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事要记 日拱一卒

◎智谷趋势（ID：zgtrend） |  张威廉

 

现在，所有中国公司都被盯上了！

 

在此之前，美国先是制裁华为、中芯，又是对中国人赴美处处设卡。

 

最新动作出现在12月3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给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下了最后通牒。

 

有人说，这是特朗普的收官之作；也有人说，这是拜登对中国砍下的第一刀。

 

他们或许都对。因为，这个法案引发了美国政治中罕见的现象：两党意见高度统一。不管是共和党占多的参议院，还是民主党占多的众议院，都将这个法案全票通过，只待总统特朗普签字即可生效。

 

但是，他们也可能都不对。我认为，在党派政治的框架之外，也能给这件事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部《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究竟为什么让中国公司感到被针对了？原因有二。

 

第一，它导致了两国法律制度的“掐架”。该法案要求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更加透明化，即使美国人明明知道，中国企业无法照做。

 

法案规定，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披露更多信息，包括与外国政府、政党的一切关联；并且必须在三年内向美国监管方——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提交审计工作底稿，否则将被退市。

 

审计工作底稿，指的是会计师事会所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财务和经营审计的过程中，形成的工作记录乃至会议纪要。拿到审计工作底稿，监管方可以确定在经营数据舞弊案中，上市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各自应承担多少责任。

 

这当然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好事，毕竟，中、美投资者的钱，都不是树上长的嘛。

 

但是，给PCAOB审计权限，也着实让中国企业感到为难。

 

因为，如果真按照美国的新法案递交了审计资料，中国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将违反的，是中国的法律。

 

在中国，企业的财务状况属于“机密信息”。根据《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档案法》的相关规定，审计工作底稿等档案必须存放在中国境内，且不能将其内容备份和电子版传送到境外。

 

同样，今年生效的新《证券法》也明确规定，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未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到底是选择违反美国法律，还是违反中国法律？这是个问题。

 

不得不说，被夹在大国博弈之间，面对这个两难困境，中国企业的压力也很大——它们原本只是想愉快地赚钱啊！

 

第二，这个法案的打击面，也确实太大了。

 

经笔者查阅，在PCAOB的“无法审查”列表中，共有155家中国大陆企业和55家中国香港企业。

 

 

而截至今年10月2日，在美上市的、总部设在大陆的企业共有217家。粗略计算可知，约71.4%的中国大陆企业不受PCAOB的审核程序制约，其中就包括百度、腾讯、网易等互联网大厂，中石油、中石化等国有巨头，众多生物医药公司，也不乏贝壳、蔚来等中概股新秀。

 

此外，阿里巴巴也出现在PCAOB的香港企业列表中。

 

四舍五入一下，中国各行各业的头部企业，所有勇闯美股的国人之光，都被美国政府盯上了。

 

 

这个法案的通过，真的是美国人一时兴起吗？

 

从历史上讲，美国人也确实上过中国企业的当：前有东南融通（NYSE：LFT），后有瑞幸咖啡（NASDAQ：LK），都是在无法被PCAOB审查的情况下爆出财务造假，让投资者被割了韭菜，吃了大亏。

 

 

《华尔街日报》称，过去18年，美国监管方一直试图与中国方面达成合作，请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审查中国企业的审计文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人阴谋阳谋都用遍了：包括把中国的审计机构告上法庭，与中国监管者进行谈判，以及向美国投资者告知中概股的投资风险等。但结果，你懂的。

 

《经济学人》评价道，“12月2日，美国国会受够了。”

 

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让中国企业遵守规则，天经地义。这是个法律问题。

 

而对中国人来说，这不可能只是个法律问题。

 

的确，结合这几年的大环境来看，在这个时间点通过这项法案，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这究竟是特朗普卸任前的“最后一棒”，还是拜登外交新战略的“初试牛刀”？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日就回应称，这一法案是“对中国企业进行政治打压”，寻找其他更加温和的方法促进合作才是正道。

 

不管怎样，最糟心的，还是那些在美股面临抉择的中国企业。

 

它们的生存环境始终很微妙：它们游离在美国监管体系之外，靠着讲故事成功实现了“美国梦”，但这个梦很不牢靠——如果中美如果仍在“蜜月期”，那它们尚可在灰色地带存活，造富神话也不会有人拆穿；而中美一旦闹僵，美国政府随时可以拿法律问题说事，让中国资本梦断美国。

 

 

这还没完。

 

从许多方面来讲，中美已经不是同路人了。

 

同样是在美股界，另一项堪称奇葩的重磅消息，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12月1日，《纽约时报》报道，纳斯达克交易所已向SEC提交一个新的议案，将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更加“多样化”。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每个在纳斯达克挂牌的企业，其董事会都要有至少一位女性，以及至少一位极少数族裔（underrepresented minority）或性少数者（L.G.B.T.Q.）。

 

如果SEC批准了这项提议，那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就要在一年内向市场公布其董事会的“多样性数据”；如果在一定期限内没有完成“多样化”指标，就要公开说明原因，或面临退市。

 

这颇有些“我制裁我自己”的意思，因为纳斯达克在过去6个月的自我调查中，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的上市公司不符合此要求。这些企业都得好好想想，究竟还能不能在纳斯达克待下去。

 

就算如此，纳斯达克也毅然决然：“研究表明，董事会的多元化可以提振投资者对公司可持续发展的信心……我们认为每个董事会都应具备这最低程度的多样性。”

 

熟悉中国企业文化的都知道：如果说财务审计问题，中国企业还能打打擦边球，那么董事会多元化，就真是要了他们老命了。

 

美股对于中国企业，已经越来越不友好了。如果两国文化和法律制度再这么分化下去，中国企业到美股水土不服的情况，会越来越常见。

 

这不，许多企业已经被迫开始谋划“脱美向中”的大业了。

 

不少分析人士预计，面对越来越难混的美股，一些中国企业将重回A股或者港股。这不是什么新鲜事，2016年，奇虎360就从纽交所摘牌，两年后又成功登陆上交所。

 

而也有很多企业，就已经不把美股当做首选项了，比如今年港股市场见证的五大IPO。

 

数据来源：Dealogic. 2020-12-04.

制图：智谷趋势.

 

此外，也有一些企业，可能就此对股票市场完全失去兴趣，直接私有化，不玩了。而这也正是华尔街最担心的结局：企业管理团队可能以较低的股价将其公司私有化，损害公共投资者的利益，而使那些内部交易者获益。

 

 

说到最后，把中国企业逼到退市，究竟对谁有好处？

 

首先，美国一定是受损方。

 

对于美国投资者，中概股拿在手里还是很香的，财务造假案件也没有阻碍他们的热情。

 

从去年11月以来，中概股的涨幅几乎是标普500指数的3倍，而且二者的差距不断拉大。中概股的总市值也在今年涨到了2.2万亿美元。

 

上：中概股对比标普500；下：中国公司美股市值.

图片来源：经济学人. 2020-12-05.

 

如果中国企业纷纷退市，美国投资者不但要亏本卖出股份，也会失去这种能够带来强势收益的资产。

 

同样，中国企业也不可能完全放弃美股。

 

美股的一系列优势就能让企业权衡一阵了：在全球最大、最活跃和最丰富的资本市场上市，可以使公司获得更多的国际知名度，并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而美国市场拥有的行业专业知识，也可以为优质企业带来强劲的估值。

 

而从操作上来讲，全部退市也是极难实现的。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中国官方共有3.1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请注意，这虽然是用美元计价，但里面不全是美元哦！据网上的估计，70%是美元资产，也就是2.198万亿。

 

用2.198万亿美元，怎么换回2.2万亿市值的中概股？

 

那么，面对不断升级的局势，中国企业真的只能认命了吗？也不一定。

 

在“中美脱钩”和“相互依赖”的角力下，也已经有许多业内人士猜测，在三年的缓冲期内，中美会就上市公司的审计问题达成某种协议，从而避免“硬脱钩”。

 

只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很难想象哪一方会先做出让步。

 

在看到危机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应该看到机遇。对于这个法案揭露的一些真问题，是不是有协商和解决的空间？

 

这话可能有些人不爱听，但它是事实：相向而行，中美才能迎来合作共赢的新时期。

 参考资料：

美国对中概股企业“查账”背后. FT中文网. 2020-12-07.

House to Vote on Measure Targeting Chinese Stock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0-11-28.

House Passes Delisting of China Firm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0-12-03.

Nasdaq wants companies to have more diverse boards — or get kicked out. The New York Times. 2020-12-01.

Analysis: More U.S.-listed Chinese firms seen seeking backup listings as new audit law looms. Reuters. 2020-12-03.

China Has One Powerful Friend Left in the U.S.: Wall Stree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0-12-02.

US Congress v China Inc. The Economist. 2020-12-05.

 

 

上海内环高架路，俗称“上海内环线”，市民们一般都简称“内环”。它是上海最早建设的城市快速高架道路，素有“中国高架第一环”之称，TA的建成使得上海人的出行方式开始从平面向立体化延伸。

 

今天通过这篇文章，一起了解上海内环线的前世今生吧～

2004年拍摄。内环高架与轨道交通并行

图片摄影 | 杨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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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内环线高架浦西段是在中山环路基础上辟筑改建而成。20世纪20年代，上海特别市政府所辖区域，被租界横亘其间。1927年11月，辟筑环租界半周的道路，南起龙华，北达交通路，命名为中山路（今龙华西路、中山西路、中山南二路及中山北路部分路段）。1930年5月竣工通车，长13公里，宽27米，车行道宽7.5米，煤渣路面。

 

1945年后，黄浦滩路、南黄浦滩路和里马路改名为中山东一路、中山东二路、中山南路。至此，中山路从南、西、北三面环绕市区边缘，形成环路雏形。由于经济稍有复苏，车辆增多，上海市中心道路开始拥挤阻塞。

 

1958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决定以中山南路、中山南一路、中山西路和中山北路为基础，连接拓宽为中山环路，使之成为环绕中心城区的交通干道，以加强市区与近郊城镇的连结。自大木桥路至逸仙路大八辻（今大柏树），全长21公里，路幅大多宽35米，机动车道宽19.75米，水泥混凝土路面；两侧非机动车道各宽4.5米，沥青表面处理，1960年11月竣工。直至1987年底，中山南路的多稼路至新肇周路段辟通后，方实现中山环路的全线贯通。

 

02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上海的城市形态和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1958年10月，上海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院编制《上海市高速干道系统规划》，绘制《1958年上海市高速干道布局示意图》。该规划在市内采用环形层放射式路网。包括内环、中环、外环和10条放射线的高速干道系统，其中内环、中环和浦东的一条线路建议为高架道路。

1958年，上海市高速干道布局示意图中的“内环线”。

1985年市中心城高架汽车专用道规划方案示意图

20世纪80代初，改革开放处于启动阶段。交通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主要矛盾之一。当时上海车流量迅速增长，市中心道路堵塞严重。1983年上海市政工程研究所曾规划过西藏路高架道路方案。此后，规划部门在成都路规划中，考虑到共和新路过铁路旱桥和过苏州河的桥梁相距很近，规划用高架连成一体，并跨过中心区繁华地段，以解决南北交通问题。

 

市规划院于1985年1月编制完成《中山路(大柏树—漕溪路)高架汽车专用道规划方案》，作为逸仙路—中山环路—沪闵路快速干道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1985年8月由市规划院编制了《上海市中心城高架汽车专用道系统初步方案》，绘制了《1985年上海市中心城高架汽车专用道规划方案示意图》。

 

1988年初，又对中山北路段作了预先可行性研究。1990年12月，上海市建委原则批准了内环线高架道路规划方案。在研究、规划、调整过程中，南北高架和延安路高架建设规划也先后被提出，这就形成了“申”字型城市快速路蓝图。经上海市政府批准，中山环路列入了上海市“七五”道路交通建设计划。

内环线高架道路匝道布置设计方案

内环线高架道路横断面设计图

内环线高架工程全景示意图

1991年2月，内环线建设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后即获批准。1992年9月25日，内环线高架一期工程在中山北路武宁路口打下第一桩。 

03

建设中的内环线高架（武宁路口）

图片摄影 | 陆杰 

建设中的内环线高架（苏州河三湾一弄段）

图片摄影 | 陆杰

建设中的内环线高架（共和新路立交段）

图片摄影 | 陆杰

1993年年底完工通车的内环线高架一期工程（兰田路岚皋路段）

图片摄影 | 陆杰

内环线工程作为上海“八五”期间实施的重大市政工程项目，全长47.7公里，其中浦西段是自南浦大桥经中山环路、走马塘、黄兴路，至杨浦大桥全长29.2公里的高架道路（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内环高架）。

内环高架浦西段长29126米（不包括2座大桥），标准路段宽18米，设计车速每小时80公里。高架道路的墩柱设在地面道路中央6米宽的分隔带内，高架道路与地面道路间的净空高度不小于5.5米。

内环高架道路总宽度18米的横断面布置：双向来回各2车道共4车道，其间设0.5米宽的分隔带，两侧设各宽0.5米的防撞栏杆。全线设连通高架与地面道路的上、下匝道共35条，每条宽7米，单向通行，匝道的设计车速为每小时40公里。在鲁班路、漕溪路、延安西路及共和新路交叉口建有4座互通式或半互通式的立交桥。高架道路通过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把浦东、浦西的交通连为一体，对市中心地区交通起到“保护壳”的作用。

 

1993年12月20日，内环高架一期工程完工。

 

1994年12月7日，中山西路漕溪路立交桥上隆重举行上海内环线工程全线建成通车典礼，上海人终于圆了高架梦。

1994年12月7日，即将举办内环线高架通车典礼的漕溪路立交现场（华亭宾馆俯拍视角）

图片摄影 | 陆杰

1994年12月7日，内环线高架通车典礼现场

图片摄影 | 陆杰

1994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及四版报道上海内环高架路全线通车的消息

1994年年底发行的内环线高架通车纪念首日封

全线通车后不久航拍的内环线高架漕溪路立交

图片摄影 | 陆杰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航拍的内环线高架鲁班路立交

图片摄影 | 陆杰

 

 

2014年拍摄。内环高架、沪闵路高架及漕溪路立交

图片摄影 | 郑宪章

 

有人说，一座大都市如果没有宽敞的通衢大道，就像人们没有血管，高架内环线犹如一根大动脉把血液输送到城市各个角落，整个肌体就会充满活力。

 

现今，上海的城市道路交通形态已经更丰富了，高架道路网也更为密集。但已近而立之年的“内环君”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里程碑意义无可替代。

资料：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陈灿斌

 

 

我一直以来使用的，都是极简学习法。

这种学习方式的核心，是尽量不依靠老师，尽量少花时间，尽量不花钱，尽量不使用工具，从而实现最大学习效果。用当前流行的说法，就是做减法，不做加法。

要实践极简学习法，就必须深入思考学习的本质，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这在当前的学习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现在有各种App、视频、PPT课件、培训班、教材和各种学习设备，很容易让人迷失。

这些都是学习工具而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不能正确使用工具，那么工具反而是学习的负累。

我高中时，很多同学都买了一本厚厚的朗文英汉词典（或一个好记星）。他们经常抱着词典背单词、学习英语，但是英语成绩始终没提上去。我呢，就买了一本很袖珍的绿皮小词典，才几块钱，基本就是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查一查。大部分学习英语的时间，我都在读课文。他们陷在工具里面了，而我擅于使用工具。

我高中数学也学得很好，基本稳定排在前三。高二的时候全市统考第四名，没有其他同学挤进前十的。但我自己知道数学水平在哪，太难的题是不会的，只能做普通的难题，所以最后一道大题是时灵时不灵。

不过我很清楚数学试卷的规律，90%的题目我都能做出来，所以一般就默认放弃最后一道大题。做完前面的题目后，我会先做一遍检查，确保基本分数，一般能拿到125-135。此时还剩下半小时，再开始钻研最后的大题，不会也写一点东西，拿个几分。一些同学能做出来大题，但可能前面失分了，加起来还是比我低分。

高考前有一次模拟考，试卷比较难，有一个同学考了145，其他同学都考得不太好，就120-100，而我不及格。老师很慌，我就比较淡定，因为我知道高考不会出这种难度的试卷，早就研究过近几年的考卷了。高考我119分，还是广东前1%的水平。

虽然我们是教育落后的地区，但前1%的学生，不会比广州、深圳的学生差。这个规律，现在依然存在。以前大家在硬件上的差距更大，我们当地每年考上大学、重点大学的学生也是一届比一届多。我的师弟，直接考了个省数学状元，全省唯一的满分，也是进了中山大学。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代新人换旧人。

今年广东高考生的数量几乎已经比我当年翻倍了，大城市考生遇到的竞争只会越来越强劲，挤掉他们学位的不是城里孩子，而是越来越多的乡下孩子。乡下孩子没有足够的工具，别说辅导班，有些家里连电脑都没有，但是在很多地方都不比城里孩子差，甚至有领先的地方。

 

缺乏工具的人，就必须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得更好，从而更接近学习的本质。

就拿英语学习的研究来说，有几个人是超凡脱俗的。一个是俞敏洪，农村出来的，在北大背诵《新概念英语》200遍；一个是李阳，新疆的差生，发明了疯狂英语学习法；一个就是我，发明读《新概念英语》100遍+正字纪录法+见缝插针法。

和两位大佬比肩，我这么说是有点不要脸，但这个方法确实超级有效，非常适合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学习。大佬的方法没有毅力很难办到，而我将提高英语水平的门槛大大降低了。

我们这三个方法的特点，都是非常简单，除了一本书和笔，就不再需要其它工具了。没有工具的干扰，就能将书本身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相反有了工具，你就会在工具上浪费一些时间。

现在英语学习工具非常多，但是没多少人能学好英语。离开学校的成年人经常打卡，碎片化学习，不是真学习，倒像是一种自我安慰。中小学生呢，也在各种培训班或者视频，或者刷题上，浪费了大量学习的时间。

我认为英语的本质，就是重复训练。抓住了本质，就不会去找“更好的工具”，就不需要多少外力的帮助。

我学习是从来不看视频的，就看书。包括老师讲，我有时都不听，嫌太慢了。一个10分钟的视频，变成文字我只要1分钟就能看完，剩下9分钟我可以进行深度思考，画重点，写注释等等。这种高效率的学习过程，是提高大脑思维能力不可或缺的。

虽然现在要上网课，但如果注意观察，也会发现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习惯。有些人会打开本子，时不时地写点什么；有些人，就一直看着屏幕，对着那头的老师点头，然后时不时敲敲键盘。这代表了两种学习模式，一种是积极主动，另一种是亦步亦趋。

今天小朋友们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大大提前了，线上课程很丰富，但我认为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种学习模式基本是单向的、被动的接受，因为信息太丰富了，全方位地刺激大脑，来不及做深度思考。久而久之，大脑神经元可能就会发育不良，而且这种后遗症可能在若干年后才会体现出来。

今天大家都在追求购买、拥有各种工具，将教育和学习变成军备竞赛。实际上，这是对教育和学习本质的背离。尽管在同质化的竞争中，军备更好的那些孩子会胜出，但是别忘了还有赤手空拳上阵的孩子。

工具的泛滥，带来的是人的能力退化。就像汽车、洗衣机让我们生活更轻松了，也让我们变成懒惰的、一身毛病的现代人。大脑同样如此，越不思考，它就越迟钝。到了最后，脱离了工具，就再也干不成什么事了。

《道德经》说的好，“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没有工具的孩子，会创造出无限的可能。就像我不是老师，所以我能写出老师写不出来的文章。我不着急去推广，而是先把文章写好，顺其自然就会有读者欣赏、转发。

所以，把握学习的本质，非常重要。决定学习成果的，必然是这件事。所拥有的学习工具越多，就说明对学习本质的把握越差。当然，需要的时候还是要用工具的，但是先认清自己的真实需求，然后才能选择正确的工具。

只要你这么做了，通常都会发现需要的工具极少，甚至不需要工具。把关注的公号删一删，把软件清一清，把课程停一停，把群退一退，把书扔一扔。你会发现，世界本就如此简单。

举两个例子。（相关文章我写过了，请在历史记录搜一搜吧）

大语文，现在外面的课不就是讲故事吗？

买两本《幼学琼林》，照本宣科，都能比这些课讲得好太多了，又成系统。

 

学英语，何必花钱买课呢？

买套《新概念英语》，只要课文就够了，读100遍。第1、2册读完，最多2年时间，就能达到初中水平了。再用1年读第3册，就是六级水平了。应试、应用两不误，多简单。

学习的规律，自古就没变过。古人车胤囊萤、凿壁偷光、耽读玩市，都能学富五车。今天学习条件远比古人优越，书籍汗牛充栋，还可以不用劳动专门学习。有这么好的条件都还不能学好，那再好的条件也学不好了。

瘸子才需要用拐杖，不能自己走的人才需要坐轮椅，是不是？如果从小就需要开始各种资源去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学习，那么长大了，就必然会变成扶不起的阿斗了。

现在能看到我文章的读者，几乎都生活在城市里。其实条件已经非常不错了，只是大家可能被主流的鸡娃焦虑绑架了，没有开动脑筋思考，才会迷茫。随大流搞军备竞赛，那肯定搞不过条件比你更好的，生活还很痛苦，没有出路。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我讲点真话，剩下的就耗子尾汁了。

我在适当的时候，会回去老家当老师。我要给我们那的小朋友插上在天空翱翔的翅膀，我相信我的学业成功可以复制。到时候，大家就在高考场上一分高下吧。

 

◎作者 | 郝景芳

◎来源 | 晴妈说（qingmashuo）

 

这几天被“普通孩子”真是刷屏到爆，看了好多讨论，有些话想说，又不想说，想了想还是想说——写公众号这么久，还没这么纠结过。

最后决定，还是随便说两句。

这几天的争论是围绕教育焦虑。

 

有人提起可以接受自己的孩子是“普通孩子”，于是引发一系列激烈的争论，又说起教育军备竞赛，仿佛所有家长都是焦虑的。

我也有一儿一女，女儿也上小学了。为什么我带孩子不焦虑？

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是数学问题。

想明白了，就不焦虑了。

不少父母带孩子焦虑，是接受不了孩子的学业工作成绩比自己差。自己是清华北大，接受不了孩子考一般重点；自己是985/211，接受不了孩子考个普通学校；自己是一般高校毕业的，还希望孩子比自己考得好呢，怎么能接受孩子考不上大学呢？

 

但这里面根本没算概率。

 

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北京。清华北大每年本科录取6000人，研究生+博士一共录取13000人，再加点MBA什么的，每年差不多录取20000人。这些人毕业之后除了一部分出国，一部分去深圳上海，剩下的绝大多数都留北京了。咱们就算每年一半，10000人留北京了，这些人到了婚育年龄，一年可以生10000个清北二代。咱们假定清北全都内部结婚，这个数字降低一半，一年5000个清北二代。

 

那清华北大每年在北京一共录取多少本科生呢？500-600个。

 

明白了吗？假定其他大学二代都不参与竞争，只有清华北大二代竞争，你家孩子也得在全部清北二代里考到前10%，才能再次进入清北。

你家孩子能在清北二代里排到前10%吗？

 

你先想想，自己能不能在清北同学里排前10%吧。你难道忘了那些在学校里痛苦不堪、自称学渣的日子了吗？自己都做不到，凭点什么理直气壮地要求自己家娃做到？

 

这里没算全球各路名校本科生，哈佛耶鲁MIT普林斯顿本科生回北京就业，这部分参与竞争的人数，和清北二代本科出国的人数，就算近似相抵，应该还算是合理近似。因此，只算清华北大二代在北京的人数和每年的录取比例，你就知道清华北大的父母有90%必须接受自己家孩子高考不如自己。

 

90%清北父母要接受这个现实。那你接不接受自己属于这90%呢？

 

我不焦虑，是因为我早就接受了现实。

现实是数学。

除了清北，北京还有很多其他优秀高校。这些高校毕业的父母也多半留在了北京，他们也期望自己家孩子能够继续考入名校——甚至是比自己的学校更好的名校。

 

有一句名言：孩子小时候，你怎么能断言孩子的未来。

 

是的，我们不能断言。父母望子成龙都是可以理解的，哪个家长不是幻想着，万一自己努力推娃，就能推出一个天才娃呢！如果不推，不就耽误了一个天才吗。

 

对于个体家庭，这都是没问题的，任何期望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群体就不一样了。在一个均衡系统内，绝对不可能所有家庭的下一代都比前一代社会地位提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是这个社会中的相对高低，就类似于平均数和排名的概念，不是绝对值，而是相对值。

 

一个集体里，绝对不可能所有人排名都上升。有人上升，就有人下降。一个集体里，也绝对不可能所有人的成绩都高于平均线，平均线的定义就是：一半人高于它，一半人低于它。“自己的孩子比自己地位更高”，也是不可能所有人同时实现的。

 

焦虑就来源于此。

如果所有人都追求的是相对地位的提升，那么必然有人满足，有人失望。因为人群必然有上升，也就有下降。必然有相互倾轧，有争夺，有焦虑，有恐惧，有寸土必争，有分秒必争。

 

这种焦虑哪怕到1亿年以后，哪怕人均月薪到了1亿元，也无法缓解，因为还是会有相对地位的上升下降。

 

“不可能所有人都高于平均线”。只要真的懂得这句话，就会觉得这一切是多么悲凉。统计力学是人世间各种真理的核心，有这些相互倾轧的时间，真不如去好好读读玻尔兹曼。懂了玻尔兹曼，你对世界的看法会大大革新。

 

高尔顿是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19世纪，博物学家高尔顿就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的身高是均值回归的？如果高个子父母的子女会更高，矮个子的父母子女会更矮，那么经过千百万年演化，应该演化出一些四五十米高的人类，还有一些四五厘米高的人类。可是我们人类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身高回归到一米七的均值。

 

这是为什么？高尔顿由此发现了均值回归的原理，这个原理的意义不亚于相对论。它意味着，高个子的父母生出不如自己高的子女几率更高。

 

在一个稳定系统内，我们人类是均值回归的。如果你永无止境追求自己的子女优于自己，就好像追求高个子的父母一定生出更高的子女一样，是镜花水月一场。

 

承认吧，你家孩子不如你自己优秀是大概率事件。这不是他的错，是你不懂统计。

 

很多小城市的父母不理解大城市的家长为什么这么焦虑。

 

按理说，教育焦虑应该源于资源匮乏，可是现实恰恰相反，资源相对匮乏（不至于绝对匮乏）的中小城市不那么焦虑，反而是优质资源溢出来的北京上海家长最焦虑，为什么?

 

原因也很简单：大城市资源的丰富程度，赶不上优秀人才的积累程度。

 

大城市的名校资源丰富，因此从初期就聚集了一轮人才，把全国各地的人才吸纳过来，越积越多。就像清北家长在北京越积越多一样，各大城市都有名校聚集来的人才，逐年增加。每个都是智商情商毅力三高的胜者。但是，这些城市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升学率并未同步增加（中考升学率和高考升学率并未增加），也就是说，分子几乎不变，分母的优秀竞争者越来越多。于是大城市的升学困难性反而上升了。

 

——很多父母感叹：还不如留在家乡小地方呢，起码那边的竞争压力没有那么大。

 

可是，留在家乡小地方，你甘心吗？

 

你不甘心——因为这么多年拼命，不就是为了逃离小地方，来到大城市吗。你在大城市打拼，寻求突破。可是这就意味着，你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更为险恶和困难的环境中。这真的不是他们的错，是你的选择。

那么，能不能减少小地方的名额，增加大城市名额呢？你几乎要嚎叫了！“这不公平！大城市汇集了这么多优秀人才，但升学率不升，这不是歧视优秀人才吗？！”

 

但是你想没想过：你面临的矛盾，数百年前的朝廷就面临过。他们那个时候就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他们能让这些人的后代持续获得优势吗？能否延续代际优势，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固化的代际优势是对国家有威胁的，因此朝廷不允许。

 

曾经国家平均分配的名额，未来还将平均分配。如果国家不贯彻这个原则，曾经的你就没法成功，北京城至今仍然会是八旗后代的领地。你必须感谢这个政策。

 

但是，这就意味着，当你成为了精英人士，就得接受后代没有你的优势大。平均政策就是为了打消优势。你曾努力一辈子获得的优势，恰恰就是政策想要消去的部分。

 

你明白了吗？你在斗争的不是困难，而是规则。

我在写《北京折叠》短篇的时候，曾经构思过后面很多情节。当时的短篇只是第一章，我原本打算后面写成长篇的。但是一不小心获了奖，现在过于受关注，后面没法写了。

 

Anyway。在我曾经构思的情节里，城市折叠之后，并不是完全的沉睡，而是人的大脑通过脑机接口和虚拟空间相连，也就是说，人在睡眠舱里大脑是联网的，人可以进入虚拟世界。如果不睡觉，就会进入虚拟世界。第一空间有8小时，第二空间有24小时，第三空间有40小时。

 

在当时我的设计中：第一空间和第三空间的人，进入虚拟世界就开始玩。第二空间的人，睡觉在虚拟世界中，也要拼命学习。睡觉时打开虚拟世界，也是做题。

 

这当然是作家的恶作剧。后来没写。

 

但在现实生活里，教育焦虑和军备竞赛的都是第二空间，甚至是连发起话题的大学教授，都是第二空间。很多大学教授是最焦虑的，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精英，而没有任何办法让自己的孩子保持精英。

 

其实有这种疑虑的都算不上精英。真的精英，思考的是如何选择，而不是如何被选择。

 

只要是思考如何考入某班、进入某公司的，都是思考如何脱颖而出，被选中。可是财富和思想自由的人不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他们思考的是：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我要如何判断出未来的风口？我要如何配置我的资源？而从小在安全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思考的也不是我怎么被学校和雇主挑中，而是我挑选哪个领域、哪个行当，挑选谁做合伙人。

 

“被选择”考验的是成绩，“选择”考验的是眼光。

这才是真的阶层差异。

很多人习惯性把差距归因于初始资源，也就是自己家有没有钱。

 

“我当然也愿意选别人，但我又不是富二代，哪有这个条件啊。”很多人本能性这样反应。但这种反应本身就是最大的局限。有这样想法的人，会觉得娃哈哈就是市场霸主，能进入娃哈哈工作是幸福的，想不到元气森林会超越它，更不会预料三顿半咖啡能超越雀巢，完美日记能超越雅诗兰黛。

 

有投资人预测：中国未来所有消费品，都会被新品牌革新一遍，现在的消费热潮只是个开端。

 

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想着怎么考学找工作，你连毕业时候找哪个公司都是茫然的。费尽千辛万苦进去的老牌大公司，可能是轰然倒下的垂垂老者。而你连挑中一家值得信任的新公司的眼光都没有。

 

很多人对新世界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家长焦虑于自己家孩子找到一个稳妥的工作，在一个稳定的央企，每个月能拿到一万块钱，不至于流落街头，也能在亲戚里挺胸抬头。为了这个目标，简直要闹得全家鸡飞狗跳、关系破裂。

可是这些家长就像鸵鸟一样不看世界的变化。

 

2019年我想找一个朋友的公众号做个宣传，问他公号广告的一篇价格是多少，他说大概70万吧。今年肯定又涨了。

 

你看出这里面的差距了吗，当你还在为孩子怎么拿到一个月8000块钱焦虑的时候，一个公号大号可以每篇拿到80-100万。这是几千倍的收入差距，不是你在家打孩子屁股能打出来的差距。而如果你回顾一下自己平时爱看的公号大号，就会发现，没有一个是靠炫耀自己的考试成绩赢得粉丝的。全都是靠活泼泼的生命力和洞察力，赢得了千万人的青睐和喜欢。是个性和觉察，才是我们喜欢的东西。

 

活泼泼的生命力和洞察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财富密码。无论是做个人IP，还是做新品牌、新商业、新产品、新技术。

 

你想要的人生成功，在新时代都有可能。可是你在意过孩子活泼泼的生命力和洞察力吗？你给过自己的孩子足够的空间和支持吗？

 

把一切都归因于家庭背景财富多寡，其实是一种懒惰。给自己的人生局限找了借口。让自己思想上接受了这辈子不能做任何锐意进取的事情，因此把自己蜷缩在一个狭小枯燥的安全范围，为了一点点的利益勾心斗角。

 

这样的心态，只能错失我们这个了不起的时代。

什么叫凡尔赛？凡尔赛就是忍不住偷偷炫耀自己的优越。

 

什么叫内卷？内卷就是蛋糕做不大了，所有人抢现有的小蛋糕。

 

什么叫“普通孩子”？“普通孩子”就是满足不了父母预期的孩子。

 

所有这些，都是对阶层浮浮沉沉和人与人相互争夺过于敏感的人关心的概念。

但是谁说蛋糕不能做大呢？凭什么所有人只能抢一个小蛋糕，有人赢、有人输呢？为什么不能做更大的蛋糕？为什么不能每人造一个新蛋糕？为什么不能扩大蛋糕的范围？这些问题都没人回答。

 

很多人悲观地认为，当海外市场缩小，就意味着我们的蛋糕变小了，每个人只能埋头恶意竞争。这还是狭义理解了市场，根本不懂得市场是可以自我创造的。创新本身就可以把蛋糕做大，创造新的需求和新的就业，革新生活方式，带来新的财富。

 

能对抗内卷的只有一个办法：把蛋糕做大。

 

老人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话没几个人真正懂。如果不是靠盘子做大，而是靠倾轧争夺小盘子里的相对地位高低，我们今天全社会还停留在土改和批斗的年代。如果没有新创造的蛋糕，内卷的趋势就是所有人都输。

 

想创造新蛋糕，也不一定需要跟其他国家抢现有的全球市场。创新本身就是做大蛋糕。所有跟今天不一样的技术、商业、生活方式，都会创造新蛋糕和千百万财富机会。

 

这种情况下，我与其关心孩子能不能在内卷中倾轧别人，更不如关心我家孩子有没有给世界创造机会的能力。这跟初始财富一点关系都没有，只需要胆识、眼光、勇气、专业积累和自我驱动力。

 

“闺女呀，你以后多创造点就业岗位吧，让其他人斗争得不那么辛苦。”如果我能给我娃提一些期望，可能就是这句话了吧。

一不小心说多了。本来想好了只随便说两句，预估了2000字的篇幅，不小心写了5000字。

 

如果你一直看到结尾这里，不好意思，让你花时间了。

 

其实我想说的很简单：有那些功夫研究如何内卷胜过其他人，真的不如研究一下如何创造新世界，让世界不那么内卷。

 

很多人在计算自家孩子内卷水平的时候，一点都不算概率，盲目认为自家孩子肯定能踩着别人胜出，但是在思考创新冒险的时候，恨不得算到小数点后六位，头头是道说着创新的失败概率，以证明还是蜷缩稳妥更为英明。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放在更广阔的视角环境中，就没有什么“普通孩子”。我家孩子根本不是“普通孩子”，她/他是非常非常非常独特的优秀的孩子。她/他学习成绩不够好也没事，考不上好学校也没事，不影响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普通，他们都是世界上最独特最优秀的孩子。未来做自己喜欢的职业，一定都是有生命力的、有个性的。

 

我的教育引导和方法一直是鼓励他们自我超越、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即使他们考不上好的学校，我也相信他们能创造自己的美好人生，甚至创造美好的世界。

 

我就是这么相信我的孩子。怎么了？不行吗？

 

我不焦虑，就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孩子们。

 

国家要对互联网巨头们动手了！

12月8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说：

“大型科技公司利用数据垄断优势，阻碍公平竞争，获取超额利益。” 

12月11日，中央公开表态：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12月11日晚，人民日报发文，劝诫互联网巨头： 

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不要痴迷于急功近利、不热衷于短期变现；在科技创新上要有更多担当、有更多追求、有更多作为；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

这一切的信号都标志着一件事，那就是互联网巨头们的社区团购业务，将迎来政府的重拳整治。

搞个生鲜卖菜业务而已，还是低价卖，为啥非要管?

因为互联网巨头搞的这个生鲜社区团购，对国家而言有害无益。

生鲜社区团购可以搞，但不是现在互联网巨头的这种搞法。 

 

疫情后的商机 

 

过去几年被屡屡证伪的生鲜电商，在今年的疫情中得到了市民的广泛认可，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令人刮目相看。

中国人买菜必须要去菜市场的习惯，被疫情给硬生生的改变了。

而这一切，被互联网巨头给敏锐的发现了。

4月，滴滴下场，成立生鲜电商部门。

6月，国美电器入场。

7月，美团入场。

8月，拼多多入场。

9月，阿里巴巴入场，副总裁侯毅直接任负责人，被CEO张勇定为阿里的1号项目。

11月份，连字节跳动都要下场了。

互联网巨头们简直都疯了，无论有没有电商和生鲜基因，都要来抢这个市场。

为占领市场，他们给出了0.99元/袋的蔬菜价格，一个社区小贩永远给不出的价格。

因为这个价格，比他们的进货价还要低，甚至比他们上游的批发商的进货价还要低。

巨头们上哪搞来的货源，居然这么便宜，卖这么低价他们有钱赚么？

当然没钱赚，卖一袋亏一袋，而且亏损非常严重。 

滴滴的CEO程维宣称： 

投入不设上限，全力拿第一。 

烧钱换市场，打垮所有竞争对手后依靠垄断地位再提价获取暴利，这一招已经被证明为是一条简单粗暴可行的赚钱道路，资本特别的喜欢。

实际上，自2010年之后，中国的互联网领域的成功者靠的都是这套玩法。

不成功的人，也是这个玩法。

还记得1块钱打车的网约车大战么？

还记得点外卖不要钱的外卖大战么？

哪怕失败的蛋壳公寓，其高收低租的亏钱玩法，其实也是同出一脉。

烧钱抢市场，垄断后再提价。

也就是蛋壳玩砸了，不然过几年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房租疯涨的奇观了。

当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被淘汰，市场上只剩下3个以内的寡头时，垄断就出现了。

今天的你，还能享受到低价么？

滴滴和美团当年给的补贴，你还拿得到么？

不被大数据杀熟收个高价就不错了。 

外卖越吃越贵，餐厅越赚越少。

如今，巨头们把手伸向了你我的菜篮子。 

中国有反垄断法，但几乎没有对本国企业用过。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是支持本国企业做大做强的。

因为和国外巨头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实在是太弱小了。

企业小，代表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代表没有实力参与那些大资本才玩得起的科研创新。

所以中国不仅在鼓励企业做大，甚至直接推动各种兼并重组。

比如说，中国南北车合并，形成了中国中车。

比如说，宝钢和武钢合并，形成了宝武钢铁。

企业越大，规模经济越明显，而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过程。

所以大企业，巨头企业的出现，是明显有利于中国经济的。

中国欢迎大企业的出现，但反对垄断。

规模经济和垄断的定义是很相似的，两者的临界点非常模糊。

所以巨头企业就是一柄双刃剑。

用的好，它就是规模经济；用不好，它就是垄断经济。

评判的标准只有一个，你的存在是不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

而那种这种低价倾销，灭掉所有竞争对手再提价的手法，很明显是双刃剑里恶的一面。

这一套，早在100年前就被资本主义国家给玩烂了。 

 

美国的垄断历史 

 

美国的第一位垄断巨头，是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

他创建的标准石油公司，一度垄断了全美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油管生意。

对利润的无止尽追求，让这个垄断企业，成为了全美经济的噩梦。

出于对利润的本能追求，在获得垄断市场支配地位后，石油的价格，被洛克菲勒提升到了市场能接收的极限。

同时他为了一段输油线路，还果断地关掉大型炼油厂而毫不顾忌上万名工人的死活；

民怨沸腾。

老罗斯福总统，就是挥舞着“反垄断”的政治旗帜上台的。

1890年，美国通过了《谢尔曼法案》，强制拆分国内的垄断企业。

随后，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被美国政府给拆成了34家地区石油公司。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诞生出来的垄断企业就是一个怪物，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接受这样的怪物。

在随后的100年里，美国对于垄断的定义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但一切的出发点，还是为国为民。

正是因为对于垄断组织的严厉打击，导致美国的资本通过垄断赚钱成为了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好不容易花费巨大代价干掉了所有竞争对手，还没来得及提价收割用户，就被美国法院给干掉了。

冤不冤啊。

没办法通过垄断赚钱的前提下，资本就只能通过科技优势来获取竞争优胜者地位。

如果没有科技优势，那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资本的利润会被打压到无限趋近于零。

出于对利润的追求，美国的资本只能被迫的涌入了高风险高回报的科研行业。

但中国这边就不一样了，国家三番五次引导资本去搞创新，但资本就是不去，弄一些皮毛科研应付了事。

企业不愿意搞很正常，资本唯利是图，只听从利润的指挥，这是他们的本性。

如果通过垄断就可以轻松简单的获取大量利润，那我为什么要去搞科研创新？

换你是资本，你也不会去。

美国企业最喜欢打的是科技战，通过科技的优势，把成本几毛钱的芯片卖你几十块。

而中国巨头最喜欢打的是补贴战，通过不断的烧钱搞死所有竞争对手后，统一提价30%，坐地收租。

一样可以赚大钱，那么麻烦的搞科研干嘛呢。  

 

时代的改变

  

曾经的中国，确实不适合搞科研。

因为太穷，人才也太少。

很多企业刚崛起的时候，整个厂的研发部里，没几个本科生，甚至连人都没几个。

别说自研，有本事山寨就已经很不错了。

绝大部分企业，只能山寨别人的山寨产品，甚至还要靠挖山寨厂的技术员，才能获得山寨技术。

而欧美国家，也对中国的研发环境进行全方位的打压。

西方有一个瓦森纳协定，对中国的技术进行了全方位的限制。

限制分为两部分，首先是禁售，清单之内的技术和产品，如果中国没有研发出来，那么一律禁售。

如果中国研发出来了，那么这个技术和产品就会被移除出瓦森纳协定，欧美企业开始对中国进行疯狂的低价倾销。

低价倾销的目的，是让刚研发出这个产品和技术的中国企业赚不到钱，从而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更新，甚至破产。

这两个维度的绞杀，让中国的研发环境变得非常差。

花费巨大代价，冒着巨大风险去搞高科技。

如果研发失败了，那么整个公司破产。

如果研发成功了，那么还是赚不到钱。 

通过扎扎实实做科研发财的企业，真的没几个，也就华为杀出了重围。

而因为搞研发而破产的企业，数不胜数。

只有高风险，没有高回报，还有谁愿意去做这件事呢？

中国不能只靠一个华为。

以前的中国太落后了，具备极大的后发优势，所以哪怕不靠科研，中国经济也能迅速腾飞。

但那是以前的时代了。

如今的中国，必须要考虑自己的科研问题。

搞科研，压着企业去搞是没有用的，唯一办法就是搞好科研环境。

而搞好科研环境的第一步，就是让认真搞科研且成功的企业，能赚到钱。

第二步，就是让不搞科研的企业，赚不到钱，至少是赚不到大钱。

而那些通过危害社会利益赚大钱的行为，更是应该被严厉打击。 

 

贫富差距和社会稳定

 

搞个生鲜团购业务而已，怎么就危害社会利益了？

互联网巨头的介入，虽然没有创造什么核心科技，但至少会让这个领域更有效率。

这话确实没错。

某种意义上，提升效率也是科技的一种体现，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喜欢称自己为科技公司，这个称呼其实也没错。

但互联网巨头的科技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本质上都是通过压缩人力来实现的。

本来1万个人干的活，如今100个人就可以干了，然后收1000个人的钱。

这本来也不算坏事，某种意义上还是好事，毕竟当年的工业革命发明的机器，干的也是同样的事。

但我们考虑事情，不仅要考虑长远，也要考虑眼前，做一件事必须要配合时代的背景。

什么叫时代的背景？

疫情后，总理为了保就业，提出了地摊经济，千方百计的保护低端人口的饭碗，这就是时代背景。

还有中国的扶贫，耗费了巨大代价去提升低端人口的生活水平，这就是时代背景。

如果单纯从效率上考虑，那么我们是没必要搞什么地摊经济的，也没必要去扶贫。

优胜劣汰，不行的人直接淘汰，资源应该给那些优胜出来的精英。

但如果真这么搞，就会出现巨大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来买单。

社区生鲜电商真搞成了，这些小摊贩的饭碗就全都没了。 

如果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我们还搞地摊经济和扶贫干什么呢？

更别说巨头资本压根就没打算和这些小摊小贩来搞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通过低价倾销，利用资本的优势把这些弱小的摊贩给统统直接碾碎。

我可以亏钱卖一年，但小摊贩你能一年没有收入么？

你下个月的房租还交不交了，孩子的学还上不上了？

恶意低价倾销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底层民众的利益，不仅仅是损害了小摊小贩，还损害了那些买菜的普通居民。

因为资本是要逐利的，而不是做慈善的，他今天亏出去的每一分钱，垄断之后都一定要赚回来。

通过垄断，在明天的涨价里，从你的口袋里硬生生的掏出来。

等你门口的菜市场被资本给彻底玩死，方圆3公里之内都没有菜可以买的时候。

我每斤提价5毛钱，你买还是不买?

菜价在极低和极高之间反复切换，会带来市场的混乱和剧烈的震荡。

这种恶性竞争是纯粹的社会内耗，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丝一毫的价值。

资本做大之后，不能只想着赚钱，还只想赚最轻松最简单的钱，而不想负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这种行为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允许，更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只想靠垄断地位赚钱的资本巨头们，早晚都会付出代价，巨大的代价。

你们已经赚了那么多钱了，能干点正经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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