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高考数学会有多难?
这个问题是今年所有考生都无比关心的问题,在不久前,教育部公布了2020年高考报名人数约为1071万人,对比2019年的1031万人,增长了近40万人,全国报名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在过去几年里,本科的录取率都保持在43%左右,
因此在这一数据公布之后,一篇名为《2020年已成最难高考年,600万人无本科可上》的文章瞬间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论,接着有几位自称知道内部消息的网友在社交网站上透露:”今年的高考难度肯定会加大,差不多是官方消息了,我们市里开会说的,为啥呢,因为今年要承上启下,奠定新高考基调,加上延迟一个月高考,还有创新高的报考人数,肯定是要增加难度的”,也有网友安慰道:”没必要纠结难易,因为高考看的是排名不是分数,用平常心去对待就可以”,
就在众多考生对这一问题激烈讨论时,有网友拿出了一份仅仅只有6道题的高考数学试卷,并喊道:”今年的难度或许就堪比它,如果你能解决掉这份试卷,那你就不用担心今年的高考了”,接着这位网友说起了这份试卷曾经傲人的”战绩”,曾经让3位名震国内的特级名师都为之吃惊过,因为6个题目,几乎都超出了今天《数学课程标准》的内容,高次方程、De Moivre定理、行列式……
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这份试卷竟然是1939年的!
在”五四”运动以后,那时全国各地高中数学教材可以说是比较混乱,程度参差不齐,1929年10月公布的《高级中学普通科算学暂行课程标准》对于扭转这种局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并为以后教育部公布的高中算学正式课程标准的制订奠定了基础,这个暂行标准是由褚士荃、严济慈负责制订的,
暂行课程标准分六个部分,由目标、教材大纲、时间支配、教法要点、作业要项和毕业最低限度组成,1932年11月,当时的教育部公布了正式的《高级中学算学课程标准》,与暂行课程标准相比较而言,正式课程标准中高中数学课程的分量又有所加重,正式课程标准分为四个部分,由目标、教材大纲、时间支配和实施方法概要组成,
这是我国中学数学教育史上第一个较完备的教学大纲(高中部分),无论是教学目的要求,教材选取及编排,实施方法等都较暂行课程标准更趋合理,但由于份量有所加重,从而增加了教学的难度,加重了学生的负担,那个时候的数学课程到底有多难,看一下第三学年教材大纲便知一二,
在第三学年,代数部分教学内容包括:
复素数的特性及四则,极坐标式及图解,棣美弗定理,复素数方根,方程通性,根与系数之关系,根之对称函数,方程之变易、有理整函数之微商,根之分离,无理根之近似求法,行列式的定理及特性、子式,展开法,消去法及其应用,还有无尽级数的收敛与发散,各种级数之主要审敛法,幂级数之收敛性,重要幂级数之研究,和之近似值,循环级数,无穷积,排列分析,二项式定理(附数学归纳法),顺列及组合,或然率及其应用等内容,
在解析几何部分教学内容包括笛卡尔坐标,射影定理,几何量之解析表示,轨迹与方程式,关于轨迹与方程式之间之基本定理,代数函数及超越函数之变迹,图解,一次方程式(各种直线方程式及直线族,垂直距离及两直线之交角)、二次方程式(圆之方程式及其性质,椭圆、抛物线及双曲线方程及其性质,圆锥曲线族),坐标轴之移转,直线与圆锥曲线之关系,切线及法线,渐近线,圆锥曲线之心及径,一般二次方程式,二次曲线之分类条件,变态圆锥曲线族,极坐标,各种轨迹之极方程式及其图解,与笛氏坐标之互换,
三变数方程式及高级平面曲线,圆锥曲线之反形,极及极线,空间坐标与轨迹,正射影,方向余弦,几何量之解析的表示,各种平面及直线方程式,平面与直线之关系,球面,柱面及锥面,回转面及直纹面,空间坐标轴之移转,二次曲面方程式之讨论及其图形,二次曲面与平面,直线之关系等内容,从上述各部分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的课程有许多高等数学内容下方到中学,为什么会这样做?
因为那个年代各大学的入学考试,试题分量大,难度大,为了应付高考,各中学数学教学不得不添加课程标准以外的内容,例如,高中算学正式课程标准规定解析几何仅限于平面解析几何,但有些大学入学试题却包含了空间解析几何内容,
如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一道题:设有点(4,5,6),求(a)过此点而含有线(x-3)/4=(y+2)/3=(y-z)/-1之平面;(b)球x²+y²+z²=9之切面,与(a)中所得平面平行者;(c)对于x²++y²+z²=9而言(4,5,6)之极面;(d)以(4,5,6)为顶点所作x²+y²+z²=9之切线锥面,
而上面所提到的这份1939年高考数学试卷就是如此.
这份高考数学试卷是1939年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甲组试题,就是这份试题曾经让上海的顾鸿达、康士凯、胡仲威三位特级名师都为之吃惊,上海早期设立了名师培养基地,在数学上只有三处,就是由这3位名师主持,在顾鸿达的名师基地中,还曾把这份试卷作为学员作业,那个时候华东师范大学的张奠宙教授曾应邀到基地做过演讲,在看到这份试卷之后,他问了顾鸿达把这份试卷作为培训作业的用意何在,
顾鸿达回答道:”我在第一眼看到这份试卷时,颇有些吃惊,一共6个题目,几乎都超出了今天的《数学课程标准》的内容,高次方程,De Moivre定理、行列式都被我们削减了,一个初步的感想是,数学教学似乎年年同样的课程,可是几十年之后回头一望,变化还真不少,让学员看看,知道数学教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老套子,而是在不断地变化着,教学改革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当时的代数、三角等试题,也有不少是超越课程标准的,例如1933年武汉大学入学试题中有试证明i的i次方等于e的-π/2次方,i=√-1,此题虽然可用棣美弗定理,但是Cosiπ/2是中学三角没有讲到的,又如1933年上海交通大学入学试题代数题中有,以递差法求下列级数之第n项及n项之和:8,16,0,-64,-200,-432…..此题亦是超当时课程标准的,大学入学考试内容超越课程标准,就迫使很多中学教学不能完全按照课程标准进行,如果那个学校完全实行教育部公布的课程标准,其毕业生就难以应付升学考试,
因此,很多学校便采用内容更为丰富的教科书,然而当时的中文教科书是要经过教育部审定的,要通过审定,自然不得不按课程标准编写,也就无法适应升学考试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各个中学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选用外国教科书,于是乎像范氏大代数、斯盖倪三氏新解析几何学、华氏高等代数等一类的教科书,不胫而走,散步全国,据说每年这几类书在全国的销量都很高,
下面是当时国立北京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入学数学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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