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始出来。
拖延了近一个月之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终于要发布了。
早在数天前，国家统计局新闻办已经给出了信号——
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
这应该是真话。但所有人都知道，按照新生儿人口连续四年下滑的趋势来看，中国人口的拐点很快就会出现。
而在人口拐点出现之前，有一个群体的拐点已经出现了——农民工。
在建设了城市、服务了城市之后，兜兜转转，农民工开始重归故土。
与此同时，他们的命运背后，深藏着中国人口的大趋势。
农民工，一年少了517万
这绝对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就在上个月底，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里边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
这个信号非比寻常。如果我们往前翻一下会发现，这是自2011年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年度《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来，农民工人数首次下降。
除此之外，这份报告还透露出了几个趋势。
第一，农民工越来越“老”了。
截至报告期，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1.4岁，比上年提高了0.6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9.4%，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
第二，农民工的学历越来越高了。
报告显示，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55.4%，高中文化程度占16.7%，大专及以上占12.2%。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第三，愿意出省打工的农民工越来越少了。
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052万人，比上年减少456万人，下降了6.1%；而在省内就业的外出农民工9907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其实，自2015年以来，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就在持续减少。
而一个更重要的趋势是：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也越来越少了。
从2008年至2018年，中国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平均年增长率为-2.84％，在最新的这份数据里，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比只有27.3%。
更多的年轻农民工离开了制造业，走向了其他行业。这也侧面印证了，过去的半年里，制造业“用工荒”席卷中国南方的现象。
如今，一个残酷的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我国已经没有新增的农民工群体了。
中国农民工，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递减，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什么？
农民工去哪了？
中国的农民工接近3个亿，占据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也就是说，平均每5个中国人里头，就有1个农民工。
有人可能会感到惊讶，中国有这么多农民工吗？一般有这个疑问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弄清楚农民工的定义。
农民工，不仅仅是我们印象中那些工地上风吹日晒的工人、那些流水线上昼夜不息的工人，根据官方的定义，广义上的农民工是指那些户籍仍在农村，但是进入城镇工作半年以上的劳动者。换句话说——
只要是农村户口的打工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工。
不管你是核心CBD写字楼里的高级白领，还是互联网大厂年入百万的程序员，只要你的户口还在农村，都可以算是农民工。
如果按照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来计算，在2020年毕业的874万应届生中，大约会有393.3万人成为农民工。
他们在互联网企业里敲着代码，在公司里做着文员，在走街串巷送着外卖，尽管收入各异，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
新一代农民工。
厘清了定义，我们回归到开头的那个问题：消失的数百万农民工，去哪了？
梳理一下不难发现，消失的农民工可以分为两大类：
“变了”和“走了”。
整个“十三五”期间，我们完成了1亿人进城的任务。也就是说，过去五年有1亿农民变成了城里人。
城市化速度的加快，打工人户籍的改变，是农民工减少的根本原因。
“十四五”制定的目标是，要让我们的城镇化率增长至65%。这意味着，中国的农民工还会越来越少。这一部分人，我称之为“变了”，户籍变了。
“变了”的原因很单纯，而“走了”的那部分人，情况要更加多样。
一部分人老了。农民工群体正在无可逆转地老去，2008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34岁，到了2020年，已经达到41.4岁。
如果无法在城里落户扎根，老去的农民工只能选择告老还乡。城市不会为他们养老，而他们的身体也不再能支撑高强度劳作。再加上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就业人口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从低端转向高端，年纪大且缺乏技术专长的农民工逐渐被淘汰。
另一部分人累了。过去五年，东部很多热点城市的房价与房租都实现了翻倍，农民工的工资增长远远跑输了房价与房租增速。
数据显示，2020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加110元，增长2.8%。而与此同时，统计局披露的一季度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均价为10658元/平方米，较去年同期的9266元/平方米，上涨了15%。
当留下的成本越来越高，很多农民工只能被迫返乡。加上随着产业转型的推进，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迁移到了中西部，很多农民工留在家乡也能找到事做，也就不想外出打工了。
庚子年的这场疫情，从物理上阻隔了许多农民工的外出，也由此带来了历史性的拐点。
人口红利正在衰减
在中国，农民工这个概念，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
在此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克服农民盲目地流向城市”一度是各地的重大任务。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登记条例》更是成为阻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一道藩篱。
直到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指出了农民进入城镇务工、办服务业，对促进集镇的发展、繁荣城乡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对此应积极支持。
从此，城市的大门向农民开了一道缝。
到1988年，农民工总量已达1.2亿，其中乡镇企业职工约有9000万，外出农民工约3千万，而跨省流动的人数不过500万。
1992年春天，邓公南巡之后，市场经济的活力喷涌而出，在高收入与政策支持的叠加刺激下，农民工开始向发达的东南沿海跨区域大规模迁徙。
仅仅次年，外出农民工就达到6000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约为2200万人，比1989年增加了4倍多。
再后来，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在全球化产业分工中崭露头角，工业化飞速发展，大批农民工开始成为源源不断的补充剂。到2010年，全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422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高达15335万人，占比高达63.3%。
农民工成为了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支撑起了全球最大的基础制造业大国，并生产出了全球20%的最终消费品。
后来的人，把这称之为中国的“人口红利”。
但时至今日，这份红利正在加速衰减。
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农民工人数增幅一路走低，直至如今的负增长。
农民工在减少、变老的同时，新一代的农民工正在逃离制造业，转向外卖、打车、快递、直播等新兴的服务行业。
可以想象，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民工的数量与流动性还会继续下滑。户籍人口的转变会让一大批农民工成为城里人；而核心城市的房价在人口不断流入、土地价格不断上涨、货币不断超发等背景下，还会继续上涨。买不起房留不下来的农民工，还是要退回到自己出发的原点。
农民工丧失增长性，人口红利耗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问题。
过去半年，中国南方的“用工荒”已经能隐隐看到这种迹象。
尾声
多米诺骨牌已经开始倒下。
就在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前一天，日经新闻报道，松下公司将关闭位于上海市的干电池工厂，把面向北美市场的部分产能转移至中美洲工厂，原因是面临激烈竞争、无法实现增长。
在此之前，苹果公司将8个代工厂从中国迁往印度，索尼已经将北京的智能手机厂搬到了泰国，三星在中国关闭了生产手机、电脑、电视的多个工厂，转战越南。一大批制造业将代工厂转向了柬埔寨、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等地。
中国已经开始留不住这些劳动密集型工厂了。最大的原因是中国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了，15年时间，农民工的收入大约增了3倍。
同时，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到了2019年，比重已经降至27.2%。
制造业始终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将会对整个国家的竞争力产生巨大影响。
况且，尽管中国连续11年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28974.93美元/人，仅为美国的19.3%、日本的30.2%和德国的27.8%。
“大而不强”，依然是盘旋在我们头顶的魔咒。
人工成本的增加也并非坏事，产业结构的转型已是板上钉钉。但站在当下来看中国的人口，增长断崖、少子化、老龄化……每一个，都值得我们警惕。
明天，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就要出炉了，我脑海中再一次浮现出法国社会学家孔德的那句话——
人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QaVhNs5nZNp1SJpv4tMBu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