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事要记 日拱一卒

许多分析把今年的疫情和03年相比，来推测对经济的影响。

2003年非典时，第二季度GDP增速从一季度的+11.1%下降到+9.1%（第三次经济普查后数据），降低了2个点。总体来讲，对全年经济数字影响不太大，很快就实现了V型反转，中国经济也走出了1998年开始的经济低谷。

2003年 vs 2020年，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想根据非典经验来推测对今年经济的影响，我想了想，可能光对比当年的全国数据还不行，原因有二：

1. 相比17年前，中国的产业结构有了长足进步，城镇化率、人口集中度、服务业占比、需要全国性协作和交流的产业比重都大幅提升，在遇到阻碍协作和交流的灾害时，受损会更严重。

2. 全国范围的高强度警戒，从一线到农村，比03年全国的平均水平也更高。

基于这两点，塞冬觉得，在全国经济数字以外，还可以参考下当年北京的经济情况，原因也简单：

1. 如今中国的发展进度、内陆大城市的产业结构，在很多方面已经达到乃至超越当年的北京。

2. 全国的封闭、警戒程度，接近乃至部分超越当年的北京。

我们先对比下03年北京的经济结构，然后再看看当年非典对北京的影响。

当然，一个国家 vs 一个城市，无论规模还是结构，区别都很大，但2020年的中国和2003年的北京，在很多程度上还是蛮像的：

1.  一方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达到五成多，接近2003年北京六成的水平，对服务业的依赖度大增。

2. 另一方面，近几年经济发展最好的代表性大城市，其产业结构已经发展到（乃至部分超越）十多年前北京的水平。其支柱产业对全国乃至全球性大协作的依赖度大增。

2003年的北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是一座极度依赖服务业（三产占比超过8成）的城市，而是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举，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亚于服务业。

汽车、钢铁、石化、甚至组装手机，都是当时北京的支柱产业——如今忙着疏解中低端产业和人口的北京，当时还是索爱、诺基亚、爱立信的重要生产基地，手机产量仅次于广东，最大出口品也是手机。

感受下当时的工业强市北京（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乙烯：占全国32%，省市区第1；程控交换机：占全国52%，第1；汽车：占全国11%，第2；手机：占全国20%，第2；电脑：占全国9%，第4；铁矿石：占全国5%，第6；粗钢：占全国5%，第10。

这样的产业结构，大家应该不陌生，这几年的经济明星——武汉、成都、郑州、重庆、合肥、西安等等，大都是这个路子：

• 以汽车+手机产业链作为新制造业龙头。

• 辅以石化钢铁等基础配套和刷数据产业。

• 再加一些外来IT公司分舵（03年的北京是外企IT分舵集中地，现在的内陆大城市是中资IT分舵集中地）。

就相当于现在我国有了很多在经济结构、人员流动、产业协作等多方面和十多年前北京差不多的大城市。当然也有很多不同，比如如今高铁的便利性、信息流动程度和当时不可同日而语，整体经济发展程度比当时的北京更高。

15年前刚上大学时，同寝室有一位室友来自武汉，包括我在内其余三个人都来自小地方，觉得能生长在武汉这样的特大城市很幸运。这位室友却说：“哪里哪里，武汉就是个大县城，没什么了不起的”。

当时的武汉虽然也是全国交通枢纽，但大部分产业、大部分市民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还比较传统和静态，支柱产业以相对本地的工业大厂为主。全年机场吞吐量仅330万人次，不足2019年的1/8——和2019年的宜昌、南通、鄂尔多斯差不多，排不进2019年的全国前50。

而现在的武汉，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一环、成为辐射范围广大的物流/服务/消费和信息中心，机场年吞吐量和2003年的北京差不多，航空以外的高铁高速则远胜。其他内陆中心城市的情况也类似。

哪怕是小地方，和当年也很不一样了——塞冬小时候所在的西部四线小城，2003年的城镇化率不到30%，意味着大部分人口还处于比较静止的准原始经济，城里的产业支柱就是几个依靠本地资源的重工业和三线军工企业。

而这个小城现在大部分人口已经城镇化，经济工作亮点是新引进的几个沿海转移产业，旅游业占GDP比重超过10%，汽车保有量是当年的十多倍，机场吞吐人次已经很接近2003年的武汉。高铁、高速公路出行成为常态，以前几年去不了一趟成都重庆，现在周末想见个朋友吃个火锅也可以高铁跑一趟。一二线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普及，购物+吃饭+看电影+教育培训一条龙的大型购物中心遍地开花。

而在戒备和封锁程度上，下至老家小城的村镇一级，都采取了和03年北京类似的社区级封锁。

十多年前只出现在少数城市的大流通、大协作，就这样在广大内陆普及。如果说03年时老家小城更多是在电视上感受非典，和位于非典中心的北京氛围很不相同，那这次则和03年的北京一样，深度参与其中、且深度受影响。

 

我们再看看03年北京的经济数据，数据来源：

http://www.beijing.gov.cn/zfxxgk/110002/gzjh33/2008-04/24/content_141988.shtml

2003年一季度，北京的经济增速高达12.7%，受非典影响最大的5月经济增速下降到4.8%。整个上半年增速9.6%，毛估第二季度只有6.*%，比第一季度腰斩，比全国的跌幅大得多。

香港也是03非典重灾区，作为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全球金融和信息节点，经济受损也很严重，03年一季度经济增速+4.5%，二季度变为-0.5%

2003年一季度，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达24.2%，上半年只有13.7%，毛估二季度基本没增长。5月最严重时，北京的旅馆客房出租率下降52.8%，交通总运量下降72.3%。2003年全年接待海外游客下降40.4%，接待国内游客下降24%。

2002年全年，北京民用航空和铁路旅客运输分别增长17.2%和8.8%，到2003年变为-2.5%和-14.8%。

从以上角度来看，塞冬认为：可以把03年的全国数据和北京数据相结合来看待本次疫情的影响——大概率会比03年更严重。

 

2020年的中国，不仅是工业和服务业高度依赖协作和流通，农业也同样如此。

以畜牧养殖业为例，2003年时，我国的禽蛋养殖规模化程度还很低，规模化养殖率只有30%，商品化率仅40%，大部分靠农村自备饲料散养。

而现在的禽蛋养殖的规模化和专业分工程度已经显著高于03年，而这对物资和人员流动，对资金链的要求也显著提升——种鸡运输、跨省饲料运输、跨省层级分销。当前疫情可能会对整个链条带来较大冲击，下面是“养鸡吧”里的相关讨论：

再说养猪：从1997年到2003年，我国猪肉价格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非典期间，由于生猪外运受阻，导致养殖场亏损，继而开启了从2003年夏季到2004年秋季，我国21世纪的第一个“猪周期”，猪价最大涨幅超过60%。因此，本次疫情可能会对猪肉价格走向正常的道路带来一定不利影响。

图片来源：http://www.zhujiage.com.cn/article/201701/707397.html

蔬菜方面，塞冬查看了新发地市场发布的大年初三蔬菜供需趋势，链接如下：http://www.xinfadi.com.cn/news/marketanalysis/view/1478782.shtml。其中讲述了疫情带来的这样一些变化：

• 部分地区疫情防控导致进村道路不好走，司机不愿意出车。

• 部分地区封路影响地头收购。

• 部分地区不许人群聚集，影响蔬菜地头加工能力。

• 湖北产地的几类蔬菜不能进京，供应偏紧。

在多种因素叠加下，新发地市场今年大年初三的蔬菜价格比去年大年初三上涨29.23%，比今年大年初一上涨11.08%。

为此，今天三部委发布了确保农产品正常流通的紧急通知，如下图所示，来源：

http://www.moa.gov.cn/gk/tzgg_1/tfw/202001/t20200130_6336493.htm，希望能尽可能减少防疫带来的物资和人员流动不畅问题。

最后，2020年和2003年很不一样的是所处的周期不同。

2003年的中国，正在走出1998年开始的经济低谷（98-02年还面临通缩压力），开启了新一轮双位数高增长周期。下图为1998-2019年的GDP增速：

2003年-2007年，连续5年GDP增速破10%，外贸增速20-30%。加入WTO、80后年轻人口高峰、城镇化高峰、重工业化高峰，多种有利因素相叠加。非典疫情结束后，经济指标迅速反弹。

而2020年的当下，正经历着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变。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2.6%，出生率千分之10.5，少子化程度和90年代中早期的日本，以及15年前的韩国和台湾地区相当，而老龄化程度则已经达到韩国2015年水平。

财政收入方面，2019年1-11月名义增速仅3.8%，扣除通胀后基本横盘。财政支出方面：扶贫、环保、养老、医疗、债务付息等刚性需求集中涌现。2018年财政决算中，补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增速分别达到19.5%和27.2%，债务付息增速18%。

（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http://yss.mof.gov.cn/2018czjs/index.htm）。

打个比方就是：

• 2003年的非典，对于我国经济而言，就像是年轻小伙发力起跑后又蹲下系了个鞋带。

• 2020年的新冠，则像是一个中年人，事业过了巅峰，家里上老下小事情很多，下楼梯的时候又把脚崴了。

至于很多人关心的WHO可能宣布PHEIC（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其作用主要是让疫情相关国家及时通报情况，并对其他国家给予旅游和贸易上的建议，且并没有强制性。

PHEIC更多是短期对市场的冲击，而不会有太大实质性影响。2009年的H1N1病毒主要肆虐墨西哥和美国，2016年的寨卡病毒主要是巴西，这两次PHEIC的宣布都没有对国际贸易和旅游产生大的影响，2016年巴西还开完了奥运会。

这里推荐一篇2009年的文章，介绍了墨西哥、美国H1N1病毒被列为PHEIC的法律义务和后果，作者是美国计算机协会（ACM）的国际律师和全球政策总监。链接如下：

http://www.insidejustice.com/intl/2009/04/30/swine_flu_who_pheic/

引用其中关于强制性的一段内容（机器翻译，大致能看懂，详细见原文）。

大意是：

• WHO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强制力。

• WHO会考虑对当事国和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当有必要时才会推荐对旅行和贸易进行限制（09年H1N1时，WHO不建议采取旅行和贸易限制）。

• 不妨碍各国的国内法——PHEIC可能会给一些国家带来借口。

有宣布PHEIC权力的是WHO总干事，同样也是总干事为各国提供决策信息和建议。考虑到现在的WHO总干事几乎被全球“批判”亲中，个人认为只要国内控制得力，WHO不会主动给我们找麻烦。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身疫情的发展趋势，这决定了对经济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近日大红的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认为疫情可能会有三种走势，并在未来两周内看到初步走向：

1. 完全胜利：病人在2-4周内治疗结束，2-3个月内全国疫情得到控制。

2. 焦灼：疫情得到部分控制，病人数温和、可控增长，抗疫过程长达半年到一年。

3. 失败：类似2009年猪流感，蔓延到全世界。

可以说，即使是最乐观情况，对经济的影响也几乎会持续整个第一季度。现在能做的就是祈祷疫情朝好的方向发展，并进行科学决策，将影响降到最低。

小结一下：

• 当前的经济结构比03年进步很大，制造业全国/全球大协作、服务业和消费占比大增、农业也更加专业化分工化，对阻碍交流协作的灾害也更加敏感。

•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具有多重利好的03年很难比，一个是开启新周期前的阵痛，另一个是结束高增长、软着陆时的绊脚石。

• 最后，WHO的PHEIC不是致命影响，最主要的还是看我们自己的疫情控制情况，未来一两周很关键。

 

微博id：北京塞冬

公众号：黔财有话说

知乎id：塞冬

文章开始前，先向武汉八名”造谣者”致敬！他们不是普通市民，他们都是一线医生！

 

正文：

2019年12月，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研究人员识别结果中出现一种从没有见过的病毒。

研究人员迅速对病毒进行了分离、测定DNA结构、排序。然后，正式确定了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冠状病毒。

随后，溯源到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武汉疾控中心迅速向上级单位国家卫健委和国家疾控中心报告“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和疫情”。

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赶赴武汉，进行实地考察、采集样本、收集数据。

第一批国家级专家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可防可控”！

另一方面，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相继在国际杂志发表了与”风险较低、可控”结论相悖的9篇“冠状病毒”专题论文。其中，1篇新英格兰、8篇柳叶刀，都是高分杂志！

第二批国家高级专家组抵达武汉调研后，1月20日组长钟南山宣告中外：武汉发生新型病毒性肺炎 “可以人传人”。

但是，之前的通报口径呢？ 

1/10：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1/14：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一边认定有限传播，一边又发表高传染性的论文。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猜想，为了避免更大的猜疑和无端的愤慨，疾控中心领军的高主任最好做一份交待！

 

附文：

今天，科技部发了《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技攻关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里强调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

为什么科技部会突然发这样的通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已于1月22日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专项项目指南，直接科研费用资助约150万元/项，不少专家学者摩拳擦掌准备申请之，而抢先发表论文，不仅可以增加新闻曝光度，未来文章的原始引用率也会非常高，有利于下一步进行科研项目经费的申请，是名利双收的好事。但是，当务之急，需要大家放下名利，大局当先，共克时艰！

再看科技部今日发文，“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说的又是什么意思？

不得不留意到1月25日发表在外文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2019年中国肺炎患者的新型冠状病毒》，该文章披露了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全过程。文章的三位通讯作者为谭文杰，高福与吴桂珍，据报道，三位专家均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文章的资料来源于12月31日组织的第一批防疫专家的流行病学与病因学调查资料。

对此，有网友提出了质疑“疫情还没控制，高分SCI文章已经发表”？更有网友比较了两次国家级专家到武汉结论：

有些非常重要的数据，仅仅是在英文杂志上发表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到，有很多信息在国内并没有及时向公众公开，也没有及时地应用在扑灭暴发流行的整个过程中。感觉到这次的主导方向是科研和抢着发表高水平论文，而不是公共卫生的实践，以保护人民健康为首要。

想想那些一线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因为没时间，不得不剪去长发以方便工作，口罩在脸上勒出了血印子，连脱下来休息片刻的时间都没有，累了就直接躺地上休息，他们有空去写关乎自己职称升迁的论文吗？

借用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主任的一句话“人不能欺负老实人”。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愿天佑中华！

于1月24日发表在国际专业医学期刊的研究论文显示，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

此外，论文显示1月1日至11日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这与武汉市卫健委当初的通告不符。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曾在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5日和1月11日三次称“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该份论文的作者来自北京、湖北省、武汉等多地的疾控中心，十分明确地指向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早期已经出现“人传人”的迹象。

如此关键的疫情信息为何直到现在才公之于众？

撰文 | 机器之能

近日，最新一项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动力学研究显示，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此外，1月1日至11日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

这与武汉市卫健委当初的通告不符。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曾在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5日和1月11日三次称“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该份研究报告于北京时间1月30日发表于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该份报告披露了近期最为详细的新冠病毒早期流行病学数据，涉及到武汉市首批确诊的425例新冠病例。

作者来自中国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疾控中心等机构。

研究的通讯作者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共同作者包括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

一般而言，通讯作者往往指课题的总负责人，承担课题的经费、设计、文章的书写和把关。负责与编辑部的一切通信联系和接受读者的咨询等。

第一作者是论文的主要责任者，共同第一作者，国内期刊署名方式，如果一篇论文有多个作者，按照贡献大小排名的，就按照第一作者第二作者…这样依次排名，评职称时，第一作者也只认可 1 个人，不能同时有。

据该份报告显示，武汉市首批确诊的425例新冠病例分布图显示，2019年12月8日出现首例确诊患者，此后单日新冠病例人数逐日攀升，一个月后的2020年1月8日达到单日人数顶峰，随后逐日下降至1月21日。

研究者认为，疫情的发展呈现出病例数的指数增长，最后几天出现的下降很可能是由于对最近发作的病例的不确定性以及鉴定和报告的延迟，而不是发病率的真正拐点。

该项研究获得了国家重点研究开发项目（2016YFD0500101）和国家传染病防治重大项目（2018ZX1001002）的资助。

截至1月30日下午 21:00，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累计7830例，疑似 12167 例，死亡 170 例，治愈 135 例。

与此同时，科技部日前发布通知，要求科研单位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疫情防疫中，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

1

人际传播去年12月中旬已经发生

报告收集了截至2020年1月22日已报告并经实验室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暴露史和疾病时间线信息。

研究显示，在武汉最早的425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中，中位年龄为59岁，56%为男性。在2020年1月1日前发病的病例中，大部分（55%）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相关，而在此后发病的病例中，仅8.6%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相关。平均潜伏期为5.2天。

报告结论显示，在初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倍增时间为7.4天。密切接触者之间的人际传播从去年12月中旬开始已经发生，并在此后一个月内逐渐扩散。

2

1月1日-11日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

 

报告中的图表显示，1月1日至11日期间，武汉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1月12日至22日期间，有8名医务人员感染。

然而，武汉市卫健委1月11日7时发布的官方通报显示，目前，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1月12日官方通报中提到，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未通报医务人员感染情况。

直至1月20日，国家级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接受媒体采访时，首次证实有医务人员感染。

随后，武汉市卫健委1月21日凌晨通过“健康武汉”官微通报，武汉市共有15名医务人员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另有1名为疑似病例。

3

疫情早期每1名患者传染2.2人

研究还发现，病毒由一人传至另一人的平均间隔时间为7.5天，R0（基本再生系数）约为2.2，即每例患者平均将感染传给了另外2.2人。

流行病学中，基本传染数（R0），是指在没有外力介入，同时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个感染到某种传染病的人，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个人的平均数。基本传染数通常简写为R0。

一般而言，只要R0大于1，疫情就会不断加剧，而疾病控制措施的目标是将R0降低至1以下。1918年的流感暴发（史上最严重的记录）时的情形是：感染患者的死亡率为2%左右，再生系数在1.8~2.0之间。SARS的R0估计为3。

研究者提醒，本研究对R0的估计仅限于1月4日之前，因为近几周以来人们对疫情认识的增加及检测试剂盒供应和使用的增多，将增加得到确认的感染比例。

武汉随后采取的控制措施，以及近期中国其他地区和国外采取的控制措施有可能已经降低了传播率，但中国其他地区和全球检出病例数量的增多提示疫情规模继续扩大。

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主要内容

该份报告内容可见：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001316?query=featured_home

报告于2020年1月24日发表，并于2020年1月29日在NEJM.org上更新。

【第一作者单位】

来自中国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QL，XW，LZ，RR，NX，CL，DL，JZ，WT，LJ，QW，RW，YZ，G.Shi，GFG，ZF）；

湖北省湖北省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XG，YT，XX，YW，QC，ML，CC，RY，SZ，LuoY，BY）；

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流行病学与控制合作中心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PW，KSML，EHYL，JYW，TTYL，JTW，BJC，GML）;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野外流行病学培训计划，北京（TL，RY， （SZ，H. Liu，Y. Liu，Shao，H.Li，ZT））;

荆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荆州（TL）;

四川省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H.Liu）;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长沙（Y. Liu）;

安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安阳（G. Shao）;

盘锦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盘锦，辽宁（H. Li）;

贵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贵州贵阳（ZT）;

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YY）;

南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西南昌（ZD）;

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内蒙古疾病预防控制综合中心（BL）;

上海的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ZM）.

【方法】

报告收集了截至2020年1月22日已报告的实验室确诊感染肺炎（NCIP）病例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接触史和疾病时间表的信息。

报告描述了病例的特征并估计了主要的流行病学时延分布。在指数增长的早期，报告估计了疫情的倍增时间和基本生殖数。

【结果】

在前425名确诊NCIP的患者中，中位年龄为59岁，男性为56％。

到2020年1月1日之前发病的大多数病例（55％）与华南海产品批发市场有关，而随后的病例为8.6％。

平均潜伏期为5.2天（95％置信区间为4.1至7.0），分布的第95个百分位数为12.5天。在早期阶段，该流行病每7.4天增加一倍。平均连续间隔为7.5天（95％CI，5.3至19），基本生殖数估计为2.2（95％CI，1.4至3.9）。

【结论】

根据这些信息，有证据表明自2019年12月中以来在亲密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如果在其他地方也采用类似的动态，则将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来减少传播，以控制暴发。应在有危险的人群中采取预防或减少传播的措施。（由中国科学技术部等资助）

自2019年12月以来，在中国中部一个拥有1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性肺炎（NCIP）病例。

在2019年12月29日，报告的前4例病例均与当地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关，由当地医院使用随后建立的“病因未知肺炎”监测机制进行鉴定。目的是及时发现新的病原体，例如2019-nCoV。最近几天，在中国其他城市和世界上十几个国家中也发现了感染。

在此，报告对武汉市首批425例实验室确诊病例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以描述NCIP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传播动态。 

【结果】

流行病的发生跟着病例的呈指数增长，最近几天的下降很可能是由于对近期发病和未及时确定和报告的病例的确定不足，而不是发病率的真正拐点（图1）。

图1 注：中国武汉首批确诊的425例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NCIP）病例分布

具体而言，曲线的后半部分并不表示事件案例数量的减少，而是由于截止日期之前确定案例的时间延迟。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检测试剂盒的可用性和使用量会增加，因此在解释一月份病例增长速度时应格外小心。

大多数最早的病例包括据报道曾接触过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但从12月下旬开始，非关联病例的数量呈指数增长。

患者的中位年龄为59岁（范围为15至89），在425位患者中，有240位（56％）是男性。15岁以下的儿童没有病例。

报告研究了三个时期的病例特征：

• 第一个时期是针对1月1日之前（即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关闭之日）发病的患者；

• 第二阶段是发病时间为1月1日至1月11日的患者，这是向武汉提供RT-PCR试剂的日期。

• 第三个时期是那些在1月12日或之后发病的人。

表1 注：截至2020年1月22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的特征

发病较早的患者年龄稍大一些，男性较多，而且更有可能报告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在这三个时期中，医护人员中的病例比例逐渐增加（表1）。

报告检查了10例确诊病例中的暴露数据，估计平均潜伏期为5.2天（95％置信区间[CI]为4.1至7.0）。分布的第95个百分位数为12.5天（95％CI，9.2至18）（图2A）。

图2 注：关键的事件时间

报告获得了有关5个案例集群的信息，如图3所示。根据这些集群中6对病例的发病日期，我们估计连续时间间隔分布的平均（±SD）为7.5±3.4天（95％CI，5.3至19）（图2B） 。

图3注：关于五个类别（包括16个病例）的暴露和疾病发作日期的详细信息

在截至2020年1月4日的流行曲线中，流行增长率为每天0.10（95％CI，0.050至0.16），而倍增时间为7.4天（95％CI，4.2-14）。使用上面的序列间隔分布，我们估计R 0为2.2（95％CI，1.4至3.9）。

1月1日之前发病的45名患者从发病到首次就诊的持续时间估计平均为5.8天（95％CI，4.3至7.5），与1月1日之间的207名发病的患者相似。1月1日和1月11日，平均为4.6天（95％CI，4.1至5.1）（图2C）。

在1月1日之前发病的44例患者中，从发病到入院的平均持续时间估计为12.5天（95％CI，10.3至14.8），比1月1日至11日之间的189例发病的平均时间更长（平均9.1天；95％CI：8.6到9.7）（图2D）。

报告没有为1月12日或之后发病的患者绘制这些分布图，因为尚未发现那些近期发病且病程较长的患者。

【讨论】

尽管大多数最早的病例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关，并且这些患者可能是通过人畜共患病或环境暴露而感染的，但现在很明显，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已经在发生，而且这种流行病正在逐步蔓延。

最近几周，我们的发现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数，包括评估控制措施的影响以及对未来感染传播的预测。

我们估计R0约为2.2，这意味着平均每个患者将感染传播给2.2个其他人。一般而言，只要R0大于1，疫情就会不断加剧，而疾病控制措施的目标是将R0降低至1以下，SARS的R0估计为3，应通过隔离患者并仔细控制感染。

就NCIP而言，控制方面的挑战包括许多轻度感染的明显存在以及隔离病例和隔离其亲密接触者的资源有限。我们对R0的估计仅限于1月4日之前的这段时间，因为对疫情的意识增强以及最近几周来检查的可用性和使用情况的增加将增加所确定感染的比例。

武汉市以及后来该国其他地区以及海外的后续控制措施可能降低了传播能力，但是在国内其他地方和世界范围内发现的病例数量不断增加，表明该流行病仍在继续蔓延，范围增加。

尽管自1月23日以来武汉及周边城市的人口检疫将减少向全国其他地方和海外的病例出口，但现在优先确定在其他地方是否正在发生类似强度的本地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病例很少发生于儿童中，而425例病例中几乎有一半发生在60岁或以上的成年人中，尽管我们的病例定义指定了足够严重的疾病需要医疗救治，具体情况可能根据患儿的情况而有所不同。

此外，儿童可能不太可能被感染，或者如果被感染，则可能表现出较轻的症状，并且在确定的病例数中，这两种情况均会导致代表性不足。在第一波流行病之后的血清学调查将澄清这个问题。

尽管已检测到卫生保健工作者中的感染，但这一比例没有SARS和MERS爆发时高。SARS和MERS爆发的特征之一是传播的异质性，尤其是超级传播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在医院。尚未为NCIP确定种超级传播事件，但随着流行病的发展，它们可能成为一个特征。

尽管发病和寻求医疗救助之间的延迟通常很短，在发病后2天内有27％的患者就诊，但住院时间要长得多，有89％的患者至少要等到疾病第5天才住院（图2）。这表明在疾病的早期阶段难以识别和隔离病例。可能有必要投入大量资源在门诊诊所和急诊科进行检测，以主动发现病例，这是在没有局部扩散的地区进行遏制策略的一部分，并且可以早期进行病例管理。这种方法还将提供有关亚临床感染的重要信息，以更好地评估严重程度。

报告对潜伏期分布的初步估计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可以为暴露者提供14天的医学观察期或隔离。我们的估算是基于10个案例的信息，因此有些不准确；重要的是，进一步研究以提供有关此分布的更多信息。当可以获得更多有关NCIP流行病学特征的数据时，将其与SARS和MERS的相应特征以及人类中四种流行的冠状病毒进行详细的比较将是有益的。

报告的研究遭受了对新出现的新型病原体感染的初步调查通常存在的局限性，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当时对疫情的任何方面都知之甚少，并且缺乏诊断试剂。为了提高早期发现和诊断的敏感性，在病例识别中考虑了流行病学历史，一旦获得更多信息，就不断对其进行修改。在1月11日向武汉提供PCR诊断试剂后，可以更轻松地确定已确诊的病例，这有助于我们缩短病例确认的时间。

此外，病例检测的最初重点是肺炎患者，但报告现在了解到有些患者可能会出现胃肠道症状，早期的非典型症状感染可能已被漏诊，在确诊病例中可能未确定轻度的临床严重感染。报告没有关于疾病严重程度的详细信息，无法纳入此分析。

报告发现在此阶段，武汉市大约每7.4天NCIP病例的数量就增加一倍。

自12月中旬以来，人与人之间的人与人之间就已经发生传播，并在随后的一个月内逐渐传播开来。

紧迫的下一步措施包括确定最有效的控制措施，以减少社区内的传播。随着更多地了解流行病学特征和暴发动态，可能需要完善工作案例的定义。应当继续监测病例的特征，以发现流行病学的任何变化，例如，年龄较小的人群或医护人员中感染的增加。这些最初的推论是在“清单”上做出的，其中包括有关每个确诊病例的详细个人信息，但是可能很快就会有太多病例无法维持这种监测方法，因此可能需要其他方法。

刚从中国离开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病毒在中国以外的地区传播，有必要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

1月30日消息，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再次讨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否构成国际突发公卫事件，引发再次讨论的依据是“在中国以外的3个国家已出现人传人现象”。

刚从中国离开的世卫组织总干事WHO总干事谭德赛博士（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推特表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病毒在中国以外的地区传播，有必要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

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于欧洲中部时间1月30日（周四）下午召集第二次专家委员会紧急会议，以评估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是否构成国际卫生紧急情况。经讨论后，WHO预计在当地时间1月30日19时30分（北京时间1月31日凌晨2时30分）宣布决定。

一周前，1月22日—23日，世界卫生组织曾就新冠病毒疫情召开两天的突发事件委员会。最终于当地时间1月23日晚间得出结论，宣布国际卫生紧急情况为时尚早，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当时，只有在中国才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但一周后，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事情发生了转折。

谭德赛决定重新召集《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谭德赛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令人担忧的是，不断增加的病例和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证据在中国境外。尽管在中国境外的人数仍然相对较少，但仍有潜力更大的爆发。”

他特别提到了，在德国，越南和日本发现了人与人传播的证据，称这是令人担忧的态势。

谭德赛博士还表示，世卫组织上周在其三份报告中“深感遗憾”一个错误，该报告称全球疫情爆发的风险是“中等”而不是“高”。

WHO的突发卫生项目主任瑞恩（Michael Ryan）也重申，再次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主要是基于“在中国境外发生的人传人证据案例数量的增加”。他说，“疫情演变和传播的进一步发展事态令人极为关切，并促使各国采取行动”。

谭德塞博士说：“中国需要世界的团结和支持。” “从过去的疫情中汲取的教训，世界正在团结一致，结束疫情。”他把虚假陈述归结为“人为错误”。

此前，谭德塞来到中国，双方达成共识同意世卫组织尽快派遣国际专家团队访华，与中国同行共同努力增进对疫情的了解，并指导全球疫情应对工作。

谭德塞在推特上表示，自己对中国邀请WHO召集并领导一个国际专家小组评估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并向中国同行提供支持之举表示欢迎。

尽管疫情仍以武汉为中心，但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国家报告了病例。

谭德塞博士说，大多数感染冠状病毒的人表现出“轻微症状”，但大约五分之一的人患有严重的疾病症状，包括肺炎和呼吸衰竭。

冠状病毒被认为起源于武汉的海鲜市场，它在人类传播之前在中国传播。中国大陆的感染总数现已超过2002-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爆发，造成近800人死亡。

瑞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冠状病毒感染者的估计死亡率约为2％，低于SARS死亡率的10％。与大多数疾病一样，老年人，很小的孩子以及其他健康状况较高的人往往处于较高的风险中。

瑞恩表示：“我们正处于这一事件的重要关头。我们相信这些传播链仍然可以被打断。” 他说：“面对严峻的挑战，他们正在采取非凡的措施。”

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说，大多数被感染的患者症状较轻，但是大约五分之一的人患有严重的疾病，包括肺炎和呼吸衰竭。

截至欧洲时间1月29日晚间，在欧洲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上升至9例，包括德国4例、法国4例及芬兰1例。

1月29日晚间，日本又确诊另一名日本籍人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加上1月30日上午确诊的3名自武汉返回日本的日籍人士病例，日本国内确认的感染者增至11名。日方担忧新冠病毒恐在日本国内发生进一步“人传人”扩散。

据央视新闻援引阿联酋官方通讯社29日报道，阿联酋卫生和预防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Prevention）当天发表声明称，确诊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人来自中国武汉的同一个家庭。阿联酋政府已经对其采取了国际通行的医疗应对举措。目前4名确诊患者情况稳定，症状得到了缓解。

 

何为「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所谓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它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并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的事件。”

在上述定义下，意味着“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出现了严重、突然、不寻常、意外;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很可能超出受影响国国界;并且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等特点。宣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WHO对流行病较高级别预警。

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 一、此类事件应是严重、突然、不寻常、意外的;
• 二、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很可能超出受影响国国界;
• 三、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

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征求由国际专家组成的“紧急情况委员会”的意见，最终确定本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某种疫情被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WHO总干事和各成员国需要根据委员会的建议，采取行动应对危机。根据2005年的《国际卫生条例》，各成员国均负有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出迅速反应的法律责任。

在这之后，WHO总干事有权力向其他国家发布建议，例如敦促它们不要在疫情爆发时关闭边界，不要对疫情爆发国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旦其他国家实施这些限制，就形同实际意义上的经济制裁，这可能会使疫情爆发国隐瞒疫情的真实情况，对于疫情的全球应对非常不利。

另外，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有利于出现疫情的国家获得外部帮助，例如筹集外界援助资金等。

《华盛顿邮报》分析认为，经验表明，“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是一把双刃剑，世界卫生组织不会轻易宣布，因为这一“标签”可能会引起邻国恐慌，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关闭与处于疫情中心的国家的旅游或贸易，对疫情波及地区民众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自《国际卫生条例(2005)》生效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共确认过五次“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事件”。分别是：

• 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

• 2014年南亚和非洲的脊髓灰质炎疫情、

• 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

• 2016年巴西等国的寨卡疫情、

• 2018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于2019年7月宣布）。

中国以往并没有出现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疫情。上一次引起国际关注的SARS疫情爆发于2002年11月，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

2009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墨西哥和美国报告的H1N1流感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事件”。这种新病毒此前从未在人类中传播，是一种由猪流感、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基因独特组合形成的动物源病毒。截至当年5月7日，23个国家报告了2099例甲型H1N1流感感染病例。墨西哥报告1112例实验室确认人类感染病例，包括42例死亡。

2014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宣布西非暴发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事件”。这场疫情于2013年12月从几内亚开始，后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等国传播。

最近一次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事件”的，是2018年8月暴发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埃博拉病毒病平均病死率约为50%。在以往疫情中出现的病死率从25%到90%不等。

今天，

新京报披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早在去年12月中，

有关方面就已经知道新冠病毒，

并获悉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据新京报刊发的文章说：新一项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动力学研究显示，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

 

此外，1月1日至11日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

报道说：上述研究报告于北京时间1月30日发表于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作者来自中国疾控中心、武汉疾控中心等机构。

报道显示，报告收集了截至2020年1月22日已报告并经实验室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暴露史和疾病时间线信息。

也即是说，被抓8人，至少某些地方高层，乃至更高级别的卫生防疫系统官员，很清楚他们是被冤枉的。

这些目前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下边：

报告中的图表显示，1月1日至11日期间，武汉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1月12日至22日期间，有8名医务人员感染。图/新英格兰杂志

新京报记者查阅发现：武汉市卫健委1月11日7时发布的官方通报显示，目前，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月12日官方通报中提到，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未通报医务人员感染情况。

直至1月20日，国家级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接受媒体采访时，首次证实有医务人员感染。

也就是说，在这期间，省市一级已经很清楚，但并未向社会公布。

新京报报道截图

也是在今天下午，认证为浙江大学教授，《上帝的手术刀》《生命是什么》的作者@王王王立铭，在其微博中发表了一篇《我已经出离愤怒》的文章。

文章开头他就说：是我第一次实锤看到明白无误的证据，新冠病毒人传人的证据被有意的隐瞒了！！！！

文章说，美国时间昨天，2020/1/29，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又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的论文，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流行病学数据（425名患者的数据）。

 

这项工作的作者是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各地疾控中心以及其他很多研究机构的研究者。

他表示：在1月初的头几天，和华南海鲜市场无关的患者数量就开始占据绝对多数。病毒人际传播的迹象已经非常非常明确了！

其说：我的问题很简单：从这篇论文的数据来看，国家疾控中心早在一月的头几天就已经掌握了明确的病毒人传人的证据，那么从那个时候一直到1/20日这三个星期里，这个消息是在哪个步骤被掩盖了？

是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为了发表论文，对数据密不外宣？是武汉市政府为了某些需要压制数据的公开？还是什么别的情况？

@王王王立铭说：我已经快爆炸了，我需要论文的作者们给我一个解释！！！！作为掌握第一手信息的研究者，你们比公众早三个星期知道了病毒人传人的确凿信息，你们有没有做到你们该做的事情？

文章来源直面传媒，综合自新京报与@王王王立铭个人微博！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dHNe6xXngYVK3Bo74h0W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