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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 人神共奋  编辑 l Lucky  

来源 l 人神共奋（ID：tongyipaocha）

最近一群35岁左右的读者，向我提了那个经典的问题：如何面对“35岁现象”？

大部分公司在招聘中层以下的职位时，大都会有“年龄在35岁以下”的要求，让人感觉年过35岁，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就突然贬值了。

有人说，那我过了30就不跳槽，乖乖地呆在原公司安分守己不就行了？

可这种想法被人看穿了，又导致职场上“90/95后只能夸，70/80后随便骂”的现象。

其实据我所知，“年龄在35岁以下”这条招聘要求，说归说，在现实中未必能有效执行，毕竟招人招人，首先得招到能用的人。倒是后面说的“35岁现象”导致的职场心态失衡，对你的影响更大。

想要解决“35岁现象”的问题，先要理解什么叫“职业风险”。

先请大家做个判断，下面两种工作状态，你觉得哪一种风险更小：

A：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十年了，公司业务很稳定，工作很顺手，同事上下级关系很融洽，薪水说不上高，但也没什么不满意；

B：自由职业，收入波动很大，有一些基本的老客户，但需要不停想办法拓展新客户

估计大部分人都觉得是A，因为B给人游手好闲的感觉，实在让人放心不下来。

比如之前我在文章中说自己现在是“职业写作和半职业投资”，就有读者觉得风险很大：

其实，大部分普通人无法真正理解“风险”的含义，这是《反脆弱》一书中的观点，可能很多人已经听说过这本书了，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以《黑天鹅》、《随机漫步的傻瓜》等书著名，而《反脆弱》是他总结前书“随机性”“黑天鹅现象”背后原因的集大成之作。

本篇，我就用《反脆弱》一书中的理念，分析一下职场“35岁现象”的应对之道。

02

什么叫“反脆弱”呢？

《反脆弱》一书中提出了三种状态：

脆弱状态：玻璃杯很硬，但掉到地上，很容易摔碎；

强韧状态：塑料杯容易变形，但掉在地上，一般完好无损；

反脆弱状态：想象有一种材质做成的杯子，当它掉在地上，会变成两个小杯子。

简单说，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叫“强韧结构”；从外部风险中获利的能力，作者称之为“反脆弱结构”。

为什么塑料杯比玻璃杯抗摔呢？

不是因为它更坚固，可以抵抗冲击，而是它的材质有弹性，可以用“波动性”消化外部冲击；而那些看似坚固的东西，当风险超过了它的设计承受能力，必然会被摧毁。

这个逻辑进一步延伸，作者认为，类似波动性的无序性、不确定性、混乱、不平衡性、不可预见性，这些我们平时看来不好的状态，其实往往是应对风险的最好手段。

继续展开这个逻辑，就得到了“反脆弱性”——当“波动性”经过巧妙的设计之后，反而可以让我们从风险中获利。

比如细菌，作为个体在抗生素面前是脆弱的，但大量个体的牺牲，为少数因基因突变而获得抗药性的个体腾出了生存空间，让群体得以延续，甚至更强壮，这个系统就是“反脆弱结构”。

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倒闭了资产配置过于单一的雷曼兄弟这样的巨头，但也让产品配置更平衡的高盛在危机中大赚一笔，高盛的“反脆弱结构”更胜一筹。

每个人都想通过“增强体质”的方式抵抗外部风险，但总有“黑天鹅事件”超过你的风险抵御能力，总有“随机事件”会轻易绕过你的“马奇诺防线”，就算你能够承受这种风险，硬扛也只会让你元气大伤。

而最好的应对风险的方法是“以毒攻毒”，设计一个“反脆弱结构”，让自己经常暴露在风险中，提高自己生活的“波动性”，利用“波动性”平衡风险，并伺机利用风险获利。

简单介绍了“反脆弱”的基本理念后，我们再回看前面的两个工作选项：

A：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十年了，业务很稳定，工作也很顺手，同事上下级关系也很融洽，薪水说不上高，但也没什么不满意；

B：自由职业，收入波动很大，有一些基本的老客户，但需要想办法拓展新客户

其实看似稳定的A是“脆弱结构”，而看似不靠谱的B才是“强韧状态”。

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工作总会给人稳定性的幻觉呢？

03

如果你工作十年以上，你应该经历了08年、18年两次大的经济衰退，至少一次的行业性萧条，以及若干次公司自身经营的危机。

而你的命运，通常有两种结果：大部分人经历了人心慌慌后，还是挺了过来，除了少了年终奖之外，没有任何直接损失；而少部分人则被以各种理由裁员，进入职业生涯的低谷。

想一想，是不是就像玻璃杯从高空摔下，要么完好无损，要么粉身碎骨或缺角裂缝而不能用了。

而另一类自由或半自由职业者，就不同了。

之前我在做广告行业时经常跟自由设计师合作，他们收入的“波动性”非常大，一旦经济不好，收入马上减少，而经济太好时，又会因为业务太多接不过来，而放弃一部分收入。

但这种工作的波动性恰恰是对抗经济周期的最好手段，经济太好时，他们会提高收费标准，放弃一些难度大、利润低的业务，还会给业务多的合作公司优惠，以增加业务的稳定性；

而经济不好时，他们又会降低业务标准，甚至临时找一份工作，以渡过难关——相反，一个失业的人，想在经济衰退期从头开始一份自由职业，就难多了。

想一想，是不是就像塑料杯从高空摔下，靠着材质本身的弹性，去避免粉碎的命运。

自由职业虽然没有完全实现“反脆弱性”，毕竟是摆脱脆弱性，走向强韧状态。 

当然，有人会觉得，被裁员也不是什么大事，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一家公司上，只要自己专业傍身，总能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卖个好价钱，这不也是一种“强韧状态”吗？

没错，这正是因为人力资源市场存在“反脆弱性”，不管经济好坏，它都永远存在。

可大家想一想，市场的“反脆弱性”是从何而来的呢？

《反脆弱》一书有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系统的反脆弱性是通过牺牲个体为代价取得的”。

一个国家是如何渡过经济衰退期的呢？

是靠死掉一大批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让坚持下来的公司减少竞争对手；去年到现在的经济衰退很可怕，相信已经死了一大批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牺牲，才能让活下来的企业活得更好。

“人力资源市场”的“反脆弱性”也是如此：经济衰退期，淘汰一批没有竞争力的人，让留下来的人更容易找到工作；经济过热期，淘汰掉一批给不起高薪的企业，让给得起高薪的企业更容易找人。

“反脆弱性”会牺牲一部分最脆弱的人的利益，来提高整个系统的生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才是“35岁现象”的本质，因为某些凭借年龄获得优势的行业与职业，一过35岁，脆弱性会大大增加。

不光是“35岁”，所有让你建立优势的东西，都有“变脆弱”的风险，比如很多技术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取代，让你辛辛苦苦十几年建立的优势化为乌有；为你贡献了大部分业务的大客户，一旦失去，你可能再也无法站起来；一场反腐，足以让最安全的公务员，变成最脆弱的职业。

作为一项“必然出现、但未必发生”的风险，“35岁危机”最好的应对就是为自己建立“反脆弱职业结构”。

你不光要从玻璃杯变成塑料杯，还要有从风险事件中获利的能力——摔碎后变成两个的“反脆弱杯”。

但在此之前，最难的是放弃一切关于“稳定性”的惯性思维，比如——大公司更稳定。

04

30岁之前，在一家大公司工作，有助于系统地建立工作方法，积累事业资源；但30岁之后，你应该避免在大公司做的时间太长。

前半部分很好理解，后半句估计又违背了大部分人的认知，一般人都觉得大公司稳定，抗风险能力强，应该是抵御“35岁现象”最好的避风港。

但你想过吗，大公司为什么稳定？

还是前面的逻辑，系统的反脆弱性是通过牺牲个体为代价取得的，大公司之所以稳定，是因为“体系至上、公司文化至上、业务至上”，任何一个员工的利益都无足轻重，随时可以被牺牲掉，在巨大的危机面前，就算是CEO也可以牺牲。

翻开中国富豪榜的发家史，哪一个不是建立在“高杠杆”的基础上？

“高杠杆”本质上是一个“脆弱性”的结构，但你别忘了，高杠杆是属于公司的，这就意味着老板把“脆弱性”转嫁所有员工、供应商、投资者、社会公众、环境，而自己坐享“反脆弱性”带来的利益。

姓许的、姓王的、姓贾的，不都是这么干的吗？只不过有人成功上岸，慢慢去杠杆；有人侥幸逃生，为去杠杆脱了一层皮；有人虽然失败，留下千古骂名，但至少全身而退。

工作造成的稳定性的幻觉，就像火鸡，它们活的时间越长，就越“确信”农场主的仁慈，直到感恩节来临的那一天。

当然，更致命的是“大公司稳定幻觉”，让你陷入舒适，从而忽视了为自己建立“反脆弱结构”：

首先，大公司的职位高度细分，职位之间高度协同，一旦失业，某些能力就成了“屠龙术”；

其次，大公司提供足够的安全空间，让你无法暴露在市场风险中，就像温水煮青蛙，很快让你丧失防御能力，还把自己的生活档次建立在“脆弱性”之上；

最后，越复杂，越脆弱，某些大公司的业务结构看似多元稳健，其实建立在沙雕之上。

05

1999年，我还在银行工作，有一天银行被一家工厂的工人堵住了，他们怪我们抽贷，导致他们下岗。

我其实很理解这些工人，我父母一辈子都在同一家工厂上班，我也在那里上学长大，他们也永远不会相信，工厂有一天会倒闭，“工厂的主人们”会失业。

那件事，坚定了我从银行辞职的信念。

那一年春晚，黄宏在小品里一句“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足以揭示“反脆弱性”与“脆弱性”的关系。

九十年代末的“三年国企脱困”可谓危局中“壮士断腕”的明智之举，让中国经济摆脱了包袱，建立了“反脆弱性”，才有之后的十年腾飞。

但包袱不会无缘无故消失，工人“脆弱性”成为解决系统性危机的无法避免的突破口。

2017年，某通讯设备巨头的一名老员工因被裁员而跳楼身亡，事情背景是公司调整收缩亏损业务。

大企业的业务都会分为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后者在危机时候可以当成包袱甩掉，虽然没有任何HR会这么跟你说，但这是一种基本的“反脆弱结构”。

两年后，这家经历了“制裁风波”的公司熬过低谷， 相信在5G建设高潮来临之后，员工们还有几年好日子可过，不会暴露他们与生俱来的“脆弱性”。

“反脆弱系统”对“脆弱性”部分的牺牲，正是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发展壮大的过程，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内在逻辑。

虽然从道德的角度讲，任何人都不应该利用他人的“脆弱性”，来建立自己的“反脆弱性”，但至少每个人都应该建立自己的“个人反脆弱性”，以免自己成为他人建立“反脆弱性”的牺牲品。

最近，埃隆·马斯克可谓春风得意，特斯拉因为利润创新高、上海工厂投产预订形势一片大好等诸多消息，半年前跌得好像快破产了的股价，两个月暴涨3倍，成为市值仅次于丰田的全球第二大车企。

此前，特斯拉是美股中做空力量最多的知名公司，也是华尔街分歧最大的公司。很多知名机构的分析师认为：“一家连下季度交付数量都无法确定的公司，大家却深信它能在2020年或2025年能干一番大事业，……不管特斯拉股价达到多少，都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它的价值为零。”

这也难怪，很多人都觉得马斯克不靠谱，常常乱承诺，新车型每次都是一推再推，导致企业现金流迟迟得不到改善，“忽悠”投资人。

但这些人都被自己的印象所欺骗了。

有一位粉丝统计了马斯克以前各种承诺的兑现情况，结果发现，虽然马斯克承诺的日期常常“跳票”，特别是重要的承诺，最长延迟了两年之久，但问题在于，绝大部分承诺都兑现了，特别是关于新车型、炫酷功能、产能提高的那些至关重要的承诺。

这个报道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去年写的“模糊的正确”系列文章，这是我去年一个重要的系列文章，当时答应大家找一些案例，而特斯拉刚好是一个“完美的案例”。

因为“模糊的正确 ”常常遇到挑战，但基本不会犯致命的战略错误。

回顾一下我在《人生的选择：宁要模糊的正确，不要正确的模糊》一文中提到的改编自巴菲特的“模糊的正确”理论：

想像一下你正置身于浓雾中的丛林，只依稀通过太阳辨别方向，你发现此刻正确的方向上泥泞一片，前方不知道有什么。

选择这条道路，短期内，你不一定会做对，所以是“模糊的”，但你总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在走，所以又是“模糊的正确”。

在相反的方向有一条大路，选择这条道路，短期内，你会走得很好，所以是“正确的”，但你并不知道这条路将把你带向何方，所以它是“正确的模糊”。

在“XX的XX”的表述形式中，前面的定语是表象，后面的中心词才是本质。模糊的正确，“模糊”是表象，“正确”才是本质；而正确的模糊，“正确”是表象，“模糊”才是本质。

道理很容易接受，但一遇到实际问题，绝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相反的方向。

比如我在这篇文章中说：选择“模糊的正确”，你就必须接受更低的成功率。

很多人留言说，你说反了吧？“模糊的正确”难道不应该是成功率更高吗？

并没有说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甲乙两个学生，入学成绩差不多，因为学校每次考试都允许学生挑选不同难度的考题，“甲同学”每次都挑容易的试卷，而“乙同学”每次都挑难的试卷，可以想像，甲的分数大部分时候都是超过乙的，但最终，一定是乙的成绩提高得更快。

原因在于，大部分人在考虑要不要做某事时，最常用的依据是成功率，当然会挑容易做的事。

对于大部分日常工作而言，准时完成工作肯定更重要，没有按时间完成工作就是一种失败，所以马斯克给大家的印象是“常常失败”，火箭发射失败也就罢了，你造个汽车常常“放嘴炮”，这才给了大家一个“不靠谱”的印象，导致华尔街一堆对冲基金做空特斯拉——这些人可不是“键盘侠”，而是用真金白银去赌特斯拉会破产。

事实上，马斯克之所以常常“跳票”，因为他就是那个每次都选最难的考卷的“乙同学”。

比如说，电动车要跑得快，就要设计更轻，材料专家告诉马斯克，最合适的材料当然是铝合金，不过这玩意儿不成熟，容易断裂，还容易出现裂纹，不好上漆。

马斯克说：OK，那就用铝合金，“至于你说的缺点，就是你们要解决的问题。”

于是，新车型的上市又一次被延误了，但人们也因此得到了更轻更快的跑车。

“模糊的正确”的第一个特征，是足够大的目标，提供方向的指引性，所谓“正确”，就是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谓“模糊的”是你现在并不知道具体如何实现它。

不过，这个例子让人感觉，只有困难的事，才是“模糊的正确”。

事实并非如此。

前几天，我看到有人在微博上说，现在出门开车，忽然很希望自己的车也有特斯拉X的“生化武器防御模式”。

想想第一次看到这个名词，你是不是觉得马斯克又在搞怪？当年特斯拉X宣讲时，马斯克详细描述了自己的过滤系统，一再强调这些过滤器能够使进入车厢的空气达到医学标准，并且命名为“生化武器防御模式”。

在场的人都笑了，大家都不以为意，觉得这就是个营销的噱头。

但马斯克是当真的，那些在旁人看来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花哨功能，因为他的坚持，导致新产品上市常常一拖再拖。

然而2017年一场加州大火，大家忽然想到了这个功能的先见之明。一名美国车主发文感谢马斯克，说“生化武器防御”这个功能在加州大火中救了他们全家一命。

很多人认为这个例子体现了马斯克的眼光，擅于挖掘消费者的需求，但我不这么认为。

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认为自己的汽车需要“生化武器防御模式”，直到你带着对病毒的恐惧坐进自己的爱车。

所以亨利●福特说：“如果你在汽车没被发明的年代，问人们需要什么交通工具，人们只会告诉你，他最想要一辆更快的马车。”

消费者的需求当然是“正确的”，但却是“正确的模糊”，因为人们随时可以改变自己对生活的向往，昨天还是“就算饿死也不吃一口”，今天就变成了“真香”，昨天还是“岁月静好”，今天就变成“向死而生”。

电动汽车并不是什么新鲜发明，之前的大厂也开发过很多成功的车型，但它们的“成功”最后却被一个“门外汉”给颠覆了，因为传统汽车厂商太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了，他们知道用户根本不需要什么“生化武器防御模式”，他们更知道消费者耐心有限，新车型上市日期一旦延误，就被竞争对手抢走了，所以不敢冒险用没有把握的新技术。

想一想，我们的新产品开发模式是不是这样的：发现了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痛点，率先满足，并在销售上得到回报，于是再发现“痛点”，再给予满足。可几次这么一来，你最终发现，如果客户没有需求，你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发新产品。

到最后，用户还是无情地将你抛弃，投向从不鸟他们的马斯克的怀抱。

其实消费者最多知道现有的选择中最好的，马斯克的粉丝之所以一遍遍地听他忽悠，因为他们仍然需要有人告诉他们，未来是什么。这群人需要的不是准时，而是未来。

对于马斯克而言，重要的是他要造一辆真正属于未来的车——甚至不算是车。他相信自己对于未来的理解，并引用威廉•吉布森的话：“未来已经来临，只不过分布不均而已。”

特斯拉Model S的开发从一开始就是以“加强加速性能”为核心，所以特斯拉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要在仪表板上加一个“疯狂模式”。到了后来，他觉得自己应该再进一步提升加速性能的方法，于是“疯狂模式”又改成了“狂暴模式”。

“模糊的正确”不一定都是很困难的事，但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模糊的正确”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不易变化”，因为消费者善变，所以你根本不应该care他们，你只应该专注你自己内心深处那些不变的东西。

而时间，正是对现代社会的人们最大的考验。

宏观经济学有一个“总供给理论”：经济增长，短期看需求，长期靠供给。

短期看需求非常好理解，一下子那么多人要戴口罩，口罩的生产自然爆发式增长，只要有需求，造汽车的也可以生产口罩。

“长期靠供给”是什么意思呢？小国的经济总量永远超过不了大国，这不是需求的问题，而是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有限，所以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靠的是劳动力、资本、技术这些资源的供给。

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是无法改变，全球化的资本只往有利润的方向流动，所以，造成增速突然变化的，只有科技水平。

科技的发展跟人口不一样，是跳跃式前进的，所以长期而言，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某人创造了一样划时代的东西，于是整个世界突然改变了。

此时，并没有什么用户需求可以指引方向，只有创造者内心的渴求如塞壬的歌声，在黑暗中引诱着你前进。

我在系列的第一篇的结尾写道：

人生的道路总是越走越窄——你没看错，不是越走越宽，因为每走一步，你未来的可能性就减少一些。所以，把模糊放在现在，就是把清晰留给未来。

有人觉得这段话比较费解。

昨天，我看了女作家方方的“武汉日记”——大年初一到昨天的这二十多天里的记录，短短几个小时里，我经历这个武汉作家从“惊慌——恐慌——绝望——一线希望——愤怒——疲惫”的过程。

正月初三时，她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现在，大的问题，大家都基本不太担心了。担心也没有什么用。没被感染，就会乐观。

正月初九：

以前我曾经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说这话时，体会还不深。这一次，才真正让我铭心刻骨。

正月十八：

更多呼救的叫骂的视频，我已不想再看。我自知，我再理性，也有承受不住的时候。而那些远不如我的人，恐怕更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抬起头来，向希望处看。

昨天：

不是人们不尽职，而是灾难来了，人们已经尽了全力，甚至超负荷，但却无法做到喷子们所说的那些。岁月在灾难中没有静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亲属的胆肝寸断，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

你看，即使是“经历”过无数人的生活的小说家，也无法从一开始就看清前路的真相。

人性的弱点让人喜欢更清晰简单的东西，渴望身边可依靠的东西。但问题在于，人生就是一片迷雾，你永远不知道你脚下看似平坦的大路将你带向何方。如果你只盯着身边的目标，表面上你在前进，其实是在迷雾中绕圈子。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模糊放在现在，把清晰留给未来，接受现在的不确定，直面失败的恐惧，敢于向远方唯一清晰的目标前进。

你的目标是星辰大海，你的身边是浓雾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