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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00000空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今天是9月15日，是美国对华为新禁令正式生效的日子。今天及以后，包括台积电、高通、三星及SK海力士、美光等公司将不再供应芯片给华为。

此前，台积电早就明确表明了立场，肯定遵守美国的禁令，9月15日开始对华为断供。不过，出于商务或者更高层次的考虑，在此之前，台积电开足马力为华为生产芯片，让华为尽量多屯一些高端芯片。据称，华为派出专机赶往台积电，在最终期限之前把晶圆抢运回来。

中芯国际尽管没有生产高端芯片的能力，却也以委婉的方式表明和华为“划清界线”。然而此绥靖之举未能达到目的。不久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将中芯国际列入贸易黑名单，这将迫使美国供应商在发货之前，必须先申请特别通行证。

中芯国际声明回应称，任何关于“中芯国际涉军”的报道均为不实新闻，该公司愿以诚恳、开放、透明的态度，与美国各相关政府部门沟通交流，以化解可能的歧见和误解。

中芯国际还指出，2016年及以前，该公司是经美国商务部正式认可的“最终民用厂商”（Validated End-User） ，并曾有多位美国商务部官员实地到中芯国际进行访查。然而大家都知道，此一时彼一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中芯国际的股价应声暴跌，A股和港股分别跌去十分之一多、五分之一多。

日前，三星、LG电子表示很可能将在9月15日之后停止向华为供应面板，不过他们也申请了许可证，希望能继续供应。虽然面板技术跟美国公司没啥关系，但是面板的驱动IC芯片使用的是ARM架构，所以触发了限制。

根据新禁令，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公司，只要用到美国的芯片技术，都不可以给华为供货，不管什么货。芯片是技术最多最复杂、供应链最全球化的行业之一，设计、制造、封测三个主要环节，以及材料、设备等方面，涉及了无数项技术，基础性的、最尖端的技术归属于美国、英国、德国、荷兰、日本、韩国等十几个国家。美国的技术几乎渗透了所有关键节点，无法绕过，如之奈何。

 

芯片设计的架构ARM

前面提到的面板驱动IC芯片使用的ARM架构，是芯片设计环节的一种技术。1985年，成立于英国剑桥的芯片设计公司Acorn电脑公司研发出了精简指令集架构处理器，名为Acorn RISC Machine，简称ARM。1991年，Acorn电脑公司剥离了ARM部门，成立了ARM公司，中文名称安谋公司。

2016年，日本软银集团斥资320亿美元溢价43%收购了ARM公司。昨天9月14日，软银宣布将把ARM以400亿美元的价格转让给英伟达公司（Nvidia）。此前苹果、三星都曾表达过收购意向。

英伟达公司由美籍华人Jensen Huang（黄仁勋）创办于1993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英伟达的核心业务是为视频游戏提供图形芯片，此外兼营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数据中心等业务。过去两年，英伟达发展迅猛，市值超过3100亿美金，比英特尔的2100多亿高出一半，在半导体企业中仅次于台积电和三星，名列第三。此次英伟达收购ARM，如果能够获得相关国家监管部门的批准，那么将是芯片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交易，将为英伟达的后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黄仁勋有望成为世界半导体领域的真正盟主。

全世界超过95%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都采用ARM架构，比如三星、高通、苹果等。华为也是用的ARM架构。尽管海思拥有目前ARM架构最新版本的永久授权，然而能否获得以后版本的授权是令人担忧的事。

 

芯片制造的关键设备光刻机

芯片制造环节有一个关键工艺，光刻，需要一种关键的设备，光刻机，最先进的光刻机只有荷兰ASML公司（中文名称阿斯麦公司）能够生产，迫于美国的压力，现在也断供中国了。

中国只能获得浸入式光刻机（DUV），这个技术有其极限，只能支持7nm线宽以上的芯片制程。到了7nm，就必须使用极紫外光技术（EUV）。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等公司都是用的EUV光刻机。中芯国际订了一台EUV光刻机，然而ASML公司迟迟不敢交货。

1984年，荷兰飞利浦公司与荷兰先进半导体材料国际公司（ASMI）合作成立了一家专注于开发光刻机的公司。八十年代末，恰逢全球半导体市场大滑坡，原先主导光刻机市场的美国光刻机厂商GCA、Ultratech和P&E光刻部等先后退出市场或缩小规模。日本的尼康和佳能成为国际光刻机市场的新霸主。当时的技术是干式微影。

2003年，ASML突破了浸入式光刻技术，一举超越尼康，成为全球第一的光刻机厂商。2010年，ASML推出了第一台EUV光刻机，从此一骑绝尘，独霸世界。

 

 

 

EUV的技术攻关其实早在1997年就开始了，那一年，英特尔和美国能源部共同发起成立EUV LLC，汇聚了美国顶级的研究资源和芯片巨头，集中了数百位顶尖科学家，共同研究EUV光刻技术。英特尔邀请ASML和尼康一起加入该组织，但是美国政府担心最前沿的技术落入外国公司手中，反对ASML和尼康加入。几经周旋，最后ASML成功加入EUV LLC，能够享受其基础研究成果，尼康却没能加入。

2005年前后，摩尔定律的延续再度陷入停滞。EUV技术虽被认为是制程突破 10nm的关键，但技术难度和投资金额极高，尼康和佳能几近放弃。在此情况下，ASML仍坚持投入研发，并积极向外寻求研发支持。

在政府经费方面，ASML从欧盟第六框架研发计划中获得2325万欧元研发资助；在合作伙伴方面，ASML提出“客户联合投资专案”，用股权向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等客户筹得53亿欧元研发资金，并向股东提供设备的优先使用权；在合作研发方面，联合3所大学、10个研究所、15个欧洲公司共同开展“More Moore” 项目（“更多摩尔”）。

ASML的坚持获得了回报，2010年，它推出第一台EUV光刻机。2013年收购美国准分子激光源企业Cymer，进一步打通了极紫外光刻机的产业链；并于同年推出第二款EUV光刻机。2017年，ASML推出第三款EUV光刻机。自此，ASML成为全球唯一一家能够设计和制造EUV光刻机设备的厂商，成为超高端市场的独家垄断者。

ASML之所以能够维持独家垄断，是因为EUV光刻机的确十分难造。这套设备继承了全球数百家公司的技术，有超过8000多个零部件，不少是非常复杂的零部件。某种意义上，ASML扮演着系统集成商的角色。EUV光刻机不是荷兰一家公司的产品，是西方国家互通有无、联手合作的产物。

当年和ASML同时起步的其实还有上海微电子，然而上海微电子的光刻机没有能够发展起来，中国现在自产的光刻机还是比较落后。回头来看，这也是必然的结果，一声叹息。

 

芯片设计软件EDA

除了芯片设计架构ARM、光刻机等技术之外，还有一个关键技术是芯片设计软件工具，简称EDA，即电子设计自动化。EDA是集成电路产业链相对产值较小但又极其重要的关键环节。这个市场70%的份额由三家公司占据， Synopsys、Cadence和西门子旗下的Mentor Graphics。在中国市场，集中度更高，三巨头瓜分了95%的市场。这三家公司，前两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第三家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

我们国内自己的EDA，玩家众多，有已经上市的，有摩拳擦掌要上市的，然而技术上和美国的差距还是很大，无法取而代之。180nm/350nm以上的部分老工艺线是可以用破解版或国产替代版继续做；但深亚微米级130nm/90nm开始就很难离得开正版授权了；越往下越难，到了22nm以下，就完全不可能了。

芯片EDA工具软件的最大特点是它与芯片代工厂具有高度的绑定关系，因为设计时，需要代工厂提供数据包（PDK），包含了基础器件和逻辑单元的基本特征信息。这个数据包会不断优化，更新频繁，同时对EDA软件有绑定及校验的作用，一般只支持当前最新版的工具。

总之，在高端芯片的设计架构、设计软件、制造设备等方面，我们要做到国产化，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只是芯片产业链上无法短期国产化的三个例子而已，还有不少其它高精尖技术，国内一时也无法替代，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么目前的技术路线、游戏规则是否有可能完全改变，给我们弯道超车的机会呢？

 

第三代半导体是希望吗？

目前炒得最热闹的概念是第三代半导体。第一代半导体材料主要是硅，第二代是化合物，常用的是砷化镓、或者磷化铟，第三代是更好的化合物，包括碳化硅、氮化镓、氧化锌、氮化铝、金刚石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半导体比较特别，不知道该归入第几代，时间上它们贯穿第二、第三代，比如锑化镉、锑化汞、碲镉汞等等。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禁带宽度宽、击穿电场高、热导率高、电子饱和速率高、抗辐射能力高，因而更适合制作高温、高频、抗辐射及大功率器件，又被称为宽禁带半导体材料，或高温半导体材料。

第三代半导体应用前景十分广阔，有望突破目前半导体材料达到摩尔定律极限的困局，而且可能改变芯片的制造模式，代工模式可能不再适合，将回归IDM模式，也就是设计、制造一体化。这的确有可能改变目前芯片行业的整个格局。

当然，所有这些目前都还只是前景、希望而已，离产业化还很远，风险也很大，不排除是一条死路。然而，我们的资本市场已经闻风而动，“龙头股”们又开启暴涨模式。网上铺天盖地的是第三代半导体概念股推荐。

2016年以来，中央、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促进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政策。据权威人士透露，我国计划把大力支持发展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写入正在制定中的“十四五”规划。计划在2021-2025年期间，举全国之力，在教育、科研、开发、融资、应用等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持发展第三代半导体产业，以期实现产业独立自主，不再受制于人。

独立自主，不受制于人，这是很明智的目标，但实现的方法绝不是搞运动，一搞运动，最后就往往一地鸡毛。（原因详见上次的文章《为什么造得出两弹一星，却造不出高端芯片？》）

 

摆脱西方控制的终极力量是创新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提高我们国家的创新能力。西方发达国家对其它国家的控制，终极的力量是创新。武器技术创新，船坚炮利，开启400年殖民时代。殖民时代结束后，现在还是靠技术创新，哪怕小小的一个芯片，掐断技术源头，我们就十分被动。

西方对世界的控制，从领土来讲，1920年西方统治了将近地球面积的一半；从人口来讲，1920年西方统治了48%的世界人口；从经济总量来讲，1950年西方占世界总产值的64%。这些数字都已大幅下降，有人说西方对世界经济为时200年的“主宰”行将结束。

然而，经济总量掩盖了西方在质量上的优势，西方和日本几乎垄断了所有先进技术。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如果西方切断传播，那么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哪怕是经济总量再大，也还只是一个“巨婴”而已，一断奶就危险。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如果西方希望维持优势，它将竭力把先进技术传播减小到最低限度。”

25年后的今天，西方似乎正在这样做。当然主要是美国裹挟着其它西方国家这样走，但愿十一月大选之后美国会恢复正常。但也不排除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中，这就是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我们其实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对我们好，毕竟他们和我们属于完全不同的地域、种族、文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憎恨是人之常情。”当然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了解了才有可能信任。

谈判最好的策略是我有其它备选方案，我并不那么需要你，你带不带我玩都无所谓。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自身创新能力，这样自己才能玩得起来，内循环才能循环得起来。不能像过去那样，循环了三四千年，等到西方漂洋过海来敲门时，一敲就把整个屋子敲塌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的局势倒也不失为一次机会，逼迫我们从根本上提高我们国家的创新能力。

 

如何提高我们国家的创新能力？

怎样才能提高我们国家的创新能力呢？首先得有人才，有创新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现代大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前特朗普经济顾问斯蒂芬·摩尔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一定能击败他们，因为我们的华人比他们的华人更聪明。”

美国有三次人才大补给，一战之前及期间从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逃到美国的顶级人才，二战之前及期间从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逃到美国的顶级人才，前苏联解体前后从前苏联逃到美国的顶级人才。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持续地用移民政策从全世界吸引最优秀的人才。

我们没有这个条件，主要得靠自己培养。教育的重要性无法再强调更多，如果我们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都去送外卖了，那么要摆脱受制于人的命运就很难了。

有了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还得让他们有创新的意愿，这就要满足他们两个方面的需求，趋利和避害。趋利，要确保他从成功创新中获得成比例的好处。为此，首先要保护产权。如果一个人千辛万苦创新了一个产品或服务，结果被仿冒者挤出了市场，根本赚不到钱，那谁也不愿意创新。

工业革命让英国从欧洲大陆各国都看不起的偏居一岛（三岛吧）的“乡巴佬”一跃成为世界霸主。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英国发生？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与罗伯斯·托马斯（Robert Paul Thomas）在其合著的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之一《西方世界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一书中揭示了这个奥秘：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完善产权保护的国家。

其次，就算仿冒者没有把他弄垮，如果各种管制、税费把他搞得无利可图、灰心丧气，甚至被强权势力吞并，不旦财产没有了，连人身安全都不一定有保障，那么谁还愿意创新呢？

除了要满足创新者趋利的需求，还要满足他们避害的需求。既然是创新，就肯定不可能十拿九稳，成功是小概率事件。其实创新犯错，严格来讲不叫失败，这是创新的必由之路，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母哪来子呢？不创新不犯错，原地不动，被打倒，被时代淘汰，那才叫失败。所以社会要宽容失败。

当然社会更要宽容成功，华为任正非总裁说：“中国缺少宽容，人家又没危害你，你干嘛这么关注人家。你们看，现在网上，有些人都往优秀的人身上吐口水，那优秀的人敢优秀吗？”

 

如果一个社会既不宽容失败，也不宽容成功，那么谁也不敢创新，只好大家都平平庸庸混过一生，美其名曰集体主义。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讲到创新时，提到了人口密度和浓度的概念，人口密度和浓度不够的地方往往不太宽容，这解释了为什么小城镇很难创新的原因。大城市大家反正都不认识，习惯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见怪不怪，这样怪鸟才有生存的空间。而创新往往就要靠这些怪鸟，这些怪鸟其实正是造福社会造福人类的好鸟。小镇上所有的鸟几乎都彼此认识，出现了怪鸟就被千夫指，怪鸟是活不下去的。

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企业其实也是一样，成功创新的企业都有自由、宽容的气氛，大家既有创新的能力，又有创新的意愿。没有这种自由、宽容的文化的公司，是很难创新的，往往被时代淘汰。

乔布斯用一句话幽默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我能创新，不是因为我是天才，而是因为我是CEO。”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员工，创新了，失败了，你很可能就被炒鱿鱼了，就算不被炒鱿鱼，以后你永远被贴上了不靠谱的标签，职业生涯就此了结。但是，如果是你的CEO创新，失败了，他就把你炒鱿鱼了。 

所以乔布斯的回答言下之意太深刻了，别人不是不会创新，而是不敢创新。因为别人创新失败，会被炒鱿鱼；而CEO创新失败，可以炒别人鱿鱼。当然CEO也要小心，有时会被董事会炒鱿鱼。乔布斯就被董事会炒过一次鱿鱼。所以有的CEO就明哲保身，永不创新。

诺基亚CEO在同意微软收购时最后说的话是：“ 我们并没有犯什么错，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说完，潸然泪下，十几位高管陪着落泪。Hi，朋友，就是因为你什么错都没犯所以整死了诺基亚啊！你没有犯什么错，说明你根本没有创新啊。你那几滴泪真是太昂贵了。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对于国家的创新，提出了四点建议： 

1、保护产权；

2、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3、放松和解除管制，中国的创新型企业，数得上来的华为、BAT等企业，都是成长于缺少监管的政策红利时期；

4、全面减税，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这四点就是解决了创新的意愿问题。

如果我们国家有大量既有创新能力又有创新意愿的人，那么我们还怕谁呢？还怕什么呢？没有芯片，没有操作系统，我们自己造。当然，我们永远坚持开放合作的立场，如果他们不对我们开放，不和我们合作，我们也不怕。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独立自主、不受制于人的前提条件。

不怨胜己者，不求外物，反求诸己，苦练内功，静待转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 作者：曾在复旦学习、任教9年；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供职20年。个人号：悟00000空。
  

信息来源：上海招考热线 

招考热线官网：www.shmeea.edu.cn

 

2021届上海中考开始，中考总分由630分提高至750分，今天就来具体看看新中考各科分值构成！

 

分值构成

 

 

计分科目变化

 

• 总分由630分变为750分，计分科目新增了“道德与法治”和“历史”两科，各占60分；
• 英语和理化总分不变的基础上，将原先只需要考试合格的“听说测试”和“物理化学实验操作”模块纳入中考计分，并在理化综合测试中新增了“跨学科案例分析题”（主要涉及地理、生命科学学科）；
• 体育分值不变，但在选考科目中新增了4分钟跳绳、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武术。

计分科目的考试形式、时长和时间

 

 

2021年作为中考改革的第一届，具体的考纲还未公布，我们就先来看看各科2020年试卷结构、分值占比和难度系数，做一个参考：

 

语文

 

试卷结构及说明

 

 

作文评分标准

 

 

145个文言文实词

 

古诗文课内篇目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END-

 

做流量的玩不过做产品的，做产品的玩不过做用户的

 

1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充满着声光电以及各种IP的电子玩具，对儿童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作为全球最大玩具厂商之一的乐高LEGO，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风口”。

 

于是，乐高把它的经营重点放到了“星球大战”、“哈利波特”等产品上。在当年这两部电影热映时候，它们给乐高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随后，乐高淘汰了已经“老化”了的学龄前玩具品牌——“乐高得宝”，用更加有“时代精神”的“乐高探索”来代替。

 

 

然而，这些看上去“顺应时代”、“顺应市场”的产品，却给乐高带来了空前的危机。

在《星球大战》和《哈利波特》发行后的第二年，乐高的相关产品就出现了滞销。

而“乐高探索”并没有赢得市场认同，反倒引起了顾客疑惑，他们以为乐高再也不会生产积木了。

2003年，乐高公司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巨额亏损，随后有了将被美泰收购的江湖传言。

 

痛定思痛的乐高开始转变思维，他们把眼光从光怪陆离的市场转向了活生生的用户，从迭代变化的潮流转向了深刻不变的人性。

经过观察、访谈、分析，一个深刻洞察为乐高的战略调整指明了方向：

儿童游戏的两个本质——自由和成就。

游戏，是儿童逃避父母监管，活在自由世界的惬意享受；又是儿童世界里，极为难得的成就感来源。

 

基于这个洞察，乐高做了两大战略调整，从产品为本变成了顾客为本。

1、聚焦：产品线重新集中于积木类玩具，目标人群集中于5-9岁的小男孩

2、调整价值观念：从对产品细节的重视，改为游戏和教育体验。

宣传语改成了“一直玩（play on）”，开始把乐高的核心价值“创造力、想象力、学习、娱乐、质量”融入到品牌宣传和推广中去。

 

重新与顾客同频的乐高，再次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2015年，连续多年快速发展的乐高，超越了当年试图收购它的美泰，成为全球第一大玩具品牌商。

在全球玩具市场下滑的2018，乐高仍实现了55.5亿美元的营收和8.7亿美元的超高净利润，远超第二名成了全球最赚钱的玩具公司。

 

从“做产品”进化到“做用户”，是乐高绝地反转的关键一跳。

 

2

 

做电商的有句话：

“做流量的玩不过做产品的。”

其实这句话还应该补上一句：“做产品的玩不过做用户的”。

 

伟大的德鲁克老爷子说：“顾客是唯一的利润中心”。

同样伟大的任正非老爷子说：“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

 

虽然产品是满足用户需求最关键的载体，但产品导向和用户导向还是存在根本的不同。

做产品的关键词是：趋势、品类、技术、功能、概念、品质、产品线。

做用户的关键词则是：人性、体验、共鸣、满意、推荐、社区和终身价值。

做产品，关注的是变化，考的是机会把握能力。

做用户，关注的是不变，考的是人性洞察能力。

 

乐高看到电子玩具的发展趋势，开发出“星球大战”、“哈利波特”，这是基于做产品的逻辑。

后来，洞察到用户的本质需求，从注重产品细节，调整到做“游戏体验”、“教育体验”，这就是做用户的逻辑。

 

一个餐馆。

不停炒作排长队、天价牛排、奔驰送肉夹馍，这是做流量。

推出特色菜肴，做爆款，定位西北菜、东北菜，这是做产品。

而像海底捞那样，总有一款服务让你印象深刻甚至感动，这就是做用户了。

做产品的目的是要顾客发生交易，做用户的目的是要跟用户产生关系。

 

做用户不是否定做产品。

而是把“做用户”当成“做产品”、“定战略”乃至“做品牌”、“做渠道”的标尺，具有一票否决权。

就像乐高仍然保留了“生化系列”，华为仍然要不停塑造品牌，可乐、农夫山泉们仍然要保持自己的渠道竞争力。

但所有这些，都属于“成本中心”。

只有围绕“企业唯一的利润中心”——用户，你的产品、品牌、渠道、流量、推广、传播才能实现有效的回报。

 

 

3

 

十几年前，企业界流传一句话：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

 

现在已经很少提了。大环境发生变化，已经不再适用。

“标准”是工业化时代的制高点。

掌握了标准，就把握住了产业，就能“挟天子令诸侯”，就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主动权，甚至是最高话语权。

 

然而在信息碎片化、人群圈层化的今天，用户才是“标准”的制定者，才是“天子”。

再小的个体，也有发出需求的渠道，再小的小众，也能提出自己的个性化主张。

 

用户不再被“标准”挟制，不再被企业自说自话的品牌主张代言。

只有贴近他们，用心经营他们，才能赢得他们长期的、源源不断的支持。

 

前段时间，某视频博主到北京王府井狗不理店吃包子，随后发布了测评视频。

测评结果是“难吃且贵”。

该店十分感动，然后选择了报警。

幸亏北京警方没有像某地警方那样，反手就对发布者来一个抓捕。否则这家店就更出名了。

 

虽然“北京王府井狗不理”很快撤销了声明，但网友仍然对它展开了群嘲。

一个本来只有几万的视频播放量，被这事搞成了几百万的播放，全网上亿的热点浏览。

这下，不但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们家包子“又贵又难吃”，还觉得你们家“又无知又傲慢”。

连对顾客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要长期下去，不倒闭都没天理。（狗不理集团已公开致歉，并剥夺了北京王府井狗不理的加盟权）

 

不经营用户，你就是“百年老字号”又怎样？

不经营用户，你就是“薄皮大馅十八个褶”又怎样？

不经营用户，你就是“世界500强”、“销量遥遥领先”、“100项牛叉技术”、“绕地球1000多圈”……

也照样是被干掉的命。

 

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任何伟大的品牌，都是用户用口碑传出来的；任何伟大的企业，都是用户用口袋里的钱投票投出来的。

    温乎曰：    

这篇文章一万字，

把苏联的转折点说清楚。

但愿你们能看完。

 

 

壹·斯大林之死

 

 

1952年10月，苏共召开第19届代表大会，距离上一届代表大会已经过去13年。

 

斯大林向代表们建议，废除总书记的职务，并且取消政治局，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团做为决策层，然后从中央主席团中选举常委会，负责国家的一切事情。

 

这个主席团常委会共5人：

 

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基本上苏联的事情，就他们5个人说了算，而最终拍板的是斯大林。

 

意思很明显，执政多年，斯大林拥有非常高的威望，哪怕不是总书记，一切号令依然出自斯大林之口。

 

职位不能给斯大林荣耀，斯大林反而可以决定职位能否存在。

 

这就是地位。

 

晚年的斯大林非常自信，已经不像年轻时一样在办公室奋斗到深夜。

 

他经常在晚上召集亲信到别墅看电影，美国西部牛仔电影是斯大林的最爱，看着浪荡不羁的牛仔，斯大林仿佛看到曾经流放西伯利亚的自己。

 

电影往往在凌晨左右结束，此时厨师会准备一桌丰盛的宴席，斯大林和亲信们一边喝酒一边说话，很多国家大事就在觥筹交错间敲定下来。

 

宴会结束，一般要到凌晨5点左右。

 

亲信们回家补觉，庆幸又是没有出错的一天，斯大林睡到中午才起床办公，等到晚上又是happy的一天。

 

这么高强度的夜生活，就算21世纪的年轻人也扛不住啊，何况斯大林已经是70多岁的老头子，说不定哪天熬夜犯了高血压，就被马克思带走了。

 

终于，那一天还是来了。

 

1953年2月28日，斯大林召集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到私人别墅，和往常一样电影喝酒吃饭一条龙，浪到凌晨6点才散伙。

 

临出门前，斯大林还用手指戳赫鲁晓夫的肚子，用乌克兰语叫他“米基塔”，活像好基友在打情骂俏。

 

第二天，赫鲁晓夫守在电话旁边，继续等待斯大林的召唤，结果等了半天都没消息，赫鲁晓夫有点不开心：“难道我被抛弃了？还是领袖有了新欢？”

 

等赫鲁晓夫和其他常委接到电话，急忙冲到斯大林别墅的时候，才发现健壮的领袖已经不省人事，毫无知觉的躺在沙发上。

 

医生告诉他们：“斯大林同志脑血管破裂，身体右侧中风，恐怕日子不多了。”

 

斯大林用生命再次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熬夜要不得啊同志们。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

 

统治苏联29年的斯大林骤然去世，又没有留下一个培养多年的接班人，给苏联中枢造成巨大的权力真空。

 

由于废除苏共总书记，苏联权力最大的职务是部长会议主席，类似于总理，而斯大林多年利用秘密警察执行大清洗，内务部也成为让人闻风丧胆的超级权力机构。

 

谁夺走这两个职位，便是苏联下一任扛把子。

 

斯大林去世以后，贝利亚推举马林科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又推荐贝利亚接管内务部，并且做部长会议副主席，哥俩狼狈为奸，成为斯大林去世后最有权势的人。

 

至于赫鲁晓夫只捞到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由于没有总书记，那么党的日常工作便由赫鲁晓夫主持。虽然没有前两人风光显赫，但是能掌管党的全部机构。

 

也行吧，这波不亏。

 

接管国防部的布尔加宁，成为赫鲁晓夫的盟友，而布尔加宁有两个特别牛逼的下属：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朱可夫元帅。

 

也就是说，赫鲁晓夫有军队支持。

 

既然斯大林不在了，大家的实力也差不多，到底谁是扛把子，还是要争一争的，要不然实在对不起斯大林多年栽培。

 

赫鲁晓夫向马林科夫一番耳语：

 

“内务部有多恐怖你造嘛，这么多年想抓谁就抓谁，万一贝利亚利用内务部针对你我，如之奈何？而且贝利亚的权势熏天，根本看不起你，这都能忍？”

 

马林科夫略一思索：“干他。”

 

不久后的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批评贝利亚是特务、内奸和野心家，属于混入苏共的敌人，不打倒不足以安慰斯大林的在天之灵。

 

听到赫鲁晓夫开炮，其他人纷纷站起来检举揭发，没多久功夫，就把贝利亚说的臭狗屎都不如。

 

主持会议的马林科夫摔杯为号，哦不，按下桌上的电铃按铃，朱可夫带着十几名士兵冲进会场，把贝利亚当场带走。

 

KO。

 

随着贝利亚被捕入狱，内务部的高级官员纷纷落马，权力也被拆分的七零八落，再也没有以往那种说一不二的权威，而且做什么事情，都要向主席团和书记处汇报。

 

换句话说，贝利亚的权力，大部分转移到赫鲁晓夫身上。

 

而且贝利亚是属狗的，因为之前和马林科夫结盟，现在一口咬定马林科夫是同党，你们既然要抓我，那就得把马林科夫也抓起来。

 

马林科夫不禁怒火冲天，向监狱方向骂了一句卧槽。

 

不过骂归骂，和贝利亚纠缠不清，已经成为马林科夫的污点，让他在其他人面前总感觉低人一等，也不敢利用权力颐指气使。

 

他要是敢自称天王老子，别人可以马上抓住他的小辫子，像讨伐贝利亚一样讨伐马林科夫，那还玩个屁啊。

 

而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等人地位虽高，却没有多少真正的权力，属于听指挥的那种类型。

 

于是，赫鲁晓夫从主席团的边缘人物，迅速成为主席团话语权最大的人。1953年9月，苏共决定重新设立第一书记，并且选举赫鲁晓夫出任这个职务。

 

时隔一年，苏共再次有了当家人。

 

从此以后，苏共主席团不仅控制内务部的工作，还严格监控其他苏维埃机构，几乎所有命令都是主席团和书记处发出的，要是没有赫鲁晓夫的签字，任何命令都没有合法性。

 

赫鲁晓夫用权力斗争的胜利，重振了党的领导权威，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他不禁嘴角向上扬起，向“玉米爱好者”的殿堂飞奔而去。

只是赫鲁晓夫没有想到，11年后将以“特殊退休金领取者”的身份，草草结束政治生涯。

 

 

贰·赫鲁晓夫的野望

 

赫鲁晓夫生于1894年，从小生活艰苦，给别人家放过牛羊，文化程度也不高，14岁的时候跟随父亲迁居乌克兰，在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工厂里做钳工。

 

“十月革命”以后，赫鲁晓夫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一名光荣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搬。

 

1918年夏秋，他被派到察里津参加战斗，而察里津战役的领导就是斯大林。

 

估计地位相差太多，二人并没有产生直接联系，但这次并肩战斗的经历，足以让斯大林确信，赫鲁晓夫就是一路追随自己的嫡系。

 

多年后斯大林发动大清洗，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拿掉不服从的人，换上自己的嫡系人马。

 

朱可夫、铁木辛哥、马利诺夫斯基都是大清洗的受益人，当然，还有赫鲁晓夫。

 

不过赫鲁晓夫的资历太浅，想直接跟着斯大林混，还需要自己奋斗到更高的平台上，才能让斯大林知道，自己也是察里津战役的人马。

 

1920年，革命战争摧毁无数工业和能源基地，为了支援战争，斯大林派150名干部前往乌克兰顿巴斯恢复生产，同行的还有一大批技术专家。

 

顿巴斯被分为数个工业区，赫鲁晓夫凭借战功和资历，成为鲁钦科沃区的主席，负责管理16个矿井。

 

革命年代热火朝天，每个人都在迎接新生命。

 

赫鲁晓夫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第二年就把鲁钦科沃区带到一流水平，煤炭开采量在顿巴斯各区里排名第一。

 

1924年，赫鲁晓夫被调到新成立的行政区做书记，从此离开污水横流的工业管理岗位，正式踏上仕途。

 

那年他才30岁。

 

能力过人的革命青年，想不引人注意都难，1928年科西奥尔当选乌克兰共产党总书记，他对乌克兰的党组织很不满意，尤其是组织部。那可是筛选干部的部门，怎么能搞的一塌糊涂呢？

 

科西奥尔把组织部长叫来：“你们部门都是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工人出身的副部长？你去选几个工人领袖，带来给我看看。”

 

经过仔细挑选，组织部选了6个口碑好的工人干部，其中就有赫鲁晓夫。

 

科西奥尔又从6个人中选中赫鲁晓夫，一锤定音，让他做乌克兰组织部的副部长。

 

赫鲁晓夫屁股还没坐热呢，又被调到莫斯科的一所工学院读书，做为优秀后备干部培养。

 

正是在工学院读书的时候，赫鲁晓夫认识了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州委书记卡冈诺维奇，而卡冈诺维奇正好需要一名助手，便把赫鲁晓夫调到莫斯科工作。

 

1931年，鲍曼区第一书记的位置空出来，卡冈诺维奇告诉赫鲁晓夫：“你去吧。”再过3年，卡冈诺维奇又一手把赫鲁晓夫推成中央委员，并且接替自己出任莫斯科州委书记。

 

此时的赫鲁晓夫不到40岁，便成为苏联政界的明日之星，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完全有可能和斯大林发生直接联系。

 

事实证明，那个年代的机会太多了。

 

而最大的机会就是在政治斗争中站队。

 

早在斯大林斗争夺权的年月，赫鲁晓夫就作为乌克兰代表到莫斯科开会，高调支持斯大林的路线，并且投票把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开除出党。

 

斯大林一打听，才知道赫鲁晓夫工作履历，不禁把这个年轻人视为班底，再加上日后卡冈诺维奇的极力推荐，斯大林便把他放到更高的岗位上锻炼成才。

 

一位老人说过，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也要看历史的进程。

 

赫鲁晓夫就是自我奋斗+历史进程的典型。

 

大清洗开始以后，赫鲁晓夫极力鼓吹：

“斯大林同志永远是对的，对于托洛茨基等唯利是图的法西斯走狗，我们只有一句话，就是处死他们。”

 

斯大林要的就是这些话，伸出大拇指给赫鲁晓夫点赞：

 

“年轻人有眼力，一定要加油哦。”

 

赫鲁晓夫感受到斯大林的赞许，干的更加卖力。莫斯科的38名高级官员，其中35个被清洗，莫斯科地区有146名党委书记，其中136人被镇压。

 

而这些被镇压的干部，每一个都得到赫鲁晓夫签发的逮捕令。

 

站队正确的结果，就是赫鲁晓夫的仕途稳如狗，1937年出任乌克兰第一书记，1938年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苏联地位最高的十人之一。

 

再过15年，赫鲁晓夫登上最高权力宝座。

 

可能是多年工作经验告诉赫鲁晓夫，斯大林的铁腕统治不能持久，也可能是赫鲁晓夫发现了斯大林统治的秘密，想用斗争清算的手段获得地位。

 

在坐稳苏共第一书记之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发起清算斗争。

 

我觉得啊，应该是两者都有。

 

斯大林的铁腕统治，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用来达到目的就差不多了，怎么可能一直在马上治天下呢。

 

想要下马治天下，就必须放弃斯大林的非常手段，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以前的糟烂事怎么办，到底谁来背锅？

 

更何况斯大林的地位多高啊，清算了斯大林，就可以证明以前是错的。

 

那谁是正确的呢？

 

当然是敢于站出来反对斯大林的人。

 

于公于私，赫鲁晓夫都有清算斯大林的充足理由，他想起斯大林慈父般的笑容，长吁一口气：

 

“这口锅太沉，斯大林同志，委屈你了。”

 

叁·秘密报告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20届代表大会，苏共1355名代表、55个政党大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体领导参加会议。

 

原本是党的大会，赫鲁晓夫却在言谈举止间，数次批评个人崇拜现象，参加大会的人们感觉不对劲，这秃子可能要搞事情。

 

果然，苏共代表在2月25日收到一张特制入场券，说是可以参加一场特别的会议，此外还有100多人列席旁听，而他们是被平反的反党分子。

 

让曾经的反党分子列席旁听，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意义大了去了。

 

那天凌晨，赫鲁晓夫把得到入场券的人召集起来，当众做了一份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什么都不用说了，完全是针对斯大林的。

 

赫鲁晓夫告诉大家：“当年引起大清洗的基洛夫案件，完全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也就是说，斯大林故意杀了那么多人，这种人竟然能做苏联的领袖？”

 

“二战初期苏联惨败，最大的原因是斯大林无能，几百万红军牺牲、千万人的家园被毁，都是斯大林给害的。”

 

而且农业失败让人民吃不饱饭，也是斯大林不干人事的结果。

 

反正苏联的任何负面问题，都是斯大林的锅。

 

听到赫鲁晓夫的报告，台下的人们都惊呆了，慈父才去世3年，竟然就被翻案了？这个世界变化也太快了吧。

 

再说以前因言获罪的人太多，万一说错话站错队，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过赫鲁晓夫也没让他们表态，只是要求代表们不要把话题带到党外，更不要让媒体知道。

 

然而赫鲁晓夫是个大嘴巴子，不到一个月就把秘密报告印发成文件，发给700万党员和1800万团员讨论学习。

 

紧接着，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下可玩大了。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愁没理由攻击苏联，现在倒好，赫鲁晓夫亲自递上刀子，欧美国家赶紧接过来，然后向苏联捅过去：

 

“啊哈，大家快看啊，苏联原来是这么个玩意，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吃人魔鬼，就这都是你们的灯塔？快醒醒吧。”

 

全世界支持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人们一脸懵逼，原来我们就支持了这么个玩意，真替以前的自己羞愧，赶紧洗洗睡吧。

 

从此以后，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一落千丈，在冷战舆论交锋中，再也没有翻盘的可能。

 

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赶紧跟上，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对派起来夺权，准备向资本主义阵营靠拢，苏联用武力镇压，才保住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

 

曾经做过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回忆，原本全世界支持苏联的人口有70%，秘密报告以后逐渐减少到不足20%。

 

人们不管苏联负面事件的特殊背景，只会在意负面事件有多么难看，毕竟没有人会对斯大林感同身受。

 

而且秘密报告彻底割裂苏联。

 

我们举个例子。

 

以前隔壁小王家里很穷，每天不是遭人冷眼就是挨揍，王爸爸痛定思痛，抄起菜刀赶跑地痞流氓，然后用各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敛财。期间很多人受到王爸爸碾压，对他的感觉很不好。

 

等到小王成为老王接管家业的时候，王家已经成为村里最大的恶霸，老王的日子很滋润。

 

结果老王站出来说：“我爸爸是傻逼，这么多年对不起大家了。”

 

这时候大家肯定就乐了，既然承认你爸爸是傻逼，那王家的产业就是来路不正，还给大家理所当然啊对吧。

 

王家的人也在想，既然王爸爸是傻逼，那我们跟着他混了好多年，岂不是傻逼中的战斗机，然后就开始反思，为什么会跟着傻逼混了这么多年？

 

问题在于，王爸爸再怎么坏，也给王家留下一份家业。骂也只能外人来骂，老王只能改正王爸爸的错误，而没有资格否定之前的历史。

 

但是老王就这么做了。

 

赫鲁晓夫也这么做了。

 

世界人民感觉苏联的灯塔熄灭了，苏联人民感觉前30年没有任何成就，想起来都是满满的羞耻感，从此对苏联体制产生怀疑。

 

于是，苏联国内出现一股反传统的自由化潮流，专门和社会主义作对，一心希望摆脱之前的罪恶，让苏联加入欧美国家阵营。

 

赫鲁晓夫种下的一颗种子，多年后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让苏联江山变了颜色。

 

而且苏共党内也出现“定体问”的潮流，既然斯大林和社会主义的丑陋的，西方资本主义也是邪恶的，那么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如果再也找不到出路，那就今朝有酒今朝醉，赶紧捞钱吧。

 

几十年后出任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自称是六十年代人，可见受秘密报告的影响多么深刻。

 

这也是苏共丧失信仰的根源。

 

没有奋斗目标，人就感觉空虚了。

 

政治是一门技术活，有的能做不能说，有的能说不能做，有的认错不改错，有的改错不认错。

 

斯大林是能做不能说，赫鲁晓夫本应该是改错不认错，却偏偏来了个认错不改错。

 

哎，这智商还能说什么呢。

 

肆·改革之路

 

 

凭心而论，赫鲁晓夫是想改变苏联的。

 

他发现斯大林时代的问题，便想用清算斯大林的方式，彻底和过去告别。

 

他解散集中营给数百万人平反，甄别以前的冤假错案，给苏联老干部们公正的评价，这些事情基本没什么问题。

 

只是赫鲁晓夫的方式太猛烈，他完全可以有计划的慢慢来，不需要用疾风骤雨的方式结束斯大林时代。

 

这种硬着陆的方式，后遗症太重了。

 

不过秘密报告把锅彻底甩给斯大林，赫鲁晓夫和新班子可以轻装上阵，如果能找出一条新路来，也算一回事。

 

向前走或者向后退，总得选一样。

 

赫鲁晓夫的办法是改革。

 

当初斯大林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不惜极力压制农村经济，用剪刀差的方式补贴工业，这才有了硬刚希特勒的钢铁洪流。

 

虽然马林科夫在1952年说，农业问题永远彻底的解决了，但那年只生产了9000万吨粮食，第二年又降到8250万吨，人均粮食只有432公斤，人均肉类只有30公斤。

 

而1913年的帝俄时代，人均粮食和肉类却有540公斤和31.4公斤。

 

这让苏维埃政权情何以堪，敢情努力奋斗多年，日子还越过越差了？

 

赫鲁晓夫的改革就从农业开始。

 

1953年，赫鲁晓夫发现玉米是好东西，长势喜人产量大，要是在苏联大规模种玉米，岂不是可以提高粮食产量？

 

于是，赫鲁晓夫狠狠拍了一把光秃秃的脑门，命令苏联各地种玉米，当年只有350万公顷的玉米地，到1960年要扩大到2800万公顷。

 

嗯，从字面来看，没毛病。

 

可玉米是干热作物，只有太阳照射充足的地方，玉米才能丰收。而苏联很多地方的太阳照射量不足，玉米根本不能结穗，更不用说什么丰收了。

 

那种玉米杆子，喂牛都不吃，折腾几年计划彻底破产，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没有成功，反而荣获“玉米爱好者”的称号。

 

此路不通，那就再来。

 

1958年6月，赫鲁晓夫命令取消农庄的义务交售，改为农产品采购制，也就是说，国家要给农民发钱啦，定的农产品价格越高，农民收入越多。

 

此后几年，国家收购谷物的价格提高7.48倍，收购畜类的价格提高15.69倍，所以农民收入也增加了7—15倍。

 

而且赫鲁晓夫鼓励农民发展副业，家里种点自留地啊、养点鸡鸭什么的都没问题，给国家交够税就行。

 

农民有钱赚，不干才是有毛病，所以这波改革还可以。

 

但是很快坑爹的事情就来了。

 

赫鲁晓夫一拍光头，决定把拖拉机站的机器，全部卖给集体农庄，彻底实现农业机械化。

 

本来拖拉机站是单独存在的，有拖拉机手、有保养维修车间等等，农庄有需要就花钱买服务，大家各取所取。

 

现在赫鲁晓夫要把拖拉机卖给农庄，拖拉机站改为修配站，那么请问，农民的钱从哪里来？

 

赫鲁晓夫：“国家给你们贷款。”

 

结果不论富裕或者贫穷的农庄，都贷款买了拖拉机，原本规划好的各种农业生产，也因为买拖拉机而缺少资金，不得不无限推迟。

 

而且法令规定贷款可以3—5年内还清，但是一些富裕农庄积极还钱，那些贫穷的农庄也被逼的没办法，只能勒紧裤腰带还贷款。

 

这么一搞，大部分农庄都穷的要死。

 

更要命的问题是，农庄买回拖拉机总要维修吧，使用要加油吧，要有人驾驶吧……现在农庄没钱了，根本保养不起拖拉机，也没钱加油，以前的拖拉机手嫌弃农庄工资低，都跑回城里找工作去了。

 

于是，原本可以用的拖拉机站没有了，农庄买回来的拖拉机烂在家里。

 

苏联农业再次倒退一大截。

 

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以前的旧制度起码能用，您改了半天啥都没有了，闹着玩呢？

 

此外还有和美国竞赛，赫鲁晓夫动不动就要求，某某东西要在几年后超越美国，颇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意思。

 

可问题是，苏联的基本盘就在那里，怎么可能短短几年时间翻倍增长呢。

 

总之赫鲁晓夫瞎搞十几年，不仅没有解决苏联的农业问题，反而让苏联农业更加混乱，还不如以前。

 

 

苏联的农业有问题，工业也不是毫无瑕疵，那么赫鲁晓夫的工业改革能成功吗？

 

事实证明，工业改革也失败了。

 

我们先不说苏联工业的技术问题，其实苏联工业的最大弊病，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不灵活。

 

这种由国家统一指挥的经济体制，在工业化初期的粗放管理时期，可以有效调配资源，保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用最快速度完成工业化。

 

但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国家经济越来越精细化，就很难以一个部门来管理全国经济和生产。

 

比如给你100块钱，你可以知道每分钱的去向，毕竟钱不多嘛，脑子正常的人都能算清楚。可要是给你1亿呢，你能知道每分钱的去向吗？

 

恐怕你连100块钱的去向都算不清楚吧。

 

这才是计划经济最核心的问题。

 

赫鲁晓夫想的也是简政放权。

 

他上台的时候，苏联有20万个企业和项目，另外还有10万多个在建项目，赫鲁晓夫看着如此庞大的规模，脑门更加明亮了几分。

 

于是，他把1.5万个企业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管理，并且在1957年撤销25个中央部门和113个加盟共和国部门，中央只留下航空、无线电、造船等部门。

 

最高苏维埃又把全国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各区设立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行政区里的各种企业。

 

赫鲁晓夫以为，国家把权力交给地方，肯定很灵活了吧，以后必然会生产力飙升的。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些企业原本由国家调配资源，缺什么直接打报告，国家部门就能把东西放在企业面前，只要出钱就可以了。

 

现在没有国家部门调配资源了，企业缺的东西根本没地方去找，只能自己想办法生产。可能某些重机械企业，还得兼职生产曲别针，这不是开玩笑嘛，一点都不专业。

 

而且赫鲁晓夫的简政放权，不仅没有让企业拥有活力，反而加重地方权力，导致地方本位主义逐渐抬头。

 

后来赫鲁晓夫没办法，只能重新设立国家管理部门，这样一来，经济管理机构和人数扩大好几倍，冗员更严重了。

 

哎，又是一项不如不改的政策。

 

赫鲁晓夫还把地方党委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这不是苏共党内的派系，而是真正的一个地方两个党委，每个党委都有一套相同的部门。

 

一个管境内的工业、一个管境内的农业……有时候工业党委想买蔬菜，必须得农业党委同意。农业党委想买化肥，要向工业党委打报告。

 

简直是一言难尽，乱的一塌糊涂。

 

每个地方的干部，都对这套复杂的制度头疼，有时候想办事都不知道找哪个部门，甚至流传着一种说法：“干部要牢记地图。”

 

什么地图？

 

每栋大楼里的部门分布图啊。

 

遇到赫鲁晓夫这种憨逼领导，如果换做是你，来气不？

 

除了农业和农业改革以外，赫鲁晓夫还取消干部终身制，明确规定了干部任期和连任次数，彻底得罪了所有苏联干部。

 

他还大规模裁军，今年50万明年100万的，失去利益的军官和士兵满腹怨言，恨不得冲到克里姆林宫暴打赫鲁晓夫。

 

多年过来，赫鲁晓夫的改革得罪了所有人，基本上没有任何阶层，因为赫鲁晓夫的改革而受益。

 

农民恨、工人恨、企业恨、高层恨、基层恨、军队恨……就算他清算斯大林给社会解冻，但没有彻底放松文艺管制，也遭到知识分子恨。

 

再加上秘密报告造成的国家和党内分裂，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可谓失败的明明白白。

 

赫鲁晓夫走到此时，政治生命基本上结束了，只要时机一到，反对者就会迎来致命一击。

 

所以说。

 

有志于改革的政治家，最好豁出命去把改革做成，要不然想好死都难。

 

 

伍·落幕

 

时间进入1964年，已经没人希望赫鲁晓夫继续执政。

 

可是多年形成的绝对权力，让赫鲁晓夫的威严极重，哪怕心里再不满意，大家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直到苏共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表态支持，主席团成员才放心大胆的秘密策划，争取把赫鲁晓夫拉下马。

 

那年10月份，赫鲁晓夫到黑海边疗养，突然接到勃列日涅夫的电话，请他迅速赶回莫斯科，讨论农业问题。

 

赫鲁晓夫满脸问号：“我特么在休假啊，你们要搞什么？”

 

勃列日涅夫：“快回来吧，有事说。”

 

估计他心里在想，以后你就永远休假啦，别墨迹，赶紧回来收拾铺盖吧。

 

赫鲁晓夫说不过，只好赶回莫斯科，迎接他的只有克格勃主席，然后他就意识到，那群人竟然敢不来迎接我，肯定有猫腻。

 

主席团让赫鲁晓夫回莫斯科，当然不是讨论农业问题，而是要像讨伐贝利亚一样讨伐赫鲁晓夫。

 

整个过程很简单。

 

主席团成员在会议室批评赫鲁晓夫：“看看你11年都做了些什么，搞的乱七八糟乌烟瘴气，还有脸坐在这里？”

 

赫鲁晓夫否认三连：

 

我不是、我没有、你胡说。

 

只有米高扬支持赫鲁晓夫，说他的成就是苏联的政治财富，但没人搭理米高扬，而是集中火力攻击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没办法，当天就“自愿”退休。

 

第二天，苏共主席团选举勃列日涅夫出任第一书记，柯西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也没有想东山再起，只是吐槽了一句：“如果他们不需要我，那就算了吧，我也不用挡他们的路了。”

 

还挺有风度。

 

此后多年，赫鲁晓夫做过的改革，基本都被继任者改回去了，做了11年第一书记，和没做过一样。

 

当真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陆·历史的进程

 

几十年来，中国人眼中的赫鲁晓夫是个喜剧人物，不论是种玉米、敲皮鞋或者秃头，都可以用来调侃一番。

 

可我觉得，赫鲁晓夫其实是个悲剧人物。

 

他接手的是一个斯大林狂飙突进之后的苏联，有几十年留下来的问题需要解决，解决旧时代的问题以后，还必须给苏联找到新出路。

 

这项任务太难了，能做到的没几个人。

 

相比同时代的政治领袖，赫鲁晓夫的能力实在不算高明，做事往往顾头不顾腚，又没有深厚的共产主义理论修养，做个听命令的二把手挺好，出任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

 

他和光绪皇帝一样，战五渣遇到地狱难度的副本。

 

而且苏联所处的历史进程，也极大限制了赫鲁晓夫的发挥。

 

因为苏联是冷战核心之一，用来凝聚人心的就是社会主义理想，以及全民公有的国家制度。

 

如果抛弃这两样东西，苏联便会迅速失去人心，不仅世界无产阶级不把苏联视作灯塔，国内也会面临反攻倒算。

 

再说，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凭什么跟着苏联风里来雨里去，还不是国家制度和理想信仰嘛。

 

要是苏联老大哥都不玩了，那其他国家还坚持什么呢？到时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要垮掉。

 

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制度和理想是苏联的国本，轻易动摇不得。

 

所以……赫鲁晓夫的改革，根本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选项，只能在斯大林留下的旧框架里修修补补。

 

虽然美国早在罗斯福时期，就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优点，赫鲁晓夫却没有办法在苏联引入资本主义的优点。

 

到头来，赫鲁晓夫无奈退休，苏联等来红旗落地。

 

赫鲁晓夫执政11年，推翻了旧体制，却没能建立起新体制，最终兜兜转转又回到旧体制里。

 

此后27年苏联威风赫赫，但再也没有为社会主义制度找到新出路。

 

这是赫鲁晓夫的悲剧。

 

更是苏联的悲剧。

 

如果换一个时空，苏联恐怕能有一个更好的命运，也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局。

 

 

参考资料：

功过各半——赫鲁晓夫传   罗·亚·麦德维杰夫

赫鲁晓夫改革：光荣与混乱并行   凤凰网

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   陆南泉

我了解的赫鲁晓夫权力斗争   阎明复 朱瑞真

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与苏联的体制   杨存堂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和后果   张捷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张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