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抵制外国货”事件，与欧美日跨国消费品企业在华工作人员交流，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跨国消费品企业在华子公司，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员工，而公司有母国，当公司主动或者被动配合母国对华进行“制裁”或者发表对华不尊重的言论时，抵制浪潮袭来，中国员工既感觉难堪，还要参与灭火。如果遇到母公司决策层存在极端人士，随时还会有朝不保夕的感觉。
在工业化初期，没有一个先发国家是主动保护劳工权益的。全球劳工权益保护的先声，来自曾经的工人运动，来自欧洲左翼，甚至来自美国的民粹主义，而不是来自右翼和资本家主动行善。
欧美的劳工保护制度建立起来后，伴随本土人口结构开始老龄化，本土劳动力价格提高，企业利润率下降，这是欧美企业追求全球化的最初动机之一。我们今天看到的“跨国企业”，就是在全球化拓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所谓“全球产业链”，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将生产转移至海外，然后将产业链“分段切开”，控制上游，从商业而言，没什么不妥。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产业链的劳动密集生产部分转移至海外，欧美本土看起来“非常美好”，本土劳工权益保障得当，劳工收入提高，企业在海外布局生产、拓展市场，企业与欧美本土劳工两相得益，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但美好是有代价的，包括两方面：一是欧美本土的生产性企业的就业容纳能力逐渐下降，在逐渐看不到“剥削本土劳工”的同时，连生产性行业的就业机会都失去了；二是当生产能力转移到海外后发国家之后，后发国家逐渐掌握了生产的主动权。品牌说到底是企业打造的，是消费者认可的，但仅有品牌而无生产，难以想象。
看着本土的美好，先发国家的民众和政客可能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全球都应当遵从自己的规则，采取相似的劳工保障政策，这样仿佛可以同时实现“世界大同”。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当欧美本土的生产性岗位失去之后，正是由于“世界工厂”低成本的生产，才使得欧美国内在贫富差距逐渐悬殊之后，欧美的老百姓还能买到价格低廉的生活必需品，而这些产品的大部分，其实欧美本土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再行生产了。
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曾经反思，为什么偏要日本人辛苦的劳作，而美国只需要印出美元就可以购买呢？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国家的疑问。
所以今天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欧美政客继续打着“正义”的旗号来攻击中国对劳工的保护问题，同时还牵扯出涉疆问题；另方面，由于中国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价格已经在实质性提高的道路上。甚至，由于中国国内资产价格的提升，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也在加速；更甚至，我们在之后的文章中将会提到，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速到来，中国生产性行业的劳动力价格还将提升。劳动力价格提升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意味着劳工权益实实在在的提高。很显然，欧美建制派政客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20年前，他们还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太低，所以劳工保护“不够周全”。
历史将给老态龙钟的欧美政客开一个大玩笑，因为维系欧美“低通胀”的根本原因，也即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不停廉价生产的年代，正在并且是不可逆的告别历史。当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不断提高的同时，Made in China的价格也将不断提高，那么，工业化进展到今天，在中国之后，还会有第二个中国，帮助欧美去实实在在的压低生活必需品的通胀，以维系欧美的社会经济结构吗？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之后的文章中予以解答。
但毫无疑问的是，欧美的老百姓，在未来，很可能将怀念中国能够生产低价商品的时代，而他们的“民意代表”，并没有告诉过他们，中国商品价格的普遍提高对他们的影响将是多么现实；正如，他们的“民意代表”不曾告诉他们，几十年前将生产移至海外，最终会造成今天这样的贫富分化。当然，这些探讨都没有改变现实的可能，因为，中国的分配模式，已经在改变的道路上了。
在3月18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的前一天，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了媒体采访，他主要提出，“中方在核心利益上不会任何妥协退让”。这个核心利益，就是“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这个观点，美国谈判代表没有听明白。布林肯和沙利文一上来就讲新疆问题、香港问题，然后被中方痛斥。很显然，美方代表完全没有准备。为什么没有想到呢？因为按照美国建制派政客的思路，中方的“核心利益”，曾经仿佛只有“台湾问题”。
他们真的没有听明白崔大使的表态。时代已经变了，美国的建制派政客还没来得及跟上这个时代。而欧洲，当然也没有跟得上。欧盟可能认为随同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这种施压是“口号式”的，模式还是传统的，一边“不痛不痒的”施压站队，一边继续跟中国做生意。很显然，中国的反向高调制裁，对他们而言来得意外。
没有跟得上时代的不只有欧美政客。
跨国企业都有合规要求。由于要考虑欧美市场，因此欧美的涉疆立法或涉劳动用工的立法，都对跨国企业存在直接的影响。在欧美宣布“制裁”中国部分主体之后，欧美企业的反应，是不同的。
中国市场份额占比较大，特别在意中国市场的，可能会悄悄的进行产业链替代，但不声张。中国市场份额占比较小，准备退出的，会趁机高调声明，以期在欧美或其他市场获得更多消费者选择。
但有一类是比较奇怪的。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市场有较大依赖；另方面，他们也乐于高调。这类企业的逻辑只能是，中国市场的抵制是一时的，这个市场不可能丢，而趁机高调还有利于拿到其他敌视中国的市场。
中国今天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还会像他们的上一代那样，只是追求一个“全球化”的品牌吗？还是，也会受到品牌带来的尊严与屈辱感的影响呢？换言之，品牌的内涵，除了质量、可炫耀性和共鸣感之外，价值观因素在未来将占据多大份量呢？抛开短期的群情激愤，不妨冷静多加思考。
今天可能是一个临界点。在生产方面，中国已经走在前面，但在研发和创新方面，还差一大截。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在价值观方面。中国的消费者将逐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接受品牌带来的屈辱感。曾经“可以说不”的一代，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而今天选择说不的一代，却是拿着真金白银的消费者。中国年轻一代的消费者，正在期盼在所有消费领域都出现华为那样的全球性品牌，正如当年的韩国年轻人在期盼三星、LG，当年的日本年轻人在期盼丰田、SONY那样。如果看不到这一次的“抵制”与以往的不同，恐怕也难以理解今天已是中国消费品牌剧变的开端。
对跨国企业而言，真正要关心的，恐怕是即将到来的“法律冲突时代”。长期以来，欧美制裁立法的长臂管辖权力，源自他国（包括中国）对欧美市场和技术的依赖，也包括外企在中国本土带来的就业机会。但从今天来看，欧美（尤其是欧洲大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已经非常深。可以这么讲，欧洲一两个主要国家如果与中国“半脱钩”，那么整个欧洲的福利体系都可能面临瓦解。而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崛起，以及老龄化的加速到来，中国本土就业对外企的依赖也将加速降低。中国已在加速涉外立法，很有可能会尽快建立起以反制欧美制裁为基础的本土立法，这也意味着，已经难以摆脱对中国高度依赖的国家和以这些国家为母国的跨国企业，将不得不更加三思而后行。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跨国企业就会开始怀念中国民间抵制外国货的时代，因为民间抵制总是短期的，是可以软化处理的。法律冲突，则意味着将实实在在的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这个合规成本的增加，源自欧美仍然乐于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源于他们仍未意识到自己过去“美好时代”的代价，其实一直是由其他国家去承受的。
什么才是对今天欧美傲慢的最好反击？让中国之后不再有“第二个中国”，让中国企业不断打造自己的品牌，让Made in China的价格高上去，实现欧美政客进一步提高中国劳动力价格的“宏愿”。
最终，拿掉压低欧美通胀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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