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周雪玲

◎来源 | 奥特快谈（gh_309cad3a55c4） 已获授权

1962年10月，对印自卫反击战爆发。在西山口的战斗中，一位名叫庞国兴的解放军战士因追击过快，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寻找主力部队途中，庞国兴遇到了八班副班长周文轩和六班战士王世军、冉福林，四人索性临时组成战斗小组，继续作战。

沿着公路追踪，四人小组又遇到了另外三名行进中的中国士兵。接着，七人对一处印军炮兵阵地发起突击，没想到印军丢下装备直接逃跑。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三人继续沿公路追击，又突击了约500米远的第二处炮兵阵地，印军炸毁四门大炮后，再度逃跑。

随后，王世军推举庞国兴担任三人战斗小组组长，三人继续在森林中游击，又与163团部队一起，攻占了另一处炮兵阵地。

两天多的时间里，庞国兴三人穿插印军纵深十五里，进行五次战斗，攻克两处印军炮兵阵地，击溃印军一个炮兵营，缴获各类装备若干。在后来的作战报告中，庞国兴写了这样一句话：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

对印作战结束后，庞国兴被国防部授予“全国战斗英雄”称号，受到多位领导人接见。遗憾的是，1965年9月，年轻的庞国兴在一次军事训练中不幸牺牲，年仅25岁。庞国兴留下的这句“非但不投降”，却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日后几十年，中国网民看待印度的主基调。

从1965年打得人家差点迁都开始，很多中国人眼中的印度就一直是那个制度弊病缠身、宗教遗毒难除的魔幻大国。

正所谓我住恒河头，君住恒河尾，日日思君不见君，你喝我的洗澡水。从火车“挂票”到牛粪计入GDP，从航母刚下水就起火，到官兵瞎操作炸了自家潜艇。当新闻本身就是段子，总让段子手黯然失色。

但另一方面，“印度超越中国”的声音这么多年来也从未间断，著名美籍经济学家黄亚生就是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黄教授从1995年开始就为印度崛起摇旗呐喊，“龙象之争”的说法也算是他提出来的。2015年，黄亚生做客许知远的节目，谈及印度时说：中国哪个方面都比印度优越，除了制度。

国内舆论对印度的看法，一直有种两极分化的特征。一方认为印度有人口红利，也有更加市场化的制度，极具发展潜力。另一方则认为满分100考40，当然可以说有发展潜力，但这么多年下来，似乎也没上及格线。

今年以来，印度在中国边境不断挑衅，一边指责中国鸣枪示威，一边又通过军演和越线反复试探中国的容忍度。剧本依旧是熟悉的套路：布兵、挑衅、打不过就撤，边撤还边喊“是中国先动手的”。

9月7日，印军非法进入了中印边境的班公湖南岸。这片水域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自然景致：东边被高原雪水养得盈润丰茂，西边却因为水分不断蒸发变咸而寸草不生。景致差异划了一条天然界限，堪称中印对峙的绝佳映射。

随着两国关系骤然紧张，“非但不投降”和“印度被低估”这两种声音，又在同一时间窜了出来。说印度不行，论点往往在“看得见”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上，说印度崛起，论点又往往在“看不见”的体制、模式上。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摸清楚印度的真实底牌，又变成了一门必修课程。

三大王牌

从各项经济数据上看，印度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国。

根据美国研究机构世界人口综述（World Population Review）的测算，印度去年的GDP将达到2.94万亿美元，超越英法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差不多是中国2004年的水平。而在衡量工业水平的三大硬指标：发电量、钢铁产量和煤炭生产上，印度的煤炭钢铁产量仅次于中国，发电量也位居世界前列。

对很多中国网民来说，制药、IT和电影工业是印度的三大王牌产业。几年前，一部《我不是药神》让印度仿制药走进了大众视野，印度制药品类之齐全、价格之低廉让人称奇。当时的主流舆论是：印度仗着专利强制许可绕过了研发，对欧美大厂直接复制粘贴。

 

的确，电影中的印度格列卫属于复制粘贴的成果，印度制药业的起步之路，也可以用撒泼无赖来形容，以至于从未获得我们正视。但事实上，如今的印度制药早已告别了复制粘贴的时代。在这一领域里，中国甚至罕见地充当着印度的上游供应商。

 

药品生产一般分两步走：原料药和制剂。虽然A股的医药股今年涨的很猛，但中国其实一直是原料药大国，这个称号是在说我们供给强劲，然而也意味着产业链其他环节的薄弱。2018年，中国药品出口中有80%都是原料药，而最大买家是谁呢？印度。

时至今日，印度都在承接着中国尚难以胜任的制剂环节。从原料药到制剂，辅料的区别、生产设备的微小差异，都可能影响药品的最终效果。在制剂方面，印度凭着制度优势强行弯道超车，加之入世之后，WTO给了印度10年“保护医药产品”的过渡期，印度制药又借机在全球拓展销路。

从数据上看，印度制药在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三，在价值上排名第十，出口总额达到了180亿美元，并且还在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着。《我不是药神》中的格列卫，不光中国人代购，在日本韩国也是代购热门，“世界药房”的称号绝不是浪得虚名。

印度制药业年增长率一直在10%以上

制药之外，印度IT和电影业的势头也有目共睹。

在硅谷，华人程序员和印度程序员虽然在数量上难分伯仲，但印度IT工作者有个特殊的诨号：IT Mafia。相比华人专攻技术，印度码农更善于组织和抱团，几大科技公司的CEO和高管更是清一色的印度面孔。

 

而在“印度硅谷”班加罗尔，近几年也显现出从量变的质变的趋势：Uber、亚马逊、微软等国际巨头纷纷在此地设立总部，孙正义更是拿钱投票，在过去三年给这个城市的科技企业砸了80亿美元。

电影工业方面，印度电影则是和日韩共同组成了亚洲文化输出的先锋队，从《三傻》到《摔跤吧爸爸》再到《调音师》，从萨尔曼·汗，到沙鲁克·汗，再到阿米尔·汗，可以说，中国观众是一边看着《小时代》和《上海堡垒》，一边目睹了宝莱坞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的过程。

早在上世纪中叶，印度电影在制片数量上就牢牢占据了全球第一的位置，超过了身后的美国、中国及英国。

虽然印度每年也诞生很多爱国神剧——比如一部名叫《印度2030》的片子里，1卢比可以换80美元，服务员和清洁工都是欧美白人。但印度发达的电影工业，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有目共睹。

《2030 INDIA》中，白人小伙给印度顾客端茶倒水

如果说中印在制药和IT领域上的对比还有争议，那么两国电影工业肉眼可见的差距，几乎是人人都认可的。然而，制药、IT和电影这三大王牌产业，虽然贡献了超过10%的GDP，却也有着两个关键的缺陷。

 

首先，这三大产业始终是国内精英的独自狂欢，其价值并没有惠及广大的底层人民。以制药产业为例，尽管印度制药发展迅速，印度政府也一度拿着“印度人负担不起医疗开支”来应对欧美的指责，但实际上，印度人的医疗保健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

2015年，印度人均政府公共卫生开支为16.2美元，差不多是中国同期水平的1/15[11]。更讽刺的是，由于政府部门对黑产的容忍，印度实际上沦为了发达国家的“代孕工厂”：全球70%的代孕宝宝在印度3000家代孕机构里呱呱坠地，借的是印度底层妇女的子宫。

 

其次，由于产业链长度和专业性的限制，注定了这三大王牌产业只能吸纳一小撮就业。IT产业的就业，算上鄙视链底端的“软件外包服务流水线组装工人”，一共386万。影视行业里，把电影、电视、广播等娱乐行业全加进去，也不过120万。而制药这个姑且与“制造业”沾得上边的行业，一共也就286万。

 

较之印度庞大的人口规模，不到1000万的就业实在是杯水车薪。自莫迪上台以来，印度的失业率长期徘徊在7%上下，印度的三大王牌产业，虽然国际影响力有目共睹，但对于本国急需的就业，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

近两年印度失业率的不断增长

由于突如其来的疫情，印度的失业率在今年二季度一度飙升至27%，即上亿印度人，都处于失业状态，无疑是一颗威胁社会稳定的巨型定时炸弹。

为了缓解国内矛盾，印度的外交和军事路线也频频战狼附体，而在中美脱钩的背景下，全球制造业正在寻找新的土壤，这让印度看到了机会。

弯道超车

2019年1月，《福布斯》（Forbes）杂志照例发布富豪榜单，一位名叫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的印度人超越马云，荣膺亚洲首富。其产业横跨制造、通信与互联网，可谓低配版的郭台铭+任正非+马化腾。

安巴尼的父亲德鲁拜·安巴尼（Dhirubhai Ambani）在英国殖民治下的也门长大，1958年前往印度投身纺织业。正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安巴尼在斯坦福攻读MBA期间，和微软CEO鲍尔默当过一段时间的同学。也许是受到鲍尔默退学创业的感召，安巴尼MBA读了一半，就回到印度，投身家族企业。

80年代初，时任印度领导人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放开了PFY（聚酯长丝纱线）产业对民营资本的限制，通过和政府良好的关系，老安巴尼拿到了许可证并交由儿子打理。随后，在安巴尼的主导下，其家族产业又向石油化工进军。要知道在印度，化工工业也是一大经济支柱。

2015年，当中国已经有70%的用户用上4g的时候，印度却还有三分之二的群众用着2g，剩下三分之一是3g。那年安巴尼的小女儿从耶鲁放假回家，巨大的网速落差让她忍不住疯狂吐槽，也让老父亲安巴尼嗅到了商机。

一年之后，安巴尼治下的信实集团宣布成立电信业务子公司RJio，向4G通信领域吹响进攻的号角。在2016年以前，印度1GB的4G流量价格高达3美元；而RJio拿出了一份没人能抗拒的新用户礼包：每天4GB的4G流量、100条短信、无限时通话——且全部免费。

 

这样的超值套餐不仅足以让中国的三大运营商汗颜，也让整个印度通信行业深感震动。印度电信政策专家Deepak Maheshwari在电视节目上直言不讳“大家已经知道RJio推出的套餐会十分诱人……但没想到会这么诱人！”而他脸上的表情，也注定会载入印度电信业史册。

在印度随处可见的RJio广告

依靠母公司石油化工业务的输血，RJio秉承“能亏损就尽量别赚钱”的策略和竞争对手大打价格战，直接把流量价格压缩到了从前的十分之一。从价格战开打到抢走一亿用户，RJio只用了170天。踩着对手的累累白骨，RJio直接从内部创业项目晋升为印度最大电信巨头。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安巴尼的主导下，RJio策划了一套精准的组合拳——2016年，RJio推出了印度版小米——LYF手机，价格只有2999卢比（约285元），和上面的套餐捆绑销售。

2019年，印度的人均月收入是11254卢比，这意味着印度人用一周的收入，就能买一台上得了Google、刷得了Facebook的手机，流量还特别便宜。短时间内，LYF一跃成为印度第三大手机销售品牌。

不是说好的华米OV占领印度吗？其实不然。中国四家品牌瓜分的只是印度智能手机市场，而市场规模更庞大的，是廉价、结实、易用的功能机；在这片战场，LYF市占率达到了38%，成为5.5亿印度功能机用户首要、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印度各类型移动数据用户统计

自安巴尼涉足电信行业的这五年里，印度通信领域发生了迅猛而天翻地覆的发展，如今4G用户已超过5亿人，其中有三分之二的用户年龄在12岁-39岁之间。可以说，安巴尼靠着一己之力，硬生生把印度拉到了4G时代。

在RJio的第一则广告中，描述了这样一副愿景：锡克教徒夫妇、数名稻农、和宝莱坞必备元素——手舞足蹈的姑娘们，在印度各个角落里用免费手机卡畅快地交谈着。旁白轻声说道，“现在印度腾飞了。”

 印度的智能机与功能及市场分布

 

安巴尼的一骑绝尘，实际上反映了印度精英阶层构想的一种经济发展思路：不需要网线入户，公路进村，直接通过移动互联网，绕开印度错综复杂的地方与基层组织，快速创造一个几亿用户规模的内需市场。

接着，用类似“技术换市场”的路子，通过本国廉价劳动力和庞大市场，吸引海外制造业投资，一步步蚕食“中国制造”的市场份额，从而改变40年来“美国创造、中国制造”的全球制造业格局。前段时间陆续传出iPhone产业链向印度转移的消息，并非偶然。

在印度政府眼中，中美关系掉头向下无疑是个天赐良机。今年4月，印度罕见的主动联系千余家在华美企，放出优惠政策吸引其前往印度。一个月后，印军“两次越线进入中国领土”。8月，苹果开始要求富士康在印度建厂，一个月后，班公湖的枪声响起。

在我们眼里十天十夜也想不明白的军事挑衅，其实是印度珍珑棋局中一招“自添满”。以局部牺牲换取满盘胜利，边境骚扰作为印度联西抗中策略的关键步骤，纳了投名状、救了制造业，顺便还给中国来了一回釜底抽薪——印度精英的治理思路，其实清晰至极。

但无数的历史已经证明，内需市场可以靠移动互联网赶英超美，制造业却没有那么多能超车的弯道。

 

三座大山

制造业强国里，有的天赋异禀，如随手一挖就是金矿油田的美利坚；有的历史包袱轻，如彻底推翻旧势力的新中国，只要肯迈开步子，终究能摸着石头过河。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法律、资源、土地都是横亘在制造业崛起之路上的三座大山。

 

1947年，距大英帝国结束统治仅剩四个月的时候，印度政府通过了一项《劳资纠纷法Industrial Dispute Act》，即著名的ID act。这份立法遗产在当时看来，效仿英制的先进产物，如今却成了印度制造业挥之不去的诅咒。 

 

IDact承袭了英国的强工会、弱雇主的优良传统，比如求雇主必须在协议上写明岗位职责的细枝末节。这种规则乍看合理，但只要国企待过一段时间就能明白，越是具体的规定，越容易在执行上“走一些弯路”。

举例来说，加尔各答有一家两千个工人的口香糖工厂，就这么被分出了119个操作岗位，一个负责在前端加料的工人缺勤了，同一条流水线是剩下的十几个人都得带薪发呆；就算有备岗员工，也不能让他顶替——因为他的岗位职责里没有这一条。

 

劳动力闲散、生产力闲置，加尔各答的口香糖工厂只是IDact下万千制造企业主的一个缩影。

 

更骚的是另一条规定：一旦企业雇满300个员工，哪怕他们天天在办公室搓麻将，想把他们裁掉也必须获得政府许可，而这又意味着旷日持久的官司，或无休无止的贿赂。因此，小工厂主总会有意控制员工数量——而制造业需要的，恰恰是规模。

                                       

到了1982年，美国拼命给企业减税降干预，中国刚甩开膀子搞家庭联产承包，印度却搞起了反向操作，把门槛降到了100 人。2009年麦肯锡发布了一项报告，发现印度制造业中有84%的企业员工人数不到50人，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25%。

                                       

然而，就连这逃出魔掌的84%小型工厂，都没能获得良好的营商环境。因为IDAct规定，一旦雇用时间超过240天，解雇员工就必须支付遣散费。所以企业主要么雇佣一辈子都得在一起的家人，要么就只签240天以内的短期合同。

如果看印度的制造业统计图，会发现有90%的“公司”其实都是一家几口齐上阵的小作坊。

印度各类型制造业就业人数

2005年，印度国大党重新执政，为了履行拉选票时的承诺，国大党通过了著名的MGNREGA，即圣雄甘地农村就业保障法。它承诺为每个申请人在当地提供 100 天的非熟练就业机会，如果 15 天内不解决就业，政府还必须提供一定的失业津贴。

 

换句话说，就是打工可以赚钱，不打工也可以赚钱。十多年的实践后，印度政府终于发现高举帮扶农村大旗的MNREGA好像是在帮倒忙：无条件的就业机会导致大多数人留守村庄，而非进城寻找工业岗位；短期非熟练的劳作又不能提升劳动效率，反而养了闲人，浪费学习时间。 

 

除了律法上的人为枷锁，印度还有着先天的禀赋缺陷。这个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虽然矿产种类丰富，却缺乏制造业的关键能源：原油和冶金煤。印度探明原油储量 46 亿桶，差不多是中国的1/6；印度冶金煤储量337亿吨，仅为中国的3%。

钢产量一直是衡量工业化水平的硬指标：美英日韩等工业化后期国家，人均钢铁蓄积量都达到8-10 吨才企稳，完成了工业化需要迈过的门槛。 中国钢产量自 1996 年站上世界第一，兢兢业业囤了二十多年，才堪堪攀上这条线。

印度从 2018 年起接过第二把交椅，但和中国之间，绝对值还差着将近十倍。2018年，印度制造业产值为4030 亿美元，而中国是4万亿，差不多也是十倍。 

 

2019年世界粗钢产量分布

同属资源匮乏的经济体，日本的解决方案是进口原材料，大力发展单一产业，但印度却不行。在这件事上，大国才懂大国的痛：2000 年，中国进入了工业化腾飞阶段，此后八年的时间里把全球大宗商品指数推高了三四倍，铁矿石从12美元/吨飚升至2008年的60.8美元。

全球铁矿石价格走势

这就是主力和散户的区别——当需求体量庞大到一定程度，市场上所有国际卖家都会暗地里磨刀霍霍。相比中国一直在半数以下的进口依存度，印度光是对澳大利亚冶金煤的进口依存就高达71%，莫迪提出2030年三亿吨粗钢产能的小目标，另一边的资源国不知道梦里要笑醒多少回。

如果说资源问题还能勒紧裤腰带花钱解决，那么土地制度的掣肘，则是花再多钱也难以解决的顽疾。

 

从1947年独立至莫迪政府上台，印度进行过整整九次土地革命，堪比老烟民戒烟。然而与中苏彻底推倒重来的土改不同，被国内大资产阶级扶上台的尼赫鲁，反手就把落实政策的重担交给了地主——翻译过来，就是被告当了法官。

 

不难猜测，九次土改，地主毫无悬念的九战九胜。事到如今，印度5%的农业人口控制着32%的耕地；“富农”拥有的土地多达“贫农”的45倍；那些计划收归国有的土地，实际上有将近9成还牢牢握在地主手中。

 

2012年4月，铃木汽车与古吉拉特邦政府签订了700英亩的土地购买协议，拟建成其在印度第二大的工厂。当地地主喜不自胜，目标地区的土地价格在短短数周内翻了几番。

2013年8月15日，印度独立日，造车厂附近有组织地聚集了五千名农民，自称是这片土地的利益相关者。着装统一的村民们高举着彩旗与横幅大喊“滚吧铃木（Maruti, Go Back）”，节日氛围浓厚。

 

接二连三的波折严重拖累了施工进程。第一阶段产能上线时，距初次敲定协议已过去五年。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年后，特斯拉与上海政府达成合作；又537天，第一批Model 3交付至车主手中，制造成本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

 

没有政府统一掌握地权，就没有大片土地规划；没有大片土地，就没有现代工厂。这是印度制造业在投资伊始，就需要面对的根本性难题。古吉拉特邦已经是印度排名前三的工业州，其他各州的情况，不言自明。

 

2014年9月， 64岁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就任印度总理。在首都新德里的直播中，莫迪向全世界喊出了“Made in India”的口号。他赋予自己的使命，无疑就是推翻印度制造业头上的三座大山。

 

铩羽而归

出身古吉拉特邦的莫迪，最大的特点是头铁。

 

少年时期，莫迪就被父母按着头结了门包办婚姻，结果结婚半年就离家出走，几十年后才承认这回事儿。2001年，古吉拉特邦老领导身体突发状况，考虑到莫迪资历尚浅，三番五次想让他先当个副职再接班，自己扶上马送一程，结果莫迪断然拒绝：“我要么不负责，要么就全权负责”。

 

莫迪上任后，通过改善发电、建造水利设施、引进塔塔集团等大型制造企业，莫迪在2004年至2012年间实现了高达10.8%的GDP年均增长，古吉拉特邦连续两年被世界银行列为印度经济便利性最高地区，人均收入也跃升至全国首位。

 

就任总理后，莫迪的第一把火就烧在了资源进口依赖问题上。2016年，印度与澳大利亚大张旗鼓地签了一系列资源采购协议，然而，莫迪另一边却逐年减少对澳炼焦煤的进口依赖，从2016年的87.6%，降到了2019年的67.7%；对美国、加拿大的进口倒是不断上升。

正所谓合作伙伴越多元，资源供应就越安全。2018年，印度与俄罗斯签订250亿美元的天然气协议，作为与美国货源的平衡；2019年，首富安巴尼的信实集团又与日本最大能源企业JERA签订联合能源项目，说是合作，本质上就是日本精准扶贫，手把手教印度搞开发。

 

在中美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之下，美国拉了日印澳组成四国集团，推出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印度也自然顺水推舟，笑纳大礼。

 

对莫迪来说，资源问题尚且可以通过对外斡旋缓和，法律和土地问题，却是要往自己身上捅刀子。对于这种焦灼的状态，有一句中国人很熟悉的话形容的恰到好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

 

莫迪上任三年，一千两百多条法律进了碎纸机，还有一千八百多条在排队等待，其中不仅包括像“风筝也是飞行器，放风筝需要飞行许可”这样的滑稽担当，还包劳动法、土地法里面阻碍生产力的部分。

 

前面说到100名员工需政府审批裁员的门槛，莫迪承诺放宽到300名；雇佣10名以上员工需要遵守的法律流程，放宽到20人；倒班时长从8小时延长到12小时，最长加班时限从每周50小时翻到100小时。

 

势力强大的工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2018年9月28日，印度所有的中央工会联名号召工人罢工抵制“舔企业、反人民”的莫迪政府，一时势同水火。

 

不得不说，印度人在不工作方面相当有工作技巧。今年1月8日，2.5亿人参与的全国性大罢工中，包括了3500万名公交车司机和人力车夫。首都德里的公交站台上挤满了学生和通勤人士，火车站连挂票都没得卖，交通瘫痪搭配罢工游行，效果可谓四两拨千斤。

 

结果可想而知，劳动法改革改了五年，裁员申报下限还是牢牢卡在100人，莫迪不仅在工人阶级队伍里被批倒搞臭，商界也抨击改革“缺乏任何诚意”，搞得莫迪里外不是人。

 

土地的情况大抵相似。莫迪当选前，上届政府紧锣密鼓的出台了一部《2013土地收购法》，也可以叫做“土地永不收购法”，因为法案新增的评估环节，导致正常流程就要走58个月，找各种政府部门盖十几个章，几乎把大部分收购直接拒之门外。

 

莫迪上台后粉碎旧制，土地法首当其冲。为了让小农群体支持改革，莫迪还承诺向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一个家庭至少保障一人就业。”

 

这个话在中国说没什么问题，但在印度说，难免显得有点不了解国情。在修订案试点所在地哈里亚纳邦，农民Raj Kumar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道出了其中缘由：“我们家有12口人。”

同一时期，被莫迪视为改革重点的GST（Goods And Services Tax）也弄巧成拙。GST的确将29个州的税制转化为一个系统，然而在具体征收上，又分成了CGST（中央商品服务税）、SGST（邦商品服务税）、IGST（跨邦商品服务税）、UGST（部分印度特殊地区的税），可谓一国四税。

结果就是改了半天，又回到了原点，GST“一个顶过去29个”。小型企业更加敬而远之。轰烈烈的改革之后，困扰印度制造业的顽疾，依旧岿然不动。

近两年印度制造业增速

2004年，韩国制造业巨头浦项制铁打算在印度兴建工厂，当时媒体给出的标题是“印度势头直逼中国”。然而之后的12年，浦项制铁相继经历了合作伙伴退出、农民抗议征地、许可证审批受阻、当地政府干预投资等等一条龙服务，最终在2016年宣布放弃建厂计划。

12年的时间， 见证了一家雄心勃勃的制造业巨头，在印度逐渐耗尽耐心，最终败走的全过程，也恰似印度制造业屡战屡败的缩影。

尾声

印度如今的各项经济指标，从GDP，到钢铁煤炭，从石油电力，到汽车生产，基本上都处于中国2004年前后的水平。

2004年的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美国的枪口转向中东，电子产业链向大陆转移，中国刚刚加入WTO，一派朝气蓬勃。在这个“历史性机遇”下，国务院主导的中国电子产业振兴计划出台，医改启航、全民医保稳步推进，大批基建项目陆续上马，“中国制造”开始拓展国际影响力。

如今，中美间的摩擦加剧，全球制造业的目光投向东南亚，“脱钩”之声此起彼伏，印度面临的局势与十多年前的中国非常相似。但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错觉，就叫“中国可以，所以我也可以”。

对于亚洲的后发经济体来说，土改似乎是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都经历过土改，如果对比中印两国的土改政策，就会发现一个核心的区别：土地国有化。

中国的土地征收模式是，政府从人民手中征收土地，进行补偿安置。再将集体土地转让给使用方。这个转让环节中的差价，就是广为诟病的“土地财政”。但必须要承认的事实是，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获得了更新城市基建的资金，招商引资的筹码，这都是制造业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

但在印度，政府征收土地之后，便直接转让给了土地使用者，没有任何好处的地方政府自然没有动力推进征收，甚至会为了抚平当地民意刻意添堵。

中国在90年代开始推行的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政府获得了财政上的主动权，这也是无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先决条件。朱相在两个多月里奔赴各省市一一说服，其中的阻力也绝非一句“重新分蛋糕”能够概括。相比之下，莫迪大力推行的GST税改，更像是一种隔靴搔痒。

为印度摇旗呐喊的经济学家，论点大多可以概括为：印度通过改革，可以轻松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但改革的本质，在于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创造适应生产力的新生产关系。其难点不在“创造”，而在“打破”。

1992年的南巡讲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那个姓资姓社大讨论的彷徨年代，一句“谁不改革谁下台”，意味着打破一切阻力的决心。中国的模式和经验，从来就不是可以“轻松复制”的。

归根结底，印度的大国梦，需要的不是一句“Made in India”的口号，而是一次彻底的土改，一场雷厉风行的分税制改革，和一位能够说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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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估值逻辑——中国的繁荣，孙加滢，2020

[2]The Distribution of Firm Size in India: What Can Survey Data Tell Us?, Rana Hasan and [3]Karl Robert L. Jandoc, 2010

[4]Coal in India 2019 Report, Department of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Sci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9

[5]Mobile data: Why India has the world’s cheapest, BBC, 2019

[6]Mukesh Ambani Says Jio Was Founded After Daughter Complained That The Internet In Their House “Sucked”, OfficeChai, 2018

[7]The Rediff Interview with Mukesh Ambani, chairman, Reliance Industries Ltd, Rediff, 2007

[8]Modi’s 5 years: A report card, Deccan Herald, 2019

[9]Media & Entertainment: the Nucleus of India’s Creative Economy, BCG, 2018

[10]战斗英雄庞国兴，榆林市党史研究室

[11]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委员会，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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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章书吃完，接下去自然要吃中章。

 

G大最著名的书单「从分级阅读到哈利波特」里把哈利波特当成一个终点。其实哈利波特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小朋友大量阅读的起点。

哈利波特系列和我们其他接触的“儿童畅销书”型丛书（一套书阅读等级大致接近）不一样：其各册的阅读等级相差甚远。

 

前三册基恩可以算作普通中章，而后四册的长度，已经进入高章的范畴。

 

所以本文的起点，指哈利波特前三册。其实这个起点也很难站得住脚：初章和中章之间也有桥梁书，大名鼎鼎的老鼠记者系列就是一套桥梁书。

 

而哈利波特前三册在中章里面也不属于“起点”，而是比较靠后。

 

讲到这里，G大又要重复我经常讲的话了：分级等级、哈利波特这些标志性书籍，除了让父母有炫耀的资本以外，对小朋友其实没啥益处。

 

走原版阅读路线，就是一本一本老老实实堆阅读量。用曾国藩的话讲：结硬寨，打呆仗。所有的揠苗助长，最终都要还。

 

反正我家娃到现在也没读哈利波特。

原版阅读路线各年级最低标准

 

市面上写初章的文章很多，写中章的文章少见。今天G大这篇帖子就来写一写娃读过的中章。

篇幅有限，市面上热门的Percy Jackson，猫武士，39线索等我就不介绍了。

 

不是所有书都在淘宝有售。我做了一个Kindle版的打包下载，文尾有下载关键词。

 

Tupelo Landing Series

AR：4左右；单本词数：6万左右

Mo是一个被领养的女孩。她十一年前在一个台风夜被吹上了新泽西的海滩，并从此在这个小镇生活和成长。该系列至今总共出了4本，各描述了在离奇中见温情和幽默的故事。系列获得了纽伯纶在内的多项大奖。

 

这套书适合刚出了桥梁书的娃，且有一些美国日常生活的背景知识。

 

The Land of Stories

AR：5左右；单本词数：10万左右

原版阅读的小朋友一路过来读了不少穿越类的读物，比如牛津树和树屋。这套故事之地也是一套穿越小说。一对主人公无意间发现自己穿越到一个格林童话故事中的人物真实存在的世界。

这套书AR指数不高，但是篇幅较长，对孩子理解长篇叙事的要求较高。另外对童话故事代入感强的孩子会很喜欢。

 

Nick & Tesla Series

AR：5左右；单本词数：4万左右

从主人公名字和封绘可以看得出这是一套向交流电之父尼古拉·特斯拉致敬的丛书。一对主人公在暑假被送到发明家叔叔那里，并开始了他们自己奇奇怪怪的发明旅程。

 

这套书AR指数适中，长度适中，画风和文风符合当下小朋友的审美，故事之后附相关实验的材料和过程。

 

The School for Good and Evil

AR：5左右；单本词数：10万左右

这也是一套反英雄的小说，讲一位善良的女孩和灰姑娘、白雪公主们一起上学，而另一位“邪恶”的姑娘和童话故事们的反角们一起学习。阴差阳错间她们互换了位置，发现了故事表面背后的秘密。

 

这套书我家小朋友没有读，而是一位朋友家的小女孩读了，并且强烈推荐。故事有很强的代入感，人物刻画很立体，不符号化，适合看腻了正剧的女孩子们。

 

The City of Ember

AR：5左右；单本词数：6万左右

这套小说设定在人类主流世界灭亡，幸存者在地下苟延残喘200多年后。主人公小女孩要去解决长明灯逐渐变暗淡的问题，并在过程中产生对人类、文明和自身的思考。

 

余烬之城作为一套后现代启示录作品，是一套吸引孩子接触这一当今流行文化元素的作品。女孩子做主角也使它的读者不仅限于男孩。

 

The Secret Series 

AR：5.2左右；单本词数：6万左右

这套书从标题开始就制造悬疑：《这本书名是一个秘密》、《别看这本书》、《打开就太晚了》。两个主人公每次都会遇到行为古怪的大人，并进入一场情节环环相扣的追踪调查中。

 

悬疑类小说是一个在初章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品类。如果你的孩子喜欢这个品类，那么不要错过这套书。

 

Spy School

AR：5.3左右；单本词数：7万左右

主人公达成了很多孩子的梦想：他成为了一个间谍学徒。然而当他逐渐发现自己的能力不配自己的梦想的时候，他该如何面对？当你发现自己不是想象中的主角时，该如何自处？

 

这是一套关于梦想、现实和勇气的书。更妙的是，它是通过令孩子捧腹大笑的剧情来传递这些价值的。

 

Keeper of the Lost Cities

AR：5.6左右；单本词数：12万左右

主人公是一位有超能力的女孩，所以她和学校、家人、朋友都无法相处 – 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了两位同样有超能力的男孩，他们需要一起合作来破解身世背后的秘密。

 

超能力类型的小说因为漫威宇宙的流行而在孩子中热门。这套书是一套很好的“超能力背后”的故事：在让孩子们感受超能力代入感的同时，明白背后的代价和故事。

 

A Series of Unfortunate Events

AR：6.3左右；单本词数：3万左右

这是一套倒霉的故事。三个在大火中丧失了父母的孩子，遇到了觊觎他们应得遗产的亲戚，从而需要斗智斗勇努力生存的故事。

 

不是所有的人生都会一帆风顺。这套悲惨的书就是一切风顺的反面。它是如此悲惨以至于作者反复提醒读者不要读。而孩子们必然会叛逆得认真读下去。作品AR指数较高，但是篇幅较短，适合阅读能力被拔高，但是理解能力没有跟上的孩子。

 

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于2004年上映，豆瓣评分7.6

 

The Hunger Games

AR：5.3左右；单本词数：10万左右

最后提一下今天的题图。饥饿游戏系列本身不需要介绍，我把它列在这里是想表达原版阅读到小学中高年级，完全可以和流行文化元素对接，把阅读和孩子自身“酷、不同、受欢迎”的诉求结合起来。

 

同时流行文化中很多作品的阅读指数其实并不高，像饥饿游戏的AR只有5.3。

 

【END】

作者：水木然，微信公众号：smr8700

当商业繁荣到一定程度

所有的生意终将消亡

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20年前，有句话叫”让天下没有难做到生意。“从此做生意变得更加简单了，只要有一根网线就可以开业了。

 

然而20年后的今天，我却越来越深刻的发现一个现象：天下似乎没有好做的生意了。做什么生意都比较费力，只能赚取微薄的利润。

 

这是为什么呢？一阵见血：当人人都有生意可做，就意味着人人都没有生意可做；当人人都可以赚钱，就意味着人人都只能赚到辛苦钱。这非常符合哲学的辨证关系。

 

就像《国富论》里所说：利润降低是商业繁荣的必然结果。赚钱变难是非常正常的商业现象，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在互联网的催促之下，商业必定会越来越繁荣，繁荣到极致，就会出现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所有产品的利润，都会会无限接近于0。

 

以淘宝改变实体店为例子：

 

淘宝的出现让开店不需要实体门面了，所以开店的门槛变低了，人人都可以开店，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狂欢，网店遍地开花，但是到了一定阶段，大家越来越深刻的发现一个现实，现在普通人去淘宝上开店已经很难赚到钱了，因为当竞争绝对充分的时候，一切利润都会无限接近于0。不管什么样的产品，一定会有商家卖得比你更便宜；或者一定有平台诞生，上面的东西更优惠！

 

我们都知道：淘宝上的东西够便宜了吧？已经无限拉低了各种快消品的价格，但是拼多多比淘宝更便宜，

 

淘宝上很多可以做到19.9包邮，拼多多就9.9包邮，而最近破产的淘集集就更便宜了，上面有很多“一元拼团”，“十元五件”等等的商品。

 

也就是说无论你生产的是什么产品，总有更低价格的出现，假如成本是7块，你卖9块我就卖8块，你卖8块我就卖七块五，有人甚至六块八亏本也愿意卖，因为他要利用低价抢占消费者，只要有了大量消费者，就可以靠消费数据赚钱，这就是典型的互联网思维。

 

比如，有的商家虽然产品本身没有利润，但是以产品为链接手里掌握了10万个用户（或者会员/粉丝等等），就只依靠这10万用户，商家赚钱的途径反而更多了。这就是利润的后延，或者说是利润的”延迟效应“。

 

未来将有大量的商家出现，他们不靠产品本身赚钱，而是靠产品的后服务赚钱，比如4S店不再赚卖车的钱，但是可以靠车子的后期保养赚钱；书店不再靠赚卖书的钱，但是可以靠开读书会赚钱；美容院不再赚产品的钱，但是可以靠办会员费赚钱，等等。

 

这一点也非常符合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预判：当生产力极度发达，当商业极度繁荣之后，社会上的很多商品都是免费提供的，就是”按需分配“，只要你需要什么东西，就有商家主动站出来给你提供。商家不再靠商品赚钱，而是靠消费数据赚钱。

 

也因此未来最值钱的不再是商品，而是数据。

第二个结果：所有人赚到的钱，都会无限接近社会的平均水平。

 

以抖音改变娱乐行业为例子：

 

抖音的出现，让表演门槛越来越低，人人都拥有了自己的舞台，人人都可以制作自己的节目，文艺表演变得平民化。这必将干掉了传统影视业。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结果，很多明星已经无戏可接，就连一线明星也要靠上综艺节目维持热度和原来的收入。

 

和淘宝刚出现的情形是一样的，刚开始大家一定会乐此不彼，热闹非凡，进入全民参与的娱乐氛围里，一起拿着手机嗨。但是到一定阶段，大家也会越来越深刻的发现一个事实：人人都可以出作品的时代，也就意味着作品和创作将越来越廉价，各种模仿行为横行，为了博眼球而各种出位，创作甚至会变的一文不值。

 

试想一下，如果人人都去拍，那么谁在看？更何况一个人还可以养好几个号，一个商家可以养一大批号，最后的结果就是作品数量大于眼睛数量，很多内容将无人问津。

 

这个世界之所以有观众，就是因为创作有门槛，表演有专业度，而当创作绝对无门槛的时候，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认真的观众，人人都是的主角，人人都在走马观花，人人都在逢场作戏。

 

因此，不要看那些内容每天有不少的的曝光量，但是也就是看起来热闹而已，最后的结果就是：创作者只能赚到辛苦钱了。

 

抖音对文艺行业带来的冲击，和淘宝对商业带来冲击的逻辑是一样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永远在不断的重复和轮回。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每个行业都会有一个利润的红利期，在行业爆发的初期阶段，从业人员较少，社会需求较大，这个阶段的利润率比较高。

 

由于利润率较大，就会有很多人插足进来，随着从业的人越来越多，市场开始趋向饱和，竞争越来越激烈，于是利润率就会大幅下降，降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降到接近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为止。

 

所谓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就是这个社会上一个人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收入。比如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这个收入水平在6000——10000之间，无论你之前是从事什么暴利行业的，都会被拉到这个水平。

 

之前贴手机膜的，美甲的，开滴滴的，都曾是暴利行业，现在呢？都沦为了普通职业。

 

每个行业都会有一种自动调节机制，让该行业的利润水平回归到平均利润率，而当一个行业的利润率回归到社会的平均利润率的时候，就不会再降低了。

 

因为从业者的脖子虽然被平台（比如淘宝/滴滴/抖音/美团等等）卡牢，但是他们不会卡死你，就只给你留一个可以喘息的空间，让你疲于奔命，却又只能赚到基本的利润率，维持生存。当它们看你快要死的时候，就稍微松一点手，让你喘口气，你一旦活的欢快了，就立刻卡紧你，撸你一把，让商家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比如现在淘宝和拼多多上开店，就得拼价格，完全薄利多销，平台会始终将商家的利润维持在仅仅能够解决商家温饱的边缘线上。

 

而像美团/饿了吗这种平台，虽然很多餐饮店通过这些平台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订单，但是商家要不断的做促销才有销量，最后一算账，利润越来越薄。

 

还记得年初广东餐饮协会对美团的反抗吗？广州一家连锁餐饮企业负责人表示，由于餐饮行业利润大概维持在30%左右，外卖服务佣金（配送服务费）大概在20%左右，等于利润的一半要交给外卖平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给平台打工”。

 

同样的逻辑，在滴滴上开车的司机，这一两年也只能赚到辛苦钱了，之前开滴滴的司机少，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无事可做都去开滴滴了，叫车越来越容易，补贴越来越少，平台的抽成也越来越多。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未来老板和员工的收入也会被无限接近，一起接近一个社会的平均劳动收入。做老板很风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其实这两年日子最难过的就是各种老板，大到上市公司，小到家庭作坊，日子真的都很难熬，为什么呢？

 

因为企业的管理成本不断提高，企业的人力成本也不断提高，而商品的利润率却越来越低，即：商品越来越便宜，而人却越来越贵。企业遭遇两头难，两头都在挤压。

 

 

我一个朋友做工厂的，年产值几个亿，辛苦一年下来才几百万利润，他一个高管都四五十万收入了。因此，未来老板的收入也会无限接近员工的收入，双方一起无限接近社会的平均劳动收入，比如一年10万——20万。

 

在”个体+平台“的时代，我们未来只能赚到辛苦钱，而且人与人的收入差距会缩小，因为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算法“，这种算法会自动调节我们的收入差距。这是商业发展的必然，也是文明发展的必然。

 

当然这里有一种阶段性情况，那就是各种综合因素把某个别人推倒了顶尖的位置，比如李家琦这种，但是这种更多的是靠运气，是偶然，而不是必然。而且很多明星都是平台包装的结果，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人进来，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平台的普惠化，平台就不需要再”造神“了，这时很多所谓的明星都会消失。

 

《道德经》第七十七章里说：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

 

意思是：天道的逻辑是劫富济贫，是削弱强者，赋能弱者，而人道是逆天而行，越强的越去巴结，越弱的越要被踩挤，唯有天道才能劫富济贫。

 

”算法“就是那个道，”区块链“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它们会自动平衡资源的分布，未来一定是一个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时代。

 

 

大家思考一下，如果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没那么大了？将会发生什么事？

 

在之前，我们没遇到一个人，首先思考的问题往往是这个人的身价，因为人和人最大的区别就是财富的区别。而一旦社会的贫富差距很小了，我们思考的问题一定不是这个人有多少钱，而是这个人有什么特征？是什么标签？

 

在人和人之间财富差距越来越小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特征差异会越来越大，因为未来每个人身上的标签将更加清晰。比如，唱歌，跳舞，写作，表演，科研，律师，医生等等。

 未来人与人最大的区别不再是财富的区别，而是价值标签的区别。

 我认为这个社会将越来越公平，中国的好时代也才刚刚开始，你们赞同吗？

过去几个月，尤其是最近，中国的政策、经济和周边环境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包括奇虎360、哈尔滨工业大学、云从科技在内的33家公司或学校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从这些变化中，我们看到了“5G”、“AI”、“大数据”，即“新基建”的身影。可见，新基建不仅是我国的国家战略，同时也是全球各国正在努力争夺的战略高地。

 

那么在新基建的浪潮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与科技发展进程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授课老师 | 李丰 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

撰稿 | 柚子

疫情对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的前提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国际需求快速下降，全球化进程被迫「暂停」，我国将面临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大变局。

讨论疫情对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的前提，是大家最近讨论非常多的问题—— “民粹”和“去全球化”。不管是涉及到中美关系，还是国际环境，或者是国际环境中跟中国有关的部分，都要理解“去全球化”和“民粹”。

从2009年开始，为了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各个国家都印了大量的钱，提供了非常充裕的流动性，尤其是发达国家。

钱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当这种生产要素的可及性大量增加，用钱赚钱的人比用体力和劳动赚钱的人要赚得更快、更多，如此就会导致贫富分化。这种事情在过去100多年中也发生过，只是2009年这次的总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大。

那么它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

贫富分化增加导致的结果是相对差距增加，通过体力和劳动赚钱的人即使绝对收入没有下降，但相对收入一定是下降的。只有用钱赚钱的人才会比较富裕，因为他的金融资产是被反复循环购买的。在贫富差距增大的情况下，体力劳动工作者会对现实不满，而对现实不满就要做出政治表达，因为做政治表达是最容易把世界变得跟以前不一样的方法。

也正是因为这种方式，所以在过去5年当中，发生了很多特殊的政治现象，比如特朗普被选上美国总统，英国脱欧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在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因为相对贫富差距的增加，导致底层，或者说劳动群众对现实不满而做出政治表达的方法。我参与投票告诉你，我希望以后变得和今天不一样，和过去不一样。

这些和我们今天讨论的疫情有什么关系？

我们看到全球的发达国家为了解决疫情问题，都开始释放充裕的流动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疫情和经济放在一起，往后看3-5年，大概率会再一次出现由经济现象产生的政治表达，这个政治表达和上次是一样的，而政治表达的结果，最好的情况是短期内大家都能控制，如此就不用转嫁各种各样的国内矛盾，但这次非常麻烦，面临失业问题，面临公司解散问题，这对劳动人民的影响最大。

如果疫情时间稍微长一点，大家转移矛盾的方式和方法可能就各不相同了，再拖下去，大家可能会把矛盾转移到国际上。

中国产业链是如何形成的？

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采取了著名的“4万亿计划”的措施，在看“4万亿计划”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产业链的发展。

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最早主要跟农业有关系，因为中国先推的是包产到户，解决农村劳动力，那时中国有10多亿人，全国接近一半的就业人口当中7 0%多都是在农业这个行业工作。包产到户解决的问题是，要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

那么是怎么解放的？包产到户，让农民有了自己的农田，于是都拼命地劳动，生产效率也因此提高，人口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就被陆续解放出来。正如图中最下面的那条线。

这些箭头代表了中国过去大概40年当中，按顺序依次发生且仍然同时存在的产业链环节。

农村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后去做什么了？去做乡镇企业。“乡镇企业”这个词最早叫作“田间地头的手工业作坊”，简单来说就是制造业和工业稍微放开了一点，直到1984年之后，乡镇企业在政策上才得到允许和鼓励，当时还出现了“流通业”，也就是所谓的万元户。

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被就地改造成初期的产业工人，1995年，乡镇企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占当年GDP的25%，也就是说，当时中国GDP的四分之一都由乡镇企业贡献。

但是，在90年代末，我们就很少再听见“乡镇企业”这个词了，这是因为乡镇企业达到高峰期之后，我们就开始规模化、工业化、标准化，原来的乡镇企业变成了民营制造业企业。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发展过程，但我们在讨论产业转移时，有几段历程是很难被抄袭和拷贝的。

我们大概有8亿劳动力，其中有30%在工业中，而且这30%并没有包括农民工，如果加上农民工的话，我们大概有40%，也就是大概3亿多劳动力在工业和制造业的环节上。这3亿多工业劳动力是怎么来的呢？是先从农村解放出来，经过技能培训，然后从小工厂转到大工厂，接着变成了规模化生产的产业工人，最后进入到不同的行业。这也是中国劳动力的过程。

中国劳动力的过程全世界几乎没有国家能够再抄一遍，因为第一得有足够多的闲余劳动力被解放出来。第二，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得经过初级培训变成产业工人，最难的是得有这么大的规模。

如果想转移中国的产业链，所涉及的产业规模大概需要把南美、东南亚的大概四五个国家全部加起来，此外，这里还涉及到教育水平、人口分布、收入结构、年龄结构问题等等。

所以说，我们的劳动力优势很难被copy。

有人可能会问，我们的产业现在走到哪一步了呢？现在我们的产业链大概走到了“高附加产品工业品”与“高附加值服务“共存的阶段，也就是链条中的最后两个环节都存在的阶段。

那么之前的环节我们都长成了什么水平？

在过去的40年中，我们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发展为全球的第一名，全球最大。

以基础建材为例，水泥和钢材，我们是全球最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从1996年，中国成为全世界粗钢产量的第一大国，如今我们依旧保持全球第一。1996年我们的产量刚过1亿吨，现在我们的年产量大概有9亿吨。

其他国家呢？第二名原来一直是日本，现在是印度，印度有1亿吨，日本大概有9000万吨，美国有8000万吨……就算把后边的2-10名加起来，与中国的9亿吨还有很大的差距。

工业品、中间品和化工更是如此。工业品大概有多大？联合国曾规定过40多个所谓工业品的相关产业链，全世界只有中国在这40多个品类中是全齐，而且在400多个子类当中，我们有一半以上都是世界第一。

我们的化工有多大呢？2019年，中国化工产量产能总量大概占全世界的40%，预计在5-7年内，将会达到50%。

消费品就更大了，哪怕是比较难做的，比如说消费电子行业，手机的装配大概占世界装配产能总量的75%。

此外，消费电子行业中难做的带有芯片的电子消费产品，我们也是世界第一。2015年，芯片进口成为中国花费外汇第一大行业，全世界带有芯片的电子消费产品，有接近90%是中国一个国家做的。当然不幸的是，我们生产的带有芯片的电子消费产品当中，芯片有90%是进口的，这也是导致在过去这么长时间，芯片一直是我们花费外汇占比最高、绝对总额第一的行业的原因。

继续回到“4万亿计划”。2008年，政府推出“4万亿计划”来刺激经济，那么这4万亿主要花在什么地方了？

这4万亿的基建主要花在了图中第二个链条上。

高铁。十年我们修了3.5万公里高铁，大概花了4-5万亿人民币。现在我们国家的高铁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一，大概是全世界高铁总量的一倍还多，也就是说，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高铁建设量加起来也不到我们的一半。

高速公路。我们现在大概有17万公里的可通行里程的高速公路，当然，它的修建比较便宜，一公里不到1亿人民币。

地铁。地铁也很贵，一公里大概是4-5个亿。我们大概修了6000公里的地铁，花费2万多亿人民币。

机场和航空。中国是增量世界第一，存量世界第二，大概再过3-5年，会变成世界存量第一，增量第一。

这些是2009年到今天，这10年做的事情，把这两个链条加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与最外边的“新基建”链条有着紧密联系。

过去的40年，除了在高附加值工业品和高附加值服务这两块外，中国在几乎所有的工业消费品上都做到了世界第一，规模最大，并且完整性最强。不管是消费品、工业品，还是其他相关的化工产品，我们都已经是世界第一。

虽然第二条链条饱受争议，但它却带来了惊人的结果。比如物流。中国的物流大概状况是什么样？我们一年的物流，包含仓配在内，总规模大概是14.6万亿，去年（2019年）中国GDP是99.1万亿，如果按100万亿算，物流相关行业占中国GDP的14.7%。

可能会有人问，物流行业占一个国家的GDP比例高好，还是比例低好？

这个没有绝对的答案。比如说美国的物流行业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大概是8%。大概在7年以前，中国的物流行业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大概是17.8%。

很明显，我们的比例下降了，但中国不会低到像美国那样，因为我们运送的东西多，而且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要进行传递，比如说，首先我们要把钢运到哪里去，把煤运到哪里去，把水泥运到哪里去，其次再把它加工，加工完之后，变成化工品、中间品、工业品，接着我们要再加工，把它变成电子产品、变成消费品，最后我们要再把它运到港口，运出去做外贸，或者分散到各个地方做内贸。

中国的物流行业占比高，是因为它介入的环节多，且运送的总量大，为什么运送的总量大？因为我们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是全世界最大的，所以运送的总量自然也大。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比例下降了？这是因为物流成本占整个生产过程的比例下降，意味着我们提质增效，总量增加，占比降低。此外，当运的东西越来越值钱，物流成本占比也会下降。我们与美国相比是怎样的？以吨公里为例，就是把一吨东西运一公里的成本，中国是8美分，美国是2毛1美分。

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4万亿，觉得没有争议。这是因为你认为它对中国今天能持续拥有底下那条长产业链非常重要，它搭建了一个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网络，使得这些产业链相互之间的连接，能既保持规模，又成本低价。

由此可见，这两条线加起来产生的效果，是除了中国外，世界上其他国家几乎都做不到的事。链条上这么多环节我们都做到世界第一，链条之间高效连接。此外，还有一条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网络，就像一层保护膜将它们充分连接。

高效低价的物流网络

今天有很多经济学家在谈论“新基建”，也就是图中最外边的那一个圈中的内容，总量上能不能拉动中国的经济。

我不是经济学家，这个问题我无法从经济学角度回答，但是我可以从投资的角度分析。

两条最大最全的链条形成了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网络，在此基础上，将最外圈的东西与之相连接，使得链条和网络的使用以及调度在整体上变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这个事情怎么实现的呢？方法很简单，随便从里边挑跟数据有关的事情，如果能够使得这里边的每一根链条上的环节都代表着每一个厂，每一个生产方式，每一个是机器设备等等，且每一个我们都知道它具体什么状态，我们就知道了全中国发生的两个链条上，所有的事情和状态。

产生的结果是：不盲目生产。可能原来我们只管自己这一环的操作和运输，首先进口一定量的石油和煤，其次用车把它运到各个需要的地方去，然后再把它加工出来，接着再考虑把它运给谁，最后再考虑把它卖给谁。

但现在，如果我们在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节点上知道它的供需和状况，知道今年或现在我们需要进口多少油，能产出多少油，应该把这些原料或能源分别运给哪些地方，哪些地方多一点，哪些少一点，并利用高效网络提供给就近的需求来生产，这在成本效率上是最高的。

把这一圈东西搞明白了，你就会知道中国40年搭的网络，之所以能在全局上有一个完整的效率调度，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链条相互之间到底应该谁生产什么，怎么连接，运到哪里去，下一次生产出来之后可以卖给谁。

最外边圈的总量是高技术密集型的，虽然需要的投资总量不一定很大，但是有了外边那个圈，它产生的结果会使得里边环节变得比以前高效很多。

那么这些其他国家能做吗？当然，这件事情其他国家也能做，但是用处不一定像中国这样大，因为你需要调度所有的环节、运输足够多次数、做足够大量的供需匹配，如此，最外边那张网络的用处才会变成最大。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与新基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我们举例来说。

在输变电技术上我们有1000千伏的特高压输电站，它有以下几个优势：

第一个是损耗小，用特高压直流来输送时，电的损耗少；第二个是传输距离长；第三个是占地少，占地少的概念就是需要的塔少，所以占地相对少。

我们日常生活和外面那张网有什么关系？有这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把能发电的能源集中到某一个地方，然后把电运上网，送到各个需要能源的地方把它落地，然后变成你的能源。

第二种情况以车为例，中国从2017年开始成为石油进口第一大国，每年进口5亿吨原油，大概花费2000亿美金以上，原油炼成车用汽油，供给中国2.6亿辆左右的汽车。

该怎么分配能源呢？第一个，最节约效率的方法，我们先把所有的进口原油尽量都运到一个港口，在那个港口建一个巨大无比的石油炼化厂，把5亿吨石油变成1亿多吨的汽油。其次从炼化厂派非常多的运油车，把它运到全中国各地的加油站，然后再开车到加油站去加油，最后再到处跑。这是一种能源循环方法。

另外一种，假定我们还拿石油来发电，运了很多石油之后，我们在港口就地建一个火电厂，把石油变成电，然后把电变成特高压或者智能电网，智能电网的概念跟我们刚才那一圈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把火电厂发的电通过特高压，根据电网的分配，把它输送到你家里的车用充电桩上。

通过这两个能源循环，我们知道电网的智能化和输电低损耗高能量的传输过程，对能源流转会起到很大的提高效率的作用。

最外面那一圈网，不管今天的争议是在于体量够不够大，绝对规模够不够大，还是能否刺激经济，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的作用是为了解决里边那两个已经存在的链条，能够最高效的被使用、最小程度的被浪费，完成最高效的全局调度。

简单来讲，如果发生疫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全中国哪里能生产口罩，哪里有炼化厂可以生产口罩原料，以及这些口罩不同地区分布的产能大小，如何运到武汉去，调度的结果会和1、2月份的时候不一样。当然这些的实现，是要有了外面那一圈。

所以，结论是往后看10年，外面那一圈会使得我们里边那两圈效率非常高。当然从物流网络来看，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如果再加上一个最好的调度网络，这个效率没有国家能有机会在短时间内超过，因为我们运的东西又多又全，而且成本低效率高，还能整体调动如此大量的供需关系和物流过程，使得它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高附加值产业

如今，中国走到最后两格的公司屈指可数，比如华为，今天的华为被推到风口浪尖，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乃至过去几周的时间里。

五六年以前，没有人会想到华为会成为一家世界级的电子消费品牌产品生产企业，或者说是跟三星一样，仅次于苹果，正在追赶苹果的企业。

2014年、2015年，华为手机显然不被认为是高档有品位的礼物，但今天别人送你一部华为P40手机，你会觉得这个人有情怀，有品。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华为现在是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和消费产品。

苹果赚了产业链上绝大多数的利润，叫高附加值产品，华为现在也正如此。

那么什么叫高附加值服务？微软和谷歌大家都知道，典型的全球大公司，它们在全球卖的所有东西里没有所谓的物体产品，它卖的都是技术服务和知识产权。换句话来讲，高附加值的服务，就包括了金融、医疗，也包括了其他相关的计算机软件服务、知识产权等。

图中华为跨了两个格，这是因为它里边有非常多的技术。华为大部分的技术自主化是通过海思芯片公司实现的，这是华为自有的芯片公司。2019年海思在世界芯片公司排名上位居第7名，这是中国大陆历史上第一次进全球排名前10的芯片公司，过去连进前20名的都没有。

当然高附加值产品这一块也包括一些与金融和药物研发等等相关的，与华为各占一半。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当中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像华为这样的企业碰见的问题，意义非同寻常。以美国针对和打击华为为例，这是因为对于美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来讲，不容易或者暂时不能接受中国在产业链结构上，拥有和诞生出像苹果或者像微软和谷歌一样的国际企业。这种问题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我们再举一个抖音的例子。抖音在国外叫tiktok，正在竭尽全力做国际化，我们可以大概预测一下，如果发达国家或者美国暂时不能接受，有像苹果一样代表着行业最高技术水平，且是国际性第一流的公司诞生在中国的话， tiktok在美国或者国际上大概也会碰见类似于华为的问题，虽然现在还没有，但我猜它将来可能会遇到。

图中右上角是美国的典型国际化公司，其中很多在产业链结构上只占最后两个环节，而中国是将前边所有的环节都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才开始走到最后两个环节。

回过头来讲，如果你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新基建的话，可能外边画的那一圈所有的技术，即能制造外面那一大圈链条的能力，几乎大部分都在最后两个环节。所以，我们做了最外面那一圈之后的结果，是里边那两个链条就会变得几乎是全世界最高效，且能更稳定的长期存在。

谁能做最外面那一圈链条，谁就能在其中起到更多的作用。简单来讲，最后那两个环节和能力强的企业，会在最外面那一圈形成时起到更大的作用。

最后那两个环节的企业，除了前面那些环节之外，整个链条的附加值都做到了极限。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因为有华为、小米、VIVO、OPPO这样的公司存在，所以我们能够让手机的装配制造产业链在中国较长期、较大规模的存在。虽然我们也会转移一部分出去，但如果没有华为和小米和VIVO、OPPO这样的企业，只有苹果和三星，那么很多跟手机装配有关的产业链，就被转移走了。

道理上来讲，因为有产业链结构最高端链条的存在，所以才导致这个产业链的稳定性提高。

所以说，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投以前没有投过的技术行业，不管是芯片还是生物医疗，我们要做的原因很简单，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中国这个链条都已经足够大了。

但是中国有个挑战，就是制造业附加值增加率。我们把东西，比如说某种原材料或者某种能源材料运进来之后，把它加工完了之后再卖出去，这个叫增加值。

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球的30%，我们一个国家，相当于日本、德国、美国的累加。但是强不强呢？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制造业强国，它的制造业增加值的增加率是33%、35%这个水平，我们是21%、22%这个水平。所以我们还需要努力。

如果我们接着想把这个链条做强，只能靠有高附加值工业品和消费品的企业，比如华为。

我再举一个汽车的例子，因为手机和汽车是要求产业链的配套多样性最复杂的产业。

比亚迪是从1995年开始下海做电池，2002年成为诺基亚在中国地区第一个锂电池合格的配套厂商。2003年它开始造车，取得了不小的成绩，2016年-2018年这三年它一直都是全球电动车产量的第一名，但在2019年被特斯拉超过。

丰田在汽油发动机、氢能源和锂电池这3个技术方向上都是全球最好的或最好的之一。去年中国的畅销车型当中，不管是广汽还是上汽的两款丰田，都榜上有名。

但就是这个在所有方面都很牛的丰田，在去年“允许外资车企在中国投资汽车企业占比超过50%”这条规定情况下，于今年4月初与比亚迪在深圳成立了一个合资厂，研发新能源车下一代。

而且这个汽车厂有如下几件事，听起来匪夷所思。

第一件事是，丰田完全有能力控股或独资成立汽车企业，但它这次却和比亚迪1:1合资。

第二件事是，将来研发的电动车企业将会用丰田的品牌来卖车。

第三个问题更不可思议，合资企业1:1的以丰田品牌卖的车是比亚迪的底盘加比亚迪的三电技术。

也就是说一个全球最好之一，掌握最先进技术和销售水平的车企，在中国做合资企业没有限制的情况下，仍然只做1:1，并且愿意用自己的牌子来卖车，卖的车还是中国企业做主要技术提供的车。

这是中国在产业链环节上走到最后两个环节的代表。

底下还有一条更长的线，譬如阿里巴巴。阿里巴巴20年的发展，大概从最早的做工业中间品的流通，做消费品的销售、流通和国际化，做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平头哥（做芯片的），到最后的服务贸易，此外还有云计算。

讲一个你可能没印象的数，中国去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41.4万亿人民币，美国大概是43万亿人民币，比我们多1.7万亿人民币，就是2019年我们与美国差了4%左右。

今年由于疫情，我们一季度受到影响，二季度看起来会保持略微增长，三四季度可能会持续增长，然后今年内需压力也比较大，刺激政策也比较多。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货币贬值了2.3%。去年中国的问题也是货币贬值了3%。

也就是说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的消费品市场，我们比第一大的差距是4%，本来去年差距应该更小，但是去年我们货币贬了一点，所以说我们差了4%。今年的问题是疫情对两个国家的影响还不能确定，当然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已经可见了，但对美国的消费产生多大影响我们还不知道，因为美国的消费对GDP的贡献大概占60%多。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假定疫情对美国的影响稍大一点，可能中国今年的社会品消费零售总额就会变成全球第一大。

我们继续来说华为，先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过程。

华为大概是从2002年、2003年开始生产电话的，一直在做电信设备，不愿意做电话，生产电话的时候也是从固话小灵通的最后一波和固话开始的。而且刚开始生产的电话水平不好，固定电话主要都是送出去的，还经常碰见点技术问题，一打雷电话就会出问题。2006年、2007年一直在生产手机，这是它的道路，只不过道路过程当中有一些改变。

1999年左右，工信部当时下发了牌照，允许各种各样的厂发牌生产手机，就是生产手机的资质相对放开了。

为什么发放了这个牌照？是因为发了牌照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可以把装配产能挪到中国。2002年、2003年出来了第一波手机品牌，也就是俗称的“手机中的战斗机“们，如果你还有印象，应该还记得波导、金立等那一大批贴牌机。

但是，现在到2006、2007年，这些战斗机们你已经不太看得到了，这是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贴牌进来的，我们把整个产业链挪进来了，快速的产生了第一批的贴牌品牌，然后贴牌品牌没有hold住这个市场。接下来把我们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诞生了第二个中国在手机产业链上的特殊情况，叫山寨机。我们给全世界造相对便宜、高性价比的手机。

这两波手机热潮过后，我们的装配生产制造能力，在链条上已经比较完整了。就在这时诞生出了一些今天在A股非常著名的公司，比如说歌尔声学、瑞声科技、舜宇光学、欧菲光、立讯精密等等。

这些现在A股市场上1000亿、2000亿甚至3000多亿市值的公司，在当时是这么产生的：手机产业链挪进来之后，他们从相对简单的装配和零部件生产开始，然后变成了今天这样。

这些厂家，在生产供应链的链条上一步一步往上爬，变成了能生产精密零部件的代工企业或生产企业。然后中国的手机走到了升级阶段，就是从普通的诺基亚手机换成了智能手机，而在换成智能手机的同时，中国终于开始快速扩张消费市场。

从2012年的一季度开始，中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销售市场。

当我们变成了最大的市场，且有足够多的精密零部件生产环节之后，这两者之间做了连接，并且产生了第一个公司——小米。

为什么会有这个连接的机会？因为我们是最大的市场，大家都要照顾这个最大的市场。所以这个市场的消费者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变化，你就会按照这个需求来生产产品。

如果凑巧你要调动的产业链资源在生产精密零部件企业的周围，那你的进化过程会非常快。经过多次进化，就可能走到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程度。

中国产业链的特殊时间与特殊机会

把新基建这个事讲完之后，大家难免有这样几个问题，譬如，只有中国能做这个事吗？或者说就今天而言，中美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科技上的问题，或者说美国在想尽办法让制造业回流，中国会不会经历跟美国一样的过程？如果不会，为什么？我们有没有机会？或在做新基建的时候，我想做最外面那一圈企业，有没有能力做得成？

中国赶上非常特殊的阶段和结构，就是说我们在讲产业链的生产结构又全又大又完整的时候，赶上了产业链要升级，而产业链升级需要依靠的是技术。那么技术需要依靠什么？需要依靠人才；人才需要依靠什么？需要有足够多的人才总量。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工程师红利”。

 

以化工为例，中国的化工产业，虽然占全球产能总量的40%，但我们的精细化工还不够好，精细化工怎么才能好？必须得有学化学和化工的人来把它精细。

这件事靠谁呢？靠化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国现在平均每年大概有37万化学和化工的毕业生，在美国化学化工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每年大概有13.1万人。当然，这些毕业的都是高等教育以上，就是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生。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开始每年扩招毕业生，尤其从2003年之后化工专业毕业的学生越来越多，现在每年有接近40万名化工专业的毕业生，他们的平均劳动成本暂时是美国的1/3多一点。

换句话说，我们有既便宜又多的工程师，加上产业工人以及已经是最大的产业链结构，我们想不从化工大国变成精细化工大国都难。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2019年高校毕业生的选聘单位当中，在排中国前12名的学校里边，华为排名第一。其实从90年代的中后期开始，华为就开始持续做校招。

什么叫持续做高校校招？中国从2003年之后就开始大量生产工程师。我们广义上的工程师，多么大量呢？扩招是1999年开始，2002年的毕业生是67万人，2003年扩招毕业生大概是120多万人。2019年我们认为人口结构都已经发生改变了，年轻人都已经变少了，但2019年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仍旧非常多，有多少呢？是1000万。

1000万是什么概念？201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是全球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的1/4。在这个基础上，以华为为例，意思是说它做了20年的工程师红利，才有今天这些技术。

再举一个例子，药明康德，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叫药明生物，它做的是药物研发过程当中的CRO，即合同研究外包。简单来讲，就是大的药企在研发药物时，自己雇人做实验，从头到尾觉得太麻烦，效率太低且成本高。所以，它就找很多外包公司，比如我想要从A合成到B，来找足够多的人帮我合成，按人头付钱，或者按合同金额付钱。

药明康德靠什么赚钱呢？靠的就是想办法做比甲方更高效的实验，且雇到的工程师比甲方雇到的工程师便宜。

2001年药明康德开始做时，中国在全球范围之内的医药研发，就是刚才讲的研究合同外包这个领域占比连个位数都占不到。但在化学方面的药明康德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中国所有研究合成外包的人数总量加起来，大概已经超过了全球总量的一半多。

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如此之大，甚至有两个1000亿市值的公司？

这是因为在全球范围之内，在过去的20年，你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国家，有如此多的化学、生物、生化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而且还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就把他们雇过来。

这件事情也是药明康德或叫药明生物在过去18年的成长，能变成两个千亿市值的公司，并且在化学方面全球最大的原因。但如此结合起来其实是一个特殊性，而且这个特殊性，也不容易复制。

比如说美国也能做，但想同时有1.2-1.6亿高等教育毕业生总存量是不可能的（这个数还是刨掉每年退休的人之后的数量），因为美国只有3亿多人，其中50%是劳动力，也就是说大概有1.6亿的劳动力。而我们仅高等教育毕业生就1.6亿左右，此外我们还有约4亿的产业工人。

所以说这个特殊性其他国家一时半会儿是复制不了的。

其实还有一个特殊性，大家讨论国际政策时，说美国的产业空心化来自于三四十年前做的产业战略规划，这件事当时有错吗？不一定有错，因为在当时的产业规划过程中，把低劳动力、低附加值的劳动力都转移出去，不一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今天的技术应用核心大部分发生在了产业中。换句话来讲，我们投资行业在5年以前，认为最热、最时髦、最难做的技术是自动驾驶。

很多厉害的人都去做了自动驾驶。5年过后，所有人都知道了，在自动驾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所有做自动驾驶算法和数据的公司必须跟造车的公司合作，你得先把这些东西放在车上，且有足够大的市场，有人愿意买这个车来开，然后才能开始去循环使用和调教这些算法，使得你靠近自动驾驶这条路线。

如此来看，你会发现，全世界认为最牛的技术，最后的结果是必须要跟造车的企业结合才有用。

那30年前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因为30年前、40年前代表生产力最高效率，也就是今天代表美国市值前10名当中的大部分企业是什么？是信息技术企业，是微软、谷歌、亚马逊、Facebook这些，做的是纯信息效率和软件层次的技术和提高。

言下之意，它们不是自动驾驶，而是做提高信息效率和信息传递、处理技术，单独构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公司。这与你看到大部分的技术需要跟产业结构结合，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是最大的差别。

所以机器人也好，自动化也好，甚至是5G当中的一些应用等相关的事情也好，它可能都需要跟产业结合，需要跟实体结合，才开始有效率。这时有实体，且赶上了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就变得极其重要。

所以说，不是因为中国要做这件事，这个结构才有用。是因为凑巧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上，凑巧这些新的技术应用，含芯片在内，这些新的技术应用都是为了解决具体产业的整个效率提升，或者跟产业结合之后的效率提升，而不是纯粹的信息效率本身。

如果你现在要做自动驾驶这个技术应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有愿意跟你合作的造车的人在你边上，此外最好还有足够多愿意买车的人在你边上，这样你才能把自动驾驶迭代更快。

这是非常特殊的，是正好碰到这个时间节点才发生的。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是这样，只是在今天来看是这样。

我们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只讲新能源汽车，从2014年开始中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事实上，我们的汽车从2009年开始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汽车市场，只不过从2009年到2014年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换了个跑道，我们从燃油发动机换到了电池。电池的核心技术是正极、负极、隔膜和电解液。

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多件事都变成了全球第一，除此之外，我们电池还变成了全球第一。但是由于受疫情影响，在一季度的时，宁德时代第一次从第一的位置降到第二的位置，LGChem变成了第一。

在过去的三年里，宁德时代都是第一名，比亚迪是第三或第四名。电池、电机和电控这三个东西加起来，占了汽车成本的70-75%。

你也可以看到这三项，是在过去的5年，为什么是5年呢？是因为有非常多的文章给了误导，前一段时间有非常多人在传一篇文章，说信息与工业化部的苗圩部长，说全世界的制造业分成4个等级，中国尚处在第3等级，意思就是我们还不强。

这些话是他在2015年11月份的政协会议接受采访期间说的，他说这句话时是没错的。但是2015年到2020年这5年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2018年到2019年，在贸易战的大背景情况下，全球认为市值第一的消费电子产业、最高端的电子产业，核心供应商将会发生改变。

特殊的区域性经济结构

东盟国家现在是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超过了欧盟和美国。对此，很多人问，中国会不会有产业链的迁移？中国相对劳动密集程度最高，附加值不高的一些装配产业，确实会迁移，迁移到哪里去？迁移到东南亚。对于东南亚很多国家来说，虽然它具有产业链，且具有劳动力成本价值优势，但是需要从中国买中间品来加工，同时会把终端产品卖回给中国。

为什么要卖回给中国？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变成全球单一最大规模消费市场。为什么要从中国买？因为在之前说的那个链条上我们每一个环节上都是最大的，所以要买那些半成品。

简单来讲，东南亚国家把半成品买回去加工成成品再卖回来中国。因为它是相对低工业附加值的生产过程，所以导致的结果是它两端成本都敏感，就是你运东西进来的原材料，或者是中间品成本要敏感，然后你卖出去的成本也要敏感，因为你是低附加值。

所以，从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它都是从中国买去加工再卖回给中国最划算。因为离得近，有消费足够大且能承受。除此之外，物流成本占比低，这也是东盟变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原因。

今年3月和去年10月、11月，东盟国家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超过了欧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伴随着中国产业链部分转移以及贸易结构的改变，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为，我发现中国在今年的疫情期间外贸受伤，或者叫受损严重的情况下，有一个外贸是出现了同比增长，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不等，这个出现增长的就是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是运到中欧的14个国家，刚开始是通过2个方向来运往东欧的一些国家，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

2011年中欧班列通车，国家在陆续增加的过程当中，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做了接近9年的，这几件事情的结果有什么作用？

我们把中欧班列先放一边，因为那是“一带一路”。如果我们统计“一带一路”的话，“一带一路”就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如果你查东盟的数据，你会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我们跟东盟这个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是进口和出口同时大。

这件事为什么重要？是因为大概在9年前，我们在修这些基础设施时，中国的高铁通到了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有竞争优势。因为来往需要两次，要从中国运东西过去，然后再把生产出的终端成品运回中国，如果直接通高铁，就意味着你在两次成本上有优势。

因为如果大家都要从中国运过去来加工，然后还都要运回到中国，你有直达线路就会有巨大的优势。比如说，我们在过去十年的高铁修建过程当中，中国出现了一个叫特殊的区域性经济结构，这个区域性经济结构在今天变成了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一个叫长三角，一个叫珠三角或者大湾区。

在疫情期间，有个“散装江苏”的说法，这是因为我把这些小的地区通过一条高效运输网络连起来之后，这个产业链就连起来了，不需要把东西都放在一个地方，只需把产业链在沿线分布，它们就能变成完整且具有竞争力的区域性经济结构。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大湾区和长三角的经济结构的原因。

如果把中国理解为世界，或者把整个中国理解为一大片的东南亚或者“一带一路”这一大片区域，你就理解5条铁路加一个港口的作用。

比如说长三角经济区，最大的好处是上海是作为人才和高科技的科研中心，最高附加值的部分在上海，相应的生产制造配套加工在长三角边上按照城市的发达程度逐渐散开，现在又把安徽也放进去，大概就是这么构建的。

理解这个结构后，你会发现整个中国周围发生的情况一样如此。

全球资产配置格局的改变

此次疫情对资本市场带来巨大影响，全球的资产配置格局都发生了改变。

 

我们知道，除了中国以外，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已经都是零利率和负利率了。零利率和负利率的概念，就意味着你不要持有现金，因为你持有现金，第一不能保值，第二不能升值，很有可能还贬值。

为什么会贬值？是因为假定有通胀你就贬值，因为你是零利率，假定是负利率你更倒霉，你存钱你就等于亏钱。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负利率和零利率的情况下，大家应该极少的持有现金才对，鼓励去投资和买资产。

但在过去的一季度，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在全球范围之内，所有的资产在3月中下旬的全都快速贬值，大家全都在卖资产，不管这个资产是比特币，是黄金，是国债，是股权，是资本市场，还是股票，所有的东西都在贬值，原因就是大家出于恐慌情绪全要拿现金。

所以，非常特殊的是美国的储蓄率和居民储蓄总额，在今年的一季度还增加了1万亿美金，在它本来储蓄率就不高的情况下，就是11%的储蓄率增加了1万亿美金。中国在今年前三个月，居民端的储蓄存款意外增加了8.07万亿人民币，我们的总额大概是接近100万亿人民币，意外地增加了10%左右。

这是全球范围之内，非常特殊的事情。所有的资产价格都下跌，因为大家全在卖资产回现金，但同期拿现金在手里是完全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是零利率和负利率，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经济学上的特殊现象，叫做在最不应该持有现金的状况里，所有人都大量持有了现金。

既然这个现象已经发生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是因为你不会长期在一个零利率环境持有大量现金，这违背经济规律和个人意愿。所以你会重配资产，什么叫重配资产？在你不再为疫情恐慌之后，你会重新把钱从现金拿出来，去购买资产和进行投资。

这个经济的现象极其少见，因为它不符合正常规律。换句话讲，经济在储蓄是负利率和零利率的情况下，大家都抛掉资产，不管是从资本市场看，还是从各种资产类别来看，或者是从央行的数据来看。大家都抛掉了资产，持有现金，在最不应该持现金的时候都大量持有现金，同时大多数国家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即发了大量的钱，那就意味着钱会变得更多，然后现金的持有比例就会空前的高。

所以，一旦恐慌情绪之后，会有一次大规模的现金重新购买资产的现象。那问题来了，这一次重新再买资产，会跟之前的资产结构一样吗？可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按4月份央行银保监会做了一个统计数据，虽然饱受争议，但我们认为它挺客观，它是统计了3万户城市居民。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居民户均持有资产371万，其中有1.49套房，户均不是人均，所以别认为你没到1.49套房就没到平均水平，是户均，就是一家人全算一块。

接下来先假定个极限情况，在疫情期间2-3月份，你因为害怕出问题，为了安全，想要回到现金，所以你把你们家所有的股票全卖了，所有的房子也全卖了，你把所有的这371万的平均资产全部都回了现金。那么中国现在疫情已经控制住了，正在恢复正常。今年6月份开始，你会重新再买回1.5套房吗？不一定会。原因是你觉得房子不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升值那么快了，你可能就会去找升得快的，但是又怕再出现什么问题，搞一回钱就没了。

所以，你在重配资产的时候，会按照先安全性，再增长性重配一遍。你不一定会买回1.5套房，可能会考虑买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多买点黄金，多买点比特币，多买点A股，多买点港股等等。

你要知道，全球有无数的钱，尤其现在有很高比例在现金上，全球大概在经过了这次疫情之后都会再做一遍思考。

所以说这是极其罕见的事件，就是在不该持有现金的时候，全球很多钱都变成了现金。然后因为零利率和负利率，大家会重配资产，不会长期持有现金，就出现了和回现金之前的资产配比不一样的结果。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两本书。                 

我为什么推荐这两本书呢？因为这两本很难看进去，如果不是疫情，我也不会花那么大的精力去读。而且这两本书凑巧在疫情当前和国际环境变化来看，使你愿意花点心思去看。

它们分别是1990年代的一本书和10年前的一本书，其结论非常特别。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讲大概上百年或者几百年的文明发展历程，在1990年整个世界发生巨变后，进行了一次推导，5年、10年、20年、50年、100年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这本书是从1万年前开始，即从采集变耕种行为开始，给你把地理、生物进化、人文、气候、环境、军事技术进步等所有问题都解释了一遍，大概历史是怎么进化的。

这两本书从1750年这个节点开始，讲述西方世界处在不断上升和强势的过程当中，大概直到一战走进二战前，达到了西方文明的顶点。然后再过150年左右的时间，西方文明会被被东方文明再一次超过。这两本书从完全不同的宏观视角得到了个相同结论。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受争议是因为90年代中期凑巧苏联解体，导致美国特别强大时出版了这本书。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你能看到书中预测到的很多事情和现象都出现了，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去品鉴。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Rw8Vf1EK_XT7t8sEQwLDPg

 

作者：艾菲

来源：艾菲的理想（ID：xiaoyaolsh）

股市大起大落，有人愁肠百转，哀叹怎么才入局就被套牢了。有的人偷偷欢喜，这不正是入局的大好时机吗？

表面看起来，大家做的是投资，每天忙着盯盘，买进卖出。

但从本质来说，大多数人都不过是在赌博而已。

为何这样说？

因为只有依据冷静的理性思考所作出的判断，基于足够的知识所作出的判断，才称得上是投资。而那些因为人性冲动而作出的投资决策，那些因为想要大赚一笔的欲望驱动所作出的缺乏客观依据的投资决策，都只能是赌博。

真正的投资是一件极其枯燥的事，是一件需要抱持长期主义的心态才能有所得的事；是一件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尝试、不断思考、不断总结的事；是一件需要在了解了人性的基础上，不断克制自我本能的事。

而那种一夜暴富、一本万利的所谓投资，它的本质不过是一种赌徒的投机思维。

而这种赌徒的投机思维其实正是绝大多数投资者的真实写照。

而最终，每个人的结局都是在为自己的判断和习惯买单。

什么是人性的冲动？

贪、嗔、痴是人性的一面，对不确定性的厌恶和恐惧也是人性的一面。

当股市大涨时，在看到周围其他人都买股赚钱时，即使丝毫不懂股票的人也会立刻冲进去，然后重仓买入。

这就是人性中的“贪”在起作用。

在股市大跌时，在看到周围人都开始割肉后，本来对自己的股票还充满信心的人也会出现恐慌，然后割肉退出。

这就是人性中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在起作用。

那什么又是直观判断？

我们人类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天性，就是思维方式高度依赖于直觉思维，这就导致了判断和决策会受到很多偏见的影响。

这是人类历经几万年而发展出的简单经验法则。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法则，因为每天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事和超载的信息，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将所有事都做一遍理性慢思考。否则，正常生活中一天所需的各种决策就无法做出。

所以，直观判断能帮我们应付超载信息和计算，并及时处理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

但是，直观判断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它会让我们在做出一些重要选择时依然习惯于直观判断，而不是理性的慢思考，从而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和损失。

现在，几乎是一个人人投资的时代，但是究竟有多少投资者是真的在靠理性判断？

很少。

绝大多数人的所谓投资，不是出于人性冲动，就是出于直观判断。

但他们都忘了，查理芒格曾反复讲过的那句话：“理性思考和决策的能力是成功投资者最重要的素质。”

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就想来说说：到底都有哪些人性冲动和直观判断阻碍了我们真正的投资之路？

1、从众效应

从众效应说的是你在判断和决策时，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

所以，你常会看到某个观点出来之后，一旦得到权威支持，或者多人响应，最后就会出现所有人都跟着转发赞同的局面。

《乌合之众》说，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但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就会表现出情绪容易激动、做决定随大流这些表现。

或者，我们也可称之为「羊群效应」：羊群平时乱哄哄的，但一旦有一只羊窜了出来，一路狂奔，那么其他的羊都会跟着一起跑，哪怕它们根本不知道这样的奔跑到底什么为了什么。

这个就是几乎每个人都无法逃脱的从众效应。

在股市中，从众效应的影响更是严重。

每一次的追涨杀跌，每一轮从杠杆增加到泡沫破裂再到股市崩盘的过山车式的周期循环，背后都有投资者的从众心理在起作用。不仅如此，主流媒体、权威专家在这时候的意见和观点，会进一步在投资者中引发更加强烈和激进的从众效应。

正如查理芒格所说，人类倾向于集体做蠢事，在某些情况下，就像旅鼠一样聚在一起，这可以解释聪明人的很多愚蠢的想法和行为。

从众会让你受到“市场先生”的支配，因为“市场先生”本身就代表了大众。而巴菲特老师格雷厄姆曾说过，“市场先生”本就是个躁郁症患者，时而非常狂躁，时而极度抑郁。

所以，假如你是众人中的一员，你显然无法打败大众，而最终你将变得跟“市场先生”同一节奏，也是时而躁狂，时而抑郁。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从众效应呢？

巴菲特是这样说的：“他人贪婪时你要胆怯，他人胆怯时你要贪婪。”

但是，以我自己这些年的投资经验来说，这话可真是说得容易，做得难。因为当各种可能性同时出现的时候，就是最难下决断的时候，这时需要你违背众人的判断，违逆自己难以遏制的人性冲动，就不仅需要勇气、定力、智慧，同时也需要你手里还有后续的充足资金。

在这里，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故事。

2005到2007年，美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普遍相信没有风险的阶段，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房地产能抵御通货膨胀，并能永久居住。

那时，市场上流行着一个荒诞的说法：风险已经被消除、经济周期不会再出现。至于理由，则是各种各样，比如风险被全球化分散到各个国家了，比如计算机、数学和模型的发展让市场更容易被理解等等。

于是，投资市场一片祥和。

当然，也有人不是这么看的，他就是橡树资本的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思。

他认为，在普遍相信没有风险的时候，其实正是最大的风险，在这种时候，你最好和所有人都背道而驰。

于是，2005年时，橡树资本就选择了果断离场。而直到两三年后的2007、2008年，经济才真的开始崩溃。

你能想象在这两三年里，霍华德做出的与别人都不相同的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让自己的公司在这两三年里少赚了很多钱。你要知道这是多大的压力，你得向客户解释为啥我们这几年都没赚钱，而外面看起来却是遍地黄金。

最后，经济危机如期而至，橡树资本成为了为数不多的获利者。他们以极低价格收购了大量资本，并在随后的经济复苏中，获得了巨额的投资回报。

成功总是在事后说起来轻松，但实际上，霍华德在等待市场验证判断的过程中，不但非常纠结，也异常痛苦。

毕竟，这就是一种非常反人性的操作。当一个市场上的所有人都在说你是傻瓜，看不懂你的自信从何而来的时候，在日复一日的质疑和压力声中坚持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判断，无疑需要极强大的内心和定力。

正是因为从众容易，而反其道很难，所以大多数人最终都选择了从众。

2、锚定效应

锚定效应说的是：你在对一个未知事物做判断的时候，你的头脑常常会找一个已知事物作为参照，以这个参照为基础，再对未知事物做出评估。

股市投资者在判断股票价格的时候，就常常会陷入锚定效应。

他们心中的参照物是什么呢？

显然，就是这只股票以前的价格和走势。然而问题是，一只股票以前一路高涨，以后就一定会继续保持上涨的势头吗？

比如：这只股票之前价格很高，现在跌了10%，于是你以之前价格做参照，认为这只股票非常划算，于是重仓买入。

这就是依据锚定效应所作出的判断。

就像这段时间，我看到有人在说某只著名美股已经跌了很多，比它之前的最高点低一半还多，所以重仓买入，并写文章启发众人。

然而，这个决策真的对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留给各位读者去判断吧。

而我，就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美国著名的投资机构美盛集团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基金经理，名叫比尔·米勒。他旗下管理的基金从1991年起，连续15年战胜了标普500指数。这可是一个相当厉害的投资业绩。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了，大批银行、金融机构在其中遭受重创，很短时间内它们就跌去了50%的股价。

比尔·米勒认为这正是买入的最佳时机，那些下跌只是一时的，是市场过度恐慌所带来的过度下跌。

于是，他边跌边买、大跌大买，买入的全是金融机构的股票，比如贝尔斯登、美林证券、房地美、花旗银行……

当这些股票跌到50%的时候，他依然还在大举买入，他想50%的跌幅应该差不多了。

谁知，这些股票除了在中间停了一下又涨了点外，后来一路向下，再没停过。最后，花旗银行的股价从五十几美元跌到了1美元，也就是跌去了98%。

结果，比尔米勒输得一塌糊涂。

当他以花旗银行这只股票的以往股价做参考时，跌了一半自然很是便宜。

这就是锚定效应。

但是，股票曾经的价格就是这只股票走向的唯一决定因素吗？

显然不是。

所以，如果你仅参考股票曾经的价格作为锚点，而不考虑其他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结果可想而知。尤其，对于不是巴菲特的投资者而言，你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现金可以在一只股票跌去99%后依然继续买入。就算你还有钱继续买入，但是你能这样支撑到经济危机结束后吗？

3、自视过高

很多人跟我说，今年的投资收益率要达到20%。是呀，这也是我想的，之前我也这么制定过，但最后证明我其实根本做不到。

我也有过20%收益率的时候，35%也曾有过，但这是常态吗？

显然不是。

然而，大多数人都因为对自己自视过高，从而做出了过于激进的投资策略，并最终不得不为自己的过度自信，或者说是缺乏依据的自信而买单。

曾经的投资失败，让如今的我变得谦逊谨慎，曾经的过度自信消失了，如今它被我的认真学习、深度思考以及对自己情绪的持续打磨所取代。

除我之外，其实很多投资者也都存在这种过度自信。

2012年，一家大型的基金集团发表了一项调查数据，91%的主动投资者认为：来年他们会跑赢大盘，或至少跟市场回报持平。

但其实，这在数学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你得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你得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斤两，而不是自以为是的认为凭借几次投资成功就能成为巴菲特或芒格。

如果你不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前方的道路不但崎岖，而且很可能是毁灭性的。

4、可得性偏好

什么是可得性偏好？

可得性偏好说的是：假如你比较容易得知一件事，你就会认为，这件事出现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但实际上，你的判断往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在股市的上升周期，为了迎合大众情绪，媒体就会争相报道各种有利于股价继续上涨的利好因素。所以，那时你看到的都是利好因素，于是你很容易就做出判断，股价肯定还会上涨。

但是，会导致股价下跌的因素其实并不少，只不过因为媒体报道得少，没有在你的脑子里形成印象而已。

而当你因为你容易获得的那些信息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你离挫败就不远了。

5、归因谬误

人们很爱归因，同时还很容易归因谬误。

这是说人类天生喜欢在看到一种现象之后找原因，仿佛只有建立了因果关系，内心才会觉得踏实。

但其实，很多时候，你找到的因果关系并不是真的因果关系。

比如：

我在我的书《直击本质》中就写到，在A事件发生后，B事件发生了。

那它们之间究竟是何关系？

• 可能性一：A与B是因果关系，因为A发生，所以B发生。

• 可能性二：A与B的发生都是因为C的发生而导致。

• 可能性三：A先发生，B后发生是一场完完全全的随机现象。

• 可能性四：是B引起了A，而不是A引起了B；只不过我们先看到了A的发生。

就像是，我们总是先看到闪电，再听到打雷，但这二者间并非因果关系一样。

可见，我们非常容易将关联关系，或随机关系，当作因果关系，然后又因这个假的因果关系而做出投资决策。试问，这样的投资决策能不出错吗？

举个例子：

二战期间，德国人用导弹袭击英国伦敦。伦敦的报纸公布了所有受到轰炸的地点之后，人们发现，有些地区反复受到轰炸，而有些地区则毫发无损。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因为这意味着德国人的导弹精度非常的高，指哪儿打哪儿，可以对准一个地方反复轰炸。然后，英国人认为，那些没有被袭击的街区，一定藏着德国人的间谍。于是，他们开始搬家。可是，战争结束后，英国人终于获知了真相。其实德国人的导弹精度非常差，他们只能把导弹投向伦敦，但却无法控制落点。也就是说，伦敦各个地区受到的轰炸完全是随机的，他们所看到的集中某些地区的打击仅仅只是巧合，其中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股市中的投资者，也很容易会陷入这种归因谬误。

某一只或者某几只股票的价格上涨，可能是出于偶然因素，但是，大家偏要深入分析。结果，这种本来偶然的上涨，成了某个理论的坚实论据。于是大家认为，经济发展的前景一片大好，某个突破性的新时代真的到来了。于是，更多的人被这种似是而非的因果关系说服，入市接盘，股价进一步抬高，理论便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吸引了更多的人。

这个过程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

6、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

投资者在投资时大多都会出现这样两种情绪-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

这两种情绪正是“市场先生”不是躁狂就是抑郁的背后原因。

不论是过度乐观，还是过度悲观，都会蒙住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失去理性的判断。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中，一些并未受到实质性影响的投资品也出现了大跌。

橡树资本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斯当时计算了一个结果：假如现在投入，年化收益率可以轻松达到20%以上，而且几乎没有亏损的风险。

于是，他去投资者那里募集资金，虽说他将自己的推算结果告诉了对方，但对方仍然非常怀疑，连问了6个“如果事情变得更糟会怎么样？”

霍华德·马克斯说，最坏的情况，就是美国经济重回到1929年大萧条，而这笔投资依然能够不亏钱。

尽管如此，对方仍然不敢下注。

最后，他没能劝服对方，只好自掏腰包，把钱注入了这个基金，而这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赚钱的一笔交易。

这就是我们都难以摆脱的“过度悲观”，也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真实写照。

过度乐观会让我们忘记风险，而过度悲观则会让我们无视理性的推理。

最后的话

金融市场是一个冷酷且现实的市场，任何一个思维上的盲点以及人性中的弱点都可能会带来彻头彻尾的溃败。

当上面这些直观判断，并掺杂着人性的冲动，都早已成为了我们骨子里难以磨灭的部分时，坚持独立思考、理性判断就成为了一件极为不易的事情。

然而，只有克服思维上的盲点和人性上的弱点，只有抱持长期主义的心态，并不断磨练自己的思考，不断学习，你才有可能做出持续的好的投资。

否则，你就一直是在赌博。

而赌博的结局，我想你们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