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事要记 日拱一卒

 

兔主席 20210828

 

 

前面几篇文漫谈了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这篇文说说“第二个三十年”。

所谓“第二个三十年”，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为止，跨度34年。这是中国发展建设里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在官方党史里，这段时期对应的是“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从1992年十四大召开至2002年十六大召开前），“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2002年十六大召开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

由于官方的叙述颇为“厚重”，是传统话语的不断迭代发展，很多读者读起来觉得生硬，没有太多感觉，笔者尝试比较通俗的解释一下。

 

这“第二个三十年”里有三个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分别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与想法，并被纳入了党章。但邓小平的地位是远远高于后面两位领导人的。邓小平被认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请注意，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是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党的传统里，邓小平的地位可比毛泽东。先说，毛泽东解决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问题，邓小平解决的是中国人民富起来的问题。

在这段时期里的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都成为官方理论体系里的组成部分，写入了党章。但一般理解它们主要是对之前邓小平理论的延伸与发展，同时也为更新的一个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理论摸索与准备。

从这个角度来讲，整个“第二个三十年时期”其实都可以被称之为“邓小平时代”（当然，严谨的官方话语体系不会这样去表述）。

 

这段时期跨度三十年，对应大概两代人，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极深的烙印。另外这段时期的前面十多年里有很多理论纷争与反复，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及1994年十四大后才加速发展。因此，成长并受益于这个发展阶段的人主要是60后、70后及年长的80后。他们对许多事务的价值观、世界观、底层逻辑都是在这三十年里构建的。同时，这批60后、70后、80后正是当代中国的中流砥柱。

 

 

一、“坏事变成好事”：对建国第一个三十年经验教训的思考

 

建国第一个三十年是第二个三十年的基础。没有第一个三十年，也就没有第二个三十年。在这里，我们可以先看看，在“第二个三十年”里是如何说明“第一个三十年”的意义的。

笔者也建议大家重新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来看看。很多问题在上面都有答案。

 

 

——引用1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这年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

 

 

——引用2

“迈：邓主任刚才谈到“文化大革命”，在那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遭遇如何？

 

邓：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

 

 

——引用3

“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开放有两个内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4月30日）

 

 

——引用4

“……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纠正错误，才使情况又好起来。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987年5月12日）

 

——引用5

“……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1988年9月5日）

 

 

所引用的上面这些讲话，已经非常清楚了表达了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们要从正的和反的两方面去学习历史经验。为什么有了第一个三十年，才会有第二个三十年，为什么不能简单地用后三十年去否定前三十年。

如果我们把党看成一个有成长和传承的机体的话，那么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是它成长历史与身份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成长的，不可能去否定自己过去的某一段历史。没有那段历史，就没有我们现在。

当时的许多领导干部在建国前三十年都是参与到那段事业里面的，一方面不能简单的与那段历史割裂，说它跟你没有关系；其二也正是因为自己也犯错了错误，所以才能更好的反思与改正。再次引用邓小平：

 

 

——引用6

“……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

 

二、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摸着石头过河”

本文定位是“漫谈”，笔者不会就具体问题展开太多讨论，也不进行技术讨论。只谈一些大的脉络与个人心得。

 

1、两个具体阶段

“第二个三十年”其实又被看作两个部分。

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94年十四大正式建立“社会化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阶段的核心是扫清各种理论、意识形态及政治障碍，确立中国经济发展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与方向。

第二个阶段是1994年十四大开始到2012年十八大开始之前（也就江泽民和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期）。

2、第一阶段:1978~1994年

一个中心

这段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如果说当时中国社会存在普遍共识的话，那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解放生产力，谋求发展，让中国人富起来。

这就确立了“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但针对中国如何发展的其他问题，又是有争论的，但最终也形成了共识。

 

 

政治上：“两个基本点”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政治上：对前三十年的历史形成了一个结论，并建立了领导人体制，可以往前迈进了。同时，决定从根本上维持原有的政治秩序，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把核心的政体、国体、政治制度都确立了下来。这使得经济发展能够建立在党的传统、秩序及核心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也是改革在1980年代能够获得各方面支持的重要因素。

198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极度重视理论、极度关注意识形态逻辑性、自洽性、完备性的政党。熟悉理论，能够诠释理论的人仍然能够对主流政治政策产生比较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这就使得意识形态争论在当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围绕各种核心概念，譬如何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怎样的，哪种才符合中国共产党政治意识形态传统，又有着很多不同的理解与争论。

 

当时的“改革派”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既要推动改革与发展，又要能够在党的话语体系及理论体系里自圆其说，这就需要做很多的理论功夫。十三大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三步走”理论。1990年代，世界已然变天，苏联解体，经济崩溃，改革开放的大势不可阻挡，依托巨大经济成果取得的政治动能，邓小平才得以提出搁置“姓社姓资”的争论，把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谁不改革谁下台”，将全国上下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里，推动了1990年代改革开放的加速。

这种争议直到1990年代才算暂时性解决。但在整个1980年代，意识形态论争是非常激烈的。

但在根本的政治秩序、政治制度问题上，邓小平与那些对改革开放持更加谨慎、保守态度的老同志们的看法又是完全一致的。用他的话说：“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中国不允许乱”，中国绝对不能够搬用西方的政治模式。

就此，邓小平有一段经典讲话。

 

 

——引用7

“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

 

 

此外，笔者一直认为，老同志们对“乱”的恐惧（比较理论化的说法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文化革命时的痛苦经验有关，看到青年们高呼口号，大鸣大放，就会让他们想到那段历史。

这也使得中国的改革与苏联戈尔巴乔夫1980年代的改革完全不同，中国放手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改革经济，但同时又坚决维持原有的政治秩序（一旦看到不好的苗头，就加以制止），苏联则是自上而下搞经济改革，同时放开政治。最后两个国家取得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经济腾飞，苏联经济下滑，政治解体。

但无论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当时领导人们的共识。虽然人们对如何定义“社会主义”一度有保留意见。

 

 

经济上：“两个基本点”之——坚持改革开放

 

在经济上，这段时期完成了启动农村改革、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办经济特区等，仅在有限释放改革红利的基础下，就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为后续更全面的改革积累了必要的“政治资本”与动能。

当时的领导人并非只有小平同志，还有许多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在历史上担任重要职务、为党奉献大半辈子，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及牺牲的老同志。他们在党内也有话语权。并非所有人对所有问题看法都是一致的。总有的人保守，有的人进取。

就这些问题，邓小平也时不时有呼应。例如：

 

 

——引用8

“中国的改革遇到的困难并不算多，总的比较顺利。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

 

 

——引用9

“有人说，我们现在有保守派、改革派，这是猜测。事实证明，改革是正确的，很见效。如果外国朋友都能看出我们的变化，看出我们搞得不错，我们自己的人民还能看不见？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987年5月12日）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刚刚拨乱反正、热火朝天开展改革的初期，人们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但越到后来，譬如到了1984年及往后，就开始出现一些分歧了。即所谓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所谓“派”，是指志同道合、观点一致的人会聚拢在一起，试图影响大的政治议程及政策走向。

所谓“姓社姓资”的争论——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国家/政府到底应该在经济里发挥多大的作用、扮演多大的角色。

这里笔者希望再次引入“苏联模式”。

如果我们把苏联模式作为一个可以参照的主线的话，那么建国前三十年，毛泽东和党内主流（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是有分歧的。上篇文章讲了，毛泽东更注重自下而上的力量（而非官僚及机构的力量）、更相信革命浪漫主义及感性驱动的力量、更相信农民的力量（“农村包围城市”），认为中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更加激进的推动集体化及社会主义化。同时，他对任何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复辟也更加紧张，希望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毛泽东在酝酿一个更大的“二次革命”。

 

当时的党内主流及一众技术官僚们则可能比毛泽东更加保守和谨慎。他们不一定完全赞同苏联模式，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但认为可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苏联模式进行一些调整。毛泽东主张的模式与他们的性格、认知与经验相去甚远。他们不求“二次革命”，而希望有序的治理。

虽然在革命时期，斯大林/共产国际/苏联的建议和指导不符合中国国情，使得中国的革命蒙受了损失。但在经济建设时期，苏联模式毕竟是成功的，有业绩可寻得。这个经济体打败了纳粹，主导了东欧，并能和美国叫板。在斯大林过世后，苏联更多原来过于激进的政策做了修补和调整。所以，从1950至1980年代初期，还不能证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失败的。这样看，中国可以在建设发展阶段学习、借鉴、改良苏联模式。

而建国第一个三十年之前，还有一个革命时期的三十年（1921~1949）。1921~1976年，有55年的光景。这么多的人，在这么长的一段时期里追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把这个视为底层逻辑，这时突然要在1980年代对底层逻辑进行根本性的调整，等于消解之前的“三观”，绝对很难令人接受。

所以，所谓的“改革派”（愿意把改革步子迈得更大的人）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与所谓的“保守派”有不同的意见。

 

改革派希望引入更多的市场化力量，调整固有的结构，对外开放中国的经济，大胆试验，大胆创新，大胆颠覆。

大多数所谓的“保守派”在19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时期与改革派没有什么分别，只是在后来才出现分歧。他们的主流想法是认为，市场调节、市场规律固然非常重要，但还是要强调国家/政府/计划/自上而下的控制、调控、导向。他们认为不妨回到1950年代党内主流所希望采纳的经济发展路线。

要给予经济自由的发展空间，要让市场来配置资源。但也要对市场有所管理。

他们认为，如果把企业、机构、组织、个人等经济力量视为小鸟的话，可以让他们飞、活动。但总归要有限制的。要有一个大的鸟笼去限制他们。鸟最终不能飞离鸟笼。这就是所谓的“鸟笼经济”。在理论上，他们可以接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计划最终是要居于主导的。

笔者以为，这个争议只是暂时性的搁置了，并没有最终解决。

 

核心问题可能不是有没有鸟笼的问题，而是鸟笼可以有多大、应该有多大的问题。是一个特别大的鸟笼，鸟可以比较自由的飞来飞去（我们今天在动物园都会去参观这样的巨型的百禽园），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鸟笼？

鸟笼太小，大概不利于鸟的健康。

如果没有鸟笼，那不就是“资本无序扩张”了？

 

 

在1980-1990年代的人们，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当时的痛点是把经济搞上去！

为什么所谓的“改革派”在1990年代初最终取得了全面主导？

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苏联也在搞改革。苏联的计划经济已经遭遇严重的发展瓶颈，包括经济严重失衡，增速放缓，亟需进行改革/重组谋求新生。自1985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就开始推动改革。在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提出了Perestroika（“重组”）经济改革主张，通过。在1987年的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并在一个月后退出了新的国营企业法。苏联奉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谋求对其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微观调整。虽然这个改革最后没有成功，但已经说明苏联经济模式出现问题，正在被证伪。这个过程和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步发生。

 

2）1991年末，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帝国坍塌。苏联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均被证伪。1992年，Francis·福山写出了“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宣告市场经济和代议民主（liberal democracy）终将统治世界。那恐怕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者最难的历史时刻。

 

3）1991年末的世界经济格局是这样的：

 

 

经历四十二年的建设，中国的GDP仅及日本的约十分之一。毛泽东在1956年有这么个著名的球籍论：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毛泽东，中共八大预备会议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讲话，1956年8约30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当时的共识。在进入1992年的这个环境下，恪守计划经济模式的人再也没有支持自己的精神与理据了。

 

4）1980年代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

 

  

 

以上两图说明1980年代改革红利带来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当然那时基础也比较低）。1989年政治风波导致意识形态趋近，改革阻力突然变大，经济增长也严重下滑。也可想见邓小平当时有多担忧！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就是为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人生接近终点，还没有取得青年时希冀的成绩。他多么希望在他有限的生命里最后推动一下。

 

然后就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了。实际上1991年邓小平也有一个南方谈话，在上海。范围更小，时间更短，也没有能够通过媒体充分传播。笔者称1991年访问上海为“小南巡”，1992年访问南方为大南巡。大南巡奠定了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的基础。

 

5）老同志们也都老了。这个时候就是拼谁还有一点精气神，能出来发挥影响。陈云同志在政治上和邓小平看法是一样的，在经济上则更加谨慎，注重国家/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作用。他代表一种重要的声音。他虽比邓小平小一岁，但身体一直欠佳。十三大筹备期间（1987年），陈云曾说：“50年代我的身体就是‘木炭汽车’，我的身体是脆弱的平衡，能活到现在就不容易。”他为自己制订的是“滚动”的“两年计划”。

 

都是老人，对民族和国家有无尽的爱，在晚年还在追寻初心和使命。

 

在国际国内历史大变局的大时势下，邓小平通过晚年最后一点努力，把中国推上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轨道上。

 

 

陈云

 

在1990年代至2010年代将近二十年时光加速的改革开放里，陈云所推动的、留下的遗产有时被忽略了，甚至遗忘了。但笔者今天认为，他的存在，在1980年代是至关重要的。任何大的政治政策都需要充分的讨论，需要平衡、制衡、均衡。。陈云是支持和推动改革非常重要的原动力；他对维护和延续中国的政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比许多带有浪漫情怀的“改革派”更加谨慎，理性，注重政府/国家调控的作用。他提供了一项非常重要的遗产，成为中国改革“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今天许多年轻人已经看不到了）。在合适的时候，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因素也会重新“复归”。

 

 

苏联

 

最后一点感想关于苏联。大概因为苏联经济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太成功了，所以改革起来比较困难。这也是苏联的“成功陷阱”。

 

今天我们看苏联，它当时面临两个“成功陷阱”：

 

一是取得革命比较容易。所以政治上考验是不够的。不像中国共产党，通过二十八年才取得执政地位。戈尔巴乔在政治上的放开为苏联的政治溃败奠定了基础；

 

二是经济一直比较成功，所以在经济上面临的考验也不够。既然苏联的体制在历史上比较成功，那么特别大刀阔斧、颠覆性的改动就很难。所以苏联的改革是自上而下驱动的，局限在工业和合资企业领域，严格管控价格或货币兑换，并且严格抵制私有产权。

 

这些都是苏联失败的原因。政治上的轻敌 + 经济改革的不力。

 

 

但无论如何，1980-1990年代十余年间，无数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中国，在意识形态束缚下杀出了一条血路，为了中国谋得了建国以来第一次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中国人也形成了共识：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把经济搞上去。必须把蛋糕做大。过程中，要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人们真诚的相信，只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就能为所有人找到致富路径。全民最终将会实现共同富裕。

 

（未完待续）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t2RJF3mmg40FM3CC-gqXFw

 

兔主席 20210823

 

一、前三十年之精神特征

 

 

昨天漫谈里讲到，建国后前三十年是一个艰难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曲折过程。这段历史笔者极少触及，借机会再稍微展开一下。

 

彼时，从革命时期过来的老一代共产党员们都会同意，中国还得走一条符合自己特色的道路。中国党在革命时期走的弯路，从大革命，到李德，到王明，都与斯大林/共产国际/苏联有关。脱离了中国现实条件，教条照搬苏联模式是绝对行不通的。

 

但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还是不同的。其一，对于如何闹革命，中国党可能还有一些来自中国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而且中国党的革命建国历程比苏联要复杂得多，还有可以输出的经验。但如何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就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了，而这方面苏联确实有成功的业绩。其二，在革命时期，苏联/共产国际总会结合苏联的地缘政治利益来指导中国，所以总是扶持国民党。说白了，就是斯大林有私心、苏联与中国有利益冲突。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冲突就减少了。中国似乎可以更多的借鉴苏联的经验。

 

笔者以为，建国后三十年的探索历史，主要围绕着这种矛盾与张力展开，这就是，在经济建设时期，如何理解和应用马列主义？如何理解结合和应用斯大林的政治经济模型？到底什么才是教条主义？到底什么才是中国模式？这些问题，作者以为到毛主席去世时还没有搞清楚。

 

毛泽东的模式肯定是和“苏联”模式不同的。作者所指的“苏联”模式是一个笼统所指——既包含了正统的斯大林计划经济，亦包括了赫鲁晓夫等延续（“修正主义”）。

 

毛泽东所采纳的部分，是将阶级及阶级斗争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即便已经掌握了政权，仍将其视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并认为哪怕最小的一些经济活动，譬如农民自留地，也会导致发展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阶级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主导了一些政治政策。而笔者以为，这种将社会人群进行分化的思维总体上属于西方的舶来概念，其理论根源是马克思，但应用根源是列宁斯大林，将其推至政治高潮。然而，这种片面突出阶级的思维非但不能准确地帮助判断当时的主要矛盾，而且实际上人与人斗也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哲学的。片面突出阶级（以“阶级斗争为纲“），本身就是一种教条。

 

其次，与当时主要领导人一样，毛泽东在大逻辑上亦遵循苏联模式。而苏联模式的核心就是计划经济加基础经济单位的集体化。在大的方向上并没有问题。在对集体化的追求上，毛泽东也非常极致。

 

但毛泽东和所谓的“苏联模式“也有许多区别。笔者自己总结有三条：

 

一是从建设的驱动力量看，苏联模式依赖的是技术官僚（apparatus），由官僚体系自上而下运作一个举国体制，毛泽东相信根本的力量源泉来自群众，他是可以直接联系群众，与群众相通，从群众中获得感召与力量，并引领群众的。对于官僚体系，他是不信任甚至反感的。而对那些不接地气的知识分子的怀疑，贯穿着他的一生，而他前半生在革命事业期间取得成就，就在于能够最终制胜那些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这种对官僚体制的不信任，对不断释放群众力量的向往，是苏联人绝对无法理解的。

 

二是从感性和理性的维度看，他比一般人更相信感性的力量、理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且看他所创作的无数充满浪漫情怀、极具感染力与激励力量的诗词，这些诗词非常能够反映他的人物性格，使得他具备非凡的领导气质（charisma），在同代人里脱颖而出。这种力量也是他在革命时期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认为可以通过这种精神力量、浪漫情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激励人们发挥出更大的潜能，达到本以为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实现最伟大的理想。同时，他对所拟定的目标（譬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也是非常执着的，是价值观和情怀驱动的，而不仅仅是设计一个冰冷的发展目标。因此，如果要与斯大林做对比的话，他当然相信自己能够激励人民发挥更大的力量，将边界进一步向前推进，完成更伟大的事业。

 

三是在精神层面，把农民放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位。斯大林对农民不感兴趣，认为农奴制下的旧式农民是落后的阶级（而富农则是最反动的阶级）。在斯大林体制里，农民只不过是一个经济工具，在纳入计划经济体制里，为苏联的工业发展提供资源。也因为看不上农民，使得斯大林/共产国际/苏联一直以来不认可中国党的革命模式（“山沟子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此完全不同，他与农民有更强的心理联系，认为是农民才是中国的现实与中国的真实，认为农民的劳动才是伟大的实践，要优于知识分子，并能够从农务实践中获得真理。这种思维的最高潮是文化革命期间（1968年）号召城市知青到农村中去，与农民结合。

 

这几点，使得毛泽东与源自苏联的正统模式及当时的同代政治家（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的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矛盾、张力定义了建国后近三十年的建设历史。

 

没有毛主席的领导，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同代领导人对毛主席都有无限的信仰：“历史上，凡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做的，就成功了。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做的，就都失败了。”他们所有人都经历过教条主义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使得革命每每几乎遭遇失败。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对毛主席始终是信仰的，对毛主席主张的政治经济政策，即便不能认可，也没有能力去证伪，再回顾历史，他们始终会认为是否问题还是出在自己，是自己理解不够深入，没有跟上主席的步伐。就算有想法，也不敢出来提，选择跟从（“groupthink”）。此外，革命时期里，有许多大的路线斗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也希望在大是大非前“保晚节”，不要“站错队”。

 

毛主席在革命阶段成就的功绩可谓奇迹，在党内积累了无比雄厚的信仰与信用。自然，当时绝大多数人对他是无比信任的，精神上亦无比依赖。他也活在自己成功往绩所构建的“神坛”上，并相信他的经验、直觉、判断，在过去可以带来成功，在未来也可以带来成功。这使得无论是他自己主观上发现的自己错误，还是别人认识到他的错误并联合起来纠正这些错误，都十分的困难。这些因素叠加，再加上中国政治文化与传统的因素，使得这段艰难探索时期维系了近三十年。这些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里都有深刻的剖析。

 

 

二、成功的路径依赖

 

 

这里笔者要特别提一下，许多东西都是有路径依赖的。它可以反映在个人上，也可以反映在制度上，还可以反映在文明上。

 

个人的角度：上文关于毛主席和前三十年就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这在商业界也是常见的，一个企业家/创业者早年成功，晚年却不能复制早年的成功，落魄失意，企业也走向衰落，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越是成功，则看到、认识到、面对、突破自己的局限可能就越困难。面对自己、挑战自己、尝试打败自己不仅仅需要睿智和洞见，还需要勇气。

 

文明的角度，这就是中国古代文明制度，它能成功地连绵运转几千年，一直以天朝自居，俯看天下，直到近代才发现自己可能没落了。这时，要挑战自己、否定自己那是非常困难的，必得发生最大的、颠覆一切的危机。近代以来与列强发生的各种战争，签订的各种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甚至被昔日的小弟日本所打败，才真正震撼中国，让中国猛醒。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一个文明而言，有这样的历史事件其实是件好事。所谓多难兴邦，也有这样的意思。

 

我们再看个例子。制度。

 

美国是非常制度自信的，美国人会把批判落位在政党、政客、利益团体甚至选民身上，但除了激进左翼外，鲜有人会觉得美国的核心制度，包括宪法、政制、主导价值观存在什么缺陷。大多人会认为，美国制度尽管不是完美，但也近乎完美了，至少在各种制度体系里“最不坏”的。这种制度自信源于过去一百多年美国作为一国家经历的成功——无论是国内的繁荣，还是在国际上的地位。它帮助欧洲消灭了纳粹（至少在西欧部分），在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将亚洲人民解救于苦海，把旗子插到了月球，还打败了苏联——一个来自另一个竞争意识形态体系的超级霸主苏联，并捍卫了“自由世界”。美国的眼里的自己尽是成功，始终是第一，并且人们认为这种成功不是源于哪个种族或具体的文化，而应该归因为政治价值、政治制度。这样，它就很难看到自己存在的缺点和问题。

 

这就是成功带来的“包袱”：成功反使得自己自满、自大、固步自封，为最后的衰落奠定了基础。所以，人、企业、政治制度、文明与国家，都是一样的。如何不落入“成功”的陷阱，始终保持清醒，保持危机感，保持自我批判和自我怀疑，是最难的。

 

这时我们再看中国共产党就发现它是不一般的。作为一个有百年历史的政党，它仍然还有非常强的自我意识——它不是一个用来分配政治资源的组织和平台（如同西方选举政治里的政党一般），而是一个有很强的基因传承、认同（identity）、文化、价值观与理念、历史记忆与历史感（historical perspective）、极强的纪律性与动员力的政治组织。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组织，而且是一个在组织上（organizationally）非常“有机”（organic）的“政治生命体”。它能够保持历久弥新的状态，并且有意识的改正和完善自己，对纲领、目标和实现手段都能够适时做出必要的大调整及大定位（虽然这种调整也需要时间）。

 

笔者以为，这不仅仅因为党所采用的认知论和方法论的问题（譬如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坚持唯物主义，能够看到并尊重客观规律、保持与时俱进等等），也不是个别领导人或班子的问题（尽管这样的因素极为重要），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基因、传承、经验、历史记忆。它的历史如此曲折。从建党，到大革命，到国内革命，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再加上建国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它接受了一个非常不利的国内国外基础条件，在这样的环境里建成、发展起来，并独立进行了曲折的摸索。它经历的历史非常复杂，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它在历史上有正面教训，也有反面教训的。这是这样的历史，是这个党与众不同。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人，那这个人是经历了无数风雨的沧桑，凝结了无数智慧的人。

 

苏联之所以亡党、国家解体，一个原因在于当年的革命来得太容易了。中国共产党则用了二十八年的曲折路程才夺取政权，过程中积累了无数教训。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经历过波折，所以它才能更好的应对新的挑战。

 

所以，建国前三十年是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没有这三十年，就没有后面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三、非政治的诠释

 

 

发展到了2021年，由于常年的积累与传承，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已经变得非常厚重，完全自成一套体系，与时代与现实世界是有所“脱节”的，外人很难理解党的话语，同时党不可避免的“机构化”、“官僚化”了（类似于“大企业病”），不再善于沟通。

 

这时，一部分人选择放弃：哎呀，太复杂了，不研究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群众不理解，党员不走心。另一种人则选择把党所有的历史与政策都用纯政治的角度去理解。这种看法认为，要掌握党的“真谛”，就要透过其表面的措辞，看到背后的政治权力的博弈与斗争——因为归根到底一切都是权力与利益的分配。这种观点不仅仅非常cynical，而且很简单（simplistic），很低级（low）。它可能比较适合解释西方选举政治下的政党，但却离共产党的内核很远。这就是为什么在党在推动行业整改、提出共同富裕口号时，一些人觉得认知框架及底层逻辑被打破了，他们发现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

 

作者以为，不妨用一些政治世界以外的类比去理解中国共产党。比方说把它看作一个企业（或组织），一个从创业阶段艰难发展起来，经历了异常曲折的成长经历，逐步壮大起来，成为一个非常成功且庞大的机构（和任何大机构一样，它也会臃肿起来，犯一些“大机构病”、“大企业病”）。这个企业有非常强的历史感、文化传承、价值观导向，也有很强的员工纪律和规章制度。这个企业很自律，很有自我意识，充满危机感，总会想到自己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活下去”），怎么才能做得更好。在没有外部挑战时，它也总在内部发起头脑风暴：“请企业全体高管们闭门头脑风暴，设想谁能够打败我们？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它非常注重管理层的选拔和评估，关注管理者团队的传承；它非常关注企业的文化建设及企业价值观在员工心目中的内化。它也特别注重股东/管理团队与员工的关系，希望拉近所有人的距离，而不致造成太大的内部差距。它关注如何在所有的利益攸关者（“员工/消费者/股东/监管机构/社会责任与伦理”）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它关注的不是短期（季度、半年、年度）的盈利，而是长期主义：一个企业应该设立什么样的愿景及远期目标；一个企业应该如何成就伟大。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它需要发展哪些最有长期竞争力的业务，限制哪些偏离主业、偏离初心、使得人心浮躁、增加内部矛盾的业务。为了实现目标，它愿意去做一些非常困难，但可能从长期看正确的事。它会积极听取员工、股东的意见，找到大家的共识，但也会做出选择，并动员各方一起付出努力。

 

这就是一个“非政治的”、“世俗”的诠释。笔者的建议是，不要总从狭义的政治角度去看待中国共产党，这样反而不容易理解它。不妨从企业、机构、组织的角度去看。我相信许多人很快就可以发现答案。

 

（未完待续）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2e3ipnREwD6aoE6xNLWGsQ

兔主席 20210821

 

 

许多人视以为理所当然的底层逻辑

 

许多企业界、投资界及知识界的朋友对当下的政治政策高呼看不懂。一是认为和前些年有很大的调整，不知道背后的逻辑所在；二是不知道这个调整意味着什么。边界在哪里，走向何方。比方说，“共同富裕”是不是等于平均主义、大锅饭；现在的产业政策导向和对资本及平台的限制是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了，甚至民营企业在新时代里是什么位置，等等。

 

资本市场在探讨如何重构底层逻辑及估值逻辑。业界的朋友，有的比较乐观，有的中性、观望，有的则比较悲观。他们的态度和他们所处的行业、创业体验、自己的经验与价值观都有关系。

 

其实很多人还是因为对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及沿革的不了解，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享受了舒适空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国内外精英建构了一个新的逻辑用以解释中国的政治政策。

 

1、现在是冷战后的“后意识形态”时代了；再加上建国后几十年的艰难历程，中国共产党及政府现在已经放弃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2、民众亦不再相信马列主义导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宏大叙事，并出现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真空”；

 

3、在新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亟需寻找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这个合法性基础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经济增长（解决对内问题），二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解决对外问题）。这两个部分又是相关联的，如果中国经济强大了，会引发人民的骄傲感，也可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4、而其中最核心的还是经济增长。但这个逻辑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必须保证每年有一个较高的绝对增长幅度，如果达不到这个增长幅度，就会出现社会稳定问题（具体的数字，这些年一直有调整，譬如从预期的8%逐步下调到6%乃至更低，等等）；

 

5、这个逻辑还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诉求是绝对的、压倒性的：为此，中国政府可以并且愿意部分牺牲其他长期主义导向的考量。他们逻辑的基本假设：

 

1）牺牲经济结构及增长的质量（特别是借用一些能够短暂刺激经济的产业，例如房地产住宅开发销售）

 

2）牺牲一些社会公平与正义：很多人真的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里的“先”字只是一个基于政治考虑的委婉措辞，核心是“让少部分人能够富起来”

 

3）容忍一些治理问题（譬如，政府为了激励庞大的官僚体系，可能不得不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

 

4）牺牲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的自洽性：社会主义只是个表面说法。中国共产党/政府是愿意维护企业家/资方的利益的（pro-capital），不会真的大规模推行有助于劳工及普通民众的左翼政策以打击企业家/资方的积极性

 

5）为了寻求发展而牺牲环境质量

 

6）牺牲地缘政治——主要在中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上做出适度的让步（“韬光养晦”）

 

6、这个逻辑，本质上认为中国党/政府“短期主义”的，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执政地位很不确定，很薄弱的，始终需要短期主义的去看问题，唯一确定的就是保GDP。为了保GDP，可以牺牲其他的；

 

7、如此一来，GDP就是体制内的最高的业绩及KPI（“唯GDP主义”），官员的选拔及晋升体系都是围绕GDP开展的；党/政府依靠GDP增长维持执政基础；官员则依靠实现的GDP增长在体制内晋升；在发展GDP问题上，政商可以取得利益一致；

 

8、通过政商利益与目标的全面绑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建一个政商联合体，执政中国。他们认为，一方面，官方话语里提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时代产物下的政治辞令与权宜，实际上就是在搞与西方本质相同的资本主义；第二，中国会越来越接近于西方，接近于美国。中国共产党最后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并在天平的两端倾向于企业家/资方的利益的；

 

9、在这个环境下，市场的力量一定会越来越大；企业家/资方的利益会越来越大；寻求GDP增长的中国党/政府会越来越难以摆脱其影响；中国可能会保持完全独立的政治制度，但在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上一定会越来越像美国。

 

在1980年代经历改革破冰，在1990~2000年代经历创业事业中兴的60后、70后里，有许多的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这是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的成功经验，也是他们理解中国的底层逻辑与根本“模型”。

 

过去的十年里，这一被看作理所当然的底层逻辑被“加速度”打破。许多人突然感到很困惑，高呼看不懂。

 

 

建国以来的三大历史时期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体制内的机关单位都在搞党史教育，学习“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官方话语：“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下面是笔者自己的心得体会，诠释也不一定官方话语，是给体制外/国外人士看的（也适用于体制内，希望看到民间诠释版本的读者）。

 

今天——站在2021年这个时点，我们比较清楚的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可以分成三大阶段。

 

1、“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8）：毛模式 vs 苏联模式

 

“第一个三十年呼应党史教育“四史”里的“新中国史”，1949~1978。

 

这段时期的中国，处在经济建设的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经历二十八年的艰苦创业，获取了“天下”，从革命走向建设，开始尝试摸索、实践一条能够发展中国经济、复兴民族的道路。现在的官方表述，这段时期是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曲折发展”的时期，因为这段时期走了许多的弯路。对这段历史，官方也秉承辩证法的思维传统，要从“反的方面”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从不好的事情中看到好的方面，在危中看到机，把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这个我在下一小节再讨论。

 

这段时期，笔者的理解是毛泽东的模式（“毛模式”） vs 苏联模式。分歧从高饶事件就开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断地升级：从“三面红旗”、社教运动到文化革命。这段时期的所有政治矛盾都可以导向对发展模式的争议。

 

其中有两派。

 

第一派是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应当大致遵循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代表人物是当时所有的实践派，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总体上，他们都在既有的苏联模式基础上寻求构建中国的计划经济，在此基础上可以有一些调整与出入，但总体还是要以苏联模式为大的蓝本和框架。

 

且看当时的苏联，打败了纳粹德国，把红旗插到了柏林，影响势力覆盖整个东欧，辐射世界，成为叫板美国的超级强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人们相信苏联/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可以复制。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的开始，苏联的经济模式也被认可。被认为是验证成功的。由于苏联打败了纳粹德国，使得苏联的经济模式的成功比十月革命（一场在圣彼得堡发动的政变）更具信服力和说服力，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在各国广泛、效仿推广的道路与模式。彼时，刚刚由革命进入建设年代，对经济发展尚不熟悉的老革命家们出于安全考虑，当然会选择苏联模式。

 

第二个模式是毛泽东的模式（“毛模式”）。“毛模式”更加的激进、更加的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沿袭革命年代的革命浪漫主义），更加相信共享生产资料及协作生产的力量、更加的相信群众的力量（而非官僚/机构的力量）、更加相信精神激励的力量，更加不循规蹈矩，具有颠覆性、反叛性甚至离经叛道。同时，毛泽东也希望探索、验证一条与苏联不同的模式，并证明这条模式不但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甚至可能优于苏联模式。

 

在历史上，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及国际派是有“恩恩怨怨”的。他一直在推行一条与中国国情深度结合但又与苏联经验全然不同的模式。他依托农民，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了成功。自大革命以来，一次又一次，无数的事件都一再说明，苏联/共产国际模式与指导是离地的。中国有特殊的文化与国情，必须遵照中国的特殊国情制定相应的革命策略。脱离中国实务就是教条主义，只会把中国的革命引向歧途与失败。

 

其实，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先知先觉，是党内最早发现这一点的：革命不能靠外国人扶持的，无论是组织、路线还是资源，革命必须得依靠本国人自己的努力，完成自己的事业。陈独秀老早发现了问题，但却没能给出解决方案。而从不循规蹈矩、深谙中国国情、深入了解中国基层的毛泽东最终给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案，并领导革命最终实现成功。

 

毛泽东的理念最终被提炼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成为“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指导思想。他带着这样的独特成功经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然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也要秉承与革命阶段同样的逻辑：

 

一是要考虑到中国国情与苏联的不同，一定要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

 

二是要相信，一定会存在这样的中国道路。

 

也由于有了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毛泽东认为不再需要刻板地跟从苏联经验，完全可以并应当依靠自己给予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及经验直觉，提出中国式的解决方案，攻克中国的新难题，并最终证明中国道路的成功。

 

革命时期，毛泽东向斯大林证明了自己路线的成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自也希望开辟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在新的“赛道”证明中国（并证明自己）。

 

三是不但要有中国自己的道路，还要证明中国道路是更快、更好的。只有遵循了中国自己的道路，才可以为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里取得更高的认可，获得更高的地位，从而影响其他国家，为人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做出贡献。

 

中国革命的成功，也使得毛泽东认为同样的经验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绝对不脱离中国实践。他还会认为，简单的追随苏联经验，与革命年代一些同志犯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会被自己的历史成功经验所影响。我们在创业企业家里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他们过去每一点成功，每一个判断的“被印证”，都会汇聚积累成他们的体验、经验，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他们很容易因此陷入“成功的陷阱”，即过度相信过去的经验，不能与时俱进，从而做出重要的错判。

 

实践证明他是错误的。但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创造了如此之巨的契机，使得就经济发展路径的反思与调整在他身后方得以进行。

 

头三十十年，也就变成了党史上“艰辛探索”、“曲折发展”的三十年。

 

笔者以为，前三十年可以被简单理解为毛泽东模式 vs 苏联模式。毛泽东的模式最终被放弃——他所推动的持续政治运动使得和平年代的人们对这种模式产生了厌倦。“阶级斗争为纲”也脱离了中国的传统伦理与社会实践，终究是与中国现实伦理违和。但归根结底，人民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

 

彼时，苏联模式未被摒弃，因为苏联仍然是当时的世界超级强国。它的模式并未被证伪，还将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范式角逐”里扮演积极角色。只有当苏联解体、进入九十年代后，在邓小平的领导和驱动下，我们才得以把“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执搁置一边，进入新的阶段。

 

 

（未完待续）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E0L5eAS6-BejuLPzH-oFoA

 

 

兔主席 20210820

 

 

这两天的一个大事是，中央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推动共同富裕问题。这个会议首次系统性的阐述、说明了“共同富裕”的内涵。而相关的提法，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新时代以来的许多政策——包括过去一年多密集出台的各种政策与举措。

 

接下来一两篇文章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逻辑，就是漫谈，随便聊聊。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一段时间以来，各种政策频出。最近几个月，我也一直有与体制内外的朋友交流，包括一些外国友人。很多人表示对当前中国的政治政策看不懂。我亦尝试结合自己的理解，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去跟他们说明。

 

以下就是一些漫谈。笔者尝试用非官方的口径与角度介绍一下党的政治及沿革。

 

 

一

 

身边不少人对“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没有什么思想准备，不知道它具体所指什么、意味着什么。所以，中央需要出来再诠释一下，讲讲未来我们国家要做什么。主要自90年代末至2010年代初，中国一直在推动市场经济，有许多扶持资本的政策。人们甚至已经习惯于认为中国的执政党是pro-capital的，即在劳与资之间，更加偏向资，认为共产党所关心的KPI就是GDP/增长。只要GDP能够持续增长，饼能够持续做大，它的政治政策目标就达到了。它对社会分配是否公平并没有特别强的诉求。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完全错误的认识。其实现在在发生的事情也不复杂，就是各方都回到本原。在今天这个历史发展阶段，共产党认为自己可以回到初心再出发了。外界也应该看到，党在做这样的再调整、再平衡、再定向、再出发。

 

其实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价值是不应该有误解的。它是共产党啊。放在国际的政治光谱下是极容易理解的：它所传承政治谱系来自西方的“左翼政治”（left-wing politics），它的核心诉求是通过保证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与福祉，实现社会正义。它希望在可能范围内照顾最广大范围人群的利益，但也是有基本盘的（“primary constituency”）。它的基本盘就是中国社会的中低层和相对弱势群体。

 

全世界每个政党也都有自己的基本盘。如果我们看西方选举政治/代议民主，几乎所有的主流政党都会声称他们是代表或者能够促进中低层利益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主张，是不可能获得大多数人的选票支持的。然而，鲜有哪个主流政党和政客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最终都和精英群体绑定在一起，无法照顾中低层民众的利益。结果，人们不再相信主流政党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不再相信精英政治，并在过去几年催生了英国的脱欧、美国的特朗普和许多欧洲国家的右翼民粹政治。

二

 

许多本来根本不关心政治的人现在发现，不得不仔细关心政治了。要重新审视中国的执政党。

 

问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和目标到底是什么？

在新时代话语体系里常用的概念——“初心”和“使命”，已经做了概述：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可以分解一下：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对内”的，解决的是国内问题。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对外”的，解决的是国际问题。

在新时代里，还有一些更大的愿景被提了出来，譬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前述初心和使命的一个延展。但同时也要看到，它在理念上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及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之国际主义传统又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党有个传统，是区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在1922年中共二大里就提出来了：

 

“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在最低纲领实现之后，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

 

最低纲领，翻译一下，就是“小目标”（虽然它的目标并不小），指是眼下的、现世的目标，会根据现实情况动态进行调整。

 

党的最高纲领就是“大目标”，代表最高理想的远期最高目标。对这个目标的表述始终是，实现共产主义。此外，党的理论传统是运用辩证法解释事物，因此会从逻辑上再进一步解释，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又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

 

但过去一百年，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冷战结束，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后意识形态”年代。如何理解？即二十世纪初欧洲盛行并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全能型、宏大叙事型、目的论型、干预型的政治意识形态全面式微。取而代之的政治，无论是主流自由主义，还是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都不再有宏大叙事，不打算再由政府、政治、公权力主导积极构建什么东西，不再设想去翻天覆地的改变人类社会。笔者喜欢用的词是“世俗化”。

 

此外，还有一些更传统的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即宗教类（譬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福音派基督教），以及民族主义。

 

中国也是受到这个大趋势的影响的。我们的政治话语也变得更加“去意识形态化”了，更加“去理论化”和“去形而上化”了，更加“世俗”了，更加贴近现世生活了。

 

所以也就有了更易让普通人理解并产生共鸣、更加朴素的“初心”和“使命”。

 

尽管可能不完全准确，但我们可以这样去大胆的理解，现在说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以及“两个一百年”目标），有点类似于“最低纲领”、“小目标”。它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能够实现的现世目标。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价值，也是一种“大目标”，有点像最高纲领了。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概念是否就这么定下来了，还是说存在进一步演进的可能性，但核心要义是，“大目标”需要超越中国国家，为人类社会提供某种愿景、理想及政治文明形态及解决方案。

 

“为民族谋复兴与为人民谋福利”的“初心”和“使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辩证统一的：中国实现了繁荣富强，对世界和平发展又是有推动的，并通过贡献新的政治文明形态，为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小目标会帮助促进大目标。

 

现在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说“共产主义”，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在以当代西方政治文明为主导的国际社会里，许多国家对“共产主义”有偏见和恐惧。这时有必要提出一个在国际上更容易被理解、更易被包容、更易被接纳的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述是非政治的，说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与福祉，比较有“温度”，能够唤起人们的共鸣与共识，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提法。另外，共产主义仍然是可以作为一个更远期的目标（人类的“千年大计”）存在，没有提及共产主义，并不是否定共产主义。

 

 

三

 

同时，党时不时还会在理论上探讨“共产主义”的问题，以厘清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政治秩序中的的位置。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是这样的：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读一读这个誓词会发现，它基本完全保留了革命斗争年代的特征，可直接向前追溯到1920年代。其中的“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样的表述，都有极强的时代烙印，感觉就是在地下参加革命，随时可能被捕牺牲。虽然它距离现世已经非常遥远，但作为一种政治传承和基因留存下来了。笔者以为，尽管重温入党誓词仍然是党组织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且经常发生的内容。但不少后代是不了解这些誓词背后的历史语境的。

 

笔者认为，共产主义这个概念、这个信仰，确实是党革命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个概念的存在，共产党的创业历程可能不会成功。

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一个革命运动，都需要吸引不同的人群加入。党在创立初期时，就是不同人的组合。他们加入的动机是有所差异的。

第一批人是许多家庭条件还不错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出身自小资产阶级家庭，或者地主、富农家庭，甚至还有名门之后。他们大多有很强的爱国信念与救国意愿，希望看到中华民族的富强与复兴。从五四一直到抗战开始后，加入革命的青年大多认为共产党就是反帝反殖反外敌侵略的最好的政治平台与组织。其次，他们也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向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伟大的愿景及极富有吸引力的理论工具。

 

第二批人是对社会不公有切身体验，希望投身到改造社会的事业里，构建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中国。最初，许多人参加革命的动机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但在参加革命后，又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熏陶，使得他们原本朴素的政治经济诉求在理论上和精神上都得到了进一步升华。这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群体，就是赣闽湘等老中央苏区的青年，其中相当大比例者又是客籍人。客籍人有特别强的抗争传统，希望改变旧的秩序，建立一个更加理想的社会。这个群体数量很大，是中国革命的火种。他们在苏区加入革命，构成红军的骨干，并一路参加长征。实际上，中国的工农武装割据也是从他们开始的——这可以追溯到最早在井冈山当“山大王”的客籍枭雄王佐与袁文才（如果再向前追溯半个多世纪，我们会发现客籍人推动了之前另一个惊天动地的运动——太平天国运动）

最后，我们还可以发现，第一批人、第二批人两个群体在党创立最初期其实就有所交集——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后来叛党）、叶剑英、叶挺、邓小平等等都是……这个单子可以不断地拉下去。

在那个时候，这些革命者就已经在他们自己身上找到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

 

 

四

 

我们再回去看看中国党最初的理念与愿景。最早的创立者们都成长自中国社会，受中国文化熏陶，受到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理想影响。在那个亟待为救国寻找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持的年代，他们受到了近代西方左翼政治理论的影响。在比较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后，他们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中国有句老话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我们非要说“体”和“用”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及许多朴素道德观及传统政治秩序有点类似于“体”；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就有点类似于“用”，它通过若干次“中国化”后实现了“飞跃”，在中国的土地上发挥作用。

但高度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在中国党创业历史上史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的：没有这种主义，这个革命运动可能就不会成功。在很长一段时间，共产主义都是带有极强精神激励作用的。它把一些本来朴素的愿景和理念给理论化了、科学化了、升华了，神圣化了，变成了非常宏大的叙事，变成了一种有极强精神的价值观，变成了一种究极信仰，一种思想上的尖锐武器。还原到那个年代（将近一个世纪之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主义”一定比“三民主义”及其它看上去缺乏深度、彼此类似的救国理论更有吸引力、更有感染力。这不仅仅因为苏联革命的成功，更因为它有宏大的叙事、强大的价值观导向及科学的维度。

 

最近我也去参观了一些党史纪念馆，去看党史上一些英勇就义的烈士，他们临终前的宣言。这些烈士很多也是知识分子背景出身。他们之所以能够不背叛事业，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也是因为信仰的力量。笔者以为，当时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带来的信仰的话，可能就找不出这股激励力量，很多人可能在革命中途可能就放弃了。如此，中国党的革命事业未必能够成功。

 

今天许多人是把政治庸俗化、利益化的。他们认为凡是政治，都是利益分配的工具，而利益分配最后又会变成权力斗争。他们习惯用权力、利益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如果这样，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理解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骨子里是一个有强烈使命感的价值观驱动的政治组织。这并不难理解，比方说，它所说的“初心”和“使命”，就是我们在商业环境里常说的企业的愿景vision，使命mission、价值value。我们是谁，我们相信什么，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做什么。我们是价值驱动的、信念驱动的。一个伟大的企业是能够把其价值、理念完全在制度、实践及员工身上“内化”的，并升华成为企业基因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文化，并且不以某个人的退休或离开而改变。企业家及企业管理者始终在努力建立这样的基因。而投资者、雇员、消费者也都在努力寻找这样的公司。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从一开始就是强价值观、强信念驱动的。它又极度重视自己的组织建设及文化传承，那么毫无疑问可以把这些东西流传下来。

今天共产党以浓重的笔墨重提出共同富裕，其实就是回到初心。再定向、再调整后就会再出发。

下一篇漫谈，我们聊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的一些发展脉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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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主席 20210910

今天聊一聊“共同富裕”概念的提出。

一、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受到欢迎：共同富裕与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共同富裕，先引一段习总书记的讲话。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态。

——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习总书记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价值（“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在这段讲话里，他将现当代中国通过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所希望实现的政治目标与传统价值联系起来了。

其实，一个非常简单但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受到欢迎，在一百年前被一群爱国志士视为拯救中国的手段？——正因为它契合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理念及愿景，在中国是一种人人都能感知和认同的普适价值。近代从李自成到太平天国，大多起义与革命都有均田均富的主张，藉此获取大众的支持。

但在一百年前，很多青年爱国者对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是持批判态度的，不希望回归过去，而希望在西方（或东瀛）找到拯救中国的新的药方。

马列主义是来自发达的西方文明，其既有复杂精妙的理论支持，又有在俄国的革命实践，因此尤其能让人信服。一个世纪之前的青年们，通过这个当时前卫的舶来理论，为一些朴素的传统信仰与理念找到了新的支撑与发展。

当时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纲领”是“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也得到国人的响应。其中“民生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socialism）——应该是为了便于宣传、通俗易懂，再要靠上一个“民”字，就译为“民生”。民生解决的正是老百姓的生计和福祉问题。在之后的二十年，伴随俄国革命的成功，共产主义学说的兴起，以及孙中山的联俄容共，他对民生主义又再做过诠释：“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非但不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显然，这是希望通过概念上进一步靠近共产主义，获取中国进步左翼及大众对民生主义的支持。

可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对中国大众是有先天吸引力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理念能够在中国成功，因为它契合中国的一些传统理念与精神。

二、对共同富裕的定义、理解

究竟何为“共同富裕”？其实是缺乏清晰的定义的。

中国古代有“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怕穷，就怕不均等，有的人富了，有的人没富。如果这样，就觉得不公平。这是一种均富的思想，均富所要追求的是经济结果的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其与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或者基本权利的平等，都是不同的。

在西方政治光谱里，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经济结果的绝对意义上的平等，属于非常“左”的主张，处在政治光谱的最左端。这个最左端，支持者寥寥，因为它违反人的直觉：有的人勤劳、刻苦、努力，难道就不应该获取多一些么？还有的人懒惰、不努力，相当寄生虫，为什么大家的经济结果要一样？如此一来如何奖励勤劳的人？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笔者以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并非完全追求结果平等——如果所有人都能达到一定的基本水平，即便不求所有人都非常的富裕，但都过得相当不错，可以满足生活各种所需，那也可以。所以，这个理念追求的应该仍然是“相对均富”，而不是“绝对均富”。

“相对均富”即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大家都能达到一定的绝对富裕水平；二是社会的基尼系数也不要太高：不要两极分化、头部和底部落差太大。满足此两条，就是“共同富裕”。

但只要第一个条件满足得好，大家的绝对富裕水平都很高，第二条的压力也就小了。我举个例子：那些非常殷实的大城市上层中产（upper middle class）并不会特别羡慕收入更高的人群（譬如企业家和明星）。财富超过一定数量后就是“数字”了，额外的财富对提升人的幸福是有边际递减效应的，到了一定量级，再多的财富可能也不能使一个人更加快乐。

在2021年这个时点，大多数人所能理解、接受并认同的“共同富裕”，应该就是上述这个“相对均富”的概念，但肯定不是“绝对均富”。今天，那些对“共同富裕”概念表示不理解或担忧的人，主要担心这是否是在主张“绝对均富”。

笔者的理解，邓小平时代所提出来的“共同富裕”概念，就是一个“相对均富”的概念，不是“绝对均富”。

如果硬要把“共同”和“富裕”拆成两个概念，那么先富裕，后共同。

     

同时要看到，即便是，“相对均富”，也会有一个所谓的程度问题：即在大多数人相对富裕的情况下，社会还能够容忍多大程度的不均等。对不均等容忍度越低，越希望所有人富裕水平接近，是为越“左”；容忍度越高，可以容许富人之间再拉开一些距离，是为越“右”。

中国社会的文化是，一方面注重“大同”，但一方面又鼓励个人奋斗，相信人需为自己的成功或失败负责，而厌恶懒惰、寄生。这就使得“福利主义”在中国没有市场（这点，中国和美国颇有相似之处）。所以，中国人其实能够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均等。

三、对共同富裕理念的追溯

先说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一直以来，“共产主义”被认为处在西方政治光谱的最左端。

其实主要来源于理论与实践的偏差。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的愿景是，在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下（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社会上的所有劳动者将共同掌握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并进行生产。这也是劳动者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为自己（而非资本家或其他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如此一来，他们也将共同享有生产资料所产生的劳动果实。同时，在共产主义之下，生产力应该是极度发达的，物质极大丰富，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所需（按需分配）。

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就可以实现“共同富裕”了。共产主义的“共同富裕”，按照笔者理解，是一个在绝对高水平下的绝对均富。

但这个距离现实世界很远。共产主义革命与理论是有出入的。理论相信历史是线性发展的，共产主义最终会到来，是时代的大潮，不可避免，但不会强调个人及团队在特定时期里发挥的作用。理论也无法预测生产力究竟什么时候足够发达了，应该去推动生产关系的转变了。

革命政治是不同的，要解决的是现实的社会不公的问题，不能等待一个抽象理念（“共产主义一定会到来，但是几百年上千年的事情，和我们这一代人没关系”）。革命政治更加相信在特定的时代下，个人与团体的理论。革命政治亦更加相信，即便没有任何其他因素的变化（譬如没有科技的发展），仅仅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就可以释放生产力。而马克思所采的辩证法的特征就是“正说反说”，为这种可能性也提供了依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反过来生产关系又可以影响生产力，发生反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更多的旨在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合作化/集体化），改变生产力。

但实际上，改变生产关系并不一定能促进生产力，反而有可能削弱生产力，导致没有进入共同富裕，反而进入共同贫穷。

现在为“共同富裕”溯源的时候，除了马克思以外，一般都会尝试追溯到毛泽东主席。但毛主席其实很少讲“富裕”这个概念。富裕往往和富裕农民（富农）联系起来，在当时的话语体系里，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概念。所以，为了和毛主席联系上，就找到了五十年代他的一些讲话和文章，譬如1955年会见工商界人士的讲话，以及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文章。但仔细一看，他当时所讲的，和邓小平时代的“共同富裕”并非一个概念。

“我们要使全国大为发展大为富强，我国是大国，但不富强。飞机大炮都不能自己造，谈不上繁荣富强，但按照我们计划办事，可以富强。这是大家的富，大家的强。”

——在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1955年）毛泽东

这一段时常会被引用。但可以看出，毛主席侧重讲的是国家的富强。国家总体的富强，和每个个人的富裕，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每个人看到国家富强这个字眼，大概也会有点“间接感”：我们作为爱国公民，当然都祝福国家的富强，没有国家的富强，可能不会有我们大多数人的富裕（是“必要条件”）。但国家富强也不一定就能解决我们个人的富裕问题（不是“充分条件”）。个人的问题还要靠个人解决。

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观，而非放在社会或公民层面。与“富强”这个词对应的一个通用成语是“国富民强”。虽然历史上也有民富国强的说法，如：

“《吴越春秋》：越王内实府库，垦其田畴，民富国强，安道泰”。

“民”置在“国”之前。但这是少数。有尝试用“互文”修辞解释该等表述的，即无论国富民强还是民富国强，都是指民和国的富与强。但按照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与文化，还是要让民让渡予国，个人对集体做让渡和牺牲的。所以，富强终归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看到这个词，不会有联系自我的太强感觉。

下面我们看看，另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毛主席关于“首次提出‘共同富裕’”概念之说法。我提供了上下文，并将“共同富裕”黑体标黄。

“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收录于《毛选》第五卷）

这里，毛主席首次使用了“共同富裕”四个字，但理念与邓小平时代是不同的。他将富农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与共同富裕对立起来，认为需要在农村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的合作化/集体化），通过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掌握在农民集体手里，以实现共同富裕。这种理念，源自苏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践的做法：专注于改变生产关系，认为仅靠改变生产关系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加速释放生产力，创造更大的物质/经济产出，并让所有劳动者处于一个更高的生产与收入均值（数学公式：在社会主义改造后，人均生产产出及收入中位数应当均大于社会主义改造前）。

退一步，哪怕生产力没有得到极大释放，总产出并没有提高，但仅仅由于人们收入更加均等，不公的恶现象得到铲除，就算达到了重要目的。

在农村问题上，苏联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还有其他一些不同。苏联体制不尊重农民，认为农业总体是落后的经济，希望通过农业集体化及“工农业剪刀差”，，用农业经济支持工业的发展。毛泽东则不同，作为农家子弟，对农村问题有极大的关注，希望解决不公问题；认为解决农民/农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经济发展的关键，中国在经济模式上也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个有别于苏联的道路。

但无论如何，毛泽东希望解决的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各种弊病：土豪劣绅问题，下中农面对的不公问题。生产力未必就能够实现飞跃，但至少扫除恶现象，让大多数人能够过上一个比较好的日子。

在政治光谱上，毛泽东所指的“共同富裕”，较今时人们所理解的同一概念，要更加的“左”。在“共同”与“富裕”两个字眼上，他更强调的是“共同”，这是第一目标。

当然“富裕”也是要大力追求的目标：农业集体化有可能发挥人的各种主观能动精神，帮助全面释放生产力，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这是改革者乐见的结果。戎马一生，掌握天下，自然希望在晚年实现青年时的愿景，服用一剂能够解救中国的药方。

而即便使用同样的概念，内涵也是可以有不同，有演进和发展。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就“共同富裕”这个概念，如果说邓小平是“先富裕，后共同”，则毛主席是“先共同，后富裕”。侧重不同，过程和手段也不同。

官方话语里，将“共同富裕”追溯至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与理念、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提法，也都是为了维护和尊重中国党的政治秩序与传统，非常必要，但外人又未必读得懂。

这也是笔者写作的原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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