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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财主家没有余粮啦

来源：财主家的余粮（ID：CaizhuFinance）

我们都知道，包括美元和人民币在内，各国的信用货币都在持续增发和扩张。

 

但是，谁先拿到了增发的钱，这就很值得说道说道了。

 

之前从央行基础货币增发的角度，讨论了美联储这半年来的印钞中，到底谁拿到了最新的美元，又是谁从中受益。

 

有人就说了，为什么不分析一下中国呢？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全球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关于资产科目的统计内容并不一样。

 

美联储、日本央行、英格兰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都是资产的名目，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央行到底购买了什么资产，比方长期国债有多少，短期国债有多少，黄金有多少，房地产抵押债券有多少，股票有多少……

 

但是，欧洲央行、中国央行所统计的资产类别，则是功能性的，大多数的资产项，只是告诉你资产购买计划的名称，你无法判别其到底购买了什么资产。例如，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项中，有“对银行的债权”、“对非货币金融机构的债权”这样的条目，而欧洲央行则是直接来一个“XX资产购买计划”，给你数据，你也无法得知其底层资产到底是什么，占比多少……

 

除此之外，美国是一个以债券融资为主的国家，央行的主要资产也是债券，用债券做抵押来印钞，分析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构成，基本知道新增加的“钱”流向了哪里。但中国，则是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贷款占了最大的比例，即便是分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不能知晓绝大多数钱都到了谁那里……

 

不过，曲线救国，我们还是有办法了解中国新增出来的钱到底去了哪些地方。

 

中国有另一个很重要的金融统计数据，叫“社会融资规模”，央行每月都会公布其增量数据和存量数据。

 

简单说，“社会融资规模”，就是实体经济通过各种方式从金融体系中得到钱的总量，其一段时间内（通常是一个月、一个季度或一年）的增量，就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在这一时段之内得到新钱的数目。

 

通过分析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构成分项，就知道中国新增的“钱”都被谁拿走了。

 

如果说，分析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分辨的是谁拿到了央行新印的基础货币，这属于狭义的“钱”；那么，分析中国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则是分辨谁得到了广义的“新钱”，这属于广义货币范畴。

 

2020年1-6月份，中国社会融资增量数据为20.84万亿元，这就意味着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中得到新的信用（货币）总额为20.84万亿元，其中：

 

人民币贷款：12.33万亿元；

外币贷款（折人民币）：3481亿元；

委托贷款：-2306亿元；

信托贷款：-1295亿元；

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3863亿元；

企业债券：3.337万亿元；

政府债券：3.795万亿元；

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2462亿元；

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537亿元；

贷款核销：4463亿元。

 

过去半年里，具体到每个月的 “新增融资”，见下面的表格。

 

在过去半年的“新增社会融资总额”中，人民币贷款总额达到12.33万亿元，占社会融资增量的60%以上，是我们应该着重分析的内容。

 

这就要用到央行另外公布的一份数据：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

 

说明：因统计内容差异，此表格中的“贷款增量”与社会融资规模中的“新增人民币贷款”数额略有差别，但并不影响整体分析。

 

新增人民币贷款，从大类上看可分为住户贷款、企（事）业单位贷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贷款、境外贷款4项。

 

住户贷款，在过去半年的总增量为3.55万亿元人民币，但其中的4.19万亿都来自“中长期消费贷款”，听这个名字，你可能觉得很陌生，但换个说法——“房贷”，你是不是立马就明白了？

 

没错，过去半年住户贷款增加了3.55万亿，但那些贷款买房的住户，就拿走了4.19万亿，其他住户贷款的增加值，基本都是负的！

 

中国人民爱房子，又一次得到了明证。

 

在中国，拿走新增人民币能超越房贷总额的，也只有企（事）业单位贷款了，这个贷款在过去半年内的总额是8.7万亿，其中2.8万亿是短期贷款、4.8万亿是长期贷款，另外还有1万亿元的票据融资贷款，而其他的非银行机构所发放的贷款甚至是减少的。

 

除此之外，在过去的半年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贷款减少了2775亿，这意味着过去半年里，中国的影子银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融资功能被大大压缩，其贷款总额是缩减的。

 

至于境外新增人民币贷款，这部分只有408亿元，应该是“一带一路”所包含国家的企业（或政府机构）所申请的人民币贷款——也就是说，是外国机构向中国申请的人民币贷款，大概可以算人民币国际化的部分。

 

至于中国出海的那些大型企业，只拿人民币贷款可不行，还是要找国内的各大银行拿美元、欧元、日元啥的，这正是社会融资增量中的第二大项：外币贷款——不用怀疑，这基本都是针对大型企业在海外项目的贷款，折算人民币大约是3500亿元。

接下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传统上来说，这些新增的人民币，都是为了绕过正规的贷款和债券融资途径，给房地产企业补血的。但是，在过去6个月中，这三项的增量都是负值，总和达到了-4100亿元——这，意味着在过去的半年里，房地产企业的额外输血渠道正在被围堵，在新增人民币中不仅没有得到利益，反而被回收了4100亿元。

 

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了3860亿元，意味着那些新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的企业，能额外得到3860亿元的新人民币，这一般也是大型、超大型企业才有的权利。

 

新增企业债是除新增贷款和政府债之外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最大项，其总额高达3.33万亿元，这部分最新的钱，自然是被发行债券的企业所获得——大部分能够发行企业债的企业，基本都是上市公司，这就意味着企业中的上市公司额外得到了3.33万亿元人民币的新钱。

 

新增政府债券3.8万亿元，意味着过去半年里，政府拿到了3.8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这其中包括了疫情之下的1.5万亿特别国债和大约2.3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不过，按照“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府发行债券所得到的“新钱”，要么用于开展新的项目，要么用于还债，所以这3.8万亿会进一步到达与政府项目相关的企业手中。

 

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主要是指A股市场的IPO企业和企业股份增发的融资，这意味着，新登陆A股或增发股票的企业，在过去半年新增的“新人民币”中，拿走了2460亿元。

 

贷款核销就不用说了，就是银行原有的死账和呆账按照国家贷款核销有关规定进行核销，这部分钱意味着银行收不回来的贷款，实际上早已流通到了社会上，称不上是新钱，只是现在在统计中将其正式计入新的社会信用增量中而已。

 

好了，总结下来，在过去半年的21万亿元的新增人民币中，谁拿走得最多？

 

企（事）业单位（以国有企业为主）排第一，拿走了8.7万亿元；

住户部门的房屋贷款者排第二，拿走了4.2万亿元；

政府排第三，拿走了3.8万亿元；

发行债券的企业（以上市公司为主）排第四，拿走了3.3万亿元；

那些新签发承兑汇票的企业（以大企业为主），拿走了3860亿元；

出海企业（以有海外业务的国有大型企业为主），拿走了3500亿元；

新上市公司以及原有上市公司通过股份增发，拿走了2460亿元；

……

 

信用货币时代，谁能最先拿到新钱（通常是以最低的利率成本得到），就相当于额外向全体居民征收了铸币税，也就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竞争中占了大便宜，也相当于整个国家都在补贴这部分人（企业）。

 

另一方面，说一千道一万，信用货币时代的钱，最开始都是通过“借债”借出来的，所以发钱的新时代，同时也必定是债务的新时代。

 

相比往年，过去半年中，正是因为“各路诸侯们”都拿到了更多的新钱，所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债务比率大幅度抬升，而拿钱最多的部门，也是债务杠杆增加最快的部门。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的数据，就在过去的半年里，中国实体经济杠杆率一改前几年的平稳态势，出现了大幅度的抬升，相比2019年底，整体抬升了21个百分点，目前是266.4%，为中国有史以来的历史新高——无论是非金融企业杠杆、政府杠杆还是居民杠杆，都全部创出历史新高（见下图）。

 

 

永远膨胀的欲望，永远扩张的债务，永远增加的货币……

嗯，祝福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永远好运吧！

来源丨正和岛

 

我们处于历史的转弯处

 

今天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

 

从千年的历史维度来看，公元元年到现在的200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总体是震荡上升的。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占比在16%左右。

 

而早在1820年，嘉庆25年中国在全球的占比就已经达到40%了。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占比还没恢复到最辉煌的时候。当然，这只是从占比一个维度来看。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经济质量还是最重要的。

 

这主要是在晚清鸦片战争后，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例逐渐缩小；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恢复，占比一步步扩大。

 

回顾改革开放的40余年，中国一直在超越：1978年全球排名第12；1993年超过俄罗斯，全球排名第10；2010年超过日本，全球排名第2。我自己分析，也就是在这一年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和关注。

 

中国现在的GDP相当于美国的67%，按照现有的发展速度，在经济总量上，我们大概率会在2029年或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可以说，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是可以预见、想象的。当前中国正处于历史的拐弯处，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国际上，全球化和金融危机后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全球分化，分化必然带来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一些国家内部改革很难看到希望，国内社会撕裂十分严重。做不大蛋糕，就必然到外面抢蛋糕。

 

逆全球化的状态已经形成。我个人是把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看作是从1991年苏联解体后形成的这轮全球化的终结。

 

按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奥的说法，当前全球前景并不好，人类可能面对比二战时期更差的世界格局和环境。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

 

而在国内，现在确实处于领导人所说的“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变迁的重要时期。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的减速期，再加上疫情短期的冲击，它势必会造成一批企业的受创、破产，就业压力增加，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速减缓，以及一些脆弱群体出现生活困难。

 

道路是曲折的，光明的前途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未来3-5年，我们依然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强化“底线思维”。

 

新冠疫情是千年未有之大危机。它就像在经济运行的机器上撒了一把沙子，这个沙子的颗粒是特别大的，你无法完全消除。

 

过去几年，中国有许多趋势是一直在进行中的，疫情加速了这些趋势：

 

1. 中美关系恶化

 

疫情爆发后，大家就在讨论说，未来是不是会形成“平行世界”，中美之间的联系弱化，各有一个朋友圈。

 

2. 价值观、理念的分化

 

互联网对全球的影响一直在加深。一方面它导致信息的传递更快、更便捷。信息贫困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比如今天大山里的人和北京城里的人大家都用的智能手机。

 

但同时，移动互联网也带来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问题。

 

有人说就好像青蛙坐井观天，本以为有了互联网后就能够出去看到天空，结果发现不是，而是把一帮人都拉到了井里，他们之间有共同语言，有了强化的共识，同时认为井外的事情都是错的。

 

互联网并没有使得不同社会群体间更加容易达成共识，而是相反，社会的分层更加严重，甚至可以说不是利益不可调和，而是价值观、理念不可调和，更容易产生更多非理性行为。

 

3. 人口结构大幅变化

 

人口大变局是逃不掉的长期力量。第一是人口拐点渐行渐近，从总量上看，人口净增速是明显放缓的。联合国预测2027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但我们真正担心的问题倒不是劳动力红利的消退，而是人口结构大幅变化。2014年中国劳动力人口首次净减少，之后降幅显著加快，尤其是15-24岁的“小鲜肉”减少最快，近3年几乎每年减少1000万。

 

中国也正在老去，1966-1974年是中国第一次人口高峰，大概有2.94亿人出生。这个群体将在未来5-6年里逐渐步入老龄化。

 

4. 地产逐渐饱和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20年大的房地产周期中，增长斜率非常陡峭。现在我们户均住房已经达到了1.5套，住房拥有率高达96%。

 

而从需求端来看，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刚需人口的下降，房地产行业确实将会从一个高速增长期步入到平稳增长期。

 

5. 全球经济步入减速期

 

2008年以后全球的量化宽松，实际上无形中加剧了贫富差距。因为宽松政策天然地是有利于富人的。再加上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之间利益分配的巨大差异，一些国家内部的利益出现了巨大冲突。

 

客观地说，从增长速度来看，未来10年将会是一个减速期。

 

因为从全球经验来看，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减速的过程，没有国家能逃开，中国也不例外。

 

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经济减速期平均时间为20年，最终稳定在3%左右。

 

而中国经济增速从2009年起就步入了换挡期，目前刚刚走过10年，GDP增速从高点14.2%下降到了6.1%，也就是说，至少还有10年左右的减速期。

 

领导人提出“经济新常态”这样的重要判断，是实事求是的，是对中国当前所处发展阶段的合理、精准判断。

 

而我自己理解这个减速期，有所谓坏的减速，也有好的减速。前者就是经济速度在下降，经济质量没什么提高，产业结构也没有升级，陷入一蹶不振的状态。

 

日本在1991年经济泡沫破裂后，人均GDP水平徘徊在3-4万之间，相当于高位横盘。很多人把这称为东亚国家的“内卷化”，进入天花板，没法突破了。

 

假定我们会陷入到一个所谓“停滞”的状态，那肯定也更希望是陷入到一个高维度的停滞，而不是中低维度的停滞。

 

所以，我是希望中国能够在减速期真正地实现“提质增效”，通过像体制机制、生产要素的改革，使得人均GDP水平有一个稳步的上升，产业结构、贫富差距改善，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就像领导人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觉得这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

 

牛市来了？现在已到中后期

 

在这种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股市最近却出现了快速上涨的现象，很多朋友就问我，牛市是不是要来了？

 

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下什么是牛市。你从不同角度看待市场，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过去半年创业板涨了近50%，2019年涨了44%。

 

严格来说，牛市其实早就来了。从估值这个角度来看，牛市已经持续1年了，大量板块的估值水位上涨到了历史最高峰的95%以上。

 

在科技、生物医药等板块，很多公司股价都翻10倍了，翻倍的股票比比皆是。

 

这轮牛市显然跟基本面没什么关系，因为经济和盈利都在下行，主要是资金和情绪推动的。但树不能长到天上去，估值永远都还是有一个基准的。

 

当下其实已经处于牛市的中后期了，情况更像2015年的后半段。而且走得比当时还要快、还要急，风险已经越来越大了，很容易造成集体非理性的局面。

 

就像段子所说的，在熊市凭专业能力赚到的钱，在牛市里都亏回去了。牛市很有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绞肉机。

 

这是我们从一两年的时间周期来观察市场。

 

但如果从10年的维度，或者从改革的维度来看，未来我们是有可能步入到一个大牛市中的。

 

因为我们确实到了老百姓资产池“腾笼换鸟”的阶段。

 

过去20年老百姓的主要资产是房产，未来10年里头，我们会发现不动产的比例在缩小，金融资产的比例在提升，取代楼市是有可能的。

 

但要想实现，实际上是有两个前提条件的：

 

1. 股市一系列的基础制度设施更加完善

 

必须创造出一个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环境。

 

大家都知道，中国股市有一个特点，炒股票的大多是赚不到钱的，只有极少数赚钱，发股票的才赚钱。

 

因为我们的监管制度、交易制度就决定了它发股票才赚钱。

 

这里有个历史沿革和路径依赖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发行制度是从审批制到核准制过渡来的，依然需要证监会去发行、去同意股票上市，而不是监审分离。

 

这样的话，企业上市周期是很长的，天然是很稀缺的，所以许多股票一上市就连续出现几十个涨停板。这种发行制度，决定了它肯定是高估的。

 

同时，我们现在的交易机制仍然是一个受约束、扭曲的交易机制，所谓10%的涨跌停限制导致了买卖双方无法实现均衡。

 

而许多原始股东，他们拿到这个股票的价格可能是上市价格的50%、甚至是10%。这个交易本身是不公平的。

 

所以，很多时候，股市的火爆不过就是一个繁忙收割的场景。

 2. 不断创造新的增量资产

 

另外，在这个资产池的置换过程中，还需要一个条件——不断创造新的增量资产。

 

有人讲“IPO牛”，这是有可能的。一方面，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政策都是比较友好的，整个流动性相对来讲是宽松的。

 

这时如果有持续的、新的增量资产进入到市场中，并且它能够按照升维的监管发行、交易制度来进行，确实是有可能达成一个大牛市。

 

我们在里头是可以找到性价比较高的资产的。中国投资者也可以开始真正地分享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红利，分享到企业创新的红利。

 

但在这两个条件都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当下这种资金推动型的牛市贻害无穷，宿命都是很惨烈的。2015年股灾殷鉴不远。

 

可以预见，这一波是外资割散户的韭菜。

 

这种资金推动型的牛市，对许多投资者来说，就是个大的绞肉机，看起来好像是经历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市场行情，结果到最后发现亏得连裤子都没有了。这是大概率事件。

 

所以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一定要认识到：

1）普通股民冲进股市，相当于拿着大刀长矛，冲进了重机枪阵地。有点经验的股民，不过是换成了驳壳枪而已。

 

千万不要低估了股市的风险。不要觉得自己当不了韭菜、别人都是韭菜，“击鼓传花”一定不会砸到自己手里头。

 

2）永远要有估值意识，树不能长到天上去。

 

3）建议大家弱水三千、只取半瓢，不要贪杯。

 

4）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去买股票。我们很多投资者在菜市场买菜都斤斤计较，甚至锱铢必较。为什么买股票，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就进去了呢？

 

 

而对于监管层，我建议一方面尽快地推动监审分离；第二个就是尽快地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注册制。

 

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就是依然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在管理一个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市场。

 

就像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说的，我们的监管充满了“父爱主义”。这些年来，确实让大家看到：不该管的事儿天天管，该管的事儿没管好。

 

所以从监管的角度来讲，真的要加快推进注册制这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加快取消一切不必要的限制和扭曲。但在这之前应该有一个过渡方案。

 

我个人主张在充分做好风险提示的基础上，尽快恢复T+0（能够当天买和卖）和进一步放大涨跌停板的幅度，以及完善做空机制等。让投资者真正在风险环境适度的市场中，为自己的投资负责。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市场它永远是一个什么呢？不是说戴着镣铐跳舞了，因为戴着镣铐跳舞，你还知道一个镣铐是绑在脚上的。

 

现在是一会绑脚，一会绑手，一会绑这，一会绑那，这个市场就严重地扭曲了。

未来几年，我的几点研判、几个建议

而对于未来几年，我有几点研判和几个建议：

 

1. 大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当前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原来全球贸易兴盛的景象不复存在了。很多机构认为，未来3-5年里，贸易规模会下降30%-40%。

 

同时国内当前正处于一个经济结构改变、优化，转变增长动能的攻坚期。

 

所以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个提法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从国内到国际的大循环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内产业链重构、区域经济重新布局。

 

双循环肯定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关上门搞发展，而是充分挖掘国内潜力、继续扩大开放，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在我的理解里，主动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至少包括5个关键词：统一市场、启动内需、数字经济、产业重构、区域洗牌。

 

统一市场是基础，启动内需是动力，数字经济是提升，产业重构和区域洗牌是结果。

 

1）统一市场

 

如果要启动内需，我们肯定是要来一轮比2001年加入WTO前，实现国内市场统一更大的举措。

 

因为国内市场虽然有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广度、深度都值得挖掘，但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区域间的障碍，其中有法律法规、监管、交通、物流、社保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统一市场的建立是新经济格局形成的基础。

 

2）启动内需

 

启动内需的核心是深入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释放生产要素的活力，其中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以及大数据。

 

现在启动内需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无论是经济减速还是疫情冲击，都导致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甚至负增长。这时启动内需显得非常紧迫。

 

3）数字经济

 

上世纪80年代，我们老百姓都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要想富，先修路”。2008年后，为什么中部城市能够实现崛起？很重要的原因是高铁。

 

而数字经济也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就是所谓的“新基建”。这是每个城市都避不开的。

 

数字基建的全面升维，有点像美国80年代初里根当总统时说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它对企业经营、商业模式、产业链布局等，都会产生一系列影响，包括一定会造成区域经济的重新洗牌。

 

对城市而言，它的要义在于抢抓机遇，哪些地区能抓住数字经济的先机，就能换道超车。

 

弯道超车现在经常“堵车”“翻车”，因为还是同质化竞争，但换道超车是升维竞争。

 

对企业来说，同样如此。身处一些中小城市的领导和企业家，可能要想办法避免“虹吸效果”。

 

4）产业重构

 

就像高铁导致的城市之间相对地位发生变化，产业链重新布局也是同样的道理。

 

未来会如何？说实话我也很难完整想象。就像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很难想象互联网会发展成为现在的状态。但今天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对于前二十年相对落后的一些地区来讲，这是升维竞争、换道超车的绝好机会。

 

我跑过很多地方，和很多地方政府交流。我发现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讲，如果在传统赛道中去竞争，似乎永远追不上先进地区，但是“新基建”、数字经济则提供了一个换道超车的机会——既然开车追不上，那就改直升飞机。

 

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新基建”会改变很多地区产业吸附力不够高、人才吸引力不够强、信息交流不够通畅的问题，希望我们的城市市长、书记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5）区域洗牌

 

我们原来讲“一个地球、三个世界”。因为全球产业分工可以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是美国欧洲，消费市场、金融市场非常发达；第二类是中国、东南亚国家，全球的生产制造基地；第三类是俄罗斯、澳大利亚、中东产油国，提供能源、矿产、粮食、农作物。

 

而在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下，区域和城市将大洗牌，定位会出现明显变化。

 

未来中国可能也有“三个世界”。举个例子来说，只是简单做个比方：比如黑龙江就扮演澳大利亚的角色，农产品主产区；陕西就是沙特，能源主产区；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就像美国，是消费市场。

 

2. 要学习日本经验和吸取日本教训

 

第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人口老龄化加剧。未来5-6年可能会出现一次“人口结构大幅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特别是受疫情冲击，居民实际收入增速出现大幅下降甚至是负增长，大部分人会因此消费降级。

 

所以，收缩型经济将成为未来的新常态，它有着5个鲜明特征：

1）在投资上，很难挣到泡沫的钱，只能挣到较低的稳定收益。

 

2）在收入上，增长将变得极其艰难，甚至大部分人的收入是下降的。

 

3）在生活上，大家会追求简单，不再那么铺张浪费。

 

4）从企业角度，会提供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和服务，比如优衣库、无印良品等。

 

5）大家用在学习、培训上的时间更多，会重新评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建议在创业、投资、融资等方面都要重塑价值、回归本源，适应收缩型经济新常态，回归商业本质：

从经营角度看，要从横向的流量扩张，变成纵向的流量变现。

从公司规模看，从过去习惯的“大而全”“大而不能倒”，变成专注“小而美”的实惠型企业，有稳定现金流，有自有手艺、技术、客群和市场。

从经营策略看，要从快速扩张变为稳健集约经营。

 

从投资方看，要学会从赚快钱转向赚慢钱。

 

 

3. 以重大改革推动双循环格局形成，充分释放内需潜力

 

尽管我们的GDP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二，但人均GDP才刚刚破万，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我们还有很多短板，比如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这些差距也是我们下一步能够通过改革方式去释放的动力。

 

未来应该重视国有资本改革、土地改革，反哺农民。

 

因为中国的金融结构、城乡差异、收入差距表明，我们是很难用欧洲和美国的刺激政策的，这样的政策持续下去，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资产再次飙升，树往天上长，导致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矛盾持续积累。

 

这种情况不符合“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不符合新的发展观。所以从宏观政策来讲，一定要认清这点。

 

而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做的文章有很多：

 

1）国有资本改革

 

围绕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真正的管资本方面，可做的改革文章有很多。我觉得目前的改革，和理想方案的差距还比较大。

 

2）土地改革

 

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该如何改革？应该形成城乡统一大市场。

 

这方面我要多说一句，我们很多地方在土地改革时，只拿土地实现集约化利用，这是不对的；要从基本的意识形态、法律以及实际操作上去改革。

 

过去70年，中国有一个群体是一直在做贡献的，就是农民群体。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农民群体通过农业工业做贡献支撑全国；改革开放40年，农民群体实际上是通过城乡土地剪刀差来支撑城市，继续给全国做贡献。

 

现在改革开放已经42年，新中国成立也71年了，在推动土地改革时，我们务必要明确一点，一定要反哺农民，让农民成为有产者，把土地交还给农民，实现城乡统一大市场。

 

这点对我们经济下一步可持续增长，摆脱疫情冲击，启动消费等一系列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现在这个问题由于现行法律和传统观念的束缚，推进起来困难重重。很多地方发生了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景象，打着土地集约利用的旗号，变相剥夺农民的土地。这是完全不对的。

 

所以在土地改革上，可做的文章非常多，一定要重温“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定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4. 未来几年，尽量务实一点

 

对普通人来说，未来几年应该如何自处？

 

我认为，应该认清形势，提高认知能力，采用收缩型的生活方式。做梦不要做得太大，尽量务实一点，没办法跳槽的就别跳槽，能保住工作的就保住工作，有投资能力的可以抄底。不同人群的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简单来说，要稳住基本盘，守住风险底线，敏锐抓住机会。

 

但归根结底，看清本质是最主要的。因为所有选择，都跟你的认知水平有关。

 

所以我们应该采取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要过度乐观，也不需要过度悲观，确定自己想要的生活、工作状态。无论你是打工、创业，还是投资，一定要想通透一些。

 

作者：李墨天

编辑：戴老板/黄主任

支持：远川研究所宏观组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的前半生是一部教科书级别的美国梦范本：他患有一种叫做费尔班克氏病（Fairbank’s disease）的疾病，导致身高只有1米49，饱受校园霸凌。在这样的环境里，身残志坚的赖克一路读到了法学博士，拿到了通往精英阶层的门票。

 

高中时代，有一个名叫迈克尔·史威纳（Michael Schwerner）的朋友，时常出面保护矮小的赖克。史威纳毕业后，投身60年代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被极端主义者谋杀。这件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赖克的求学和职业生涯，促使他的研究方向转向了社会公平和财富分配。

 

1964年，赖克同学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常春藤高校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主修经济学。虽然硬件条件有短板，但赖克个人魅力十足，恋爱学业两不误，比如在大二的时候，他就跨校谈了一个来自韦尔斯利学院的女朋友——希拉里·罗德姆。

 

本科毕业后，赖克同学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在前往英国的船上，晕船的赖克被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折磨地生不如死，以为要死在船上了。这时候有个同赴牛津的年轻人敲开了他的舱门，给他带来了鸡汤和饼干，照顾了他一路，并在后来成为了赖克一生的朋友。

 

这个人就是他前女友未来的老公——比尔·克林顿，这对纸牌屋式的“贤伉俪”那会儿还不认识呢。

 

1992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提出“Putting People First（为人民服务）”的施政理念，并力邀赖克加入内阁班子担任劳工部长。在任期间，赖克提出了一系列诸如限制企业高管工资、加重富人税收、加强工会势力等政策，导致华尔街财团对其恨之入骨，纷纷划清界限。

 

离开白宫后，赖克也没按照惯例去500强公司担任年薪百万的董事，而是回到大学一边讲课一边写书。从《下一个美国边疆》到《大众舆论的力量》，从《为什么美国的未来如此堪忧》到《拯救资本主义》，赖克对美国社会公平和财富分配制度的思考也越来越清晰。

 

在2013年，赖克和导演雅各布·科恩布鲁斯（Jacob Kornbluth）一起合作拍摄了一部集他观点大成的纪录片，名叫Inequality for All，翻译过来叫“不平等时代”。对于财富分配不平等这个话题，香港同胞显然更有体会，所以港版译名也更简单粗暴：去他妈的公平正义。

 

Inequality for All 的核心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从80年代初到今天，美国GDP在一路上涨，美国劳动生产率也在不断增长，大企业高管的工资节节高升，股市更是一飞冲天，富人的财产性收入水涨船高，但在刨除通胀后，美国劳工阶层工资自80年代初开始，就再也没涨过。

 

美国劳动生产率与工薪阶层工资变化趋势

纪录片上映后反响平平，但赖克在片中的预言却接二连三的实现：从1980年至今，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足足翻了近30倍，但繁荣的股市并没有让所有人都受益，前10%的最富有人群持有的股票价值占比超过了80%，而全美2/3的美国人，仍然过着月光族的生活。

 

这让我们对两个问题产生了好奇：第一是80年代初的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是美国的问题，会不会也变成我们的问题？

 

历史的分叉，往往起源于一些不起眼的横截面。

 

1981年8月3日，由于和联邦航空管理局谈判失败，美国航空管制员工会（PATCO）组织了一场13000人参与的大罢工，给了刚刚入主白宫的里根总统当头一棒。这位演员工会出身的总统当即宣布：如果不在48小时内复工，所有参与罢工的工人都会被解雇。

 

参与罢工的工人都是些普通人，其中有很多二战老兵，甚至不乏里根的支持者。然而48小时之后，里根说到做到，当场解雇了11345名航空管制员，然后联邦法院锦上添花，宣布罢工违法，判决罢工工人终身不得再担任航空管制员，还顺便直接取缔了PATCO。

 

对很多中学都没读完的美国工人来说，争取工资可不是靠聪明才智，而是依赖工会的议价能力。但里根的举动却向所有美国公司传递了一个信号：工会全是纸老虎。PATCO罢工事件发生后，美国工会地位一落千丈，美国左翼几十年来的苦心经营开始走下坡路。

 

工会会员数量与中产阶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变化

 

这件事在美国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里，美国工人平工资与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形成了一个“内循环”：经济增长，中产阶级壮大；而中产阶级购买力增强，又推动了新的投资和创新，中产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经济也进一步发展。

 

然而，这种循环在里根治下的80年代初被打破了。

 

决定美国工人命运的还有两个历史进程：80年代，集装箱的兴起带来了轰轰烈烈的全球化与产业链转移，从70年代末开始，美国制造业一个接一个搬离本土，乔布斯引以为傲的Macintosh生产线也在1992年全部关闭，大量岗位流向了日本、韩国和中国。

 

另一项历史进程是自动化的普及。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在上世纪初预言，自动化可以将人类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不幸的是，自动化的确解放了人类，但消灭了大量诸如电话接线员、银行出纳和机场票务员这样的岗位，让中低收入工人的竞争者多了“机器人”这个物种。

 

全球化和工会衰落从本质上摧毁了美国工人的议价能力。以前大公司只能和罢工工人“心平气和”的谈判，如今他们可以直接去亚洲雇佣更便宜的。1993年，美国西北航空以公司破产作为威胁，要求员工在工资问题上做出让步。十年后，这家公司4000多名技师罢工时，管理层索性宣布把他们的工作外包出去。

 

就这样，跨国公司获得了更高的利润，亚洲的工人们拿到了更高的工资，美国人和欧洲人买到了更廉价的消费品，《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喜不自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金拱门防冲突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两个拥有麦当劳的国家都不可能彼此开战，世界和平指日可待。

 

以银行柜员为例：收入不但没增加，反而减少了

 

那么，谁是输家呢？

 

自里根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工资就开始原地踏步，同时发生的是美国中低端制造业的塌方式崩盘：里根治下，进口鞋在美国鞋类市场上占比由22%飙升至76%，2/3的制鞋厂因此倒闭。汽车业也不能幸免，80年代初，福特与通用出现了创纪录的亏损，行业失业人数超过了30万。

 

钢铁工业同样如此，1979~1984年，进口钢铁占国内市场份额从15%上升到25%，与此同时，国内钢铁业就业人数几乎腰斩，因钢铁工业坍塌而相伴衰落的区域，后来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铁锈地带。

 

全球化和自动化本身是件好事，但问题是，自动化普及和产业链转移的速度太快了。到了90年代，华尔街批量生产 New Money 的时候，当年为国下岗的老一辈中产阶级离退休还有好多年，他们对华尔街唯一的理解，就是仔细数清楚对冲基金经理的工资单上有多少个零。

 

美国后浪的生活也不咋地：《纽约时报》曾经创造过一个名为“无着落的一代人”的概念，在美国所有大学毕业生中，有35%的人从事的工作根本不需要大学文凭。《纽约时报》说，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事业发展受阻，从事着无聊的工作，前景黯淡无光”[4]。

 

全球化的本质并不难理解：资本与资本家可以满世界跑，工薪阶层却没办法自由流动，前者满世界占便宜，后者承担了代价。

 

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80年代的剧烈变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约翰考上普林斯顿，汤姆进了通用汽车，我在镇上的麦当劳炸鸡，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的时代，彻底一去不复返了。

 

 

今年3月，通用电气的传奇CEO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因肾衰竭去世，引发朋友圈悼念狂潮。韦尔奇在1981年——也就是里根大战PATCO的同一年就任通用电气CEO，直到2001年光荣退休。韦尔奇在任的20年，可以算是一部浓缩的美国贫富分化史。

 

20年间，韦尔奇把通用电气的市值从140亿美元干到了4000亿美元，与此同时，通用电气员工人数由最高时的41万人陆续被裁到23万人，很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但无法盈利的部门被关停，韦尔奇还通过多次收购，成功把金融服务业做成了GE的明星主业。

 

业内对韦尔奇毁誉参半，《财富》杂志称他为“二十世纪最佳经理人”，工会则叫他“中子弹杰克”，讽刺韦尔奇通过裁员把人全炸死了，但通用电气的大楼还好好的，效果堪比中子弹。当然，韦尔奇职业生涯的成功除了个人努力，同样离不开两个历史的进程：

 

一个是美国雇佣传统的瓦解：90年代之前，很多美国公司学习日本终身雇佣制，为员工提供高工资和高额的养老金计划，同时建立长期发展机会，并配套长远的研发与战略投资。但到了1993年，日后手把手教华为的郭士纳（Louis Gerstner）就把一切都给颠覆了。

 

郭士纳上任后，在半年内果断裁员4.5万人，大幅度缩减业务条线和研发经费，同时改革了养老金计划，最大变化是40岁以上员工的养老金明显减少。另外一家巨头惠普的情况也差不多，它一度推行终身雇佣政策，到了90年代末，惠普开始解雇员工，缩减研发支出。

 

大公司180度转型的背后则是另一个历史的进程：金融自由化。

 

在里根政府之前，美国经历了十年的滞涨，二战后盛行的凯恩斯主义遭到猛烈抨击。里根上台后，开启了一系列名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的改革，简单总结下来就是三板斧：给富人减税、打击工会势力、疯狂发债。富裕阶层的最高边际税率直接从90%砍到了35%，政府赤字则扩大了三倍。

 

同一时间，华盛顿逐渐放松了对华尔街的管制：先是《1980年银行法》废除了对存款利率的限制，金融衍生品市场井喷式增长。1982年，国会允许银行拿储户的存款购买各种金融产品，华尔街的野蛮人、妖精和害人精瞬间多了起来。1988年，银行业开始游说国会，废除大萧条时期颁布的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1999年，美国国会以参议院90对8，众议院362对57的高票废除了这项法律，美国经济在这期间飞速增长，代价则是增长的动能却从制造业永远的转向了金融业。普林斯顿大学2010届毕业生中，有近36%的人投身金融业。社会学家劳伦·里维拉的研究显示，哈佛高年级约70%的学生，定期向华尔街投送简历[4]。

 

一些事情被永远改变了：1956年，《时代周刊》呼吁企业家“从盈亏角度，以及整个社会得失角度来评判自己的作为。”到了1991年，美国证监会允许公司高管秘密套现股票，无须向公众披露。6年后，率领可口可乐上市的传奇CEO罗伯特·戈伊苏埃塔（Roberto Goizueta）说，“我们的职责只有一个，就是为股东创造像样的回报。”

 

90年代，IBM、惠普和思科一边裁员一边上市，华为轮值CEO徐直军在一次采访中说，当华为以10年为期规划战略时，它的对手开始用“财年”和“财季”指导业务。“如果思科不上市，爱立信不上市，一门心思盯着客户，华为怎会是它们的对手？”

 

克林顿执政期间，担任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推动了一系列诸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推动全民医保、扩大退税范围等措施，试图遏制贫富分化的趋势。然而，他的种种举动自然而然引来了华尔街的强烈不满，赖克也因此坐实了“社会主义当权派”的位置。

 

 

当时，赖克还有一个强劲的对手：放水爱好者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1987年至2006年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每当股市下跌超过20%左右，格林斯潘就会果断降息。长期如此，市场便认为美联储有意避免股市暴跌，索性冒着更大风险推高股价，投资者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汇：格林斯潘看跌期权（Greenspan put）。

 

1996年，连任成功的克林顿邀请赖克继续担任劳工部长，但心灰意冷的赖克离开了美国政坛。在卸任演讲上，赖克说：“各位朋友，我们的社会正在一分为二，一半是少数的赢家，另一半是被抛在后面的大多数美国人[2]。”

 

随后，美国开启了一轮史无前例的超级大牛市。

 

 

在1993年，克林顿政府出台了一项针对股票期权的规定，为接下来30年的贫富分化埋下了灰线。

 

规定表示：如果高管薪酬为股票期权，那么公司可以对薪酬100万美元以上的部分进行税前抵扣。这项政策的出发点是鼓励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挂钩，但在执行层面“走了一些弯路”。华尔街的理解是：股价上去了，高管多赚钱，公司少纳税，怎么看都是双赢。

 

这部法案的诞生过程很有意思：当时，罗伯特·赖克想直接废除对大公司管理层的税收优惠政策，此举遭到时任财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的反对。后者游说克林顿，搞出了一个把税收优惠和业绩（股价）挂钩的“妥协方案”[2]。

 

2013年，星巴克CEO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获得了价值1.5亿美元的股票期权，一举为星巴克节省了8200万美元的税款，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90年代的股市腾飞后，股权激励开始在美国企业高管的薪酬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度可以达到总收入的80%以上。股市行情不错时，抛售手上的股票，就可以获得远超薪水的回报。1990年至今，经历互联网泡沫与次贷危机的标普500指数从330点上涨到3251点，足足翻了快十倍。

 

1980年至今的道琼斯指数（上）与标普500指数

 

在如此高额的激励面前，高管们自然有动力不顾一切推高股价——比如回购。巴菲特曾在致股东信中多次强调：“我们非常喜欢股票回购，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公司回购的股票在市场中是被低估的。”然而，它们真的被低估了吗？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国民收入基本账户（NIPA）对企业利润的统计方法，美国企业的总利润仍停留在2014年的水平，企业利润占GDP比例还停留在2005年的水平。一个典型案例是沃尔玛，从2009年到2017年底，沃尔玛净利润累计增长为-2.02%，但花掉647亿美元进行回购之后，沃尔玛的股价在同期翻了一番。

 

另一个例子是曾经如日中天的IBM：过去20年里，IBM花了1400亿美元回购股票，如今它的市值是1100亿美元。

 

回购和股利本是上市公司回馈股东的举措，但当回购逐渐成为一种催升股价的财技，一切就开始变质。在《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罗伯特·赖克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CEO真的值那么多薪水吗？

 

他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马丁·苏利文（Martin Sullivan）担任CEO期间，美国国际集团（AIG）的股价下跌了98%，次贷危机期间，美国政府不得不花掉纳税人的1800亿美元保住这家公司。然而苏利文引咎辞职时，居然还拿到了4700万美元的退休金。

 

美国原本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执掌的美联储果断降息，不到一年时间里将利率从5.25%降低至0%。大放水挽救了悬崖边的美国经济，却也带来了原创性的崭新问题：长达七年的低利率和美国企业的大举债时代。

 

金融危机后，市场需求疲软，企业不愿意进行生产性投资，又碰上发债成本极其低廉，大举借钱回购股票就成为了极具诱惑的选择。美国股市也随之诞生了一种新的“内循环”：公司发债-回购股票-股价上升-高管数钱。当然，无论是联储撒钱，还是股市上涨，都与工薪阶层彻底无关了。

 

如今，美国的贫富差距水平已经回到了1929年水平，2016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掌握着全美38.9%的财富，按家庭财富排名的后50%家庭仅拥有美国家庭总财富的1%，4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储蓄。

 

80年代后工薪阶层与大公司CEO工资差距变化

 

美国的问题也许只属于美国，但有一个道理却是全世界通行的：熊市比的是收益率，牛市比的是本金。即使是人人参与的股市，往往也是股东和高管获益最多。更何况每一次的大放水，涨的都是有钱人的资产，而不是普通人的薪资。

 

换句话说，放水不一定会引起通胀，但一定会导致不平等加剧。这轮全球疫情后的放水，似乎又在重复这种轮回。

 

 

从80年代初里根上台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CEO的薪水增长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长了10.2%。在历史上，美国贫富差距最极端的年份有两个：1928年和2007年——我们都很清楚第二年发生了什么。

 

 

2016年之后，美国本来准备解决这个问题。2016年，伯南克的继任者耶伦（Janet Yellen）开始指挥美联储加息和缩表，推进有序，且并没有伤害到经济的复苏。2018年鲍威尔（Jerome Powell）出任美联储主席后，一度也继承了耶伦的意志坚定前行。

 

然而，对于视美股上涨为政绩的特朗普而言，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随后，美联储陆续实施了三次降息，并再度开始扩表，而疫情之后，美联储更是无底线放水，美股在短暂下跌后迅速拉出新高。投资者们看准了：实体经济每损失1美元，联储就会印出2美元来。

 

问题只剩下了一个：从80年代至今，美国中产是如何在漫天洪水中撑过来的？

 

首先，美国女性开始走向工作岗位。这里面有平权运动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女性需要工作来补贴家庭开支。1966年，全美国只有20%的母亲在外工作，到了90年代末，这个比例上升到了60%。其中孩子不满6岁的母亲在外工作的比例从12%上升到了55%[3]。

 

另外，美国后浪买房也需要6个钱包：2011年，全美国25岁至34岁的人当中，与父母同住的人比四年前多了120万。

 

其次，狼性文化和996加班文化盛行一时。90年代末，一个普通美国人每年的工作时间超过2200小时，比欧洲人平均多出350小时，几乎可以比肩勤劳勇敢的日本社畜。利用额外时间打零工也很常见，和1979年相比，如今的美国人每年要多工作12周。

 

《纽约时报》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很多美国公司“需要招一个22-22-22的人[5]”，即22岁，愿意每天工作22小时，年薪2.2万美元。或许中间的那个数字夸张了，但前后两个肯定不夸张。

 

最后，大量工薪阶层实际上在举债度日。80年代至今，美国家庭债务爆炸式增长，支撑美国人钱包的东西从美元变成了信用卡。二战后，美国家庭平均债务占税后收入的比例是50%到55%，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个数字是138%[3]。

 

今年，疫情又加重了美国中产的负担，美联储的数据显示，一季度美国家庭债务达到14.3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比2008年第三季度金融危机期间的高点12.7万亿美元相比，还要高出1.6万亿美元。

 

制造业转移导致工薪阶层收入停滞，资产牛市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技术革命在持续替代掉中低端工人，美国从80年代以来遇到的问题，会只有它一家经历吗？

 

在《美国的逻辑》这本书里，赖克引用了一则俄罗斯的民间故事，来暗示了我们这场延续几十年的分化将如何收场：

 

一个富有的地主买了一头牛，而他的邻居——一位贫穷的农民一辈子都买不起这样一头牛，于是，这位农民向上帝寻求帮助，没想到上帝居然回应了他的祈祷，说自己可以帮他，但这位农民并没有要求上帝给他一头同样的牛，而是告诉上帝：把富人的那头牛给杀了。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资料

[1] Inequality For All，罗伯特·赖克/雅各布·科恩布鲁斯

[2] Saving Capitalism，罗伯特·赖克/Netflix

[3] 美国的逻辑，罗伯特·赖克

[4] 拯救资本主义，罗伯特·赖克

[5] 永无下班时间的一代，纽约时报

 

 

编者按：格隆博士会经常在格隆汇APP的专栏里，写一些短小精悍的思考与感悟。未见严谨，但读之，当有海滩徒步，捡拾珍珠的惊喜，甚至饕餮大餐的享受。小编将最近几篇集思于此，以供争鸣。阅读更多，请移步格隆汇APP的格隆专栏。

 

 

7月31日/ 星期五 10:34

一分钟，两张图，六个关键字（内循环+持久战），帮助理解730政治局会议

 

 

7月30日/ 星期四 16:06

推荐大家读一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做的一次演讲。

 

 

新加坡国土很小，但人均GDP超过6.5万美金，且地处印太要冲，其地缘价值与影响力，还是不容小觑。李显龙的演讲属于中美博弈局中有利益攸关的第三方的态度，在东南亚国家颇具代表性，值得一读，有助资本市场投资者理解时下政经大局，以做兼听。

 

他在演讲里提了几个比较明确的观点：

1、“亚洲世纪既非必然实现，也非命中注定。亚洲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二战结束以来一直维持着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提供了有利的战略环境——美国倡导建立一个开放、一体化和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并提供一个安全保护伞，使区域国家能够在此基础上合作与和平竞争。美国慷慨、开放的政策极大地造福了亚太区域；”

 

李显龙提的“Pax Americana”这个词，源自西方语境里很著名的一个词“Pax Romana”——罗马和平。指的是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元首制后，一直到公元2世纪，罗马凭借其强势力量，维护了庞大的帝国境内安宁，“罗马和平”有如“一只铁腕加于一片疆域和民众之上”，“否则，那里将沦为众多靠极尽可能地劫掠无助民众为生的小型军事团伙领袖之间血雨腥风的斗兽场”。罗马帝国亦随之达到繁盛顶点。

 

2、“几十年来，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尽管如此，“美式和平”依然发挥效用，中国地位的这些根本性变化，便是在其框架内发生的；”

 

李显龙将中国成就也相当程度归因于“美国治下的和平”，在这一点上，相信多数客观专业的人不会认同。中国成就，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李一家之言，姑妄听之。

 

3、“（美国）在现有的国际规则和规范体系内，尽最大努力满足中国的抱负还是值得的；”

 

这一点提法很现实，也很中肯。但应该不会被美采纳。

 

4、“一个更大、更强大的中国，不仅应该尊重全球规则和规范，也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维护和更新中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国际秩序。如果现有规则和规范不再适用，中国应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制定出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订正安排；”

 

这个提法，实际是G2共同治理全球的另一种表达，反应的是实力不够的中小国家对环球治理的一种本能期望。很现实，很和谐，但很难。

 

5、对于“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到底意思是太平洋足够大，可以让美中两国和平共处，有重叠的朋友圈和伙伴圈呢？还是认为它足够大，两个大国可以将之一分为二，形成敌对的势力范围？新加坡和其他亚太国家会倾向哪种解读，是不言自明的。尽管它们可能对事态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还是热切希望不要被迫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

 

李显龙这段话，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如果被迫一定要选边站，会如何选？他特别强调了这个观点不是新加坡一家，而是“新加坡和其他亚太国家”。这个我们无需当真，但确需重视。

 

投资最大的烦恼，是需要考虑政经的方方面面，尤其大资金做宏观对冲，对这些信息更是需要兼听。否则，盲人瞎马，很容易翻车。

 

 

 

7月30日/ 星期四 11:41

几张重要的图。

 

直接说重点:

1，图一，全球疫情继续昂扬肆虐，昨夜又有近六千人(5903)死去。这是一个狡猾、顽强且邪恶的病毒，高温、隔离、口罩都拿它没辙。它在逼着人类选择全民暴露，全民免疫，长期共处；

 

 

2，图二，巴西、印度疫情交相辉映。这是金砖国家里最重要的两个之一，也是全球人口超级大国。他们疫情的失控，带来的不单是全球经济继续隔离，更可能会导致心态与地缘政治的巨大改变，把一些原本保持相对独立、中立的重要地缘力量逼到公开站队——在我们的语境里，疫情是个中性词。但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不是，而是有特别意义和特定指向的专有名词。这当然很大程度上拜欧美不负责任的甩锅所致，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未雨绸缪，而非鸵鸟埋头；

 

 

3，图三，美联储最新议息会议，鸽声嘹亮。全球货币继续宽松无虞。A股很多投资人所期盼的美股崩盘，可预见的时间内都不会发生。只要美联储放水，美元资产就一定还是全球最有吸引力的资产之一；

 

 

4，图四，从全球15大市值上市公司的分布看，哪怕到了今天，我们手上仍是有不少好牌的(虽然很多硬牌在这几年都囫囵打了出去)。我们依然可以打好这个牌局。

 

但，真的需要很认真，很仔细，很小心，很专业地打；

 

 

5，图五，屋漏偏逢连夜雨。弹丸之地的香港，疫情感染已连续8日新增破百。东方之珠日渐安静，港口、商场、食肆皆然。曾经的喧嚣热络恍如隔世。作为一个在港呆了这么多年的港漂，真真切切感到心痛。

 

香港不是内地，有那么广阔的腹地、市场、内需和资源。香港就是一个两头在外的岛屿经济。疫情继续这样发展，继续这样内外(内地与海外)皆封，再厚的家底，也是扛不住的。

 

强烈建议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坚决地救香港，不能让这个会下蛋的金鹅沦为第三世界，再往回扳，就真难了。我在港多年，这里确实有极端派，但绝大多数港人是爱国的，是如假包换的同胞。

 

 

 

7月28日/ 星期二 11:57

下面这张图，是所有投资者、创业者都应该作勾践苦胆，挂在墙头一直看的一张图。

 

 

很多人问格隆，到底什么叫一手好牌，被打了个稀烂？有无经典案例？

 

看图中的百度就好了。

 

成立于最好的时点。百度 2000年1月1日在中关村创建，正是全球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巨头残喘，行业重新洗牌和生长期。彼时刘强东还在中关村摆地摊卖光碟，王兴还在清华电子工程系为考试过关发愁，黄峥则在浙大“努力做一个好学生上浪费时间”，而雷军的小米，更是在百度成立10年零8个月后才创始。

 

占据了互联网最肥沃的一块土地。搜索、SNS（社交）、电商是互联网世界公认的最肥沃的三块土壤。这三块土壤，也是最能诞生超级大公司的，在中国分别是百度、腾讯与阿里。在美国分别对应Google、Facebook、亚马逊，全是逼近或超越万亿美金市值的公司。

 

最最走狗屎运的是，其最大竞争对手被莫名团灭。北京时间2010年3月23日凌晨3时零3分,全球最大搜索公司谷歌首席法律官大卫·德拉蒙德宣布停止对谷歌中国搜索服务的“过滤审查”,关闭在中国内地的搜索服务。百度拔剑四顾，竟已无对手。

 

就是这种搁谁手里，都几乎可以摊开打的明牌，在该公司各种不思进取、各种逆行驾驶、各种作、各种蛮、各种诈，成立20年后的今天，这个公司已经彻底沦为nobody，在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里，市值垫底，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搜索、社交、电商这三个领域，都有赢家通吃的特性。这三个领域一旦有大家伙占山为王了，其他家基本都会断了觊觎之心，最多会小小骚扰一下，恶心一下对方。因为掏空太难了，极大可能是吃力不讨好，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在百度几乎垄断经营了搜索领域近20年后，昨晚腾讯宣布了140亿巨资要约收购搜狗——腾讯想继续玩搜索，且玩大的。

 

这对百度，堪称羞辱。

 

曾经幸运，曾经辉煌，不代表未来仍可以。上苍不会给任何人这个保证和承诺。

 

沉舟侧畔千帆过。百度之痛，所有公司、集体，当哀之、鉴之。

 

 

 

7月27日/ 星期一 13:18

满网都是战争叫嚣。

 

如果你真渴望战争，你至少要想明白如下几个问题:

1，我们和对方，究竟有多大的前世冤，近世仇，需要到动用武器杀对方而后快的地步？

2，如果真要打，用什么打？以及，打赢的概率有多大？

3，假如真打赢了，你个人指望能从中获得什么？

4，无论打赢打输，你，以及你的孩子，你的亲人，会付出什么？

 

回答清楚了上面的问题，再决定，你是不是真需要一场战争？

 

 

7月31日/ 星期五 16:11

一群明白人，为何会集体走向疯狂？

 

周末了，格隆推荐大家读一本书。堀田江理著，《日本大败局》，2014年新华出版社中文版。

 

作者集中关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8个月的历史细节，这种写作手法颇类似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堀田发掘大量罕见史料，通过对“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的勾勒，描述那些将国家引向灾难的存疑者、谋划者和所谓的爱国者的动机及作为，提出了多年来一直被众多历史学家刻意忽略的重要问诘：

 

为什么军人、文官、外交官，以及天皇，在多数人其实一开始就心知肚明发动这场战争将带来毁灭与自我毁灭的后果，甚至在发动袭击前的几个月里，整个集体原本也可以刹车，避免这一自杀式对决的前提下，为何还是一条道走到黑，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入了万劫不复的灾难？

 

更简而言之，作者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一群明白人，为何会集体走向疯狂？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

 

 

战术上，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战略上，却是自杀无疑。

 

在深陷中国战区同时，又树敌于美，决策如此无理性，堪称丧心病狂。

 

难道当时的日本政客真是一群疯子？

 

堀田江理的回答是：军国体制绑架而已。其实每个人都是明白人，内心门清，可谁也不敢说不，都指望别人出头，自己附和，或者干脆坐等出事，最终酿成集体灾难。

 

于一个人也好，于一个国家也罢，最关键的，其实都只有几步。日本的毁灭之轮，是在1941年10月16日开始加速的。

 

当日自由派首相近卫文麿宣布辞职，天皇任命陆相东条英机为首相。近卫是由日本自由派大佬、差点在少壮军人政变中被杀的西园寺公望一手提拔起来的。东条能撵下近卫，是因为近卫基于实力分析，认为开战必败，坚决反战，而东条则用绝招：高频打出“反美”牌——在日本近乎狂热的军国主义氛围下，“反美”就等于“爱国”，天然政治正确，无人敢挑战。

 

东条英机曾是近卫内阁的陆相，一直是个令人头痛的奇葩人物。他口无遮拦，力主对美强硬。在决策圈中，人人都知道东条在瞎扯。就算和美国打，靠的也是海军，与陆军无关。最关键，日本不可能打赢——当时美国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9倍，铝7倍，美国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开战，日本年均损失战舰140万吨，远超补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只都将消失。

 

但“反美”的东条获得了中层军官的支持。彼时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各阶层变动极快，中层军官整体所知有限，狭隘激进，极易被煽动，且多数出身寒微，靠个人奋斗爬上来，可上层却相对封闭。有怨气，又缺乏政治上升空间，加之教育、媒体推波助澜，“爱国主义”遂成绝好武器，仇外成了最佳泄愤渠道。陆军军人暗杀、政变前赴后继，决策圈人人自危，无人敢言反战。

 

裕仁天皇本人是反战派，并因此遭遇暗杀，也正是暗杀让他最终选择了退让。

 

东条英机“反美”只是为了拉票，未必发自内心。可大权独揽的快感与维持权力的焦虑，当看似完美而大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吗？他利用军国与民粹绑架日本，军国与民粹也反过来绑架了他。

 

海军基本都是具有全球视野的精英，山本五十六是坚决的反战派。可作为一个高级技术官僚，他也没勇气反对上级，反对体制，甚至“两害相权取其轻”，主动提出“要打赢就先动手”！

 

日本外交官，无论来栖、野村，他们学识渊博，温文尔雅，了解世界，在国际社会都拥有极佳口碑，是坚决的反战派。但在“爱国”大帽高压与民粹威胁下，他们宁愿大船倾覆，只要不先淹死自己。

 

二战中的日本，本有足够多机会刹车，修复错误。日本陆军以为几个月就能取胜的对华战争，没想深陷其中，造成物质、人力极度匮乏，连皇宫的铁栏都被拆掉，送进炼钢炉。既然受侵华战争拖累，退兵就是，虽然没得到全部想要的，但所得已不少，且不用再付代价了。

 

但左支右拙下，他们选择了更激进的冒险：进攻东南亚。东南亚有橡胶和锡，可威胁荷属东印度提供石油，同时切断中国物资供给线，逼蒋投降。可那里是列强的势力范围，美国不可能坐视。果然，日军刚迈开脚步，美国便下令石油禁运。日本陷入恐慌，储备用油只够一年，要么尽快向美屈服，要么做更孤注一掷的豪赌。

 

毫不意外，他们再次选择了后者。

 

直到珍珠港外的日本军机起飞瞬间，美日仍有达成和平的可能。美国也一直有意与日媾和，彼时罗斯福已决心对德开战，他不想同时和日本打仗，他愿意让出实利。罗斯福甚至对负责最后斡旋的来栖说“朋友之间总有商谈的余地”。可军国体制与东条英机更需要战争，以迎合民粹，保证他“反美”表演不穿帮，保证权力合法性。在条约中，他故意设置了太多复杂措辞，对皮毛问题寸步不让。

 

这就是1941年日本的现实：军国体制绑架了一切。

 

大家都是明白人，绝大多数人心里都门清，但没有人敢站出来说真话，敢于说真话的则全部被消灭或消失。全社会只能用一个比一个更大的冒险与错误，来掩盖上一个错误，群体携手，走进灾难。

 

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内部也是有能力换掉东条英机的。但随着战争事态一步步不可收拾，最终总要有人为此负责。所以，日本内部各方均很默契地选择了沉默，坐等出事和打烂，让东条英机一直干下去。战后，东条英机等人负责上国际法庭，其他各方负责重建日本。

 

至于珍珠港之后发生了什么，在一部经典二战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里，有生动描述。

 

 

和友人闲聊堀田江理这本书时，他提出一个问题：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仅有的三艘航母恰巧不在港内。如果大日本帝国的那场豪赌干掉了这三艘航母，其国运是否会得以改写？

 

格隆的答案是：无此可能。

 

日本与美国的比拼，是军国专制与自由民主的比拼，是国家资源与科技实力的比拼，日本绝无胜算。事实上，珍珠港遇袭仅仅一年后（1942年），美国就已经拥有了超过50艘航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已经拥有了近200艘航母。

 

令人唏嘘的是，日本虽然输掉了二战，却鬼使神差摆脱了军国体制，收获了日后的三权分立政体。而前苏联以惨烈的胜利，换取的却是二战后五十多年的专制，以及唯唯诺诺的愚昧顺民。

 

到底谁赢得了那场战争，殊未可知。

 

历史经常有很多黑色幽默的吊诡，但依然遵循大的人类进化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