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斯卡刘
来源：政事堂编辑部
“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纺锤形社会”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的老生常谈。
在十四五规划当中，我们也看得到，我国明确提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的未来愿景。
理论上说，国家应该培育“中产阶级”，也正在培育“中产阶级”。
不过，对于一部分一线城市的“中产阶级”，日子就没有这么好过了。
北京市西城区，严格实施了“学区划片”的政策，区内的在2020年7月31日后新购置的“学区房”再无意义，大量买了学区房的家庭的小孩，被调剂进区内所谓的“渣小”，学区房的价格也因而大跌。
看起来，对这些人而言，中产的梦想碎了一地。
明公曾经说到，我们当下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打破中层和底层之间的堡垒，让底层可以拥有向上流动的希望，维持社会的活力。
又要培养“中产阶级”，却又要打压“中层”，这表面上很矛盾。
出现这一种认知的误区，其实是因为我们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认知有误。
一
“中产阶级”概念，本来就是西方的舶来品。也因此，它也需要在西方社会经济基础的背景上进行分析。
通常，我们说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是一个“纺锤形社会”，意思是——中产阶级是社会中的大多数，而顶层和底层只是社会中的少数。
但是，在下这么一个定义的时候，我们却往往容易忽略西方社会的特殊背景——西方世界的财富并不是建基于空中楼阁之上，其根基是殖民资本主义带来的全球分工和剥削体系。
这其实就是教科书上的逻辑，“殖民地输出原材料，宗主国倾销工业品”。在这么一个体制下，西方国家长期占据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地位，能够汲取全球生产体制的大部分剩余，这正是西方世界财富以及所谓“纺锤形社会”的根基。
理解了这一点之后，便可以很容易明白，基于生产力的限制以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当前的中国是不可能让大部分的居民，拥有欧美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的。
但是，我国的确有那么一部分的人，拥有着欧美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体面。这一部分“欧美式中产”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财力比不上真正的上层但依旧有一定的财富基础，而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也是“中产阶级”，他们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层”。
互联网大厂的员工、金融行业的中层、律师医生会计师等“专业人士”，都可以是这种“中产阶级”的具体画像。
这类人，在他们所在的一二线城市，是“中产阶级”；但是在全国的范围，他们却是不折不扣的top5%甚至是top1%。
这是因为，城乡二元体制之下，整个中国社会最大的贫富差距变量，是地域差距和城乡差距；相对的，城市或者农村内部的收入资产差异，并不是构成贫富差距的最有力因素。
而其背后，则是一部分的城市和地区，成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制而“先富起来”的赢家。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一二线城市“欧美式中产”的经济基础。
这一部分“欧美式中产”，自然也不会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体。
二
如果说，“欧美式中产”不是中国社会的主体，那么，与此对应的“中国式中产”，又源于何处？
答案自然是，他们来自各大二到四线不等的城市，以至县城和乡村。
乡镇县城的公务员、工厂里的技术骨干、基层上的医生和教师、企业中的普通职员、以至拥有一到两套房产的普通居民家庭以及其“小镇青年”下一代，都是他们的画像。
这一部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受益程度，不如一线城市的居民，也因此难以拥有和维持一线“欧美式中产”那样的光鲜和体面。
但是，他们占据的人口数量，要比“欧美式中产”要多得多；他们在整个社会体制和生产体系中，比起一线的“欧美式中产”，更称得上处于一个中坚的位置。
就正如上文所言，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变量，是地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同样的，区分“中国式中产”和“欧美式中产”的，也是城乡和地域的差异。
两者的中间，隔着一道户籍和房产之墙。
三
理解“欧美式中产”和“中国式中产”的区别之后，我们便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了。
在区分之前，我们以为中国社会分层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中国社会分层是这样子的：
在一二线城市，通过购买学区房而受益的那一部分人，一般都是“欧美式中产”。对于这部分人而言，最优策略自然是一方面力图打破“欧美式中产”和上层之间的阶级堡垒，另一方面则在“欧美式中产”与下层的“中国式中产”和底层之间建立一道护城河。如下图所示：
一二线城市的中产家庭，如此热衷于购买学区房、花费大量金钱于校外培训去“鸡娃”，便是在“欧美式中产”和下面两个阶层—“中国式中产”和底层—之间建立一道护城河，从而确保自身阶级的再生产。
同样的道理下，像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些一线大城市，其本地人经常出现排外的情绪，甚至反对户籍政策的放宽，像上海本地人称外地人为“硬盘”、广州人以前对非母语粤语人口的歧视等等，其实都是源于无法完成阶级再生产的焦虑。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真的让“欧美式中产”成功建立了阶层之间的“护城河”，我们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
答案很明确——一方面“中国式中产”和底层两个阶层会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从而使整个社会失去活力；另一方面这两个阶层在不能向上流动，甚至因贫富差距扩大陷入生存危机的时候，就会成为我们社会当中的不稳定因素。
而这样的社会，自然也不会是“纺锤形结构”的稳定“中产社会”。
从这一角度来看，便可以理解十四五规划当中，“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的真实含义。
对于国家而言，需要做大的阶层，不是“欧美式中产”，而是“中国式中产”。于是，一方面国家需要通过经济发展需要减少底层的绝对数量，另一方面则要致力于打破“欧美式中产”建立的护城河，从而让“中国式中产”和底层拥有向上流动的机会，整个“大中层”便不至于形成内部的分化。
这样，整个“大中层”成为中国社会主体的情况下，才能够使我们的社会更接近“纺锤形社会”，中产阶级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稳定器”。
国家政策的目的，如下图：
在理想状态下，国家当前的政策希望达到的是下图这样的社会状态：
理顺上面的逻辑之后，也就能够明白，培养中产阶级的时候，需要打压“欧美式中产”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当前我们实施了铁腕打击学区房以及校外培训的政策，同时又致力推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来限制“欧美式中产”的阶级再生产，打破“欧美式中产”和“中国式中产”之间的阶级堡垒。
归根结底，阶级再生产，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一种理所应当的“权利”。
其背后的道理，就正如明公在此前的文章中提及的：
各国的上层集团都希望底层民众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中产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生出一大批新的中产阶级。
大量通过努力跻身中产的底层民众，晋升的过程会为整个社会提供巨大的财富增值，伴随的巨大阶级流动性，也为整个体系稳定运行的坚实保障。
相反，靠生育缔造出来的中产阶级，不仅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还无法产生相匹配的剩余价值，更令上面头疼的是会堵上底层民众上升的通道，还会对顶层造成挑战，引发系统性的危机。
顾子明，公众号：政事堂2019《中产的生育率》
打击校外培训机构，不仅仅是为了孩子们减压。
更是为了避免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教育知识的垄断联盟，为每一代中国人都能够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平等的晋升机遇，不许三座大山妖雾重来，不忍先辈夙愿付与东流。
顾子明，公众号：政事堂2019《为什么一定要打击校外培训？》
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使命和初心。
转自： https://mp.weixin.qq.com/s/8yqcfkk1liDgSgb_YOC-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