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的夏天，北京人艺把日本剧作家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改编成了《喜剧的忧伤》。
全剧只有两个演员，一个是不算中戏科班出身的陈道明；另一个，是比陈道明小十三岁的“后浪”何冰。
《喜剧的忧伤》的主题是嘲讽国民党的文艺审查制度。前浪陈道明演审查官，后浪何冰演编剧。
中戏毕业后一直演话剧的何冰说，在这次合作之前，他和道哥一起演过电视剧。“一起演过”是比较文艺的说法，陈道明都是主角，何冰相当于宋兵乙。
但在北京人艺这个最高档次的舞台上，“前浪”陈道明才是新人，第一天来排练，就说这里是自己的炼狱：我是来向何冰老师学习的。
当然，何冰也是蛰伏了很久才在人艺出头的。他在话剧《李白》里跑龙套时只有一句台词：
报！
排练时，何冰和导演抽烟喝茶，陈道明却一直自己加练。他给来探班的媒体们表演了一段，当时的记者们对前浪一点也不客气，给他的评价是：用力过猛。
首演当天，首都剧场门前的王府井大街堵得水泄不通，一张黄牛票的价格，够在我这儿买一年煎饼。
那天晚上，剧场里有很多人，我被一群呼喊着“陈道明你好帅”的阿姨挤在座位上不能动弹。散场后，观众们一边鼓掌一边跑步涌向舞台，陈道明和何冰一次次从后台返场。
也不是所有人都在笑。没赶上首演，半个月后才看这部剧的冯小刚看完后和朋友吃饭，情绪突然失控，他用杯子把玻璃桌面砸得粉碎：
徐帆掩面而泣。
没过几年，剧中的审查官和编剧都变了。
2015年两会现场，一位激动的记者写了篇手记《陈道明席地而坐，为我亲手改稿》，里面提到了温柔的审查官帮她删改稿件，比如亲手去掉了：
我所怀念的文艺时代一去不回了。
前几天，何冰上央视给B站站台，猛夸后浪。这位演技一流的“编剧”有句台词有点意思：
弱小的人，才习惯嘲讽与否定。
9年前《喜剧的忧伤》最火的时候，何冰通过媒体和青年们说的是，不要被世界表象欺骗。
1
《后浪》是籍着纪念一百零一年前的五四青年节拍的。那是20世纪初，一个自由主义的黄金年代。
西欧有《论自由》和新型自由主义；中国有梁启超欢呼大同社会要来了，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怎么和后浪交流，前浪们一直都很焦虑。创办了《新青年》的陈独秀告诉年轻人：要自主，要进步，要开眼看世界，也要科学实用。
涓涓细流终成巨浪。青年们在校园里进进出出，挥舞大旗，要改变潮水的方向，要把一切都拍在沙滩上。23岁就当上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梁漱溟写过一句话，很代表后浪们的精神：
吾辈不出如苍生何。
后浪们有的拿起了飞刀炸药；有的一心向佛，希望从宗教中汲取民族复兴的力量；也有的熟读二十四史，虽然在图书馆工作收入微博，但仍然坚持做乡野调查，希望从中国乡村找到前进的力量。
接近50岁的蔡元培带着一堆20多岁的大师，胡适、梁漱溟、刘文典、刘半农、徐悲鸿。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没有倒。前浪对后浪的传帮带，更多是保护和启发。
欧洲的青年们则被前浪们引向战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四年，完成了工业化的列强，把现代武器装备统统搬上了战场。最后终结战争的，不是飞机、坦克和毒气弹，而是数千万年轻人的伤亡。
再打下去，真的要灭种了。
一战后，“人类灯塔”欧洲在一片乌七八糟的喧闹中，渐渐暗淡了。
参加了一战的美国后浪海明威去了巴黎。朋友斯坦因跟他说，在一个修理厂，看到老板对修理工说，你们这些经历过一战的人都是“lost generation”。
这个巴黎修车店老板可能没有想到，他这句无心之语，被海明威写进书里，并成为那代西方后浪们一辈子都摘不掉的标签：
迷惘的一代。
东方的前后浪们其实更迷惘。
前朝逊位，复辟立宪，西学东渐，五四运动，胶东半岛到底是不是中国的，这个问题不但要在巴黎谈，还要在华盛顿再谈。
100年前的3月，47岁的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在欧洲两年，他遍访了政商学界，还参观了惨烈的一战凡尔登战场。
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消亡。回来后，他在文章里说，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如今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文化寻求救助。
他对青年们说：
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
这种前浪，连他的学生蒋英都看不下去了，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胡适、周作人长篇大论说梁启超毒害后浪，郭沫若更是直接说梁启超情商低：
人家欧洲人就是跟你客气客气，你还当真了？
2
1999年央视春晚影响最大的小品叫《打气》。黄宏在小品里喊出了一句：
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这句话让很多东北家庭没有过好年。二十年后，黄宏还会被人指着鼻子骂一户口本。
何冰也因为《后浪》的演讲成了争议人物。
演讲的视频里，出现了iPad、单反、高达模型、赛车、滑雪、潜水、漂流、跳伞，很多消费不起这些东西的年轻人，跑到何冰许久不更新的微博下面留言，让他注意晚节。
说什么前浪后浪。现在看，大家都是同样一拨人。只是有人老了，有人还年轻而己。
唯一的大赢家就是B站，股价还一夜间涨了34亿人民币。
五四运动一百零一年后，世界又一次走到百年未有之变局，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了贬义词，想来也是很感慨。
1918年，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遗老梁济问25岁的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儿子回答说：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后，他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1925年，梁漱溟回到北京清华园整理父亲的遗作和日记。他发现梁济世生前最大的愿望是见见梁启超，但屡次被拒绝。
梁漱溟把整理好的文稿送了一份给梁启超，还附了一封信，痛斥梁启超当年摆架子，与旧官僚无异。
那会儿的前浪都很狂绢，喜欢面斥领导。比如胡适，他当面问蒋介石：
为什么没人骂你？
蒋介石能做的，也只是在日记里骂骂胡适。
梁漱溟大概是建国后第一个和领导吵架还拒绝道歉的人。50年代的一次大会上，他和领导因为农村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后来十年浩劫里，梁漱溟家很惨。但他始终昂首挺胸，写信给自己的侄女，说自己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心气很壮。后来，他的孙子问他被抄家生气吗？老人反问孙子：
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我怎么会生他们的气？
是的，他们都是孩子，都是被前浪带偏的后浪。
梁漱溟一辈子都很喜欢教育后浪，而且金句频出。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山东搞乡村建设运动，每天早上都会和同学们开个晨会，聊聊人生。他告诉同学们：
你们的焦虑，在于把欲望当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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