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姚洋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编辑 | 孟媛、张溪冉
◎来源 | 正和岛（ID:zhenghe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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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追上了，北方却掉队了？看多未来20年，这些城市的潜力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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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沙子不够用了：中国1年要用200亿吨，该怎么办？
作者：正解局
来源：正解局（ID：zhengjieclub）
未来，沙子可能会变成一种事关国运战略资源。
最近，有媒体报道，全球正面临沙子短缺危机。
中国是沙子的最大消费国，应该怎么办？
沙子，也称砂子、砂石，看起来平平无奇，却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原料。
在建筑产业，沙子可以用来盖房子、修路；在工业领域，沙子可以用来制造玻璃；在微电子产业，沙子还是制造芯片的基础材料。
就是这样随处可见的材料，正在面临枯竭危机。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沙子消费国。
每年的用量高达200亿吨，差不多占到全球一半。
沙子紧缺，中国感触最深。
2019年，央视调查曾报道，砂石的供应下滑，很多地方的工程因此停工。
湖北省境内，高铁、机场、高速公路等重点工程因砂石断供导致停工，居民装修买砂甚至要到村委会开证明。
江西上饶余干县，为防止砂石资源外流，县界各主要干道设立了检查站，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重庆市城口县，500万吨砂石需求，市场供给仅160万吨左右，缺口超过60%。
福建省相关部门测算，2019至2021年全省年均建设用砂预测约1.1亿立方米，缺口达75%。
相关报道
供不应求，价格自然要涨。
上世纪80年代，河沙仅2-3元钱一吨；2000年，涨到了10元/吨左右；2010年，大概在15元/吨左右。
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沙子价格开始疯涨，部分地区砂石价格涨幅近1000%。
全球建筑用砂价格走势及预测
2019年央视调查的数据显示，上海区域的湖砂市场价达到每吨140元，同比涨幅接近20%。
沙子短缺，已经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早在201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沙子，比你想象的更稀缺》报告提到，全球每年有超过400亿吨的沙子和砾石（颗粒稍大的沙子）被开采出来。
2019年，《自然》杂志发表的评论称，目前沙子和砾石的采掘速度已经超过了其自然恢复的速度，导致这种不可持续采挖的原因是失察。
越南2017年发表声明，国内对沙子的需求超过了保有量，如果这种不匹配持续下去，那么到2020年，建筑用砂就可能面临枯竭。
为此，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禁止出口沙子。
2002年，印尼曾短暂地限制过对新加坡的砂子出口。
2017年，柬埔寨出台政策，永久禁止沙子出口。
沙子枯竭，确实让人有点费解。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沙漠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0%。可谓，随处可见，取之不尽。
除了沙漠沙子，常见的沙子还有河沙、山沙、海沙。
看起来很多，但能用的很少。
沙漠的沙子，一是太细，与水泥结合的碎裂面不够；二是含碱量过高，影响水泥砂浆的强度，不符合建筑的标准。
所以，地处沙漠的迪拜，也要从外国进口。
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所用的沙子，就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
海沙更不能用，含盐量高，氯离子超标，会腐蚀混凝土里的钢筋，危害建筑安全。
1995年，韩国首尔“三丰大厦”垮塌，造成20人死亡，615人受伤。
调查发现，直接原因之一，便是使用海沙浇筑立柱，致使钢筋腐蚀。
海沙建房导致的事故
山沙表面粗糙，能够很好地附着水泥。
但是，纯度不够，成分复杂，含有大量的泥土和其他杂质。
综合来看，最适合建筑的还是河沙。
遗憾的是，河沙的存量是最少的。
河沙的形成，不复杂，却漫长。
地球上的岩石，历经千年的分化和侵蚀，被分离成小石块。
河流携带这些大大小小的石块，顺流而下，不断打磨，逐渐堆积在河床与岸边，河沙由此诞生。
过去20年，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全球沙子的使用量增加了2倍。
沙子的消耗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沙子的自然增速。
此外，出于保护环境的考虑，各国开始限制天然沙开采，打击非法采砂，最终，全球沙子呈现了供不应求的趋势。
虽然沙子紧缺，但是，人类发展的脚步，不可能停下来。
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对沙子需求的爆炸性增长。
联合国环境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每年对砂石的需求将接近500亿吨。
未来，沙子可能会变成一种事关国运战略资源。
中国每年要用200亿吨沙子，应该如何应对？
不用太担心。
沙子的供需确实比较紧张，好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破解的办法：人工制沙。
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机制砂，主要方法是，使用机械，将岩石加工成不同大小的沙子。
这一方法，优点很多。
一是速度快，河沙自然形成至少需要成千上万年，实在是太慢了，机制砂分分钟就能搞定。
二是原料足，除了山上的石头，还有尾矿废渣、废弃鹅卵石、煤矸石、建筑垃圾，都可以变废为宝，用来制沙。
三是技术成熟，以前采用是碎石筛选法，比较粗糙，现在已经发展出了干法制砂和湿法制砂，工艺精细，还节能环保。
机制砂
掌握了这一技术，只要把成本、环保做好，沙子紧缺危机就能解决。
其实，围绕沙子，更值得关注的不是“有没有的用”的问题，而是“用了之后”的问题。
沙子大多被人类用于建设房屋、桥梁等建筑，然而，很多建筑未到使用寿命，便被拆除、抛弃，这便是建筑垃圾。
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产生20亿吨建筑垃圾，相当于每人每天4公斤。
从资源化利用来看，我国建筑垃圾总体资源化率不足10%，远低于欧美国家的90%和日韩的95%。
建筑垃圾被堆放在河边
大量的建筑垃圾被粗放地填埋和堆放，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成为第一大城市垃圾源。
很多城市，已经被建筑垃圾“围城”。
这是一个比沙子短缺更棘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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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县城的万亿生意，第一个月就卖爆了
一场大规模的、面向小镇青年的消费升级正在展开。
春节回老家，我发现县城新开了一家网红奶茶店，300平，天天排队。
听老板讲，现在去奶茶店约人、谈事、写作业，成为了小镇青年的“三件套”。
小镇青年们对第三空间的需求，催生了县城大店的密集诞生。
下沉市场开大店，会是今年的趋势吗？
这次回老家我发现，县城奶茶界，也开始有“鄙视链”了。
主流的档口式茶饮店在最“底层”，其次是带座位的茶饮店，再往上是拍照好看的百平店，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是那些有设计主题、动辄几百平的大店。
店不够大、环境不够好，“中学生写作业都不乐意去”。
在这样的市场需求下，位于豫北县城的敬茶品沫，2020年10月底，开了一家300平的“县城最大奶茶店”。
▲敬茶品沫新开的300平大店
老板焦素亮告诉我，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尝试开大店了。第一家店是2019年在卫辉开的，200平米，就在蜜雪冰城的旁边，生意不错，所以又开了这家300平米的门店。2021年要去新乡再开几家“带空间的店”，把品牌形象提升上去。
拾茶，是另外一个在县城开店的品牌，老板赵科举今年也开了家“西平县最大奶茶店”。这是拾茶的第三家直营店，2层楼、60多个座位，也有200多平米。
▲拾茶门店
开业没多久，本地最大奶茶店的“新闻”，就在人口不多的县城传开了。这家店在几乎没有推广的情况下，首月就做到了盈利。
“没想到，还是大店生意好干。”赵科举说，接下来两年，除非有特别好的位置，否则不会再开档口小店了，要“以空间好的大店为主”。
“大店生意好做”这件事，主打下沉市场的大品牌也尝到了甜头。
以小镇青年为主要客群的古茗，公众号消息显示，其2020年在江浙地区，也开出了多家主题店，有“夜店风”、金属质感等不同视觉风格，面积150~300平不等。
▲进行个性化门店设计，图为古茗温州乐清店
发源于上海的悸动烧仙草，2020年在江苏也开了30多家60平米以上的门店。
县城版喜茶、乡镇版星巴克，大店已经是下沉市场增长的主力了吗？这种模式效果怎么样？
敬茶品沫的300平大店，一开业就在县城奶茶女孩中造成了小规模轰动。
开业第一个月，平均8元/杯的定价，实现了18万的营业额，节假日的出杯量超过了1000杯/日。
在刚刚过去的1月份，拾茶的200平门店，不到10元的客单价，实现了16万的营业额，比另外两家小店的营业额加在一起还要多。
蜜雪冰城在沈丘县下属的一个乡镇上，有一家3层楼的大店，约200平米，店老板告诉我，在1月份她的门店营业额超过20万。自从开业以来，门店生意最差的一天也卖了3000块。
《瞭望》新闻周刊发布的《小镇青年消费研究报告》显示，小镇青年将成为今后10年消费市场的主力军，预计到2030年，三四线城市居民消费达45万亿元人民币。
可以看出，消费升级的趋势已经蔓延到了下沉市场，小镇青年也有轻奢的想法，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他们还“有钱有闲”。
但客单价偏低的下沉市场，开一家几百平的奶茶店，性价比到底怎么样？
敬茶品沫的大店，开在县城一个二级商圈，但位置很好，300平年租金不到10万，装修花费约30万。
▲装修花费约30万
店里一共需要7个员工，按照当地2000~3000的工资水准，1个月的工资成本在2万左右。
茶饮店最大的两块成本房租+人工，加在一起3万左右，按照一个月15万左右的营业额，以及行业平均65%的毛利计算，减去设备损耗等，每月仍然有3~5万的纯利润。
他们2019年开的200平门店，一个月的房租才4000块钱。
拾茶的门店位于县城的商圈C位，200平一年的房租也不到15万，每月超过10万的营业额。
与一二线城市寸土寸金的成本相比，县城较低的租金和人工成本，让一家店的成本不会因面积而提高太多。
——相比于一线城市，盈利相对是容易实现的。
1.“地标式奶茶店”，更容易形成传播
对于一些县城、乡镇来说，一家200平、300平的茶饮店，就可以成为当地最大的“地标式奶茶店”。
当门店在某一方面贴上“最”的标签后，就有了唯一性、稀缺性，不仅能带来巨大的品牌曝光价值，还可以和当地的景区一样，成为消费者签到打卡点之一。
而超大奶茶店，更容易在县城内形成口碑传播。
拾茶的老板赵科举举例，一家大店的开业，会短期内让县城很多年轻人的开场白变成：“你知道吗？咱县开了家超大奶茶店，比饭店还大，环境超好！”
这样的店，也很容易成为很多情侣、学生“接头”的地方。
即便普通路人，看到这么大的奶茶店，也会留下深刻记忆，在下次想喝点什么的时候，会想起这个地方。
2.小镇青年“第三空间”的需求旺盛
在我上高中的小表弟看来，如果老家没有一家像样的“地标式奶茶店”，在同学面前是抬不起头的，过节约女同学来玩，成功率也不高。
三四线市场，迪欧、上岛几近消失，年轻人没地方聊天，有座位的奶茶店成了他们约会、聊天，甚至相约写作业的地方。
一些聪明的大店老板准备了一个个空间美好、让年轻人有尊严感的地方，甚至还加了小吃、瓜子、烟灰缸。
3.超大店商业模式，已在一二线市场被验证
其实饮品行业超大店的商业模式，在一二线城市早已被多次验证。
2018年，2700平的上海星巴克烘焙工坊开业一年，成为星巴克全球销售额最高门店。
西安的素饮糖人咖啡，1200平的面积，成为了西安最大的咖啡馆，是当地消费者和游客的打卡点之一，年营业额超过600万。
▲糖人1200平的空间
深圳茶饮品牌芭依珊，开出3500平的大店，足足有8个篮球场那么大，刷新国内茶饮店面积新知，成为所在区域的地标门店之一。
打造地标式门店，已经有了不少可供参考的案例经验。
京东发布的《2019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四五线城市的消费总额增速领跑其他线级城市，其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不断完善，下沉市场消费潜力较大。
相对一二线城市，小城市居民房租、房贷、交通等刚性生活成本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较低，诸多因素使得他们更愿意消费，也有能力消费。
小镇青年还有明显区别于一二线市场的特别需求——强社交连接。下沉市场熟人社会特征明显，消费行为也与社交活动紧密联系，对于第三空间的需求，正是刚需。
一场大规模的、面向小镇青年的消费升级正在开展。
于新茶饮而言，在产品升级之后，以品牌化、数字化、空间体验升级为基础的新一轮下沉，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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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崛起，对中国城市意味着什么？
作者：梅新育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瞭望智库（ID：zhczyj）
正值各地纷纷提出制定本地“十四五”规划建议、各大中心城市尤其一马当先之际，这些中心城市需要充分认识清楚：国家崛起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只有在搞清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既不踏空错失机遇，又不误入歧途反受其乱，并对机遇带来的副作用具备充分的前瞻性认识，以利应对。
究其原因，中心城市的发展及规划，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凝聚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实绩举足轻重；而中心城市的发展实绩，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国家发展大势的带动。
若一个国家处于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洼地，其中心城市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也多处于边缘之地；如果国家崛起，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中心和高地，即便这个国家内部的边缘之地，这个城市也会成为外部众人仰望的发展极。
01
国势方兴，洪波涌起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越是大城市，越是需要看准国家在全球地位变动的走势，从而准确定位本地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实现本地最大程度的发展；而当前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综合实力加速崛起。
在“十三五”圆满结束、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这种崛起在“十四五”期间会更加全方位体现：
中国加速崛起，首先体现为经济规模赶超美国的进程提速，领先于美国之外其它国家的优势加快拉大。“十二五”之末的2015年，中国GDP为688858.2亿元；到2019年，中国GDP已经扩张至986515亿元，与美国并列人类历史迄今仅有的两个十万亿美元经济体，遥遥领先于其它经济大国。
注：2019年GDP按国家统计局2020年12月30日公布的GDP现价总量最终核实数为准。初步核算数为990865.1亿元，最终核实数为986515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减少了435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0%，比初步核算数下降0.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关于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最终核实的公告》。
202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达到1015986亿元，成为全球当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大国，美国等其它经济大国GDP则无一例外全部显著萎缩。“十一五”之末的2010年，中国名义GDP首次超越日本；现在，日本经济规模虽然仍保持着世界第三地位，但相对于中国已经萎缩到中国GDP的1/3上下，意大利、加拿大、巴西等世界十大经济体的GDP规模更是只相当于中国的百分之十几。
至迟从本世纪初起，“中国经济规模何时赶超美国”话题在国内外学界、政界、舆论界和商界就从无到有，日渐升温。2020年，由于抗疫成功，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8%，经济体量赶超美国的进程也可望大大提速。
我国官方在制定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时并未明确将超越美国定为目标，官方舆论也不热衷于讨论这个话题，反而不时对此降温，但这种表现只是一种自信的沉着，国内外各界对此话题讨论热烈，认为中国GDP能在2035年之前超越美国者不乏其人。
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CEBR）近日预测，中国GDP将于2028年超越美国，比之前的预估提早5年，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在见证历史，我们更在创造历史。
如果说，此前数十年中国经济的崛起主要体现为生产能力的扩张；那么，在“十四五”和其后一段时期内，在生产能力继续扩充、升级的基础上，消费和国内市场扩张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发挥的作用将显著扩大。只有做大做强国内消费市场，才能既为中国产业提供无与伦比的需求支撑，令中国制造业得以发掘、实现全世界最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又为贸易伙伴提供日益增多的市场机会。
强大生产能力与巨大消费市场两者结合，才能奠定中国经济“双循环”战略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才赫然提出了第五节“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我整理计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数据，发现从完成战后经济恢复的1952年到1972年，由于遭受全面贸易封锁，按美元折算，国内批发和零售规模相当于当年出口总额的9—14倍。
1972年尼克松访华，西方全面对华贸易封锁正式解除，中国出口开始高速增长，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到2007年，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规模对出口的比例跌到81%的建国以来最低点。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国内消费对出口的比例总体呈上升态势：
2015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0930.8亿元，相当于同年出口额（141255亿元）的213%。与此对应，从1999年至2015年，中国实际GDP占全世界比重从11.2%提升到了17.1%。
2019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49.0亿元，相当于同年出口额（172342.3亿元）的239%。同年，中国实际GDP占全世界比重为17.4%。
至迟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越来越多的大件消费品市场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在最大的日用消费品——汽车市场上，2019年，中国国内汽车市场销量达2576.9万辆，是美国销量（1748万辆）的1.5倍。
2021年，甚至2020年，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可望超越美国，跃居世界最大国内市场；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国内市场规模相对于美国的优势还将持续显著拉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提出“与国际惯例接轨”；中国消费市场相对规模的这一变局，则意味着未来我们将见证越来越多贸易伙伴与中国市场、中国规则接轨。
02
国势，决定城市国际地位
国势决定中国城市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技术、文化发展从领行世界转向全面落后，即使受益于五口通商、太平军兴而从松江府下县治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也相当低下，在不少方面甚至低于周边原属中国藩属国、后为欧洲殖民地的一些城市。
从鸦片战争后开埠至1870年（同治九年）后数十年，就在上海城市快速发展的这个时期里，从茶叶、生丝、桐油、猪鬃等原产于中国的传统优势出口商品，到大米、小麦、棉花等国内大量消费的日用大宗必需品，这些货品无论是出口、进口，还是国内贸易近海航运，都日益集中于上海，国内市场定价权相应逐步从其它生产和交易中心城镇转移到上海，而上海行情则取决于海外而与中国农民、手工工人的生产成本无关：
茶价决定于伦敦；
丝价决定于里昂；
桐油、猪鬃价格决定于纽约；
上海小麦、棉花价格决定于美国小麦、棉花；
……
最令人惊骇的是，甚至上海和长三角居民当时一日三餐食用的大米，上海米价也是决定于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首府西贡和英属印度殖民地缅甸首府仰光，内地对应商品收购价格再在上海口岸价格基础上逐级压低。
由是观之，当时上海在国内地位虽然持续上升，但在这些大宗商品定价权方面甚至逐步沦落成为欧洲殖民地的殖民地。这样日益沉沦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地位，给当时的中国城市发展设定了相当低的天花板。
今天，中国国势持续上扬，正在给中国城市创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机遇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大放光芒。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公认一线城市自不待言，成都、武汉这类新一线城市也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武汉、杭州、成都、重庆是最普遍认可的4座“新一线城市”，剖析其中离海岸最远、又不濒临长江航道的成都，可以最充分地看到这一点。
2015年和2019年成都与全国发展指标对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注：2019年GDP按国家统计局2020年12月30日公布的GDP现价总量最终核实数。
整理对比“十三五”期间人口（城镇人口）、GDP、人均GD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这4项衡量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如上表所示，2015—2019年间，成都在人口（城镇人口）、GD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项上面跑赢了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成都人均GDP指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0%之多。
从国内视角看，发展速度持续跑赢全国平均水平，推动成都在全国城市排名榜地位上升。论GDP体量，2015年成都排名全国城市第八，次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武汉；到2019年，成都GDP排名上升至全国城市第六，次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
见多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故事，更需要关注的是发展的抗冲击能力，横扫世界的2020新冠肺炎疫情恰恰提供了一个检验各国、各地区、各城市增长基础扎实成色的机会。应该说，内陆“新一线城市”在这场“大考”中交出了一份优良的答卷：
整理对比1—11月和全年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等九项宏观经济运行主要指标及其细分项目如下表所示，成都在所有项目上都继续跑赢全国，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货物贸易出口增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3倍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增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0倍。
就GDP而言，全国GDP增长2.3%，成都市增长4.0%，比全国增幅高出1.7个百分点、74%；四川省增长3.8%，比全国增幅高出1.5个百分点、65%。
2020年成都与全国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资料来源：全国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成都市统计局等。
由于是疫情最初的“震中”，武汉的情况不可比，但也从三季度起全面强劲复苏。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转向“双循环”战略，随着长江经济带优势日益凸显、潜力日益发挥，预计成都、武汉等内陆“新一线城市”能够在“十四五”至2035年间保持充沛的发展活力。
从历史角度看，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领先世界优势最大的唐宋时期，成都攀上了迄今其全国经济影响力的最高峰，留下了唐宋时期“扬一益二”的称呼。特别是在南宋时期，巴蜀一隅之地竟能提供整个南宋近1/3的财政收入。
注：学界普遍认为，南宋政权站稳脚跟、完成经济恢复之后，每年财政收入总额一亿缗左右；高宗建炎、绍兴年间，四川每年税收为3342万缗，孝宗淳熙年间达3667万缗，这一时期四川每年向中央政府输送税款约3000万缗，亦即四川提供了南宋财政总收入的三成多。
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之所以诞生于一千年前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的四川，就是建立在当时当地实体经济部门位居全国、全世界前列的基础之上。
今天，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回归历史常态，随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日益落实成为现实，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印发和纳入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正在掀开新的篇章。
对内，发挥引领西部地区发展的增长极功能，成为驱动整个中国经济的“第四极”；对外，依托“一带一路”成为扩大开放新支点；成渝双城经济圈在共和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定位前所未有，前景可期。
从国际视角看，中国经济和城镇化的进展已经造就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城市，2019年成都GDP与芬兰相当，而芬兰是一个全世界公认的拥有发达高技术产业和丰富资源、环境优美、生活品质高的高收入北欧国家，在全世界约200个国家和地区中GDP排名第42位。随着成都持续发展，相信全球各国GDP排行榜上成都能够比肩的国家位次在“十四五”至2035年间还会显著上升。
03
时运变迁，中心转移
经济社会发展必然显著改变产业和消费的中心。在今天国人心目中，意大利品牌、意大利制造是服装奢侈品牌的标志，米兰是时尚的中心；但在历史上，意大利在欧洲国家中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从1861年统一至1976年，出洋谋生的意大利人合计约2600万，相当于该国2019年人口（6024万）的43%。
2020年12月29日，法国时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溘然长逝，引得无数消费者为之哀挽。但这位法国时装大师本是意大利人，若非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移居世界时装之都巴黎，而是呆在家乡威尼斯，无论他如何才华横溢，也不可能在世界时装界扬名立万。
随着意大利经济的发展，米兰逐步成长为堪与巴黎比肩的世界时装之都。那么，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从一度的边缘洼地回归中心高地，发展跑赢全国平均速度的中国城市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将会如何演变？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
在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及其邻国均需与欧美接轨对标，即使是毗邻国家间的经贸往来也常常要通过欧美中心进行。在这样的环境下，巴蜀之地虽然能搭上长江经济带之尾，却是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的“（口）袋底”。
而在中国日渐回归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心高地而引人仰望的进程中，周边国家越来越多地无须接轨对标欧美，而是可以直接与中国市场接轨对标，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都也好，重庆也好，正日渐成为面对东南亚方向开放经济发展的“袋口”；继上海、北京之后中国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不是别的沿海一线城市，而是深居内陆的“新一线城市”成都，既让人看到了成都力图跻身国家门户城市、泛欧泛亚门户枢纽的雄心，更让人看到了中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变迁所带来的经济地理学巨变开端。
如果成渝双城做好协作，它们在国际化竞争中还会实现携手共赢。从“十三五”之前的国内区域中心城市，到“十三五”的国家中心城市，再到“十四五”及其后的世界级中心城市，中国城市发展定位正在步步上升。
在围绕“一带一路”的讨论中，成都的声音目前更多地集中于取道西北线路的中欧班列等等。实际上，无论是地缘、人缘、对华经济政治联系还是经济增长态势，东南亚也具有巨大的潜力。
无论产销，中国都是全世界遥遥领先的第一汽车业大国，2019年产量2572.1万辆，占全球汽车产量（9178.7万辆）的28%，相当于整个欧洲地区产量（2131.21万辆）的1.2倍，整个南北美洲产量（2010.28万辆）的1.3倍，美国产量（1088万辆）的2.4倍；国内汽车市场销量达2576.9万辆，是美国销量（1748万辆）的1.5倍。
中亚五国合计，2018年汽车产量不过252212辆，相当于中国的千分之九；销量169312辆，相当于中国的千分之六。根据这几个国家的人口等基本面，他们的汽车市场在可预见未来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了。但即使不算整个东盟，只考虑与中国陆地接壤的中南半岛国家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他们的人口和市场容量是中亚几倍？
本世纪初中国与东盟就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中国与中亚之间并无这样的协定。在中国的同心圆式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东盟与日韩并处于最内核、最紧密圈层。我们要看到2020年前三季度，成都国际班列开行2991列，增长45.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632列，增长55.9%；成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欧盟、东盟贸易额分别增长39.7%、36.9%、26.3%；我们更要看到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看到未来长久可持续的增长前景。
西南边境汉语文全面通行，中老泰铁路正式动工之前十年，云南勐腊县就在本县中学开班，培养对面邻国老挝的汉语人才，到铁路正式动工之时，对面勐腊县培养的通晓汉语的人才已经数以万计，为该县收获铁路红利打下了广泛、稳固的基础。而在西北方向，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曾长期受阻，遑论向邻国大规模开展汉语教育了。
……
“美洲首都”——名声赫赫的迈阿密（Miami）人口其实不过数十万，在全美城市排名几乎到了第五十位，即使在佛罗里达州内也只能排名第二。但依托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依托美国在西半球超群绝伦的优势，作为美国面向拉美加勒比区域的门户城市，迈阿密赢得了“美洲首都”的显赫称号，被称作“国际大都市”。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持续上升，面向周边的中国城市又会赢得怎样的称号呢？
国势上升，必然还会推动一国消费的时尚、品位走向世界，其它国家的民众会自觉不自觉地对强势国家的流行品位趋之若鹜。牛仔裤、格子衬衫等等出自美国体力劳动者阶层，流入巴黎这类世界时装之都后，曾长期被当地时尚男女嗤之以鼻；一战之后，随着美国崛起，这些昔日被斥为“粗俗”的商品被巴黎时髦男女竞相争购，一度将其价格炒到了天价，流行程度至今不衰。
随着中国国势崛起，哪怕是汉服这种最中国的文化符号也必然会在海外赢得越来越多的拥趸粉丝。对于已经将一年一度汉服文化节打造成民间盛典的浙江嘉善西塘古镇而言，对于中国第一个汉服产业全产业链街区——成都“池上锦”汉服产业文化街区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对于正力图打造文化名片的成都、嘉善等城市而言，这张文化名片的含金量会怎样发展？
……
04
巴蜀魅力，从一盘地道的回锅肉开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中国城市在满怀鸿鹄之志展望、发掘“十四五”和国势上升带来的发展机遇时，需时时牢记，再宏伟的工程也要从最基础的一砖一瓦做起，再美好的生活也要从日常一粥一饭的烟火气开始。
像成都这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它令人流连的魅力，就是从一盘地道的回锅肉开始。我们建设美丽城市，是要给人看的，更是要给人住的。
保障猪肉供应平稳这类最基础的工作，是所有中国城市永远必须直面的基本民生问题；而要解决这样的基本民生问题，又需要不断与时俱进探索改革创新。
在近年的“猪周期”波动中，坐落东南沿海的广州、厦门与位居西南内陆的成都等城市貌似干得较好。双节前夕的2019年12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我国首次开展“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举办新闻发布会，邀请的地方政府领导就是厦门、广州、成都三座城市政府相关领导。
2020年，成都猪肉供应保障水平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继续上升，三季度生猪出栏87.2万头，同比增幅高达39.8%，其中能繁母猪存栏增幅更高达48.1%，全年生猪出栏400.4万头，增长8.4%；表明成都猪肉供应保障未来更长时间可保无虞。
从中长期来看，要可持续地稳定猪肉生产和供应，需要优化其产能布局，有序推动养猪业产能从中心地区向国家边缘地广人稀区域适度转移。在这方面，这三座城市都做了一些探索，地域狭小的厦门打造了“本埠基地+外埠基地+合作基地”的猪肉供应体系，成都市政府和周边的市州建立了区域生猪生产合作机制……这样的跨地区合作体系能否进一步发展？
尝过成都友人馈赠的自家订单委托川西藏区农家喂养的走地猪肉，那齿颊留香的感觉给我印象颇深，我希望各中心城市进一步积极稳妥探索多样化的跨地区生猪生产供应模式，保障中心城市基本民生，带动边缘地区发展、脱贫。
从更大背景上考察，长久维系国家统一的强大力量在于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熔铸的认同，在于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紧密的人缘、经济等各方面联系。通过养猪业生产在国内的适度转移，通过顺应客观经济规律的地区分工发展，回锅肉、排骨汤、糖醋排骨、猪脑花……将潜移默化把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各地的人民联系得更加紧密。
05
直面新挑战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中国国势崛起同样不例外，它会带来一系列与此前截然相反的挑战，有些当下成功的操作，也有可能给未来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努力发掘利用国势崛起机遇的中国城市对此要有冷峻的认识。
如制造业基础的长久维护。制造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础，我们这个十四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尤其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部门而单纯依靠服务业生存发展。但从曾带领人类跨入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到二战后的霸主国家美国，我们目睹了一个又一个依靠制造业起家的发达国家相继走向产业空心化之路，一系列经济社会“重症”随之而来，目前已经沉疴难返。
中国国势崛起，国民收入相对于竞争对手上升，国民面临更多更大貌似可以轻松赚大钱赚快钱的诱惑，社会上又存在强大力量可能推动环保等项政策法规走向过度苛刻而扼杀制造业企业活力，……在这样类似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前夕的环境中，如何避免走上与他们一样的致命歧途？“十四五”期间，我们必须就此开展足够深入广泛的探索。
又如近年一批城市的“抢人”大战，即对本科以上学历者开放落户。这在当前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在“抢人”大战中胜出的城市需要抓住当前青壮年人口净流入、社保收支等形势较好的时间窗口，争取在全国率先开展一些人力资源和社保改革措施，对退出这些城市者提供便利，牺牲一点当前的经济利益，成全相关个人实现其生活质量和自由选择追求，这些城市收获长期中的居民人口结构优化、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我在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看到，许多企业的外来工在那里工作一二十年后，按照他们的工资，在当地买房定居难于上青天；但如果要回老家省份就业买房安家，按照现行制度，他此前这一二十年在当地缴纳的几十万社保带不走。这一点拖得他们舍不得离开沿海地区返乡就业，而继续呆在沿海地区，住房等生活压力又太大，生活质量很受影响。如果他们在沿海地区这样低质量生活再过一二十年而逐渐老龄，他们在当地的生活压力会更加成倍放大，沿海当地的社会发展活力也会衰减。
有鉴于此，趁现在青壮年人口净流入、社保收支等情况较好的时候，在“抢人”大战中胜出的城市不妨前瞻一步，争取在全国率先开展这方面的改革，允许外来劳动力返乡或流动时带走其在本地的社保缴费，牺牲一点当前的经济利益，但是有利于保证本地人口结构长期活力，对这些流动的劳动者，也增进了他们的自由度和生活质量。
……
面对诸如此类的新挑战，哪些城市会秉承前瞻眼光、发乎长期责任感而先行一步开展探索？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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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期；
1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有关各期；
1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有关各期；
1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有关各期；
15. 成都市统计局：《“2020年前三季度成都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稿》，成都统计公众信息网链接：http://cdstats.chengdu.gov.cn/tjgzxxw/xhtml/tjxx_content.html?id=280725&channel=；
16. 成都市统计局：《“2020年全年成都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稿》，成都统计公众信息网链接：http://www.cdstats.chengdu.gov.cn/htm/detail_333124.html；
17. 成都市统计局：《2020年11月综合月报》。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dczYPMDJnmovZL5HLO8X_g
清北毕业生子女凭什么上不了清北？
最新的数据显示，清华和北大两所学校的毕业“留京率”，创下了1994年取消“包分配”政策以来的新低。
据统计，2019年，北大本科生留京率已经从2013年的71.79%跌到16.07%，而清华本科生的留京率从30.7%跌到了18.2%。关于清北本科生为何“逃离北京”，相关的讨论已经很多了，我们今天只谈一个具体问题，清北（乃至全国所有名校）毕业生，为何在北京面临普遍的教育焦虑。
其实，北京的中小学教育，有许多全国其他城市所没有的怪现象。其中最有趣的现象是，海淀区的幼升小“鸡娃”的程度高居全国之冠，恨不得5岁小孩儿就能达到外地初中生的英语水平（仅举例，其他学科也差不多）。但北京市的中考和高考，又比全国其他所有省市都简单，高考录取率（尤其是985/211录取率）又远远高于其他省份。于是我们就看到不同人群之间长期不绝的口水仗。
过去高考“全国一张卷”的时候，北京考生的录取分数明显低于周边省份。现在，北京考生进某一高校的分数，大体跟其他省份的人差不多（但由于北京的试题明显更简单），因此其他省份的人觉得“北京有特权，北京占了便宜”，而且“北京有特权”还导致北京的户籍门槛高企，并且至今仍不允许无户籍的外地常住居民子弟在京高考。
而北京市民却有另一番抱怨。在分省录取制度之下，北京的985录取率再高，北京985的绝对录取名额仍然只相当于全国985录取总名额的10%甚至5%以下，但由于即使保守估计全国也有20%以上的985毕业生选择在京工作，对985毕业生子女而言，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学校会低于自己的父母，这在经历了数十年发展主义、进步主义和快速扩招的名校毕业生看来是难以接受的。这实际上导致北京的升学竞争，尤其是在幼升小、小升初阶段极其激烈，也让北京家长和小孩儿苦不堪言。
教育问题门槛不高，但人们的讨论往往诉诸情绪化。面对两种矛盾对立的观点，人们往往会认为一方是对的而另一方是错的，进而大量使用效率/公平或者“既得利益/利益受损者”的二元对立框架，强行得出结论。
前段时间，郝景芳的一篇《内卷、凡尔赛、“普通孩子”——你没看清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清晰的探讨。但她的结论我却并不那么认可——“大城市资源的丰富程度，赶不上优秀人才的积累程度。”，这是京沪家长痛苦的源头。而她又问道：”那么，能不能减少小地方的名额，增加大城市名额呢？你几乎要嚎叫了！“这不公平！大城市汇集了这么多优秀人才，但升学率不升，这不是歧视优秀人才吗？！”
她的答案也很简单：“曾经国家平均分配的名额，未来还将平均分配。如果国家不贯彻这个原则，曾经的你就没法成功，北京城至今仍然会是八旗后代的领地。你必须感谢这个政策。但是，这就意味着，当你成为了精英人士，就得接受后代没有你的优势大。平均政策就是为了打消优势。你曾努力一辈子获得的优势，恰恰就是政策想要消去的部分。”
在她看来，北京的家长还是“认命”吧。但在现实生活中，谁又甘心呢？所以北京城里的家长和学生继续“内卷”，该“鸡娃”的继续“鸡娃”，鸡汤并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缓解焦虑。
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当然是我们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石。如果在中国，名校中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名校精英子弟，社会当然要出大问题。但因为你是生在北京的名校精英的子弟，你就必须比外地非名校精英的子女承受实际上更低的名校录取率，这就真的合理吗？
我们应当承认，从总体而言，北京、上海这样地方以“名校二代”为主学生，从整体上是要比其他地区的学生更精英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京沪名校二代的实际录取率反而低于其他地区水平，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要承受一部分效率损失的。当今时代，人才和创新是竞争的关键胜负手，对生源优秀地区的学生的录取名额划出“上限”，绝不是最优的选择。
问题出在哪里？说白了，就是出在分省录取制度上。我多次说过，分析中国的城市格局，经济地理，教育体系，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水岭年份，就是1994年，那一年“取消包分配”，这一件事的影响被很多人低估了，甚至很多人忽略了。
比如这句“曾经平均分配的名额，未来还将平均分配”，就大可质疑。无论是录取人数，还是录取率，985/211/本科乃至全体的分省数字都是极不均衡的，从来就没有什么“平均分配”。现在这帮从外地考进北京上海名校并且留在北京上海的新移民，他们当年考进自己的大学，可比分数都是远远高于他们在京沪本地的同学的。
北京上海历史上的超高录取率，有没有让本地人“占过便宜”？当然有。1994年以前，大学毕业是包分配的，所以你无论是不是在北京上学，毕业的时候能不能留京，根本不是你自己决定的。外地高校毕业的，分配到北京工作的比例就更低。所以，当时北京上海居民中，名校生的绝对比例并不高。基本上直至本世纪前十年，在京沪参加高考的考生，父母还是基于土著或者“大学毕业包分配”这两种原因到京沪的，并没有比全国其他地方的父母“精英”到哪里去。在那种情况下，京沪相较其他地区极高的录取率，当地考生基本上是赚的。
1994年取消“包分配”之后，名校大学生迅速涌入京沪深穗和强二线城市。大城市聚集精英的比例开始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导致精英子女数量增长远远快于大城市所得到的名校名额指标，事实上至少在2015年前后（1997年出生的孩子这一年高考），京沪表面上的“高录取率”，对“名校精英子女”的价值，已经被“名校精英扎堆”的现象抵消了。
需要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2010年前后，北京和上海都在经历“狂飙突进”，这期间名校毕业生涌入京沪的规模非常大。且不说2010年以后名校精英“进京”“进沪”的趋势是否有所弱化，至少这一波人的子女，参加高考的高峰期会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现在北京教育已经如此“内卷”，到三十年代北京“名校精英子女”实际录取率远低于全国的问题，将会比现在严重得多。
简单以“社会公平”“社会流动”来讨论这个问题是不够的。这个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矛盾是，相对自由的人口迁徙和高度计划的分省招生制度之间的矛盾。分省招生制度是一个高度计划的制度，它本身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绑定的，建立这个制度的基础是它既管大学生“从哪来”，又管大学生“向哪里去”，是“两头计划”。而1994年以后，后端大学生“向哪里去”的计划没有了，前端大学生“从哪里来”却管得死死的，才成为大城市教育“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的原因。
针对这个问题，有人提出的解法是，改成“全国统一高考”，一张卷子，一条分数线拉平。你不是说北京上海学生的家长牛逼吗，小孩儿相对聪明吗，那一张卷子的结果不是他们就脱颖而出了吗？
显然，现行的高考卷子并不可能实现这个结果。我国现在的高考虽然是个“选拔性考试”，但是它的难度却是相对固定的，它命题的范围只能是教学大纲（实际上也就是“考纲”）。高考不能考“超纲”的东西。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提“减负”开始，“减负”就等同于“降低难度”，最后的结果是大纲越来越简单，考题越来越简单。但是由于录取率就是这么低，你考题再怎么简单，也是为了把人选出来，最后的结果，从中考到高考，考试对智力和创造力的要求实际上是逐年降低的，但对容错率的要求却越来越苛刻。你的脑子聪明，能做出更难的题，诶，这不重要，根本没那么难的题目。升学竞争的关键变成你到底对题型有没有形成条件反射和肌肉记忆，本来应该拼脑力，现在变成拼体力。在这种情况下，题海战术必定有效，全国一张卷的结果，必然是全国“衡水化”。
但其实，选拔性考试原本是有另一种路径的。如果取消考纲，允许考试上难度，让选拔性考试的难度远远高于全社会通过“题海战术”能够Cover的范畴，“题海战术”就失效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高考试题的难度，尤其是数理化的难度是非常高的，但那时候补习之类的东西基本没有，上难度的结果，就是高考能够把全社会最聪明的脑子选出来。因为你根本没有“题海”可押宝，很多题目的难度，甚至一般水平的老师都做不出来，怎么给你灌输呢？
现在的北京，正好出现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倒挂。由于北京高考的总体录取率仍然是高的，但北京高中名校的招生名额控得很死，所以基本上你进了好的高中就等于上了进好大学的保险。中考相对而言难度又不是那么大，初中的时候哪些学校能够更精细地管理更有经验地培训谁在中考胜算就大。最后的结果是，高考的竞争压力不如中考，中考的竞争压力传导到小升初，所有的家长卯足了劲，都是为了进好小学，好初中。
由于幼儿园和小学课程太简单，无论如何都无法设计出具有选拔性功能的考试，于是进好小学和好初中的过程就只能“另辟途径”。没有升学考试不要紧，看看你剑桥英语的证书到几级了，以前“禁奥令”之前直接看你奥数成绩。选拔性考试时点的实际提前，把北京（尤其是海淀）的家长和小孩儿折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夸张地说，如果把全国小学毕业生拉平在一起考语数外，海淀区的小孩儿绝对吊打同年龄其他任何省份任何城市的（包括衡水）。
这样的机制设计导致了什么问题呢？第一，选拔性考试越前置，和学生本身的资质关系越小，和家长的投入乃至能不能买学区房这些经济因素的影响就越大。搞“禁奥令”之类的，又不得不引入各种“综合素质”的测试，只会对普通家庭的小孩儿更加不利。这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内部也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第二，选拔性考试前置，大量小孩儿牺牲了许多休息和娱乐的时间才成为“牛娃”，在接下来的整个中学教育期间却要面对最终一场难度不大的高考，这其实是对12岁-18岁这个学习黄金期的浪费。
很多人早就提出过，从长期来看要实行“全面自主招生”，乃至于扩大优质高等教育供给等等一系列“治本之策”，这都不在本文讨论范畴之内。即使在当下，我们有没有解？
在笔者看来，北京家长和外地家长的抱怨并不只是一个绝对的“零和博弈”，这个问题并不是完全无解的。我们能不能让效率的归效率，让公平的归公平？
一些城市，一些家长有为孩子提供更精英的教育的条件。他们可以在中小学阶段就参与大学生的实验课题，可以读许多许多的课外书，可以“行万里路”……考试真的完全不能体现这些吗？现在的高中历史的考点才多少，而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核心史实是这些考点的多少倍？如果考试的范围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而不是“高中历史考纲”，衡水的考生是肯定没办法和北京上海看过许多课外书的考生相比的。
众所周知，在欧美有“大学先修课”的概念。虽然说外国中学生整体上数理化难度不如我们，但是真的对相关学科有兴趣有天赋的牛娃，高中就开始上大学课程，并不受到高中低难度的影响。而在我国陷入了两个极端，你除非是极个别的能够通过奥赛保送的学生，其他学生只能够走围着考纲题海考山这一条路，每天在有限的知识点里不断重复，也没有机会去探索更多更高难度的知识。
固定考纲的考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全社会在起跑线上的公平。但更高难度更高区分度甚至不设考纲的考试，能够最大限度地选出最聪明且最有潜力的学生。
前些年，香港大学本科在内地招生最火的时候，就能很明显地看出来大城市学生的优势。因为港大等学校是用英语面试，所以最终在内地录取的学生大都是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学生。用英语面试，并且讨论社会议题，本质上是什么？就是考试“上难度”，这种难度就是题海战术覆盖不了的那种难度，这对精英家庭的子女就会有利很多。
我们能不能在现有高考制度之外，成立一个真正的“高水平大学联合招生考试”？（大致是211及以上的学校才能参加）这个联考的难度可以远远高于高考，达到现在的题海式“内卷”所完全不能解决的程度。
联考可以全国一张卷，一条分数线拉通录取，现行的高考继续保留分省录取制度。所有参加联考的高校，拿出一部分名额（学校越好，比例可以越高，比如C9可以80%的招生通过联考，一般985可能50%靠联考招，一般211通过联考招生的比例控制在15%-25%）在联考里录取，其他名额继续留给分省录取的正常高考考生。对于联考考生而言，全国是一张卷子一条分数线，也并不存在在地域上是否公平的问题（但在客观上可以给京沪这些大城市的名校二代考生更多机会，让他们突破原本框得死死的录取名额上限）；而对于高考考生而言，绝大多数高校的绝大多数名额仍然属于他们（包括绝大多数参加联考的学校仍然保留很多名额给他们），而且要实行更严格的均衡录取，即原985/211的高校的全国各省份录取率基本拉平，省与省之间即使题目、生源不具可比性，但在录取率上的巨大差距抹平了。
分省录取的反对者认为，不同省份生源质量不同，录取率拉平不公平。分省录取的支持者则认为，如果录取分数线全国拉平，生源质量较差/考试能力差省份的人就考不上好大学了。如果实行这种“联考”+“高考”的制度，正好从两方面都说得通。不同省份生源质量不同，已经体现在联考里，生源较好的省份已经通过联考得到了相对更多的名额；而除联考之外的名额按照录取率拉平，保证了生源较差的省份也有人能考上好大学，并且补偿了“单一分数线”带来的受客观条件（如教学质量）等原因带来的地域不公平。纵然不是最优解，也的确是一个可资参考的思路。
既然分省录取制度的支持者认为，分省录取就是为了公平，那就让分省录取公平到底。如果教育部出台刚性规定，211以上大学报的分省招生计划必须保证全国各省录取率基本拉平，那么北京市5万考生假如是5000个名校名额，6万考生就是6000个，录取率始终不变，那么让不让外来常住居民参加高考，让不让外来常住居民落户，还有什么区别呢？全国各省录取率根据高考参考人数实现全国拉平，会彻底解决“高考移民”问题，因为你怎么移，你的名额都出在自己身上。
以前有的城市原住民认为，我一旦开放“异地高考”，会导致原本的名校名额被“稀释”，要是这样搞，自然就不存在了。当然，如果照我这上面这么干，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的985/211录取率在分省录取名额部分会骤降，但是由于联考招生没有了分省名额限制，这些城市通过联考获得的新增名校生名额，大概率可以完全抵消录取率下降带来的名校生名额减少。由于联考招生越多的学校，是越好的学校，所以在这些城市整体上名校的学生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整体上就读的学校还变好了，联考的高难度还同时带动了整个中学阶段精英教育质量的大跃升，岂不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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