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疗模型看K12网校,为什么线上试听课一定免费?

从医疗模型看K12网校,为什么线上试听课一定免费?

图源:unsplash

♪ 作者|树后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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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疗模型看K12网校,为什么线上试听课一定免费?

对大部分纯线下机构以及刚试水OMO不久的机构来说,“转化率”是个新词儿。

这个词并不会像其他KPI一样高频地出现在各位leader的周报中,传统线下大班甚至不需要设置销售岗,前台放个教务、行政就基本可以满足接待、报名、导引等需求——反正春秋寒暑各年级各学科各班型在墙上都挂着,折扣都是明的。

千元以内的课程属于比较轻的决策,家长一般都是互相打听着就报了,不太会要求试听。即便要试听或者体验,插在某一个正在进行的班级里听上一两节课,也没啥额外成本。

那为什么转型线上后突然要考核这个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线上试听一定得是免费的?

客户天然认为线上免费,投放大战带来后遗症

一方面客户天然认为线上的服务就该免费,尤其是试用环节,哪有收费的道理?

知识付费讲了许多年,去问问罗胖,除了在职场垂直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内容为王,K12应试他跨不跨界?另一方面,无论是在线大班课还是在线1对1(小班课受交互损失和技术限制比较严重,目前只有优播一家可以参考,暂不列入讨论),客单价比线下同类竞品低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我们认为教育和医疗产品中,价格不是唯一因素,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还有机会成本),但一个比较低的客单价加上免费试听这招杀手锏,在吸引流量方面确实是有优势的。

互联网就是这样,增长为王、赢家通吃。只要规模能快速做上去,阶段性、战略性亏损都是可以接受的,反正估值主要看的不是P/E,而是P/S。

不过大把撒币狂欢也是有后遗症的,就是线上的CAC可能是线下的好几倍。大量的名单加上较低的单底,会让销售跟单逼单的积极性普遍降低,“咨不透”的现象时有发生。

2019年以来,在线K12诸强的投放大战愈演愈烈,并终于在2020的寒假迎来彻底白热化。与此同时,一二线城市里对线上教育接受度比较高的用户群体,在这两年间被挖掘得差不多了,下沉市场暂时还是线下机构的主场。

为了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各家纷纷将持续走低的转化率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重要度上来抓,主要矛盾变得越来越清晰:在线教育渗透率提升的缓慢与头部机构日益迫切的业绩增长需求之间的矛盾。

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另一位老罗第二次直播卖的某头部机构49元AI双周体验课。这种本质上属于低价导流课,肯定要考核正价课转化率的。但它是AI课,按理这会儿是没有底气收费的,因为用户接受度低,还几乎没有边际成本啊!

作为2019年下半年跑出来的明星产品,环顾四周一时没有对手,借老罗来扩大品牌认知的考虑可能更多一些,卖多卖少都是副产品了。其他的类似50元在线1对1试听这种,都是没怎么整明白这行怎么玩的主儿,50元的门槛严重筛选了客户意向,也就没法去看名单转化率了。不知道是不是仅仅出于覆盖师资变动成本的考虑?

促进优质内容的传播共享是互联网最擅长的,而仅仅只做到这一点,就跟慕课和教辅一样,是卖不出价的,教培产品还需要保障学习效果落地。

在线课程互动是关键

家长买一本50块钱的“五三”回去给孩子做,做完后考试成绩不理想,大概不会去书店要求退货;用AI或算法来替代一些标准化程度高的服务也不是没有可能——最大的问题在于是否为结果负责。“清北名师”、“中高考命题人”、“十年以上教龄”……这些标签注定了各家打破头在争夺的是存量资源。

当招生规模不断上涨,主讲老师供应短缺,增开班级和扩容班型成了唯二的选择。然而在当下,头部老师对机构存在较强的议价权,他们在总收入不变的前提下显然更倾向于性价比更高的后者,这就导致许多“百人班”浩浩荡荡向“千人班”迈进。

未来到了某一个阈值的时候,它就跟录播课没什么分别了(互动几乎为零),对于用户体验的削弱是巨大的。一档直播课若不能提供强制力,势必影响到课率和完课率,最终是续班率,从而破坏整个经济模型。

于是直播双师模式应运而生,助教这个角色提供的就是强制力,通过反复练习来让学习效果落地。未来,可能还会进化出一种究极形态,主讲老师1对上万,助教从服务500个人,到300人、200人、100人,甚至按学科、地域、版本、程度划分,只服务几十人,为客户提供包括作业、答疑、监督、测评在内的一切效果导向的服务,甚至陪聊。

如此,才能根本上解决淘宝上5元买一套价值1760元XXX【秋】初三数学直播菁英班的问题。

没错,你是冲着主讲老师来的,但真正让你欲罢不能的,是助教的服务。这种服务,我愿将其称之为“标准化下的个性化”。

如果说上半场是各家拼命努力实现标准化、力争做到SOP的颗粒化,以此实现快速规模化复制、跑马圈地;那下半场,本地化和个性化的程度深不深是能否解决低转化率背景下业绩承压的关键,毕竟隔壁大班课都开始发力铺助教了。

而众所周知,1对1是补差逻辑,生源主要是中等和偏弱的学生,个性化需求只会更多。它跟班课主打培优场景的不同就好比是一个百病缠身、急诊求医问药,一个大体无恙、日常保健体检。体检,你走个标准化流程是没什么问题的;求医,尤其是挂个VIP专家号1对1,如果也只是无脑跑一遍SOP,是很难把“病人”所有的病根都摸清楚的。

客户急需的是在第一次试听课上,判断屏幕对面的老师有没有干货、值不值得自己把宝贵的时间托付出去。可长久以来,在线1对1都陷入了一个误区,力图在试听课上讲知识、做练习、拉关系、卖焦虑。

这就等于让那个身患重病、急诊求医的患者,在第一次求医的诊室里现场接受治疗,且效果立竿见影,哭着求着把后几个疗程的钱都给付了,可能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两个。

其一是场景错误地定位成了“试听”,即体验一下上课流程,感觉下喜不喜欢、习不习惯,压根没有奔着转化去,背后可能是培训和话术方向出了问题,也可能是薪资激励体系需要改造;其二是降低对于授课老师的要求,大批量招聘后,只需要在岗前培训时多磨几遍指定的几个试听课件,争取把标准流程在最短的时间内记熟,做到不出乱子就可以不过脑子地无限次复制了。

从医疗模型看待在线教育,如何避免误区?

显然,以上的问题这都是机器大工业时期的陈旧理念,那么如何避免重复以上误区?

首先,还原求医步骤,回到解决医生和病人初次接触的场景。

为什么医院都要设置分诊台,由护士小姐姐做一个预检后才让引导你去挂号?为什么“要想毛病看得好、验血拍片少不了”?因为病人大多只是因为自己哪里不舒服比如发烧而来医院的,并不能准确判断自己得了什么病。稍有医学常识的人就知道,发烧不是病,发烧是身体对抗病原微生物感染入侵的保护性机制,是一种症状。

只有经过专业医疗器械的检测和专业医护人员的诊断,才能明确病因、对症治疗。试想一下,病人满怀期待进了诊室坐下,医生不问对方主诉,哪里不舒服、这些症状多久了;也不开单子去化验;甚至连听诊器都没用一下,直接说小伙子你的病很严重啊,可能是癌症要化疗,去楼下办住院手续吧——神经病吗?

同理,家长带着孩子来试听,你不判断学生情况、学习基础、薄弱环节、风格习惯,也不问家长希望孩子有哪些方面的提升、提升多少,直接说你孩子的问题很严重,但我的课刚好特别适合你们——忽悠范伟呢?挖需就是诊断、推课就是开处方。

很多老师经常自顾自地在试听课上演绎一遍授课流程,挑几个专题知识点讲解一番,让学生练几道题;很多课程顾问经常一上来就跟客户介绍产品特点、优惠政策、课时包详情——不分析需求就介绍产品,本质上错得都是一样的。

必须找到病根再开药,这既是对病人负责,也是为了获取病人信任;必须判断学情再给课程方案,这既是对学生负责,也是为了获取家长的信任。算命的还知道在信口开河之前先让客官测个字呢!本质上不也是为了让对方留个“检测样本”、走个“诊断仪式”,以便提升可信度吗?

其次,哪些标准化的部分可以保留,哪些不够个性化的部分必须重生。

血常规之所以叫血“常规”,而不叫血“个性”、血“特殊”,就在于它检测项目、测定方法、仪器设备、参考范围都特别标准。上家医院的单子,只要不是隔了太久,下家医院都愿意认、也认得出。商业范畴内谈优化,都是默认有限资源条件下的。

一些非核心体验环节,能被标准化的尽量标准化,有助于压缩成本、快速复制。挂号排队、叫号等候、划价缴费、配药取药……这些都按SOP。破冰暖场、收集信息、需求挖掘、危机激发、产品介绍、方案设计、报价推单、异议处理、逼单签单……这些也都按SOP即可。

但进了诊室就不一样了,这是核心体验环节,要尽可能做到“有理有据、有血有肉”。如何理解这四个“有”?“有理有据”,就是医生得开具专业的化验单,不能牙疼你告诉病人去拍胸片;对化验报告的解读负责,结合临床经验,给出准确的病情诊断和治疗方案。不仅如此,最好还要能一针见血地指出病人未曾主诉的病情,比如心脑血管等基础病,这会让后者两眼放光。

“有血有肉”,就是医生别做机器人,病人本来压力就挺大的,惴惴不安地来找你求助,你却不温不火地例行公事,不咸不淡地走走流程。多问一句“自费还是医保”、“想要实惠一点用国产,副作用小一点用进口”、“这种敷料便宜但拆线疼,那种敷料贵一点免拆线”……在遍地都讲用户体验的时代,能提供个性化诊疗服务的医生,口碑一定不会差。

试听课环节也是如此。老师要抓住有限的时间,充分证明自己在学科应试领域的专业权威。通过学生提交的错题、试卷、测评,给予学科层面的专业诊断:“二项式定理孩子没有掌握到位,但这个是重点”、“氧化还原反应在近五年本地中考中出现的概率是100%”、“词类活用是特殊句式的基础,我们首先要回到高一重新学习实词虚词”……有机构喜欢管这个叫“危机感激发”,我不反对。

让家长了解孩子目前本学科的真实程度,以及即将面临的升学考压力,不应该是一个专业应试辅导老师该做的事吗?一节试听课以专业的学情诊断和能力测评为始,字字干货;以AI辅助的个性化学习方案为终,思路清晰——这叫“有理有据”。

线上的老师来自五湖四海;巧了,线上的学生也是。我们在享受着比线下1对1更高的“老师时间利用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难题:用户觉得我们的老师不够那么懂孩子。这可是天大的冤枉!想我们三更灯火五更鸡、培训磨课又刷题……如此中心化的管理,自信在师训层面完爆线下那种“师徒带教”,到头来怎么如此“不能打”?答案可能就出在“标准化”三个字上。

如果你想来一杯品质稳定的现磨咖啡,那么星巴克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你想感受虹吸壶或是手冲滴滤的极致味觉,胡同街角才是你的归宿。其实对大部分白领来说,是分辨不出豆子产区、味谱波动的,单纯觉得后者比较“费工夫”,所以好、所以贵。

同理,如果你想给孩子选择品质稳定的补习产品,线上线下有许多大班课品牌;但如果你想感受一下私人订制的极致体验,1对1才是你的答案。其实对于大部分家长来说,也是分辨不出一节试听课背后的教研深度和AI硬实力的,单纯觉得后者比较“费工夫”,所以好、所以贵。

“标准化”是班课的生命线、盈利的逻辑原点,只是1对1降低运营成本的工具;“个性化”是班课锦上添花的增值卖点,却是1对1赖以生存、PK班课的底牌。一节试听课以本地化的学情考情为始,塑造一个“很懂当地考试”的老师形象;以学生为中心查漏补缺,花再多工夫也要做到“因材施教”——这叫“有血有肉”。

有时候客户不选择你,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你好得太标准。做1对1的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基本盘,流水线的产物再精美也只是工艺品,手工打造的物件儿即使有瑕疵也是艺术品;艺术品的市场虽然没有工艺品大,但永远都在。

有的同行试图用AI伪直播来打入线上K12细分赛道,我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觉得我不懂技术,我觉得他不懂教育。“翻转课堂”喊了那么多年了,本质上就是希望将老师从“机器”变回“人”。如果不能理解的,建议去温习赫尔巴特传统三中心和杜威现代三中心。

最后,为了提升试听课的转化率,我们还得多一点耐心。

很多在线教育公司都非常重视数据,死死抠住转化率,一周一周来看每一个变量对它的影响,以此来快速试错。这种方法最大的隐患是被数据牵着走,从而忽略了“产品力”。对于“产品力”,我的理解是要打磨和提供“更好的产品”,而非“更好地卖出现有的产品”。这行有一句老话叫业绩治百病,但业绩往往也掩盖很多问题。

在“GMV=流量*转化率*客单价*复购率”这个公式下,业绩承压——做强销售——产品本身缺乏匹配资源升值——销售费用率提升——前端涨价后端削减——转化率低、复购率低——业绩再度承压——更强大的销售——产品本身更没有资源升值——销售费用率进一步提升——前端再涨价后端再削减——转化率更低、复购率更低是一个死循环,谨慎尝试。

还有的公司主打“名师战略”,宣布其核心竞争力是拿出更多的学费分成给到行业最牛逼的老师。我认为将这个作为核心壁垒,有懒政的嫌疑。最大的优势是人,但人是长腿的、会跑,所以不能算壁垒,壁垒不应该是会跑的。通过招更好的老师确实能在短期内迅速提升试听课转化率,长期怎么平衡成本和离职率是个问题。

此外,1对1在个性化教学和服务的道路上还有个阻碍:老师不太愿意在上课时间之外做事情。这跟老师的薪资组成有关,其收入占比最大的一块是课时费,而上课才有课时费。假如授课老师不太愿意课前课后做个性化的服务,比如作业、答疑、阶测、试卷分析等,那就得有另一个角色站出来承担——这也是班课主讲老师和助教的分工。

传统观点认为1对1的师资成本占比已经很高了,实在难以承受再配一个助教(潜台词是班主任干不了这些事儿)。那不妨重新定义一下班主任这个角色:学科助教,本科毕业、无需教资,懂一些学科知识,可能只是缺乏镜头前的表现力,负责日常排课、答疑、维护、续费、扩科、转介绍等工作。

毕竟现在市面上没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还是挺多;毕竟助教将来还能内部晋升为主讲;毕竟,现在的班主任也没要求一定要具备销售经验,培训就是了。假如1个学科助教能同时服务100个学生,那就基本打平市面上CR的人效了;能同时服务200个学生,绝对是颠覆性的革新了。

不要觉得异想天开,最鸡贼的头部公司,经常在内部孵化一个未来的假想敌,然后自己干自己。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树后没有人”。

陈平原:今天的中国人犯了三个读书大错

1

阅读流于浅薄,还导致记忆力衰退

 

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看重实际利益,越来越看重物质需求,越来越看重欲望,但是精神生活越来越少。

 

每天睁开眼睛,打开电视、网络,或者上街,都会被塞入一大堆广告。大部分的文字是没有意义的。现在的读书人比以前来说,选择的眼界和自我的阅读的定力、还有批判的眼光,会更加需要。

 

我知道阅读形势在变化。今天你不一定捧着一本书在读,你也可以读电子书,但书和网上的报道、新闻、娱乐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它更加需要一种投入,和前人、古人、外人、不熟悉的人对话。

 

书籍的载体、阅读形式的变化导致了思维的变化,第一个是“发散”——发散型的思维,已经很难集中在一点了。

 

古人读经,一个月,一年,集中在一点对一部经书,不断地对话,一个字一个字斟酌。现在不行了,学生的思维会不断地跳跃,好处是具有活跃性,坏处是无法集中精力在一段时间里做一件事情。

 

第二,表述的片段化。今天的微博对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误导和残害。每天习惯写100多字的微博,养成了这个习惯是很难再改变了。能够写几句俏皮话,写不成一篇完整的文章。

 

我们今天太多地在强调知识的广博,很少强调思维的深度。思考以前是时间维度的,现在是空间维度的。海南,桂林,南极,北极,每个人都能跳跃性地和你说一大堆,但就一点谈深的功夫,比如谈你的家乡、你的社区,就很缺乏。

 

思考有广度,缺深度,这和我们阅读的习惯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知道分子”,比起以前的世代的人的常识要多,但思考、辨析能力不足,这跟大家缺少琢磨的时间有关——没有时间、没有耐心来仔细琢磨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自主记忆力的衰退。我们全世界的人都一个样,把记忆力交给电脑了,把所有的知识交给数据库。我们以前必须要记忆很多东西,所谓读书破万卷。

 

北大中文系有很多传奇性的老学者,你说一句话他能马上告诉你在哪本书的第几卷第几页,以前觉得特了不起。今天大家已经不再读书了,已经查书了。阅读被检索取代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自己是常常很惊讶于自己会突然有记忆力的衰退,我们以前总是想拼命地记住某些东西,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动力了——“没关系,我的电脑里有”,年轻人则是“我的手机里有”。

 

有一天,手机丢了,电脑丢了,或者全世界断电了,或者被外星人的病毒攻击了,整个人类要倒退几百年。因为你过分依赖于数据库来记忆和辨析。

 

我常跟学生说,检索能力是很容易学会的。全世界的图书都在一个“云”里,将来稀缺的是独立思考、批判精神,不依附于前人、古人,不盲从于社会。

 

2

阅读走入歧路:知识有了,修养没了

 

读书最关键的功能并非求知,而是自我修养。

 

现在读书不再被认为是严肃的、认真的、必须面对的事情,阅读不像以前那么执着和要紧,就有了毕业多少年还读不读书的问题。

 

知识变得唾手可得之后,读书原有的三个功能——阅读,求知,修养,都受到了影响。

 

我们以前读书,求知和自我的修养是同步的,现在求知这个层面被检索所取代,只要知道一个书名和人名,检索就行了。

 

而阅读的功能更强调了娱乐功能。原来苦苦追寻、上下求索的状态消失之后,知识有了,但修养没有了。

 

我们以前推崇苏东坡的诗“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多了,平常人说的书卷气就出来了。今天我阅读和修养两者不再同步之后,读书对人格,心灵,气质,外在形象的塑造都被切断了,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与我年龄相仿的这一代人处在过渡的时代,我们在书籍时代里成长,另一方面我们赶上了数字化的时代,两边都能够有理解。

 

下面几代年轻人可能还来不及对上一个时代有了解就进入了数字时代。我对上下两代人怎么读书都有了解,所以会有感慨。

 

但对年轻人来说教训是没有用的,我便把自己的读书体会写下来,或许能有一些书引起他们的兴趣,在书里面能够影响到多少人算多少人。

 

3

大众传媒时代,阅读的同质化太严重

 

在今天信息铺天盖地的时代,要建立自己的阅读趣味,要让自己的立场、视野和趣味不受周围环境的诱惑,是很难的。

 

有了大众传媒以后,阅读的同质化太严重了。

 

其实每个人的阅读是不一样的,一个数学家、一个文学教授,他们的趣味不一样是完全正常的。读书人首先要建立自己的阅读趣味和基点,有了那个基点之后再来谈读书。

 

开卷有益这句话经常被提及,影响很深。但我认为,“开卷有益”作为一个口号,是值得推敲的。

 

为什么开卷?开什么卷?如何开卷?以及效果怎么样?

 

现在我们知道读书多的人会成功,但很多不读书的人也很成功,有更多的人是读了一辈子的书都不成功,所以读书不一定能成功,或者说“开卷”未必“有益”。

 

让所有人都能理解“开卷有益”的口号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年龄、职业、心境、阅读目标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你的读书。

 

古今传诵众多读书的名言,其实大部分是针对特定人群的。针对普通读者、文人、官员、帝王谈读书都是不一样的。比如王国维借宋词来谈读书的“三境界”,更适合于学者,而不适合于其他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真正好的状态是不断总结自己的道路,然后自己做调整。任何一个读书人,他的读书方法基本上只适合于自己。

 

在《作为一种社会方式的读书》这篇文章里,我推荐了章太炎的思路。章太炎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

 

也就是说,从老师那儿学到的远远不及从社会阅历以及自己的人生规划里面获得的多,所以我总结了他读书的体会:

 

第一,学问基本上是以自修为主;

 

第二,实在搞不明白的可以请教;

 

第三,读书必须将人生规划和书本知识相勾连,才能有真正深入的体会。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c6ckemUxggPx-vJGBzL2Mg

大清算!高层释放明确信号,戳破地方“起高楼”大泡沫

 

◎智谷趋势(ID:zgtrend) |  朝阳

大清算!高层释放明确信号,戳破地方“起高楼”大泡沫
一声巨响
 
4月20日,凌晨12点半,几声震天的巨响,把睡熟了的上海市民从床上惊得跳起来。
 
低沉的轰鸣声还在持续,一股冲击波让整个房间都在摇晃,窗户玻璃发出撞击声。
 
被惊醒的上海市民都在问:大半夜的怎么回事?是哪里爆炸了?还是地震了吗?
 
一边打开微博看新消息,一边拉开窗帘,却只能看见一股腾起的烟尘。
 
夜空寂寥,却被四处响起的警报声划破。窗户上挤满了人头,大家打消了睡意,等着烟尘散去。
 
让普陀区市民们目瞪口呆的是,视野里那4栋矗立了20年的高楼,化为一片废墟。
 
大清算!高层释放明确信号,戳破地方“起高楼”大泡沫
 
这是全国首例,4栋超高建筑在15秒时间内被爆破拆除。
 
倒下的这4栋楼,就是上海臭名昭著的“第七CBD”,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闲置了20年的“超级烂尾楼”百联中环二期。
 
这个项目,在2001年由四川兴力达集团开始建设,后来资金链紧张,项目易主,这一路转手了新长征集团、百联集团、上海衡源地产,全部都没有建成,最后又落到了宝能地产的手上。
 
20年的变化,上海这座城市的地价房价,早就变了天地。
 
但黄金地块上的这4栋烂尾楼规划过时,建筑结构存在安全隐患,就算是炸掉了重建,成本也比升级改造低。
 
7吨炸药,一声巨响,就把这4座超高楼夷为平地。
 
这是上海市民们一次心惊肉跳的午夜经历。
 
但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针对摩天大楼的清算浪潮正在掀起,上海第七CBD倒下只是小小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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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红线
 
最近,一则消息被淹没被淹没在了李国庆、罗志祥、鲍尔斯、特朗普等人的新闻中。
 
4月27日,住建部、发改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
 
对于城市大型公共建筑,如体育场、博物馆、大剧院,严格管理,严谨建筑抄袭、模仿、山寨行为;
 
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摩天楼”,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新建100米以上建筑要充分论证、集中布局。
 
500米,给所有腰斩、无头的摩天楼都判了死刑,也给近十几年来的摩天楼大跃进划下了一条红线。
 
再想新建500米以上建筑,必须先经过消防、抗震、节能等专项论证和严格审查,审查通过后上报住建部、发改委进行复核,地方修高楼的权力被褫夺了。
 
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面子工程的超大建筑,如大剧院、博物馆一类,也需备案审核。
 
为什么现在要对摩天大楼进行清算?
 
有句话你想必深有体会: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
 
在过去十几年的基建狂潮中,各地魔怔式地追求摩天大楼,创造了一个大得惊人的泡沫。里面充满了大楼空置、资金虹吸、项目烂尾、财政亏空、风水迷局等种种不堪。
 
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摩天大楼,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有世界上最高、可能也是最多的烂尾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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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竞赛
 
比高度,比长度,是人类文明最原始的崇拜方式和竞赛游戏。
 
最简单的数字对比,就让人血脉贲张,关系到权力,地位,金钱,面子。
 
上海中心大厦,高632米,是中国第一高楼,世界第二高楼。历时8年建成,在2016年3月12日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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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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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心
 
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充满了违抗地心引力、触摸天空的壮举。
 
古代的超高建筑,如巴比伦空中花园、埃及大金字塔,是神灵、王权铸造的权力象征;现代的摩天大楼,从帝国大厦、金茂大楼,到迪拜哈利法塔,是金钱、科技结晶的城市地标。
 
当年上海宣布632米的上海中心大楼将会是“中国新高度”后,立刻就成了所有城市、所有新大楼的打击目标: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高调宣布建设高度660米;
武汉绿地中心,“刚好”将设计高度提升为636米;
天津117大厦,要争中国最高楼;
湖南“天空城市”、深圳湖贝中心,都是规划在800米以上,要争世界第一的超级摩天楼工程。
 
大清算!高层释放明确信号,戳破地方“起高楼”大泡沫
 
其实,摩天楼的高度有多个评判维度,如结构高度、屋顶高度、实际使用楼层高度、最高层地板高度等。
 
因为标准的不同,排名的位置常常会有变化。
 
城市和建造者,为了能宣传一个“最高”、“第一”,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选一个最有优势的评判标准。
 
但谁会在意这些评判标准呢?
 
对公众来说,这里面的弯弯绕绕谁搞得清楚,反正只看建筑物实际高度这一个标准。
 
所以绝大多数的摩天楼,还有一个“留辫”的陋习:修一个高耸入云的天线、塔尖,强行拔高自己的身高,做一个揪着辫子离地的小巨人。
 
大清算!高层释放明确信号,戳破地方“起高楼”大泡沫
 
中国人太喜欢修摩天楼了。
 
1976年,中国第一座摩天大楼,广州白云宾馆,114米。
 
2016年,上海中心建成,四十年轮回。
 
大清算!高层释放明确信号,戳破地方“起高楼”大泡沫
广州白云宾馆
 
四十年时间,中国第一高度提升了5.5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GDP翻了245倍,外汇储备从8.4亿美元增加到3.1万亿美元,人口增加了4.3亿,城镇化率提升了50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突破8亿……
 
但与此同时,极速扩张的经济规模、城市化进程,让金钱在不断膨胀中变成大灌水,肆意地探索、注入和覆盖所有疆界。杠杆加码、基建狂魔、地产经济,应运而生。
 
中国开始承受经济失速的焦虑,承受阶层分化、贫富不均的矛盾,面对在国际社会上话语权与经济实力不匹配的失衡。
 
各个城市的“暴发户”心态被疯狂催生,急需要用标志来证明自己的实力,高大全的摩天楼就是最好标的。它们手握利器,大笔的资金可以放水,急着和过去积贫积弱的形象做切割,摩天楼大跃进应运而生。
 
全世界60%的摩天大楼都在中国。
 
单是2018年中国就新建了88座200米以上摩天大楼,是美国的7倍,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
 
世界摩天楼之都,纽约,迪拜,香港,上海,深圳。
 
香港维多利亚港、上海陆家嘴、深圳福田CBD、北京中央商务区、珠海横琴新区、广州天河CBD是中国摩天大楼最为密集的地方。
 
中国修建摩天楼的热情只有中东人可以比拟,那也是一片急于向世界炫耀财富来维持权力的热土。在有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之后,又要建设破千米高的人类建筑极限。
 
在2012年的《中国摩天城市报告》中,统计规划结果是未来10年,中国要建1300座摩天大楼,已投入资金5100亿元,即将投入1.1万亿,占当时商品房投资规划的23%,是同期铁路投资的2.7倍。
 
据部分统计,截至2019年,我国300米以上高楼有94座,400米以上12座,500米以上有6座,600米高楼1座。
 
大清算!高层释放明确信号,戳破地方“起高楼”大泡沫
世界前十高楼2020
 
如果把十年前各个城市许下的摩天楼狂言全部兑现,那么现在全球排名前十的最高大楼中,至少应该有8座属于中国,各地的超高建筑应该更加密集。
 
一个肉眼可见的巨大泡沫在各地吹大。
 
摩天大楼是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标志,但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经济高度,发展水平,绝不是由楼有多高决定的。
 
大清算!高层释放明确信号,戳破地方“起高楼”大泡沫
城市墓碑
 
一个名为“摩天大楼的诅咒”,在中国城市的上空徘徊。
 
美国经济学家马克·索恩顿提出的“摩天大楼诅咒”,即每建一座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就会造成经济泡沫爆发,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在泡沫破掉的那一刻,人们从金钱和面子的魔怔中醒来,但是留在城市中心的一个个烂尾高楼,都是巨大的墓碑。
 
各种所谓的CBD中心轰然倒下时,到处都是梦碎的声音:
 
武汉绿地中心一度停工,原计划2020年建成,高度已经降到500米级以下;
湖南天空城市只挖了一个水坑,无限期搁置中;
苏州729米金鸡塔停工,高度已经缩水至598米,后续未知;
天津117大厦烂尾,封顶之后没有下文;
南京江北第一楼从600米缩水到498米、西安丝路中心从501米降到498米……
 
知道主动降低身高的地方多半消息灵通,尤其是那些降到490米左右的,提前嗅到了高层的风向。
 
更多缩水的项目,是不得不降,不得不停。
 
超高摩天大楼的建设成本动辄上百亿,建设期间要面临航空限高问题、资金链问题、生产成本问题、安全问题,后期的维护费用也是天价。泛滥的摩天大楼成了“赔本赚吆喝”的生意,空置率高、出租率低。
 
这也就算了,还有一些城市痴迷于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复制模仿知名建筑,修奇形媚俗的大楼,甚至以城市为棋盘,搞风水玄学。
 
钱在空转,在被浪费。
 
这些资金本应用于建造更好、更完善的城市功能、基建配套,最后却打造了一个个钢铁水泥的墓碑,上面写满了无辜者的名字,比如那些因为下水道系统不完善而淹死在暴雨中的受害者。
 
再不拨乱反正,泡沫迟早要破灭。
 
大清算!高层释放明确信号,戳破地方“起高楼”大泡沫
还富于民
 
中国这些年的崛起,急着用城市、物质记录自己的丰功伟绩,但是实际上却国富民弱。
 
农民工洗脚进城,城里人日夜劳作,城市表面光鲜万丈,却让人觉得奋斗的距离好远。摩天大楼,房价比大楼更高,时刻提醒着人们,自己不属于这里。
 
如今,新基建大潮开始,二次城镇化进程加速,智慧城市将在中国大地扩大。
 
新基建可以改变现状吗?还记得当年的《北京折叠》,描绘了未来阶层分化到达极致的反乌托邦景象,科技成为了财富鸿沟的帮凶。
 
高层清算摩天大楼就是在给地方表明态度。
 
各地政府需懂还富于民,用之于民的重要性,改变基建投资的老思维。
 
如果在新基建中,只是盲目求新求变,盲目升级转换,粗放式的把资金随意投出,不把钱真正用到城市服务上,不用到民生、医疗、教育、交通等全面升级上,仍然是在创造空中楼阁,人民仍然享受不到改革红利。
 
摩天楼的坑还能填,以后再出巨坑,可能就真的掉进去了。
 
资金大潮汹汹出笼,又是一个十年开始。
 
地方政府,这回你们清醒一点!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GHQUIdtcHaaRJe2YfdUu-w

梁建章:后浪没了怎么办——中国面临的少子化危机

作者  梁建章 黄文政 

来源  绕梁说 

 

今年的“五四青年节”,无数人刚起床就被那个名为《后浪》的视频刷屏。对此心甚感慨者有之,对此心存质疑者亦有之,而在无数有关“前浪”和“后浪”的讨论中,我们却想煞风景地问一句:后浪没了怎么办?
不管人口素质上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说法是否成立,出生人口数量确实是“一代不如一代”,如果下一代人口的数量只有上一代的一半,那么能掀起的浪潮注定会小得多,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活力。很遗憾的是,这偏偏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虽然到目前为止,国家卫健委尚未公布今年第一季度或今年任何一个月的中国出生人口数据,但我们根据2019年出生人口数据以及育龄女性人数锐减等因素的分析,认为中国出生人口在未来几年继续下降毫无悬念,中国的低生育率趋势几乎不可能扭转。
一、2019年出生率跌至有记录以来历史最低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比上年减少58万。这是继2017年以来,出生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按公布信息,在中国人口规模首次突破14亿的同时,全年出生率仅为10.48‰;该数据跌至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点。我们在2019年5月15日发表的《不要让中国经济的大海变池塘》一文中曾预测,2019年的出生人口会继续减少,但降幅相对于2018年的200万会有所放缓。最新数据与我们这一预测大致吻合。
由于2019年是金猪生肖年,“猪年或成生育高峰年”的言论在2019年年初一度热传。但金猪年份的生肖偏好丝毫没有扭转出生人口的下降,这是需要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的又一佐证。然而,这种本该顺理成章的结论却受到未经证实的消息的干扰。
在2019年11月下旬,一则标题为《2019年出生人口预计约1100万,断崖式下跌》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为此,我们曾撰文《今年出生人口是否只有1100万》提到,如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出生的1523万是准确的,2019年不太可能跌到1200万以下。反之,如果2018年实际出生人数像《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9》的表格8-4-2显示的仅有1362万,那就不能排除2019年的出生人口只有(甚至不到)1200万。
尽管我们对流传的1100万数据未下结论,但那些曾为这一数据所深感震惊的人,看到最新公布的1465万,尤其是见到中国人口首次突破14亿,反而可能在心理上觉得,原来低生育率危机没有那么严重,甚至以为放开生育都没有那么迫切。
针对2019年人口数据,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人口出生率还是在10‰以上,应该是很大的出生规模”。他还提到:  “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达到了59.5%,还维持在较高水平。” 
但实际上,1465万出生人口对应的10.48‰的出生率,不仅是中国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也是一个完全无法维持人口稳定的出生率。即使未来出生人口能奇迹般地保持在1465万而不再下降,哪怕所有人平均活到95岁,中国也维持不了现在的人口规模,更不用说出生人口继续大幅萎缩已没有任何悬念。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年度出生人口数据是基于抽样调查并结合其他数据得出的。从1994年到2010年,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都要大于2010年人口普查回测的数据,超出3万(2009年)到468万(1997年)之间。
目前与2019年1465万出生人口数据略为相关的是,公安部在发布的《2019年全国姓名报告》中表示,截止年末,2019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179万。报告还提到,从2019年出生登记情况来看, 只有44.7%的新生儿未在出生后一个月内进行出生登记。假设在出生第一个月后,未进行出生登记的新生儿在后续每个月有相同的比例进行登记,那么一年12个月中,累计未登记的新生儿数量相对于月登记数的倍数= 0.447*(1-0.447^13)/(1-0.447) = 0.808。由此推算全年未登记的新生儿数量为85万(1179*0.808/(12-0.808))。即使把这个数据翻一倍到170万,全年出生人口也只有1349万,比1465万要差116万。不过,2019年实际出生人口到底是多少,需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才能更好判断。
至于本文提到2019年中国出生率跌至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可从两方面来进行验证。如下表第2列所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49年到2018年的出生率最低值是2010年11.9‰。而在1990年以前,出生率最低也有17.2‰,在1957年之前更是从未低过30‰,没有理由认为1949年之前的中国近代生育率会低于15‰,更不用说2019年的10.48‰
考虑到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未必准确,我们再使用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根据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回测各年的出生人口,并将相应的出生率列第2列。从表中可以看出,该列出生率数据与统计局公布的年度出生率在某些年份有较大差异。但2018年之前的最低的出生率10.66‰,也高于2019年的10.48‰。
表1. 中国历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
梁建章:后浪没了怎么办——中国面临的少子化危机
梁建章:后浪没了怎么办——中国面临的少子化危机
梁建章:后浪没了怎么办——中国面临的少子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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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后浪没了怎么办——中国面临的少子化危机
梁建章:后浪没了怎么办——中国面临的少子化危机
注1:各列主体数据为出生人口(万人); 前两列括号里的数据是出生率(‰)。
注2:第1列的出生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查询(http://data.stats.gov.cn/); 出生人口则由出生率*年中总人口计算。除1949年使用年末总人口代替外,其余年份年中人口为当年年末和上年年末总人口的平均。
注3: 第2列的出生人口数据在2010年以前是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已知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回测,2010年和之后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出生率为回测出生人口除以年中总人口。
上表第三列是近期在自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中国历年出生人口。这个来历不明的数据在1953年和之前严重错误。比如,其1949年的出生人口仅1275万,但有分年龄数据的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各次人口普查对应的23岁、41岁、51岁和61岁人口分别有1428万、1301万、1391万和1303万。即使按被认为低估的25‰的婴儿死亡率计算,1949年出生人口也在1800万以上,不可能低至1275万。
由于该数据的严重错误都主要出现在1953年进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前,我们猜测这些数据来自于普查之前的某些官方资料,在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前,中国官方一直误以为中国仅有四亿多人口,虽然普查后发现,中国在1949年就有5.4亿人,但新中国建立之初只有四亿人口的说法却以讹传讹,一直流传下来,以至于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依然误以为此。
严重错误的数据广为流传,却不能得到有效更正,非常令人忧虑。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关系到民族未来重大议题的基本认识上可能存在严重偏差。实际上,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已经如此清晰,我们接触到的几乎所有海外主要媒体都可以说心如明镜,而国内很多人依然是浑然不知。这种现象值得警醒。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特别将错误数据列入上表,也希望百度改进搜索算法,避免推荐这类不实信息,更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读者今后不要再转发明显错误的数据。不管立场如何,拒绝错误的信息是任何有意义的言论和行为的基本前提。
二、一孩生育率与二孩及以上生育率双双下降
为了更深入了解出生人口的变化趋势,我们可以考察年度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分孩次年龄别生育率。由于2019年的该数据还未公布,我们把2018年的抽样调查生育率数据,先用到由2010年人口普查及后续生存率推算的2018年女性年龄分布上,由此推算得出2018年的出生总数为1531万,其中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分别为630万、767万和135万。
这些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523万的出生人口以及二孩占50%的数据非常吻合,一反2011年到2016年,年度数据比生育率推算的出生人口要高出250万到520万的常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2018年抽样生育率数据,比较准确反映了国家统计局用公布的2018年出生人口数据所呈现的人口状态。
我们再使用2018年的分孩次年龄别生育率来回推2019的出生人口,这相当于假设2019年各年龄生育率与2018年相同来推算2019的生育状况。由此得出的结果是,2019年会出生1490万人。这个数字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465万要多出25万人,其中一孩多出9万,二孩及以上多出16万。这反过来说明,2019年的一孩和二孩生育率都要低于2018年;金猪生肖不仅没有阻止出生率的下降,甚至也没有阻止生育率,尤其是一孩生育率的下滑。
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引发的二孩堆积效应在逐渐释放,二孩及以上生育率下滑并不意外。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如果不是金猪生肖年,2019年生育率会有更大幅度的下滑。因为所有人都是生了一孩后才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状态相对稳定时,二孩人数迟早会降到低于一孩的水平。可以说,二孩超出一孩越多,说明暂时性的堆积效应及年龄结构波动对出生人口的贡献越大,也意味着未来出生人口下降空间越大。
根据原国家卫计委2017年进行的生育状况调查,现有一孩的已婚妇女中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仅为27.3%。即使我们把这个比例乐观地放大到50%,并假设所有打算生育二孩的女性都能成功生育,那么在生育状况稳定后,二孩数量也只有一孩的一半左右。
因此,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即使一孩数量能维持在2019年的593万的水平,一孩加二孩只有890万,按目前比例再加上三孩及以上,出生人口也会跌破1000万。更重要的是,除非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出生人口下跌不会见底。按目前的生育率趋势,出生人口将以每代人也就是26到30年的时间萎缩一半。
二孩堆积生育只是对过去亏空的有限补偿,对未来人口的预示更多体现在一孩生育率上。从2011年2018年,一孩生育率依次分别为:0.670、0.797、 0.775、0.720、0.556、0.686、 0.668、 0.643。而根据公布的2019年的593万的一孩数量反推当年的一孩生育率仅为0.633,也比2018年还低。
由于对生育一孩从未有过限制,不存在瞒报一孩的动机,除了抽样偏差外,低报一孩生育率可能性不大。如果说2016年以前的总和生育率相对于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人口偏低,近年总和生育率则与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人口吻合,但一孩生育率却依然在继续下滑。
女性放弃或推迟生育都可能拉低一孩生育率。如果是放弃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下降之后不会回升。但如果只是推迟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会先降后升,当然前提是推迟生育的女性,在未来想生能够如愿。
近年来,一孩生育率总体上不断走低,低迷如此之久却依然没有出现反弹,让人越来越担忧一孩生育率低迷会成为常态。值得提醒的是,即使一孩生育率最终回升并稳定在0.7,那也意味着30%的女性将终生无孩。在金猪生肖的2019年的,一孩生育率依然继续走低,说明目前生育主力90后中,越晚出生的人生育意愿越低,这进一步加重了对未来生育率低迷的担忧。
三、中国人口面临大幅萎缩——人口即命运
 
决定未来人口趋势的关键指标是总和生育率。如果生育率处于2.1左右的更替水平,那么孩子辈与父母辈的数量会大致相同,出生人口将维持稳定。但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的1465万的出生人口推算的2019年的生育率也只有1.47左右。由于2019年出生的二孩中至少有一半来自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去除暂时性的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这个生育率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同处世界最低之列。由于长期一胎化政策的影响,中国城市已把生育一孩当成了默认选择,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在未来10年,处于22岁到36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将锐减30%多,这也为近年结婚人数的快速减少及一孩数量的不断下滑所印证。随着二孩堆积生育趋于结束及育龄女性数量的锐减, 中国出生人口很快会降到1000万以下。但由于年龄结构的关系,中国出生人口的下跌是台阶式而非均匀的。建筑目前面临的是新中国出生人口的第三次跳水,在此之后会相对平缓一二十年,紧接着又是一次大跳水,
避免出生人口的这种台阶式跳水的唯一办法,是大幅提升生育率,但目前可预料的几乎所有因素,比如进一步城市化、教育水平提升、生育年龄推迟、育儿竞争白热化无一不在进一步挤压本来就极低的生育意愿。不要说提升生育率,未来能维持生育率不再继续下滑就算幸运了。但即使中国能够幸运地将生育率维持在1.1的水平不再下降,相对于2.1的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会以每代减少48%的速度萎缩。
出生人口的持续萎缩最终一定会导致总人口的加速萎缩。但由于过去在高生育率时代出生的人口依然存活,总人口的萎缩相对于出生人口的萎缩有相当长时间的滞后。虽然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代就低于更替水平,但中国总人口目前依然在缓慢增长,在未来几年才会开始步入萎缩。
总人口的萎缩速度最初会很缓慢,之后逐步加快。等到超低生育时代出生的人口步入老年,在预期寿命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总人口的萎缩速度就会接近出生人口的萎缩速度, 即每代人减少48%,这大致相当于中国总人口以每30年减半的速度萎缩。
也就是说,目前的生育状态持续下去,中国人口并不是跌到五六亿就稳定了,而是在跌到这个水平之后,会以更快速度跌到两三亿,再跌到一亿甚至几千万以下。长期超低生育率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内生性变化,因而具有巨大的惯性, 其后果就是总人口的加速萎缩。那种认为等到中国人口大幅下降以后,只要鼓励生育就能让人口停止下跌的想法只是异想天开。
2020年1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联邦会议发表国情咨文。普京强调:“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 他说,对俄罗斯人口的悲观预测让人警觉,应当在下个十年中期之前保证出生率增长。俄罗斯面积是中国的1.78倍,而人口只有中国10.29%。俄罗斯自然资源极其丰富,而且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俄罗斯有大学学历者在人口中的占比居世界首位,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独占鳌头。
但这些人口控制论者所向往的完美特质,并没有带来一个繁荣和富裕的俄罗斯。除了在人口规模更大时的前苏联留下的军事工业和出卖自然资源外,俄罗斯在通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几无地位。俄罗斯目前的GDP总量大约只相当于人口比它少15%的广东省。不仅如此,虽然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俄罗斯目前1.13万美元人均GDP也仅比中国略高,在不久的将来有望被中国超过。
更重要的是,人口稀少也没有让俄罗斯人生活更舒适。俄罗斯的饮食、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业远不如中国丰富和繁荣,基础设施更无法与媲美。俄罗斯人均住宅面积在2018年不到26平米,而中国城镇人均住宅面积就有39平米,即使按照0.7的使用面积比,人均也有27平米。甚至俄罗斯的大城市也比中国大城市更拥堵。根据TomTom 和Castrol的排名,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道路拥堵都要远比北京上海严重,而莫斯科每公里地铁承载的客流量却要比北京和上海高出二成到三成以上。更不用说,中国有数十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供人们选择,而希望去大城市生活的俄罗斯人只能去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外。
所有这一切背后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原因是,俄罗斯人口数量不足以形成超大规模的经济体,而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又相对独立,不能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那样成为更大的西方体系的一员,从而享受更大体系的规模效应。可以想见,如果俄罗斯有十亿人口,那么一切都会不同。归根结底,人口,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才是一国最大的财富。
实际上,绝大部分世界精英深刻了解人口规模对国力和文明的战略性意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曾主笔机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200号文件(https://archive.schillerinstitute.com/strategic/NSSM200.htm),旨在采用各种手段说服和诱导发展中国家控制本国人口,以确保美国的战略和安全利益。
遗憾的是,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全面放开生育,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梦寐以求的人口规模优势却在中国被当成劣势来消减。即使存在二孩生育堆积因素,目前中国的生育率也已经低于俄罗斯。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更是远远低于俄罗斯。面向未来,提振生育率到更替水平以上,才是确保中国可持续发展乃至延续中华文明的唯一选择。
如果没有足够人口数量的支撑,所谓的“后浪”也就无从发力。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年轻人群注定是最受关注的群体。而我们希望,今日的青年们能在生育政策方面获得更多的鼓励,唯如此,才能让二十年、三十年后的“五四青年节”变得更有意义。要做到这点,就需要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实在没有理由再拖延了。继续拖延,只会让“后浪”的势头变得越来越弱。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VnIwpRXCgHkzsuR7Ly4p7w

别指望低价猪肉了!

近日,“最牛养猪概念股”牧原股份交出了一季度成绩单,超40亿元的净利润,同比8倍的盈利增幅,在当前的上市公司业绩中,备显亮眼。

事实上,不仅是牧原股份,受益于去年下半年以来猪肉价格的持续上涨,资本市场上大多数的养猪概念股都处于上涨态势,营收和净利润普遍大幅增长。

正如养猪行业分析师冯永辉所言,在几乎所有行业都因新冠疫情影响,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养猪行业仍然保持着十几块钱每斤的利润,成为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养猪概念股如此涨势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目前,猪肉价格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全行业向上的态势能否持续?猪肉价格是否已经进入下行通道,还会继续降吗?能降到多少?会回到原来10块左右一斤的低点吗?

记者近期深入调查发现,关系到全体国人菜篮子和居民价格指数的猪肉价格走势背后,正在发生一些深刻的变化。

文丨吴丽华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zhczyj)

1

肉价上涨的逻辑


猪肉价格创出历史新高,养猪龙头企业股价与利润齐飞,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养猪人都能赚到盆满钵满。

养了二十多年猪的广东人胡耀荣(化名)就没有享受到此次猪价上涨的红利。他告诉记者,2019年2月,由于遭受非洲猪瘟疫情,他养的1万多头猪全部“中招”,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

由于没有资金,他无力大规模复养,目前偌大的猪场,只有不到一百头猪,眼看着猪价上涨,利润可观,却很难从中分一杯羹。

“只能慢慢来,看能不能起来。”胡耀荣说。

胡耀荣的遭遇并非个案,他告诉记者,因为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当地不少生猪养殖企业没能撑到肉价上涨,因为遭遇疫情或担心疫情影响不计成本出货,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量大幅下降。

全国范围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猪肉产量、生猪存栏量分别下降21.3%和27.5%,当年6月,猪肉价格开始上涨。

别指望低价猪肉了!

历年生猪存栏量情况(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招商证券)

事实上,更早之前,自2018年8月非洲猪瘟开始,此轮猪肉价格的上涨就已埋下伏笔。当时,短期内生猪迅速涌向市场,造成价格非理性下跌,本来在2018年上半年已经走出下跌通道的猪肉价格,仍然维持在低位。

2019年1月,全国生猪价格每公斤降到12元左右。按照业界计算生猪养殖盈亏的“猪粮比”,当时6比1的主粮比价,已经处于行业盈亏平衡的边缘。

2019年上半年,包括龙头企业在内的整个行业普遍处于亏损状态。不过随着生猪存栏量和出栏量的快速下降,随后不到半年的时间,猪肉价格从每斤十几元上涨到三四十元,大型养猪企业也纷纷扭亏为盈。

这种随着供求变化形成的猪肉价格规律性涨跌被称为“猪周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行业已经历了6轮“猪周期”。

本来新一轮“猪周期”从2015年3月开始到2018年5月就已结束,却被突发的猪瘟疫情打乱了节奏,短期内出现猪肉供应的快速变化,2019年下半年以来猪肉价格报复性上涨,形成了“最强猪周期”。

别指望低价猪肉了!

2010年来历次猪周期养猪户盈利能力变化曲线(资料来源:搜猪网)

冯永辉告诉记者,无论是行业专家还是农业部门,都意识到降价只是暂时的,供应趋紧带来的价格飞涨迫在眉睫。2019年2月,农业农村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专家明确提及,各地要注意扩大生猪存栏量,提防下半年肉价飙升。

但是,由于养猪行业的特点,这一过程变得势不可挡。数据显示,2018年12月,全国还有4.28亿头生猪存栏,到2019年9月,只剩3.09亿头,9个月里,减少了1.2亿头,能繁母猪也下降到2100万头。

业界普遍判断,猪肉供应的缺口在30%左右,今年一季度虽然生猪存量相比相比去年低点有所回落,但仍然只有3.2亿头,缺口仍然不小。供需失衡之下,反应到市场上,就是猪肉价格涨到了高点。

2

国家出手保供应


虽然各方一早就预见到,生猪生产一旦出现大幅下滑,猪肉价格将出现大幅上涨,但恢复供给、保猪价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容易。

在非洲猪瘟刚刚发现时,政府部门已经开始出手防控疫情、稳定猪肉价格,并对猪肉价格上涨发出预警。2018年8月开始,农业农村部密集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对非洲猪瘟进行积极防控,并对相关企业进行补贴。

与此同时,恢复生猪生产成为首要任务,多数省份将生猪稳产保供的目标分解到市县,一些省份大力支持龙头企业扩产增养,建设高标准规模养殖场,增加产能的同时推动产业升级。不少地市级人民政府也出台了生猪稳产保供的政策措施。

效果很快显现。

2019年9月,能繁母猪存栏量开始止跌回升。11月,多项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猪肉价格开始回落,到11月末,达到一个月以来的最低点,较10月29日下降31.36%。

但是,随后由于春节因素及新冠疫情影响,猪肉价格再次出现上涨。

不过,从2月第四周开始,猪价再次出现回落。农业农村部检监测数据显示,集贸市场猪肉价格已经从2月第3周高点时的每公斤59.64元下跌到第四周的均价52.11元,累计回落12.6%。与此同时,集贸市场生猪价格累计下降11.2%。

别指望低价猪肉了!

2018年至今年4月猪肉价格走势(资料来源:搜猪网)

即便如此,接受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均认为,非洲疫情导致的猪头供应紧张局面仍未完全结束,猪肉价格趋势性下跌时机未到。

冯永辉认为,目前肉价回落的主要原因是需求减少。正常情况下,猪肉的需求有三分之一是在家庭以外发生的,但是新冠疫情影响下,餐饮业还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他们判断,目前猪肉的需求和正常情况下,至少相差20%。

别指望低价猪肉了!

这也是行业内大型生猪养殖企业普遍的判断。四川铁骑力士集团牧业事业部总裁李宗均对记者表示,新冠疫情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传统的季节性因素以及禽类的替代作用,才是目前猪价下跌的原因。

此外,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及对后市价格的乐观预期,一部分养殖企业采取压栏措施,导致近期一部分超大肥猪的出栏,也客观上造成供应有所增加。

不过,他告诉记者,由于价格已经出现下调态势,加上生猪生产流通逐渐恢复正常,超大肥猪造成的供给增加不具有可持续性。禽类的抑制效应,在前期肉价处于高点的过程中已经充分释放,随着疫情缓解消费回升、以及上述短期因素的消失,目前猪肉供应仍存在缺口,肉价并不具备持续下跌的基础。

3

供需矛盾仍然存在


事实上,目前对猪肉价格有决定性影响的供求因素,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牧原股份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生猪价格虽有走低,但是从行业情况来看,未来2-3个月猪价会处于平稳过渡状态,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能繁存栏3381万、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全国16万家500头以上规模猪场新生仔猪情况来看,猪价进入下行周期应该会在8月份以后。

生猪的生长有固定的周期,这决定了它的供应恢复,比一般商品更长,很难在短期内出现改变。牧原的上述判断就源于此。猪肉供应的增加,首先是能繁母猪增加,然后才能产出更多的仔猪,仔猪量的增加,通过育肥长大,才能实现猪肉供应量的增加。

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显示,非洲猪瘟导致我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一度下降超过40%。即使从2019年9月开始,能繁母猪止跌回升,今年截至今年3月我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去年仍然下降了20%。

事实上,从能繁母猪止跌回升算起,生猪存量也要在一年以后才能开始稳定增加,此时距离育成肥猪,形成市场上稳定的猪肉供应增加还需要3个月的时间。

按照农业农村部去年底发布的《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规划,确保2019年底生猪生产止跌回升,2020年年底前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常年的水平,2021年恢复正常。

基于此,李宗均告诉记者,由于供应恢复是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今年8、9月份才能迎来本轮价格的拐点,在供应恢复正常水平的过程中,猪肉价格一直会维持一个相对高位的过程。

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罗小波也表示,非洲猪瘟疫情造成生猪供应紧张,预计2020年猪肉市场供需矛盾仍然较为突出,全年猪肉价格将高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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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指望“超低价”猪肉了


猪肉价格连续两个月高位回落,并没有影响行业扩产的积极性。

农业农村部检测数据显示,仔猪价格连续17周上涨,从1月第1周75.53元/公斤一路涨至4月第4周99.97元/公斤,累计涨幅达33.0%。往年市场千元仔猪就被视作天价,今年以来2000元一头仔猪的报价已经快要成为主流了。

与此同时,一季度母猪价格也出现了15%左右的上涨。按往年惯例,春节过后消费走低,猪价一般都会出现一波下行,仔猪和母猪通常会跟随生猪价格走势,今年却表现“反常”。

别指望低价猪肉了!

全国仔猪均价变化趋势(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招商证券)

对此,畜牧产业分析师徐洪志分析,直接原因是各地采购仔猪和母猪力度空前,形成遍及全国的“抢猪大战”,而抢猪行为的背后,是利润的驱动。

据他测算,按照正常的生产水平,目前母猪年预期繁育利润超过20000元/头,仔猪繁育利润超过1200元/头。近期猪价略有回落,自繁育肥利润仍有2800元/头,专业育肥利润2000元/头,但相比去年同期仍然增长了5倍以上,乃至十几倍。

巨大的利润利润空间下,业内龙头公司纷纷加大投资,温氏、牧原、新希望等纷纷推出几十亿、上百亿规模的投资。

年报数据显示,2019年4季度,牧原单季度新增能繁+后备母猪超过70万头。与此同时,公司预计2020年出栏生猪1750-2000万头,同比增长增长71%至95%;2020年底能繁母猪大概率超过260万头,意味着2021年出栏量预期或上调到4000-5000万头级别。

李宗均则告诉记者,今年以来铁骑力士新建了6万头规模的种猪场,明年上半年就会有大规模仔猪,下半年就会有肥出栏,这部分新增产能,进入稳定运行期,每年将产出150万只仔猪。

对此,牧原股份人士表示,这一轮猪周期及相关因素影响之下,2019年前十大生猪养殖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比2018年有所上升,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

这一背景下,一些中小养殖户因为遭遇疫情,短期内很难再次筹集资金复养,资金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优势变得明显。

虽然在疫情冲同样遭受重创,出现巨额亏损,但是随着猪肉价格的大幅上涨,大型企业迅速扭亏为赢,利润翻了好几倍,又活过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行业格局也发生了趋势性的变化,“以前规模化养殖占30%,散户养殖占70%,疫情之后,这个格局可能调了个个。”李宗均说。

他告诉记者,行业集中度提高前提下,养猪行业有望实现行业协会及监管部门通过数据检测对企业提出预警,进而起到调节猪肉供求关系的作用。

“那时,因为供求关系导致的猪肉价格暴涨暴跌可能就会减少,通过熨平猪周期,行业会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利润区间运行。”

这也意味着,随着成本和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大众的消费预期也要随之改变,猪肉价格想要再降回10元“超低价”时代,基本难以实现。

不过,冯永辉告诉记者,行业集中度提高也不会一蹴而就,历次“猪周期”都会淘汰一部分散户,每次行业集中度会提高5%左右。此次非洲猪瘟疫情叠加下的“猪周期”,因为对行业影响巨大,可能提高行业集中度10%左右,但也不会短期内形成欧美国家那种产业格局。

延伸阅读

养猪利润大涨,为什么他们还是不干了?

猪肉价格长期维持高位,龙头企业利润数倍增长之际,传统猪肉供应市场占据70%比例的中小企业及散户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东部省份一位仔猪饲料企业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由于担心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及资金实力不足等原因,周围一些中型猪企仍然处于观望状态,不敢轻易投资。甚至有一些企业,前期遭受非洲猪瘟出现损失,复养后再次遭遇非洲猪瘟疫情,致使无力再次投资。

“一些中小型企业、散户正在退出养猪行业。”他说。

文丨吴丽华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zhcz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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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成本全面提升


河南养了十几年猪的吴志强在2019年中就集中出售了存栏的所有肥猪,没有遭遇非洲猪瘟带来的打击,但仍不敢轻易复养。

一方面非洲猪瘟疫情尚未结束,养猪企业“一夜回到解放前”的例子太多,不敢冒倾家荡产的风险;另一方面,防控非洲猪瘟所需的硬件投入加上2000元左右的仔猪成本,也让他觉得力不从心。

“按照原来500头规模的规模复养,每头2000元计算,仔猪成本就要100万元,再加上每头1000元左右的饲养成本,一旦遇到疫情,损失太大。”他说。

一位东北地区的母猪场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当地最明显的变化是本地买猪崽的人少了,现在猪场的种猪主要是外地大型养殖场批量购买,“原来每天都有人来买,有买几头的,也有买十头、二十头的。”他说。

一些散户退出生猪养殖市场背后,是行业门槛的抬升,养猪已经变成了一个重资产的行业。养猪行业分析师冯永辉甚至认为,这次疫情的影响,不只是门槛的提高,而是给中小散户竖起了一堵墙。

非洲猪瘟后,出于防疫防控的需求,购置新的设备、猪舍改造、清洗消杀等都需要增加投资。

四川铁骑力士集团牧业事业部总裁李宗均告诉记者,以改造2000头的母猪场为例,猪场的硬件设备投资大概需要投入300到1000万元,其中包括建立封闭式的围墙,与外界形成物理的切断,增加专用的中转台,投入相应的人员管理,建设专用的消洗中心,对人员、车辆进行清洗、消毒、杀菌,等等。

非洲猪瘟没有找到根本性解决方案背景下,猪企要想继续养殖,这部分投入基本上不可避免,如果不进行改造,防控疫情的难度很大。业界普遍的说法是,这部分投入反应到养殖成本上,每斤猪肉将增加1至2元。

广东的养猪人胡耀荣则对记者表示,因为非瘟疫情,原有猪场想要复养需要大量投入,而经历了疫情的损失,他已无力承担。

此外,饲料、人工等成本的增加,也同时推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目前饲料成本已经达到了2015年的以来的最高水平,大概上升了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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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成本的影响更大了


目前市场情况下,成本的上升,相对于企业的利润空间而言,显然是小巫见大巫。近40元每公斤的毛猪出栏价格,相对于不足20元的生产成本,企业还有很大的利润空间。

悬在养猪企业头上的最大一把剑,实际上是非洲猪瘟带来的风险成本。

由于非洲猪瘟的破坏性大,发病快,传染性强,一家猪场一旦遭遇疫情,大概率全军覆没。风险成本变成更重要的考量因素,也成为这个行业最大的风险和恢复生产最大的瓶颈。

这种情况下,经营单个猪场的中小企业和散户,基本上是0和1的关系,也就是一旦遭遇非洲猪瘟,大概率收入为零,而躲过疫情,目前市场情况下,利润空间还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前期遭遇过疫情的中小企业和散户,由于经历了损失或者担心风险,很大部分仍然处于观望状态,大型企业资金、技术等优势则体现出来。

单体经营的散户和中小企业,一旦遭遇风险面临的很可能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但是规模化、连锁化经营的大型企业,大多是分散布局,有很多猪场,即使预留出30%的风险成本,在目前供求存在较大缺口,利润空间很大的情况下,仍然是迅速扩张的有利时机。

李宗均告诉记者,目前的情况是,大型企业迅速扩张,中小企业还在观望,而以前养殖规模在二三十头的散户群体,在这次疫情中基本消失了。大型企业,在成本提高、防疫门槛更高的行业背景下,规模化养殖的效率和规模优势也更明显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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