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事要记 日拱一卒

 

看似遍地黄金，但只是看上去很美。

作者：袁斯来

来源：36氪Pro（ID：krkrpro）

 

要在新加坡寻找中国创投圈大佬，最好从餐桌开始。

 

即便坐在乌节路餐厅，中国人仍然固执地捍卫着自己的口味——比如对茅台的执念。

 

在每天不重复的酒局，通过酒的种类，大概能看出组局者的分野。新加坡当地人喝威士忌、红酒，中国创业小年轻喝啤酒，小有成就的新富豪饭桌上清一色茅台，有时白瓶中还夹杂更稀少的黄釉瓶茅台。参加的酒局够多后，有人已经能一口分出中国茅台和新加坡茅台的区别——“国内卖的酱香会更浓点。”

 

一位餐厅老板在朋友圈晒出卖茅台的汇款单：200万人民币，还是预付款。他写下感激的话：“关键时刻大佬都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我。”他停掉了清酒、大闸蟹业务，专心分销茅台。

 

▲一场酒局上，茅台成列。黄瓶茅台不是稀罕物品。

 

除了喝酒，大佬们日常也有平淡些的小聚。有人就在街边大排档，看到字节跳动张楠和小米王川凑一起吃海鲜。如果喜欢踢足球，可以加入某个球局，前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最近几周都会出现。

 

一个国内亿级用户APP的老板在工作间隙，会在家里组局吃榴莲。七八个人光脚围坐，客厅里弥漫开甜腻的水果香气。其中有个人总是出现在同一个富豪身后，一问，不是家里人，卖保险的。

 

这是新加坡华人圈的另一种生态：不少富豪身边都会跟个保险经纪人。各种组局上，经纪人必须善于活跃气氛，比如德扑打到兴起，大家要玩真心话大冒险，保险经纪人会毫不犹豫跳上牌桌，跳一段性感的table dance。

 

一些新来者很走运，仍能远程操纵国内业务。而一些前辈企业家们，已经开始习惯遗忘往日的荣光。几个前些年退休的大佬有个微信群，叫做“二把手俱乐部”。其中一个曾经将公司做到行业前二后卖掉。退隐新加坡多年，他似乎很无聊，因为除了在家做饭、带孩子，时常能在各种饭局看到他。另一个人是上市公司前高管，据说喜欢和web3.0圈子打德扑，还“玩儿得很大”。

 

有些更有名的人物过于难以接近，只出现在闲谈碎语中。比如雇佣私人飞机跨洲接送自己的某顶级未上市公司创始人，据说在新加坡调养。有人听说Top大厂的创始人在新加坡避了一段时间风头。在AI圈子里则疯传，行业头部公司的高管们组团待在新加坡。

 

“新加坡就像在开大展会。类似于国内一个酒店扩大无数倍，里面全是大佬”，一个老创业者对36氪总结。

 

在这场“大展会”里，人来人往，整个城市沉浸于金钱的潮汐之中。

 

但对想尽快做点成绩的人，酒杯碰撞的声音清脆而空洞，到最后甚至让人厌倦。

 

一个来到新加坡的创业者说，原以为新加坡创业氛围很浓郁，呆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怎么天天都是大佬游艇party，酒局，大家喝酒、抽雪茄，在甲板上友好地聊完一圈，然后呢？“啥都没有，ROI（投资回报率）太低”。

 

▲游艇party常见项目：海上看落日。采访对象供图。

 

呆了几年的过来人，早就对这种落差习以为常。他们多少会带点看戏的心态。一个FA告诉我：“你最好明年1月再来看看，说不定很多人就回去了。”

 

高档中餐厅和豪宅外，隐秘的不安在一场场聚会和一杯杯咖啡之中蔓延。水滴公司CEO沈鹏在一场线下分享中说，自己在新加坡待了一段时间，发现人人都在读辜朝明的那本《大衰退》。

 

但无论如何，2022年，源源不断的新人持续涌入新加坡。他们的兴奋撑起了新加坡的喧哗和骚动。

 

一切到9月迎来高潮。

 

01

新加坡，“看上去”很美

 

新加坡绝对不缺钱。但想从富豪手里拿到钱，绝不比在中国更容易。

 

最开始，说起去新加坡，投资人John有些不情愿。

 

一旦确诊，可能会困在国外一个月，这还不算回国隔离的时间。　

 

但没有哪一个中国投资人会对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Super Return熟视无睹。

 

疫情开始的三年来，这是第一个全球知名LP（出资方）会同时出现在线下的大会。9月那一周，新加坡可能是整个亚洲财富最集中的城市。500多个衣饰得体的欧洲、亚洲人穿梭在金沙湾会展中心，他们背后是手握重金的资方——南洋理工大学、阿布达比主权基金、大保险公司或者面目不详的高净值个人。

 

今年John所在的基金还没到募资期。大会开始前一周，John的老板还在犹豫要不要到跑这一趟。但翻看同行的朋友圈和各自的聊天记录，老板无法再保持淡定：新加坡无处不在。

 

“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错失）的情绪终究还是占了上风。在Super Return开始前一周的例会上，老板终于拍板，“咱们还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可他自己是不愿意冒风险的，结果是John这个新合伙人辛苦一次。

 

三年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同行之间聊天，压力大是逃不掉的话题。连Top20基金创始人都会感叹：“今年压力大，主要在搞钱。” 即便还没有到募资期，John必须出现在老出资人们跟前。安抚之余，试探他们未来几年的投资意向。

 

他这一次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去挖掘新的家办和中东LP。“毕竟，现在宇宙的尽头是新加坡。“他有些嘲弄地告诉我。

 

John落地已经是Super Return 开始的第二天，比起那些一周前就出发的同行，他们基金可以说很不积极了。

 

从樟宜机场一路开向城市CCR（Core Central Region），John忽然进入了久违的汹涌人群。红色、金黄和蓝色霓虹灯闪耀在滨海湾的夜空，挂满彩灯的游船驶过漆黑的海面，泛起光斑。

 

等待他的是初秋气候已经温吞的新加坡，还有到处热气腾腾的流动盛宴。

 

从早上9点到深夜12点，乌节路辐射的，街角的咖啡厅、楼顶的餐吧，只要John愿意，他就能找到一场聚会。除了无处不在的web3.0创业者，又多出2000多个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金融圈人。

 

Super Return举办地在新加坡标志性的滨海湾金沙酒店，据说是全球造价最高的单体建筑。三栋塔楼与其说是酒店和购物中心的集合体，不如说是一座小型城市。整个酒店有2561个房间，45个餐厅， 22家酒吧，1间博物馆，1条运河，1家赌场，170个品牌的购物中心，其中包括LV在巴黎以外最大的旗舰店。

 

到9月中旬，金沙酒店房价已经炒到上万。John只能到喜来登定了房间，普通大床房花了5000多元人民币。虽然也在市中区，但附近甚至找不到一家便利店。那几天，金沙酒店门口永远排着几十个人打车，他只能走回酒店。

 

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挑高到9米的展厅，人的声音也变得稀疏。John站在4、5米宽的走廊，眼前是平静的海面，新加坡海峡吹来的海风弥漫湿气，真正的现代气息、硬件簇新明亮。

 

开会第一天，John在展厅来来回回走了不下2万步。

 

早在出发前，他就在大会APP上给各种类别LP发了几百条私信约见面。除了私聊，他想过在现场临时找出不认识的LP。浪费了很多时间和同行寒暄后，他学会装作不经意地搜寻对面人的胸牌，找出LP名字下才有的小黑色五角星。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他见了二十多个LP。

 

只是，中东大亨的钱没那么容易收入囊中。中东LP们的口味是过去中国美元基金陌生的。来自迪拜、阿联酋的大金主们对短期内十倍、二十倍的回报似乎没多大兴趣，他们会问John陌生的问题：你们如何帮我们提升社会发展水平？这让John惊讶之余，绞尽脑汁改变自己的惯常话术。

 

中东LP的钱可能只在此短暂停留，好在新加坡本土也并不缺钱。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今年新加坡会新增500多个中国富豪，他们将为这个国家带来至少24亿美元。

 

不止一个投资人都会提到同样的数据：今年新加坡家族办公室从2020年的400个涨到700个，而“家办”最低的基金管理规模也提到了5000万新币（约合人民币2.6亿元）。

 

实际上，“5000万是不好意思开家办的。” John告诉我。他这次见到了管理3、4亿美元的家办负责人，背后金主身家在20亿-30亿美元之间，也有国内前五互联网公司的SVP（高级副总裁）。

 

他们同样不好捕获。很多家办刚落地新加坡，还有些摸不到门路，尽管他们的投资轨迹已经在世界地图上四处跳动。

 

“今天投个欧洲房地产项目，明天投个亚洲基金，后天投个北美互联网项目。”连John都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去投欧洲的房地产。”对方回答：“因为老板和其他有钱人攒了个局，地产也是老板朋友的。”

 

在一个陌生的市场，如果家办管理人还没有完全获得老板们的信任，能做的是老板对什么感兴趣，他们就看什么项目。

 

以至于这些家办管理人自己都不敢保证对中国的美元基金多么了解，即便能叫出一个个基金的名字，却弄不清它们彼此间的区别。当John追问对方能投多少钱，他们只能含糊地说“300-3000万美元都是我们的范围。”至于能不能给钱，“回去得和老板商量，不确定老板喜不喜欢。”

 

新加坡看似遍地黄金，但只是看上去很美。

 

在新加坡走马观花的半个月，真正调动起John情绪的事却和融资无关。

 

结束后，随之是web3.0圈里众人皆知的大会——Token2049。这场大会真正点燃了新加坡。

 

那几天，在新加坡的投资人，很多朋友圈都被Token2049刷屏，夸张点的分享和圈里名人的合照，普通的分享则是人满为患的咖啡厅，反正都是些搞大事的画面。

 

有些活动直接办在夜店，台上兼职当DJ的web3.0创业者打碟，鲜艳的灯光闪烁不停。在各种web3.0群里，他们晒陈柏霖、林俊杰、伊能静的照片。

 

场面实在太过盛大，以至于有个提前离开的投资人很快开始后悔：开始以为Token2049只是个规格比较高的会，有些活动而已，没想到是个“大party”。

 

“你在国内真体会不到这种氛围，还是很酷的，千禧一代以后的感觉。”这个投资人告诉36氪。

 

John原本只是带着些看热闹的心态加入，但到那一周结束时，他已经参加了40多场活动。如果和活动上的web3.0创业者聊得对味，他可以在凌晨2点约海底捞，一直吃到天色将明。“web3.0没有夜晚，”他说。

 

▲Token2049活动现场。图片来自官网。

 

前一周在金沙会展中心，John擦身而过的很多白发苍苍的投资人，被中老年人包围太久了后，John怀疑是到了另一个世界，放眼Token2049，几乎都是年轻鲜嫩的脸孔。“这对比真的是太强烈了。”

 

在Token2049间隙，John去了次创投圈聚会。聚会在当地算得上高档的中餐厅举办，或许是为了凸显中国元素，进包间就能听到传统民乐，铜锣唢呐一派喜庆，还以为春节提前了几个月。

 

包间里近百号人，基本都是互联网投资人或者新加坡银行、政府的官员。最近很活跃的金沙江合伙人朱啸虎，自然没有缺席，还能看到软银、淡马锡和中东基金的人。

 

或许是为了照顾本地人，桌上没有茅台，只有红酒。大家有礼貌地聊天、敬酒。要有人问起“你最近关注什么？”通常只会收到平淡的回答：“没什么投的，也没什么关注的。”John受不了沉闷的氛围，呆了一个小时就退席，跑去参加web3.0活动直到半夜。

 

但狂热的party之后，John无法忽视矛盾之处。就算手里没有数据支持，他也凭直觉知道，眼下的新加坡，投资人比靠谱的web3.0项目多。“这场会，对我这种不太了解的黑子是破圈的机会，但好的项目比例很小。”

 

这也是很多投资人的普遍感受。2022年新加坡创投圈，最多的是投资人，但钱和好项目却都难找。看上去满地机会，但很少有人真正愿意为“梦想”和随之而来的风险买单。

 

02

浮华背后

 

一个创业者奔赴新加坡时，如果想重新看到中国2015年时“万众创业”期的盛况，必然会失望。全球经济衰退时，新加坡只不过比亚洲邻居表现好一点，并不会幸免。

 

新加坡的水温已经开始下降。Token2049 人潮涌动，新加坡互联网圈子聊的却是大裁员。

 

当John到达新加坡时，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创业者Paul，已经决定关掉公司。

 

如果看履历，Paul算是在东南亚有经验的中国创业者。他在本土头部公司当过高层，说很流利的泰语、英语、印尼语。自己做的电商项目，之前还拿了点知名机构的融资。

 

8月末的早上，Paul刚醒来，发现平静很久的虾皮离职员工群，忽然“噼里啪啦”进来一连串刚被裁掉的人，群里一片喧闹。那些人告诉他，有十多年历史的实验产品孵化部门没了，一个人不剩。

 

Paul当时正为自己项目找下一轮融资，找到头发花白。看到消息时，他知道大势已去。连头部公司都降低预期不再投入新项目时，自己没有必要继续挣扎。

 

Paul有很多找钱的渠道。他交游很广，认识很多有钱人，也和本土基金关系不错。

 

老板们很乐于在宴会上看到他。新加坡呆了很多年的老江湖曾带他去私人会所。Paul曾听说美团的前几号人物和朋友来过这里聚会。会所落在别墅和私人公寓林立的丘陵地带，门外看不到任何招牌，也不会对外营业。

 

刚一进门，他就看到的是横七竖八停放的豪车，最显眼的是辆黑色劳斯莱斯，方形车头上的欢乐女神像银光闪耀。车辆停放随意，见缝插针塞满并不宽敞的院落，“看着像香港电影里黑帮的聚会。”

 

忙的时候，Paul一个月在家吃饭的次数五个指头数得过来。但和他忙于奔命不同，大佬们似乎不太着急于追逐事业第二春。他听到营收千亿的上市公司前总裁在私人聚会上表示，我们在欧洲投了一个亿，东南亚也该布局了，现在也有牌照，就是不知道做啥，“既然大家都来了，我们也来看看。”

 

“看看”是很多富豪的心态。“我不投钱我也不做什么，就在那里花曾经赚的钱。”Paul这样总结。

 

毕竟新加坡至少在眼下能给大佬们足够舒适和安全的生活。

 

▲新加坡圣淘沙海港，游艇拥挤。采访对象供图。

 

Paul有时会被朋友邀请，去中国互联网圈子老板们很热衷的住宅区参加聚会。几个相近的小区中，户主包括曾经某行业排名前三公司的创始人、头部基金合伙人。最近，户主还多了个社交独角兽公司创始人，她刚到新加坡不久。

 

小区门外就是繁华的CBD。房子大多只有十多层高，大楼配色和外观看似简单，但正好完美搭配院落里的棕榈树。院中50米长、8条水道的泳池永远蔚蓝，池边蓝色遮阳伞下，黑色躺椅空无一人。

 

看惯一线城市高层住宅的人，都知道如此疏落的布局，在寸金寸土的新加坡是一种真正的奢侈。

 

新加坡四处飘散着这种隐形的、丰裕得被人视为草芥的金钱气息。但它们解不了Paul的困局。比起给创业公司投钱，老板们宁可去投资些本土房产金融产品。投资人总是礼貌地说：“你去找领投吧，有领投，我们也跟一些。” 有投资人更直接：“你项目就算不错，也很难撑过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

 

真正的好时候已经过去。即便在亚洲此刻最热门的城市新加坡，景气度也已经不复从前。

 

在中国投资人们蜂拥而至前，以美国放水为节点，软银、Tiger global、DST就在新加坡大肆扫项目。一个当地投资人总结：“之前他们都没什么存在感，这两年出手大，出手快。”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被投资人们戏称为“接盘侠”的国际大基金，在2021年经历被投公司IPO血亏后，开始“躺平”了。

 

这样一来，似乎突然之间，在新加坡做到B轮C轮的创业者，发现自己找不到钱了。

 

一个已经盈利的AI公司，做了七八年，到今年，愿意再投下一轮的投资人消失了。创始人找到一家基金的老大，对方甚至不愿意开个价格，“开不了”。

 

基金们看项目时热情有多高涨，转瞬之间掏钱时就有多谨慎。

 

John就在新加坡拒掉了一个中国高管的创业项目，他认为市场太小，对方要价又太高。而此人在圈子里还有些名气，曾经在国内经手过类似的生鲜头部项目，一路做到了高管。当他为融资四处奔走时，圈子里传开五味杂陈的流言：“你看，连他都找不到钱。”

 

似乎只有web3.0圈子的热情从未消退。

 

在市区，甚至当地房地产商也搞起 “元宇宙+web3.0”活动。售楼处的沙盘描摹出价格3000多万人民币高端公寓的样子，LED屏幕打出web 3.0的活动海报，沙盘旁摆放百来把座椅。场地有些简陋，但挤满了人。

 

如果到新加坡麦里芝水库附近的绿道，最常见的是web3.0圈子的徒步。夸张的徒步活动，可达浩浩荡荡一百多人。他们会冒雨在步道走几个小时。三五个人一排，队伍黑压压一片，整齐出发后如同行军，彼此还要提防雨伞的碰撞。

 

有些活动则走华丽路线。赛马场普通看台旁，穿拖鞋短裤的中年男人攥着马票，睁大眼睛拼命想看清远处屏幕上的小字。但在vip包厢的web3.0聚会，头顶屏幕就滚动着实况字幕和直播画面，落地窗外可以清晰看到终点线。房间内红色地毯柔软厚重，沙发是丝绒套。女人们妆容细致，短裙配高跟鞋，男人们则西装革履。安静的房间上空，币圈黑话飘来飘去。

 

但这场浮夸背后，注入太多水分。

 

或许是出于同行相轻，美国web3.0圈会嘲笑新加坡的圈子：“新加坡十个项目九个骗，还有一个在路上。”

 

那些拿了融资的公司，往往有着神秘的面孔。一个web3.0创业者告诉我，他们前后融了1000万美元，但前两轮都是代币。具体架构如何，他“不方便透露”。

 

同样神秘的，还有这群创业者的生活。他们会告诉我，自己生活很简单，不爱到处聚会，生活很健康，最多就是去徒步、打网球。但其实饭桌酒局间，少不了会看到他们的身影。

 

但是，抛开这些真假掺半的谈话，如果只讨论业界话题，一切都让人兴奋。饭局上，大家聊起谁又成了独角兽，谁又募了100亿（token，意思是代币），“真是独角兽都不够用了。” 一个在新加坡看web3.0项目的投资人调侃道。

 

可圈中一些行为让他很不喜欢。做加密货币贷款机构乍富的联合创始人，新买了辆劳斯莱斯，在新加坡街头无比抢眼，而且他的豪车不止一辆。这样以豪宅、游艇为标配的造富速度差不多要以天或者小时来计算。

 

他算是个老投资人，这种场景和对话似曾相识。“怎么和当年P2P骗局的时候一样？还没成功就开始高消费了？”至于交易所，他断言：大部分“就是赌场”。

 

找到稍微靠谱的项目真如同大海捞针。好不容易聊到下一步，没想到项目方很快又开始发币、ICO。“太容易割韭菜，A轮就发币，上市，套现，然后买个豪车就玩吧，诱惑实在太多了。” 他告诉我。

 

6月中旬，加密货币贷款公司贝宝告诉合作伙伴“我们已经资不抵债”。接下来，不少豪车从新加坡街道消失。

 

创始人亡命天涯的故事也开始流传。饭局上，朋友有些遗憾地宣布：“本来今天要介绍某人给你认识，但昨天他出事儿，来不了了。”

 

这个投资人一直没能见上那些年轻高调的web3.0传奇人物，说实话他也没兴趣再见。他看起了传统的互联网项目，再提起web3.0，他会摇摇头：“太早了，市场太小了。”

 

03

败兴而归

 

度过了几个不眠夜后，John已经考虑离开新加坡，尽管他在市中心的咖啡厅，还时常碰到熟面孔，都是些中国的美元基金投资人。

 

金沙江的朱啸虎有时还出现在web3.0大合照里，有时被人看到在机场等待。Paul戏称：你在新加坡飞中国的飞机上问一嗓子有没有投资人，一定会有人搭腔。他座位背后，就坐了个头部基金投资人，两个人后来的话题之一就是比惨。

 

美元基金们纷纷张罗着开设新加坡办公室，哪怕现在根本招不到当地负责人。因为当地的管理人才“都在本土和国际大基金”。

 

中国投资人们偶尔的大动作，会让其他投资人感到匪夷所思。有个投资人看到中国同行投了某大佬的创业项目，给了上千万美元天使轮，而他们看过的类似项目，估值更加便宜。这样一来，对方出手的逻辑就显得奇怪了，“就觉得挺离谱，投资不能只看报表。”

 

如果穿透过这场盛会的外壳，会发现那些为利忙碌的熙熙攘攘，实际上很少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更多人似乎是被环境“逼”到新加坡。

 

“新去的（投资人）都和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从这个公司看到那个公司，所有的地方如数家珍，谁都认识，谁都知道，工作就完成了，报告也能写了。”Paul说。

 

没人知道新加坡的喧闹能持续多长时间。一个FA就告诫自己的朋友：“你过来看可以，但是国内的业务不能丢，不然你在东南亚投不出项目，回去团队就没有你位置了。”

 

这位FA告诉我，他接触过一个基金高层，开会时高层直接扔来两个问题：“你说下东南亚哪些投资人比较活跃？每年案子有多少个？”FA觉得奇怪：“你怎么不查查报告？都是公开的数据，怎么问我这个问题？”对方很不客气地回答：“我都知道了还来问你干嘛。”

 

最近流入新加坡的钱还是太年轻。说到底，新加坡进到金融中心前三也就是今年刚发生的事。

 

2019年，John在香港跟着老板募资时，新加坡在资本圈还是个不入流的城市，资本流动性差、没什么创业生态，谁要说起去新加坡上市，圈里人第一反应是“为啥去新加坡？能有什么好处？”一位投资人2018年跳槽到新加坡基金，他记得中国来的VC“五根指头数得过来”，投一个东南亚本土项目，他们可能是唯一一家有中国背景的资方。

 

事实上，当时除了腾讯、字节的战投部，很少有机构看得上东南亚。

 

相比之下，合伙人们在香港会停留更长时间，机构可能只派个associate（助理）级别的中层在东南亚粗略扫一圈，回国在会上推荐一下，整件事通常以“推不动”告终。如果有份东南亚的创业项目书到了投资人面前，投资人会一脸质疑：你真的熟悉这个市场吗？潜台词是：“我觉得不靠谱”。

 

蜂拥入新加坡的很多人更多是追逐热点和宽松政策而来，比如web3.0。但到底怎么在这里做生意？大家没有答案，没有底气，也没有定力。

 

未来该往何处去？暂时也无清晰答案。John和同行一样，没人会把那本《大衰退》摆在桌上，但他欺骗不了自己：“有些行业就是到了末路，比如中国在线教育，比如欧洲的房地产。”

 

9月末，John的新加坡之行已经兴味阑珊。他离开新加坡回国，坐在隔离酒店，显得更加冷静：“目前的挫折是阶段性的。香港很快就能恢复，它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很重要。新加坡毕竟体量太小，那里不是我的重点。”

 

他还记得2019年参加香港万豪酒店的Super Return。走廊灯光昏黄陈旧，三十年历史的欧式雕花扶手、色泽浓郁的地毯，又增加了沉重感。人群挤在狭窄大厅，蒸发出的汗气让空气濒于凝滞。这和新加坡金沙酒店的开阔全然不同。可John还是怀念香港，起码在那个老牌金融中心，“你想象不出来，只是多了几千个人，酒店价格就崩溃了。”

 

年关将至，餐饮业新一轮闭店潮却汹涌来袭，餐饮老板们该何去何从？

本文由红餐网（ID：hongcan18)原创首发，作者：郑晓芸。

 

2022年已接近尾声，对餐饮行业而言，这是尤为艰难的一年。

 

上海、北京、成都、广州、重庆、郑州、西安、贵阳等全国核心城市，几乎都遭遇疫情反复。消费力不足、堂食开开停停，各地餐饮生意举步维艰。

 

前几日，红餐网采访了北京、石家庄、郑州、西安、广州等地的一批餐饮老板（延伸阅读：寒冬中的餐饮老板：只剩半条命的时候，又遭了致命一击），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表示，今年年底，餐饮业会爆发新一轮的关店潮，进入“至暗时刻”。

 

事实上，不用等到年底，恐怖的关店潮早已悄然来袭。

 

企查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2022年11月28日，餐饮相关企业共注销吊销495457家，仅仅上半年统计到的注销吊销数据就超过了2020年全年。

 

触目惊心的数据背后，是无数挣扎在生死存亡边缘的餐饮店。很多咬着牙熬过两年寒冬的门店，在疫情反复望不到头的今年，终究还是倒了下去。

撤店、结业、退市

新一轮“关店潮”，波及各大餐饮赛道

近日，“时萃咖啡十几家线下门店一夜全关”的消息引发热议。过去一路高歌猛进的时萃咖啡，曾创下2年融资5轮的佳绩，如今却也难逃闭店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

 

而时萃咖啡的案例，也只是整个餐饮业面临的生存窘境的缩影。

 

红餐网梳理了今年以来全国各地“阵亡”的餐厅名录，发现汹涌的闭店潮，正波及茶饮、咖啡、火锅、快餐小吃、烘焙、酒馆等各大餐饮赛道。

 

连锁品牌、餐饮集团等资金雄厚，尚且闭店连连，势单力薄的小品牌、小门店，倒下的更是不尽其数。

 

 

△图片来源：红餐网摄

 

以下，是今年以来有公开报道的各大餐饮赛道连锁品牌的闭店情况：

 

咖啡：

• 曾拿到近亿元融资的时萃咖啡，十几家线下门店一夜全关，如今仅剩一家门店。
• 踩中国不少风口的FishEye鱼眼咖啡，最后一家门店于7月15日关闭，转战线上。
• 来自韩国的A Twosome Place途尚咖啡，关闭了中国地区最后3家门店。
• 百胜中国旗下的咖啡品牌COFFii & JOY，终止在中国市场的运营。
• 菲律宾餐饮集团快乐蜂宣布，结束其在中国的唐恩都乐咖啡业务，由于经营战略的调整，在北京经营着7家咖啡餐厅也都已终止运营。

茶饮：

• 乐乐茶关闭在广州的最后一家门店，全面退出华南市场。
  
• 周杰伦MV带火的麦吉machi machi，目前在国内仅剩一家直营店，其在日本的6家门店也在今年上半年全部关闭。
  
• 喜茶深圳全球首家手作店关闭；旗下子品牌喜小茶，也关闭了最后一家门店。
• CoCo都可、快乐柠檬、伏小桃等茶饮品牌，季内均有数家门店关闭。

火锅：

• 继2021年关闭近300家门店后，今年1月1日到5月中旬，海底捞再闭店68家。
• 2021年上半年门店数曾突破800+的贤合庄火锅，今年以来关店加速，截至2022年11月28日，全国门店数仅余400家左右。
• 风靡一时的电台巷火锅关闭了在上海的直营店以及曾创下日排3000桌的旗舰店，在广州、深圳的门店目前也均已关闭。

烘焙：

• 今年年初，22年老品牌宜芝多宣布旗下所有直营门店均已停止营业。
• 台湾连锁烘焙品牌“85度C”全面退出武汉市场。
• “烘焙第一股”克莉丝汀，连续9年亏损，门店总数从2013年的1052家萎缩至目前240余家。
• 成立24年的南宁本土烘焙品牌蒂丽雪斯资金链断裂，持续闭店，陷入倒闭风波。
• 网红烘焙店牛角村今年以来陆续关店，总部公司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其董事长康健所持有的股权被冻结，旗下多家分、子公司已出现简易注销、经营异常等问题。
• 虎头局渣打饼行关闭成都、重庆所有门店，退出部分区域市场。

快餐小吃：

• 门店数曾一度达到800+的味千拉面，其2022年半年报显示，品牌门店数量缩减至669家，仅仅半年便关店68家。
• 网红炸鸡品牌Popeyes除上海首店外，其余门店均为“暂停营业”状态。
• 进入中国12年之久的美式汉堡品牌“卡乐星”，关闭上海所有门店。
• 吉野家旗下品牌花丸乌冬面，宣布全面退出中国市场。
  
• 日料快餐品牌丸龟制面，近期宣布全面关闭内地门店。

酒馆：

• 2022年上半，海伦司优化调整了百余家酒馆，关停了69家小酒馆；6月底至8月中旬，又陆续关闭了25家门店。

△数据来源：红餐网根据公开数据不完全统计

 

大环境一年不如一年

能透支的都透支完了

 

2020年至今，受大环境影响，餐饮业几乎每年都会出现或大或小的关店潮。而今年这一波集中关店，则呈现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一是闭店数量多。2022年上半年，餐饮相关企业共注销吊销37.3万家，仅半年的注销数量就超过了2020全年。眼下疫情反复，大批门店更是很可能撑不过年关，基于此，到年底的餐企注销数据毫无疑问会更加触目惊心。

 

二是波及范围广。茶饮、咖啡、火锅、快餐小吃、烘焙等，不管是大热门的赛道，还是大刚需的赛道，都有不同程度的闭店。在这当中，茶饮、快餐小吃、火锅的闭店情况尤为严重。

 

三是众多知名品牌牵扯其中。包括海底捞、海伦司、贤合庄、时萃咖啡、乐乐茶等一批行业知名品牌都传出闭店消息，影响较大。

 

△图片来源：摄图网

 

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一波关店潮爆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大环境一年不如一年，能透支的都透支完了。

2020年、2021年的寒潮早已经让大部分餐企“伤筋动骨”，挺到2022年的已属不易，很多企业老板卖房、卖车、借贷，基本都是负债硬撑着，期望今年市场能有所好转。

 

结果今年以来，各地疫情仍持续反复，消费力也明显下降，市场回升大不如预期。至此，大批中小企业终于不堪重负，含泪出局。

 

正如比格比萨创始人赵志强所说，熬了两年只剩半条命的时候，今年的寒意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最后的致命一击。

 

“2020年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些积蓄，也就克服过来了；2021年，很多人的积蓄见底了，开始负债，硬撑着；到了今年，很多公司已经把能透支的都透支完了，一丁点的融资渠道都没了。”

其次，食材、房租、人工等各项成本居高不下，经营压力“剧增”。

 

今年以来，国内物价先后在7月份和10月底发生两次大的涨价，导致餐饮企业在产品原材料上的支出比重增加，压力倍增。

房租和人工就更不用说了，二者向来只增不减，大环境下行的2022年也是如此。疫情反复，门店开开关关，不管是开门还是关门，房租和员工工资都得照给。

 

有餐饮老板向红餐网大吐苦水，今年以来门店收入微薄，他已经无力承担高额的租金、工资等支出，关店虽然也要面临装修、设备等损耗，但可以尽早抽身止损，提前转让或结束租约。他无奈地表示， 当初开店花了3个月，关店却只用了3天。

△图片来源：红餐网公众号后台留言截图

 

红餐网专栏作者王冬明表示，疫情对餐饮最大的考验就在于，这是一场持久的“资金消耗拉锯战”。对于支出和收入长时间不成正比的餐企来说，阵亡离场几乎是不可更改的宿命。

最后，不可否认，一些餐企关店也和自身竞争力不足有关。

 

成都豪虾传创始人蒋毅认为，疫情是这次闭店潮发生的外在因素，但却不是主要因素，真正的主因是，多数餐饮企业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企业自身的经营问题，缺乏市场竞争力。

 

确实，我们看到，不管是2020年、2021年，还是今年，市场上都有逆势增长的企业，从这点来看，闭店确实可以解读为自身的实力仍然不够强大。

 

当下，餐饮人的首要目标是：

争取活下去，争取明年不破产

正如蒋毅所说，疫情爆发这几年来，餐饮行业并不是受损最严重的行业，但餐饮行业的特殊性（民生行业），决定了它的波及面非常大。

 

“在疫情的影响下，很多人已经彻底退出了餐饮行业，还有很多人正走在退出的路上，看到满大街的铺面转让告示，这种行业性的悲观，让人十分难受。”

 

蒋毅直言，眼下的环境，宣告着2022年的餐饮业已经跌入冰窖，因为每年的十月到十二月下旬，是餐饮的淡季，即便是没有疫情，这也是餐饮生意一年之中最萎靡的阶段。因此，现在虽然距离2023年元旦还有一个多月，但餐饮行业的行情，其实已经彻底结束了。

 

△图片来源：红餐网摄

 

“很多企业都放弃了团建活动，甚至，很多餐厅已经放弃了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和希望，这段时间成都市场上出现了大量转让的铺面，其中很多甚至都不要转让费。”

 

西安某知名快餐连锁品牌的高管也告诉红餐网，西安主街道长安路两边，贴着转让出租的餐饮门面已经有20%左右。

 

看着这样汹涌的闭店潮，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2023年，餐饮行业的形势仍然不会太乐观，“行业全面复苏是个长期且缓慢的过程，市场消费活跃度亦然，未来注定会是一场持久战。”

而当下，对餐饮人而言，首要目标是：争取活下去，争取不破产。

 

寒冬很长，希望在这次疫情之后，你我都是“剩者”，一起迎接终将到来的春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民故事计划 （ID：quanmingushi），口述：老秦，撰文：张公子，原文标题：《疫情下，一个餐饮老板关店前的24小时》，头图来自：作者供图

因为一场巧合，我进入了上海街边一家“最后一天营业”的重庆鸡公煲小店。

这间不起眼的街边小店大约30平，有11个卡座，营业四年有余，红色的沙发还依旧光亮如新，这家小店也是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在商场沉浮中历经了涨价、市场变动、疫情等磨难……但还是没有熬过这个秋天。

最终导致店铺关门的直接原因是房屋纠纷以及房租，但老板老秦却说：“原因有很多，最后发现关门才能活下去。”

关门才能活下去，颠覆了大众以往“开门迎客才能赚钱”的商业认知，却是老秦能想到的最好办法。

为了尽快关店、活下去，老秦不惜提前结束租约、放弃店里花费自己心血做的装修，还有8成新的东西。

他嘲笑自己“当初开店花了3个月，但关店只用了3天”。

作者供图

一、最后一天

9月7日，老秦像往常一样，清早就来到自己的“重庆鸡公煲”店里。

老秦的店在上海静安区和宝山区交汇街道的临街处，他既是老板又是大厨。

和往常不同的是，今天的老秦没将“正在营业”的牌子挂出来，也没有到店就开始备菜——他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瓶“勇闯天涯”，又给自己盛了一碟花生米，随后坐到了店铺最里处、照不到阳光的地方开始等待。

老秦在等待客人、在等待周围的朋友上门告别，也怀揣希望等待“那个并不会上门的房东”和转机。

直到中午，店里才迎来第一波客人，是一对20多岁的情侣。两个人望着均价不到10元的菜品，感叹还好街边有这样的小店，才不至于在偌大的城市外食一顿饭都是压力。

老秦嘴唇动了动，将到嘴边的话吞咽回去。

待客人下完单，老秦没有立即钻进后厨，而是反复核实过菜品后，拨通了电话，压低声音对电话那头说：“送一些酱料包来吧。店里来客人了，还有几份外卖要做……有什么办法，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接着，他充满歉意地对情侣解释，“店里东西不够了，得从其他地方借，你们可能需要多等等。”

今天是老秦的店铺最后一天营业了，店里已没有多余食材。

老秦在厨房忙碌，作者供图

 “是觉得不像最后一天吗？”老秦看着情侣惊讶的脸，摸了摸圆寸头反问。

此刻他的店里还有一名阿姨在打扫卫生，将11张桌子擦拭得干干净净，22张鲜红色的沙发光洁如新，冰箱里还有足够的酒水，手机中不断涌入“有新订单”的提示音，怎么看都不像是经营不下去的样子。

之后不时有周边的店主上门，他们都是来和老秦告别的。大部分人都会问一句：“决定了？不再谈谈？”

老秦不直接回答，而是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递给对方然后捧杯，“谈什么？房东到现在都没上门，不谈了，我连这些东西都不要了。”

老秦说的“这些东西”，指的是店里一切的物品，包括桌椅板凳、电磁炉、冰箱等等，“带走了还得找仓库，我现在是打算彻底关门，不再开店了。”

待收的桌台，作者供图

当被问及，为什么不继续坚持或者东山再起，老秦苦笑，“要是做得下去，谁愿意关店？”

二、“全家人都靠着这家店”

这家鸡公煲店是老秦所有的心血，也一度倾注了老秦对生活的所有渴望。

老秦80年代出生于江苏启东农村，是一名留守儿童。启东位于江苏北部，相较于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这里大部分贫困家庭的孩子如果不能靠读书改变命运，就要去外面找活路。老秦也不例外。

“我14岁就辍学了，”老秦用手比出14的数字。如今老秦体重过180斤，是个彪形大汉，但14岁那年还是“小秦”的他骨瘦如柴，看上去内敛害羞。“人家问三句，才能挤出一句话。”

瘦削、年轻、害羞、未成年……老秦自然也找不到工作。

于是在家人的安排下，老秦进入了一家屠宰场拜师学艺。直到现在，老秦回忆起自己第一份工作，还是觉得压抑，“杀猪放血、一刀子进去猪就没气了，然后轮到我们分猪肉，用大刀顺着肌理切、砍……一天下来累得喘气。”

而一个月下来，工资不过数百元。

除此之外，老秦身上还有怎么也洗不掉的屠宰场味道。这个味道也构成了内心敏感的老秦关于青春的所有记忆，“遇到喜欢的女生不敢说话；去哪儿都低着头，生怕人知道我是卖猪肉的。”

1999年，老秦成年，他不顾周围人反对，坚决辞掉了这份家人眼中稳定的工作，打包行李到上海闯荡。

上海十六铺是老秦出门闯荡的第一站。十六铺是上海外滩最著名的码头，拥有150年历史，曾是远东最大的码头、上海的水上门户，也是千禧年前后上海批发市场集中地，各路小贩聚集在此。

对于没有学历的老秦而言，在十六铺学做水果批发生意则是最好的出路，“每天只要早起送货、靠努力就能赚钱，比在家种地、杀猪好多啦。”

靠着能吃苦的狠劲儿，老秦在十六铺盘下了一个店面，做了几年安生生意。

“后来城市建设嘛，那片拆了。”此后老秦又走南闯北，辗转上海不同的批发市场卖过南北干货，还根据时令卖过大闸蟹。虽然攒了一些钱，在老家修了新房、娶了媳妇、有了儿子，但老秦心中的迷茫始终挥之不去。

2019年，老秦心里的迷茫到达顶点。这年他38岁了，留在老家给父母带的儿子也升入了小学。但老师时常打来电话投诉孩子习惯不好，要家长多上心教育，可老秦常年在外闯荡，父子关系生分，“我们就过年见一下，他连叫我爸爸都不肯。”

为挽回父子关系，过年的时老秦蹲在家门口抽完一包烟后，就做出了“转型”的决定。他想有个稳定的住所，然后将儿子接到身边。

但老秦没有学历、没有人脉、没有技术，手头只有这些年攒下来的几十万积蓄，“这点钱在上海翻不起什么大浪的。”

在市场上溜达一圈后，老秦将目光投向了街边餐饮店，“上海有钱人多，普通人也多，他们总是要吃饭的吧？”思考再三，他决定开一家鸡公煲店，“翻台率高、烹饪简单、备菜轻松，客人就可以动手，店里不需要太多帮手。”

小小的鸡公煲店，寄托了老秦对生活的所有期待，更重要的是，“能把儿子接到身边，让他不重蹈自己留守儿童的覆辙。”

三、去后厨偷学手艺

鸡公煲小店多在居民区街边底商里，消费不高，多是辐射周围居民——可居民区向来是小餐饮的江湖，全靠口味和性价比说了算，竞争不比商城小。

没有任何餐饮经验的老秦，只得四处托人学习做鸡公煲。鸡公煲虽然制作简单，但不同的锅底需要使用不同配方，几勺的差异就会影响口感，“每家公司的酱料都是保密的，许多人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最后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老秦才得到了一个去鸡公煲店后厨学习的机会，“但别人不是免费教你。”之后老秦前往人家店里做帮厨，负责洗菜、切菜，但没有一分报酬，望着油腻的灶台和迟迟无法接触到的料包机密，下班后的中年老秦也会想， “要不放弃算了？”

最终放弃的念头抵不过父子团圆的念想，第二天老秦还是早早起身去店里准备。就这样过了三个月，老秦才熬到了接触酱料包的机会。对方也是家庭经营的小店，看老秦是个实在人，于是准许他在自己做煲时在一旁观摩，但决计不出声回答任何问题。

靠着每天盯店主的菜品搭配，老秦一点点记下了配方，并获得了酱料包配送商的联系方式。

在商言商，老秦离店时还是和店主签订了“不得在某些地方营业”的协议。

鸡公煲上桌了，作者供图

找店也是一件麻烦事，老秦需要在居民区找一个临街的门面。除了客流量大、交通方便，门面还需要有做餐饮的营业执照。但上海大量的底商都是销售型物业，即属于个人，又被委托给了二房东进行租赁，要么租金高昂还有一笔转让费，要么就是资质不全，“想要合心意的店铺，得一条街一条街地走。”

2019年的9月末，上海依旧闷热，随便一动便大汗淋漓。老秦从出租房里拎了一桶水，顶着烈日出发，沿着上海地铁一号线从居民区聚集的新闸路开始找，一路找到彭浦，才在彭浦地铁站附近找到一间没有装修、转让费的门店，而且这家门店提供经营资质，前老板还投入了不少心血，装修难度不大。

老秦心动了，但二房东开价一个月3万5，又让老秦迟疑了。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久到二房东都不耐烦地接听了另外3个要看铺子的电话后，老秦意识到，“想在上海立足的外乡人太多了，做生意得靠赌。”

在和二房东进行了多方商讨后，老秦以3万元一月的租金从二房东手里“抢”租下了这间30平的小店，并在看过资质、证件、合同后当即支付了15万元押金，约定租期5年，期间二房东免费将营业执照给他用。

在出租房等待的妻子得知老秦出去几个小时就签订了合同，感觉像做梦一样时，老秦却没时间做梦——装修、进货、开业，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时间，稍微耽误一下折算到房租上都是钱。

老秦签下合同后，就立马联系了一个带设计师的马路施工队赶工，并跑到建材市场定制了桌椅，办理了相关手续，前后投入大约70万元后，小店终于开业。

开业前一天，老秦很开心，他给家里拨去一个视频，特地让母亲叫来青春期、鲜与自己说话的儿子对话，电话那头儿子眼神躲闪不想与老秦交流，这头的老秦则并拍着胸脯承诺，“过几天爸妈走上正轨了，就接你到上海。”

“那是2019年，生意好做。”老秦说小店刚开张就迎来了客流高峰期，每天到饭点门外都是排着队等待用餐的客户，日均营销额能有1万多元，每个月净利润能有5~6万。

每天晚上关门时，老秦都会打开看房软件，和同样忙碌了一天的妻子念叨，“干满1年，我们的投入就赚回来了，干满5年，儿子在上海的首付就有着落了。”

四、“开店思考3个月，关店只用3天”

可以说，这家鸡公煲小店，是老秦一家的生活来源，也是一家人的精神支柱。

“中间遇到很多困难，我都没想过放弃。”老秦掰起手指开始讲述这些年自己遇到的难题：比如人力成本增加，2019年老秦用4500元便可以招到一个阿姨，后来涨到6000元。“一个月一个人就多出1500块，我们店里2个阿姨，一个月就多3000块。”比如来自互联网的涨价和经营压力，“外卖抽成从15%到了23%，每一单赚不到几块钱，有时候还要贴钱。”比如物价上涨，老秦利润更薄了。

小店的利润都是抠出来的，为此老秦研究了周围的几个菜贩，几分钱几分钱地讲价，选定了一个最便宜的供货商。

但困难依旧接踵而至。疫情时，因现实原因，老秦的店整整3个半月没开门，店里还被拉了电闸，导致所有的食材都坏了。老秦还记得自己回到店里时，冰箱里冷冻的食物都化成了水，一打开就是浓郁的腐臭味。于是此后三天，小店不能开业，老秦和妻子将冰箱拖到水池边一点点清理那些过期、腐败的食物，“粗略一算，分文不赚，还亏损十多万元，差不多上半年白干。”

一边是3个月没收入，一边是二房东催缴房租，老秦的现金流一度吃紧，最后是找家里亲戚凑了凑才咬牙顶过去。那段时间，老秦白头发也增了许多，他干脆剃了板寸，然后安慰自己，“做生意嘛，哪能没有风浪？店在未来就在。”

另一方面，周围邻居也给了老秦信心，“我们小餐饮没钱做广告，主要靠口碑、熟客。”刚恢复堂食的日子，周围邻居一边说着“现在做餐饮不容易”，一边来支持老秦的生意，给了老秦希望。

就在日子努力往正轨上靠时，二房东上门了，老秦才意识到，有的事情自己无法解决，“比如租房等问题”，也因此让老秦再一次产生了“关门”的想法。

老秦第一次产生“关门”的念头是在2019年，彼时小店开门仅2个月时，一个陌生的男人拿着房产证找上门，说自己已与原来的房东进行了交易，是这间铺子的新主人，但同二房东没有谈妥，不承认之前的租赁，要求老秦“以后房租交给我或者搬走”。

没多久，接着二房东也找到老秦，分别展示了和原房主、老秦的租赁合同，日期在房东交易之前，并告诉老秦，“买卖不破租赁，要按规定办事，房租还是要交给签订合同方的。”

随后房主和二房东爆发了一系列拉锯战，比如堵门、拉电闸，严重影响了老秦的生意。老秦第一次产生了退租的想法，可又舍不得刚起步的生意，也没有人能承担他投入的几十万元装修费用，最终三方坐在一起做出了决定：老秦的租约继续进行，但需要给房东也交一笔押金，退租时返还。

老秦不想再折腾找店，于是向房主缴纳了一笔押金，约定退租时返还便继续营业。

但这次二房东找上门，则是老秦租约要到期了，对方似乎已经说服了曾经剑拔弩张的新房主，开口就是要涨租，每个月需要多5000元，而且还要收取“营业执照管理费”，一年5万元。

老秦看了看账本上刚回暖的生意，“这几个月行情最好时，也不过每天堂食5000元营业额、外卖4000左右，房租都没办法支付，而且疫情最困难时候，我们也没拖欠房租，怎么现在还要涨呢？”

从二房东通知涨价，到老秦决定关店，前后不过72小时。

他自嘲道，“开店思考3个月，关店只用3天。”

五、“关门才能活下去”

其实在老秦做出“关店”决定之前，他也尝试过许多自救的方式。

首先他想到的是继续经营，老秦在周围的店转了一圈、打听消息后之后，和二房东商量，“营业执照费能不能降点？”他按照周围的行情，报出“2万元一年”的市场价格后，换回来的是对方的沉默，最后电话那头告诉他，“这是公司的规定，我个人没办法做主，谁都不容易……”

接着老秦换了一个思路，街上许多店铺空了出来，他想去寻找一个空店铺，再整体搬迁过去，“既可以谈谈租金，又在附近不担心客源”，但当老秦去寻找店铺时，才发现这些临街的店铺早被不同的二房东公司垄断，并且统一定价，哪怕不租出去，也要维持价格、不轻易降价。

而那些便宜、还在原房东手里的店铺，要么没有资质，要么就是位置偏远或者不适合开餐饮。“二房东很精明的，市场上好租的店他们早就囤起来了，剩下的很多都是卖相不好的，”老秦自嘲，“个人房东反而和我们一样，成了没有话语权的弱势。”

至于去其他的地方开店？老秦摇摇头，“要适应新的环境，风险太大”，而且老秦账上的现金不多了，他也已经40多岁了，没有勇气将所有的钱再投入一家门店，大肆装修重头再来，也不愿意付高昂的转让费，接一家生意不好的店。

至于外卖？老秦也思考过要不然直接转型专做外卖，但老秦夫妻两算了一个账后很快打消了这个想法：如今店里4个人，才能应付每天大约120单外卖，而这些80%集中在25元左右，扣除至少20%的提成后，每笔订单还有固定的4.5元服务费，算下来每一单到手15.5元，而且外卖还需要购买流量曝光，再除去房租、食材、酱料等开销，利润不足20%。

最后一天，作者供图

“我们就一个小店，一个月累死累活，收入不到1万元？”老秦摇摇头，“这种是资本大店才玩得起的游戏。”

最后老秦得出结论：关店，一家人才能活下去。

这个活下去，带着壮士扼腕的心痛，但也是老秦能做的最好选择，“起码家里还有现金，还能给儿子留下读书的本钱。”

至于未来做什么，老秦没有明确计划，“我都40多岁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后记

进入老秦的店是个意外，我成为了他店铺的最后一位客人。

当得知我是“写故事、记录真实过程”的作者时，老秦眼神发光，从在乡村长大的前半生开始，到自己成年拎着一个破包来上海打拼，又咬牙开店的四年的创业之路，和我聊了很多很多。

聊天之余，老秦接待了来同他告别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周围的小店主，大多都在咬牙坚持，来跟老秦道别时，他们也面露难色，反复说道，“我们也快关门了。”

老秦在店里狭窄的通道里走来走去，反复问我，“那你就像是见证者？每个人都像一本书，有人能记录下来挺好，我说的这些有价值吗？”

他似乎想让我记下他。

但很快，他又摆摆手，“算了，我没什么特殊的，每天这么多新闻发生、小店消失，又有谁愿在意我这家小店呢？”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民故事计划 （ID：quanmingushi），口述：老秦，撰文：张公子

 

今天文章的主题是“跨越阶层”，这个问题，90%的人都该认真思考。

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都应该努力向上跨越，让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在更有利的位置上，人生更安全。

为什么当今跨越阶层越来越难？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篇文章讲得很透，希望你可以耐心读完。一定受益匪浅。

父母是每个人的起点

也是绝大部分人的天花板

中国最近这代人大部分都比父母混的强，是因为父母被耽搁了。

再往后几代，大家就能看出来我这句话的威力了。

美国英国德国那边的成熟型社会，这一点非常明显，绝大部分孩子没法超过自己的父母。

我经常看到一些父母自己一事无成，教育起孩子来头头是道，但是孩子却好像故意跟他们对着干，就感到非常有意思。

因为绝大部分父母都没有意识到，孩子是在模仿你们啊，你是怎么做的他就会怎么做。

当然了，等他长大了，他也会去教育自己的儿子，并且头头是道。

但是孩子依旧当做听不见，然后该干啥干啥，爹啥样他啥样。

也就是说，排除低概率基因变异的情况，孩子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两套基因：

一套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基因；

你娃长得像你，跟你有着一样的瞳孔颜色和耳垂形状，这是生理基因。

另一套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基因。

你娃做事方式也很像你，思考方式也很像你。

如果没有义务教育，你娃大概率就是你的翻版，这就叫社会基因。

有了义务教育还好点，毕竟能跟着牛顿学点基本常识，跟着鲁迅学点骂人话。

如果学的比较深，还可以知道什么叫薛定谔的猫咪。

不再局限于所有知识都来源于家长，但是家长无疑对孩子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

也就是说，富人会把自己的一些经验传承给孩子，穷人会把自己的各种玩意全部传授给下一代。

尽管很多东西他自己也知道不对，但是不知不觉也就传递下去了。

这样的结果，往往是父母啥样孩子啥样，多么令人悲观和不安的消息。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从父母那里并不能学到多少有用的生存技能。

因为父母自己也不大明白，而且这种状态会一直通过“社会基因”向下遗传。

这一点在农业时代特别明显，因为那时候读书是奢侈品，并不能像现在这样随随便便就接受到知识。

一般的家庭根本不去想读书识字的事，经验几乎都是从父母那里来的。

只有曾国藩他们那种小地主家庭，大儿子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剩下的孩子里选个脑子灵光的圈起来抓学习。

这代人考个秀才，下代人就可以考个进士什么的。

等着这个娃如果出息了，就把家里其他兄弟也带出去。

比如后来曾国藩牛逼了，就把自己的俩兄弟曾国华和曾国荃也带出来，跟他一起在外边打仗立功。

后来那个曾国华阵亡在了三河镇，另一个弟弟曾国荃后来混的风生水起，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还不错。

大家看出来了吧，古代整体遵循的就是一种“进化算法”。

一步一步来，每代人中择优培育，如果一个人发达了，大家一起跟着发达。

现代社会跟古代相比，最大的突破之一就是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最早起源于德国，被认为是后来德国和美国迅速赶超英国的杀手锏。

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重点是挖煤纺织嘛，技术含量不高。

英国当时把工人当牲口使，用死了一批就换一批，根本没人力资源一说。

德国最早开始普及义务教育，在电力时代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得有相关知识才行。

英国那种“牲口教育”模式就落伍了，因为不识字的人没法操作电力设备。

注重教育，全民素质高的德国和美国后来居上，这招后来又成了日本中国等后发国家的杀手锏。

义务教育强行把孩子们送学校，一方面可以搞爱国教育，这个别笑，是真的。

美国那样的一个大熔炉国家，每天早上孩子们都要背诵誓词，就是那个大家熟知的“上帝之下，不可分割”，时间长了，国家意识就出来了。

民国时期没有义务教育，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的。

这个没开玩笑，马督工之前就讲过，“中国人”这个概念完全彻底的普及，不到七十年。

义务教育另一个优势，就是打破“社会基因”。

父母知道的东西就那么点，而且有可能是个神棍，这个也没瞎说，韩国遍地神棍，发达国家里也是如此。

比如说美国那边很多神棍，在家跟孩子说是上帝用了七天创造了世界。

学校有义务教育，孩子被拖到学校强行灌输宇宙大爆炸，进化论，分子生物学什么的。

这200年里，美国信教比例大幅下降，跟普及义务教育强相关，现在美国信教比例应该是一半左右。

在中国也一样，这些年创造了不少奇迹，穷的掉渣的村里竟然能考几十个大学生，改变了命运，突破了父母天花板，不得不说义务教育功德无量。

不过这毕竟是少数，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一个情况，发现各个层次的人都聚在一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优秀的人会聚在一起。

这倒也不是他们故意排外，而是一种能从数学上证明的“同质化分层”机制，这玩意跨越物种，跨越文明，都存在。

也就是说，假如你是个穷人，你离开了家庭，尽量不受家庭影响，但是你的社会阶层，决定你周围的人普遍不是特别优秀的那种。

你从他们身上学不到太多的东西，你想牛逼就得突破这个圈。

随着经济社会的继续发展

到处都会演变成一个个的圈子

一般社会初期的时候，都比较平等，有点像把水和油使劲摇一摇，在一段时间内混在了一起。

但是静置一会儿，慢慢就恢复到水油分离状态了，各个阶层会形成明显的界线。

这个不要觉得不合理，全世界都这样，古代现代也都这样。

比如中国以前也不像现在，我读大学那会儿我们这些“土炮”去大城市读大学，发现大城市里的人跟我们其实差的不太多，也都不咋时髦。

当时我们班的城里人，住着那种大城市里很常见的单位宿舍，我去看了还觉得不如我们小县城小平房住的爽。

感觉2008年左右是个分水岭，城乡迅速就分化了，大城市的年轻人越来越潮，跟村里的长得都不太一样。

我当初的大学同学现在已经在大学教上书了，他有次跟我感慨，说他站在讲台上，一眼就能看出学生们哪个是大城市的，哪个和自己一样是村里来的。

而且他发现一个事，最近这几年越来越明显，大学里，他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自己上大学那会儿全校都是土炮的盛况，已经不再重现。

其实观察欧美就能发现，欧美已经在稳定的制度下发展几百年了，社会变得非常稳定。

不像我国这样经历完革命也才七十年，正儿八经的稳定发展也才三四十年。

现在大家就开始讨论富豪阶层，中产阶层神马的。

中产阶层们一年能在孩子身上花十几万几十万，教育演变成了军备竞赛，大家都觉得努力一下还有希望。

在未来，这种状态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呈现出“圈子化”，各种不同的圈子一起快乐的玩耍。

有的圈子里的人，只需要维持现状不坠落就可以了，有的圈子却需要不断向上突破。

有点像有些人住在高楼层，只要维持不掉下来就行了，有些却需要气喘吁吁爬上去。

问题是高楼层的人，在竞争中维持很高的优势，层次越低的人资源和条件越差，爬起来就越难。

这个不是在说我国，全世界都这样，而且越成熟的社会越这样。

下图是德国的一个情况，5%的人拥有德国将近一半的房子：

剩下的人大部分租房。

莱比锡只有5%的人有房，剩下的人租这些人的房。

之前网上有个说法，说是德国人就不急着买房，所以房价不高。

后来我问我们几个公司的德国小伙伴，我说你们德国人真有这么豁达的房地产消费观？

他说只有傻逼才不喜欢房，他们攒不住钱，而且买房后对生活影响太大，普遍买不起房。

德国政府是很鼓励买房的，首付非常低，但是大家依旧不太能买得起。

如果按照现在的模式发展下去，很快也会出现欧美的那种明显分层效果：

牛逼家庭从一开始就买了好学校的学区房，然后通过好小学升好初中，然后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路径就上去了。

当然了，这里不是说进了好小学就一定能上名校，欧美顶级私立也没这个效果，但是概率会大增。

对应的，普通人就概率大减，受教育权利就这样一点点向上移动，能扭转不？

也不是不能，但是不太好搞。

比如明清的时候，朝廷就发现一个大问题，南方在科举考试中比北方厉害的多。

原因很多，比如南方受战乱祸害较少，很多知识家族底子足。

这些知识家族往往藏书上万册，甚至有藏书楼，历代都有人在朝廷做官，熟悉科举套路，辅导下家里孩子自然有加成。

更重要的是，从宋朝开始，南方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南方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培养小孩这个事业里。

南方读书的孩子，无论是比例还是数量，都远远超过北方。

福建和浙江这两个省的书院数量，比其他省份加起来都多，经济实力的优势会反馈到所有层面，包括教育。

所以中国从明朝开始，就有点像现在的录取模式，各个省都会有照顾，而不是简单的全国一起录取。

但是在各省内部，依旧是有些地方霸占了全省绝大部分名额，跟现在多像啊，现在不也是各省那几所重点中学，会拿走一大半名额嘛。

所以吧，不要怀疑，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社会再演变一些年，到处都会演变成一个个的圈，你进不了这个圈，你就做不了某些特定的事。

举例来说，孩子进不了某些好的学校，你就考不上211和985，或者说很难考上；

如果上不了这类大学，将来就没法进入那些互联网公司。

说这个并不是准备贩卖焦虑，而是一种即将到来的客观现实，或者说已经来了。

消费的枷锁

穷人和富人的消费方式差距很大

在《穷爸爸富爸爸》里，有句话对我打动特别深：

穷人和富人都会买奢侈品，穷人往往用他们每个月的血汗钱购买，那些本应该用来投资或者留给他们的子女的财富。

富人则是用他们所产生的资本购买。

穷人购买了奢侈品后确实让他们看上去富有了，但他们随即进入了债务危机。

每月的工资用来偿还债务，并继续贷款，他们进入了恶性循环。

也就是普通人把自己的工资花了，而一些有富人视野的人会把钱攒下来，买那种可以带来流水的东西。

能带来流水的东西叫资产嘛，然后花资产带来的钱，因为那个收入算被动收入。

而且穷人消费和富人消费差距很大。

之前德国的一个顶级房地产商，有个言论特别有意思。

他说财富积累到一定时候，钱是花不出去的。你买辆豪车，车升值了，你买个手表，手表升值了，你买金子，金子升值了，你不能通过消费来消灭钱，这可能就是有钱人生活的枯燥之处吧。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这类资产消费什么的东西吧，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难的要死。

最基本的一点，这些年慢慢的大家都开始意识到如果买几套房子，然后坐着当包租公，那该多爽。

可问题是道理都懂，怎么办？

这个问题首先最难的，就是需要大笔的启动资金，去哪找？

如果慢慢攒钱的话，估计得攒到天荒地老才能攒出来房子的首付，但问题就是赚的钱不够多嘛。

对于大部分穷人来说，最难的事情就是钱不够花，怎么攒钱买资产？

有人说可以借贷嘛，但是流水少的情况下，大杠杆几乎是找死。

更郁闷的是，穷人信用不太行，借不到钱，或者借钱成本太高。

这里说的信用不是生活里说的那个信用，而是银行对你的信用评级。

穷人没有抵押物，评级低，银行要不不借给你钱，要不利息高的要死。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钱90%以上是从银行贷出来的。

对，没写错，市场上90%以上的钱都是贷款，你贷不到钱，很多游戏就不带你玩。

所以吧，这件事对于那些有条件但是消费观有问题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启发。

但是对于真穷人来说，几乎无解。

明知道当前的生活方式越走越窄，但是依旧只能这样走，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郁闷的事了。

当然了，有些人属于“道理都懂，客观条件导致没法操作”，但是依旧有不少人脑子里真缺根弦。

我有同学研究生毕业后去当村官了，他说国家给贫困户是有拨款的。

但是很多贫困户，并没有好好的把这部分钱利用起来，不少人到手后随手就瞎花了。

他感慨有部分人穷是缺机会，有部分人真是活该穷，扶不起来。

习得性无助

绝大部分正常人对人生有种“认命感”

下边这段话是从微博“硅谷王川”那里看到的，非常有启发。

我其实有类似感觉，但是一直没能用语言概括出来，直到他发了个帖子出来，我也不必总结了，直接抄过来：

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处于一种缺乏选择的状态，大脑潜意识会慢慢认为做任何事都无法改变现状改变自身命运。

于是会进入一种所谓 learned helplessness （习得性无助）的状态，变得更为消极。

即使情况改变，有机可乘时，也不去行动。

这种情况严重时，会导致免疫力下降，甚至忧郁症。

当有很多选择时，自我掌控感非常强大，这样人可以长期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势，对身心健康很有好处。

当然选择过多的时候又有3个问题：决策需要耗费更多精力，选择后犯错误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犯错误造成的心理挫折感更强。

Barry Schwartz 《选择的悖论》（paradox of choice）

大家看到了吧，如果长期不做选择，大脑就会变得很消极。

很多人说自己感觉自己快要得抑郁症了，其实完全可以反思下是不是自己平时几乎没啥事需要自己选择，完全是生活逼着你在往前走？

这种状态下，时间长了确实会产生一种越来越强的消极状态。

既不想改变，也不想去想改变的事。

这也是我这些年目睹的强人和穷人之间最大的差别。

绝大部分正常人似乎对生活有种“认命感”，觉得也就这样了，凑合着过吧，又不是不能过。

但是强人总有种碰上问题就主动去解决，解决了还要优化，优化了还要固化的习惯。

这两种思维一开始可能效果不太明显，持续10年，非常可怕。

说到这里，得祭出我们这张图了：

很多事都是你得做很久很久完全没起色，最后一小段时间一飞冲天。

比如学英语，公号涨粉，文化观念的传播，财富的积累，甚至这段时间疫情在各国的爆发曲线，都是这个。

一开始都很缓慢没进展，跟乌龟似的，突然间就雄鹰展翅一飞冲天。

不过在那天出现之前，大部分人已经放弃了。

当然了，越厉害的人可以做的事越多，越穷的人可以做的事越少。

手里没资源，行动力自然就差，而且干啥都不顺利，会对信心打击特别大，时间长了自然就崩溃了，这玩意是个正反馈或者负反馈的通道。

牛逼人有自信，自信又有助于他穿越痛苦的周期，达成目标后变得更自信。

不牛逼的人恰好相反。

那该怎么办呢？

按照我们上文说的反方向走，不就行了嘛：

怎样突破父母的限制？

没啥办法，只能是多读书了。

中国高考为啥这么惨烈，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看出来这是最廉价的向上突破途径，这是第一个机会。

欧美呈现出来的趋势，是大学学费越来越贵，英联邦等国干脆把大学当创收工具了。

怎样突破同质层分化？

年轻时尽量去大城市，然后埋头苦干，越是小地方，越板块固化。

怎样克服消费枷锁？

勤俭持家呗，就算一辈子没攒下钱，也给下一代留个好习惯，一代不行就用几代人。

东西方都是一样的，每一个豪门的崛起，都需要好几代人，上一代做下一代的基础。

怎样克服习得性无助？

去选择去做那些不敢做的事，这既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今后要一直做这事，只有这样，才能一直保持年轻。

而且社会学有个结论：

社会中下层人的收入，往往不太依赖运气，这类人的收入都是确定的，都是固定工资；

越往上，运气比例越大。比如某思聪，运气占据了很大比例。经商做买卖什么的，都高度依赖运气。

越有钱的人，往往收入中运气比例越高。

整体而言，如果你工作非常忙，一般来说先忙工作，如果有闲暇时间，也别闲着斗地主，可以发展一些“运气行业”。

我的选择是开始经营什么东西，可以是微博，可以是头条，甚至每天剪一些沙雕小视频。

我之前多次说这事，有个小伙伴前几天给我发消息，说他上次看了我的帖子后深刻反思了下，发现自己啥长处都没，只会玩游戏。

最近开始直播玩游戏，并且上传了一些游戏小技巧，比如绝地求生怎么压枪，比如P社游戏怎么上手。

竟然有了一波关注，今后要去做兼职UP主了，终于知道业余时间该干点啥了。

这就是我之前说过的，要从消费者向生产者的转变。

因为生产的是大哥，消费的是屌丝。如果一直做消费者，花自己的时间和钱，玩别人的游戏，吃别人做的菜，而不是向生产端转进，那就一直处在一个坑里，永远也别想翻身，你得让别人消费你的东西。

互联网时代为啥好呢？

因为“生产者”门槛一降再降，传播边际成本也一降再降，屌丝不需要打广告也可以推广自己产品的时代竟然来了，这玩意才是真大时代。

这里说的消费，不一定是花钱，现在花时间也是消费。

现在的一个决定，可能对一个没啥资源和动手能力的穷人来说没卵用，但是很可能五年后，就彻底改变了你的生活。

如果一件事做过了，没成，那可能有很多原因，可能你不是那块料，或者运气不好。

但是如果什么都没做，就觉得自己做不好做不成。这是病，得电，用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