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先生有个著名的说法，学习中国古代史，要有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目录。

用这四把钥匙去开历史的门，不必入门，外面张两眼就足以意识到一个问题：个人真的是很渺小的

曹操篇

《三国志》称，曹操的父亲来历不明，给大宦官曹腾做养子，所以改姓了曹。

东汉皇帝倚重宦官，和士族―官僚之间，矛盾很尖锐。

曹腾就是一个比较善于和士人合作的宦官，相应的回报，一是他留在史书中的形象，相当正面；二是获得了巨额的财富

曹操虽然出生于社会顶层，但他们家，又是属于在顶层里被歧视的家族

袁绍比曹操年长一些，血统高贵，相貌英俊，天生自带明星的气场。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之乱爆发，给曹操创造了升迁的机会

中平五年（188年），汉灵帝组建了一支新的禁军保卫自己居住的西园，一口气任命了八个校尉。和曹操有杀叔之仇的宦官蹇硕排名第一，曹操的老朋友袁绍第二，曹操本人为典军校尉，排名第四

讨董大业掀开大幕，汝南袁氏的门生故吏满天下，在诛杀宦官的过程里又立下卓越功勋的袁绍，理所当然成为盟主

袁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但吸引力大致也只到士人为止，更基层更野蛮但也更强横的力量，要他们对自己真心归附，袁绍就很难做到。曹操作为一个轻佻通脱的宦官之后，就接地气得多，和这些人打交道，曹操远比袁绍有凝聚力。

出身寒微的刘备或孙家父子，要收获同样的人才，就艰辛得多。

你同时吸纳来自各阶层的力量，如果不能有效整合，他们彼此冲突，内部矛盾就足以把你撕扯得粉身碎骨。

曹操屠杀徐州，在军事上是做了一个颇具远见的选择：他的主力西向与吕布作战，东面却始终是安全的，徐州的领导者不管是陶谦还是后来的刘备，这段时间里都没有给他制造任何麻烦。如果徐州再多几十万饥民，他们疯狂地扑向兖州，一切也许都会有所不同。

袁绍向曹操索要妻小为人质，自然是说明他对曹操也并非完全信任。两个人之间裂痕加大，则是因为曹操把汉献帝接到了自己的地盘

袁绍有所顾虑。具体说是两点：第一，皇帝未必很容易控制。现在皇帝身边的官员，一些是当初跟随朝廷西迁的老臣，如弘农杨氏的太尉杨彪，出身高贵；西北军恐怖的战斗力。如果不能有效压制这些人，那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将来要有个大事小情还要向皇帝请示，真是自找麻烦。第二，袁绍和汉献帝之间可以说是有宿怨。

曹操比袁绍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对皇帝身边的动向，比袁绍更熟悉，这当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一个人物，叫董昭。

迁都许县之后，汉献帝巡幸了曹操的军营，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不久后又给袁绍下了一份诏书，责怪他拥有如此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士兵，却只是为自己网罗党羽，而置天子于不顾。

曹操周围，至少埋着八颗雷。

第一颗雷：关中的西北军

第二颗雷：徐州的刘备

第三颗雷：汝南的袁氏故吏与黄巾

第四颗雷：南阳张绣

第五颗雷：荆州刘表

第六颗雷：江东孙策

第七颗雷：汉献帝身边，以董承为代表的东归将领

第八颗雷：曹营里心向袁绍的人

绍为人政宽，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伤怨，市巷挥泪，如或丧亲。（《献帝春秋》）

袁绍尊重门阀士族的特权，也没有对河北地区进行敲骨吸髓的社会动员。但是，正因为没有把各色人等驱逐出舒适区，袁绍也就无法充分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巨大资源。河北士民尽管相比曹操更喜欢袁绍，但他们作为代价，最终为曹操所做的贡献，却远远大于为袁绍的。

建安十三年底的赤壁之战，那一年曹操就已经五十四岁，曹操此生再也无缘长江以南。

曹操发布了两道著名的“令”。

一道是所谓“求贤令”，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认为一个人哪怕品性恶劣，但只要有解决具体问题，完成实际工作的能力，一样可以提拔任用。对世家大族的一种挑衅，企图打破士族对选官途径的垄断，赢得寒门人士的支持。

一道即《述志令》，或称《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拒绝了朝廷加封他四县三万户的好意，并强调自己绝没有“不逊之志”，但同时又宣称，要自己放弃兵权那是痴心妄想。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基本上，加九锡公认是篡位前必不可少的铺垫步骤。

鲁迅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评论：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

归根结底，还是曹操把人得罪得比较狠：如果我是汉朝的忠臣，那我当然痛恨这个乱臣贼子；如果我是名门望族，那么曹操“唯才是举”的主张，无疑对我是很大的伤害；如果我是平头百姓，那么曹操又喜欢大屠杀，又把沉重的赋税徭役压在我头上—所谓“屯田”，其实就是建立了一个个集中营，我们都成了其中的苦役犯—我恨死他了

平民百姓的怨言，很容易沉没于幽暗的历史深处，但世家大族就不同了，他们喜欢以道德学问标榜，笔杆子在他们手上，所谓“公道自在（有话语权之人的）人心”，士人说曹操的坏话，传播效果特别好。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

在传统历史学家那里，对曹操的看法其实很稳定：都认为曹操人很坏，但能力很强，而正因为能力强，所以显得人尤其坏。

陆机对故国怀有感情，认为“三国同霸”，不论魏蜀吴，都只是霸主水平，没有谁是得天命的帝王，算是当时少数胆敢高调否认曹魏合法性的人。感情上，他本不该对曹操有什么好感，从政治的角度理性评价曹操，他的观点则是：“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可算是在附和史学界的主流评价。

《东坡志林》是苏轼随手写下的札记，写起史论文章来，苏轼可以算顶级曹黑。

归根结底，曹操“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所以不能一统天下，也就是注定的了。

鲁迅谈曹操的文章，特别强调一个特点，就是“通脱”。他又解释说，“通脱即随便之意”，曹操“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通是通透明白，脱是洒脱随便。

1959年的春天，掀起了一股为曹操翻案的热潮，郭沫若、翦伯赞等学界权威都写了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上

《世说新语》的编撰者，显然也是这么想的。在他眼睛里，这个故事是假谲，夜梦杀人也是假谲，望梅止渴也是假谲……总之，就是这些骗人的故事都很有趣，什么道德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历史正确性，都随它去吧。

清代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提出三国有三绝：诸葛亮智绝，关羽义绝，曹操则是奸绝。

《三国演义》突出了曹操的才能，渲染了曹操的性情，却淡化了出身对曹操的影响。

宋代以来，瓦肆的听众就爱听“发迹变泰”，也就是草根逆袭的故事，现在相信“人人生而平等”的人们，当然更是如此。即使是嘉靖本，也很少渲染曹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家族资源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固然曹操的父亲并不怎么支持他的行动，但要是因此低估家族关系网帮曹操解决了多少问题，那就太天真了。

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开始，袁绍几乎每年都会给曹操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援。

曹操做了最犯袁绍之忌的事，迎接汉献帝，借皇权来压袁绍这个盟主，终于到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曹操一举翻盘。

可以说，曹操是袁绍一手扶植起来的力量，最终他却消灭了袁绍，这是汉末乱世里最大规模的一次反噬。

曹操的暴行粗略分为四大类：霸凌皇帝，杀戮名士，翦除小人，屠灭平民。

一个政权，核心团队里要有顶级名士，才能得到大大小小的名士的支持，而你的官员有名士的身份，各地的大家族才愿意配合这些官员的工作。于是你的地盘治安才能保持，税收才有保证。

这才是名士的硬实力。

对历史上的曹操来说，和名士的关系至关重要。大量名士的支持，是他崛起与成功不可或缺的基础，但一旦他想打造完全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官僚机器，甚而想要改朝换代，名士就成了横亘在面前的障碍。

所以曹操与名士的合作，总是充满内在的紧张感。而每次曹操想要有大举措实现身份跨越，就要杀戮或者折辱一两个大名士。

早在兖州的时候，曹操就杀了名士边让；把汉献帝接到许县，接下来就羞辱了出身顶级名门的太傅杨彪；再往后，建安十三年（208年）恢复了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同年杀了孔融；建安十八年（213年）被册封为魏公，加九锡，逼死荀彧；建安廿一年（216年），进爵为魏王，杀害崔琰。

看了正史就看《三国演义》，会觉得罗贯中对曹营人物大大贬低；看了杂剧、平话再看《三国演义》，才知道有了罗贯中，才让荀彧、郭嘉们重见天日。

颍川荀氏是天下士人倾慕的大族，有了荀彧的辅佐，曹操阵营对名士的吸引力就大为增加，

《三国演义》里，曹操经常承担这个职能：把好人不方便杀或没机会杀的小坏蛋杀掉。

但《三国演义》丑化曹操的地方，如欺君罔上，迫害名士之类，恰恰是现代很多人不太介意的，《三国演义》美化曹操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掩盖了他大量屠杀平民的暴行，这正是现代人眼中极其重要的问题

刘备篇

不只是《江表传》一部书，东吴方面的叙述确实有这样一个趋势：越来越把赤壁之战理解为自己单独取得的胜利

刘备在荆州感叹髀肉复生的故事，见于司马彪的《九州春秋》；刘备马跃檀溪的故事，则见于郭颁的《世语》。这类明显美化刘备形象的典故，都是通过北方学者的著作才流传下来的

因为说书人的认识里，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而小市民所能理解的智慧，又确乎就是没有任何付出而便宜占尽，于是他们也就继承了东吴方面那个赤壁之战里刘备没怎么参战的设定—脑残粉等于高级黑，确实挺普遍原理的。

《三国志·先主传》说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大概是事实。

朝廷有“宗正”，负责宗室管理，对宗室成员进行专门的户口登记；郡国一级的地方政府，还设置了“宗师”，对本地宗室进行“教训”。

西汉末的登记对象，是“太上皇以来族亲”，只要是刘邦的爸爸的后代，都算。

刘备拜在同郡的大儒卢植门下，刘备十五岁是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卢植正在洛阳附近的缑氏山讲学

念好学校，拜好老师，学习知识是一方面，写到简历上好看，建立新的社交圈，从来也都是很重要的功能。

放眼古今中外，靠做恭谨温厚的老好人，而让年轻人热血上头的，未之有也。

事实上刘备对他们的吸引力在于：你喜欢的我也喜欢，你爱玩的我玩得比你还好；你喜欢好马，那咱们拉出来遛遛；你喜欢漂亮衣服，我衣服的款式洛阳城里今年最流行；你喜欢听歌，知道皇上最爱听的是什么调调吗？

在此基础上，我智商比你高，眼界比你大，道德很高尚，梦想很感人……这些优点才能发挥出来。所以才有“年少争附之”。

天生的个人魅力和社交能力，是刘备最大的优势，但也注定了他早期的一系列失败。他获得了以他当时的硬实力根本无法支撑起来的政治资源，就好比一支弱队被保送进了顶级联赛，战绩当然会很难看。

在一个复杂的小圈子内部，谁和谁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存在绝对的盟友和敌人。什么时候应该坚持，什么时候不妨转身，是一套深谙潜规则之后才能掌握的艺术。像吕布这样的底层闯入者，自然不可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会把每次转换立场，都弄成血腥的背叛。

说明迷信韬光养晦有效，指望靠装孙子解决问题，这种思路始终很有群众基础罢了。

刘备到底吸引来的哪些豪杰？也就可以有个大致判断了。这是一些被本土豪门大姓排挤、压制而郁郁不得志，同时又觉得自己去到北方，也一样不会有什么机会的人。徐庶、伊籍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宣称自己有种地的经验，是古人惯常使用的谦辞。琅琊诸葛氏是当时重要的家族，至少到南方后算得上足够显赫。青年诸葛亮最引人瞩目的地方，是有些轻狂的姿态和强烈的进取心，道德高尚与否，并不是最被关注的事情。

《隆中对》是一份极度重视可行性，而很少体现出道德责任感的文本

刘备可能是吸取了徐州的教训。那次刘备的别驾从事陈群就劝他不要趟徐州的浑水，刘备不听，结果陈群预言的危机一一都变成了现实。实力不济的时候，贸然占据一个大州，即使暂时成功，接下来也会崩盘。就算控制了刘琮，蒯越、蔡瑁这些本土实力派又怎么可能支持自己？本来就强弱不敌还离心离德，这种情况下又谈何对抗曹操？

刘备手下的庞统，刘璋手下的法正，都劝刘备突袭刘璋，一举取得益州，但刘备没有听从。

刘备期待做得更有耐心一点，“厚树恩德，以收众心”，等待自己在益州打下一点基础，而刘璋再犯几个错误，自己有足够理由可以宣称刘璋对不起自己，那时再行动，就好看得多，后续措施，选择余地也大得多。

一个统治者对平民是否心慈手软，不仅取决于他的个性和道德品质，归根结底，在于他的处境

曹操做了一些善待屯田士卒的政策调整，道理也很简单，屯田制度最大的优势其实是人口控制，战乱年代你多控制一个人至少意味着你的对手就少控制一个人，别的可以暂且忽略不计，现在却已经到了应该考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了。

英雄传奇的画卷展开，总会看见用鲜血绘成的江山。

这样，给韭菜工作压力，也给人才发挥空间，对民间资源的汲取效率提到最高，对法正这样的才智之士，又最大限度地刺激了其工作积极性。从提升刘备集团的战斗力来说，不失为高明的策略。

清代赵翼的概括：“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

鲁迅先生要评价说，《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三国演义》这种世代累积型的作品，是最典型的迎合着读者口味来的，其实较少作者的个人特色，却较能反映民间普遍的趣味

如果有耐心多读一点历史演义类的小说，会发现，好皇帝高尚而无能，是普遍现象。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称：“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因为古代中国人，显然并不把历史仅仅当作“过去发生的事”。按照传统眼光看来：

第一，历史中包含着“道”，也就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写历史书，也就是在进行核心价值观建设。

学习历史，就是学习治国和做人，所以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得到了历史书的正面评价，那么承受人世间的种种磨难也就在所不惜，如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所以有人说，中国传统社会里，史学是发挥着类似宗教的职能的。

第二，正因为历史如此重要，所以史书的修撰，权力是深度介入的。

史官是国家干部，历史应该怎么写，是“天子之事”，就是天子赋予了你写历史的资格，你才可以动笔。

到了唐代，为了终结这种先上车后买票的情况，皇帝进行了重大制度创新，就是设立史馆。把正史的修撰，作为国家级的文化工程来做，由宰相一级的大官来主持。

第三，历史还是社会上层交流的一种方式。

你要是不会随口引用历史掌故，或者别人引用了你却听不懂，那简直不配混这个社交圈

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小说”这个名词诞生的时候，是骂人的话，凡是不上档次的作品，都可以叫小说。

先秦诸子的著作，被分成了十大门派：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

正统学者心目中的小说，大概可以这么定义：小说是记录不重要不确凿的事实的短小作品。也就是说，小说是不能虚构的。它们存在的意义，是有可能可以填补史书的缺漏。

“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杂剧、传奇下”

鄙视链：史书＞不可以虚构的“小说”＞可以虚构的“传奇”＞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白话小说。

《三国演义》是一部努力排斥低俗的民间趣味的书，但是它没有因此失去群众基础，恰恰相反，这种努力使它在部分群众那里，获得了一种高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