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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邵宇 陈达飞

来 源 | 新财富

 

正文

 

就像自由落体的物质遇到地面的时候会反弹一样，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利率、就业与物价的趋势性因素已悄然出现拐点。名义利率已降无可降，失业缺口转为负值，通胀中枢或明显上升。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制造业产业链加速调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采取的超大规模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或许就是点燃通胀的烈火。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10月份的最新数据显示，明年通胀预期调升至7%，较5月份的第一次跳升（3.2%）又上一个台阶。这份调查结果并非未来步入通胀的坚实论据，但也足以引起决策层和市场人士的关注。

 

通胀大缓和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通货膨胀的全球性特征表现为三点。

 

第一，通货膨胀率持续下行。至20世纪末，经合组织（OECD）国家核心通胀的中位数已降至2%以下，部分国家开始出现通缩，非OECD国家核心通胀的中位数降至3.5%，较90年代初分别下降4和6个百分点。

 

第二，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内部，还是彼此之间，通胀率都经历了大收敛。大危机之后，两个阵营通胀的收敛特征更加明显，基本呈水平线，至2019年末，通胀率中位数分别为1.7%和2.24%。

 

第三，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下降，联动性增强。本世纪以来，OECD国家核心通胀中位数基本在2%上下的0.5个百分点范围内波动，非OCED国家的波动区间为4%上下1个百分点，四分位数间距（IQR）高度重合（图1）。联动性方面，整体价格通货膨胀率的联动性显著增强，核心通胀的联动性相对较弱。

 

图1：全球通胀的缓和与收敛

数据来源：OECD、世界银行，东方证券计算

 

全球通胀特征引发的最大的谜题，是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平坦化。一般来说，失业率上升，工资水平下降（因为劳动力供应增加），会引发通胀率下降，也就是失业率与通胀率负相关。以失业率为横轴，以通胀率为纵轴，可以得到一个斜向下的曲线，是为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的含义是，失业率下降，并没有带来通胀率的上升。随着世界进入低通胀+充分就业+高增长的“大缓和”时期，菲利普斯曲线变成一条位于2%通胀率的水平线——菲利普斯曲线“消失”了。

 

那么，为什么全球进入低通胀，为什么菲利普斯曲线会平坦化？

 

沉睡的菲利普斯曲线

 

全球化降低商品价格与工资水平

 

全球化进程在柏林墙倒塌与冷战结束后提速，并因中国加入WTO而达到高潮，但这一趋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逆转。从进出口商品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来看，2008年的52.46%是二战后全球化黄金时期的峰值（图2）。

 

图2：全球化的起落

数据来源：197-1949年的数据来自Klasing and Milionis, 2014；1950-2017年的数据来自Penn World Tables 9.0；东方证券

 

在封闭经济状态下，通胀压力仅取决于国内供求力量的对比，只要供给跟不上需求的膨胀速度，如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或产能触及上限，通胀就会上行。但全球化带来变化，全球化至少通过以下三个渠道影响了通胀与供求缺口的关系：

 

第一，国外需求会挤占国内产能，影响通胀；

第二，进口商品价格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内最终消费品价格，汇率因此变得重要，汇率低估是输入性通胀的重要来源；

第三，90年代初以来，价值链上的中间品贸易增速快于最终商品贸易，产业内贸易成为主导形式；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显著高于劳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现推动了直接投资，全球价值链网络得以形成，中间品的全球采购增加了竞争，降低了可贸易品的最终价格。

 

正是因为全球化，才导致了通胀率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收敛”。

 

婴儿潮降低劳动者议价能力

 

不同年龄结构人群的经济含义有显著差异。非劳动年龄人群（0-14岁和65岁+）是净需求者和负储蓄者，劳动年龄（15-64岁）人群是净供给者和正储蓄者。

 

冷战结束以后，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大量劳动力后备军加入到全球产业链中，其新增数量约两倍于发达国家阵营，其与发达国家的工资差异是吸引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产业链的首要因素。劳动的正向供给侧冲击不仅提高了产能，还降低了劳动的议价能力，从而对商品价格和工资都带来了向下的压力。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劳动市场结构也在发生变化，55-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都在持续提高；加入工会的劳动者占比持续下降，罢工等带来的工时损失持续徘徊在低位。这些因素都提高了劳动市场的“松弛”程度，降低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

 

内生性货币政策中和了通胀与失业的负相关性

 

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元体系和浮动汇率制度在发达国家已基本确立，各国央行也基本从数量规则转向了利率规则和通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货币市场短期利率成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通胀预期的管理也成为货币政策的新工具。

 

鉴于70-80年代滞胀的教训，抑制通胀，烫平通胀的波动性，成为央行的首要任务。德国央行及欧洲央行显然对通胀的容忍度更低，而美联储则是以低通胀与充分就业为双支柱。货币政策仍然需要在通胀与失业中取得平衡，但与70年代之前需求管理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稳物价的优先级更高，对周期性失业的容忍度有所提升。

 

货币政策的内生性被认为是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的一个重要解释。在泰勒规则中，被解释变量是短期利率，解释变量是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前者与劳动力市场紧密相关，产出缺口为负往往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较“紧”，即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如果劳动力市场偏紧，为避免劳动力成本上升进一步传递到商品市场价格，货币当局加息的概率会提高，通胀因此而被压抑。故内生的货币政策在通货膨胀和失业差距之间引入了正相关关系，中和了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中的负相关性，两者合力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

 

此外，除了通胀与失业，货币政策还需要关注资产价格波动和金融风险，还需要考虑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问题，尤其是要考虑政府的融资成本和债务杠杆率。这削弱了央行的独立性，从而降低了其对通胀预期管理的可信度，而这被认为是水平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其中一个重要解释。

 

通胀抬头与菲利普斯曲线的苏醒

 

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扭转

 

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扭转。它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都将加速这一去全球化进程。特朗普的关税是最直接的负向供给冲击。退一步说，即使没有政治因素的驱动，产业链网络的扩散也可能会终止，原因在于，经过过去30多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已显著收敛。至2018年底，美国工人工资已经降至中国的5倍，而2000年为35倍，如果考虑两国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那中国已经不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

 

传统可贸易品的价格下降空间，在劳动力成本收敛的过程中不断消失，也将随着产业链的回流转变为上行压力。然而，整体而言，不确定性之处在于，新一代的数字技术已经显著加速服务贸易的进程，这又将压低服务贸易的价格。

 

世界性老龄化 

 

人们常以日本的案例来反驳人口老龄化与通胀的正相关性，这是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得到的结论。全球化是解答日本在90年代人口老龄化与低通胀并行不悖的钥匙：日本虽然出现了劳动力不足，但中国和东南亚的劳动供给足以弥补缺口，这与日本在1985年以后持续扩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直接相关的。当下的全球劳动力市场正进入老龄化的“高峰期”，日本的经验已不适用。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家和全球人口结构出现了“大逆转”（图3），这些变化都将提升自然失业率和劳动者的议价能力。

 

图3：全球人口红利渐行渐远

数据来源：联合国，CEIC，东方证券

 

第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战后“婴儿潮”（1946-1964年出生）一代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约持续至2025年才结束，而日本早已在90年代末就进入老龄化社会。

 

第二，中国早在2005-2010年间就出现刘易斯拐点，农村转移劳动力从过剩变为不足，又在2012年前后开启了老龄化进程，生产者/消费者比例触顶之后快速回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转为负值。由于两个结构性转折点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又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加受到人口的负面冲击。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劳动力成本显著快速提升，这对全球而言都是负向成本冲击。换言之，仅从人口结构来说，中国已经从通缩的输出者转变为通胀的制造者。

 

第三，高年龄组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空间越来越窄，且已基本触及上限。印度与非洲将成为全球新增劳动人口的后备军，但前者因为阶层等原因，后者因为地理上的分割等原因，都难以对冲发达国家和中国带来的负面冲击。

 

从全球口径来看，生产者/消费者比例也已经在2015年出现拐点，劳动力供给不足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与此同时，随着人口预期年龄的延长，患老年痴呆症等疾病的人口比例的显著提升，全球供给相对于需求的缺口还将进一步被扩大。其财政政策含义是，医疗和养老等社保支出会持续增长，这可能意味着增加税收，税收的提升会进一步传导至工资。除此之外，代表劳动阶层的右翼保守势力的掌权，民族主义与反移民浪潮的兴起，都会增加国内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尤其是非熟练型劳动者，他们都是近30年来工资停滞的主要贡献者。所以，工资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或在未来较长时间逐步显现。

 

从分配角度来说，过去40年的全球化是技术和资本偏向型的。资本成本在利率下降和信用扩张中不断下降，用资本替代劳动更加有利；这从整体上导致劳动份额的下降，但与此同时，技术密集型行业和熟练劳动力（高学历）的工资显著提升。技术与资本对低技能劳动的替代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经济失衡，趋势已难以为继。

 

货币政策对通胀容忍度提升

 

随着通胀和通胀预期的持续低迷，以及引导通胀上行的努力屡屡遭遇挫折，美联储开始微调货币政策规则，转向参考中期内的平均通胀。

 

认为货币政策并不能带来改变的看法，通常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并未引发通胀，并且当下世界范围内普遍无通胀预期。

 

针对这种观点的回应，可以有两个视角。

 

第一，2008年之后量化宽松的资金大量滞留于金融市场，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表现为准备金和基础货币的陡增，而广义货币增速并未大幅增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持续时间较短，但宏观政策的刺激力度却更大，方式也显著不同，直接结果是广义货币与基础货币增速同步提升。美国二季度M2同比增速调升至22.8%，三季度为24.1%，为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大值。覆水难收，随着需求的复苏，短期内通胀的压力将会逐步体现。

 

第二，通胀预期的逆转是瞬间形成的，历史不足以预示未来。上世纪50年代末至1965年，美国预期通胀率也呈水平状，仅为1%左右，失业率降至4%以下，失业缺口高达2%。1966年底，通胀预期超过3.5%，1968年升至5%以上。在劳动市场紧约束下，核心通胀开始快速爬升，从而成为70年代滞胀的前奏。

 

通胀，等风来！

 

一方面，产业内中间品贸易的全球化，资本要素价格的下降，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和货币政策规则的变化都是解释全球范围内去通胀和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的重要原因。债务与贫富分化是压抑总需求和名义利率，进而导致近十年来全球经济停滞的重要因素，短期内难以缓解；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革命有可能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还将提升劳动生产率。这两个方面，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压抑了物价或工资。

 

另一方面，全球化趋势已经在2008年出现逆转，资本要素价格下行面临零利率约束，全球人口红利渐行渐远，老龄化社会的负担越来越重，货币政策也悄然降低了稳通胀的权重，货币当局不仅面临着更复杂的权衡，还需谨慎维护其独立性。这些因素都是呼唤通胀回归和菲利普斯曲线“复活”的力量。

 

通胀能否起来取决于两方力量的对比，目前市场更多关注通缩压力，但我们需要对通胀风险有足够的警惕，中长期来说，通胀中枢较前20年会有所提升。不过我们认为，除大范围战争等极端情况外，长时间出现5%以上通胀率的概率仍然不高。

 

来源：中国基金报

 

供给过剩、套利失效、无核心能力、头部集中、资金周期太短、宏观经济失速与政策变化，是PE/VC盈利能力下降的终极原因。整个中国一级市场已经有严重的超库存的情况，整个中国私募的资产管理规模13万亿，其中一级市场9万亿，意味着未来这些资金都谋求二级市场卖出，然而二级市场并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去支持这么庞大的资产变现。

 

一位以色列知名的LP说：“95%的VC都不赚钱。”在 LP面临着风险、管理费支出和资金锁定的情况下，95%的VC基金实际上不能给LP带来足够的回报。一只VC基金只有得到3倍的回报才能达到“风险回报率”的及格线，只有5%的VC基金做到了，其余95%正处于在收支平衡和完全亏损之间的某个点（别忘了还有通胀），其中10%的基金回报在2-3倍，35%的基金回报在1-2倍，高达50%的基金回报低于1倍。

 

平时我们一直觉得投资是个高大上的行业，认为这个行业非常赚钱。

 

但尤其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VC/PE、政府引导基金、甚至是阳光私募、定向增发的PIPE基金都普遍性出现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

 

可能有人觉得这肯定是个周期性的现象，但深入思考，你会发现投资行业中的传统投资模式正在发生趋势性的失效现象。

 

第一，很多投资机构都没钱了。

 

2018年整个一级市场募集资金量同比下降了超过30%，甚至很多中小投资机构都开始出现全员募资的情况。

 

资金是投资机构的最大弹药，很多机构没有钱投资了，募集基金出现了普遍性的难度加大。

 

第二，有大量的已投资项目无法退出。

 

不乏一些大牌的明星级的投资机构，投资了四五百个项目，但是可能只有不到十个项目成功IPO退出；

 

普遍性的IPO退出率低，导致了很多投资机构的资金被积压，甚至有些项目一投就是十年。

 

第三，有些已经上市的项目，收益率并没有想象中的高。

 

有很多明星项目，经过几轮融资，成功上市后发现，股票价格套现退出后，扣除税费、基金管理费等成本之后，投资人的综合年化收益率比想象中的低非常多。

 

第四，投出了明星公司的明星机构，背后其实还有大量的失败项目。

 

很多明星机构常常把自己投过的明星项目挂在嘴边，但是几乎大多数的机构，其实都有很多失败案例，明星项目只是一个概率问题，甚至有些明星项目的投资成本已经非常高了，其实是赚吆喝不赚钱。

 

第五，只要一旦出现某个投资模式很赚钱的情况，就会出现一窝蜂跟进的现象。

 

2014年的时候，国内最赚钱的投资模式是参与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与大宗持股，然后共同参与上市公司的并购基金的设立。

 

这种模式在最开始的时候非常受市场欢迎，最开始的一批机构赚的盆满钵满，甚至我们接触过的一些投资产品年化收益甚至超过了1000%；

 

但立马市场上大量的投资机构都开始复制此模式：

 

2015年大量的投资机构参与上市公司的投资，但随后股市崩盘，后期参与的投资机构，最惨烈的亏损甚至超过80%，出现普遍性亏损，甚至之前赚钱的机构后期也不赚钱了，一窝蜂现象几乎随时都在发生。

 

其实，如果给投资机构算个帐，你就能清楚地了解这个行业的情况现在处于什么状况了。

 

如果现在创业做一个小规模的投资基金，盈利模式主要是前端是管理费和后端的收益分成，管理费大概是每年管理金额的2%，后端收益分成是基金管理收益部分的20%；

 

假设一个模型：

 

如果有一个基金A，管理规模在3个亿人民币，意味着管理费大概一年是600万人民币收入，但管理费中有50%是要给募集资金的渠道合作方的，所以真正属于投资机构的管理费用大概是300万。

 

这里要覆盖每年的房租、差旅、税费、基础费用、后台工资、投资经理的工资和奖金；

 

在北上广深稍微上档次一些的写字楼，500平米的办公面积一年租金得100万，再减去税费，基本上150万的运营资金只够3到4个投资经理的基本费用。

 

而3-4个投资经理一年的深度项目搜寻量，单人只有50个项目，4个人意味着一年看200个潜在投资项目，一般好项目的概率也只有2-3%，意味着一年可能也只有4-5个项目有可能能够做投资。

 

但3个亿的基金管理配置，可能需要配置10个项目左右，平均项目投每个3000万；

 

这意味着投资经理的项目寻找压力非常大。

 

如果假设真的2年投了10个项目，每个项目3000万；

 

4-5年后，假设2个成功IPO，2个被并购，3个回购，4个失败；

 

再假设每个IPO赚3倍，被并购赚1倍，回购的保本，失败的无法退出计提损失。

 

则意味着，3-4年的理论总体收益率只有不到50%，然后再扣除基金管理人20%的业绩提成，以及出资人的个人所得税等，最后的收益率可能非常非常低。

 

然而这个假设的成绩单已经是投资机构里中上等水平了。

 

这就是当前投资行业所处于的惨烈现状。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投资行业困顿的现状？

 

第一个原因：国内资金供给过剩导致投资机构竞争过于激烈。

 

其实投资是一个门槛非常低的行业，小到个把亿甚至几千万就可以成立一期基金，小基金成立门槛太低，导致好项目的竞争过于激烈，好项目的投资价格涨的太快。

 

可以说，但凡好一点的赛道，好一点的项目，基本上投资价格都非常贵。

 

买入成本高，利润空间自然就小了，甚至说不定还会亏损。

 

2019年，整个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私募管理人有2万4千多家，备案基金产品达到7万7千多只，管理规模达到13.3万亿，从业人员多达23万多人。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投资行业的从业人员肯定是过剩的。

 

第二个原因：因为供给过剩，导致传统的投资套利模式失效。

 

优质项目价格上涨太快，投资机构的盈利就非常依赖上市后的价格空间。

 

但目前整个国内的A股流动性变化等问题，加速导致了国内投资套利空间的失效。

 

过去国内人民币基金有一个典型的套利模式，就是拿到符合上市要求的企业的股权，在企业通过证监会审核后，到了股票市场上获得一个大幅度的股权价格上涨。

 

这种价差在中国尤为明显，这是过去人民币基金的典型的盈利模式，尤其是2009年，以九鼎投资为代表的一系列Pre-IPO的案例。

 

但是，整个中国一级市场已经有严重的超库存的情况，整个中国私募的资产管理规模13万亿，其中一级市场9万亿，意味着未来这些资金都谋求二级市场卖出。

 

如此大量的一级市场资金需要在二级市场变现，然而二级市场并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去支持这么庞大的资产变现。

 

而且，现在国内一级市场投资项目数量已超过1万家，但是每年A股的上市数量只有两三百家，加上了香港和美国也不过四五百家，大量的项目都寻求IPO退出，但真正的退出率可能只有不到10%。

 

这导致这种投资模式出现普遍性的失效。

 

第三个原因：国内的投资机构普遍没有核心能力。

 

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很多投资机构都是以抢夺项目资源为第一核心能力，核心模式是：

 

“投得进去”和“过得了证监会”，这种核心能力虽然简单粗暴，但确实是中国PE行业初始阶段跑马圈地最有效率的模式，基本上前十年都是这个主线，所以大多数投资基金都没有到精细化管理，精细化选择项目以及重视投后服务的阶段。

 

所以上一个阶段成功的投资机构，往往规模很大，资源很强，但是抗周期能力以及介入经营层面的能力，其实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种模式强调投资机构要快进快出，基本上投资进去之后更多是搭“上市”的顺风车，基本不过多介入经营。

 

尤其国内又是一个典型的以“创始人驱动型”为核心主导力量的企业经营模式，在真正的经营理解方面投资机构无法真正给予足够的支持。

 

第四个原因：投资机构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头部效应。

 

截止到2018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基金管理机构中，100亿人民币管理规模以上有235家，而10亿管理规模以下的总计超过7600家。

 

由此可见，现在基金的头部聚集和规模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了。

 

现在行业里基本2%的头部机构，拿到了市场上超过30%的资金，一个经验数据，基本行业排名前30名的机构依然非常强势，而30名开外的基金，目前都或多或少的碰到了困难。

 

2018年高瓴资本第四期募集资金达到106亿美金，创造了整个亚洲的募集资金规模之最，这种基金规模可以导致他投资项目的资金成本以及时间周期的选择范围都会比中小型基金要大的多得多。

 

而且，从整个投资行业过去10年看，头部效应产生的行业内差距在逐渐拉大，越是头部的公司综合收益率越高；

 

越是中下游的投资机构，收益率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就越大、亏损风险就越大。

 

第五个原因：整个国内资金周期太短，资金太急功近利。

 

现在人民币基金的基金封闭周期都是2-5年为主，在投资行业中，这个时间周期其实是非常短的。

 

在这种短周期的投资策略中，非常强调短期的利益兑现机制，但是短周期投资本身又带有比较强的不确定性。

 

所以，中国投资行业的资金不成熟，导致了整个投资环节也不成熟，才会出现一堆基金期待在短期能够实现退出套现的项目上不断扎堆竞争的情况。

 

第六个原因：国内经济节奏转型太快，导致了投资模式失效。

 

一个方面，在国内经济进入低速增长的转轨阶段，很可能前几年投的明星项目到这两年普遍出现增长乏力的情况。

 

当年的高增长项目，现在看来很可能已经模式失效。

 

另一个方面，金融环境政策的变化，包括：

 

资管新规对投资机构募集资金要求的变化；

 

IPO上市时间周期的变化；

 

甚至包括税费税收等细节政策变化，都直接影响最终的投资机构的收益率。

 

以上便是现在投资机构不赚钱的根本原因。

 

主要包括供给过剩、套利失效、无核心能力、头部集中、资金周期太短、宏观经济失速与政策变化六个关键原因。

 

这些情况都导致了整个国内一级投资市场的，出现普遍性、趋势性的盈利能力下降现象。

 

这种不挣钱的情况会持续很长时间，不仅仅是一个周期性的影响，而是整个中国一级市场投资行业的暴利时代已经结束了。

 

整个中国投资行业，其实也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缩影。

 

投资行业的几个重要的趋势

 

行业里面依旧存在着少数人挣着大多数的钱的情况，也就导致这个行业外部看起来这依旧是个容易暴富的行业，引人遐想，导致从业人员心态也都比较急功近利。

 

其实，投资行业是一个典型的“白发行业”，越老越值钱，从业人员的经验、判断力、行业积累，都非常重要。

 

其实金融行业是一个非常强调“勤奋”的行业，其他都是子命题。

 

经过长期的实践后，你会发现，投资行业最重要的是“多跑，多看，多经历”，见识各种各样的项目，甚至各种骗局，在积累了各种行业经验以及行业规律后，再去不断复盘形成经验和方法论；

 

不断在这个过程中迭代和循环自己的投资模式和投资逻辑，这才是做投资挣钱的唯一办法。

 

现在整个投资行业都在分化，出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第一、未来投资机构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投向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

 

我们发现很多大规模的投资机构，在注册制市场和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上，都会把大比例的投资配置在股票基金上，主要是因为二级市场股票的资金承载规模大；

 

同时，一个真正优秀的公司，它的持续成长性一定是比短期流动性更重要。

 

以公司成长性和产业成长性为驱动型的投资模式，一定会逐渐替代以流动性差价带来盈利的投资模式。这是一个很确定性的趋势。

 

第二、拥有长周期的钱的能力。

 

随着投资机构资金募集的规模性越来越强，我们发现除了投研能力与寻找项目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是拥有“长期资金”才能去找到那些能够对冲和穿越周期风险的好项目。

 

能够募集到长周期的资金，其实是投资机构拉开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而且我们发现，越是长周期的资金，越会配置给头部的投资机构，越是优质的投资机构，越容易拿到长周期低成本的资金，这两件事情正在相互循环。

 

第三、各种投资机构会逐渐演化出自己独特的可持续性的投资模式。

 

核心就是回答一个问题：作为投资机构，凭借什么能力挣什么钱？

 

到底是赚投资上市差价的钱，赚生意现金流的钱，还是赚企业成长的钱。

 

到底是挣基本面改善的钱，还是挣投后管理带来的增量收益的钱。

 

我们认为投资行业未来，将逐渐从周期依赖型转向能力依赖型。

 

所以，未来基金的精细化运作、聚焦化运作和垂直于某一个具体产业经营资源去做结合的运作方式，将会是必然的发展方向。

 

第四、比抢项目更重要的，是能够创造优质项目的交易机会。

 

一个好的投资机构，不仅是能够抢到最头部的优质项目，更重要的，是还要能基于产业理解、产业资源以及长周期资金的把控，重新有效组合产业资源的能力，创造新的生意机会的能力，从抢项目到创造项目。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高瓴资本私有化百丽国际的案例：

 

在这个案例中，其实高瓴既是一个投行角色，又是一个投资角色，既是一个产业角色，又是一个资本角色。

 

这个项目是基于高瓴资本对新零售的产业理解，以及对百丽未来的成长性理解，以及行业中的人脉资源与资本能力，主动创造出的一个投资机会，而不是单纯的在已经跑出来的优质投资项目上不断和其他机构竞争价格。

 

所以，未来创造项目的能力比抢夺项目的能力更为重要。

 

小结

 

最后，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应该如何做好投资呢？

 

个人资金要配置未来的理财与投资，首先是得有一个理性的心态，不能“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得有一个审慎的心态。

 

其次是得逐步积累自己的判断力，要自己去做功课，而且不能人云亦云，要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力。

 

投资这件事情，最大的经验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大道理，就是“春种秋收，规律大于经验，不要期待奇迹，踏踏实实、战战兢兢”，勤奋是所有收获的前提。

 

– END –

作者：刘晓博

来源：刘晓博说财经（ID：liuxb929）

在过去3年，中国的钱主要“砸”向了哪些城市？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在看分析之前，你可以先闭上眼睛想一下，给出一个预估，然后看看你猜的对不对。

估计很多人会猜错。

怎样衡量“钱砸向了哪里”？最好的指标，是固定资产投资额。这个指标是每个城市、几乎每个月都要公布的，在每年的统计公报里也会详细披露。

我们选取了2019年GDP前40名的中国内地城市，然后查出了它们过去3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予以累计。过去3年的累计数据，可以更平稳地反映资金流向。

下面就是40个城市的数据，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面是简化的数据，可以更一目了然。

下面是我的分析：

1、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政府+国企”占了接近一半，而且往往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发挥“逆周期”调控的作用。所以，“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其实是政策导向的结果。

2、重庆和天津两个“二流直辖市”，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这种局面其实已经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成为直辖市是可以占很多便宜的。有一段时间，重庆和天津财政自用比例非常高，两地的“一般预算收入”一度反超深圳。只是由于政策优惠期结束，深圳才反超他们。但重庆获得转移支付，仍然非常多，每年大约1800亿元。重庆其实是“输血财政”，这在4大直辖市里是唯一的。

所以，在过去3年中国的钱首先砸向了重庆，其次是天津。大家可以想想看，重庆5.6万亿的巨额投资，几乎接近广深总和的两倍，也超过了“北京+上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重庆的GDP能超过广州。

不过从天津近年来经济深度调整来看，只砸钱、经济不转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天津的投资额跟重庆拉开距离的时候，天津的经济就扛不住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过去3年国家在重庆砸了5.6万亿、天津砸了3.4万亿，但目前这两个城市银行体系里的总资金，也没有超过5.6万亿和3.4万亿。也就是说，钱虽然砸在了重庆和天津，但却留不住，去了其他城市了。

3、在“固定资产投资额”前10名城市里，只有天津、青岛、上海算沿海城市，北京勉强也算。剩下的重庆、成都、武汉、长沙、郑州、西安，妥妥的内陆城市。

还记得我多次讲过什么？过去这些年，是中国“陆权复兴”的时代，在“高铁成网+内需崛起”的推动下，内陆交通枢纽城市在全面复兴，而沿海明星地级市、计划单列市的排名普遍下行。

从过去3年投资额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投资额分配上早就是这样了。其中重庆和成都这两个“成渝都市圈”的核心成员，拿到的投资额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三。

所以，“内部大循环”虽然是今年提出的，但其实早就落实了！

4、虽然北方经济在衰落，但在“固定资产投资额”前10名的城市里，天津、青岛、北京、郑州、西安赫然上榜，占据了5席，跟南方平分秋色。

这说明，政府正在全力逆周期调节，避免南北经济差距过大。

在这个投资榜单上，中部、西部、北部都不比南方弱，甚至还略占优势。只是东北的确比较弱，沈阳、大连的3年累计投资额，竟然连重庆的10分之一都没有！

此外，没有一个大湾区的城市进入前十名。

5、再看看明星地级市们，一个个都灰头土脸，东莞位居38名、绍兴36名、无锡35名、常州33名、佛山31名、温州30名、泉州28名，就连苏州这样GDP强市，拿到的投资额也只位居25名！

虽然补充的投资额不多，但这些地级市的实体经济并不弱（见上图）。但天长日久，吃亏是必然的。

为什么我一直建议大家在“高级别城市”买房子？在权力主导资源分配的情况下，城市级别低永远是吃亏的。

6、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的投资额排序，分别是第七、第十、第十四和十七，都不出色。

尤其是深圳，最近3年投资额还算有所提高，以前的投资额更低。

为什么四大一线城市投资额这么低，仍然维持了优质的增长？说到底，是因为经济完成了转型升级，经济质量更高。其实钱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人力、智力、制度、政府效率、民营经济活跃度等因素也很重要。

目前北京汇聚在资金总量，是过去3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的7倍；深圳则是5倍。可见一线城市“留存资金”的能力非常强劲。天津和重庆连1倍都达不到！

7、杭州是过去几年的卖地冠军，3年多卖地1万亿，据说都投资出去，以迎接亚运会。但你看这份榜单就会发现，即便杭州疯狂卖地，但过去3年累计的投资额仍然不到2万亿，只排名到15位。杭州是不是有点冤？这说明杭州是一个“主要靠自己”的城市。

但愿投资在西部、中部和北部的钱，都可以得到有效的利用；但愿这些城市的经济转型升级，能早日完成。

    

“ 今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疫情之下，全球经济受到重创，你是否思考过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在这个时代，你我应该怎么办？逆流而上，如何才能做到？今天，一休为你带来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专业硕士，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博士，第 74 届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老师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在开智的精彩讲座文稿，希望能给今天的你，带来一些启发。一起来看~

作者丨郝景芳

本文为开智学堂原创作品

开智学堂（http://www.OpenMindClub.com）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衰退下的希望——经济制度的逻辑》。主要是想讲一讲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去为什么增长，未来还怎么增长。然后分析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

关键词：中国经济，资本主义，创业创新

中国经济现状
经济学一般规律下的特例？

• 中国经济并没有特殊之处。

• 经济增速终将放缓。

 什么是「一般规律」

之所以想讲这个，主要是感觉生活里有不少人把中国经济增长当成一件特殊的事，觉得中国是走了一条特殊道路，用其他国家的规律无法解释。

我不知道这种印象从何而来，是不是来自媒体对『中国道路』的塑造。有这种印象的人往往对中国发展抱有不切实际的热望，觉得中国很快就可以称霸世界了。

然而，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个过程都符合经济学的一般规律。这一点，越是高层领导人理解越深。

高层领导人在八十年代都接受了来自世行等国际机构的直接培训，思路和方法都很接受国际机构提倡的基本路径。但是官方媒体往往传达一种『中国特殊论』，可能是想让大众形成这样一种印象。

什么叫「符合经济学一般规律」呢？国内的经济学教育有时候有点分类上的误导，让人以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众多经济学门类中的一个流派。

实际上不是的，经济学里面就是有一套核心的理论方法，是各国各流派都认可的，与地域无关，这就是「一般规律」。

中国发展确实有一些特殊的地方，但无论是表现，还是机理，都完全符合一般规律。

 新常态的到来 

我们先看一张图，这是 1960 年之后各国发展增速和人均 GDP 的对比图：

 

最左边靠近纵向的Y轴附近的那片蓝色菱形点代表中国的数据，纵轴表示 GDP ，横轴表示人均 GDP 。这个图的意思是,不同富裕程度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

其中的蓝色菱形是中国。可以看出来，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比较高的增速，但人均 GDP 越高，增速就越低，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大致都可以归到同一曲线上。

中国在不在这个曲线上呢？也是在的。

那中国为什么能以更高的速度发展更久呢？原因是中国起点太低了，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太穷了，发展了三十多年才到了降速的区间。

也就是说，高速发展的时间长，不是因为你强，而是因为你弱。

实际上，如果放到更长远的尺度，看两百年的规律，这个现象就更明显。前一段时间我们做过「大国崛起」方面的研究，这规律很明显。

后发国家依靠模仿学习，总能快速追赶好长一段时间。

这种降速规律，中国领导层是认识到的。

五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的小组就研究了很多国家两百年的经济增速，认为国家到了一定的富裕程度（人均 GDP 11000 世界元）水平，经济增速就要下来一个好大的台阶，当时就提出中国的高速增长会掉下来，到一个中等增速的区间，长久看也会掉到现在发达国家的2-3%的增速。

这个中等增速区间后来就被官方说法称为「新常态」。意思就是：别想着再回到 10% 的增速啦，回不去了。

也就是说，其实中央层面是认可其他国家的一般发展路径。如果真认为中国与众不同，就不会提这个「新常态」。

增速放缓
「新常态」时代的来临

• 市场、第三部门的发展都相当程度上籍由政府权力的让渡和放开。

• 经济的增长率也与生产的增长率成正相关，呈现飞跃状态。而一旦进入产能过剩阶段，则进入需求决定，经济出现稳定增长。

 供给角度下的分析 

增速为什么会放缓？可以从两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两个角度就是 总供给和总需求。

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概念是「供给」和「需求」。一个国家一年之内的「总供给」=「总需求」= GDP 。

总供给与三个因素相关，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用通俗一些的话说，就是钱、人和技术。

老话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是讲资本和劳动力。技术就是学会了武功。有钱、有人、会武功，就可以在街上打把势卖艺了。

把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的是生产函数，函数具体的形式不用太在意，只要知道是这三个因素相乘的某种关系就可以。

所以 GDP 增长可以看成是总供给的增长，也就是看这三个因素的增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过程是怎样增加总供给。

首先是资本，家庭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制度，让家庭有了储蓄和投资的热情。

84 年的企业制度改革，让国营工厂开始有权利投资。同时，开放的过程是一个吸引外国投资的过程。这些都增加了资本。

中国的特点是储蓄率高，其中除了中国人节俭存钱的好习惯，企业储蓄率高是最独特的，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有制度。

劳动力增加则主要是闲置农民进城，转移成生意人或者产业、建筑工人，每年大概增加劳动力几百万人。

另外就是人口高峰进入劳动年龄。这就是人口红利。其余的增长来源都可归结为生产率增长。

技术增长是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他还包括管理效率、市场交易效率、政府管理效率提升等等。

其中增长最重要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转为工人，农业到工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另一个方面是大量引进国外技术，快速学习。

这三个部分，哪个对中国贡献更大呢？中金公司团队测算过，资本贡献大、劳动贡献小、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贡献最大。

也就是说，出钱的贡献比较大、出力的贡献比较小，教武功的师傅贡献最大。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就是什么都能跟人学。

因为起点太低，跟别人差距太大，稍微好学一点，就每天突飞猛进的增长。这一点都不特殊。

那未来发展呢？为什么认为增长速度要掉下来呢？

从供给角度看，这既有一般规律，也有中国国情。一般规律就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回报率会降低。

最开始你投一百块钱，能让一个农民从种地转为造玩具，产出一下子从一年 1000 块变成 5000 块，增长超高。

但是慢慢发展，从造玩具变成造汽车就困难多了，从造汽车再往高处发展需要的投入更多。所以投资带动的 GDP 增长就越来越慢。

中国国情是人口红利不是无限的。农民转移到一定程度，余下的富余劳动力就不多了，因为计划生育，总人口的高峰期也过去了。

而更一般的，技术增长总是越来越难。最开始学的技术，都是发达国家嫌弃不干的，人家自然愿意让你发展。

但再往后提高，就接近发达国家企业的核心技术了，那人家都是不愿意公开的，自然学不到。所以三个因素的增长和带动作用都会变慢。这方面大家每天看到的文章很多，我就不多说了。

 需求角度下的分析 

我今天重点想说的是需求角度。总需求也分成三大块，主要就是每年生产出来的东西流向哪些方向。

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一个是净出口。

这几个方向更好理解：要么吃喝消耗掉了，要么存下来做明年投资，要么出口卖给别人。

从总需求角度怎么看中国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呢？

改革开放之前，一切都是管制的。中国首先放开了商品市场，商品消费大大活跃，带动了轻工业投资。

重工业虽然一直是中国工业重点，不过九十年代商品房制度改革之后，与房地产相关的一系列重工业投资才真正突飞猛进发展。制造业一直是出口导向，加入 WTO 之后大大加速了出口。

中国到目前为止的发展，全都清清楚楚写在宏观经济学的两大基本公式里。那么，从需求角度看，为什么经济发展要放缓呢？

从供给的角度，发展的瓶颈是供给跟不上。从需求的角度，发展的瓶颈是需求跟不上，生产了东西卖不出去。供给约束的时代，需求是大大的有，只是产量跟不上。

一生产出来，立刻有人买，还要抢购。这种时代的特点就是波动性比较大，价格的快速上升可能很夸张。

而到了需求约束的时代，供给能力已经完全没问题了，只要有人买就能生产出来，因此产出的量主要取决于需求。

通俗点说，就是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

熟悉买卖的都知道，到了买方市场，价格就没法漫天要价了，基本上都被压到了完全竞争的成本价，生产能力大大的有，你不卖有别人卖（垄断除外）。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顾客才是上帝（之前商家就是大爷）。

而到了需求约束的阶段，产量取决于需求，又取决于收入，因此就没法快速上涨了。哪怕你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如果产出来卖不出去也是白搭。

从长时间尺度看，中国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两轮主要的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的过渡。

第一轮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一般商品市场，从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

最初八十年代，什么物资都紧俏，都要抢购，价格飞到天上去，人们投资商品生产和倒买倒卖的热情高涨，再加上当时的市场不健全，就有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巨大波动。

后来生产能力提高了，需求成为约束，市场迅速平稳了，政府开始一轮轮说拉动内需。

第二轮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到前两年，房地产市场从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

商品房从八十年代开始试点，九八年正式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所有人开始都要买商品房，于是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我们看到大波抢房热潮，完全是供给约束。

转折点在哪里呢，二零一零年有一个数据，当时的商品房住宅套数/城镇常住家庭户数达到了 1.06，也就是说城镇家庭达到了平均一户一套房，考虑到分配不均问题，还有缺口，但到这两年基本算是差不多居者有其房。

这就是说，这两大波段在最近都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GDP 的增长速度能看出这两轮长周期。八九年前后有个大低谷，但整体上应把前后两段看成一个整的波段。九八年到这两年是第二个长波段，中间有金融危机低谷。

 未来趋势 

接下来这一段是我自己的分析。以最粗略的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两个长波段分成「衣食」和「住行」，前者代表商品，后者代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现在这两个长波段都从短缺经济进入了过剩经济。

从买方市场进入卖方市场，这对于中国经济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我们看一下分行业的经济增速就可以明白未来的趋势。

以最粗略的方式，我们分出来代表「衣食」和「住行」的大的领域。当然「工业」也生产小商品，但因为和地产重工业关系更密切，我们还是放到「住行」领域观察。

可以看得出来，在达到过剩之前，「衣食」相关领域增速很高，波动很大，达到过剩之后，增速就平稳而且低得多了，主要取决于收入增长。

「住行」领域在八十年代增速波动也很大，自九八年之后开始一路平稳爬升，二零一零年后增速下滑，降到现在。

而其他所有金融和服务业领域，基本上九十年代之后就一直保持比较的低速增长（金融危机前的金融行业有短期蹿升）。

可以预见，未来「住行」领域也会像「衣食」领域一样，进入平稳低速增长阶段，保持这样的低速增长，再也不会有过去的黄金时段了。

房地产是中国过去十几年的主要引擎，带动了上游钢铁水泥、下游装修材料一系列各大产业，房地产保持低速增长，意味着所有这些行业都会进入低速发展阶段，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的。

目前的很多产能供应是过量的，包括金属水泥建材重化工，这些领域的需求以后会发展，但也不会快速扩张了。

中国的需求放缓，也引发全世界范围的需求放缓，以原材料出口为主要盈利的国家过了这一轮黄金期，未来很可能没有很大需求，需要其他国家地区发展再迎来下一轮机会。

这个整体趋势大家都是看得到的，所以才有那么多关于「产能过剩」的讨论。

工业价格指数已经 38 个月下跌了，其中几乎全都来自于钢铁、水泥、铁矿石、石油等几个大行业。

很多依赖于这些领域的省市，从去年到今年，增速惨不忍睹。这种趋势不可逆，所以国家也在聚焦去产能、新增长点这些话题。

这几年的政府规划，我们可以对照上面的两大公式看，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总供给和总需求，在现有基础上修修补补，争取有所改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新的这些改革、修修补补和新增长点，能不能弥补过去粗笨行业去产能留下的坑？目前是不能。如果新产业能完全取代旧产业，那中国经济也就能突飞猛进发展下去了。

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在 GDP 总额中所占比重还是很大，工业中的重化工业占比又比较高。新兴产业发展需要时间，而原本占比较小，一时也难以成为增长引擎。

国家也认为不能，所以才一再强调新常态，强调不追求 GDP 增长，给大家心里打预防针。

资本驾驭者
资本主义的灵魂

• 满足基本需求后，新的需求就会上移。

• 「资本驾驭者」比「资本拥有者」更为重要。

• 「互联网」让一切再一次发生改变。

 高质量需求 

对于我们一般人，其实我们才不在意增速是 5%、7% 还是 10%。对我们来说，真正有关的是什么呢？是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

如果九十年代中期看到从商品市场向房地产的转移，如果有能力在两千年初期进入房地产市场，那么很容易捞到第一桶金。

所谓风来了，猪都能起飞。很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每天都听人说风在哪里。

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需求本身。

为什么我们说「衣食住行」这些需求会从短缺走到过剩？不能一直增长下去吗？最重要的是人本身。人的这些物理需求有自然天花板，倒不是说不能提升，而是说不能无限提升。

人再有钱，吃东西再上档次，也不可能吃三倍的饭量。房子如果以居住为目的，一两套也就差不多了，不可能无限买下去。只要房子在中国不像股票一样变成随便炒的金融投资品，需求就不会再大涨。

那么未来的方向在哪儿，从心理学的需求结构角度（当然我说的是最通俗的大众理解的心理学，从学术角度可能早已经对人的需求模型进行了批判和更新），衣食住行都属于最初的生理和安全需求。

基本满足之后，新的需求就要往上挪移，经济需求也会向上挪移。

衣食住行领域也不是没有发展，如果有颠覆性技术，例如当年汽车的诞生，还是会有很大空间。安全需求里面的财产安全和健康需求，也还有很大的扩张可能性，金融和医疗。

社交网络、移动通讯一出现就席卷，就是因为满足了人们的归属需求。归属需求还包括爱情家庭这些情感的部分，这部分产业肯定发达。

一般人一辈子可能就停留在归属的层面，中国古代大众最理想的状态也就是「家和万事兴」，吃饱穿暖之后，把家庭维持好就满足了，而很多人连家庭也维持不好。

未来能为人的友情、爱情、亲情服务的产业会有很快速发展，人们的衣食住行越满足，对情感的需求越高。

而更高层次的发展肯定是能抓住人的更高层次。人们越来越想活出个样子，让人尊敬，事业有成，实现理想，受人倾慕。

所有这些进阶需求，会带来对知识、审美、成就机会的大量需求。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群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是这是高质量需求，可以改变未来方向的需求。

能够满足到有能力的个体自我实现的需求，会开辟新的领域。

但是不管未来怎么发展，最有前途的行业肯定是受供给约束的行业。受供给约束意味着供不应求，只要能供给就能卖出去。只有在这个阶段才有利润。到了需求约束阶段，尤其是完全竞争的需求约束行业，基本上挣的就是辛苦钱。

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明确看到需求，但是供给跟不上，加足马力产出好的产品就行，例如现在好小学匮乏，就造一座好小学。

另外一种是需求是潜在的，目前没有，但是一开发就有很大需求。这就不仅要解决供给困难，还要会开发需求。

这就是 iPhone 当初做的事情。苹果绝不仅仅是漂亮这么简单。在智能机之前，没人觉得自己走路还要做很多事，但是现在大家基本上离了智能机什么也干不了。

 创 新 

我原先一直对于国家组织创新有很大的怀疑，但想不清楚问题究竟之所在。通常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和国家组织创新不重视产权、给创新个体的奖励激励不足，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并不能解决核心问题。

试想，如果还在八十年代的工厂里，只是给工人很大的物质的激励，鼓励技术革新，能带来很大的技术进步吗？知识约束当然只是一部分，但更大的约束是动力约束。

直到最近读到有关于动机心理学的研究，我才找到理论的支持。奖惩机制只能促进机械的完成任务，但是对于创新，创新主体的自我感才是最关键的。创新主体必须感觉到这是我的想法，我要把它用我选择的方式贯彻出来。创新者必须是资源驾驭者，而不是被驾驭者。这是计划经济失败的重要原因。

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经济进步，都来自于资本找到技术进步。如果观察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历史过往，会发现，资本能流向技术进步是非常稀有的事情。

通常情况下，资本都有别的的去处。资本就是追求低风险、高收益，如果买地做地主低风险，贿赂官员能拿到高收益，那么资本就会做地主、贿赂官员，甚至流入战争。

只有技术进步提供的收益远大于这些，或者制度提供的法制约束隔绝了所有非经济机会，提升生产率才是唯一最优的选择。而这就是经济制度的逻辑。

这还涉及到，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资本主义。我在这里要强烈推荐一本小书，《资本主义的动力》，来自法国的史学家布罗代尔。布罗代尔的文风一向比较啰嗦，比较绕，这本书看起来也有一点。

但是他讲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之前不太被人重视的观点，那就是商品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

一般人认为，现代的诞生就是商品市场发展、社会大分工、掠夺与早期资本积累、工厂的建立。但是布罗代尔说，商品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存在数千年了，各个古老文明都有发达的商品市场经济，可是资本主义是近代不一样的事物。

你如果观察会发现，越是在社会大分工的阶段，最上层的一小撮精英越不分工，他们根据需要，一会儿做金融家、一会儿做船长、一会儿做农场主，他们在全世界范围选择原材料、把人口挪来挪去、商品到处运输，这种资本驱动的链条才是资本主义。

布罗代尔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商品市场经济是从要素到销售，看我们这有什么，就卖出什么。

而现代诞生的资本主义是驾驭资本，按照机遇，从全世界范围组织要素，这里的材料、那里的人口，通通根据需要组织起来。商品市场经济是局部性的，局限在自身地域资源上，资本驾驭者从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

只有站在所有局部的商品市场之上，才有永远发现机遇、转换领域、推动革命的现代资本主义诞生。

对于一个人、一个国家来说，创新的路能够走得通，就是要善于成为，或者说善于孕育资本驾驭者。

资本驾驭者也许是，也许不是，资本所有者，但一定是最具有眼光和组织力、具有强硬执行力和旺盛生命力的一小撮人。

从十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始，他们就站在全球市场顶端，永远根据未来需求，让资本找到技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金融家，将蒸汽机带入大生产的企业家，美国大拓荒时代的铁路钢铁大佬，都是这样的人。

 互联网 

在我们的时代，互联网让一切再一次发生改变。它一方面延续着过去五百年持续不断的全球化进程，不断让资本和知识冲开国界的束缚，另一方面又开创了很多全新的时代特征。

如果只是将互联网当成通讯手段和新闻媒体，那就只是给传统经济找了个新媒介，这并不是互联网时代真的发展方向。

互联网真正的未来在于它对整个经济方式的重新塑造，它第一次让人跟得上资本的全球流动。

未来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将是人的联合和知识的产生和传递，这将是完全流动的产业和组织方式。

过去的整体经济都是地方性经济，哪怕跨国企业，也都有各自分开的总部和驻地。但是互联网经济将第一次可能成为流动的经济，其中人的产值可能巨大，而无法归于某一个具体国家和地域。

很多人误解当前时代的发展，总是批判金融、互联网等所谓虚拟经济，认为虚拟经济还是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一切还是以制造业为优先。

但实际上，虚拟经济的性质，要看它满足的是什么需求，如果它满足了人的精神需求，那么它本身就是目的，不是为制造业服务的助手，而是它自身。

总之，我们站在时代的节点上。从中国的角度，这是长周期需求结构变化的节点，从世界的角度，这是新科技未来发端的节点。只要有想法，未来就有许多可能性。

结语
衰退下的希望

• 「新常态」无法抗拒，必将来临。

• 若想在这样的条件下安身立命，必定要成为「资本驾驭者」。

• 作为普通人，只有先做到技术专精，才有可能逆流而上。■

 

你知道黄光裕和曹德旺，都是什么家庭出身吗？

 

讲老实话，以前我一直以为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民背景。

 

直到专门研究过后，才发现：

 

黄光裕的祖父是大地主，外祖家族是泰国巨富，小时候他和哥哥就听惯了父母讲祖辈如何经商和致富的故事。

 

曹德旺的曾祖父是地方首富，父亲是在海外赚了大钱的归侨，三四十年代就在上海滩开夜总会和百货公司。

 

黄光裕和曹德旺的成功，背后都离不开祖传的天分、几代人的经验积累和耳濡目染的传承，绝不是寻常的农民子弟能达到的。

 

除了黄光裕和曹德旺以外，想必你还听说过：

 

马云的父亲是浙江省曲艺家协会主席，马化腾的父亲是盐田港集团董事，王兴的父亲是龙岩市的水泥大王和亿万富翁……

 

哪怕我们印象中出身极度贫寒的刘强东，虽然父亲只是个跑船的小老板，但祖父也是资本家。

 

这些例子促使我思考：怎样的家庭背景，才能培养出一个超级富豪？

 

为此，我专门梳理了何加盐公众号曾经写过的22位中国富豪，分析了他们的家庭出身。

 

需要说明的是：我当时挑选这些人作为写作对象，并不是根据家庭出身刻意选择，而是看事业的成功程度、在社会上的知名度，结合我个人的研究兴趣。所以，从家庭出身的角度讲，这个挑选是完全随机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由于样本数量不够大，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偏差，请大家注意分辨。

 

令人沮丧的是，我发现：今天成为超级富豪的，他们的祖辈或者父辈往往都已经是当地出类拔萃的存在。

 

真正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少之又少。

 

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这22位超级富豪家庭出身的基本情况。

 

第一类：家里拥有一定级别的政界背景的，共有3位：王石、柳传志、曹德旺。

 

王石：万科创始人。父亲是大别山老红军，母亲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东北锡伯人。解放后，父亲官居郑州铁路局副局长；母亲是郑州火车站副站长；前岳父王宁是广东省委副书记。

 

柳传志：联想创始人。父亲柳谷书解放前是上海金融系统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后曾参与中国人民银行筹建工作，后来在中侨委、贸促会等部门任职，退休后被贸促会派任驻香港公司的负责人。是新中国第2号律师证持有人和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开创者。

 

曹德旺：福耀玻璃创始人。曾祖父曹公望是福建省福清县首富；父亲曹河仁是旅日华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富商，上海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永安百货的股东；哥哥官至福建省副省长。

 

第二类：家里有较好的经商传承或国企领导干部背景的，共有5位：黄光裕、刘强东、王兴、马化腾、冯仑。

 

黄光裕：国美创始人。祖父是大地主，外祖家族是泰国著名侨商；父亲黄昌义是入赘女婿，曾经当制油学徒，后来做小生意；母亲曾婵贞，家里拥有制油作坊，经常给黄光裕兄弟讲祖辈经商的故事。

 

刘强东：京东创始人。祖籍湖南湘潭，曾祖父移居苏北，在骆马湖和京杭运河做货船生意；祖父是资本家，后来被镇压；父亲为跑船的个体户，80年代初就拥有自己的货船。

 

王兴：美团创始人。祖父是龙岩二中教导主任，龙岩市歌舞团编剧，文革期间受迫害自杀；祖母是厦门大学经济学毕业生，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资本论》中文版译者，厦门大学校长）；父亲王苗是福建省龙岩市水泥大王，亿万富翁。

 

马化腾：腾讯创始人。父亲马陈术是深圳盐田港集团董事、副总经理。

 

冯仑：万通创始人。祖上是地主，后来破产；父亲是陕西某国企工会负责人。

 

其中，黄光裕和刘强东由于小时候都出身贫寒，可能会存在一点争议。但从祖父那一辈来看，他们家族都有着深厚的商业传统，都曾积累过巨量的财富。而且，他们的父辈，也都是生意人，而不是普通农民。

 

第三类：家里在文化、教育界有一定影响力的，共有2位：任正非、马云。

 

任正非：华为创始人。父亲任摩逊曾创办贵州镇宁民族中学，先后担任贵州都匀一中等学校的校长，退休前是都匀市政协副主席，在贵州省教育战线有一定知名度；母亲是中学老师。另外，其前岳父孟东波是四川省副省长，但是由于任正非创立华为之前就已经和前妻离婚，他的创业史和岳父应该关系不大，所以我们不算做他的家庭背景。

 

马云：阿里巴巴创始人。父亲马来法是浙江省曲艺家协会主席，母亲崔文彩是评弹演员。虽然他父亲的行政级别只对应正处到副厅之间，但是曲协主席这个位子在浙江省文化界举足轻重，也能接触到地方上政商两界高层人士。

 

上面这三类共10位，可以算是上层精英家庭出身。他们的祖父辈或者父辈，都在社会上有较高的身份和地位，或者在事业上（文化、教育、商业等）有一定的成就。

 

第四类：普通公务员家庭出身的，共有3位：程维、张一鸣、周鸿祎。

 

程维：滴滴创始人。父亲是江西铅山县公务员，母亲是数学老师。亦有传言说程维父亲是某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或某市副市长，但经查证，都和程维对不上号，应该是谣传。

 

张一鸣：字节跳动创始人。父亲是福建龙岩市科委普通干部；母亲是护士。后来父母下海到东莞开电子产品加工厂，但生意做得不大。

 

周鸿祎：360创始人。父亲周学斌和母亲胡少先均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现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同为河南省测绘局工作人员。

 

第五类：教师家庭出身的，共4人：段永平、雷军、方洪波、李想。

 

段永平：步步高创始人。父亲段锡明是南昌工程学院（原江西水利电力学院）思政老师、母亲彭建华是同校图书馆工作人员。

 

雷军：小米创始人。父亲师范学校毕业，在县城当老师。亦有人说他父亲是电信系统的高官，但经查证，应该是谣传。

 

方洪波：美的董事长。祖父方树伯曾在冯玉祥手下当过县长和少将军法主任，解放后为安徽枞阳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父亲方继达是村里第一个师范生，后来为中学老师；母亲是医生。

 

李想：汽车之家和理想汽车创始人。父母都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父亲是剧团导演，母亲是教师。

 

上面这两类共7位，可以算是一般精英家庭出身。他们父辈虽然算不上地方上有影响力或事业上有重大建树的人士，但是都属于上过大学（或师专）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学历、眼界、社会地位还是教育孩子的条件，都超越了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工农阶层。

 

第六类：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共3人：董明珠、黄峥、李彦宏。

 

董明珠：格力董事长。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具体职业不详）。

 

黄峥：拼多多创始人。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具体职业不详）

 

李彦宏：百度创始人。父亲是晋东化工厂锅炉房工人，母亲是皮革厂工人。

 

这一类3人，可称为普通家庭出身。他们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日子还过得去，称不上贫困。孩子可以安心读书，还能享受到课外班、夏令营等福利，只是在创业上得不到父母在知识和资源上的帮助。

 

第七类：贫困农民家庭出身的，共2位：俞敏洪、王传福。

 

俞敏洪：新东方创始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父亲为木匠，母亲当了生产队妇女主任，80年代办工厂成为万元户。

 

王传福：比亚迪创始人。贫困农家出身，父亲为木匠，在王传福13岁时去世；母亲为普通农民，在王传福15岁时去世；哥嫂做小生意供王传福读书。

 

这一类2人，可以算是贫困家庭。小时候都过过长时间的苦日子，学生时代还要帮助家里干农活，属于“能够活着，都已经拼尽全力了”的类型，没有机会接触商业训练，也无法享受城里孩子司空见惯的图书馆、辅导班等。祖辈和父辈对干事创业帮不上任何忙。 

 

 

看了上面这22位超级富豪的身世，相信你会有很多感受。我把我自己的感受总结为下面几条：

 

一、精英家庭相对容易出超级富豪。

 

22位超级富豪，精英家庭出身的有17位，占77%，其中上层精英家庭又比一般精英家庭更容易出超级富豪，比例为10:7。

 

考虑到上层精英家庭在人口比例中的占比本来就极少（估计位居前0.1%），其成功概率比其他家庭要高很多倍。

 

当然，也并不是越精英的家庭越容易出现超级富豪。这里面官位最大的也就是王石的前岳父为省委副书记，曹德旺的哥哥做到副省长；财富最多的也就是王兴的爸爸是个地区性土豪，马化腾的爸爸是上市公司副总。

 

也许，家庭到达一定的层次以后，就具备了竞争的入场券，并不一定要成为省部级以上领导或全国知名的亿万富翁。

 

二、工农家庭较难出超级富豪。

 

22位超级富豪，出生于工人和农民家庭的，只有5位（23%）。其中，农民家庭出身的，更是只有2位。考虑到中国农民的巨大基数，这个比例真是少得可怜。

 

工农出身几位超级富豪，一般都是遇到了贵人，或者自己有过硬的技术，才走上成功之路。例如：董明珠遇到朱江洪，同时自己在销售上也极具天分；黄峥遇到段永平，同时自己的计算机水平也出类拔萃；李彦宏是网络搜索技术的大拿，俞敏洪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英语培训师，王传福是搞电池的专家。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家庭背景的缺陷或者避开这一障碍。

 

三、纯粹务农为生的家庭，很难出超级富豪。

 

样本中，家庭以种地为生的一个都没有。就算俞敏洪和王传福是农民家庭出身的，但也不是纯粹务农，他俩的父亲都是木匠，属于农村里的手艺人。这又比纯粹的农民条件更好一些。

 

当然，我这里的样本太少。如果我们放眼全国，总能找出特例。只是，这样的例子太少太少，也说明农村孩子在财富上获得超级成功的概率太低太低。对于真正务农为生的家庭出来的孩子而言，这个统计结果，真的是非常苦涩。 

 

 

为什么会出现上面这样的结果呢？

 

我认为，超级富豪的成长，需要家族积累和传承。

 

黄光裕、曹德旺、刘强东等，家里都是几代经商；柳传志、王石、马云、马化腾、任正非等，父辈都已经在社会到站到了一定的位置。

 

即使是普通公务员或教师家庭出身的，其父辈往往也已经是他们所出身的村子里，第一个走出村子吃上皇粮的。例如雷军的父亲和方洪波的父亲，都是村子里出的第一个师范生和教师，说是百里挑一也不为过。他们自身的成就也许不是特别高，但已经足以给后代一个远超普通工农家庭的成长平台。

 

只有家里拥有一定的背景，才能积累和传承商业成功所需要的素质、资源，或提供成长的条件。

 

例如，黄光裕和曹德旺的父母，可以给孩子从小灌输与别人打交道的能力、经商的意识和经验。孩子长大后，从商的意愿、见识，办事的能力，自然而然就超过一般的小孩。

 

王石年轻时参军、上大学、找工作和早期创业，都离不开家里的背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在柳传志早期读书就业的过程，以及联想早期发展的过程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雷军可以从村办小学转学到县城名校，周鸿祎、王兴都是全中国第一批用上电脑和互联网的人，张一鸣从小听父母讨论各种科研、发明，马化腾14岁就可以买天文望远镜，冯仑从小就能看到工会图书馆大量的书、包括“仅供内幕批判”的读物，这些都离不开家庭条件的支撑。

 

而上面这些，都是普通的工农家庭无法提供的。更何况，每天饭桌上的交谈，待人接物的言传身教，不同家庭之间不啻天壤之别。

 

当精英家庭在讨论国家新出台的政策对家庭有什么利好时，农村家庭可能在讨论家里的老母猪又生了一窝小猪，孩子要每天早一个小时起床多打一篮猪草回来。

 

精英家庭孩子习以为常的商业社会“什么事该怎么做、什么话该怎么说”，对普通工农孩子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样，在踏入社会时，他们在商业上的起点，完全处于两个层次。

 

当然，事情并不是绝对。李彦宏、俞敏洪、王传福等人的成功，也告诉我们，天道不绝，终留一线。只要足够努力，掌握一门绝活，加上一点好运气，贫穷家庭出身的人，也有希望成为大企业家。

 

这个统计结果最终给我们的启示是：

 

1.如果我们自己只是出生于普通家庭，想要成功的话，就需要比那些出身优越的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如果你本来起点就比别人低，还不加倍努力来弥补这个差距的话，那就不要奢望获得大的成功。

 

2.与其抱怨祖辈没有给自己一个好出身，不如自己努力奋斗，给孩子一个好出身。

 

你不一定要成为巨富或者高官，只要在一个小范围内能成为出类拔萃者，你的孩子可能就具有了更好的竞争优势。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努力奋斗，也许这一代人只是往上走一点点，但是能够给孩子留下一个更高的起点，也已经功德圆满了。

 

最后，这里统计的是超级富豪们的出身，并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如果你也曾梦想成为超级富豪，或者希望后代成为超级富豪，可以把上面的统计和分析结果作为参考。

 

而如果你并不想成为超级富豪，也不奢望后代成为超级富豪，当个八卦看看即可。

 

毕竟，人生有无数条路可以走，谁说一定要成为超级富豪，才算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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