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融引战秘事

华融引战秘事

一年预亏1029亿——在给财务洗了个大澡之后,华融开始了新一轮引战重组,以期彻底摆脱赖小民时代的枷锁,重新焕发出生机。

 

华融披露,由中信领衔,中保、国寿、信达、远洋等机构,将认购华融新发行的股份,成为这家困顿中的资管公司最新的战略投资者。

 

这些新鲜注入的血液,来历俱不凡:中保投资,是受银保监会直接领导的中长期战略性保险投资基金。信达则是与华融齐名的四大AMC之一,而且比华融更早在香港上市。此外,中信、国寿、远洋,与华融也早有交集。中信与国寿是华融2015年赴港上市之前就进入的战略投资者。而远洋是华融当年IPO时最大的一个基石投资者。

 

时光轮转,旧貌新颜。看着重新登上资本舞台的华融,我想起了此前一些被人忽略的往事。

 

六年前,华融积极筹备赴港上市。在赖小民的主持下,华融出让了近21%的股份,融资24亿美元,引入Pre-IPO投资者包括华平、高盛、国寿、中信、中金、复星、中粮。

 

其中,美国私募巨头华平,是那一轮引战的领投者。华平用7亿美元换得华融20.6亿股的股份。这也是当时海外资本对中国金融业最大的一笔投资。

 

曾经与保尔森、伯南克一起迎战金融海啸的盖特纳,如今是华平的董事总经理。他深知像华融这样的政策性坏账银行,在这个时代的意义与潜力。时至今日,华平依然是华融背后一个重要的外资股东。

 

但华平代表的,却不仅仅是它自己。在华平搭建于开曼群岛的基金架构中,有一批中国背景的资金,是华平最主要的LP。他们隐于幕后,不为人知,却是当年华融上市的实际得利者。

 

其中,就包括一个叫尉立东的人。

 

如果你想参与华融的上市盛宴,却又苦无门路,你会怎么做?

 

尉立东,尚融资本的创始人,管理着一支叫作北京惠农基金的私募。在自主创业之前,他还曾担任过新天域资本的副总裁。而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尉立东也曾任职于华融,在运营部担任一个高级经理,但那是在2007年之前,彼时,赖小民还没有空降到华融担当主事者。

 

看起来,尉立东跟赖小民之间,并无交集,似乎也不熟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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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尉立东有一个叫马永刚的合作伙伴,找到了接近赖小民的密码——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王保安。

 

和信达、长城、东方等AMC巨头一样,华融受财政部直接领导。虽然赖小民财大气粗、风头无两,但多少也会给王保安一点面子。

 

在王保安的引荐下,尉立东、马永刚单独见到了赖小民。但赖小民婉拒了让北京惠农基金参与华融Pre-IPO战略入股的请求。至于原因嘛,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私募基金,无论品牌还是资质,都严重不足。如果硬要跟中信、国寿等金融巨头并排在一起,确实显得突兀而尴尬。

 

当然,事情并非没有回转的余地。尉立东退而求其次,在得到赖小民的默许后,他选择借道私募巨头:华平。

 

2014年,通过认购华平的LP份额,惠农基金最终成为华融的间接股东,大概用两亿美金分得华融H股五亿股份,次年中国华融(02799)成功在香港上市。

 

当然,这些人情并不是免费的——王保安到五台山拜庙烧香,这个马永刚一路陪同,并随身准备着“香火钱”。

 

赖小民已经成为历史,王保安也已经落马,那个马永刚也获刑,他是王保安身后众多行贿者的一个。但惠农基金真正的操盘者尉立东,似乎免于了处罚。对其他涉案人的处罚,也并没有影响尉立东成为华融影子股东的既成事实。

 

尉立东至今仍活跃在资本市场,凭借深厚的人脉,成为一个并购狂人。他还是全联并购公会的轮值主席。当然,这个并购公会的上一任主席,更加有名:龙柏宏易的王平。

 

这是一帮最懂中国的资本玩家。

 

我本来想说,尉立东通过投资华融赚得盆满钵满。但查了查华融近些年的股价走势,发现似乎并不乐观。如果退出时机得当,小赚一笔是可能的,但离盆满钵满还差很远。

 

在2018年4月之后,随着赖小民的落马,华融遭遇最大的黑天鹅,其股票更是一泻千里,迟迟见不着反弹。早期的战略投资者,应该被套了不少。看来,只有等中信等新一轮的战略投资者来拯救了。

 

这当然并非事实的全部真相。

 

尉立东投资华融的钱,也不全是自有资金。很少有人知道,华平LP里,那笔由尉立东管理的私募中有很大一笔钱(1.8亿美元),其实来自一个叫“中城建”的公司。

 

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CCCC,由曾属于二炮后勤部的中国天龙实业总公司脱钩改制而来,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业务。早期,中城建挂靠在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这是由住建部管理的一个社团组织。

 

后来中央对于行政机关、社团组织挂靠的企业进行清理整顿。中城建不得不与中城院脱钩。这一脱不要紧,最后连底裤都不剩:一场“央企”秒变“民企”的闹剧,在债券市场刮起一场风暴。

 

2016年,中城建突然公告了它的新股东,99%的股份由尉立东管理的惠农基金所持有。债券投资者慌了,此前中城建发债的资料,无一不彰显它不俗的背景,即便不是“中字头”的央级企业,也是部属的国资企业,结果,它什么都不是。

 

信用体系瞬间崩溃。

 

自觉搞砸了的中城建,赶忙进行补救,又把主要股东从惠农基金,变更为具有国资背景的北京中冶投资,似乎重新要回了“国企”身份。

 

但就是这一变更,让中城建彻底滑向深渊。从2016年开始,中城建开始出现信用债违约。时至今日,违约债务总额已在百亿元以上。此后,经历诉讼,北京中冶也被踢出了局。中城建目前由谁做主,仍然迷雾重重。

 

那极具争议的国资身份,让中城建成为债市中一个尴尬的负面典型。很多人说,这一轮国企违约潮,以及国企信仰的崩塌,其实是从“中城建”开始的。

 

但中城建的背后,资本玩家尉立东的影子,始终若隐若现。那笔在华融的隐秘投资,也成为压垮这家企业最大的一根稻草。

 

这本来应该是一根救命稻草。

 

债务违约发生之后,中城建就想出售其间接持有的华融股票,希望以此纾困。在股价的最高点,中城建的持股价值一度达到20.5亿港元。

 

但中城建是通过惠农基金的私募参与投资,而惠农基金又是通过华平的私募进行投资,这两层嵌套的有限合伙结构,让中城建并不掌握套现华融股票的主动权。

 

据中城建官网披露,它曾多次向华平以及惠农基金的管理者提出套现,但没能实现,理由是惠农基金管理人“不作为、不配合、不办理”。矛头直指尉立东。

 

错过套现时机,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中城建因部分资产质押无法及时补仓,致使这部分基金份额被尉立东以0美元价格转给了其他补仓的投资人。

 

十多亿资产瞬间归零。中城建在官网上直指这笔损失给其造成“致命伤害”,甚至导致其海外平台公司的清盘。还说要依据事实和法律,向相关责任人追诉损失。

 

尉立东并没有公开回应中城建的指责。我也并没有查询到相关联的诉讼案例。

 

事实上,尉立东与中城建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城建是惠农基金早期的合伙人之一。从2014年开始,中城建大举进军资本市场,并且漂洋出海,尉立东是背后一系列资本运作的实际操盘者。包括在香港拿地,战略控股上市公司俊和集团(0711.HK,现称亚洲联合基建),投资郑州银行,战略入股华融,等等。

 

即便是现在,与尉立东关联的惠农财富,依然是中城建一个分量很重的股东。

 

但,百亿违约债务的压顶,近40家金融机构在此踩雷,连环的违约和接连不断的诉讼,依然让中城建找不到任何解局的思路。它的大股东变了又变,没有谁敢说对此负责。

 

这场风暴甚至还波及了一家杭州的老牌地产企业:郡原。

 

2014年,郡原在股东层面发生变更,中城建进入并控股。郡原成为这家基建类企业的地产业务开发平台。郡原许广跃,是宋卫平在杭州大学1982届的同班同学。两人志趣相投,在江浙一带的产品界收获了广泛的声誉,又几乎同时从自己一手创建的企业隐退,令人唏嘘不已。

 

如今,受大股东的拖累,郡原也正遭遇不断的债务纠纷。它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吗?

 

与中城建一样,近些年,还有不少的“国企”、“伪国企”,在债市中翻云覆雨,爆雷之后又缺乏市场化出清的手段,为金融系统积累了庞大风险。

 

去年底,曾任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忍不住开炮,坦言应把非金融企业的信用债赶出银行间市场。当然,这个言论很快受到了来自监管层的批驳。

 

但随着债市中的雷声滚滚,我的耳边却总是回想起他那句振聋发聩的警语:

 

“滑天下之大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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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VsXZF9ZH9fs7nCL0IqvN7w

左手剥离,右手聚焦!中国华融要回归“最擅长的赛道”

华融转型正在路上。

作者 | 李白玉

来源 | 野马财经

左手剥离,右手聚焦!中国华融要回归“最擅长的赛道”

 

 

国内四大AMC之一的中国华融,最近有点忙。

8月2日,中国华融发布消息,拟实施华融消费金融股权转让和华融信托股权重组项目。

具体来看,根据监管机构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逐步退出非主业的要求,中国华融拟将持有的华融消费金融70%股权对外公开转让。同时,针对华融信托的存量债务情况,中国华融拟与主要机构债权人协商以“债转股+股权转让”方式对前者实施股权重组。“中国华融坚持回归本源、回归主业,确保可持续经营发展”,中国华融在公告中表示。

事实上,中国华融的股权转让在此前已经展开。早在6月29日,中国华融就曾公告,拟转让所持有的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79.6%的股权。如果转让完成,华融交易中心将不再是中国华融的附属公司,并且不再于集团的综合财务报表综合入账。

自4月初延迟发布年报以来,华融陆续转让旗下子公司股权的举动,也引起市场极大关注。动作频频,华融意欲何为?处置子公司,于华融而言是利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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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利弊之思 
 

自2009年起,华融迅速扩张,一步步从政策性金融机构转变为市场化全牌照大型金控集团。金融控股、综合经营是全球也是中国金融业的大势所趋,在当时,多元化经营被认为可以提升华融抗风险的能力。

直到2017年末,中国华融旗下拥有华融证券、华融金融租赁、华融湘江银行、华融信托、华融期货、华融消费金融等多家营运子公司,对外提供不良资产经营、资产经营管理、银行、证券、信托、金融租赁等多牌照、多功能、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华融成立的背景是为了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在完成历史使命后,发展了多种业务模式,形成了全牌照的金控公司。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各个公司之间可能会出现监管套利、空转套利的情况,这是不符合防范金融风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精神的。”社科院金融所副教授李虹含如此评价。

事实也证明,这样狂飙突进不仅没有减少华融自身风险,反倒使其自身置于治理真空中。

 

修剪枝蔓,将养分集中于主干,是华融目前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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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报信息显示,刚刚剥离的华融消金在业内处于垫底水平。2016年-2019年,华融消金的收入总额分别为9010万元、7.66亿元、12.01亿元、10.29亿元,对应税前利润分别为-0.37亿元、1.28亿元、0.168亿元、-2.63亿元。

作为对比,截至2020上半年,集团核心业务、不良资产主业保持平稳,不良债权资产收入为人民币167.74亿元,同比增长7.4%。

中金分析称,“华融集团内的风险积累主要集中在华融汇通、华融实业和华融国际几家非金融子公司、以及持有金融牌照的华融证券、华融信托、华融金融租赁等,这些公司账面仍有大额信用风险敞口且杠杆高企,债务的偿还依赖金融资产的变现回收,资产质量问题值得关注。”

多元化未能增强综合实力反成业绩拖累,而主业稳定且突出,华融转让子公司全面回归主业,既是落实监管要求,也是为公司自身更好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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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下的稳定器

2012年10月12日,财政部、中国人寿共同发起设立的国有大型非银行金融企业中国华融,其前身为成立于1999年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应接收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

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华融,于2014年8月引入战略投资,中国人寿、美国华平集团、中信证券国际等八方共计投资145.43亿元。次年中国华融登陆香港联交所,代码2799。

这段时间,中国不良资产管理行业也大致经历了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转型和全面商业化三个阶段发展;参与主体也日渐丰富,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逐渐扩展到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民营资产管理公司和外国投资机构等。

这些机构在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盘活存量资金、推动银行和国企改革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效不可磨灭。

90年代末银行系统坏账形势十分严峻。1999年国务院相继批准成立了信达、华融、东方和长城四家全国性AMC,各由财政部出资100亿元全资控股,负责剥离处置四大行的不良资产。

据美林公司估计,1998年中国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坏账比率为29%,J.P摩根银行的估计数为36%,当时国内保守观点估计的坏账率也在30%左右。作为对比,2020年底全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84%。

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分别对口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承接下总计1.4万亿元的巨额坏账。其中,华融化解工商银行4077亿元不良贷款。6年后,工商银行完成股改并上市,2020年12月工商银行总资产33万亿元,是1999年的10倍。成为如今“宇宙第一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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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商业化后,资产管理公司主要通过市场化手段批量收购银行不良贷款,加快金融体系风险出清。据银保监会公布数据,2020年银行业处置不良资产3.02万亿元。而据华融公布,其全年收购资产包规模超1800亿元,市场占比40%,可大致估算2020年资产管理公司共收购处置银行业不良资产4500亿元,约占银行业处置总额的15%,其中还不包括重组等手段处置的不良。

除了批量收购处置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以外,资管公司也通过重组方式进一步参与化解中小银行风险,对人员、业务和资源进行整合,并增加品牌背书。如华融湘江银行,就是2010年初,华融在重组原株洲市商业银行、湘潭市商业银行、岳阳市商业银行、衡阳市商业银行和邵阳市城市信用社(一般简称“四行一社”)的基础上,以新设合并的方式设立。

不论是成立之初的政策性收购不良资产包,还是后期多元化多手段处理金融风险,华融的职能随着时代变迁时刻紧跟监管要求,对于支持国有银行改革发展、国有企业减债脱困、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运行都发挥了重要的“安全网”和“稳定器”作用。可以说,华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企业基因,决定了其在不同时代下必然要担当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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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按下加速键  

 

今年4月初,华融董秘、副总裁徐勇力就年报事件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华融近年来坚持聚焦主业、回归本源……加快不良资产收购处置力度。

最近动作频频,加速剥离非核心资产,化解自身风险,是华融对外释放的信号,进一步体现了回归主业的决心。

2020年疫情袭来,金融对实体企业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中国华融的问题企业重组业务新增投放保持增长,落地实施中国重汽、云南城投、“15华联债”收购重组等一批国企主辅业剥离、大型实体企业纾困、违约债券收购等创新业务;同时,中国华融对股权业务结构进行了优化, 服务国家战略,全年实施市场化债转股项目35个,六成以上投向科技创新、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

中国华融的一系列主动举动,跟整个大环境也有一定关系。《中国地方资产管理行业白皮书(2020)》显示,截至2020年末,不良贷款余额已达3.5万亿元,较年初增加2816亿元。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入局者也在增多。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份,地方AMC名单已达到58家,总注册资本达到2200亿元,总资产超6000亿元。其中,近一半的机构总资产规模超过100亿元。这里面的“竞争者”,已经不限于“国家队”,部分民营机构也开始“掘金”不良资产市场,截至2020年底,已有5家民营背景地方AMC获批开业。

不良资产收购业务在当前环境下迎来春天。当前社会不良资产增多、AMC经营范围扩大、由对公不良贷款拓展至个人不良贷款的背景下,AMC公司作为能够提供长久期资金的实体,重要性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身为国内四大AMC之一,华融自身在整个不良资产处置行业,地位仍然不可小觑。

以不良资产经营为主业的资产管理公司,积极收购银行推出的不良资产包,同时也加快了不良资产处置的速度,正在积极探索运用投行化思维,借助综合手段处置不良资产。

有行业专家认为,选取适当的切入点,打造资本性投行模式,对于盘活资产管理公司存量资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当前,国企主辅业剥离、大中型民企并购重组、上市公司纾困、中小金融机构救助等都是资产管理公司实施投行技术的领域。

 

在此背景下,华融加快剥离一些拖累业绩的子公司甚至金融牌照,聚焦前景广阔的不良资产经营主业,对过于庞大的华融来说,意味着回归擅长的赛道。

 

对于华融控股的金融及非金融子公司来说,在监管鼓励四大AMC回归主业及子公司资产质量对华融集团形成拖累的背景下,不排除有剥离重组的可能性。

 

作为处理不良资产的专家,华融会如何处理自身的资产和债务?让我们拭目以待。

 

左手剥离,右手聚焦!中国华融要回归“最擅长的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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