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患者可能上亿,死亡数达千万,为啥疫情全球爆发不可避免?(深度)

感染患者可能上亿,死亡数达千万,为啥疫情全球爆发不可避免?(深度)
来源:阿何有话说(aheshiwo)
感染患者可能上亿,死亡数达千万,为啥疫情全球爆发不可避免?(深度)

现在不止是国外,国内盲目乐观的人也很多,而且还越来越多,这让我非常担忧。花了近10个小时查资料,写成万字文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也让你重新看待本次的疫情。也希望你将本文转给朋友,多提醒一个是一个。毕竟,我们面对的就是一场战争,希望大家都做好打仗的准备。

今天早上起来,习惯性又看了下疫情数据。
开心的是国内的情况一直在好转,各地也陆续复工了。但是看了国外的情况后,我感觉非常的不安,甚至是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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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今天下午,我截取的最新国家疫情数据。目前,疫情已经蔓延到60多个国家。像韩国、意大利、伊朗、德国这些国家,形势非常严峻。
之前我就很担心国外疫情的形势,因为如果病毒在国外肆虐的话,哪怕中国控制下来了,后面也很难「独善其身」。
如果说之前只是担心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担心就变成了现实。可以这么说,新冠肺炎可以说已经是事实上的「全球大爆发」。这场灾难,对人类、对我们带来的影响可能远超我们想象。往大了说,可能造成全球格局的重新洗牌。往小了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如果我说,未来全球70亿人,每个人都有概率被新冠病毒感染。最终感染患者可能超过1亿,死亡人数可能几百万甚至达到千万量级,你敢相信吗?不要觉得我在危言耸听,认真看完下面的分析,相信你会和我一样不寒而栗。
评估一种病毒的危害性,我们主要考虑下面几个因素:1是病毒的传染力。2是病毒的危害性。3是人类应对病毒的能力。
1和2主要是病毒自身的特点。病毒传染力弱大家都不会担心,哪怕致死率高反正也扩散不出去。病毒危害性弱也不用担心,感染了就感染了呗。最怕的就是感染力强,危害性又高。3指的是人类自身应对能力的问题,有些烈性病毒比如天花,尽管传染性和危害性都很强,但人类已经有了疫苗,也基本不足为惧怕。可惜的是,面对新冠病毒,这三个要素我们都处在非常不利的局面。

先来看此次新冠肺炎的传染力,这里要科普一下:在传染病学里面,我们通常用一个指数R0(基本传染数)来评估一种疾病的传染力。这个指标的意思是,一个得病的人平均会传染几个人。

R0值越大,说明疾病的传染性越强。这次新冠病毒的R0,平均测算下来是3.7。只看数字大家没什么感觉,对比其他病毒之后才会明白这个数值的恐怖之处。就拿我们最熟悉的季节性流感来说吧。流感说是「感冒」,其实是一种病毒性传染病,和感冒可以说完全是两种疾病。每年我们几乎都会遭遇季节性流感,粗略估计,一次季节性流感在全球范围大概能感染2-3亿人。幸运的是季节性流感的重症率和致死率相对都比较低。
季节性流感的R0是多少呢?大概是1.3左右。一种RO值只有1.3的传染病,每年都可以感染亿人规模,那么RO值为3.7的新冠病毒感染同样规模人群只会容易得多!要知道,病毒的传播往往是指数量级爬升的。也就是说,R0值每大一点点,传播扩散速度都会大很多。
再来看另一个对比案例。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全球肆虐,在一年多时间里最少感染了10亿人,并且造成了5000万-1亿左右的死亡人数,造成的损失超过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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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西班牙大流感的R0值是多少呢?也就2-3左右。
新冠病毒高达3.7的R0值,意味着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邮轮这样的密闭空间),其传染率甚至有机会达到100%,只要有接触就会得病。
我们再看一下多种烈性传染病的R0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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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除了曾经令全人类都畏惧的麻疹、天花之外,传染力最强的疾病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新冠肺炎了。和它相比,非典、西班牙流感等都只是弟弟。
以上只是理论分析,但实际发生的几个案例恰好论证了理论
一个是钻石公众号邮轮,尽管也采取了一些隔离措施,但是患者还是从最开始的零星几个飙升到后面的700多个。一个是韩国,只是因为一个大妈感染了新冠病毒,几次聚会后就导致上千名邪教徒感染。有段时间,韩国确诊患者中甚至有超过70%都是邪教徒。
新冠病毒的传染力,就是如此恐怖。所以我才说,如果不及时控制,新冠肺炎感染过亿人口并非不可能。而下面也会说,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并不低。
再来看看新冠肺炎对人体的危害性
有段时间,网络上声称新冠肺炎只不过是一次「大号流感」,国外也有不少类似的说法。不得不说,这种误导性说法真的害死人了。网上之所以有这种论调,是因为很多人都看到,除了湖北武汉地区之外,新冠肺炎在其他地区的致死率并不「高」。
我们来看截止到今天的国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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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新冠肺炎在湖北的致死率是4.2%,武汉是4.6%(这两个地区一度超过10%,后面持续回落),而在广东是0.51%,浙江是0.08%,黑龙江是2.7%。也就是说,除了湖北武汉之外,哪怕是比较严重的黑龙江也只有2.7%,很多地区致死率都不到1%。这些数据的误导性在于:它没有考虑到医疗资源对致死率的影响。
病毒首先是在武汉爆发的,而其他地区大多数都属于零散的输入性感染。
武汉人口高达1500万,在全国支援之前床位、口罩、消毒药、药物、医务人员的资源都严重不足,所以致死率非常高。而其他省市,因为患者数目小,相关资源极其充沛,所以致死率才那么低。
中国是人口大国、制造业大国、地理大国、经济大国,各方面物资充沛,并且可以采取多个地区支持一地的做法。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其特殊的,根本不能作为其他国家地区的参照。
哪怕这样,目前国内新冠肺炎的整体致死率都在2.3%左右。而作为对比,西班牙大流感的致死率是2.5%。从致死率来看,此次新冠病毒和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是同一个量级的。而从传播力来看,此次病毒的传播力则远超西班牙大流感。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当年的西班牙大流感,造成了全球超过5000万人死亡!这再次说明,如果这次疫情失去控制,我们极有可能面临全球千万量级的死亡人数。
再来看季节性流感,其实大多数季节性流感的致死率都在0.1%~0.2%左右,远远低于这次的新冠病毒。尽管致死率如此低,传播率远不如新冠病毒,但每年全球死于季节性流感的人数都高达几十万,重症患者达到几百万。
反向看,这次疫情又会怎样呢?我实在是找不到任何理由去乐观。
很多人都会说,西班牙大流感之所以这么恐怖,是因为那都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人类还很落后。如今人类科技取得了那么大的进步,难道还拿一个新冠肺炎没有办法吗?这就不得不提到前面说到的第三个因素:人类应对病毒的能力。
真相可能难以让人相信:直到目前为止,人类其实对病毒性传染病并没有太多方法,目前最有效的方法也就两种:一种是隔离,另一种是疫苗。疫苗的研发周期很长,动辄以「年」单位,远水救不了近火,暂且不提。
也就是说,100年过去了,人类对付病毒的方法其实并没有进步,还是原来的那一套:通过隔离防止病毒传播。而我们看到这么多治愈的案例,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医院给了病人良好的观察条件、护理条件,然后让病人身体达到最佳状态,然后依靠自身免疫力战胜了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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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能否提供充沛的医疗资源,以及是否采取大规模严格的隔离措施,是决定病毒是否继续扩散的关键。很可惜的是,除了中国之外,这个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想要做到这两点都非常非常难。
疫情在伊朗爆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哪怕是确诊病人,医院能够提供的看护条件也非常简陋,医生很可能连自身安全都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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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国家如此,哪怕发达国家,情况也没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比如日本,人口一个多亿,但整个国家能够提供的传染病隔离病床数只有可怜的1000多张。哪怕你医学技术再先进,治愈率再高,可是如果倾举国之力也只能为1000多人提供医疗条件。面对有可能感染几十上百万人的超强传染病,也约等于零。
可以这么说,如果疫情真的彻底爆发,地球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提供充足的医疗资源,这已经不是现有的科技条件、经济条件能做到的事情了。至此,想要让疫情停止扩散只剩下华山一条路:隔离政策。
再次想说一句可惜,就是很多国家已经错过了采取严厉隔离措施的最佳时期。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有两点至关重要:1是其他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认知偏差。2是中国抗疫取得的成果「误导」了他们。
因为外媒的长期误导,其实国外对中国的认知是存在非常大偏差的。在很多老外眼中,中国依然是那个贫穷、落后、肮脏、混乱的国家,对中国人的歧视从未消失。
疫情在中国爆发后,我们经历了短期的混乱,后面迅速采取了各种有力措施,控制住了疫情。这其实是在以举国之力、巨大代价,为世界争取了宝贵的2-3周时间。可惜的是,很多老外非但没有意识到危险,反而将精力放在嘲讽中国上。如果你上一下Youtube,会发现疫情相关的视频下,很多老外的评论都是在批评、嘲笑中国当初的混乱,说谁叫中国人吃蝙蝠……
此外,中国因为应对得当,有力控制住了病毒的致死率,也「误导」了老外,这才产生「此次新冠肺炎不过就是大号流感」,「中国政府应对过激」之类的说法。关于这一点,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有一段话有深刻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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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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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高度表扬了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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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其他国家目前的实际状况。其中专家还有段话是这么说的:我很担忧中国的数字可能会让人们有虚假的安全感,我们应到认识到病症的危险,同时谨慎看到中国的数字……通俗一点,这位专家的意思是,「各位,中国的致死率是2.3%,不代表你们国家的致死率也能降低到2.3%。中国能控制住疫情,不代表你们也能控制住疫情啊。」
之所以特意说了这段话,是因为外国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存在种迷之自信,「既然中国这么落后的国家都轻松控制住疫情了,我们发达国家当然不在话下。」正是这种偏见和傲慢,让很多国家错失防控疫情的宝贵时期,而当疫情真正爆发起来后,就不是想不想,而是能不能的问题了。
这次疫情,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只是一声号令,然后就全国动员、百姓蹲家,再然后就是疫情慢慢被控制住了。我们忽略了一个前提——中国在全世界都是极其特殊的一个国家。我们能做到的事情,不代表其他国家也能做到。
中国的特殊,在于下面几点:
1、一群足够「听话」的老百姓
听话在这里是褒义词,指的是愿意遵循必要的规则和做法。虽然中国的老百姓,确实时不时也会给些小批评,发些小牢骚。但是一出大事,「跟着国家走」是二话不说的。国家不让出门,大多数人就真的蹲家里了。国家让带口罩,所有人的口罩就安排上了。主要大家意识到这是对的,全国上下都是一条心乖乖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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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在国外却没那么容易,在「皿主」名义下,老外们早已经习惯了我行我素,将政府的建议当屁话。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在韩国哪怕政府三令五申,邪教还是照样聚会;在日本,哪怕世界卫生组织给了建议,民众还是不带口罩去跑马拉松;在美国,专家建议别出去多买口罩,老百姓却开始囤枪支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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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帮足够团结的中国人
中国人,可以说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团结、最愿意为同胞付出的种族。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湖北武汉一出事,马上就是全国支援。要口罩给口罩,要药物给药物,要人员给人员。国家还没出声,民间已经迅速动员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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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国家,各个地区基本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给他人添乱就算不错了。
3、一个行动力超强的政府
对抗疫情,是一项超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最短时间内调动全国资源,需要迅速调整体系分工职责,需要及时通报疫情数据,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行动力强的政府。而中国政府,正好是世界范围内都最强有力、最高效的政府之一。所以,我们会看到各省迅速启动一级事件,不尽责的官员被下马,相关工厂迅速开工,全国医疗人员支援武汉,这些都是政府在后面出力。
对比,我们也看到了日本政府的推诿,韩国政府的无能,美国政府的傲慢,以及各个「皿煮」国家在应对政府要求措施时的不屑。
比方说,近日安倍晋三要求全国各地公立中小学自3月2日起停课,但京都市、金泽市等地区纷纷表示将「继续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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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吗?疫情无比紧张,一国首相要求学校停学,各个地区居然纷纷抗命?任何事情只要挂上「皿煮」的旗号,哪怕是再愚蠢的决定,在这些国家也变得正常了。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其他国家已经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想要采取得力措施,又怎么可能真正执行下去呢?
4、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制造业大国
中国有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3个省,一方有难可以八方支援。中国是全球工厂,制造业大国。只要机器发动起来,药物、口罩、消毒液可以源源不断制造出来,驰援灾区。
比方说口罩,据粗略统计,全世界口罩的产能可能至少有50%都在中国。可哪怕是这样的底蕴,有段时间我们都买不到口罩。那么疫情如果在其他国家爆发,他们会面临的情况可想而知……
所以对其他国家来说,应对疫情唯一的时期,就是刚刚爆发数量还不多的时候马上就采取果断措施。可惜因为傲慢和偏见,在这段时期他们偏偏无动于衷。而这种时候我们不应该幸灾乐祸,因为这群「猪队友」在后面很可能会拖累我们。
因为错过了防控的黄金期,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尝到恶果了。
看下意大利的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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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6012人,治愈589人,死亡233人,致死率3.1%。
事实上,意大利已经算是世界范围内较早停止「危险航班」的国家了。错就错在以为停止了航班就能隔绝疫情,国内很少采取相关措施,民众也完全不重视,结果疫情一下子就爆发了。
再来看韩国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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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确诊7313人,治愈130人,死亡50人。粗看死亡率不高,但我们要知道,韩国这么多人确诊是在几天时间内爆发起来了。也就是说这些人刚刚得病不久,韩国的死亡高峰还没到来。从爆发情况来看,韩国可能已经彻底失控。以政府的软弱,接下来的情况真的不堪设想。
再看伊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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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确诊6566人,治愈1669人,死亡145人,死亡率3.3%。而之前的死亡率更是高达5.5%。之所以死亡率如此高,是因为伊朗目前的国力根本没法为患者提供良好的医疗条件。从伊朗的数据,我们基本可以推测如果疫情在其他贫穷落后国家爆发,它们会面临的是如何恐怖的局面。
还有像日本、美国等地,之所以数据「看似正常」,完全是因为政府根本不进行大规模检测,反正「不检测就没有确诊患者」。
以前我们是恐惧疫情「全球爆发」,但事实上,现在疫情已经在全球范围爆发!
而根据以上分析,其他国家对抗疫情,要么国力不允许、要么医疗资源跟不上,要么政府根本无法进行这样的大规模动员。也就是说,地球上大多数国家能做到的,可能也就是稍微看顾一下重症患者了。剩下的,基本只能交给天意。再想一下新冠肺炎RO值高达3.7的恐怖传播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真的令人不寒而栗……
非洲埃博拉病毒够恐怖吧,最后也只死了几千人。03年的SARS够厉害吧,最后死了不到1000人。其实,最恐怖的病毒并不是致死率最高的病毒,而是像新冠肺炎这样致死率比较高,传播力一流的病毒。
你说它致死吧,又不是人人都会死。你说它不厉害吧,一不小心你就得病了。就是在这种观望中,病毒就扩散出去了,控都控不住,这就是慢刀子杀人、温水煮青蛙。疫情就像一枚巨大的石子被投到池塘中,激起的涟漪会影响到整个池塘,我们每个人都深陷其中,难以置身事外。
按照传染病学的模型估计,这次全球爆发如果控制不住,甚至到最后会有超过1亿人被感染,数百万甚至过千万人死亡。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疫情爆发在贫穷落后、生产力薄弱的国家,病毒的致死率会非常非常高,因为它们根本无法提供哪怕是基础的医疗条件。无数人会因此死去,当自身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民众会是什么反应?可以想象,这些国家将会民不聊生、政局动荡,甚至政权都会被颠覆、战乱四起。面临绝望的一部分人会成为匪徒、极端分子、抢劫犯、强奸犯,整个国家会陷入混乱之中。
如果疫情爆发在发达国家,大部分国家的能力也不足以应对那么多的患者。这些国家的很多企业会倒闭,无数百姓会因此失业。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储蓄率都非常低,老百姓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又喜欢超前消费。带来的后果是,他们会无力偿还房贷、车贷,企业无法偿还企业贷款。飙升的断贷会冲击金融体系,由此带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无论什么政党上台,都会迅速遭受非议,政客们会吵成一锅粥,却谁都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我们已经处在全球化分工的时代,任何国家的产业链要么是其他国家的上游,要么就是下游,属于「唇亡齿寒」的关系。因此,这些国家的动荡,势必会波及到所有关联国家,直到所有国家都被拖下水。在最坏的情况下,全球的生产制造格局、经济格局可能都会来一次大洗牌,彻底变一个样貌。
从这个角度看,疫情的影响其实和世界大战类似。每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格局都会彻底改变。而这次的新冠肺炎,很可能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
可以预见的是,再过一段时间,中国会成为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哪怕现在我们依然是全球最大的疫情国,已经有很多国家的老外拼了老命往中国飞。哪怕政客说的再轻松,键盘侠在网上说的多嚣张,对中国有多嘲讽,一旦要用生命来投票的时候,全世界的人民都是很诚实的。但是,我们也千万别高兴的太早,很快我们就会面临病毒的「反向输入」。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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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中国还想搞经济,就避免不了和国外打交道,就不可能彻底封锁国门,杜绝老外来中国。而随着国外疫情不断爆发,这种「老外来到中国感染中国人」的情况就不可能完全避免,这就是病毒的「反向输入」。哪怕我们彻底控制住了疫情,也挡住这种反向输入。只有全球疫情都得到控制,才能称得上是彻底安全。
国外疫情的爆发,也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巨大影响。我有朋友是做跨境电商的,正好货物源头国爆发疫情,结果货物无法出关进入中国,他的生意几乎陷入停滞状态。我是做国内贸易的,可是合作工厂的很多生产材料都要从韩国进口。现在韩国疫情爆发,工厂也说有可能很多材料无法进口。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很多。简单说就是,外面的东西进不来,国内的东西出不去,不管哪一种带来的都是生意的停滞。
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早已经在事实上紧紧捆绑。那种眼看他人深陷水火,自己独善其身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今年,国内大多数行业的情况都不会特别乐观,要做好全年寒冬的准备。所谓疫情过后的「报复性消费」,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我只能给下面几个建议:
1、一定要保住你现在的工作
今年大多数企业都会过得非常艰难,裁员、降薪都算是家常便饭,搞不好整个企业都会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普通人千万要保住自己的工作!要知道,企业破产我们抵抗不了,但没事真的别随便辞职随便跳槽了,工作也别划水了。一旦失去工作,今年你想再找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就真的没那么容易了。大多数中国人都背负着房贷,一旦失去收入来源,后果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承受的。
2、尽量避免和老外接触,避免去公共场合
估计再过一段时间,国内的疫情会彻底控制住,剩下的感染案例将以国外的反向输入感染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未来3-6个月我们都应该尽量避免和老外接触。特别是那些刚从国外(特别是疫情爆发国)过来的老外。既然已经忍了那么久,不妨再忍忍。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也尽量避免去公共场合。
3、多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
说到底,到目前为止人类都拿病毒没太多办法,治愈的患者本质上还是「自愈」。也就是说,万一不幸感染,决定我们生死的主要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中国人普遍缺乏锻炼,正好现在有了时间,不妨多抽出时间锻炼身体,提高自身免疫力。
4、缩减不必要开支,做好过冬准备
现在国内消费主义盛行,大家都习惯了没事就买买买。提前消费、超前消费已经成为常态。但是超前消费有个前提,就是我们有稳定的、可预期的收入。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到底会有多大,目前谁都说不清楚。是不是哪天会突然失业,我们也不可预料。既然如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缩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提前为过冬做好准备。这样的准备,还需要做都长时间呢?这就要看疫情什么时候才能彻底过去。
那么,到底疫情什么时候才会过去呢?目前来看,疫情告别我们的方式,很可能是下面几种情况:
1、气候影响
病毒喜寒怕热,当年国内的SARS也是天气变热之后慢慢消失的。所以此次新冠肺炎也有可能类似。随着气温慢慢提升,病毒可能慢慢进入沉睡状态,疫情就逐渐消失了。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估计就要等到5,6月份去了。
因为南北半球气温相反,如果疫情进一步扩散,两个半球都有很多国家被感染,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2、病毒毒性减弱
一般来说,传染病的病毒随着不断传播,其毒性会慢慢减弱。此次的新冠肺炎病毒是一种RNA单链病毒,变异速度比一般病毒更快。随着传播的扩散,未来的患者感染的可能已经是二代、三代病毒,其毒性会相对减弱。当病毒毒性减弱到不再致死,甚至不再重症的时候,其威胁性也就不再存在了,可以认为疫情也算过去了。
但是目前,病毒毒性减弱的情况还没确定,只是说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而且哪怕能得到这个时候,人类已经付出惨重代价了。
3、有效疫苗的推出
应对病毒,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还是疫苗。目前,很多国家都在加快节奏研发新冠病毒的有效疫苗。但是疫苗的研发生产周期一向很长,一般都要1-2年左右。以病毒的传播能力,等到疫苗出来,人类同样可能已经损失惨重了。
4、世界各国都采取得力手段掐灭病毒
如果全世界所有疫情国都能像中国一样,估计也能很快掐灭病毒。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约等于零……
综合来看,1和3已经是我能想象的最好结局了。不同的情况,意味着人类会面临完全不同的命运。当然,还有第5种可能,就是病毒莫名奇妙就传播力下降了,甚至彻底消失了。说实话,哪怕完全不抱希望,可这还是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现在不止是国外,国内盲目乐观的人也很多,而且还越来越多,这让我非常担忧。花了近10个小时查资料写成本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也让你重新看待本次的疫情。也希望你将本文转给朋友,多提醒一个是一个。毕竟,我们面对的就是一场战争,希望大家都做好打仗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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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阿何有话说(ID: aheshiwo)。作者阿何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Pb83hE1AEROtkMjgpync1Q

面对婚姻,先小人后君子

面对婚姻,先小人后君子

 

这是半佛仙人的第207篇原创

 

1

 

由于之前写了渣男和渣女的一些事情,最近后台突然多了非常多的情感咨询,大部分都是询问择偶和婚姻选择问题的。

 

我不是什么情感博主,也不敢说自己能解决大家的问题。

 

但是我在这些问题中,看到了一些共性的问题,如果抛开个人情感因素,从单纯的利弊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很多共性的问题都是有解决方案的。

 

我不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思路可能会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恋爱其实无所谓,但是婚姻这件事情,一定要“门当户对”。

 

一看到“门当户对”,人们往往就会分为两个阵营。

 

一个阵营是对对对,就是要门当户对,两个世界的人没法在一起。

 

一个阵营是老古董滚粗,爱情万岁,不带有爱情的婚姻都是伪命题。

 

其实二者的想法都片面了,我这里使用了带引号的“门当户对”,这个“门当户对”,不是单纯指的传统的门第之见,也不是家庭实力对比。

 

而是更广义的“门当户对”。

 

2

 

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婚姻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是2个人,乃至2个家庭把自己不同的世界融合在一起,然后携手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战斗下去。

 

最终的目的是,赢。

 

这里的赢不是说大富大贵,而是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所以一切选择都应该围绕这个原则来进行。

 

所谓的“门当户对”,其实也是指的所谓的适合。

 

所以思考的逻辑是什么?

 

是基于如果你和他/她走入婚姻的殿堂,那么你们后面的生活战斗之路,会变成什么样。

 

这其实就是一件打游戏选队友的事情。

 

这里面分为两个可能性。

 

1个是,对于队友情况未知,应用于相亲等场景,大家不认识,需要决定是否认识。

 

1个是,对于队友情况已知,应用于已处于恋爱状态,面临婚姻抉择场景。

 

OK,我们开始。

 

3

 

场景1下面,毫无疑问,第一步就是看出身,必须看出身,看双方家庭条件对比,不合适的不要去浪费时间。

 

为什么?

 

因为你对于对方其实是未知的,你们需要付出时间精力感情来磨合,如果有硬条件有问题,那么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精力其实是一种高效的行为。

 

毕竟从概率上讲,门当户对条件相当的人,能在三观上相对一致的可能性会越高,这其实就是简单的筛选。

 

这就像为什么很多大公司招应届生的时候非常看重学历?

 

是说高学历一定完美,低学历一定不好吗?

 

当然不是,只不过从概率上讲,高学历的人能力更强的相对概率更高。

 

由于学生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的东西,公司拿不到更多的资料来评估,那就只能看学历了,毕竟学历好歹是经过高考认证的东西,背后是结合了一个人的基础执行力,自控力和学习能力的体现。

 

所以从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角度,用学历筛选应届生,无不妥。

 

当然对于工作很多年的人来说,看履历和项目经验就好了,学历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社会已经筛选过了。

 

所以在相亲前,用门当户对来筛选一遍,同样属于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无不妥。

 

注意,这里说的是相亲前,如果已经认识了,那条作废。

 

而且,而且。

 

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前提,就是要对自己的情况有清晰的认知。

 

很多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怎么选,是对自己的情况没点数。

 

很多人自己条件差的一比,还对别人挑三拣四,这其实很荒谬。

 

很多男生自己的生活一团糟,还天天想找白富美。

 

很多女生自己的没有任何专长,还想找高富帅。

 

这种建议先自己照照镜子,问问配钥匙的人。

 

知道什么叫条件好吗?

 

利他属性,才叫条件好。

 

热爱运动,热爱摄影,热爱烘焙,热爱旅游,潮流时尚,这些东西算哪门子条件好?

 

都是没有任何门槛的花钱的东西,对于婚姻对象没有任何意义,拿这种东西要价,活该没法成交。

 

这就和学生在简历里面写自己游戏打得好一样,这东西对于公司产出没有任何价值,还不如写自己身体好能加班呢。

 

记住,多数时候在媒人眼中给你匹配的配偶的段位,就是你在别人眼中的真实段位。

 

想要看清别人的前提,是先看清你自己。

 

4

 

然后我们谈谈场景2,恋爱结婚场景。

 

这个场景的主要情况是,你已经对于对方有了清晰的认知,你需要的只是抉择是否要走入婚姻的殿堂。

 

这里你需要权衡的点主要有2.

 

1是主观因素,感情,习惯,三观。

 

2是客观因素,资源,家庭背景,潜在风险。

 

有人说怎么结个婚和打仗一样?

 

对,结婚,就是打仗。

 

首先是主观因素。

 

感情就不用说了,你喜欢不喜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要是真的不是爱的不行的话,不建议结婚,对双方都好。

 

嗯,我说的很直接,很多事情分手就能解决,但是闹到离婚就太麻烦了。

 

谈恋爱可以open一些,但是结婚,一定要想清楚什么叫爱的不行?

 

就是,以后每一天都会见到他/她,自己的人生和他/她是绑定的,对方的每一个习惯自己都要去容忍和磨合,而且是忍一辈子。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同居,同居至少1年,确认能否容忍。

 

我和我爱人从开始同居到结婚,用了3年,我们充分磨合确认适合。

 

不要去想着凑合,不要想着以后会好,很多人觉得恋爱时候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结婚就能解决,这是愚蠢的思维。

 

婚姻从来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婚姻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提高离婚成本,强迫你接受,婚姻会直接社会毒打你。

 

所以任何不能承受的习惯,都要抓紧分手,别浪费大家时间。

 

而且,避孕措施一定,一定要做好。

 

一旦怀孕,等于提前终结了自己的选择权,因为不论是堕胎还是奉子成婚,都是代价高于普通分手的。

 

这是人命大事儿。

 

这是风险底线,很多人为了一时快感,玩出了小生命,最后奉子成婚又互相嫌弃的人,要我说,活该。

 

这是在为自己的愚蠢买单。

 

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要想清楚这一点,结婚之后就没有选择权了(或者说代价太大),那么一定要在事前拦住一切。

 

如果对方各种不同意,那么很简单,对方把自己的快感凌驾于你们双方的利益之上,这已经属于原则性缺陷了。

 

这种沙雕之后在人生中惹出的幺蛾子还不知道会有多少。

 

5

 

然后我们谈谈客观条件。

 

不管你是否认可,婚姻都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牵涉到了2个家庭的资源整合。

 

这就像两家公司要合并,为了不出现事后的纠纷,一定要事前把所有东西厘清。

 

结婚就和做生意一样,先小人,后君子。

 

不要嫌麻烦,这其实是为了双方好,毕竟谁结婚都不是冲着离婚去的。

 

很多人所谓的门当户对,其实就是这里开始非常赤裸裸的比较双方的家庭资源了。

 

我其实不这么认为。

 

结婚,夫妻合得来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但是。

 

合得来这件事情本身,背后影响的因素是很多的。

 

三观,家庭磨合,资源互补,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你以为合得来没门槛?我告诉你合得来是最大的门槛。

 

我们先说三观,三观一致是合得来的大前提,夫妻如果不能互相尊重,不能三观一致,是很难长久的。

 

一个人的三观是怎么养成的?

 

家庭资源,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生活现状,朋友圈层,工作条件,经济层次等等等等,变量非常多。

 

实际上,如果三观完全契合的两个人,大概率是处于相同的层次的,并且有着差不多的资源水准。

 

不然这其实对不上啊,俩人一个特别穷一个特别富,这消费习惯和价值观能一样吗?

 

一个喜欢用钱换时间,一个觉得自己时间不值钱,这谈恋爱倒是无所谓,那结婚过日子的时候可能就有分歧。

 

一个凡事不爱争执,一个恨不得事事都在掌控,这显然也不合适。

 

综上,三观一致的背后,其实就暗含了资源匹配。

 

但是三观其实是可以短期隐藏的,很多人是可以伪装成三观匹配的,所以才要大家先同居,长期同居是藏不住的,要认真观察。

 

6

 

三观之外,就是双方家庭的对比了。

 

这个同样重要,因为再真挚的感情,也扛不住双方家庭的长期摩擦,因为夫妻永远无法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毕竟从小养到大,不可能去真的抛开原生家庭不管的。

 

不管你主观怎么想,只要客观事实上抛不开,那么家庭摩擦就能干掉一切所谓的情比金坚。

 

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男方家意见向左,女方家意见向右,即使有一方妥协,最终暗痕也会留下。

 

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服气有,但大多数时候干掉服气感情的不是什么大难临头,而是鸡零狗碎柴米油盐以及失去新鲜感。

 

假使两个人家庭条件悬殊,但就是性格对上眼了,人也都互相认定了(多发生在青梅竹马或者学生时代),那这时候,家庭的摩擦率计算就要来了。

 

我认为摩擦率,才是衡量家庭匹配度的唯一标准。

 

注意,我并不认可家庭条件是摩擦率唯一要素这种事情,更不是说什么穷人不配和富人这种事情,婚姻中所谓的家庭摩擦率,更多的是双方家庭的互相尊重。

 

家庭条件确实是影响互相尊重的重要因素,而非唯一因素。

 

计算摩擦率的时候,首先要计算的是地理位置因素,这个很重要。

 

地理位置是指,夫妻双方原生家庭的位置对比以及夫妻新家庭位置的对比。

 

距离越远,因为原生家庭差异影响夫妻关系的可能性就越低,摩擦率就越低。

 

例如男女方一家在北京,一家在广东,夫妻结婚后定居上海,那就是低摩擦率。

 

但如果男女双方都在同一个城市,甚至隔壁楼,那么两家的摩擦率就会更高,因为抬头不见低头见嘛,有任何事情都能当面对峙。

 

这就叫距离产生美。

 

除了地理位置之外,还有典型的双方家庭经济条件影响摩擦率。

 

这个不用多说,条件越相近的,摩擦率就越低。

 

这里的条件,不单单指单纯的经济,同样也指双方家庭职业,资源稳定性(公务员很受欢迎),已有儿女数量(配偶的兄弟姐妹),未来的潜力等等等等。

 

钱只是一个简化的标准,还有很多与钱无关的东西。

 

除了地理和经济条件之外,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双方家庭的受教育程度,风俗习惯以及素养。

 

简单说,就是双方家庭的三观是否契合。

 

假使双方经济条件差距不小,但双方家庭的受教育程度对等,父母三观也是很相似,那其实完全有可能越过其他原因直接喜结连理的,钱哪家多掏一些根本不是问题。

 

还有所谓的彩礼习俗争执,说穿了就是双方家庭三观无法达成一致。

 

三观越契合,摩擦率就越低。

 

其实钱是最低线的标准,只有在什么都匹配不上的时候,才会拿钱说事儿。

 

一旦拿钱说事儿了,这个事情其实就麻烦了,婚姻很需要钱,但婚姻绝不只是钱的事情。

 

刻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其实是在给自己今后的生活挖坑。

 

事前麻烦,事后轻松。

 

7

 

我觉得如果所有人都从摩擦率和合适度的角度去理解婚姻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可以过得更加开心一些,高效一些。

 

这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分析利弊,再搭配同居来提高容错率和二次校验,最终试图降低婚姻失败的概率。

 

我自己就是按照这套逻辑来操作的,我和我爱人的感情很好,截止目前这套东西还是起了作用的。

 

当然我只是简单讲一下从我个人角度出发的对于婚姻的利弊理解,不一定对。

 

生活要复杂的多。

 

我也知道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有很多的逼不得已,很多婚姻不是自己选择的,例如家里安排的很多。

 

那其实也要想清楚,如果婚姻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么婚姻出问题不要怪婚姻,因为你拿自主选择的机会去换了其他的资源,你其实一开始已经选择了放弃。

 

在你心中,其实是有更重要的东西,这不关婚姻的事情。

 

肯定还有人说按我这套方法评估下来,能结婚的情况都不多了,因为大多数时候都是资源不匹配。

 

朋友,这其实对也不对,对是因为确实匹配起来很麻烦。

 

但不对的是,你可以自己人为扩大交际圈,增大筛选基数,去和不同的异性接触,只要你在怀着明确需求的前提下去主动接触,最终找到合适人员的难度,是不高的。

 

你的问题,在于你内心的抗拒和害羞。

 

如果连事关自己一生的事情都不敢放开去追逐去拼搏。

 

那我有理由怀疑,你其实是对你自己不够负责任。

 

婚姻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你要面临的毒打还多着呢。

 

慢慢来,会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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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婚姻,先小人后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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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jkU4eH7Q9_uCZiSEPGMlzg

新基建,靠谱吗?

新基建,靠谱吗?

作者:清和社长

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大疫之下,数十万亿基建项目如期而至,以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市。

 

其中,新基建尤为亮眼,甚至在资本市场上掀起了一番风浪。

 

何为新基建?

 

新基建,有别于工业基础“铁公基”(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属于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

 

一般认为包括以下七大领域: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除此之外,还有集成电路、量子信息、物联网、智能驾驶、工业机器人、氢燃料、石墨烯新材料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基础设施。

 

这次疫情挑战了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我们需要强化公共卫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共卫生制度改革,公共卫生物资储备,生物医药的基础研究,如疫苗技术、病原检测技术、医疗物资供应链、医疗智能化设备、隔离病房服务机器人。

 

这些新基建,可谓“国之重器”。

 

但是,即便是“皆大欢喜”之事,有些关键性问题还是得搞清楚,否则可能事倍功半、适得其反。

 

它是一场资本的狂欢、薅羊毛的大戏,还是激励信心、复产复苏的措施?是传统低效基建、强刺激的老路,还是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之路?

本文逻辑:

一、公共用品:政府该投资产业吗?

二、公地悲剧:低效基建为何疯狂?

三、国家确权:如何避免公地悲剧?

01

公共用品

政府该投资产业吗?

讨论新基建时,需要明确的第一个问题是:新基建,是公共用品,还是产业投资?

基建(不论新旧),应该是公共用品,而不是产业投资。

 

以5G为例,5G的产业网络覆盖网络规划、器件材料、设备网络、终端运营以及市场应用。

 

政府需要投资的5G“基建”,主要指网络规划、基站、光纤光缆以及芯片等基础科研。这些属于公共用品的范畴。终端运营、5G手机、绝大多数器件材料和设备,属于产业投资、私人用品。

 

为什么要如此区分?

 

打个比方,举办一场百米赛跑,政府要做的事就是修好跑道、场馆,组织好安防和裁判团队,这些属于公共用品投入。但是,政府不能自己亲自参加比赛,与运动员争夺金牌。

政府作为组织者参赛,这就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政府赢了个体运动员拿了冠军,这就是挤出效应。

 

自2016年开始,供给侧改革对私人企业产出产生挤压,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速快速飙升并超过私人企业。

 

如今,政府确实开始着手5G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基站投入。但有些基础设施颇为薄弱,比如基础科研和基础教育。

 

要知道,华为5G的基础研究来自哪里?来自一位土耳其的科学家,名叫埃尔达尔·阿里坎。

 

阿里坎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专业博士,在土耳其毕尔肯大学电气工程系担任教授。2008年,他提出了极化码理论。极化码是5G数据传输的一种新型编码方法,被认为是逼近香浓信道容量的编码方案,有别于美国主导的LDPC码(low-density parity check)。

 

2009年,华为开始研究5G解决方案。次年,华为首席科学家童文博士关注到了埃尔达尔·阿里坎发表的关于极化码的学术论文。

 

但是,极化码理论到5G技术应用还有相当的距离。华为将近用了十年的时间斥资研究极化码的应用化技术。华为聘请了不少外籍科学家,其中俄罗斯数学家帮助他们完成了算法上的突破。

 

正因如此,任正非多次呼吁国家加大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投入。这是5G产业的最为关键的基础设施。

 

有短板,也有过度投入。比如,政府给5G产业相关的私人企业提供产业补贴,这其实不属于公共用品投入的范围。

 

去年,华为251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其中有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当事人李洪元(华为前员工)公开说,所在部门获得财政补贴。

 

2009到2019年,华为在5G领域的研发投入超过了40亿美金。政府补贴基础研究型企业未尝不可,但应仅限于基础科研,且需要公示。

 

还有一个例子,一地方政府提供5G产业补贴,一家纸箱厂来申请补贴。评审专家问对方,纸箱厂不属于5G产业,怎么来申请补贴呢?对方说,我们是官方指定的5G纸箱厂供应商。

 

所以,如果不严格界定私人用品和公共用品,不规范公共用品投入,而盲目地一哄而上,容易陷入与个体争利的代理人困境,亦或导致争相薅羊毛的公地悲剧。

 

如何界定公共用品和私人用品?

 

“公共物品”的概念,最早是由瑞典经济学家埃里克·R·林达尔在其博士论文《公平的赋税》(1919年)中提出来的。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理论》。萨缪尔森在文中给公共用品赋予了严格的定义。

 

“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减少任何个人对它的消费”,这种边际成本为零的物品被萨缪尔森称为“集体消费产品”,即公共用品。

 

他举了一些例子,如社区的和平与安全、国防、法律、空气污染控制、防火、路灯、天气预报和大众电视,等等。

 

但是,这种严格定义的纯公共用品其实是很少的。比如,公路属于公共用品,但也会出现堵车的时候,这就出现了排他性,不符合萨缪尔森所说“不会减少任何个人对它的消费”。

 

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用品,多数是指准公共用品(詹姆斯·布坎南的非纯公共用品、约拉姆·巴泽尔的混合物品),比如公路、机场、公园、自来水、教育、网络服务、公共卫生等。

 

公共用品和私人用品的区别在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上。简单理解就是,私人用品属个人产权,别人不能占有,谁付款,谁受益;公共用品是公共产权,人人可蹭WiFi、薅羊毛。

 

为什么政府应该负责公共用品投资,而不是产业投资、私人用品?

 

正是因为公共用品的非排他性,导致市场在公共物品供给上是无效率的。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是由政府来提供的(当然也有私人提供的)。政府需要投资的是公共用品,如司法、教育、公共卫生,不仅仅是新基建。

 

灯塔,是经济学中一个经典的公共用品案例。

 

1848年,英国经济学约翰·穆勒(密尔)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分析了灯塔问题:

“虽然海洋中的船只可以从灯塔的指引而得益,但若要向他们收取费用,就办不到。除非政府用强迫抽税的办法,否则灯塔就会无利可图,以致无人建造。”

 

船只使用灯塔类似于“凿壁偷光”,存在收费难题,导致交易费用奇高,自由市场无法形成,需要政府来建造灯塔。这样公共用品就诞生了。

 

古典主义先驱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已注意到交易费用中的协商成本的问题:

 

排除一片(公共)草地中的积水,两个彼此了解的邻居好协商这事,但若1000个人共同协商那就难办了,“各人都在寻找借口,使自己省却麻烦和开支,而把全部负担加在他人身上”。

 

休谟的办法是交给政府,“政治社会就容易补救这些弊病”。

 

在公共用品上,政府比市场有效率,但在私人用品上却恰恰相反。由于信息分散,政府不能替代市场来支配所有的资源,满足所有人的多样化需求。

 

所以,在投资新基建之前,明确公共用品和私人用品的界限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才能做到“凯撒的归凯撒,市场的归市场”,各取所需,发挥所长。

 

以新能源为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是新基建,这是政府需要投入的公共用品。

 

中国在2015年出台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中,提出到2020年,全国将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1.2万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480万个,满足全国5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截至2019年6月,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为100.2万台,仅完成目标的20.8%。

 

与充电桩投入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巨额补贴。

 

以比亚迪为例,2018年比亚迪累积获得新能源补贴高达108.62亿元。

 

这一年,比亚迪利润是多少?

 

2018年比亚迪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90亿元。若将108.62亿元补贴去掉,比亚迪的利润是多少?

 

再看,这一年,比亚迪的税收是多少?

 

2018上半年,比亚迪支付各项税费额为23.51亿元,不过政府返还了12.21亿,再扣除其他相关项目后,当期实际贡献的税费仅10.46亿。

 

这意味着,比亚迪从纳税人身上拿走了108亿补贴,却只给国家上缴20多亿税收(推算)。

 

市场是一个私人契约的集合,政府投资产业和产业补贴,使一方面受惠的同时,定然导致另外一方受损。

 

有人说,政府应该补贴车企,因为电动车如果销量太低,充电桩又投入太多,会导致公共资源浪费。

 

其实,政府只需要打破行政性垄断,降低准入门槛,引进特斯拉,让私人企业可以造车,发挥鲶鱼效应,通过市场竞争提升技术和销量。

 

政府与市场最好的结合点就是社会契约,即市场纳税,政府用税收提供公共用品。公共用品的作用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市场繁荣,进而缴纳更多税收,提供更完善的公共用品。

 

我们知道,日本被认为是实施产业政策最成功的国家,但如今他们对政府投资产业却极为谨慎。

 

日本在2017年发布了“氢能源基本战略”,但日本对新能源的探索是大型企业先行的。在经过丰田等企业的技术探索和商业论证后,政府才确定这一战略。

 

日本政府的作用是什么?

 

日本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重点推进可大量生产、运输氢的全球性供应链建设”,将氢加气站从目前的100所扩建至900所。要知道,加氢站基础设施投入要比普通充电站多得多。

 

东京大学小宫隆太郎教授组织一批经济学家反思日本产业政策成败得失,并出版了《日本的产业政策》一书。(这本书对中国产业政策影响巨大,详见《百年能源革命史 | 新能源汽车何去何从?》)

 

小宫隆太郎主张,政府应该聚焦于市场容易失灵的“关于产业的一般基础设施,包括工业用地、产业用的公路、港口、工业用水和供电等”。(《日本的产业政策》,小宫隆太郎)

 

所以,明确该干什么,比能干什么,更重要。

02

公地悲剧

低效基建为何疯狂?

明确第一个问题后,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应该投资哪些公共用品,新基建,还是老基建?

 

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显示,13个省市的基建投资项目金额达34万亿。其中,老基建和新基建分别有多少?

 

我引用国泰君安的研究报告:

 

在总投资规模为17.6万亿的存量PPP项目中,铁公基(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机场、隧道等)是大头,约7.1万亿元,占比接近41%。

 

规模排在第二位的是房地产、土储相关的,包括广场、公寓、棚改、危房改造、保障房、土地储备等,约3.4万亿,占比20%左右。

 

而新基建(信息网络建设、光电、充电桩、生物质能、智慧城市、科技等)不足1000亿,占比只有0.5%。

 

类新基建项目,如轨道交通、园区开发、垃圾发电等,在PPP项目库中大约为2.6万亿,占比14.7%左右。二者加总占比不过15%左右。

 

另外,疫情之下,人们关注的医疗卫生,只有3000亿左右的项目,占比1.7%。

 

为什么呼声奇高的新基建及公共卫生投入却如此杯水车薪?

 

不少经济学家意识到铁公基投资的低效、过剩,呼吁加大新基建的投入。中国的基建到底是否过剩?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是有两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一是投资回报率。

 

截止2017年末,单位基建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由2004年的9.30降至2017年的4.69,缩减幅度近50%。(中信证券研究部)

 

牛津大学对中国1984-2008年间的95个公路和铁路项目进行研究后发现,其中55%的项目成本收益率低于1。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项目投资是无经济效益的。

 

二是政府负债率。

 

超前投资、低效投资未必不可,但必须撑得住、还得起。长期大量低效的基建投资,定然导致政府负债率高企。

 

目前,中国整体政府债务(包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占GDP的比重约60%,若加上城投平台的负债,其实并不低。

 

为什么明知“铁公基”投资收益率越来越低,依然大规模投入?

 

为什么宁愿一年反复挖路十次也不多建一所中学?

 

这或许是搭便车问题。

 

在公共用品领域,市场是无效率的,但政府的效率未必也高,因为搭便车的存在。

 

搭便车,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于1965年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来的。

 

他说:“由于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成员都从中受益,那些没有分担行动成本者搭便车成为最优策略,于是理性、自利者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

 

搭便车,是一种“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的投机行为。简单理解就是,薅社会主义羊毛。

 

有个例子很经典:三个酒友约定,每次一起喝酒,每个人都从家中带来一瓶酒,之后混在一起共饮用。

 

混在一起的酒就变成了“公共用品”,结果怎样呢?

 

下次喝酒,每个人都带了一瓶水,然后混在一起。干杯入口后,三人都愣了。但他们仍然像唱着美酒一样,装着一副沉醉的表情,直到把水全部喝完。

 

出于搭便车动机,每个人都会打小算盘,隐瞒消费偏好,制造信息不对称,然后用最小的代价薅更多公家的羊毛。

 

公共用品缺乏一种像市场机制那样自动显示个人真实偏好的“显示机制”,因此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碰到“说实话难题”。

 

比如,多缴纳税收无法多享受公共用品,那么人们就可能虚报、少报征税数额。同时,都希望少缴纳税收,多享受公共用品,如基础设施。如此,在搭便车的动机驱使下,自然更倾向于支持基建投资。

 

所以,即便人人心知肚明,知道喝得是白开水,知道低效基建由全民买单,但没人会说出“皇帝的新装”,最终就造成“喝白水”的悲剧。

 

这种悲剧又被称为公地悲剧,或叫“哈丁悲剧”。

 

公地悲剧,最早是由古典主义先驱大卫·休谟在1740年发现的一种现象。1968年,勒特·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张维迎教授将其翻译为“公共地悲剧”。

 

哈丁举例说,在一块公共草地上,每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来实现个人收入最大化。尽管每个牧民都知道,多增加一头牛,草地可能被过度放牧,导致养牛收益下降,甚至所有牛都会饿死,但是悲剧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比如,我在新冠疫情刺破全球货币泡沫?提到的问题:为什么全球央行都不阻止货币滥发?

 

全球货币市场,其实是一个“公地悲剧”。

 

最开始,美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货币由商业银行私人发行。但是,由于商业银行频频倒闭,金融风险巨大、交易费用奇高。银行家和政治家协商成立美联储,将货币发行权统一到中央银行。

 

货币发行权和美联储就成了一种公共用品。这一公共用品的天职,就是维持币值稳定,降低交易费用。

 

但是,这种利益巨大的公共用品,几乎所有人都对其产生搭便车动机,试图从货币“放水”中薅到羊毛。

 

约翰逊、尼克松、里根、老布什、特朗普都在谋求大选连任时,给美联储施压,希望下调利率、增加就业,以获得更多政治选票。

 

联储银行搭便车似乎“名正言顺”,因为他们是美联储的股东,当时美联储成立的目的就是给为联储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

 

金融家、企业家、投资者、购房者,甚至普通白领、工人,都希望央行“放水”,以图股票上涨,房价上涨,贷款更易,利息更低,收入更高。

 

美联储主席,搭便车吗?

 

美联储主席是“司机”,其决策具有相当的独立性,遵循“学者原则”。去年,沃尔克、格林斯潘、伯南克、耶伦四位前美联储主席发表署名公开信力挺鲍威尔,希望其不受特朗普的政治压力,保持独立行动。

 

但是,当所有人都产生搭便车的动机时,美联储主席这个司机就不好当了。降息皆大欢喜,自己也少一点麻烦,从格林斯潘开始,美联储都采取降多升少的“不对称操作”。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搭便车行为。

 

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明白持续扩张货币是一条不归之路,货币发放越多,货币越不值钱,甚至最终可能一文不值,但没有人会站出来阻止这一悲剧。

 

当然,这不是美联储一家的问题,全球货币市场正在沦为公地悲剧。

 

基建投资,也是同理。

 

从政府的角度,大规模的“铁公基”投入可以获得更多的行政资源和经济收益。投资新基建固然前景可期,但周期长、风险大,与当前的执政周期和政绩考核不匹配。

 

政府不担心债务问题吗?

 

由于商业银行的国有属性,政府融资成本低,大规模的低效固定投资未必会引发政府债务危机,但可能增加通胀风险和金融风险。

 

民众不担心金融风险吗?

 

民众也会产生搭便车动机。大规模的基建投入可以刺激经济短期增长,几乎每个人都希望从中获利,至少损失更少,不因经济下行而失业、降薪、破产。

 

新基建、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等公共用品的投入,对经济直接刺激不如铁公基、产业投资明显。前者是放水养鱼,后者是下河抓鱼。搭哪一辆便车,答案很明显。

 

投资者借“新基建”概念热炒TMT(电信、媒体和科技)薅羊毛,并非真正关心新基建。

 

相信,没有人希望新基建沦为公地悲剧,但人人都在便车之上。

03

国家确权

如何避免公地悲剧?

第三个讨论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公地悲剧,减少低效基建投资,加大新基建及公共用品投入?

 

因公共用品的非排他性导致市场失灵,需要国家(政府)来提供公共用品。但是,国家制度本身又是一种公共用品,也容易导致低效、搭便车,甚至引发公地悲剧。

 

道格拉斯·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何解?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因为国家本身是一种公共用品,可降低交易费用。

 

巴泽尔在其著名的《国家理论》中说道:“人类社会一开始是处于霍布斯丛林,建立国家源自保护需求。”

 

巴泽尔认为的“霍布斯丛林”,其实就是“公地悲剧”。在国家创建之前,地球上有大量的无主的公共资源,人们无尽地享用。但是,随着人口增多,人们开始过度使用公共资源,导致土地贫瘠、资源锐减,进而引发公共资源争夺战。

 

这时,公共资源就沦为公地悲剧,导致租值消散。

 

为了降低风险,人们选择“政治强人”如族长、领主、国王,寻求庇护。这种内部交易的条件是,人们需要向政治强人纳税,政治强人提供安全防卫等公用用品。

 

这时,国家就诞生了,公共用品也诞生了。

 

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讲述了法国的例子:在法国,15世纪的无政府状态——一切所有权在这一乱世都得不到保障——致使三级会议将征税权让给了查理七世,以求得君主对增强秩序和保护,以免雇佣帮伙和英国入侵者掳掠的允诺。

 

政治强人创建的国家机器,为人们提供了和平与安全、国防、法律、道路这些基础设施,无疑降低了交易费用,产生乘数效应、规模效应。

 

但是,“法国国王在履行诺言的过程中肃清了他的势均力敌的对手,使王室能更好地要求增加在政府所产生的社会储蓄中的份额”。这就为法国大革命埋下了祸根。

 

这时,国家制度就变成了“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巴泽尔认为:“统治者也是自利的,他们在创建统治机制后便会滥用其权力。只有当建立能够控制统治者的机制时,如法律体系和决策程序,初始的‘自然国’才会渐渐演进为一个法治国。”(《国家理论》,巴泽尔)

 

诺斯和巴泽尔都从制度入手,认为产权制度是关键。

 

公地悲剧,是不合作的利己行为导致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纳什均衡)。很多人认为,囚徒困境的出现打了亚当·斯密的脸,理性人的利己行为没有产生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这说明市场可能失灵。

 

这种说法不准确,市场失灵有两种情况:一是天然不具备交易条件;二是人为破坏市场交易条件。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集体行动的历史。集体行动,不可避免的出现搭便车,并且引发公地悲剧。

 

所以,人类社会的历史,其实是一部解决“公地悲剧”的历史。

 

人类社会早期,市场交易的条件不成熟,如信息不流通、缺乏货币、剩余产品不足等,导致市场交易费用奇高。当时,交易是一种冒险行为,分工只会增加死亡的机率。

 

与其交易,不如占有、偷窃、抢夺,甚至战争。国家诞生之前,公共资源沦为公地悲剧。这时,政治强人可以减少混乱、保护财产,国家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

 

所以,当时解决公地悲剧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国家制度确定和保护产权。

 

最近,国人对外国人永久居住条例争论不休,其中最为激烈的是超国民待遇问题。本质上,超国民待遇是外国人搭了中国人的便车。公权力对外国人是不是有优待?外国人在北上广深购房是否受限?外国人可以享受哪些公共福利?

 

多说一句:外国人永久居住条例,长远来看是为走向全球化、引进国际人才铺垫,短期来看应该是“出口转内销”。

 

几十年来,中国流失了不少精英,但其中有不少人是拿着国外的国籍或绿卡,继续在中国生活、赚钱。同时,一些华人技术精英(如千人计划专家),他们在中国工作,但又不加入中国国籍。

 

这些人包括其家人,估计得有几百万,但真正拿到中国永久居住权的人极少。官方无法阻止他们移民,但试图给他们永久居住权,吃个定心丸,留住资金、技术,同时引进人才(如千人计划、移民二代)。

 

美国国籍,中国赚钱,瑞士生活,这是令人嫉妒的人生。但这种人生,不能建立在超国民待遇之上。

 

好的,我们回到国家制度确权这个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制度确定的是集体产权——国家主权,而不是个人产权。

 

在国家内部,公共财产常以国家之名存在,政治强人代为管之,产权不清、权力不明、监督不力,民众容易产生搭便车动机,政治强人使用公权力将公共用品沦为私人用品。

 

比如说,共同开发的土地,侵占而来的财产,公共财产归谁所有?

 

掌控财产分配权和使用权的政治强人,往往会利用民众的搭便车动机(如不敢出头、行贿官员),将财产归为己有,或为己所用。

 

这就是人为破坏市场交易条件,故意不明确产权,封锁信息制造信息不对称,打击结社集会。囚徒困境,就是人为地隔离囚徒之间的信息交流,同时制造错误、谎言诱导囚徒犯错。

 

所以,破解的办法就是,在国家内部确定个人产权,比如国家治理权、土地产权、知识产权等。权力边界越清晰,个人就会自动显示真实的偏好,市场便可启动,搭便车的问题就越少,公地悲剧就越少。

 

新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主张,通过明确产权,启动市场,解决公地悲剧。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诺斯探索了公元900年之后的西欧世界的制度变迁。他发现,产权否明确、是否得到保护,决定了西欧国家的历史进程。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国家治理权的确权,以征税权为例。

 

西班牙的征税权被王室掌控。羊主团是西班牙王室的稳定税源,国王赋予羊主团特权,允许他们的羊随意去吃农民的庄稼。这样农民的产权得到不到保障。同时,西班牙王室经常向商人借钱不还,甚至导致福格家族灭亡,国家信用崩盘。

 

法国的征税权被法王掌控。法王可以直接向农民征税,向商人借钱,借钱又不还,甚至直接侵占财产。

 

这些制度是低效的,没有保护产权,缺乏激励性。

 

相反,尼德兰执政官的统治力弱,他们只能鼓励商贸、发展金融来获取更多的税源。

 

比如,1537年出台法律承认票据转让有效。他们建立了一个低利率的资本市场,催生了现代金融市场。利率水平从1500年的20%-30%降低到1550年的9%-12%,甚至到了17世纪下降到3%以下。

 

英国王室的权力被强大的棉纺织商人及贵族集团制约,国王不得随意征税。1642年出台垄断法,禁止王室垄断,同时还设立专利保护制度,保护技术创新,鼓励外国人从欧洲带入新创新。

 

其实,在16世纪左右,西欧国家都面临财政危机,而王室处理财政危机的办法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历史进程。

 

所以,历史告诉我们一条经验:国家内部确权。

 

首先,能确权的尽量确权,个人产权越明确,信息越透明,市场效率越高,公地悲剧越少。

 

政府投资越多,国有产业越多,公共财产就越多,越容易产生公地悲剧。若产业投资的机会交给市场,将低效基建的大规模资金以借贷、减免税费社保等方式返还给个人,确定和保护个人的产权,经济发展则越好。

 

这就是让利于民、放水养鱼。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便是国家内部确权。

 

在改革开放初期,土地私人化的阻力很大。这就是诺斯所说的,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有效制度的建立需要相当高的成本。

 

为了降低确权的成本,改革者“曲线救国”,采纳了张五常“使用权优于所有权”的建议——源自英国的土地批租制度,推行土地使用权改革。

 

虽然使用权制度的交易费用比所有权制度高,但农村集体土地、城市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改革,依然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公共用品的产权终究难以明确,有些公共用品是不可分割的,比如国防、法院、央行。

 

怎么办?

 

公共用品不可分割无法确权,但是公共用品的执行权、分配权、监督权,即国家治理权,可以分解和明确。

 

最后,我们回到新基建的问题:如何避免低效基建、重复建设?如何避免货币滥发的风险?如何才能加大新基建、基础教育、基础研究、公共卫生等公共用品投入?

 

这些问题还得靠征税权、货币发行权、转移支付使用权的确权来解决。

 

国家治理权的落实,将政府、个人与国家利益调整到同一个方向上。即诺斯所说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能够使个人的经济努力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

 

所以,国家治理权的确权过程,其实就是公民权确立的过程。

 

西欧社会从庄园经济到封建经济再到市场经济,背后是现代国家制度构建、演变以及公民权的实现。简单来说是,从过去的庄园主与佃农的关系,演变为劳资关系以及国家与公民的关系。

 

不过,这种有效的国家治理,是人类无数次陷入公地悲剧后才诞生的。

参考文献

【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斯,格致出版社;

【2】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诺斯,华夏出版社;

【3】政治经济学原理,约翰·穆勒,商务印书馆;

【4】人性论,大卫·休谟,商务印书馆;

【5】日本的产业政策,小宫隆太郎,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6】国家理论,扭拉姆·巴泽尔,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END –

专家详解治疗新冠病毒方案的来龙去脉

2月5日,在“瑞德西韦治疗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研究”项目启动会上,瑞德西韦临床试验项目负责人、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曹彬教授讲解项目内容。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专家详解治疗新冠病毒方案的来龙去脉

– 编者按 –

 

现任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常务副主任的曹彬,是第一批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
 
2019年12月31日,他和其他专家组成员一道奔赴武汉,调研当时尚不知道病因的肺炎病情。2020年1月25日,在接到国家卫健委通知后,作为科技部首席专家,他又带领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驰援武汉。
 
除此之外,备受关注,还因为他亲自领导了在武汉进行的三项新冠肺炎的临床试验:一项是抗艾滋病药物克力芝的重症临床试验;另外两项是瑞德西韦轻中症、重症的临床试验。结果如何,一直引人关注。
 
另外,面对国内200多项临床试验,以及临床医生或者病人个例(有时几例,几十例)认为的“有效”,曹彬的看法如何,在他眼里,究竟什么是真正有效的药物或者疗法?经验的积累,不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可以吗?
 
3月7日,在专业刊物《呼吸界》的采访中,曹彬描述了自己从去年12月30日开始奔赴武汉进行防疫救治和临床试验的经过。为了让读者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本文对曹彬访谈原话,做了编排和不改变原意的编辑,并经曹彬本人审阅
 
这是迄今有关曹彬和他的抗疫经历的最详细记录。

 

整理|邸利会
 
 ●      ●      
 
01
 12月31日,到武汉,ICU查房 
作为国家专家组第一批成员,我在2019年12月31号来到的武汉,下午2:00到达,先在武汉市卫健委短时间逗留了一下,然后专家组分成两拨,一拨是临床专家组,另一拨是以CDC流行病学专家为主,去华南海鲜市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我们临床专家组的工作地点就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到达武汉的前两天,大约12月29日的时候,武汉市多家医院收治的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都比较类似的一些患者,陆陆续续都转到了金银潭医院。
 
我们在ICU查房,讨论了每个病人,和武汉专家组一起沟通之后,大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病人都有共同的特点,包括症状:发烧、呼吸困难、干咳、无痰、重病人呼吸困难,而且出现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有些出现了脓毒症的表现,这是临床表现。
 
还有影像学,这些患者都惊人相似:双肺多发毛玻璃样浸润影,部分实变,有轻有重,轻的可能是低氧,重的是严重的呼吸衰竭。
 
另外,这些病人有一些共同的实验室检查特点:白细胞正常或偏低,特别是淋巴细胞减少。
 
来到武汉的第一天,我们和武汉的专家组都已经对这些病人临床特点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描述。这些特征就出现在《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诊疗方案(试行版)》里,实际上我们这版方案出来的是很快的——元旦那天我们开始写,1月3日凌晨正式完稿。这就是我国第一版诊疗方案的由来。
 
02
 猜测是一种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 
 
我们当时为什么说这些病人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是因为他的表现。
 
对于一个成年人,病毒性肺炎的鉴别诊断,我们首先要看诊断是否成立,是否为肺炎;第二,病情的严重程度是什么?第三,非常重要,我们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疗有6步法,其中第3步法,就是要推测可能的病原体——
 
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印象,包括感染病专家、包括武汉市多家医院的呼吸科主任都不约而同地把这组病人聚焦到 “病毒性肺炎” ——它不像细菌性肺炎,没有一个病人PCT(降钙素原)超过0.1ng/ml,根本就不可能用细菌性肺炎来解释。常见的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肺炎、军团菌肺炎也都不是这样的表现。
 
所以,虽然当时没有确凿的病原学证据,但是大家都很肯定地认为是病毒性肺炎。
 
当然,说一点点病毒学的线索都不知道也不对,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了,在我们到达武汉之前,已经有几例病人外送了NGS(高通量测序技术),NGS已经出具了一些报告,有的报告直接报了SARS,有的报告说是类似冠状病毒,所以我们来到武汉的时候也接受了这样的信息,结合这组病人临床表现是特别典型的病毒性肺炎,再结合我们获得的这种不全的信息,所以我们对这些病人认识和了解就锁定在“病毒性肺炎”,而且猜测很有可能是一种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这就是我们当时和武汉专家组共同的印象。
 
03
 1月3日诊疗方案出炉,建议隔离 
 
实际上我和李兴旺主任(编者注,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首席专家)作为第一批国家专家组(成员),以及武汉有关专家组,共同在2020年1月1日执笔了适用于武汉地区的诊疗方案,因为当时病原还不明确,所以这一版诊疗方案名称是《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版)》。
专家详解治疗新冠病毒方案的来龙去脉
这是这次疫情的第一版方案,定稿的时间是2020年1月3日凌晨1点。在这一版指南当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什么是轻中度的肺炎、什么是重症肺炎。
 
而我们判断轻中度肺炎和重症肺炎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我们曾经在针对重症流感肺炎的研究中所掌握的标准。过去几年里,在我们重症流感的救治经历中,这些定义已经应用得很好、很熟练了。
 
《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版)》实际上为以后国家发布的系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提供了蓝本。
 
在这一方案里,我们明确提出要把符合疾病定义的病人集中收治在有隔离条件的医疗机构。
 
04
 锁定抗艾滋药物克力芝 
 
对于一种感染性疾病来说,氧疗、呼吸机,包括营养支持治疗,包括水电解质的平衡,包括预防的抗菌药物,以及有些医生推荐的激素,这都是辅助性的。最根本的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对因治疗。
 
通过检索文献,我们发现在SARS期间,特别在SARS的后半程,2003年4月份以后,香港大学袁国勇院士团队曾经做过SARS冠状病毒抗病毒药物的体外研究,结果发现两个药,一个是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克力芝),另外一个是干扰素。
 
2003年香港医生把这两个药联合用于治疗SARS,但当时没有条件做RCT(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因为已经是SARS后期,他们仅仅治疗了41例SARS,和之前未使用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患者去比,结果发现,用了洛匹拉韦/利托那韦这组病人的死亡和发生呼吸衰竭的比例大大降低。
 
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强的信心。
 
而且几年前,韩国输入性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造成了院内暴发的时候,他们也是沿用的洛匹拉韦/利托那韦方案。洛匹拉韦/利托那韦是一个蛋白酶的抑制剂,最早用于HIV病毒感染的治疗。
 
事实上,我们在2019年12月31日就锁定了这个药物。但是,有两点问题当时我们还没有把握:第一,病原到底是不是冠状病毒?我们不知道,只能猜测。第二,即使是冠状病毒感染,洛匹拉韦/利托那韦这种药也没有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适应症。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向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告诉我们:洛匹拉韦/利托那韦不能够直接用于临床,但可以进行一个临床研究设计,这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也把这个想法和金银潭医院张定宇院长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我们把所掌握的文献、证据和他仔细讨论了以后,张定宇院长非常支持。而且我们非常幸运的是,金银潭医院还有一个GCP(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研究团队,所以他们在做临床研究的时候是有一定基础的,从此我们就开始了密切合作。
 
05
 1月18日,开始克力芝随机对照试验 
 
早期,我们没有立即开始随机入组。
 
因为在病原学未明的时候,医生没有使用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经验。当时,医生在治疗这种病毒性肺炎的时候也在使用抗病毒药,具体用的什么药,应该有人能猜到:一个是更昔洛韦,第二个是奥司他韦。这两个药联合使用。现在大家可能会对当时的治疗方案暗自发笑,认为太傻了,但是当时,在病原学不明、又考虑到病毒性肺炎的情况下,这是当时很多武汉医生无奈的不得已选择。
 
虽然我告诉大家:奥司他韦联合更昔洛韦没有用,但是,当我们突然提出来要使用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时候——用治疗HIV的一个二线药物来治疗这些患者,很多医生想不明白,都不同意,有很多的抵触心理。
 
在我们在启动RCT研究之前,我们大概观察了20多例,这时候,有的医生反映这个药有效!但这只是个案,也就是仅仅只有一二十例。后面大家也知道了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故事了,曾经一度被宣传成“神药”,但这是我们RCT启动以后的事情。
 
但在早期,即使是我们一开始观察了20多例,部分大夫说有效的时候,我们都没敢讲“这个药可能是有效的”。
 
我们仍非常严格的、耐心地启动了RCT(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我们首例病人入组是1月18日,从1月9日通过伦理委员会,到1月18日这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陆陆续续的观察了20多例的病人,但是没有启动随机研究。
 
我们正式启动随机研究是在2020年1月18日,这就是我们洛匹拉韦/利托那韦临床研究的一个起点。
 
截止到2020年的3月1日,我们洛匹拉韦/利托那韦临床研究一共纳入了199个病人,我们的随访日期是随机后的28天,目前最后一例病人的最后一天随访已经结束了,我们也已经向国家正式汇报了我们的研究结果。
06
 克力芝临床方案调整,去掉了干扰素 
 
实际上我们一开始研究方案就是沿用了香港的研究——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干扰素,但当时我们一起讨论时,李兴旺主任提到干扰素皮下或肌注的副作用特别多,其中包括发烧,因为这些病人本来就有发烧的症状,如果再使用干扰素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患者症状的观察。
 
我们最开始在讨论的时候,是想用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吸入干扰素这样的联合治疗和标准治疗组进行比较,但是在随即入组前20多例时发现一个问题,吸入干扰素的话,首先,这些病人都住在隔离病区,隔离病区护士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了;其次,产生气溶胶的风险会增多。再有,观察病人在吸入干扰素后气道反应比较大,出现了气道刺激的不良反应。
 
所以我们启动RCT(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时,就修改了研究方案:分为两组,一个是标准治疗组,按照国家诊疗指南;另外一组在此基础上加了洛匹拉韦/利托那韦。
 
因为当时的情况不像后来,我们无法进行非常仔细的临床研究的准备,条件也不具备,我们没有做到安慰剂对照,但我想给大家解释的是,我们的研究者,包括GCP(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老师进行临床终点评价时,是不知道的。
 
另外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做到了严格的随机,所以说两组的均衡性是非常好的,这两组的中位年龄都是58岁。另外性别比、基础疾病、入组当时的实验室检查,还有这些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以及这些病人入组之后所使用的这些干预药物(包括激素),也都匹配。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两组唯一的区别就是其中一组多了“洛匹拉韦/利托那韦”,我们就可以比较有自信地去进行比较了。
 
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到底对重症的新冠状病毒肺炎有没有作用?用洛匹拉韦/利托那韦治疗之后,不良反应有多少?我们需要回答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有效没效,第二,副作用如何?有多大副作用?有没有致死性的副作用?这是我们需要仔细研究考虑的。
 
洛匹拉韦/利托那韦这项研究是一项前瞻的、随机的、对照的临床试验,和之后进行的瑞德西韦2研究的入选人群一样,都是重症和危重症肺炎患者,但两者有一点不同——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研究中,我们没有限定患者从发病到入组的时间。美国NIH最近注册的瑞德西韦研究设计与我们早期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研究设计很像。
 
洛匹拉韦/利托那韦临床研究采用的是一个7分的复合终点指标,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非常重视“复合终点“。临床医生可能会看到,有些病人气管插管长时间无法脱机;或病人虽然脱离了呼吸机,但离不开氧气;再或者,病人虽然脱离氧气,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出院,始终在住院;以及,病人虽然出院了,但是出院后并没有恢复正常生活,所以,我们怎么能够量化复杂的临床预后?这就需要复合的终点指标。
 
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临床研究已经正式结题了。我们完成了199例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前瞻、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
 
前几天,课题组把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临床研究结果向国家相关部门进行了全面的汇报。国家卫健委科教司组织了一次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对我们这项研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希望这样的研究成果能够尽快被国际社会,包括WHO所知晓。我们也希望这项研究成果能够成为我国下一版的诊疗方案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
 
07
 1月初,锁定瑞德西韦 
 
瑞德西韦这个药物进入我们的视野是在洛匹拉韦/利托那韦之后,也就是在2020年1月初。
 
我在1月9日离开武汉之前,就把我们的第2个目标锁定到瑞德西韦,因为非常巧的是,当时刚刚有一篇文章在线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 》上,是美国北卡教堂山医学院的一组医生做的动物实验,用MERS冠状病毒去感染小鼠。在动物实验当中,他们就观察了两个药,一个是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干扰素,沿用的SARS和MERS的治疗方案;此外,我们非常惊讶的看到,他们还试验了另外一个药物,也就是现在官方所说的瑞德西韦,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课题组跟踪文献还是非常非常及时的。
 
就在这个研究当中,我们还非常惊讶地看到,MERS冠状病毒的动物模型中,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干扰素能够保护小鼠、减少肺损伤,降低小鼠的死亡率,但研究者观察了病毒的下降幅度,发现并没有统计学差别。但是,我们又看到瑞德西韦同样能够保护小鼠、同样能降低肺的损伤,同样能降低小鼠的病死率。而且,瑞德西韦降低病毒滴度的能力是很显著的。
 
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就是说,无论是SARS也好,MERS也好,至少在动物模型上,他们所用的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干扰素方案的效果远远不如瑞德西韦。
 
而且我们也很好奇的看到,瑞德西韦难道仅仅就停留在动物实验的层次上吗?结果,通过发表的文献,我们也很幸运的发现,这个药物原来在2019年11月刚刚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人体研究。当然,这项人体研究不是研究的冠状病毒,而是研究的西非的“埃博拉病毒“。
 
这项研究至少给我们一些信心,就是说,瑞德西韦这个药物至少已经在非洲人身上进行过人体试验了,至少我们能看到在非洲人群的药物安全性数据。这就是我们在洛匹拉韦/利托那韦之后锁定瑞德西韦的一个故事。
 
总结一下,给我们最重要的线索是来自这两篇文献,一个是《 Nature Communication 》2020年初在线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个就是2019年11月份发表在《新格兰医学杂志》,对于瑞德西韦治疗西非埃博拉病毒的这样一项人体研究。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既拿到了动物实验的有效性的证据,又拿到了在人体试验当中,瑞德西韦的人体安全性的数据,所以说,这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信心,促使我们去联系,在中国开展瑞德西韦的临床研究。
 
08
两个瑞德西韦临床试验,完全不一样 
 
瑞德西韦1(临床试验)是研究轻症和中度的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瑞德西韦2(临床试验)研究的入选人群是重症和危重症肺炎患者。
 
现在武汉医院的一些患者都已经住院20多天了,这时候再入组,如果这位患者最终治愈了,敢说是因为抗病毒药物起效的吗?所以,我们在进行瑞德西韦2的研究设计时,就把抗病毒时间卡在了12天,这时我们也非常纠结,到底是卡在10天好、还是12天好,还是14天好呢?这个抉择很难。
 
因为轻症病人大多是自限的,因为即使是新冠状病毒,大家看到武汉的病死率很高,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新发的呼吸道病毒性疾病来说,大多数是自限性的,所以我们在对轻中症患者的设计方面,我们和重症患者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临床研究。
 
对于重症新冠肺炎,我们关心的它的“硬终点“,就是说它能够导致患者致死、致残的这样终点,当然死亡是我们硬终点之一,但不是全部。
 
在我们的重症瑞德西韦研究当中,我们的复合终点指标中涵盖了28天病死率,但我们为什么不敢用28天病死率呢?因为如果我们想做出一个统计学差别来的话,如果采用28天病死率,对样本量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我们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到底是多少,所以我们没法计算样本量。而我们的复合终点指标,我们至少有重症流感的研究基础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来帮助我们进行比较合理的样本量的计算,这是这非常重要的。
 
对于轻症病人来说,我们当然不排除有极少数的轻症病人最后转成重症,这是有可能的,但从这个疾病的规律来说,85%以上的病人都是自限性的疾病。
 
如果你想解决如何减少轻症病人转为重症这个科学问题,我认为必须得先了解哪些患者能够转变成重症,先确定有重症危险因素的病人,然后把这个人群作为研究对象。
 
入选标准当中必须符合两条,第1条,轻症肺炎病人;第2条,同时具备有可能转为重症的危险因素,只有把这两条作为入选标准的时候,研究终点、设计才能够是轻症转为重症的人数,否则的话85%的病人都是自限性的,要想做出那一点点轻症转成重症的差别,基本上是没办法达到的。
 
09
 独立的安全委员会坐镇 
 
(中美瑞德西韦临床试验)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实际上在咱们瑞德西韦2的研究当中,同样有中期分析的研究设计,中期分析不是由研究者分析的,它有一个独立的数据安全委监察委员会根据试验进程中积累的数据进行定期分析的,而且我们瑞德西韦临床研究的独立委员会共有5个人,其中两位是国内专家,三位是国外专家,包括美国一位、加拿大一位、英国一位,这五位专家中有三位是统计学方面的,另两位是临床专家。他们可以有计划地查看项目进展、非盲下分析两组之间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平衡受试者安全性和有效性情况下,尽量保持研究的完整性和科学性。独立数据安全监察委员会可能会叫停这个试验。如果试验药物的安全性难以继续后续临床试验,也必须叫停试验,这个药就被“枪毙“掉了。 
 
我们现在瑞德西韦2的研究入组已经超过了230例,但是“入组样本量“和“能进行中期分析“是完全两个不同概念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入组不代表就可以进行评价了,还需要28天的随访,当然也不代表就一定是28天,因为我们的终点是“只要达到临床结局“,我们就可以进行评价。
 
所以,作为研究者,我们也很期待——这230多个病人都达到到临床结局的时候,能不能出现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就能够让独立安全委员会做出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评价,如果真能达到这样一个结局时,我们就不需要入组453例病人了,有可能入组400例或者300例就可以了。
 
10
 没有证据,谈什么经验?
 
这实际上是指“怎么理解临床研究和临床工作这两者”(的区别)
 
我的理解是这样,临床研究实际上也是临床工作,只不过在临床研究工作当中,严格地限定了研究用药能用还是不能用,而且也限定了对照组或所有人群都要按照一个标准规范来进行。
 
我觉得对任何一位医生来说,参加临床研究的话,必须要做出“服从standard” 的承诺和保证,这就限定了临床医生一些特别个性化的处方、处置,而医生的这些个性化的处方常常是缺乏循证医学证据的。
 
我不反对将有循证医学的治疗加入到临床实践当中,但是如果是没有经过证实的,如果要参加临床试验,那必须服从standard,不允许过度的使用一些未经证实的治疗手段或药物。
 
我还想解释一些,最近两个月,很多领导和同行都在反复“质问“我:曹大夫,很多医院医生仅仅观察了几例、十几例就能看出效果来了。你这里都200多例了,怎么还不知道效果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就像我刚才我给大家解释洛匹拉韦/利托那韦时,在做RCT之前,我们实际上已经观察20多例,有些病人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观察20例,可能又是无效的。
 
因此,要想回答每种疗法有效性的问题时,必须进行前瞻随机对照研究。可能又会有人问:“曹大夫,你不傻吗?你一月初的时候就发现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对部分病人有效,怎么不说出来呢?“
 
我们为什么能够锁定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和瑞德西韦这两个药呢?就是因为看书、看文献,如果不读书、不读文献的话,怎么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两种药物呢?我觉得这是第一步的要求。
 
第二个要求是“需要怀疑“,千万千万不能听说某种药有效,就敢给病人普遍临床应用。做为一个受过医学训练的人,贸然用药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另外,我们在对医学生、进修医生的培养教育方面,经常反复说一件事,就是“工作时间长不代表有经验“。事实上,我们经验的积累一定是建立在循证的基础上建起来的。
 
因为我们专业主要是做肺炎方面,例如,一个医疗组一个月间收治了100个病人,这100个患者中,有几个真真正正能够把故事讲清楚的?病原学明确了吗?根据病原学药敏结果用药,患者是否像预期结果一样治疗好了?而且临床表现是不是和我们所掌握的基本规律是一致的?
 
在咱们临床看到的100个患者当中,我们真正能够拿到循证医学证据的,我觉得不超过两位数,甚至个位数。在病原学诊断能力比较强的医院,可能能够达到20、30位,但是有的医院我觉得可能就是0。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所在的医院病原学诊断的能力比较弱,就不追求病原学诊断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哪怕一个月管的100个患者中,只有1个病人有循证医学证据,那就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这1个病人才叫经验,你管理其他99个病人都不会获得有价值的经验,而且有可能还把错误的经验当经验了,那就更加会伤害你的下一个病人。
 
提起这点我有点激动,刚才提到“素质“,我觉得这还和素质没有任何关系,就只是平时管病人时的习惯、态度。你读不读书,就直接决定你会不会受不良的信息的影响。做临床医生,刚才我们提到要读书、要怀疑,要自己做独立判断,这点这一点非常重要。最后,经验的积累,一定要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没有证据,谈什么经验?
 
11
 想尽一切办法去抑制病毒 
 
还是回到原来那个话题,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论轻和重,抗病毒治疗都是重中之重。不对它的病因进行治疗和干预,那么其他的治疗都是很被动的,所以大家在工作当中,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抑制病毒。
 
事实上,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冠状病毒在体内的存在和排毒时间是非常长的,最近武汉也做了十几例的遗体解剖,最震撼大家就是患者的肺泡腔、肺间隔里大量的病毒颗粒和病毒包涵体。
 
想象一下,重症病人躺在床上,肺上的病毒都满了,大量的病毒颗粒在电镜下可以看到非常典型的花冠状的病毒颗粒,不把病毒清除掉,其他的治疗能管用吗?另外激素也是次要的,患者的炎症表现是因为病毒所激发的过度炎症表现,不把病毒清除掉,只用免疫抑制剂,能行吗?
 
呼吸支持是非常好的手段,能够使患者赢得宝贵的康复时间。但不是每个病人都这么幸运,有的病人肺损伤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即使上了ECMO(人工肺)也不能逆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病因治疗、祛除病因、减少病毒复制、减少病毒的清除时间才是治疗中最重要的部分。
 
这种病的病理生理机制就是“病毒性肺炎“和“病毒性肺炎所引起的全身的炎症反应“,我们还看到很多危重症病人出现了休克,但实际上,他没有合并细菌感染,而只是单纯的病毒感染,所以,我还是反复强调病毒、病毒、病毒!治疗中最重要就是抗病毒、抗病毒、抗病毒!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专家详解治疗新冠病毒方案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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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大规模基建计划将彻底改变地缘政治格局

编 辑 | 张旖旎

作 者 | 肖磊看市

来 源 | 肖磊看市(id:kanshi1314)

 

重磅!中国超大规模基建计划将彻底改变地缘政治格局

由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尤其是在意大利、日本、韩国、美国等的出现和传播,给未来全球经济蒙上了巨大的阴影,美联储高规格超预期降息,引发了各国央行的跟随,包括澳大利亚、巴西等先后宣布降息,全球开始应对危机。
中国最主要的措施则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由于中国这一轮为期十年的持续性增长(2009至2019),跟2009年为了应对危机推出的4万亿刺激计划有一定的关系,导致目前很多人对此轮额度高达30多万亿的刺激计划充满各种幻想,尤其是把关注重点落在了房价和股价上,我觉得这无可厚非,但要从往后十年、二十年这样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轮基建问题,仅仅关注股市和房价那就过于舍本逐末了。
如果不搞清楚这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特别之处,就无法真正寻找到更持续和战略性的投资机会,而我敢肯定的说,99%的人没有看懂这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逻辑,大部分投资者也仅仅是追逐一拨热闹,而没有挖掘出更多历史性的机遇。
2009年的4万亿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来说,确实是为了单纯的应对危机,是一个很被动仓促的行动,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摸清楚美国金融危机的底细,就连美国自己也难以搞清楚,失业率瞬间大增,如果陷入像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样的大萧条,将影响到社会稳定,甚至可能会带来类似纳粹上台引发二战一样的后果,美国不得不大规模介入救市,所以中国当时也是非常被动的,为了稳就业,启动4万亿刺激计划。
这次中国超30万亿基建规划,指的是20多个已公布省份的未来总投资计划,从今年一年的投资额来看其实并没有比去年增长太多,但很有意思的是公布了未来投资总额,其实也是希望提振市场信心,毕竟很多人是不会去追究其中原由的,只看到超过30万亿的基建,投资积极性立马就起来了,站在政府的角度,也是希望达到这种效果。
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说,这次所谓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2009年的4万亿背景是不同的,一个是仓促和被动,一个是着眼于长期规划,并主动。
要知道,中国经过了多年的大规模基建投资,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是债台高筑,如果盲目批准基建,更大的可能是,造成严重的信用风险和通胀压力,所以这次的基建,不是单纯的机械式刺激计划,而是一个早就规划好了的大规模建设计划,但要积极的落地和推动,其实也存在一些舆论聚焦及质疑,决策者压力更大,这次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更迅速的批准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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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识来说,如果基建是为了解决经济衰退的问题,那么更多的基建应该投入到经济活跃度低,增长也较低的省份,但这次恰恰相反,基建总额最大的云南和福建,2018年的GDP增速都超过了8%,在全国来看都是非常靠前的,而经济增速非常低的东北,整个基建没有太大的亮点。这说明这次基建计划,是有更长远的战略目标(具体往下看)。
另外,借助此次基建,中国正在把已经领先于世界的一些科技类基础设施项目优势拉大,这里面包括,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个方向。这里面更多的是着眼于全球产业竞争和优化分工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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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常规性关注,主要还是站在末端来看问题,其实这次基建的真正用意是中国正在面临的国际形势,那就是遭遇美国的各种围追堵截,中国需要借助这次基建来冲破一些藩篱,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为未来几十年的经贸和政治提供更安全可控的环境。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这次已经公布总投资规模的22个省份,排名最靠前的几个分别是云南、福建、四川、河南、陕西这几个地方,云南竟然高达5万亿的规模,其余四家平均下来也都接近4万亿规模,而整体公布的22个省份,平均下来也就是2万亿的规模,像浙江这样的大省,也是2万亿规模,所以像云南这样GDP只有浙江五分之一的省份,基建投资计划是浙江2.5倍着实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当然,还有不少的省市没有公布总规模,这其实说明很多项目还没有批,也就是优先级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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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像云南这样的省份,应该是为了补齐短板,当然这种因素是有的,但需要补齐短板的省份多了,云南为什么特殊?
我已经说了,这次大规模投资基建更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是关乎未来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地缘政治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国内经济。
我们先说说云南,前一阵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缅甸大家应该都知道,昨天还有一条信息,中国商务部发布消息,将与日韩共同推动RCEP协定如期签署生效。RCEP,即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10+6”),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
后来印度选择了退出,RCEP实际上变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一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在所参与的国家里面,90%的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
东盟跟中国的贸易问题,其突破点在云南。
云南地理位置特殊,中国三条通向东盟的跨境铁路都是从云南过境。大家应该看到了,这次云南主要的基建项目里面,最主要的有玉磨铁路、大瑞铁路、沿边铁路、沿边高速、跨境电网和智能电网等,基本上都是冲着东盟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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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一下云南所扮演的角色
玉磨铁路,是两年后通车的中老铁路中国段(未来将通向泰国和新加坡),大瑞铁路,是已经着手开工的中缅铁路的中国段(分支将通向孟加拉),沿边铁路和高速主要是从云南至广西沿中越边境的路线。云南跨境电网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仅去年,我国对湄公河流域国家贸易电量达4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以上,创5年来新高,年累计对越南、老挝、缅甸送电超过1000亿千瓦时,创汇超40亿美元。
基于跟整个东盟的贸易战略,对云南的大规模投资可能还会持续,所以才有了超过其他省份非常多的基建投资计划。对云南的的改造,是奔着东盟去的。
由于中国在南海的开发和经略,美国在南海受挫,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倒戈,美国不得不将亚太再平衡战略变为印太战略,新拉拢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加大在印度洋的部署和存在,中国跟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等未来的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越南要是识相一点,跟中国加大合作,弱化南海问题,可能中国这次的基建就更偏向于北部湾地区(更容易跟越南建立产业链分工合作),而不是开发难度更高,经济体量更小的云南,当然云南也很重要,但如果不是中缅、中老的国际关系加持,云南肯定是靠后的。
如果按照这次在云南的大规模投资,用不了五年,中国跟缅甸、老挝、泰国等的贸易会有更大规模的增长。这是制衡东边的越南,以及西边的印度最有效的方式。印度一直就对东边垂涎三尺(曾分裂东巴基斯坦,吞并锡金,侵占我国藏南),越南向西扩张也一直贼心不死(曾入侵柬埔寨,如果不是各国相救,柬埔寨就被越南吞并了)。
所以,对云南的开发,仅仅是一个开始。云南未来将是一个基于东盟和中国的陆路国际枢纽,再加上本身旅游资源丰富,将是带动中国新一轮人流、物流、能源等国际化增长的重要一极。中缅油气管道近十年来都在持续建设,原油管道最近两年已经累计送油超过20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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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势方面,看美国的架势,实际上是朝着跟中国经济脱钩的方向去的,那么中国也必须未雨绸缪,而跟美国所处的周边环境相比,中国周围最发达的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都是美国盟友,其他东南亚国家有一些很友好,但整体待开发,实力也较差,中国需要更大的投入来创造多层次国际经济圈层,来应对未来各种地缘政治的挑战。
所以再强调一遍,云南未来将非常重要,其增长速度可能会持续高于国内诸多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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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说一下福建,关于福建,大家应该看到了刚刚发生的一则消息,外交部已经回应了美国会众议院全会近日审议通过“2019台北法案”,类似的东西未来还会不断地出现。大家可能不知道,去年,福建GDP达到了42395亿元人民币,而台湾是18.90万亿新台币,折合为42180.68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福建GDP已经超过了台湾。
虽然人均GDP跟台湾还有差距,但从发展潜力来看,福建背后是整个大陆,只要有更大的基础设施投入,至少从规模上来说,将对台湾形成更大的优势,这跟当年面对香港持续开发珠三角深圳等地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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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海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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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福州至平潭铁路公路两用跨海大桥
福建有着非常好的自然条件,泉州港历史上可是中国的第一大港,但由于此前基于传统军事范畴,中国担心一旦局势有变,福建恐怕遭遇破坏,所以基建和经济政策都没有专门的倾斜,而如今不同了,一方面我们希望和平解决,但另一方面,中国军队已经不是1996年台海危机时候,被动近海防御了,我们的海军足以将战线推至台东菲律宾海,福建的安全边界大幅提高,该到大规模建设的时候了。
未来规划从北京通往台湾的高铁先期工程平潭海峡公铁大桥今年有望通车,可以说也是一个巨型工程,这座大桥是我国首座跨海公铁两用桥,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公铁两用大桥。虽然比不上珠港澳大桥,但也证明了中国有决心和能力把台湾纳入整体统一高铁圈的意志和能力。
这次福建基建里面,多个涉台项目已优先推进,包括泉州台商投资区海山大道建设工程、泉州台商投资区海湾大道工程、泉州台商投资区海湾大道双山段道路及景观工程、泉州台商投资区泉东大道、漳州台商投资区第三水厂及配水管网工程(一期)等将加快建设。
未来对福建的投资,可能还将持续数年,直到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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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着说一下河南、陕西。其实从具体已经批复的项目看,山西、内蒙和甘肃也都有非常多的基建项目在逐步上马。这也是国家正在编制的黄河经济带战略主要省份,甘肃、内蒙扼河西走廊,是中国西出中亚的交通要塞,中国几百年前就为了经略西域,建立了伊犁将军府等,为了支撑伊犁等地区屯垦戍边,发展起来了几个重要城市,这里面就包括新疆省会乌鲁木齐,以及甘肃省会兰州,所以未来要想让亚洲陆路通道持续繁荣起来,让新疆更加稳定繁荣,就必须把河西走廊的支撑能力提高。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8月份,在甘肃沿河西走廊视察了整整四天,这也是比较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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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之后,中国的西出陆路通道依然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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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西部通道和河西走廊的支撑,是环环相扣的,再加上陕西关中平原和河南腹地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盘,也是衔接中国南北和东西的枢纽地带,这两个地方一旦衰落,西北方将失去支撑,南北和东西差距将更大,会带来更多社会失衡问题,影响到未来国家整体稳定发展。
甘肃陕西等地最大的问题是交通不变和缺水,优势是各类旅游矿产等资源丰富,这就需要花大力气改变交通问题和水资源问题,就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甘肃重点工程一大半是水利,如甘肃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工程、引洮供水二期骨干及配套工程建设等。陕西主要是地铁、高铁和引汉济渭、石油开采等。
河南的话就更不用说了,我只说一件事,去年两个调任,一个是河南负责经济的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换成了在上海干了三十多年的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尹弘。原浙江省杭州市市长徐立毅调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把上海和浙江锻炼出来的省市级重要管理人集中调往河南,其用意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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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下四川。
四川除了天府之国的美誉,四川大部分地方还直接镶入青藏高原,四川是唯一一个有足够的综合资源来辐射西藏的相邻省份,人口巨大,需求多样,经济整体体量也足够大,所以四川的大规模基建,一方面是本身中国经济向西南渐进的影响,另一个是必须基于四川盆地的辐射能力和可持续支撑能力,打通更具经济和地缘政治意义的进藏通道,即川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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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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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铁路要途径的四川理塘地区
川藏线,不仅仅是一条铁路线,四川一大半的管辖区处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川藏线总投资近3000亿元,远远超过三峡、南水北调和珠港澳大桥等项目,基于川藏线可以把整个四川的西南地区开发起来,这对西藏和整个青藏高原都是一个有力的支撑。未来在面对来自印度的体量冲击时,将更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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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次诸多基建项目,除了拉动本身的经济和就业之外,主要还是在兼顾中国的对外战略规划问题。按照目前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如果中国不主动做出更大规模的对外建设及互联互通规划,等美国从中东撤出,大部分精力用来在中国周边搞事情,那时中国将会非常被动。
大家可以想想,如果在欧洲,你开着车,可能不经意间就到了另一个国家,但在中国似乎难度较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太大,边境地区都比较遥远,但另一方面主要还是边境地区都比较欠发达,交通也都不是很便利,要么被高山大江阻隔,要么就是气候条件差,区域经济不成气候,互动性不够强,就连离我们陆地接壤最近的比较发达的韩国,也是隔着一个朝鲜。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说需要用一己之力来做互联互通的开发,因为周边国家确实没有这个经济实力。
就拿中国跟老挝的铁路,老挝境内的投资中国出资70%,老挝出资30%,老挝差不多出120亿元,这个资金看上去不是很大,但相当于是老挝8%GDP了,大家可以想想,一个国家拿出8%GDP来修一条铁路,是什么概念,中国GDP8%16万亿元。所以在这种基建当中,中国肯定是要付出更多成本的,但一旦修通,中国也是最大的受益方。
前几十年周边这些国家在与中国的互联互通方面都不够积极,因为可以有多重选择,被美国等各种挑拨,中国老是热脸贴冷屁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逐渐发现,口号无法解决贫困问题,就凭自己那点资源,也玩不转“远交近攻”的政治游戏。就连被西方一度捧上天的昂山素季,开始冷静下来思考自己国家的命运,上台后没有在西方的吹捧下迷失自我,在虚伪的荣誉和自己的国家面前,选择自己的国家,在领导缅甸发展方面越来越务实,然后就得罪了西方,但中国依然很热情的跟缅甸展开了合作。
周边国家对中国这种愿意吃亏,只干实事的邻居,开始重新展现出合作态度。
其实除了东盟,在东北地区,中国跟朝鲜和俄罗斯的互联互通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还记得中朝边界的新鸭绿江大桥吗,中国出资22亿元全部建成,结果朝鲜硬是连5公里的朝方一侧链接主路的延长线都不修,整整拖了五年,但去年末也动工修建了,预计很快将完工,届时,丹东新区至朝鲜新义州将有了一座新的标志性联通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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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的时候还是断头路,一年后朝方一侧已经开始铺设路面
在黑龙江,中俄黑龙江跨境公路大桥主体工程也即将完工,这一工程断断续续拖了将近30年,现在终于完成了。另一座中俄同江铁路大桥预计也将在今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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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黑龙江公路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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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同江铁路大桥
可以说要理解这一轮基建的真正背景和含义,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主要还得站在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问题。跟美国全球驻军每年耗费数千亿美元相比,中国连跟周边国家搞基建方面都谨小慎微,一直没有完全放开手脚,中国基建早就应该出现对周边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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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亚太地区未来将更加复杂,而美国作为一个控制全球海洋的超级霸主,其地理位置优越,无论跟哪个国家合作,根本不需要更多的陆路基础设施建设,只要有港口就行,因为全球海洋就是美国的公路、铁路,所以美国不需要输出基建,只需要强大的军力,控制海洋运输通道就可以了,但问题是,中国还不行,如果中国不去打通亚欧、南亚等陆路通道,中国就要从海洋上绕行数千公里,去跟欧洲、中东、印度洋岸国家做生意,中国跟这些国家的陆路链接优势反而一点都体现不出来,过长的海洋航运线路给中国未来应对诸多风险带来的巨大的挑战。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在上个月初,中国一艘去往巴基斯坦的商船被印度扣押,说船上有用于制造超远程导弹或卫星的火箭发动机的装备,其实就是一台工业高压釜,这在大型工业领域非常常见,广泛用于加气混凝土、保温石棉板等生产。
印度立马通知美国,意思是我对中国很强硬,你也得挺我一下,于是我国海军开着几艘军舰去印度洋转了转,美国迅速抓住时机力挺印度,特朗普还来了个闪电式访问印度,关键是这个问题牵扯到巴基斯坦,结果特朗普在印度演讲的时候,来了一句,“我们跟巴基斯坦的关系非常好”。这幸亏是运往巴基斯坦,如果这是运往伊朗,可能又是一个华为式事件。与此同时,美国却通过了对台军售法案,使劲给台湾直接卖武器,而我们则无法有效保护一艘运送正常工业设备的商船。关于这个商船的事情,还没有完,今天外交部还在回应记者的提问,有兴趣的自己去看一下。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中国以前也犯过错,但后来改正了。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对全球经济,以及周边经济的深入嵌套,中国未来就很难获得更大的工业资源,来支撑对全球分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那么中国整个社会所创造出来的财富,都将面临被“薅羊毛”的风险,其脆弱性类似于一艘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的商船。
此次大规模基建计划,尤其是向周边国家的辐射,我不能说会影响未来百年的中国地缘政治和贸易格局,但肯定会影响到未来至少三十年的区域贸易和东亚地缘格局,从这个意义上去思考这一轮基建的最终走向,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些不一样的结论。在这种不一样的结论和视角触动下,再去寻找一些持续增长时间会更长的投资标的,获得更大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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