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农民工何去何从
不久前，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规划》中提出了到2025年稳定就业水平、促进未来就业规模稳步增长的新目标。
而其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规划》关于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所制定的方针。《规划》指出，一方面要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规模，有序组织输出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并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同时在另一方面放开城市落户限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问题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早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期间，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解放农村富余生产力就一直是政府在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上的中心方向。如今，面对新的时代形势，在“十四五”期间里，政府除了继续坚持合理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指导方针外，即将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即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的实现。
“十四五”就业规划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新方针并不是空穴来风，反而可以认为是对当下农民工现状的准确把握。
一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20年全国农民工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总量下降至2亿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另一方面，在农民工整体内部，本地农民工与外出农民工两种农民工群体之间的对比也格外引人注目。
从2016年到2020年农民工总量减少前，选择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群体规模增速，始终高于外出农民工群体的增速；同时在外出农民工当中，选择省内流动的农民工比重在逐年增加，从2016年的54.7%上升至2020年的58.4%，而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比重则从2016年的45.3%，下降到了2020年的41.6%。
中国的农民工逐渐放慢了流动的步伐。
尽管在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首次出现了减少，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疫情的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工的时代就此划上了句号。在仍然活跃在劳动力市场中的2亿8千万农民工当中，不仅包含着80年代初就走向社会的第一代农民工，同时还有不断为中国农民工群体注入新鲜血液的新生代农民工。如何把握新发展时期下中国农民工群体的转型与变化，自然也成为了国家对策的重点。
《规划》对于当前中国农民工现状的认识是精确而又具有前沿性的。但在农民工的现实实践中，也依然面临着或多或少的困难，其中不得不关注的一方面，就是农民工家在何处的“归属”问题。
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最初尝试着选择走出乡村第一代农民工来说，用赶上了时代的风头来概括他们的经历没有什么不妥。但相对于用“抓住了风向”来理解第一代农民工，不如说他们始终是按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理想的生活。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极大解放了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在一边，过去集体化时期的“集体所有、集体耕种”向“集体所有、农户耕种”的农地制度变革，对于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效果有目共睹；而和农村劳动力获得流动性相对应的，同样一个不可忽视的层面，就是土地制度改革中，关于非农用地规则的调整。
1978年后，针对农村非农用地经营和流转的“三允许”政策，在加速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同时，也带动起了农村发展的新进程——乡村工业化。
乡镇企业的兴起，正好适应了刚刚从土地中获得自由流动可能的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在1978年到1996年这18年的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里，中国乡镇工业的增加值从占GDP总数的6%上升到了26%，乡镇企业雇员人数也从最初1978年的2827万人，上升到了1996年的1.35亿人。
一方面，发展于本土本乡的乡镇企业适应了此时刚刚获得流动性的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对于初入社会，缺少市场信息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对于空间流动较少要求的就近就业、在地就业更加符合他们的预期；
但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吸收依然有限。乡村工业化进程开启的10年之后，中国农村从事农林牧渔业的总人数依然从1980年的2.98亿上升到了到1990年的3.24亿，农业过密化问题没有得到缓解，处于隐性失业状态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也占到了总体的三分之一。
在改革初期，本地乡镇企业给出的就地转移方案，并没有真正解决日益增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本土型乡村工业经济在精神和形式上更加符合第一次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期望，但受限于经济规模，在务工的经济效益上仍然存在提升的空间。
也正是在乡镇企业的发展陷入瓶颈期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沿海省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拉开了序幕。尽管农民工群体在心理层面上更加倾向于外出务工于空间上更靠近家乡的县镇地区，但沿海地区逐渐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由此带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更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在经济理性的考量下，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开始了大规模的跨省份和跨地区流动，大量农业劳动力开始流向沿海地区务工。安土重迁的农民工们，现在也大胆地迈出了向城市迁徙的第一步。
年轻人的纠结
在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带着坚定的目标，热火朝天地向城市进军时，那些一同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们，却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反复横跳。
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约为24223万人，较2009年增长5.5%。进入2011年后，全国农民工总量仍保持上升趋势，到2013年为止，全国农民工增速始终保持在2%的水平以上，直到近几年为止，农民工总量的增速才呈现出逐步放缓的态势。
在城市地区较高劳动报酬的吸引下，曾经选择就地务工的大量第一代农民工开始向城市地区迁移。但也正如他们最初对于在城市打工期望的一样，进入城市只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自己作为只是一个“过客”而来到城市。尽管自己作为农民工在城市中受到了诸多的不公平对待，但在攒钱的念头下，这些与城市生活发生的摩擦和矛盾也在有意和无意之中被忽略掉了。
第一代的农民工群体在逐利的价值取向下，面对身份地位和权益上的不公待遇，选择了承受和忍耐，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也同样被一同来到城市的年青一代看在眼里。但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的选择，新生代农民工们反而有着自己的纠结。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无论是外出务工本身，还是在讨论自身身份归属，以及前途选择的认识和考量上，新一代的年青农民工都显得更加的分化。一方面，在有第一代父辈外出务工经历的示范效应下，来自第一代农民工的代际传承，使得年轻一代农民工群体更早加入外出务工的队伍中；但另一方面，较早地接触和内化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又时常使得新一代农民工群体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纠结和反思。
譬如，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青年的访谈中，经历过“外出打工、向往城市”，最后“反思打工”的年轻一代农民工们，讲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在决定外出务工时，部分年轻农民工认为：
“打工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了，……家里面像我们这样的都出去了，……我哥哥和嫂子也在外打工， 我们组里的年轻人都是一个带一个，一个看一个的样子外出打工的。”
“……没有出去的时候， 想着城市里灯光闪烁的，不像家里晚上一片漆黑，想出去玩还得打电筒，除了看电视再没有别的事情做。”
但在实际经历过打工的生活后，年轻一代农民工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进了一个小工艺厂，生活很差， 上班时间很长， 早上 7 点半上班，晚上最早也是 10 点下班， 通常要到 11 点或者 12 点，加班费一个小时只有 2 块钱。那时候才明白打工根本过不上城市的生活，才知道家里好。这就是打工的日子。……”
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对于外出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的话，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打工的理由就没有他们父辈那样的充分。作为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受到老一代的影响认同外出打工的意义；但实际打工生活的经历，又使他们感受到了来自城市文化的排斥。
“如果自己不是为了生计，那又为什么要和老一代人一样要出来打工呢？”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年轻一代农民工们头脑里此时浮现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根，要扎在哪里？
相比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老一代农民工可能不会有这样多的心事，在动机充分、目标明确的情况下，“搞钱”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第一要事。
但无论是老一代人还是新一代人，都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外出打工过程中，由于市民化问题带来的困境。同样是市民化问题，两代农民工分别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前者在现实的落差中纠结，后者则用另一个问题替换了眼前的问题。
实质上，之所以两代人都会在同一个问题上遇到困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迁徙的过程中，两代人分别对迁入迁出地归属感的认知差异所导致的。而这种两代人在对地理空间归属感上的分歧，不仅是理解当代农民工转型的新思路，更是把握当下国家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力抓手。
在经济学领域，当涉及到由于劳动力商品化，以及空间流动对结构带来的变化与影响时，常常使用“嵌入”和“脱嵌”两个概念进行讨论。“嵌入”意味着个人成功地和一个结构融为了一体，而脱嵌则正好相反，意味着个人从一个结构中脱离出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
在农村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作为剩余劳动力得以流动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们，正是在经历着嵌入和脱嵌的过程。一方面，作为第一代农民工，从在地务工到跨省打工，第一代农民工与乡村的关联逐渐脱离。携家带口举家进城的打工方式，使得第一代农民工逐渐从乡村的空间中“脱嵌”；第二代农民工受父辈影响，更是远离农业生产，其从乡村文化中“脱嵌”而出的程度更是超过第一代农民工的情况。
另一方面，两代农民工在城市空间中的务工行为，则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工群体向城市空间的“嵌入”状态。从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到在作为迁入地和工作空间的城市地区内形成新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这些行动在推动前来务工的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的同时，也加强了农民工群体进一步“嵌入”进城市的结构体系当中。
从这一层面出发考量，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相对比，十分显著的区别即是两者分别于农村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脱嵌”和“嵌入”的程度。在提高收入的动机下，第一代农民工本着实现积累资本的目的进行外出务工行为，因而其本身与乡村文化的分离并不显著；同时出于经济理性原因，在融入城市的主观愿望上也并非十分强烈，既而呈现出了十分典型的“候鸟型农民工”的特征。
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一方面第二代农民工更多受城市文化影响，与乡村文化间存在较大距离，较大程度的与农村空间相“脱嵌”；另一方面，由于客观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使得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并不顺利，与城市空间的“嵌入”程度也十分有限。两边都无依靠的年轻一代农民工，就是“无根型农民工”的具体表现。
现在，社会和舆论多关注于农民工总量的降低，以及由此带来的“用工荒”问题，并倾向于通过改善待遇的方式吸引更多农民工留在城市，以解决当前农业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这种通过提高待遇水平招募农民工的对策，在短时间内能够产生刺激作用，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农民工年龄结构的老龄化，第一代农民工终究要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舞台。届时，面对着“进退维谷”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只靠物质条件的改善，可能就并不会奏效了。
想要后继有人，不妨更多地抓住年轻人的心。让向往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真正地有一个可以依附的家乡。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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