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事要记 日拱一卒

在有形战争中，一般情况下各种兵器的毁伤范围都会高度地指向敌方。当然，也会存在因判断错误导致误伤己方或友军的情况，但这属于“意外”范畴。也有极少数兵器近乎于自杀性质的，例如美军曾开发装备部队的M388核炮弹，以小型的无后座力炮进行发射，其射程居然小于其毁伤半径。这意味着真去战场上使用的话，发射核炮弹的士兵也活不下来了，后来不得不全部退出现役。但这毕竟是极为特殊的情况。

生物战就完全不同。因为生物传播范围的难以控制，只要不能完全切断攻击方与受攻击方的人员接触，甚至任何通过第三方的人员接触，那么任何生物攻击的结果很可能是会伤及到自己，在自己的国民中大规模传播开。诺门坎战役中，日军曾对苏军发动过霍乱菌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因为生物战所需要的极端保密性，大量日军自己并无防护准备，最后结果苏军中毒的并不多，反而是上千日军自己中毒造成了很大伤亡。

有人曾猜测，通过分析各个民族的特定基因，有可能开发出只针对特定民族的生物武器。但是，病毒传播出去以后，其变异非常快，不仅传播范围不受控，而且其变异方向也很可能是完全不受控的。很难保证说它只传某个种族的人，而一定不会传染攻击者自己。这次COVID-19生物战，无论发动攻击的国家是谁，显然自己也受到杀伤，甚至其伤亡远比受到直接攻击的中国更为巨大。

这就对生物战攻击一方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性问题：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必然会伤及自身的生物攻击？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原理上却非常简单：一切战争的本质，全都是一种敌我双方的互相伤害。虽然有形战争攻击武器本身从技术上说可以精准地将杀伤力指向敌方，但因为有形战争必然引来对方的同等反击，很自然地也会对自己带来杀伤。战争就是通过互相伤害，到最后看谁先熬不住。所谓战争的胜利，就是能够在互相伤害中熬到最后的一方。另外，通过对疫情死亡率的选择和控制，使其主要伤害的是65岁以上的退休领养老金的老人，使这批人死亡可以使社保金的支出大幅降低。关于这一点甚至已经是很多人公开讨论的群体免疫的好处。生物战的发起者明知道自己也会受害，但他是在赌自己能比对手先熬到最后。

生物战对受攻击一方也同样提出了一个挑战性问题：在有形战争中，一般情况下对付什么武器攻击，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同样的武器反击。例如对付坦克最有效的就是自己也拥有更好的坦克（当然也有空中反坦克导弹和单兵式反坦克导弹等）。对付战机是自己的战机，对付航母是自己的航母，对付核武器是自己的核武器……可是，因为生物武器的杀伤范围完全不可控性，对付生物战的武器不能同样也是生物武器。因为用生物武器的反击同样会伤害到自己，甚至对自己的伤害最终还有可能会超过对方。并且，对手已经开始了生物战，疫情已经传遍双方，如果再增加生物战攻击那不是多此一举吗？

因此，以什么手段来应对生物战，就需要超越传统战争方式的重大创新，从而比对手更能熬到最后。让对手充分明白自己会比对手更能熬到最后，是结束一切战争的基本条件，也是结束生物战争的基本条件。

从我们简单想象来看，病毒造成的死亡率越高，生物战造成的伤害有可能越大，但事实上却可能不是这样。当死亡率超过一定程度后，全人类就没有任何人会接受这个病毒。当全人类都对其完全恐惧并齐心协力进行防控时，这种导致高死亡率的病毒可能很快就被完全控制住了。因此，类似埃博拉、霍乱这样导致极高死亡率的病毒，一般是很难作为生物战武器使用并给受攻击一方造成长期大规模损失的。当然，高死亡率的传染病爆发即使被很快控制住，也会在短期内造成显著的人员死亡，因此依然是特定情况下会带来危害的潜在战术性生物战方式。

另一方面，如果死亡率太低，那么就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因此人们可能根本就不会去关注，也没什么可见的损失，就当感冒一样。如果这样，这种生物战的攻击也就起不到什么效果。

因此，选择一种死亡率既高到足以引发社会恐慌，同时又能够使足够多的人可以选择无视它，从而可以使针对它的防控措施不能在全球形成共识，这样疫情就难以控制住，从而有效达到生物战攻击的目的。另外，因为生物战攻击必然伤及自身，因此足够低的死亡率也可以使自身受到的伤害可控。

从这次COVID-19来看，它的死亡率在1%左右，既高到足以引起社会恐慌，又低到可以使大量的人群去选择无视它。其传播力极强，死亡率其实又取决于医疗资源是否会被挤兑等。因此，它的特性真的是进行生物战的最佳品种之一。

流行病学的创立标志性事件，被认为是雪诺发现伦敦的霍乱是通过水为媒介传播的。这个发现推动了伦敦以至后来全球城市自来水系统的建立。自此之后，霍乱爆发基本上就彻底退出历史了。即使没有完全绝迹，也只是以偶发性的个案形式存在。在今天的环境下，要用水作为传播媒介发动生物战攻击，基本不可能成功。只能形成偶发的病例，并且很容易被定位到传播源，生物战的攻击者自身也很难保密和安全。以血液、性行为、食品等为媒介的病毒传播，都很难造成非常大规模的疫情爆发，尤其很难造成全社会的疫情大爆发。

因此，以空气的气溶胶，呼吸道等作为传播媒介，是大规模战略性的生物战能够成功的极少甚至唯一的途径了。这样，如果我们能够以COVID-19疫情为契机，全面建立了最佳的防控空气、气溶胶或呼吸道传播的流行病的体系，就接近于永久性的封闭了遭受大规模生物战攻击的渠道。

生物战需要配合大量的舆论战才有可能成功。根据生物战专业的分析，有一个与人们想象完全相反的惊人结论：至少相当多的阴谋论观点，正是生物战的攻击一方，或者其同伙故意释放出来的！

例如，在武汉疫情的一开始，就有参加军运会的美军传毒阴谋论传出。其言论认为美军在军运会上的成绩一向很好，可是在武汉军运会上的成绩很差，自然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来参加运动会的人员，还是为别的目的。事实上，只要简单查一下美军在历届军运会上的成绩就很容易发现：美军运动员在军运会上的历史成绩向来都非常差，甚至比一些大洋上的不到百万人口岛国的参赛队员成绩还要差。在武汉军运会上的成绩在其历史上算好的。更重要的还有生物战攻击的战斗部投送技术变化。

在有形战争中，兵器的战斗部投送是采用一级的运输平台+二级的战斗部投送装备模式。如舰载导弹是通过军舰运输平台+舰载火箭投送装备将战斗部投送到敌方目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曾用飞机投送过载有生物兵器的炸弹。这是完全借用传统有形战争的战斗部投送模式。这种模式显然很容易形成与有形战争一样的证据。但是，美军可以承认其空军曾越过中朝边境轰炸过丹东，尽管是以很傲慢的方式承认的，但却从来不承认投送过生物武器。这也表明：生物战是一种太过明显的反人类战争方式，不能直接承认是自己干的，对生物战的战斗部投送就是一个需要尽最大可能保密的过程。从现在COVID-19实际发现的传播链中，来自国际进口的冷链，国际快递及食物等货物中，都曾发现过阳性的样本。因此从生物战角度说，类似军运会上参会运动员投毒论就存在显著的瑕疵：

• 因为生物战远超过有形战争的保密性，投毒者原则上是不能也不需要到现场进行的。
• 即使要派遣人员在武汉现场进行投毒，获得中国签证来武汉也非常容易，用不着通过如此正式的参加运动会人员来进行。这种参会人员曝光率过高，周围记者云集，与极端保密的要求完全相背。
• 军运会的参会人员在极短的时间内有非常密集且时间固定的参赛等工作，空余可用来干别的事情时间极少，外出活动很容易被人认出，很难保证成功。
• 进行生物战投毒的作业量极小，只要个人化的特工人员就足够了，根本用不着像传统的有形战争那样派遣一支军队来进行，这样不仅多余而且太容易暴露。

……

因此，质疑数以百计的参加运动会人员的参会目的显然是很不专业的。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专业理由证明，武汉军运会的美军参会人员不可能是投毒人员。但为什么要传出甚至就是从某大国传出来的这类阴谋论的舆论呢？因为保密是相对的，很难保证不会受到怀疑。因此，主动地传出存在明显瑕疵的阴谋论，这种论调很容易在受攻击国传播，这就会使正当的怀疑也被混淆在这类显然存在瑕疵的阴谋论中受到人们的嘲笑。

这类阴谋论远远不止这些。例如在疫情一开始，就有一个预印本论文认为新冠病毒中存在HIV基因片段，有人为嵌入进去的嫌疑。该论文很快遭到学术界大量反对而撤稿。2020年2月23日，日本朝日电视台居然率先跳出来爆料，某大国的流感死亡病例中，有些基因与新冠病毒相同。他们真的是想造反吗？还有网传彭培奥在2020年6月13日到美著名军校演讲时公开说新冠就是美生物战。最近，英国媒体又爆料称新冠病毒与某大国一家生物医药公司莫德纳2016年申请的专利基因片段一致，自然进化的可能性极低……

可以说，人类目前的基因科技无法绝对地证明某种基因片段只能是人工产生，而绝对不可能是自然进化的。从理论上说，要做到这一点从科学上说也是不可能的。正如今天的人类器官是如此地完美精巧，很多人也惊叹这怎么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一定是上帝有意设计的结果，可是科学证明人类就是自然界自然进化的结果。因此，所有这类指责不仅不可能获得真正可用的证据，而且是被误导向了错误的方向。既然生物战本质上就是一种隐形战争，故意误导人们纠缠在寻求证据的方向上只能带来这样的结果：一是引起学术界更多专业人士的反感。二是让受攻击者在不可能成功的方向上努力而不断带来挫折感。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如果受攻击者将自己的决策和行动建立在获得以上证据基础上的话，等同于永远不可能获得采取行动的机会。这就是不仅要用隐形战争手段攻击你，而且要通过舆论战的误导让你陷入“无法找到采取行动合理支撑”的境地。

我们这么说丝毫不影响人们继续去寻找病毒源头的溯源工作，只是不要有丝毫幻想能将应对隐形战争的战略策略，建立在这种溯源工作的任何结果之上。如果获得某些较强的证据，它最多的价值就是拿来进行舆论战攻击一下对手，连用来起诉对手的价值都没有。俄罗斯在乌克兰获得了第一手的证据，但是，用这些近乎铁证的资料在联合国要搞个仅仅是起谴责作用的提案都通不过。

如果读者对以上舆论战攻击算计之深感到惊讶的话，那么希望大家明白：以上这只是非常小儿科的方面。真正难以厘清的舆论战误导是在学术和技术层面，因为这些方面专业性实在太强，在不同学科上的跨度太大，不要说是一般人，即使大量专业人员也很难识别。如果利用高度跨学科的专业知识设计技术陷阱的话，绝大多数专业人员和学术界都很容易会被绕进去的，更别提非专业的普通人和政府官员了。因为各种抗疫的技术和产品必然都涉及相关的利益群体，站在自己经营的产品技术立场上说话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在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可能避开对各种群体的利益影响，这就使厘清相关问题的难度更添层层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