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与各地的朋友沟通，感觉到两种情绪。
一种是我们前面文章反复批判的“托大”，这种托大不仅体现在一些人不听劝、不戴口罩、毫无防备到处乱走上，更体现在湖北干部举行联欢会、组织万家宴、分发旅游券、处分记者上。
还有一种，是托大的反面——恐惧。这种恐惧一是来自武汉的封城决定，一个一千万以上人口的大型城市，封城，这是人类现代社会面对疫情史无前例的局面；二是来自“人传人”的警告，以及大量碎片化的信息，包括媒体对香港专家“极其无力”“我也当逃兵了”言论的放大。
恐惧一度升级到恐慌。譬如说，有的人整天整天无法入睡，有的人到医院去把医生护士的防护服撕掉，要同归于尽。譬如说，陕西一些酒店不接受湖北人入住，即便这些湖北户籍人并未回过湖北。譬如说，河南、江西等省份，在宣布一级相应之前就纷纷挖断村路，自我隔绝起来，这种行为在网络上获得大量点赞，称之为“硬核”。
这种行为可不可以理解呢？可以理解。这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湖北地方干部举措的一种自然反弹。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1月25日对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林羽的访问，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市的策略都是“冷处理”，医院通知，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时候，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不仅仅是临床系统，包括院感、CDC那边消息管控更严重，“整个就不让说”。武汉“传唤了8名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的违法人员，依法进行了处理”，到了1月20日还没有什么人戴口罩。再然后，忽然就宣布封城。正是因为湖北的举措一直迟缓，外界对湖北过去几十天的管控已经失去信任，才会出现恐慌。这是一种自然反应。
但是，这种应激反应能不能长期持续下去呢？值得冷静想一想。如果村村都这么挖断公路，老死不相往来，我们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吗？如果现在歧视武汉人，如果出现“武汉加油，武汉人滚”，那么，将来自己遭遇了灾难还要不要其他地方人支援？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一大原因就是所有人都被固定在自己村里严格限制外出。饥荒和疫情不完全相同，但却足以引起思考。无论我们做什么，核心都应该是人，其中也包括武汉人、湖北人。恐毒如果变成“恐鄂”，绝非国人之福。
隔离病毒，但人心要在一起。2003年，在央视《面对面》节目中，记者王志与王岐山有一段对话：
王志：但是公开信发出以后，我仍然听到这样的消息，在北京的周边地区，有人把北京的道路切断，当你听到这样消息的时候，心里感受是什么？
王岐山：我们郊区也有这种个别地点，我们也在严厉制止，只能说反应过度。
这一点，今天的广东汕头市就做了另一个选择。1月26日13时，汕头发布通告，确诊2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案例，自14时起，汕头全市营运的客车、公交、出租车、轮渡进行消毒，消毒工作完成后继续正常运营。指挥部通告说：”我们将加强对流动人员的 疫情监测和防控，但不会限制车辆、船只、人员、物资的进出。“
恐惧分为两种，一种是盲目恐惧，一种是理智恐惧。我们还是王岐山2003年在《面对面》栏目里的答问，当时，王岐山采取了大量方法切断传染源，然后他说：
“初始反应的恐惧和现在的恐惧有所不同。我以为，市民经历了这一段以后，那种盲目的恐惧开始降低，理智的恐惧开始增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知识、了解了一些情况。过去都不了解啊，突然来了，谁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回事。现在起码病死率大致知道了，再高也不过是个5%。因为死人多少是恐惧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得了这个病我能不能治？万一的考虑就是得了以后能不能活？这恐怕是最主要的。刚开始有相当的盲目性，现在伴随着这一段，不要说北京市民，就是全国老百姓都开始对这个恐惧从盲目开始走向一种理性。现在关心得更多的是什么？消毒措施、环境卫生、政府的隔离措施是不是办到了？办到了他就踏实，我们在公共隔离这个决定、公告的时候，刚开始也是担心会不会把恐惧再增加？后来我们了解，隔离措施有利于稳定广大市民的人心，他拥护，他觉得政府在做事，而且隔离就意味着我的安全就增加了。”
我们真正害怕的不是肺炎，而是怕肺炎导致的无差别大量死亡，目前看来，措施到了，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发生。生命不一定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但一定是一个演化的过程，我们随时都在与无数的病毒相处，只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可以不断演化，与其中大多数病毒的毒性达到平衡。我们除了关注病毒侵袭，还要关注免疫力适应与重建。如今，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最为关键的还是免疫力，为什么此次病例多为老年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较弱。正如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所说：“对于克服恐慌最好的心理辅导是了解病毒感染的本质，我们不能只看见病毒，还要相信人类自身的免疫应答。”王一方教授举了一个极端案例：在非典期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危重意学科医生薄世宁有一位大学同班同学的妻子在急诊室感染了SARS，转为重症，薄医生的这位同学为了救妻子，对妻子实施了口对口人工呼吸，结果，妻子未救治成功，但这位丈夫也没有感染。
所以，我们仍然不能托大，仍然要恐惧，这种恐惧是对自然，对生命规律，对人类社会缺陷的恐惧，是理性的恐惧，而不是盲目的恐惧。
从盲目恐惧转变为理性恐惧的转折点在哪里呢？就要看大年初一从中央向湖北派出督导组后，有哪些举措。过去湖北如何应对不力，接下来就应该如何应对有力。
关键点在哪呢？一是信息自然、充分的流动，让大家对病毒和疫情充分了解，同时，采取有力措施，阻断病毒传播。比如，当年非典也是先有瞒报，王岐山救火上任后，很快就使用了当时并不流行的直播，“我恨不得在办公室装摄像头直播，这样市民就知道我在做什么，能不能解决问题”。
十几年后的我们，千万不能再出现”不解决问题，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种局面。真实信息的流动减少，病毒传播的土壤就增多，混乱就加剧。昨天，我批评湖北日报集团在大年夜连夜处分发微博的记者张欧亚，因为他们觉得这位记者发微博”给领导添了堵“。我想，如果湖北日报拿出对付自己记者一半的劲头来应对疫情，在1月20日钟南山来武汉之前就及时提出、不断提出警告，我们全国人民今天也不至于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
当信息披露密度加大，很多人的不足就会暴露出来。这就是考验能力的时候。举个例子，1月25日，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第9号通告：“自1月26日0时始，除经许可的保供运输车、免费交通车、公务用车外，中心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交通管理局随后第9号文的解答又说：
◆问：对哪些机动车将实行禁行管理？
◇答：对非用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机动车实行禁行管理。
◆问：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机动车禁行管理？
◇答：交管部门将通过智慧交通系统，对禁止通行的机动车通过手机短信形式提前24小时告知车主，未接到短信通知的机动车可以通行。
◆问：遇紧急情况和群众生活急需，机动车需要通行怎么办？
◇答：先通行，再到交管部门补办手续。
仅仅从通告文字本身，就有自相矛盾处。于是我就问了在武汉有私家车的朋友，到1月26日下午17点，他们还没有接到通知，有人试探着开车去采购也没有接到电子警察处罚短信。那么，这道引起全国关注的禁令，意义又在哪里？是不是有形式主义的意思呢？这就是暴露出来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怕这种暴露。我一直以为，与其说我们面对的是与病毒的斗争，不如说，我们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那些肆无忌惮违法违规吃野味的人，那些自私自利挑衅公共安全底线的人，那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唯上不唯实不实事求是的人，那些思维还停留在大清朝的人，正是我们要战胜的人。像暴露病毒一样，暴露他们，战胜他们，就会胜利。
目前，全国确诊人数是几千人，接下来还有一个规律性的爆发增长，但是，不管有多少，相对来说，全国还有十几亿人，这些人的心理健康，也需要关心。千万不能说，病毒没到，我们自己先倒了。我们反复说现在还没有到一切崩塌的时刻，也是这个道理。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与病毒抗争的历史，每个人按照已经广为传播的公共卫生安全常识须知做好自己的本分，厘然各当，就会胜利。
分享一张图片，来自湖南长沙的邹加勉先生制作并授权呦呦鹿鸣发布，底图是罗伯特.卡帕1938年在武汉拍摄的作品。在那个时代，这张图片透着一股温和而坚定的力量：
这几天都被武汉疫情的信息包围着，昨天是初一，我在推文中甚至忘记了向大家拜年，很是抱歉。在这里，祝愿呦呦鹿鸣的朋友们鼠年百毒不侵、平平安安、阖家幸福、大吉大利！
在这个呆在家里就能为社会做贡献的时刻，我的建议是读书。什么书都好。读书是一种高级享受。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7fhd5W3qoM1SdtAeEDPAL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