所在城市,那些每年学费超过10万的私立学校,除了长江七号里面那种极特殊的情况,这些家庭的月收入绝对都在4万以上。

把这些年学费超过10万的私立小学,私立初中的在校生加起来,乘以2(父母),再乘以2(没统计高中,大学的那些家庭),你所在城市月收入大于2万的人,只会比这个数字多得多。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U_6NGr2dpqM43eBdb7jMLQ

这个总理有个性,我喜欢……

这个总理有个性,我喜欢……

来源:经典文摘2020

 

故事一

 

  我看到有家媒体报道,一个公民要出国旅游,需要填写‘紧急联系人’,他写了他母亲的名字,结果有关部门要求他提供材料,证明‘你妈是你妈’! 在5月6日的国务院会常务会议上,总理的话音刚落,会场顿时笑声一片。

 

  这怎么证明呢?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人家本来是想出去旅游,放松放松,结果呢?”总理说,“这些办事机构到底是出于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还是在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

 

故事二

 

  仍旧在5月6日的常务会上,总理说,在海南,一位基层优秀工作者参与评选全国劳模时,仅报送材料就需要盖8个章,结果他跑了几天也没盖全,最后还是省领导特批才得到解决。

 

  “盖完章他当场就哭了。”讲到这儿,总理发问,“老百姓办个事咋就这么难?政府给老百姓办事为啥要设这么多道‘障碍’?”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提出“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他在5月6日的常务会议上进一步阐释说,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时代的政治比较“简”,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就会被后世称为“盛世。而中国历史上的若干次重大改革,其主线都是“删繁就简”。

 

故事三

 

  仍旧在这次常务会上,总理说,他不久前在福建考察时,一位台商代表告诉总理,他在大陆营商最大的困难,不是优惠政策不够,而是知识产权得不到足够保护。

 

  “研究出来一个东西,马上就有人模仿,打官司、找政府,没人给解决!”总理说,“我们现在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政府一些‘该管的事’没有管到位,但对一些‘不该管的事’,手却‘伸得特别长’!”

 

  总理说,当前,社会上下已形成一个共识:厘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简政放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同时,民众也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监管”和“服务”要求。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对老百姓负责的事情,就是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责!”

 

故事四

 

  在4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说,他此前在某省考察水利工程建设时,询问当地负责人,为什么钱拨下去了、地也批了,却迟迟不开工?对方无奈地说,开工前需要几十项评估,“没有一两年根本下不来”。

 

  “他给我解释了一下,有环境影响评价(环评)、水影响评价(水评)、能源评估(能评)、安全评价(安评)、交通影响评价(交评)、地质灾害评估(灾评)、地震安全性评价(震评)、文物影响评估(文评)、雷击风险评估(雷评),还有气象评估(气评)……”总理一口气列举了一长串各类评估,会场顿时笑声一片。

 

  “我到一些地方考察,有些企业反映,现在表面看起来审批项目是简化了,但真要办事,还需要经过层层的中介服务。有些中介机构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市场的鞭子,收着企业的票子!”

 

故事五

 

  4月17日在北京调研金融机构时,总理的原话: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喊了很多年了,最近几年呼声尤其高。刚才考察商业银行看,贷款利率普遍在6%以上。可多方面调查的数据表明,企业利润目前平均只有5%,扣除财务费用之后不就成负增长的了吗?

 

  实体经济垮了金融怎么支撑?企业融资成本下不来,将会严重影响就业、创业,金融企业最后也会受到冲击。

 

  有的银行收费项目消减了仍有20多项。你们想想,一个企业去贷款,你设置那么多的收费项目,有几十项,名目繁多,还搞不太懂,而且收费项目中间的运作空间又大,许多收费又不规范。所以为什么从统计上看融资成本下降了,企业却老觉得没下降?因为他们的成本不仅是贷款利率,费的成本也算进去了。

 

  你们研究一下,还有没有改的余地?有没有能够再减再并的?能不收的要尽量免收!

 

故事六

 

  “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难道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在4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说。

 

  此前,有关部门汇报时说,国务院常务会议几项已经确定的政策,之所以迟迟没有“落地”,是因为文件起草完成后,一直按照流程在相关部门等着“会签”。

 

  “这不是耽误时间吗?”总理立刻打断他的话说,“当时你们部长们都来开会了,会上都没有不同意见,现在难道还需要几个处长来‘把关’……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这不是闹笑话吗?

 

  6天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当场明确了一个文件运转流程“新制度”:常务会通过的文件,如果由部门联合印发,7天内必须下发;如果由国务院印发,没有重大修改意见的7天以内必须下发,需要协调修改的10天之内必须下发。

 

  “常务会通过的文件,在哪个环节有拖着、卡着的现象,一定要就地消除!”总理说,“要坚决打破原来的规矩,不能让文件再在处长、司长那里一层一层地‘画圈’了!”

 

故事七

 

  “现在很多人,到什么地方先问‘有没有WiFi’,就是因为我们的流量费太高了!”在4月14日的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总理说。

 

  当听到网易董事局主席丁磊说,现在手机的流量费很贵,1G就要70元。总理当即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可以研究如何把流量费降下来,“薄利多销”。“我之前就说过,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之落后,我们自己都很难想象!”

 

  当中兴董事长侯为贵接话说:“您说得很对,我们和日本、韩国、欧美的带宽还差很多。”

 

  “岂止是这几个国家啊!”总理说,“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评估,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在80位以后。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带宽,这方面我们的潜力很大,空间也很大。”

 

故事八

 

  在4月14日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总理说:“我们的‘工具箱’里还有不少政策工具,而最大的工具就是‘改革’。你们刚才讲到,就连东部地区的一些企业,50%的时间在干事创业,50%的时间则在和政府磨嘴皮子、甚至跑断腿。所以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基础上,着力促改革、调结构,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

 

  总理赞叹道,中国的老百姓勤劳又有智慧,只要给他们充分的空间,就能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这也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政府要放手让他们去闯去创,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当然,简政放权不是一放了之,还要放管结合。企业希望有公平的市场环境,政府就应该当好裁判员,这样才会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这个总理有个性,我喜欢……

 

故事九

 

  4月10日,总理考察北车集团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工人们打出“感谢超级推销员”的字牌,向总理致谢。

 

  公司负责人介绍说,得益于海外市场的拓展,企业目前发展势头良好,海外订单和利润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他对总理说:“您是我们的‘超级推销员’,我们都把您看成北车的一员!”

 

  总理笑着说:“我为中国装备‘站台’,希望你们也给国家‘撑台’,要有过硬的质量和良好的售后服务,打造永不褪色的‘金名片’!”

 

故事十

 

  4月10日,在长春召开的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总理说:“我在东北工作过,算是半个东北人,讲话也就不客气了:你们的各项数据的确让我感到‘揪心’啊!”

 

  他说,去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政策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对于东北三省面临的“确需帮助的困难”,要求有关部门也要出台具体措施予以支持。

 

  “但现在的问题是,去年批给的土地,70%仍然处于闲置状态!”讲到这里,总理的语气明显加重了,“土地给了,一直闲着;钱下拨了,仍然‘趴’在账上;项目批了,迟迟未见开工!政策再好,不干有什么用?政策千条万条,不干就等于‘白条’!”

 

   “振兴东北不能‘等靠要’,而要靠‘闯改创’,要抓住关键问题,主动作为。”总理说,“对于不干事不作为的,要抓一些典型案例,坚决问责,从严治理!”

 

  “我们国家还有许许多多只为一天多挣30多块、抛家别子的农民工兄弟。这个庞大的群体不仅西部有,东部也有。”总理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有最起码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观念。多想想百姓疾苦,少盘算点个人得失;工作中少点空话套话,多点真抓实干的劲头,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干点事!”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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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复旦学子当中介卖房,上一代造的孽,下一代来背

◎智谷趋势(ID:zgtrend) |  黄汉城

如果我跟你说,今天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链家每二十几个房产中介,就有一个毕业于双一流大学。
其中不乏北大、复旦、南大这样的高材生,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不用感到惊奇,未来这个现象会越来越普遍。
有很多家长花几百上千万买个学区房,等到孩子真的考上名牌大学后,恐怕里头会有一些人注定要去干保姆、房地产中介、快递小哥……
新一轮技术革命迟迟还未爆发,在大学扩招的供给端膨胀下,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材生滑落到下一个层级就业,被锁定在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岗位上。
“知识中产”正在加速滑落,这是当前一个相当无奈的现实。
北大复旦学子当中介卖房,上一代造的孽,下一代来背
顶级名校的大学生,应该是国之重器。按高晓松的话说,是要胸怀天下,改造国家。
可惜的是,现实远比梦想骨干。
今天在一二线城市买房,如果你遇到一个彬彬有礼的房产中介,跟你聊宏观政策、投资分析,上至城市规划,下至风水周易,样样都精通。
别怀疑,你很可能就是遇到了“校友”。
北大复旦学子当中介卖房,上一代造的孽,下一代来背
北大复旦学子当中介卖房,上一代造的孽,下一代来背
像北京这样卧虎藏龙的城市,在链家APP上认证为双一流大学毕业的房产中介占比4.4%。相当于每2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而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链家在这里共16683个经纪人,有579个人毕业于上财、华师大、中国地质大学这一类高等学府,占比为3.5%。
北大复旦学子当中介卖房,上一代造的孽,下一代来背
同样毕业于985,有的人出入华尔街、中环的高档写字楼,喝着咖啡跟人侃侃而谈。也有的人顶着烈日太阳,骑个电动小毛驴穿梭在大街小巷。
像这样的事情,越来越普遍了。
这两年快递行业迅猛发展,兰州对 “快递小哥”需求大增,引来众多大学生竞相应聘。其中不乏本科毕业生求职。

 

北大复旦学子当中介卖房,上一代造的孽,下一代来背
杭州有个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双语女硕士,曾在中兴通讯工作,如今去了当保姆,月薪2万元以上。

 

北大复旦学子当中介卖房,上一代造的孽,下一代来背
低端岗位高学历化,正在全国蔓延。
有一点需要强调,职业没有贵贱之分,这里的低端,纯粹是指从业门槛和技术含量较低,谁都可以来做,没有别的的意思。
本科生的加入,对于提高中国服务业的质量,当然大有裨益。不过,这种现象也印证出当前一个事实,文凭在加速贬值。
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高学历的人,滑落到下一个层级就业?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经济学的基本供需原理。
北大复旦学子当中介卖房,上一代造的孽,下一代来背

 

之前老有人说,中国的大学生数量真心不多。本科学历在14亿中国人当中就算是塔尖了。
从77年恢复高考到2017年,40年间中国普通高校(专科以上)的毕业人数大概为9000万,占全国人口不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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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边包含了大专生。剔除这一群体,本科生4000多万,占比全国人数仅为4%。所以,只要你是本科生,你就碾压了全国96%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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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种论调不是蠢就是坏。真的会害死人。
没错,放14亿的人口体量来说,大学生还是稀罕物。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锁定在21-35岁的群体中,那是明显学历过剩的。
今年35岁的85年人,全国大概有2004万,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拥有大学文凭(专科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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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年轻的劳动人口,大学生比例越高。像今天的95后,两个就有一个是大学生。未来这个比例还会更高,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中国又是全球第一大国际生源国。从1978年到2018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万人。海归加土鳖,大学生真的不要太多。
所以,那些说自己碾压了全国96%的人,到底是有多傲慢?
你进入人才市场找工作,又不是跟四五十岁的人竞争一个岗位。不管是跳槽,还是校园招聘,你的对手,永远都是高学历的同龄人。
这个竞争的程度,能不激烈吗?
在一个社会里头,高大上的岗位永远都是有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一旦高端行业扩张的速度跟不上供给的速度,就注定会有人被挤压到下一个层级。
1932年美国处于大萧条时,一年只有3.5万人考大学。后来随着不断强盛的综合国力,美国大学生数量井喷。
老年人的学历很高。全球主要经济体55-64岁的人口结构中,本科学历的三分之一来自于美国。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路上随便掉块砖,都能压死一片高材生。
以至于今天美国农民当中,四分之一拥有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没点好文凭,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农民。
人家都可以去种田了,我们凭啥不能去做月嫂阿姨?
今天的中国,无非是在重复美国的历史。
北大复旦学子当中介卖房,上一代造的孽,下一代来背
现在我最担忧的问题是,第四次产业革命迟迟未爆发,未来在大学的持续扩招下,高学历人才的就业会受到进一步的挤压。
我们知道,每一次重大技术创新都会涌现出一批新兴产业,带动经济进入一段长周期的大繁荣。
新兴产业快速增长,不仅收入比传统行业高,岗位需求也特别多,容纳了大量就业人口。
随着时间推移,原先新兴产业的生产力逐渐丧失优势,利润率下滑,就业饱和。越来越多的人才找不到好出路,只能被挤压到低端岗位上。直至下一轮技术革命开启。
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周而复始。
18世纪末,蒸汽机横空出世,使得纺织业蓬勃发展。当时纺织工人每小时劳动的产出价值吊打传统农业,收入自然要更高,年轻女孩们纷纷抢着进工厂。
1870年代,发电机和内燃机相继出现,人类步入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经济重点从轻工业转到重工业。
钢铁、汽车等行业成为了最赚钱的行业,也吸纳了全社会最多的就业人口。美孚石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托拉斯,福特则步入了美国十大富豪家族。
这种重工业称霸的时代,持续了很多年。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汽车工人单靠一个人的工资就能养活全家,不仅有房有车,还有一猫一狗,构成了美国人中产阶级的典型画像。
1980年后,“第三次浪潮”兴起。以硅谷为代表的IT产业,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不断壮大,财富加速向互联网和金融业集中。
制造业整体萎缩,美国五大湖出现了铁锈带,原先的产业工人集体垮掉。而互联网、金融的人均收入增速,其他行业就算搭飞机也追不上。
一句话,站在新兴产业的风口上,猪都能飞。老板吃肉,员工喝汤。大家高高薪薪,也高高兴兴。
进入技术长周期的末端后,行业红利消减。全社会中含金量较高的岗位数量扩张缓慢,甚至还变少了。这时候,大学扩招的“后遗症”就会凸显出来。
2000-2016 年,台湾大学生毕业后平均起薪为26k-28k,大概是人民币6000元上下。二十年时间里起薪几乎零增长。
原因,就是大学生的供过于求。多年来,台湾将一些产能转移到大陆,而本土科技创新活力减弱,除了半导体之外,就几乎没什么新兴产业起来。
整个社会对于前沿科技人才的需求减少,很多年轻人感到没有出头日。
一些台大、政大等顶级学府的大学生,甚至跑到屠宰场宰杀牛羊,“穷并痛苦着”。
北大复旦学子当中介卖房,上一代造的孽,下一代来背
我们再来看中国。今天大学生的处境相当不妙。
虽然说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技术有了一些发展,但尚未取得爆发性突破,更别说进入大规模的应用了。
1698年世界就出现了早期的工业蒸汽机,但是直到一个世纪之后,人类才成功地用蒸汽机来驱动轮船。
1882年,爱迪生就在纽约展示了他发明的电灯,但其后40年里,电力技术几乎没有为这个国家的工厂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这设计到生产流程的重组改造。
从技术突破到新兴产业的兴起,需要一段时间。尽管今天科技发展很快,应用的障碍更少,但也只是压缩了流程而已。
自1999年中国进入互联网元年,至今已有二十年了。当时受益于那一轮技术革新,中国诞生了一大批富豪和新贵。
山西阳泉的高考状元李彦宏,宿迁高考状元刘强东,北京市的文科状元李国庆,高考739分的马化腾通通流入这个最有前景的行业,最后一战成名,成为人中龙凤。
无数大学生蜂拥而入,淘金无数。
北大复旦学子当中介卖房,上一代造的孽,下一代来背
但是在新的前景产业爆发之前,原先的互联网+、金融+,正在逐步的传统行业化,红利明显变少。
十年前,程序猿还是稀罕货,干的不开心了就“跳槽涨薪”。今天三条腿的癞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程序狗遍地有。
廉价的后浪一波波涌过来,很多人面临“35岁危机”,屁都不敢放一个。
以前的大学生为了进银行,求神拜佛找关系。就是一个小小柜员,走起路都带着风。而今天柜员的地位,也跟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没差了。
除了头部平台,或者说头部职员,普通从业者的日子再也不像过去那么风光。找一份体面又高薪的工作难度越来越大。
一个是大学扩招带来的供给端膨胀,一个是新一轮产业革命迟滞带来的需求端萎缩,两者合力下,势必会有一些大学生要滑落到下一个层级就业。
运气好的,收入不一定就会减少。因为那些早一步进入新兴行业并爬上去的人,现在已经成功晋级了。他们在找月嫂、家教、管家、房产中介服务时,有能力开出更高的价码。
只要找到这些雇主,凭借着大学生相对较高的素质和天赋,还是有机会拿到更高的薪资的。
运气差的,就是台湾省的年轻人结局。
毕竟,在低端产业中硬生生创造出高薪岗位,总是没有顺着大风口进入一个新兴产业那么容易。
北大复旦学子当中介卖房,上一代造的孽,下一代来背
今天的北大毕业生当中介卖房、双语硕士出来做阿姨保姆,房地产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的。(扮演了一定角色,非全部原因)
过去房地产狂飙突进,很多人宁可炒房不做实业。房地产吞噬了大量原本应该投入科技创新的资金,大大延缓了中国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时间。
没有生产力的大力提升,没有一批新兴产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高材生只能被锁定在没有太多含金量的低端岗位上。
上一代造的孽,下一代来背。
当年前浪炒房有多欢,今天后浪就业就有多难。
回想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经济实行双轨制。草蛮丛生,有没有文凭都差不多。倒爷一天赚的钱,顶上大学教授的一百倍。
只要你做事够狠,敢转空子,财富就能滚滚而来,跟开水龙头一样。但是它吃的是大时代的红利,百年难得一遇。
今天不同了。没有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后浪很难逆天改命。
参考文献
《繁荣与衰退》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6j3TN9UMZ7O05Gyp–5PSQ

黄奇帆发出警告:外资企业如果撤出中国,等于丢弃70%市场份额

钛媒体 TMTPost.com

|科技引领新经济|

黄奇帆发出警告:外资企业如果撤出中国,等于丢弃70%市场份额

如果撤离中国,对这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来说,等于丢弃了他们70%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中国的决定性因素。

 

黄奇帆发出警告:外资企业如果撤出中国,等于丢弃70%市场份额

钛媒体编辑丨石万佳

 

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在浦山讲坛上对美国等国政客“产业链去中国化”、“脱钩论”等观点进行了驳斥。他认为,面对这些言论,中国要保持定力,以稳定谋发展,以创新寻找出路,以开放拓展市场,不惧怕西方少数势力对中国的敌视,通过练好内功,广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机遇。

 

黄奇帆发出警告:外资企业如果撤出中国,等于丢弃70%市场份额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

 

在黄奇帆看来,产业链从中国搬迁回美国存在不可逾越的五大困难:其一,产业链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其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在美国无法轻易建立;其三,产业工人的成本与素质难以平衡;其四,美国以服务业为主、制造业占比仅13.5%的经济结构不利于制造业发展;其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难以配套。

 

演讲中,黄奇帆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前述观点的不现实、不科学。第一方面,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只不过是一些政客们的主观臆想。第二方面,疫情之下,全球产业链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并非搬迁式重构。

 

他特别提到,如果撤离中国,对这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来说,等于丢弃了他们70%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中国的决定性因素。而对于中国的制造企业来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单的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关系并不大,应该对自己的优势有底气,有信心,不要放大自己的困难。

 

第三方面,中国制造业想要抓住疫情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机遇,需要从五个方面入手。第一,健全产业链,补齐短板。第二,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转向内销。第三,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第四,重视网络空间的市场价值,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作用。第五,努力扩大进口贸易总额,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

 

以下为黄奇帆演讲全文,略经钛媒体App编辑:

 

在疫情带来的全球危机下,美国等国的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产业链去中国化”,“脱钩论”等观点,并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

 

我们要保持定力,以稳定谋发展,以创新寻找出路,以开放拓展市场,不惧怕西方少数势力对中国的敌视,通过练好内功,广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机遇。为此我在这里从三个方面分析这个问题。

 

外资企业从中国撤资存在巨大困难

黄奇帆发出警告:外资企业如果撤出中国,等于丢弃70%市场份额

 

第一方面,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只不过是一些政客们的主观臆想。

 

当前全球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全球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自由流动的最优化配置,在疫情发生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疫情发生以后虽然会打破这种稳定性,但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会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疫情所带来的产业链调整也必然是要符合市场规律的,而不会以少数政客的意愿而转移。

 

美国等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重新建设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这一过程对这些企业而言成本高昂,并且存在难以逾越的困难,我认为这些困难表现在5个方面:

 

第1,产业链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半年,很多企业的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极其紧张,很少有制造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资重建工厂。美国说要给撤资搬迁的工厂帮助,其实也就是补贴搬迁费,这难以给予这类企业相应的投资全额补贴。而资本市场也因为企业业绩下滑失去了为搬迁这些企业融资的能力。所以仅仅为了政治目的,而让企业冒着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风险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不合理的,企业是不会跟进的。

 

第2,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如果一家企业迁回美国,不仅仅是一家龙头企业的迁移,还必须要有产业链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进。在制造业分工如此细致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制造业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制造成本急剧上升,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正是基于这一点考虑,特朗普三年前就要求库克把苹果的生产基地从中国搬迁回美国,库克明确地多次表态,这是不可能的。疫情前三年,他都没搬动,疫情后,现在状态下再要搬迁是更加困难。

 

第3,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以平衡。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选址地的劳动力成本,还要考虑劳动力素质。与中国产业工人相比,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尽管比我们低,但工人的基本素质比我们差。中国经过近40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在成本上还有比较优势。中国包括农村在内的所有年轻人,高中毕业、中专毕业的教育普及程度已经达到90%,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素质也是相对较好的。

 

第4,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发展。想要发展某些产业,不仅要考虑政府机构的主观意愿,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等。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只占13.5%。那么它的工业制造品大量依靠进口,它的产业结构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甚至从金融角度讲,正是因为大量工业品进口,才能够通过进口支付把美元撒向全球,获取全球的造币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如果自己去搞大量的制造业,美元作为全球霸权的货币地位将会受到影响。

 

第5,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难以配套。总体上看,美国的基础设施还是优越的,但是这些设施往往都是服务于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人群的,而在服务于工业的铁路、港口、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区所需要的我们所谓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上,由于美国这些年工业制造业的衰退,已经变得很不完全、很不完备。短时期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政府或者企业天量的投资,这也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比如通信,美国的通信设施,不管是4G还是3G的基站,包括现在要搞的5G基站,在大城市可以,但到了郊区——所谓“搞工业”的地方——其通信能力就差得太远,这是因为美国电信公司是私人的,对于通信密度不够高的、投入产出低的地方,他们不愿意去投资。所以整个美国4G基站只有40多万个,而中国有460万个,我们双方的国土面积是差不多的,它的基础设施是比较薄弱的。

 

综上所述,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所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的、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被全球产业界所承认,既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又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也具备了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基础。

 

此外,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几十年投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的70%以上是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剩余30%是外资企业生产出来出口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撤离中国,对这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来说,等于丢弃了他们70%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中国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方面,疫情之下,全球产业链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并非搬迁式重构。

 

最近20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结构,但是这种水平分工导致产业链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也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就会打破产业链平衡,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面对这种脆弱性,疫情之后,产业链重构最合理的方向是让这种产业分工能够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产业链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内,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实现垂直整合的生产关系,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产业链集群的结构性重构,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某些区域,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的企业分享,所以它也是国际化水平分工的。

 

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摩根士丹利公司最近有份报告,我看了以后深以为然。这份报告指出,通过与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主们的交流,报告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所谓的产业链搬迁趋势,这个非常重要:贸易战的时候,也就是疫情之前,有一批企业在贸易摩擦的鼓动下的确有搬迁出中国的苗头,但是疫情之下,这种搬迁需求反而放慢了,甚至停顿了下来。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在全球衰退的阴霾下,无人愿意再投资。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以上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也具有薄弱环节,风险很高,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不是搬迁带来的新资本开支。摩根士丹利的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本国加大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第二,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上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以TMT产业链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在复工中展现出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后,中国就控制住了疫情,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不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他潜在搬迁目的地,比如东南亚等地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的状态。

 

还有一点在跨国企业的调研中非常明显,就是疫情促使下一阶段产业更重视云服务、物联网、远程服务等数字基建。中国恰巧正在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加速,中国未来的基础设施正在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所以这一次全球产业重构一定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要素进行结构性的重新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

 

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跨国公司企业家的理性,而不会跟着政客们的叫嚣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潮流,他们一定会理性地布局新的产业链、推动全球产业链结构性重构。

 

对于中国的制造企业来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单的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关系并不大。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优势有底气,有信心,不要放大自己的困难。好像现在出现的问题都是美国政客们叫嚣的脱钩造成的,好像疫情对我们带来的冲击倒是问题不大。

 

所以我们要审视度势,重新思考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方向,突出中国在制度上的优势,进一步夯实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的基础设施,积极布局基于新技术的产业生态,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中国制造业如何抓住疫情后的机遇

黄奇帆发出警告:外资企业如果撤出中国,等于丢弃70%市场份额

 

第三方面,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的机遇。我这里想讲五条措施。

 

第一,健全产业链,补齐短板。我们产业链上有一些短板,有些甚至是致命的短板、容易被人家“一剑封喉”的短板。一旦面对不可控的政治或自然因素,产业链存在断裂的危险。所以面对疫情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我们应该倒逼自己尽全力将产业链中的一部分举足轻重的零部件环节实现本土化,运用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和工业突破,以产顶进。拥有产业链集群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杀手锏,越是在当下的全球产业发展格局下,越要健全产业链,抓住关键问题,补齐短板,凸显劳动力成本、供应链成本、营商环境等优势,完善产业链配套设施,吸引更多全球优秀企业加入我们的产业链集群,用更大的开放抵御“去中国化”的错误思潮。

 

第二,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转向内销。中国去年出口了2.6万亿美元,随着世界疫情的扩张,今年一季度我们的出口额降低了11.4%。第二季度的情况应该会更差。因为一季度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疫情还没那么严重,他们的生产还在运行,还在采购我们的货;但是二季度,全球很多国家进入了“瘫痪”状态,它们对中国的进口正在减少,出口订单就会大量丢失。在全球疫情可能还会持续较长时间的情况下,这些出口企业会出现订单长时期骤减,资金链断裂的极度困难。

 

中国的出口涉及到国际上的疫情治理,现在全球的新冠疫情确诊数已经超过500万,我认为到6月底可能突破800万,全年会在1500万人以上。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针对长周期订单低迷的状态制定策略、改变策略,加快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把自己的产品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进行改造,扩大内销份额。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出口是退税的,很多产品本来是在不含税的成本下开展出口业务的,现在内销的话如果去收它13%增值税或者其他税的话,它的成本上可能不适应国内销售,所以对于这部分出口转内销的企业,可以在一个时间内给予特殊政策:出口转内销,视同出口,不收增值税,或同样享受出口退税的政策。

 

第三,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中国的人口基数、自然资源、GDP水平决定了中国自身市场巨大,各行各业都存在着大量的基于新技术的市场空间。

 

比如我们现在能源行业,中国每年要进口大约4.5亿吨石油,我们自己生产了2亿多吨,总的消耗6亿多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能源需求还会进一步增长,也许以后要增加到7亿吨、8亿吨、9亿吨,如果增长了以后,增加的订单都依赖进口,变成一年4.5亿、6.5亿、7.5亿的进口,这样的能源结构是不安全的。

 

而事实上,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煤炭储量,每年的煤炭产能在50亿吨,实际的煤炭产量现在去库存压在38亿吨-40亿吨,也就是说我们的煤炭产能是富裕的、闲置的。

 

如果用煤炭来代替石油,作为化工原料是有发展空间的。无非大家是感觉煤炭污染严重,比石油化工污染要大。那么怎么样努力研发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在清洁工艺的前提下,如何发展煤制气,煤制油、煤化工?比如神华集团在宁夏搞的煤制气、煤制油是一流水平的,而且我去看过它的工艺流程,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觉得这些企业应该发扬光大。如果我们中国用多出的10亿吨煤炭搞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那么我们原油的需求量可能就省掉1亿多吨-2亿吨。

 

再比如,截止到2019年6月,中国汽车每100人保有17.9辆,与发达国家相比——他们一般是每100人30辆汽车——我们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尤其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以及汽车产品自身向数字化平台的变革,汽车产业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并将极大地带动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

 

第四,重视网络空间的市场价值,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作用。疫情期间阿里巴巴、京东这类电商企业营业额没有出现下降,反而逆势上扬,充分说明网络空间形成的市场与传统的市场有很大不同,在疫情期间前者能够部分避免因为物理隔离带来的交易障碍,所以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优势,增强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不同国家市场的能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帮助他们加入跨境电商平台,增加中国的贸易进出口量。

 

可以做一个判断:10年以后,全世界的货物贸易量1/3是传统贸易的形式,1/3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加工贸易,还有1/3会是通过跨境电商的贸易来完成。所以这地方潜力巨大。

 

此外,我们国内电子商务可以说是世界最发达的,但这些电商的业务量百分之八十几都是国内贸易,而国际贸易只占阿里巴巴的全部贸易量的10%左右。阿里巴巴国内的贸易总规模比亚马逊要大得多,但亚马逊网络平台上的国际贸易量是阿里巴巴的4倍多,说明我们的跨境电商做的还不够,把这一块做上去也会拓展我们的贸易市场。

 

第五,努力扩大进口贸易总额,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去年中国4.6万亿美元进出口,其中差不多2.5万亿是出口,2.1万亿是进口。我们一方面进出口贸易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贸易也是世界最大的,这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进口国2.6万亿,中国进口额与其差5000亿美元,如果我们通过降低关税、扩大进口把2.1万亿美元的进口逐渐上升到2.6万亿,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这要比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更为重要。

 

其一,这会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大家一看你是世界最大的进口国都会争相与你合作,从而收获更多的全球贸易伙伴。进口国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市场的衣食父母,他们会成为中国更好的贸易伙伴。

 

其二,进口大国在很多领域更容易拥有商品定价权,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进口大国的货币在全球贸易中也会升格为商品计价的货币,变成硬通货。

 

其四,进口大国会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清算,使得一部分进口产品直接使用人民币付费,这样也能更好的平衡进出口过程的外汇收支。

 

其五,进口产品的增加还会带动老百姓消费结构的变化,带动制造业产业结构、工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调整产业结构所应该看重的。

 

5月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谋划、新布局,也为我们中国的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指明了方向。

 

总之,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牌,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是一个基本牌,核心技术创新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打好这5张牌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还能够用实际行动回应西方政客的外资撤资论,逆全球化等言论,中国的企业也一定会突破技术封锁,补齐产业链短板,中国制造的产业链集群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钛媒体编辑石万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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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亿同胞,月入1000

六亿同胞,月入1000

封面图源:图虫创意

原创:房东的ID

来源:太平洋时区(ID:SEASFO)

文章已获授权

 

 

今年的“两会”在5月28日落下了帷幕,每年的“两会”都是以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作为收官。在这一回的记者招待会上,李总理问答干货、很务实、也很有诚意。

 

六亿同胞,月入1000

 

在他的所有回答中,有一个问答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其中有一项数据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月入1000是什么水平?

 

这个问答是这样的。

 

人民日报社记者:总理您好。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但是受疫情的影响很多家庭收入都有所下降,甚至一些人还面临着返贫,所以想请问您,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的脱贫攻坚任务还能顺利完成吗?以及我们的政府将如何保障基本的民生?谢谢。

 

李总理: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怎么样保障那些困难群众和受疫情影响新的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我们应该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我们采取的纾困政策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用于保障基本民生的。

 

说实话,这个数据让我觉得有些惊讶,于是我到国家统计局官网查看最新的《中国统计年鉴》,在这里可以看到全国居民按照收入五等分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目前最新的统计年鉴于2019年发布,其中数据更新至2018年。

 

六亿同胞,月入1000

居民收入五组数据表

 

从这个数据来看,排名最后的20%(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6440.5元/年,换成月收入是537元/月;而这低收入户前面的20%(中间偏下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4360.5元/年,换成月收入是1197元/月。

 

这两个20%符合月收入1000元左右,他们的权重加在一起就是全部人口的40%,按14亿总人口计算,他们有5.6亿人,确实接近6亿,总理在回答记者时提到的“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是准确和客观的。

 

两个世界

 

读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忽然变得很富有了呢?

 

没错,你的确比大多数国人都富有。我们国家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是各地区各阶层之间收入差异很大,在外界看来,很多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被少部分人光鲜靓丽的生活方式给强行代言了。

 

最典型的当属知乎,“人在美国、刚下飞机、博士学位、年入百万”已经是网友对知乎一些答主的常用嘲讽了。在知乎上,有很多标题为“年入100万是什么体验?”,“年入50万是什么体验?”这种类似的问答,在无数网友挥洒大方的回答下,仿佛年入百万已经成为平均水平,年入50万也只是刚刚起步。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年入百万的高端人群竟然有时间在知乎上写这么多文字分享年入百万的美妙感觉。

 

再看另一个数据,2018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升至5000元,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公开信息,税改前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数约为1.87亿人,税改后将下降至约6400万人,也就是说,当你的月收入超过5000元时,就超过了全国95%的人。虽然这个数据漏了大量的企业主和个体户,但考虑到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工薪阶层,因此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以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分析结果,中国年入100万及以上的人大概在万分之五的比例,这个数字已经说明了知乎上所说“年入百万”的难度。

 

要了解自己国家的经济状况,与其看知乎的,不如听总理的。

 

 

超越之路

 

改善这6亿人的生活不仅民生意义重大,顺带还能加快中国经济的超越之路。

 

现在中国经济总量14万亿美元,美国是21万亿,中国已经是美国的三分之二了,这还是在“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1000”的情况下做到的。虽然现状是困难的,但这也是未来的潜力所在。通过加强基础设施、提高落后地区教育水平、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合理的市场化手段,让先富把后富带起来,发展的潜力就能得到释放。

 

六亿同胞,月入1000

中美经济总量对比

 

人口多不如中产多。美国3.3亿人中有大约2亿消费能力强劲的中产,这个数字远超任何其他发达国家,和整个欧盟的中产数量差不多,所以美国经济发达;现在中国的中产大概也是2亿,印度人口虽然和中国差不多,中产可能还没有超过2000万。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发展到5亿、6亿或者10亿会是什么景象?那将会是妥妥的世界经济领头羊啊。

 

中国最有希望超过美国的就是经济规模,毕竟中国有14亿人和具有增长潜力的中产群体。和美国竞争,首先应该在中国最有优势的方面发力,之后再逐个追赶。展经济、开放市场、改善民生是中国未来超越美国的长期唯一正途。

 

我们的心态应该是这样:我们没有什么野心,只是努力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但因为体量太大,一不小心成了世界第一。在一百年前,美国就是按照这个套路走的,聚精会神发展自己,不跟你欧洲列强一般见识,最后水到渠成当了第一。

 

超越美国,培养中产是关键,六亿中低收入的同胞就是巨大潜力。

 

如何扩大中产?让市场变得更开放、让好公司都变得越来越多。以腾讯为例,目前腾讯拥有超过6万名雇员,根据2020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腾讯在这些员工身上人均每月投入了高达7.6万元的成本,虽然这些费用包括个人所得税、五险一金、各种培训等费用,而且平均数被少数超高收入者拉高,实际腾讯员工中位数的薪资到手水平远不及7.6万,但总体而言,腾讯员工的收入还是很高的,6万名员工意味着造就了6万个中产甚至富裕家庭,很了不起。

 

可以期待,未来中产数量不断增长并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时,中产有了更多的资产和利益,在经济、社会、法治等各方面的诉求也会增加,并成为国家改革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这个道理。到那时,中国不光是在经济上超越美国,在其他很多领域都将不亚于美国。你美国人不是老拿自由、法治、民主当自己的标签吗,到时候中国做的比你美国还好,让老美无话可说。那时中国的市场、法治、价值观将吸引全世界的企业家和人才,中国会成为一个强大又可爱的国家,其他国家将欢迎中国军舰的到港和交流,都将以和中国有着好的外交关系而产生发自内心的安全感和自豪感,如此不费一兵一卒成为世界新灯塔,正如曾经美国的故事… 你觉得这很不可思议吗?这就是让6亿同胞富起来后带来的附属成果。

 

当年邓公在和李嘉诚谈话时说:一国两制50年不变,50年以后就更没有变的必要了。

 

我看到了他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期待:50年后的中国大陆,各方面都将不亚于香港,变不变也没什么意义了。

 

 

结语

 

 

国家的民生有多好、国力有多强,不是看最富裕的人过得有多好,而是看中低收入者生活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消除贫困很难但国家还是要努力去做的原因。总理的数据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经济的基本面,也让我们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

 

如果真心希望中国未来更好,与其煽动情绪、盲目自大,不如锐意进取、埋头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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