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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红处长火了 媳妇用凡学 实力坑处长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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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击穿的新长征福利院
一位75岁的老人，在尚未死亡的情况下，要被转运去殡仪馆。
如果不是殡仪馆工作人员发现老人还有生命迹象，将老人“退”回去，他很可能被活着火化。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5月1号的上海。这家骇人听闻的养老院，叫做新长征福利院。
调查组进驻十几小时后，该事件的责任人，从普陀区民政局领导到福利院院长，都被立案或免职。
蚝腩注意到，福利院的法人代表刘颖骅，并没有更多消息。
新长征福利院是非营利机构，也是一个医养集团的一部分。疫情面前，这两种体制的组织都面临着巨大挑战。
1
刘颖骅早年的经商之路，可以说是劣迹斑斑。
1999年，刘颖骅跟着家人刘颖冰进入医疗器械领域。十年里面，刘颖骅自己已经拥有了两家医疗器械公司——上海天玑星诚和上海加诚生物科技。
他的第一桶金，赚的并不干净。
蚝腩查到，2008年至2010年期间，为了获得上海市肺科医院的订单，刘颖骅以天玑星诚公司名义，向时任上海肺科医院检验科乐军行贿12万元。法院查明，刘颖骅从这一单中赚取了24万。
2011年，刘颖骅旗下两家医疗器械公司都被上海市卫生局拉入了黑名单，理由是：
商业贿赂不良记录。
卫生局要求全上海医疗采购单位，两年内不得接收这两家公司的投标书。后来，这两家公司先后注销。
刘颖骅并不气馁，他转头又成立了一家船新的公司，继续做医疗器械生意。
2012年，刘颖骅和刘柱成立了上海弈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虽然名称为“网络技术”，但弈迦主要销售的是医疗器械，其客户遍及上海医疗系统，包括长海医院、瑞金医院、闵行区中心医院、奉贤区政府、上海市儿童医院等等。
刘颖骅的这些医疗器械公司，合作伙伴都是同一个：
刘柱。
刘柱是上海民营养老院的开拓者之一，根据公开信息，刘柱原本是申新九厂的一名厂医。2001年，他联合厂里其他4名厂医，把申新九厂改造成了一家养老院——“申新敬老院”。
这是上海首家用职工闲置宿舍改造的养老院，入住人数超过1000人。媒体将其称为：
沪上创新养老机构的先行者。
在刘柱的带路之下，刘颖骅进入了一个新的行业：
养老院。
2
2011年，国务院首次提出了养老机构可以施行“公建民营”。
所谓公建民营，就是指由政府建设，通过外包给社会第三方机构运营。性质为民办非盈利，其收费由政府划定，每年政府也会给予一定的补贴。
这些机构主要收容一些高龄、有基础病、无子无女、失能残障的老年人。
2013年，国务院再次发文，要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民政部也下发文件：
明确推行养老机构“公建民营”。
也是在这一年，刘柱和刘颖骅合伙成立了上海颐佳苑医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两人分别占比54%和46%。
上海颐佳苑医养的扩张之路很顺利。一年之后，这家公司就拿下了静安区乐宁养老院和桃浦镇第一养老院的运营权。
乐宁养老院由静工集团建设，然后整体租赁给了江宁街道办事处。江宁街道再将其外包给了上海颐佳苑；
桃浦镇第一养老院则是普陀区规模最大的养老院，也是普陀区的市属试点项目，是由一家酒店改建的，2016年竣工之后，正式由颐佳苑运营。
显然，上海颐佳苑医养的出现，能够大大减轻街道和区的压力。乘着政策的东风，刘颖骅又拿下了多家养老机构的运营权。
2017年左右，原本是公建公办的新长征福利院，也被普陀区转交到了上海颐佳苑手中。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上海颐佳苑至少有八家养老院，共计1200个床位。
3
对于上海的区、镇、街道来说，养老院是一个很重的负担。
以新长征福利院为例，在移交给刘颖骅的上海颐佳苑之前，200个床位基本上可以住满，老人的平均年龄80岁以上，最大的年龄98岁，有十多位老人常年瘫痪在床。
除了平时的运营支出，改造和升级也要钱。2012年，长征镇政府拨款1000多万元，对新长征福利院进行全面改造。
上海颐佳苑接手之后，新长征福利院依然被普陀区看作“保基本养老机构”，其收费一直受到强监管。
2020年的公示信息现实，其两人间的床位费是2000元/人/月，三人间到六人间分别为1650元、1400元和1250元；护理费则根据护理等级不同，从1400元到1900元不等。
而且，其收费项目不得随意涨价。从2017年到2020年，新长征福利院公示过两次调价，都需要上级部门审核批准，每次的涨价幅度，也不多100元左右。
以其最大载荷200人，每月收费最高限价4000元来算，新长征福利院的月营收理论最大值为80万，每年为：
960万元。
而且政府的补贴也大大减少，根据普陀区公示，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扶持资金是“以奖代补”的形式发放的。
2019年新长征福利院申请的财政补助为54000元。
4
众所周知，养老机构其实是一个利润很薄的行业。否则，政府也不需要发文鼓励社会资本进入。
而刘颖骅也并不甘心只做养老院，而是以养老院为中心拓展生意版图。到2020年，刘颖骅的生意转型已经基本形成，主要包含三大业务：
养老、养老衍生服务、医疗器械和系统销售。
医疗器械销售是他一直以来的主业。做养老院后，获得了新的活力。比如几年前，新长征福利院所在的长征镇，和刘颖骅的颐佳苑共同打造了一个信息化平台，是一个融合了医生、护理和管理的智慧平台，可以及时了解老人的情况和需求，监督管理医护的工作。
而中标该平台的，是弈迦网络科技，刘颖骅的公司。相信这和他在长征镇所做的养老事业，不可能毫无关系。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养老只是刘颖骅生意的起点。
事实上，刘颖骅非常有平台思维，在不断向养老产业的上下游产业。
2020年，刘颖骅和刘柱的芃颐培训中心得到了上海人社部门的审批通过。该机构主要培训养老护理人员，可以取得国家承认的资格证，并且享受补贴，退还80%的学费。
刘颖骅和刘柱能获得这样的支持，显然与他们的养老院事业分不开。
5
巧合的是，因新长征福利院事件被处罚的五人中，普陀区民政局养老科科长名叫：
刘颖华。
刘颖骅和刘颖华，连读音都相同。在一款工商资料查询网页的百度快照甚至显示，他们是同一个人。
爱企查里“上海弈迦网络科技”的百度快照
刘颖华2019年被任命为民政局养老科副主任科员，一年之后，就被拟任为副科长。短短一个月后，刘颖华晋升科长。直到昨天被免职。
刘颖华和刘颖骅到底是不是一个人？普陀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的工作人员明确告诉我：
两者不是同一个人。
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希望这确实是一个巧合。
6
与早年间以行贿推动销售的斑斑劣迹不同，刘颖骅的养老事业在政策支持和自身的努力下，正春风得意。
直到遭遇疫情，直到新长征福利院的恶性事件被摄像机记录下来。
刘颖骅这样的商人，是社会资本进入养老行业的典范，也是上海市所鼓励的。他们所做的工作，为很多老人及家属解决了问题，为缓解上海的老龄化难题做出了贡献。
我们不希望“公建民营”的探索因为新长征福利院的恶性事件而受阻，更不希望养老行业因此而疏远资本。事实证明，资本的进入对养老行业是一件好事；单凭政府治理建设养老院，成本是整个社会都无法承受的。
上海养老难题是一目了然的。这是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60岁及以上人口为581.55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3.4%，比2010年提高了8.3个百分点，独居老年人数超过30万。
相比其他也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上海已经在养老产业上探索了很多。2020年，上海的机构养老共有729家，有16万张床位。16万，只是上海60岁以上人口数的：
3%。
每100个老人，只有3个床位。没100个老人，只有1.5个能获得政府补贴。刘颖骅做的养老院，以及向上下游的探索，是有意义的。
上海疫情之中，曾有新长征福利院的员工发声称，他们院有人感染，医疗资源短缺，人手也不足：
院长已经亲自照顾阳性老人了。
护工短缺，人手不足，并不能完全归咎到刘颖骅头上。这次被疫情击穿的，不止新长征福利院。
早在刘颖骅接手福利院前几年，时任院长就多次在媒体上哭诉，面临着人手不足的困境。
只是，困境被疫情放大到令人潸然泪下的地步。
根据公开信息，老人从裹尸袋中救出来之后，经过一天的治疗，生命体征就已经恢复了平稳。可见老人当时患的，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但新长征福利院的医生，却没有检查出来。
荒谬绝伦的事件背后，更重要的是，过去的一个月，新长征福利院到底面临着怎样的艰难，也许只能等待调查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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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相瞒，逆袭也就这几条路
（ID:liang_da_shi)
就目前来看，严重的贫富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据统计，目前世界的基尼系数是0.7左右，已经超出了0.6国际公认的危险线。
1981年以后，中国的基尼系数也一路上升，在进入21世纪后，就一直停在0.4的警戒线之上。
现在你已经看不到这个数据更新了，眼不见，心不烦嘛。
不过，前段时间，总理说“中国还有6亿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有9亿多人的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如果和其他数据综合对比一下，你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总之，无论科技怎么进步，社会怎么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都很难消除，甚至会有越来越严重的迹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
法国有个专门研究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学家，叫托马斯·皮凯蒂。
他提出了一个“无限积累原则”，并且用了一个公式揭示了贫富分化的根本力量：
r>g
其中r代表的是资本的收益率，包括利润、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
g代表的是经济的增长率。
也就是说，资本收益率总是高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而且纵观人类历史，r至少是g的10-20倍。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公式，因为蛋糕就那么大，有钱人分到的越多，只能凭借劳动的穷人分到的就越少。
长此以往，资本家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食利者，而劳动者仅凭双手很难完成财富的积累，资本便可以越来越强势地支配除了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地穷人，让你996就996，让你007就007。
然而，当你思考托马斯·皮凯蒂的公式时，你会发现他只是说明了一个现象，而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现象。
从历史的角度可以看到，财富就是一个从权力到资源，再到资本的一个流变的过程。
华尔街曾评选出过一个“千年富豪榜TOP50”，不难发现这个脉络。
早期的富豪，财富的获得多是依靠权力，比如，成吉思汗、忽必烈；
到了中期，财富多是由资源带来的，比如，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内基；
后期依靠资本发家的人，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榜单，比如，巴菲特。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财富的分配都是有主旋律的，你离得越近，就越富，你离得越远，就越穷。
比如，在上面这个榜单中，竟然有明朝大太监刘瑾，还有清朝的大贪官和珅，这都是权力的代理人，到最后都富可敌国。
就说刘瑾，当时被抄家时，家产总值6750万两白银，而他的主子崇祯有多少钱呢？
当年李自成打下北京，撬开开国库一清点，只有区区20万两白银。
李闯王伤心之余，还感慨了一句：
“这么大个国家，仅这点银两，岂能不亡？”
亡国并不是刘瑾一个人的功劳，围绕着他的是一个利益集团，是以他为中心的财富分配网络。
离他越近的，收益越大；
离他越远的，收益越小；
和他不沾边的，就要被盘削。
明史有一些关于监狱的记载，那些管理死囚的狱吏，是权力的神经末梢，最没油水可捞，可即便如此，狱吏也很有创新精神，他们会联合刽子手，找死囚谈判：
“你要想死的舒服点，就把你能拿出来的东西统统上交，否则，信不信砍你数刀，都能不让你咽气？”
死囚为了避免受苦，便会上交自己仅剩的衣物，走时不带一丝牵挂。
说这些惊悚的事，只是想你明白，以权力为中心的获利模式，在暴力的作用下，让财富分配走向了极端，少数人富可敌国，多数人一无所有。
在这个阶段，托马斯·皮凯蒂的r>g公式虽然也成立，但显然收益率和资本没有一点关系，仅仅是权力带来的。
到了“资源创富”时代，洛克菲勒、卡内基登场。
资本开始发挥了作用，但此时的资本还仅仅是个配角。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源”被重新定义，像“石油”、“钢铁”、“煤炭”这些基础能源，被广泛应用，这些能源的占有者，便顺理成章地站在了金字塔尖。
开采石油、冶炼钢铁、购买专利，这些都需要资本的支撑，当然更需要技术的应用，众多劳力的加入，以及权力的保护，几项要素竟然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关系。
这直接导致了一系列核心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让世界经济（尤其是欧美）进入几十年的暴涨期，也产生了巨量的财富。
当然，这些财富只是流入到了少数垄断者的手中，生产线上的劳动者，也只能沦为随时能被替换的生产资料而已。
当时亨利•福特就说过一句牛逼的话：
“我本想雇佣一双手，可不得不雇佣一个人……”
此时贫富差距依旧巨大，但是剥削也好，垄断也好，都是摆在台面上。
可是进入到70年代，当资本成了主角，一切都变得魔幻起来。
二战过后，美国联合了44个国家搞了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
简单讲，就是使美元成为全球货币，但是美元要和黄金挂钩，每35美元对标1盎司黄金。
此时的美金，不能随便印的，必须要有黄金储备来支撑。同时，其他成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
这就是所谓的“金本位”。
美国经历两次外战后，经济不行了，黄金储备也不够了，到了1971年，尼克松就直接
宣告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走向解体。
这个影响太深远了，从此世界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
简单说，就是美元想印多少就印多少，此时的货币，就真特么成了一个随意更改的记账符号。
这个故事有点复杂，但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这导致了全球货币超发的到来，每个国家几乎都在拼命地印钱。
钱多了，自然要放到市场上去，所以往往也伴随着低利率甚至负利率。
你可能会说，除了通货膨胀，利率低可以借到更便宜的钱，这是好事儿啊。
嗯，你去银行柜台借1000万试试，看能不能借出来。
那些小贷公司可能会欢迎你，借给你几万花花，不过利率要高达十几或者更高。
你看，问题就在这儿，你原先手里没有“资本”作为抵押，你就不能享受超发和低利率带来的福利。
而富豪们却能轻轻松松拿到低成本的资金，再通过人脉 、信息、专业机构，把这些钱翻个几倍。
说个例子，你体会一下嗜血的资本是如何运作的。
美国有个叫KKR投资机构，如果你看过《门口的野蛮人》这本书，就知道这家公司。
他们以6.6亿欧元收购了德国著名的厨具公司福腾宝，4年后，又以16亿的价格，卖给了法国SEB集团。
表面是赚了2.4倍，可是真相是，这笔收购款有5.6亿都是低息贷款，KKR自己只拿出了1个亿。
而KKR也有很多投资人，都是一些顶级的富豪，你想想他们通过这种操作能赚走多少钱。
我之所以叫“资本时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多数商业模式都是资本驱动的。
你可能会质疑，说不对啊，福布斯榜单上，不是还有不少互联网、实业还有地产的大佬吗？
那是你没有看到资本在其中起的作用。
互联网不用说了，要不是一轮又一轮的融资，没有一家能够达到如今的市值。
就算是实业，在当下如果没有资本，根本走不了多远。
因为投京东而一战成名的风投女王徐新，曾说过自己投“永和大王”的故事。
一开始投了，竟然是亏损，分析了很多原因，发现原来是钱给少了，这个行业必须要做大，做大，做得特别大，才能赚钱。
后来，当“永和大王”铺满全国，果然开始盈利。
关于地产，看起来是个和资源有关的行业，其实是个和资本密切相关的行业。
这玩意的天然属性，成为了资本的蓄水池，借债的抵押品，甚至是货币发行的锚定物。
所以，房地产和金融向来是一对好基友，谁也离不开谁。
咱们的懂王，就是这个时代，在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玩得风生水起。
1974年，他买下了曼哈顿区“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的地皮，1984年，他又建起了68层的特朗普大楼。
资本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谁在资本的上游，谁就更容易获利，谁在下游，谁就可能被清洗。
美国的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曾拿出过一组数据：
50年间，10%的顶级阶层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超其他阶层，到2016年已是中产的12倍，50年前还只是6倍。
那么超了底层多少倍呢？估计是差值太大，根本放不进这个表中。
你可能关心怎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
我还真从历史的角度了解了一下，发现最有效，最靠谱的办法，就是迁徙。
首先是跨国迁徙。
正常情况下，移民，比如说从穷国向发达国家移民，不仅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而且，当大规模移民发生时，也能在全社会范围内缩小贫富差距。
比如说，19世纪末，大量贫困的日本人向拉美迁徙。
结果不仅改善了这些移民的生活，也改善了日本国内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困境，贫富差距从而得到缓解。
同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刚刚结束美越战争的越南，无数人逃离去海外谋求生路。
扎克伯格的妻子普莉希拉·陈，其父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逃到了美国。
但问题是，对于底层穷人来说，移民难度太高，风险太大。
他们不仅要为此花费一大笔钱，甚至要搭上一条命。
去年10月，英国的“集装箱偷渡案”就震惊了世界，39名越南偷渡客在集装箱里活活被冻死。
被查出身份来的几名遇难者，都是美甲师，她们只是想去欧洲给人做美甲赚点钱，最后却死在半路上。
当年普莉希拉·陈的父母在偷渡时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不少带着多个孩子的家庭，没有选择一家人共乘一条船，而是将孩子分开放在不同的船上，防止遇到灾难时全家覆灭。
就像吴思所说的《血酬定律》，有些人的钱是靠钱赚来的，有些人的钱是靠劳动赚来的，而有些人的钱是靠命赚来的。
这种跨国迁徙的底层人，大概就符合这种“血酬定律”吧。
▲即将倾覆的越南难民船
国内的跨区域迁徙，也是一个化解贫困的办法。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迁徙。
比如说，西晋时期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清康熙年间的“湖广填四川”，以及持续了几百年的“走西口”和“闯关东”。
每一次的大迁徙，对穷人来说都其实是一次次改变命运机会。
原来的地方，要么资源匮乏，要么利益群体铁板一块，穷人想翻身堪比登天。而刚开发的混沌之地却藏着巨大的机会。
比如说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就是一块混沌之地。
我有一个朋友，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因为没钱，没背景，没技术，没出路，于是跟着老乡跑到深圳，在码头学修船。
多年后，他赚到了一些资本，也拿了一个什么特种船修理资格什么的，后来回到老家自己办了一个专门维护特种船的公司。
现在他的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
他自己就经常感慨，假如当年他没去深圳，哪有他的今天？
其实身边这种案例很多，到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地方，往往能遇到全新的商机，搞不好在什么领域就弄出了名堂。
反之 ，越是固化的地方，机会也越少。
所以，即使房价很贵，我仍然建议有能力的年轻人，到一线城市闯一闯。虽然难，但相对于小县城，在一线城市能力可以直接兑换成价值，对固有关系的依赖也更少。
之前有篇在体制内引发轰动的论文——《中县干部》，里边有项统计：
在中原地区某县，科员晋升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为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还要7年。
注意，我是说在顺利的情况下，因为很多人最终只能止步于正科级，这大概就是多数人职业生涯的天花板。
当然，人各有志，不是说体系内不好，也不是说县城就一定不能待，更不是说大城市一定就能混成事儿。
但是，如果你出身底层，又对财富比较有追求，你就要相信，大江大河比小水沟更能捞到鱼，这是概率科学，你得认。
我之前的文章中就谈过一个观点：穷是一种模因 (meme)，会往下遗传。
基因我们都知道，生理上，会遗传。
你老豆是个高鼻梁，你大概也会是。
可模因是个啥玩意呢？
这其实也是一个达尔文进化论里的东东，大体是指思想、行为等文化元素， 也会传递给下一代。
你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有时父子俩不仅仅是长的得，连神情都很像。
当然，我这不是在讨论郭麒麟和郭德纲到底像不像的问题，而是想说，一个人的贫穷往往会通过模因传递给孩子。
他们的认知、行为都带着贫穷的编码，潜移默化的继承传给孩子。
所以，我看过很多商界名流的传记，那些从底层爬上来的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少小离家，这大概就是因为脱离了原来那个“模因环境”。
这让我对教育也有了新的认识，接受好的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学习知识，而是给了“模因环境”不好的孩子一个新的机会。
尤其是上了名校，且不论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如何，同学们就能成为一笔宝贵的资源。
毕竟优秀的人在一起，更容易干出卓越的事情。
前段时间看采访王兴，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主持人问他上清华对自己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他说学到的知识其实在创业中没啥用，但是对创业找合作伙伴就很有用了，毕竟清华同学都不简单。
他的合伙人就，是他在清华的同学王慧文
而红杉资本沈南鹏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即使管理这么大个红杉，其实高中阶段的知识就基本够用了，但是上海交大的校友却对他帮助很大，他因为当时创办携程，就是和校友季琦以及范敏一起搞的。
你看，教育就像围了一个模因的圈圈，让优秀的人一起在里面玩耍。
除此之外，教育还是个选拔过滤机器。
自媒体人肥肥猫曾把社会比喻成成个城由堡、外城和乡野三部分组构成的群落。
城堡的主人需要外城的人来为其服务，比如说律师、会计、幕僚。
这些外城的人，其实以前都在乡野，是教育把他们选拔出来，他们因此才有资格住在外城。
他们虽然不如城堡里的人尊贵，但是也算富裕殷实。
当然，这种选拔从古至今都残酷无比。
《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里所描述的一些科举的真实情况，和影视作品中很不一样。
科举考试时，个个考生都坐一个昏暗的小格子间，一考好几天，躺的地方都没有，喝拉撒撒全在里面。
很多人考着考着就晕倒了，被抬了出去，还有的直接崩溃，现场就发了疯。
所以，这种环境下，能写一手秀美，思路清晰的好文章得有多难。
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大概率都是头脑聪明，体力健魄，意志坚定的人，城堡的主人当然更喜欢这样的。
现在虽然没有古时辛苦，但随着教育的普及，竞争的激烈程度并没有减弱，如果你是学“通识类”的专业 ，估计很难找到很好的工作。
而那些和时代相契合的专业才更有前途，比如，软件工程、生物医疗等专业，如果还是一所好学校，你想不牛逼都难。
你如果问我，有没有一个常青的专业 ，我会毫不犹豫的回答，有，那就是数学。
这是一门能兼容很多行业的学科，一位海外投资界的朋友就说过，华尔街最喜欢的是数学专业的学生，而非金融专业。
电影《大空头》中，幕后的操盘手，是一位中国数学专业的实习生
我读武侠小说时，特别留意主人公是怎么发迹的，后来发现无非就三种形式。
一是偶遇了一本武林秘籍；
二是遇到了贵人。
第一种情况太玄学，咱们不讨论。
第二种情况又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通婚（难道老婆不是最大的贵人么？）；
二是大人物的提携。
先说通婚。
其实“门当户对”是古今中外一直存在的现象，道理很简单，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就是保持阶层的纯洁性，从经济学的角度，就是资源组合价值增效。
但是有句话，不记得是谁说的了，大概意思是“爱情是基因里的随机密码。”
搞不好本不相干的人，回眸一笑，就对上了眼，就是也会顺便打通了逆袭通道。
古代就有不少这样的事儿，我讲一个现代的，就发生在我身边。
我一位深圳的朋友，某家金融公司的老总。
这老哥女儿很优秀，名牌大学硕士毕业，去年去参加一个沙龙活动，认识 了一位英语课程销售，没多久两人恋爱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那老哥一开始不乐意，后来和男孩接触了几次，也感觉不错，人挺善良阳光，加上女儿喜欢就同意了。
过程中还有个好玩的花絮，这老哥很郑重的和小伙聊了一次，大概是问他如何规划人生的。
这小伙儿誓旦旦地说说：
“以后一定好好工作，努力赚钱买房养家。”
我朋友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说：
“算了，就凭你这工作，还在深圳买房房？我给你一套吧，再给你找个稳定点的工作，你只要对我女儿好点，比啥都强强“
我知道这故事听起来很像抖音上面的，但却是真事儿，可能没那么正能量，可这种“随机密码”总还是能给人带来惊喜。
还有一种“随机密码”，就是遇到贵人提携。
看了很多商业故事，发现真有“交大运”这回事儿。
当年黄峥，因为电脑技术好，在圈里小有名气，得到了丁磊的常识，又介绍给了段永平，就是在段老大的一手扶持下，黄峥和拼多多才能走到今天。
当年胡炜玮，喜欢搞party，又是前汽车行业的记者，后来认识了投资人李斌，就是李斌拿着做好的投资计划书，递给胡炜玮，问她想不想一起做，计划书上写着“摩拜共享单车可行性方案”。
所以，圈内经常有人说，胡炜玮那15亿和捡来的差不多……
无论怎样，遇到贵人，都是讲运气的，但是运气这玩意也不是白来的啊。
你要总窝在网吧里，估计等一辈子也等不到你的女神；
你天天靠在床头吃鸡，就算玩到坚韧铂金级别，也没人给你计划书。
获得随机密码的诀窍就是“出圈”，圈子一般都很同质化，你原有圈子里的人，其他人都比你强不了多少，你只有跳出这个范围，多去与这个混沌的世界碰撞，遇到好运的机会才大。
当然，你最好还要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对别人有利用价值，要不然别人凭啥帮你？学雷锋做好事么？
就算你啥优势也没有，那就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给自己提点心气，别总灰头土脸，不修边幅的，好运气找你才怪呢。
就上文那老哥，曾问女儿看上那男孩哪一点了，女儿说：
那天他穿了一双白鞋子，应该穿过很多次了，但却很干净，说明对方是一个挺仔细的人。
回到贫富差距这个话题，最顶层的人，其实多数靠的是命。
巴菲特，1930年出生，如果早生10年，大概率会在太平洋战场上跟日本人拼刺刀；
杰克马，早生30年，搞不好，天天要上学习班；
懂王要是生在中国，嘿嘿……
所以，大富大贵不是人的主观能决定的，那就是子宫彩票，刮到什么是什么。
但是这年头，你如果过得太差，那就真不仅仅是命的问题。
现在大家的需求这么多样化，学习技能的渠道又多，协作体系又完善，就像沈南鹏说的，你在中国随便找个小点的领域，扎进去，好好做，你就不可能混的太差。
但是“扎进去，好好做”，这种笨办法，多数人都太过于不屑。
年初，一朋友委托我给他们企业找兼职的视频编辑师，我找了8个候选人。
每个都信誓旦旦，说自己如何如何优秀，那朋友就拿出一个脚本试稿，让他们自己承诺时间完成。
结果，有3个直接没了下文，还有3个没有按时交稿，朋友很坚决，时间是他们自己定的，没有按时完成，就坚决不用。
后来，只剩下2位，其中一位的编辑水平实在太差，另一位理所当然的入选，其实他的视频我也看了，感觉也就是一般水平，但是无奈，竞争对手太弱。
就这样，他每月有3-4万的固定收入，这对一个自由职业者也算不错了。
类似的事，我见过不少，讲句实话，很多人很懒还很不靠谱，你勤快点，再靠点谱，就差不多能战胜一半的人。
如果你在所属领域技能再过点关，又能战胜50%的人，这些可都是你自己能控制的。
如果你还能坚持提升自己，你差不多就是进入前20%的行列，“时间”这个怪兽也会帮你吞掉不少敌人。
三年前，我开始学写作时，有个训练营，全班200号人，有才华的人很多，写得那叫一个棒。
可是一年后，能坚持下来的人只有我一个，很多人问我的写作技巧，我经常会说，哪有什么技巧，就是拿200万字堆出来的。
莎士比亚写那么多作品，好看的也就那几部，这不就是堆出来的吗？咱们和他一样，都不是天才选手，所以“堆出来”就是最好的策略。
还有不少人问我，现在做公众号的人这么多，新的写作者还有机会吗？
太有机会了，因为就算是现在，真正有质量的内容也并没有多少，而第一代的很多公众号写手，明显已经到了疲软期。
时间曾经是他们的朋友，现在可能是他们的敌人，很多人干脆自己都不写文，你也懂得，写文是很苦逼的事，既然号做大了，可以享受红利了，干嘛还要苦自己呢？
但是时间长了读者也会发现，粘性也就没了，如果你这时冒了出来，不就能抓住机会了吗？
所以，去年和今年，即使公众号整体在走下坡路，仍然还有不少号逆袭。
总之，还是那句话，别人都在走下坡路时，恰恰是你的机会。
啰啰嗦嗦，竟然写了快八千字，从贫富差距聊到写作，有些还是老生常谈。
但是，就像我芒格大爷所说：“我们不需要什么新的思想，我们只需要正确的重复。”
这句牛逼的话， 送给你，管用一辈子。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Cu6EOhwhwQ6J6iwEUzDLw
放弃“无神论”我才发现：信仰是最高级的理性！
昨天凌晨，看了场球赛，NBA东部半决赛，波士顿凯尔特人对密尔沃基雄鹿。
这么一场重要比赛，不仅是商业价值。在世界最顶尖的运动员眼里，求胜有多重要，不言而喻。
但就是这场比赛，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波士顿凯尔特人的当家球星，杰伦布朗是一位穆斯林，而现在正值伊斯兰教斋月。相传这是真主安拉将古兰经下降给穆罕默德圣人的月份。
因为它在穆斯林心中如此神圣，所以在斋月持续的30天里，教徒白天不能吃任何东西，连谁都不能喝，因此斋月也叫“禁月”。
对普通人而言，这三十天恐怕肠胃比较难熬。可对于一个每天高强度运动的职业球员来说，对身体的消耗可想而知，瘦个五六斤是肯定有的。
果不其然，昨天的比赛里，要扛着球队前进的布朗完全不在状态，浑身上下没有力气，得了十来分，命中率只有三成。
我特别好奇大家怎么看这事，于是就去社区看了一下评论。
果然，大多数人表示无法理解。首先是金钱这块，今年是合同谈判的关键年，在季后赛这种舞台，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水平，损失的美金估计要千万起步。
还有人说布朗傻，你要是怕人说，完全可以自己偷偷吃点东西，又没人会发现。信教和赚钱完全可以两不误啊？
更多的评论则是：“我认为杰伦布朗完全没有团队意识，他在用自己的‘自私’，伤害集体的努力，这种人应该被孤立。”
而他是这么回应的：“斋月很特别，它在很多方面拯救了我的人生，有些事情就是要大于篮球。”对此，凯尔特人全队上下、甚至美国的狂热球迷，也没人对其指责。
我想，恐怕布朗为美国出战（事实上，美国球员对俱乐部荣誉感比国家队更强），也会坚持斋月禁食。而放在某些国家，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
这种差异，其实就是不同的文化，对于信仰重要性的不同认知。在我们看来，这真的挺傻的，你为一个不能证明存在的东西，去放弃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值吗？
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答案，我不去评判。但有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信仰更易让人产生敬畏，而有敬畏之心的人，你更容易信赖他，至少他的发誓是有代价的。
有个伊朗高分电影叫《一次别离》，一条主线讲的是两个价值观迥异的家庭间，因一系列无法调和的误会，上升到彼此仇恨，最终对簿公堂。
在故事的结尾，男主人面对保姆的诬告，找不出任何证据来反驳。于是让保姆对神发誓自己没有说谎。结果这个一穷二白的保姆，宁可放弃一大笔赔款去坐牢，也不愿意对神说谎。
无论是生活还是电影，在有真实信仰的教徒心里，“发誓”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尽管没有人监督你。可这个誓言比荣耀、幸福、财富，甚至性命都重要。
在《天国王朝》末尾，男主面对萨拉丁的浩荡大军，准备带着耶路撒冷全城老百姓赴死抵抗、他坚信萨拉丁会屠城，因为曾经的十字军就把耶路撒冷给屠了。
结果萨拉丁走过来告诉他：我是萨拉丁，我对天发誓，不会屠城。结果这男主就真的让全城人停止抵抗，放萨拉丁进来，萨拉丁还真就没杀一个人，甚至在缴纳赎金后，让人恢复自由身。
这不是电影，这是发生在历史上的真实事件。
而翻开《二十四史》，反而是张献忠这种人的天下。我打不过你的时候，跟你赌咒发誓，等我能打过你，扭头杀你全家。除了暴力优势，什么都不信。
在绝对实力是唯一规则的面前，人与人之间无法互信。有人分析，为什么死刑要株连九族、打完仗要屠城，因为当你实力被超过的时候，别人也会来灭你，那不如先下手为强，不给你翻身的机会。
信仰是律法的补充，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其对社会最大的价值就是创造“互信”，自称有信仰的人未必真的虔诚，但敢说没信仰的人，一定要离得远远的。
这里的信仰不是必须信某种宗教，但应该是“有神论”的，这个“神”不是一般意义理解的，具象化的、用来参拜的偶像，或者什么魔法、奇迹、传说，它代表着人类用理性无法解释的未知部分。
毫无疑问，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由已知和未知构成的。
有次在饭局上，秦晖老师谈起这个话题，说自己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当时有点意外，这么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居然是“有神论”者。随后，秦老师说：因为科学再怎么发展，也总会有无法消灭的未知。
当我们遇到未知时，首先诉诸于理性，理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科学。当科学解释了部分未知，这部分未知就成为了已知。而依然无法解释的那部分，就归结到“有神论”的领域。
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一些哲学家为了反天主教廷的需要，将科学和“有神论”对立。后来人们发现，两者不冲突，因为分工不同。科学负责将未知变为已知，但人类理性永远存在局限，科学无法消灭未知。
于是，那永远存在的未知，就归到了“有神论”范畴。而且人们发现，“有神论”和个人自由是如此的互补，使人既能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又不至于道德沦丧、不择手段。
（看不见的因果，比看得见的要更多）
“有神论”之所以起到了如此强大的约束力，是因为它给未知中，最让人恐惧的“死亡和因果”，提供了解决方案。人根据长期的经验，制定了道德和戒律。并认为只要遵循这些原则，就不易触犯未知中的因果惩罚。
这就是信仰的本质。于个人而言，你为它付出了自律，同时它也给你安全感。于集体而言，它建立了互信，强化了规则和秩序。
当然，这时有人会说，这个“道德和戒律”不是人设定的吗？没错，但这种规则是通过自然选择而产生的，连马克思都对“自然而生的秩序”予以肯定。当它符合、甚至高于世俗道德，这种信仰就可以被保留下来。否则就是邪教，所以信仰当然有邪恶的。
以上就是我对信仰的理解，它必须是贯穿死亡和因果的，才能让人真正敬畏，产生广泛的约束力。它得是“有神论”的，而且这个神必须是唯一的、代表未知的、不可具象的，不能用于偶像崇拜和交易的。
只有满足这样的条件，才能称之为真正的信仰。所以，很多道德教条，约束力只能局限在少数道德感强的人中，而不能形成广泛约束力，比如儒家文化。
“仁、义、礼、智、信”可以作为一种信仰吗？你会发现即使天天学它、背它，可能在马路上捡个一块钱，能淡定地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如果是100万呢？你的信仰还会存在吗？
但是对于一个贯穿了“死亡和因果”的信仰而言，如果人真的信死后有天堂地狱、善恶终有报。别说100万，就是100亿的利益，当他想到可能遭受的痛苦时，那些钱都会变得一文不值，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历朝历代都在考儒生、讲儒家，结果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家伙们，行事起来却完全是弱肉强食那一套。不包含对“死亡和因果”的敬畏，形成不了真正的信仰。
我20岁以前就是“无神论”者，因为我相信凭借我的努力和聪明，抓住能看得见的事物，就能让生活充满确定性，只相信我看得见、能证明的，这就是傲慢和偏执。
后来，经历了各种事我才发现。原来“确定”和能看得见的东西，是生活中只占了极少的部分，而绝大部分是你“无法确定”和看不见。你真的不知道你不经意的一个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
因此，我开始敬畏未知，相信冥冥中存在着我不知道，却真实存在的规则和因果。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我能唯一做的，就是不要去做那些亘古以来就公认恶劣的事情。即使利益显而易见，可风险你是看不见的。
不做那些事，不是因为利益的筹码不够，而是万一真的有地狱天堂，那点收益，和损失相比就完全不够看。慢慢的，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神论者”。但也发现，大部分人的行为模式，还是不敬畏未知的。
有次我就问一位历史老师，我说波兰在苏联解体以后，像带鱼这样的人结局都咋样了，老师想了想说，波兰是个天主教国家，没有这么无耻的人。
确实，但凡连岳、叶某、远方XX这样的人有一点信仰，他们都不会在金钱面前，毫无敬畏之心。无论说多少谎言，和自己以前的言论反差多么大，都完全无所谓。
他们的理解就是：有了钱就不会有恐惧。什么“死亡和因果”、什么神和未知，我通通不信，只有实力和看得见的东西，才是我所能信服的。这样的人就犯了“七宗罪”里的第一罪——傲慢。
为什么傲慢、偏执是七宗罪里面的第一罪，因为七宗罪里面的其他罪都是对人的犯罪，而傲慢，是对“神”的犯罪。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到，自以为什么都不需要敬畏，只相信力量和现实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犯下了最重的罪孽。
很多人即使听见这些话，恐怕也只是会嘲笑：你看，他居然信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像我这样聪明，懂得追求看得见的东西，过上人上人的日子。
这些人确实会因此获得更多“机会”，可是当他预料不到的事情来临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做的一切都有代价，他能来得及反悔吗？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少吗？权倾天下的刘瑾能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遭受千刀万剐吗？
就算这样的人幸运地入土为安，没有遭受任何报应。可如果人死了以后真的有轮回呢？你的子女后代要替你偿债呢？
一想到这些，作恶的收益就没那么可观了，因为收益看得见，风险却无法预估！作为一个风险厌恶者，我宁愿相信因果。
这不是迷信、也不是傻，恰恰是最高级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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