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必有纷争，
在丘成桐教授最新出版的自传《我的几何人生》中首次自述了在佩雷尔曼证明庞加莱猜想后引发的一系列风波，在2002年11月12日，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他与汉密尔顿等数学家收到了佩雷尔曼的电邮，邮件里附带了论文《里奇流中的熵公式及其几何应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佩雷尔曼在”数学档案”网站中又上传了剩下的二篇论文，在论文中他证明了汉密尔顿最忌惮的奇点不会在里奇流中产生，但是佩雷尔曼并没有在论文中详细地描绘细节，而是用速记似手法来勾勒梗概，
同时他没有把这三篇文章发表于期刊，在那时，丘成桐几次写信给他，邀请他把工作发表在其主编的《微分几何学报》上但并没有收到回复，丘成桐认为只有把这些虚点连起来，然后才能断定证明是完整的，还是存在重要破绽，而后他让曹怀东和朱熹平两位弟子一起把佩雷尔曼的文章再梳理一次，重新把证明写出来，他认为只有把证明通通付诸笔墨，每一步都写出来才能够肯定是对是错，在2005年12月，曹怀东与朱熹平两人把三百多页的论文投到亚洲数学学报上，半年后论文发表，
接着丘成桐受到了猛烈抨击，人们说文章投稿六个月便刊登，时间之短根本来不及审稿，有人认为丘成桐在编辑过程中走了”快捷方式”，再加上在一些公开会议上用词不当：”在佩雷尔曼的文章中，很多关键的想法只有勾画…..最近曹怀东和朱熹平的文章首次给出庞加莱猜想完整详细的证明”，再加上论文中有若干页重复了克莱纳-洛特的论证，这个过失也导致作为学报编辑的丘成桐受到非议，而撰写《美丽心灵》一书作者娜萨在杂志纽约客上刊登《多重的命运》让这场非议达到了顶点，
在文章中，娜萨将佩雷尔曼比喻成英雄，为理想奋斗，视名利如粪土，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卑鄙的坏人，在文章开始有一幅漫画，画中丘成桐尝试去抢佩雷尔曼颈上的菲尔兹奖，在这篇文章中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还宣称陈省身先生想在北京主办国际数学家大会，但在最后关头的时候他却要把它弄到香港去，
在自传中，丘成桐还叙述了与曾经的弟子田刚为何最后走向破裂，在书里他还爆料了一件堪称颠覆所有人印象的事，那就是中国现代数学史上最伟大的两颗巨星，陈省身与华罗庚两人并不像大家认为的友谊长存，而是矛盾重重，丘成桐在书里这样写道：”他们两人之间的交恶对整个中国数学界都有负面影响”！
在张奠宙与王善平所著的《陈省身传》第16章第一节中写道：“陈省身说与他数学生涯关系密切的6个朋友：华罗庚、吴文俊、胡国定、韦伊、格里菲斯和西蒙斯”，陈省身和华罗庚年龄相仿，在年轻时就已经认识，
1930年，陈省身考取孙光远先生的硕士研究生进入清华，第一年因研究生人数太少没有开课，就先做算学系系主任熊庆来的助教，次年，熊庆来因为华罗庚的文章《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而破格让当时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来清华任算学系的助理员，
当时清华算学系的办公室就在工字厅走道的地方，两边各有两个房间，一共是4个房间，熊庆来的房间内原来放有助教陈省身的一张桌子，外间是周鸿经和唐培经两个教员的办公室，走道的对面则是其他教授的办公室，1931年6月，陈省身的助教任务结束，恢复为研究生，于是以学生身份当然不能再呆在教师的办公室，正好华罗庚来了，作为算学系的助理员，就用原来陈省身的那张桌子，陈省身曾说：“虽然名义上是助理员，等于是个研究生，我也是研究生，我们时常来往，上同样的课，那是很愉快的一段学生生活”，
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数学系群星灿烂，但他们两人构成最闪耀的”双子星座”，经过几年的学习，两人先后出国，陈省身到汉堡大学获取了博士学位，后到巴黎跟着嘉当攀登几何学的高峰，而华罗庚则由维纳介绍前往英国剑桥，在哈代的指导下走到解析数论研究的世界前沿，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们两人先后回到祖国，在西南联大度过了生活最困难但是在学术上丰收的年代，开始时，陈省身和华罗庚，王信忠三人合住一房间，1937年两人都被越级提升为教授，时年不过二十六七岁，他们意气风发，成果累累，早晨醒来，大家开开玩笑然后一直工作到深夜，
就这样共事了整整5年，在书中这样记录他们的关系：”他们是竞争中的朋友，彼此尊重，礼尚往来，终生不渝”，但是在丘成桐的自传里，自述了这样一件事，在1980年，陈省身先生在北京组织了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会议，邀请了阿提耶、邦别里、尼伦伯格等十多位大数学家，当时陈省身的目的是向中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显示几何的吸引力，他了解到中国迫切需要派遣学生和学者到海外学习，是以和海外研究机关建立联系至为重要，因此把伯克利理论及应用数学中学的主任普罗特也请来了，
但是在一天的晚上，陈省身在晚饭后，邀请了十来位受邀来华的重要客人参加茶会，他先请各人坐下来，听取大家对中国数学现状的看法，然后毫无征兆开始批评华罗庚领导的数学所，并提议在座的十人联名上书，吁请中国政府把数学所永远关闭，话毕之后全场鸦雀无声，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
而他们之间的矛盾要从数学所开始说起，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开始进行筹备阶段，当时由苏步青担任筹备处主任，当时科学院领导是一正四副，郭沫若先生任其院长，浙江大学前校长竺可桢以及李四光、陶孟和、吴有训因学术成就和崇高威望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那时郭沫若即将出国，想要对院中组织进行调整，欲开设数学、近代物理、应用物理、有机、物化、工程、天文七个研究所，正值社会转型之际，各路学术精英就纷纷开始竞选院属研究所所长一职，当时恽子强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他告诉竺可桢华罗庚急于要筹建数学研究所，并毛遂自荐要当该所所长，当时苏步青为数学所筹建中的筹备主任，按理来说既为筹备主任，自然是该所所长的首选人物，
然而苏步青也有自己的弱项，不知什么原因，他在竞选所长的仕途中遭到了物理学家张宗燧与数学家陈建功的共同反对，而对于华罗庚急于自揽数学所所长一职，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也极不赞同，但是华罗庚在竞选中频出奇招，到处演讲，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紧接着中科院领导层的天平逐渐倾斜到华罗庚一边，当时恽子强与竺可桢商谈，请竺可桢劝苏步青自动退避三舍，成全华罗庚出任数学所所长之愿望，熟料苏步青对于中科院数学所所长一职并不是十分热衷，甚至视为鸡肋，
原因在于中科院任职的薪水当时折合成实物不高，而回浙大当教授可以得到省政府的特殊津贴，故不必费心竺可桢劝退，苏步青权衡利弊之下自动打退堂鼓，时隔一星期后，竺可桢在日记中谈到：”中午约步青、程民德在寓中膳，据程民德言，渠近来已升为清华教授，又谓清华对于华罗庚不甚满意，故甚欲其专任科学院事，而许宝騄、张宗燧均力促其成，正之、子强均为所动，故数学所所长遂将华莫属矣，华近在报上作诗，到处演讲，颇为活泼云”，从文字也可以看出竺可桢对于华的行为不满，
而同样不满的还有竺可桢的好友，国学大师陈寅恪，最开始陈寅恪赞赏华罗庚有创造力，但到了1957年，陈寅恪却”不以华罗庚为然”，原因是”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当年，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在院中设立民族学研究所，托傅斯年出马力邀语言学家李方桂担任所长一职，但李方桂在谢绝后仍无法摆脱，只能直言相告：“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才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是三等人才”，
此外，享誉国际的赵元任在1947归国之际，因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来电邀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就断然决定推迟回归，这两个事例深刻表明赵元任、李方桂包括陈寅恪这一辈身居时代学术高峰的顶尖学者皆以学问为性命，而视官职为赘疣，而华罗庚在筹建数学所过程中竟抢先卡位，且”到处演讲”、”报上作诗”、大造声势，广博名声，此种行事风格为当为陈演恪之不取，
而让陈省身与华罗庚关系破裂的”导火索”或许是姜立夫的落选.
（陈省身左一，吴大任左二、姜立夫右二）
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有81位院士，分数理、生物和人文三个组，其中数理组包括物理、化学、地质、天文还有数学，其中物理组有吴大猷、李书华、吴有训、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天文组有竺可桢、地质组有李四光、朱家骅等人，数学组有姜立夫、许宝騄、华罗庚、苏步青、陈省身，
在1955年选举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时，整个数学组只有一人未能当选委员，就是姜立夫，他是继胡明复后，中国第二个以数学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在南开大学数学系他培育了陈省身、江泽涵、吴大任等一大批数学名家，20世纪30年代起，姜立夫先后担任中国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所长等职，威望甚高，一般认为，姜立夫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数学界的领袖人物，
1955年，中国科学院开始评选学部委员，而姜立夫未能入选的最大原因，就是华罗庚的反对，华罗庚认为陈省身是姜立夫的首位高足，但解放后没有及时回国服务，姜立夫作为陈省身的恩师没有或者没有成功施加影响促使高足回国，这个理由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不能不说是已成为一种授人以柄的理由，故华罗庚反对姜立夫入选时一直强调说：”陈省身是姜之学生”，
而华罗庚的反对也成功让姜立夫落选，而这或许是让陈省身想要联名上书呼吁关闭数学所的原因之一，在徐利治教授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中曾这样说：”华先生这个人对政治很感兴趣，他在西南联大跟我讲过这话：他40岁以后想要从政，要搞政治，我当时还是学生，听他讲这句话，我感到很惊奇，一位著名数学家，为什么对政治这么感兴趣呢？他对政治上的权位职位很看重，如果你让他当国家副总理，或总理，他也是愿意当的，放弃数学，他也是有可能的”，
在这本书中，徐利治认为华罗庚与陈省身皆是入世派，而许宝騄是位观世派，而他认为华罗庚回国前，对于能够做清华数学系主任与中科院数学所成立后做所长，大概是心里有数的，而在书中也记录了清华大学与其不和，为何想要让华罗庚专职当数学所所长，其中一个原因是，华罗庚在回国后曾经闹过一阵情绪，就是清华大学在解放之前说留给他数学系主任的职务，但他回来之后，段学复没有把系主任让给他，而是继续干下去，这点使他不愉快，而至于段学复为何没有把系主任位子让给他，
书中也有记录，是背后受到了周培源和钱伟长两位先生的支持，钱伟长是中国近代的”力学之父”，在考入清华时，他的物理只考了5分，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转到了物理系，当时周培源在清华是很有发言权的，而钱伟长作为少壮派，又是进步教授，钱伟长先生在94岁时曾告诉徐利治，这件事是他们在背后”捣蛋”，他们两个人反对的原因是，华回国坐享其成，国内解放战争艰难时期都没回来，
现在等到一解放，回来就要做现成的系主任，到清华捞一把，钱伟长对段学复讲：“你不要让，你系主任做得好好的，不要让给他”，而作为弟子的段学复是这样评价华罗庚：“华先生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同事，我很佩服他的学问，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而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王浩也经常表达对华罗庚的不满，认为他在中国数学界包办一切云，而据徐利治在书中所说，陈省身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是否回国也犹豫不决，那时国内有20多个老数学家曾联合签名写信请他回来，但是当时华罗庚已经上任数学所所长，同时芝加哥大学的条件、环境和待遇也都不错，
所以他就婉拒了.
（中间钱伟长，右一周培源）
而在丘成桐的自传中也说道，自己在斯坦福的时候，经常和钟开莱一起散步，经常提到老一辈数学家的奇闻逸事，其中包括陈省身和华罗庚的竞争，在书中纪录他们的不和可能是在更早时候就已经存在，在1941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成立了国家科学大奖，而第一届的得主是郭沫若和华罗庚，
这个奖类似于美国的国家科学奖，由国家领导人亲自颁发，当时两人住在一起，可以想象这是对陈省身巨大的打击，随着岁月的推移，陈省身的愤愤不平也许愈来愈盛，因为他从未得过这一荣誉，而陈省身与华罗庚之间的种种不和，对整个中国数学界都有负面影响，对丘成桐个人而言也是如此，
1979年，文革结束中国对外开放，华罗庚邀请丘成桐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做一系列的演讲，那时丘成桐得知了吴文俊与华罗庚的关系也长期不和，吴文俊曾受过陈省身的栽培，而他们之间的不和导致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分裂，吴文俊创立了一个新的独立于数学所的数学研究中心，即系统科学研究所，1984年，丘成桐再次访问中国，在北京的时候，他去医院探望了华罗庚，当时其因严重的心脏问题住院，看起来颇为憔悴，并被一些丑闻所困扰，虽然他断然否认，但谣言挥之不去，
华罗庚认定是他的对手在煽风点火，但他没有直接责怪谁，在写给丘成桐的信中暗示了这场争斗，并引用了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为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以此来说明杰出的诗人常在比拼，江湖在，恩怨纷争就在，江湖在，人情世故就在，谁对谁错，很难定论，
但是这些纷争对于他们来说，或许也只是数学道路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障碍，就像在书中结尾丘成桐教授所说，半个世纪前我选择了数学这条道路，说到底还是数学比较重要，别人的看法没这么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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