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培产业、逃离“内卷”说到公平教育带来的内在问题

兔主席 20210619

 

 

对教培行业的讨论是近期的热点。我一直间歇的写一些和教育有关的。今天也再来凑个热闹。也是从一个家长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这个事情。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教育领域的主线政治政策思想是,寻求更加平衡、均衡、更加“快乐”的教育;更加注重全面发展(落实在音体美,其实就是指素质教育)、避免“内卷”等等。

 

大的愿望是好的:培养更加适合未来的人才;培养更加综合、全面、多维度的人才(职业教育也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让未成年人的身心更加健康。而且近期应当增加了这样的一个诊断,即资本驱动、“无序扩张”的教培产业会极大增加家庭抚养教育子女的成本,而这个因素可能会降低生育欲望。在某个时点,有人会认为,适度限制教培产业可能可以通过降低抚养成本,可以提高生育率,解决中国的少子老龄化问题。

 

当然笔者不太认同最后这个逻辑(即教培和出生意愿的关系),我观察的实际情况是,一般青年男女在结婚生孩子时不会考虑这么多。而且很多新生代父母在生孩子的时候都会天真地认为自己以后没有必要也不会在子女教育上投入这么多,不会这样去逼自己的孩子,“孩子开心就好”,“让他们做一个快乐的人多好”。但实际上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他们就会发现身边的都在“鸡娃”,此时才会主动或被动进入“内卷”状态。这时,之前所未想到的学区房、学而思什么的都来了。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

 

在青年男女做婚育选择时,基于的是一些更加通盘的考虑,譬如生孩子与自己事业/职业发展的关系;与自己与双方父母的关系(需要老人陪带);住所/房产是否支持;个人和家庭生活方式及质量的改变,等等。支出也是一揽子的,譬如要不要请阿姨。阿姨住哪里。他们不太可能往前想得太具体,把暑期培训班的成本都考虑进来。他们人生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连孩子都没有,没有体会父母对子女的爱,不大可能意识到自己也会加入到教培的内卷大军里。如前所述,在那个阶段里,他们更有可能认为教培是一个弹性支出、选择性支出,而非刚性支出。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中国青年的婚育选择和教培/教育成本只有间接的关系,只是年轻人不愿生育的诸多考虑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可能还是比较次要因素。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做一个社会调查,访谈青年男女,“你不愿意生育的原因是什么”?给他们一堆选项,最多人勾选的可能就是事业、生活方式之类的选项。我觉得把教培和出生率联系起来,更有可能是决策者的想象,因为决策者都是有一定年龄的,经历过或能够理解教培产业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和心理焦虑,他们把教培当作社会问题来解决。

 

当然出生率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前两年的讨论里,快乐教育、素质教育还是主线。无论如何,目前对教培行业进行监管和限制的大方向是很清楚的。

 

问题是,中国的教育选拔体制是没有发生变化的——高考。学生需要在单一一次全国性的标准化考试里取得成绩,并基本上完全以这个考试的结果作为进入大学的条件。相对于一切其他的选拔方式,这种标准化考试制度是最“公平”的:一个孩子家里再有钱,上再多的私教和补习班,最终也要他自己到考场把题目做出来。阅卷者不会看这个孩子的家庭背景,不会看他的实习和社会经验和领导力,不会看他的推荐信,不会看他的自我陈述,不会看他所取得的与标准化学科无关的因素,更不会看他的父母是否是校友、对学校有过捐赠,而只单凭从考试成绩对学生的能力素质做出判断。

 

这里,我们可以参考John Rawls,做一个类似的思想试验:

 

——设想你是一个普通人,你就要投胎了,你不知道你会投胎到什么阶层,不知道你会有多少财富,但可以估计你有80~90%的概率投身到一个普通家庭——在美国这样的经济成熟社会,“上层中产”(upper middle class)一般指人口最富裕的20%的群体。在中      国,很多人的绝对收入水平是很低的。比如前两年讨论的中国“有六亿人月收入低于一千”,围绕这个数据有很多讨论。在网上搜得:

“北师大研究院发布的一份与收入分配有关的报告,根据2020年5月的国家报告显示,我国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人数大约为7,182万人,约占总人数的5.13%,如果一个人月入5,000元,那么已经超过了全国90%的收入群体了。”

也就是说现在投胎到中国,有90%的概率你会投胎到一个人均月收入不足5,000元的家庭。那么这时,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教育选拔体制?你觉得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体制对你来说最公平?是建立在父母资源能力的基础上(父母决定你的人生),还是建立在你自己的学力基础上(你自己决定你的人生)?

 

如果我看到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概率会投胎到普通人家,那么在思想试验里,我会选择中国高考这样的教育选拔体制,因为它对普通人/穷人更有利:我的命运有更大的程度可以掌握在我的手上:我只要通过我的选择,我的勤奋努力,是有可能可以克服我不利的家庭背景的。

 

所以高考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更加公平的制度。高考 = 公平。

 

高考脱胎自科举。在过去的多少个世纪以来,科举为中国社会提供了社会流动性,既提供了机会,也保证了公平,它为社会提供了稳定剂、内在矛盾的消解器,也是中国在国家治理及社会建制上有别于其他传统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代中国父母之所以会陷入所谓的子女教育“内卷”,本质是因为:

 

1)大多人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生,且教育不完全是手段,也是目的本身。对教育的信仰是中华文化内嵌的基因;

 

2)高考是中国教育选拔体制里最核心的部分,人们认为这个体制相对“公平”和“民主”——人们只要有中人天资,付出足够的努力,就可以在这个机制里取得成功与回报,并实现自己的社会和职业发展目标;

 

3)高考是非常特殊的:它是一次性的(一次考试定成败),有规定数量的科目,有标准化的试题,是一个划定的圈,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封闭性”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内卷”:人们无法突破这个圈,只能在这个圈里寻求边际改善与突破:无限地提高自己在单次标准化考试中指定科目的应试成功概率。投入无数小时的教培,可能就是为了在边际上提高在某科目上取得额外一分的概率。

 

高考是一个规则极度简单清晰的“游戏”。自恢复高考以来的过去几十年里,人们一直在这个游戏里角逐。笔者在八十年代长大,那时的教育是“自发”的、“原生”的,在今天的标准看大多数家庭都属于放养。谁家的孩子早熟、有纪律、有悟性、勤奋、努力、有些天资,就能学好,就能脱颖而出,最后成为佼佼者。当代的教育不同,是家长“干预型”教育——家长通过外部干预(或协助)提升孩子的学力水平。

 

资本市场的发展及资本力量的形成 + 互联网及数字化科技的发展 + 中产阶级消费能力的提升,使得教培在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逻辑,甚而开始“吞噬”社会的其他部分——譬如卷走中产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挤出其他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国的教培产业就是中国社会的反映。它归根结底来自人们对教育的渴求,来自于巨大的行业需求。市场经济下,资本当然会支持、推动这个行业,并将这个行业发展成有自我逻辑的“巨兽”,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力量。

 

这其中我还有两个观察。

 

第一是社会更加成熟稳定,阶层更加固化后,人们对子女教育的诉求反而会进一步加强。有几个因素,一是自己学历水平不够好的人会把精力投入到子女教育身上,确保子女的教育比自己的好。哪怕是没有什么学历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也会希望子女获得最好的教育。


二是自己学历不错,自认为今天所有的一切都和自己的学历有关的人,也会投入精力,确保自己的孩子获得良好教育,不致出现阶层下沉。三是社会各行各业竞争都很激烈(也是“内卷”)。一些中年人到了四十岁左右就会看到职业瓶颈,觉得自己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看不到什么大的发展前途了,这时,有的人会把子女教育作为人生新赛道、新追求、新使命、新事业。我相信许多鸡血父母都有这个情况,就是把孩子变成自己人生的“新项目”。当同事和朋友们还在为自己的事业骄傲时,他可以亮出自己优秀的孩子——“哈哈,我已经换赛道了,到下一场了”。

 

三是为了规避内卷所带来的进一步的“内卷”。

 

如果你是一个富裕家庭(“上层中产及以上”)的话,会觉得中国的高考很难,你给孩子再多的支持,也得他自己过独木桥。如果他考不了好的大学,后面的人生就进入“困难模式”了。那怎么办呢。如何突破高考呢。如何逃避高考带来的内卷和子女前途的不确定性?如何确保你的孩子上好的大学?如何确保你的阶层实现代际转移呢?有路子——送子女出国啊。最好是去各种说英语的“五眼国家”。最好是去美国,那里不仅有好的大学,更重要的是有更加灵活、更加“精英友好型”(elite-friendly)的录取机制。

 

美国、英国这些留学国家,就是中国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家庭突破中国高考限制,通过子女进入比较好的大学以实现阶层代际转移的手段。如果说中国的高考在确保社会教育公平、减少不平等、提升社会流动性的话,那么富人进行的海外教育就是重新输入代际不平等、固化阶层。这个游戏其实早就很清楚了,可能只是没有人明确这么写过罢了。

 

高考和出国教育就是“两个赛道”。在实践里,一些家长会延迟赛道选择,A计划是高考,B计划是出国。所以,两个赛道要两手准备,各种课都要上一些。对于教培行业来说,这也就打开了更大的一个产业。出国最根本的是要学习英语,然后是基于英语、以英文为载体的文化教育。所有与英语相关的教育其实都和这个有关。在面对高考独木桥的不确定性及出国留学补救两种路径前,家长陷入了更大的内卷。

 

这篇文章已经很长了,改天再聊。但收尾之前,最后写一条,就是高考和快乐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的矛盾。

 

前面反复说了,现行的高考体制是最公平民主的教育选拔机制。

 

但这个教育选拔机制,只要为了公平,就必须是标准化的、封闭的。而只要它存在,就会导致家长子女为了扩大应试成功概率所进行的“内卷”。

 

我们现在很多教育政策和方针都是为了在体制内提升素质教育、提升快乐教育。但我们发现,高考不可能被取代,因为教育公平才是最大的政治。而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公平和素质教育与快乐教育是很难兼得的。为了公平,就不得不牺牲素质教育与快乐教育。

 

(全文结束)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Mp2QXRiWHw-tRIzFkp73Q

教培“觉醒年代”里的教培产业:从地上经济转为地下经济?

兔主席 20210621
 
 
接着写写关于教培、内卷的文章。
 
昨天写了一篇《从教培产业、逃离“内卷”说到公平教育带来的内在问题》。这篇文章包含了许多的观点,但都没有展开。以后会找机会展开的。我一开始想写的是,对教培行业进行行政限制究竟会有什么后果,这个行业或这个生意会如何发展。写了个开头,不小心就有三千多字文。写东西不能太长。只好收尾、发表。现在我们再进入正题。
 
首先,如果一个社会对某一个事物(即某种产品或服务)有非常强的刚性需求,那么单纯的行政限制是无法让这个事物消亡的。它大概率只会转变成某种“地下经济”。地下经济的好处是:可以继续满足供需双方(家长和教育培训人员及机构)的需求,坏处是会使行业脱离监管,结果导致价格更高、行业缺乏标准与规范、消费者和从业人员也得不到必要的保护,等等等等。所以经济学家通常会说:不能简单的做行政限制、一竿子打死,还是要发展有管制的经济。
 
跨越时空看,会发现人类社会里有很多的需求是刚性的,并会因此派生出很多的工种、行业、“事业”。
 
这些需求有不少是与人的生理需求有关的,譬如酒精、毒品、性,这些都是非常物质的需求。
 
也有一些是社会性的,并且是抽象的:其中最典型的是信仰和理念:例如某种价值观、某种政治取向、某种宗教。这种价值观会被主流社会视为异端,被明令禁绝(譬如当代德国会禁绝纳粹及新纳粹),但由于它在民众中有一定的市场,所以就会转入地下,在地下流传,并建立自己的地下生态圈及产业。行政命令是不足以消灭它的。Trump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被屏蔽,也会转向构建自己的新的平台,新的生态圈。再回看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党,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打压追杀,转入地下生存,到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及寻求工农武装割据。在很长的时间它都是作为另类的“法外”存在,只不过最后翻身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背后本质都是一个道理:某些事物的存在是有其必然逻辑的,符合某种客观规律的。它是某种本性或时势所决定的结果,打压不了的。
 
回到教育:
一、中国人注重教育,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的命运;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二、中国人是隐忍的。别的都可以忍耐,但是要有教育的机会。因为我们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生。教育的机会平等、教育的公平就是社会的公平。所以在最低限度上,我们希望确保教育公平,让我或我的下一代可以透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教育公平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稳定剂,还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也由于教育公平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所以无论怎么倡导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高考这个机制都不会被取代
 
四、只要把高考这种标准化的应试考试作为(几乎)唯一的人才选拔机制,满足教育公平这个最大政治,它就一定会以牺牲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为代价,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是中国社会自己做出的社会选择
 
五、而只要有了高考这个公开、透明且确定的终极通关机制,那父母就可以从孩子的幼小阶段开始,花十多年的时间和孩子一起设法“打通”这个规则明确的“游戏”
 
六、只要高考存在,就必然带来教育的“内卷”。哪个家庭更有意识、更早起步、更有资源、更能坚持,就更有可能打通这个游戏
 
七、由于高考的存在,在一片祥和的快乐教育面前“躺平”的家长和孩子,会在孩子十七、八岁时输掉这个游戏;而有意识、有危机感、能够抢跑并敢于坚持的家长和孩子,将最终赢得这个游戏。(在当下的北京,这就是西城区和海淀区的较量)
 
八、为了抢跑,就需要手段。中国的课外教培就是这样的手段:由家长付费,委托专业人士对孩子提供课外的教育辅导,旨在提升后者的学业成绩,最终指向提升在高考中取胜的概率
 
九、家长普遍相信,只要为子女提供足够的教育投入与“干预”,是可以提升孩子在高考中的成功概率的。而如果所有家长都选择教育干预,那么教育干预就会成为一种必需品:没有获得“干预”的孩子有可能会掉队。优秀的孩子会因为“干预”而变得更加优秀。家长希望回避的是,自己因为不资助教培而成为子女掉队的因素(“别人都做到了,但我没有做。我对不起自己的孩子”)
 
十、当大部分人都这样想的时候,教培就变成了一个产业。在资本与科技的支持下,教培会不断膨胀,不仅会造成社会性的“内卷”,还会吞噬整个社会,挤出其他部门。
 
 
那么对中国的教培行业进行监管限制,能否改变当前的状况呢?
 
笔者以为,如果放在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大概是会奏效的,原因很简单,那时没有科技手段的支持。一旦线下教培没有了,人们就没有了选择,一下就被打回到八十年代的状态,进入放松、麻痹、自满的状态。在八十年代,绝大部分家庭是不参与教培的,对子女都属于放养,在学习上依靠子女的自觉,而不是父母的全程干预。当时,教培产业还没有形成,“内卷”还没有开始,人们感受不到教培的社会压力,虽然那时也有培训班,但人们认为教培是自主选择,并不是义务或必须。
 
推动中国教培产业化和“内卷”的最根本因素其实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资本”(资本主义、资本市场、资本无节制扩张)。这个行业只要有钱赚,就会有无数的人踊跃参与。他们可能是创业家、小业主,也可以是从事教培的老师。资本只是起到了加速器、放大器的作用。
 
催化教培产业的核心因素是科技。科技所提供的赋能和民主化,才是一切的根本与核心。
 
再者,中国正在进入阶层固化的社会。人们对教育改变隔代命运(维护代际阶层稳定,或寻求阶层上升)的诉求反而增加了。人们意识到:必须抢滩高考赛道(同时备战B计划:出国留学)。
 
放养、躺平的年代已经永久性的过去。我们正在经历的是教育培训的“觉醒年代”。
 
在这个觉醒年代里,2020年的COVID-19疫情本来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线上教培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但却迎来了国家对教培的监管限制,也正说明这个问题。
 
互联网是扁平的、广泛赋能的、民主化的。今天的监管限制对教培产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如何定义教培产业?如果它从一堆由资本驱动的平台公司变为一个C2C的地下经济,那它还是不是一个产业?
 
这些才是关键问题。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clv5VxlEVOZV4qsZDod5-g

从整顿教培产业看中国治理与行业大政治

兔主席 20210724

 

 

晚间在海外上市的教育股大跌,并带动更多领域的中概股下跌,有点崩盘的样子。海外投资者在集体撤离这些他们“看不懂”的中国重监管行业。

 

针对这个事件,作者简单点评几句。主要围绕中央的监管思路,讲讲顶层的政治逻辑。

 

同时也借此说明一下新时代下中国模式的一些新特征。

 

1、可以看出,现在是从最高层出发,自上而下地去抓整个教育行业的改革及教培行业的整顿的,早已经超出教育部的范畴了。教育部只是一个核心参与执行单位,其他部委条线也要参与的,中央统筹各部门来一道解决教育问题。

 

2、所以,教育问题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细分领域的政策问题了,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教育问题是放在政治高度的,要从政治角度去理解,是一个大政治。(俗话说,我们要提高自己的“政治站位”去认识其本质)。

 

3、过去几年有许多的经济政策、行业政策、社会政策,其实最后看都是政治性的,是大政治,背后有一整套的伦理、逻辑、价值观、目标,它不是一般意义的工具手段型的政策,而是基本方略、国策。作者习惯性地将其称为“政治”。企业、市场包括不在少数的体制内监管机构,实际上都没有能够从政治的高度去理解,其认知是有一个滞后的,经过一次次事件,逐渐才发现原来相关的政策不仅仅是政策,已经上升到更高的政治高度。

 

4、譬如房地产住宅开发行业。2016年中央就提出“房住不炒”,加码调控。但大多人过去一直认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里的“夜壶”,在“促发展”和“调结构”方面,永远会偏向促发展,所以经济不好了,一定就会放开房地产。大部分人都是按照这个定势思维去理解的。包括企业、地方政府、具体条线的监管单位、市场等。没有人从国家战略方位、国策等大政治的高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即:

 

1)房地产最终到底应该在国民经济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住房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资源,对社会稳定和谐、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有重大战略、政治意义,不能简单的交由市场力量去配置?参考(《香港的房地产情况(vs 新加坡)合集》)

 

3)房价高企对社会经济的广泛影响?譬如资产价格变化导致的贫富差距(有产与无产者之间贫富差距的加大)、年轻人的职业取向(在高房价压力下,毕业生无法安心投入收入较低的行业)、消费能力(高房价会挤出对其他行业的消费能力)、企业的取向(不愿意专心做实业,而希望搞搞资源型的房地产)、对金融的影响(会抢占金融资源、挤出其他实体经济的融资能力,同时与金融高度绑定将加大社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对地方政府的影响(更加依赖土地财政,有动力减少供应、高价出让土地以获取财政收入),以及对出生率/出生意愿的影响,等等。国家领导人是从更高的角度看待问题的。房地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工具和手段,而是一个各种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源头,必须加以解决。解决房地产问题是大政治。

 

一开始大多人是认识不到的。所以2018年末进入中美贸易战寒冬,2019年各种力量觉得中央在博弈之下要放开地产;结果中央立即出手加重调控,大大超出市场预期;2020年疫情初期再来一次,扶持实体经济的流动性释放后,地产企业低成本融资,土地市场回暖,中央立即出手,推出“三道红线”等一系列政策。然后是银行贷款集中度管理、土地出让双集中等政策。

 

截至今天,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房地产调控是大政治,是基本国策。政府在尝试纠正过去走过的道路(虽然因为路径依赖的问题,是有难度的),但绝对不能重蹈美国、香港的覆辙。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是用了将近五年时间,才让社会各方力量形成相对比较清晰的认识,看到这真的是一个大政治

 

我们的领导人对这个行业有具体、系统性的想法,可以定义为其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只是没有这么提而已。

 

5、其实早些年,对影视娱乐、对游戏行业都有过这样的政策,实行整顿。很多是通过资本市场入手的(限制企业上市/融资),所以投资人/市场会有反应。但一开始,人们还是会以个别行业、个别情况、个别案例的角度去理解,没有上升到“政治高度”,更看不到这其实就是新时代,中国模式和原来不一样了。

6、如果说房地产行业虽然规模体量大,但影响的还是“细分领域”的投资人(主要是境内以固定收益为主的各类资金方),游戏、影视娱乐等行业影响了个别企业及对应投资人,去年蚂蚁上市折戟案例及后开始“限制资本无节制扩张”——从限制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到关注数据安全等一系列的行业政策,就开始波及更广泛的企业与资本市场了。如果说2016年迄今五年的“房地产调控”还有点“温水煮青蛙”,是一个全市场和社会渐进发现的过程,力求实现某种软着陆(因为房地产在国民经济占比里太大,动辄会影响到金融和经济的安全与稳定),那么对这些新经济行业的政策调整,似乎就来得更加“急剧”和“猛烈”了,好像一下就出来一大堆政策,使得这些行业的发展突然出现了很大的政策不确定性,而这些行业又大多是采用离岸融资方式发展的,投资人很大一部分是外资(而且是“真外资”),且在美国上市。这些投资人群体距离新时代中国的国情、模式、政治、政策那就更远了,他们对这么大的信息量确实是无从消化的。金融最憎恨的就是不确定性,看不清楚的就不要投。所以他们的选择就是先撤资再说。

7、回到本文的主题——教培行业,作者认为,对教培行业的整改和前述的房地产行业调控是一样的,这是个大政治问题。领导人有一个更大的顶层逻辑,涉及到教育在中国究竟应该怎么搞,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1)教育是不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社会资源,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富裕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如何为社会创造更大的机会平等?也即——所在家庭的收入能力是否应该影响到孩子对教育资源的获取能力?——诚然,我们有一考定终身的高考,但对孩子的“干预”还是能够很大影响其学力的。而从包括上课外培训班到买学区房,无不与家庭经济能力相关。而扩大机会平等,对防止阶层固化、提升社会流动性、保持社会的活力是非常重要的;

2)青少年在成长期(从3岁至初中阶段)主要应该把时间用来做什么?是德智体相对全面的发展(其中包括我们领导人特别重视的保护视力健康,以及“野蛮其体魄”)、保证孩子们能挖掘兴趣爱好的心理健康与快乐,还是把整个高考前置到3岁开始准备,陷入无穷无尽的内卷?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是否真的能够适应未来?

 

3)教育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涉及到核心价值,涉及到意识形态?是否应当纳入监管,匹配中国模式?前几年可能尚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但在今天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这就是一个重大问题了。作者认为,领导人会尤其关心,我们社会所谓的精英群体,这些企业家、企业高管、高收入专业人士、海归菁英,他们的后代在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是舶来的离岸教育,还是中国教育?如果是系统性的“舶来教育”(即“国际教育”),如何保证他们对中国的归属、认可、理解、忠诚?

4)如果教育是如此重要的一个领域,那么它应该有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方式,什么样的行业政策?首先是,公立教育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否应该承担更多,成为有质量且均衡、免费的公共教育的提供者?是否可以利用互联网和新兴科技手段去拉平教育资源?譬如让政府采购和统筹安排,由人大附中或实验二小的顶尖老师为全国提供网课——甚至让他们把主要的时间精力放在基于网络的教学及对其他教育机构及人员的赋能上,而不是专门针对他们所在学校的几百名学生?科技和举国体制使得这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的安排在2021年的中国成为可能。想象空间巨大。

 

5)教育与金融的关系。需要问一问,社会资本应该在教育行业里发挥什么作用?金融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金融和资本一定是逐利的,金融和资本的介入一定会使得教育产业化、盈利化、逐利化。资本的支持也会使得行业出现更加激烈且恶性的竞争(现在称为“内卷”),并影响到消费者。所以,中央希望切断金融与教育的联系,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之下导致的教育产业化无序扩张。再者,我们看到大部分教育公司都是境外上市的(尤其是在美国上市),作者认为,这主要倒还不是数据安全或国家安全的问题,而是,只要整个将教育产业化的资本链条都是离岸的,游离在中国政府的管辖之外,那么中国就没有办法切断教育与金融之间的联系,无法实现自己重塑教育的目标。所以,必须从源头上即融资面整个限制外资介入教培产业。

 

6)教育与房地产行业的关系。2021年4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指出,要“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第一次提到了学区房的概念。学区房其实就是教育与房地产的联动。为什么核心城市的核心地区(通常又是老城区)房价高企?因为这里有教育资源。中国的国情是,教育资源是地方化的、属地的,“local”的,核心公立教育资源的分配,是通过土地房产和户口,落位到具体的房地产资产上的。这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内卷”驱动下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必然会导致对核心房地产资源的追逐,这种追逐又会成为推动房地产交易市场及推高房价的“鲶鱼”。对此中央的诊断和意见也很清楚,就是要打掉教育与房地产之间的联系。所谓的“中国模式更进一步”,疫情一方面使得资本驱动的线上教育得到大发展,另一方面也让领导人看到,由国家主导的线上教育可以是一个给全体社会赋能、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化、确保最大程度机会平等的绝佳工具!站在2021年的今天,在互联网科技和举国体制的支持下,确实出现了一个切断教育与本地化/房地产之间联系的契机

 

7)教育与人口及少子化的关系。维护及促进人口稳定增长就更加是一个国家的大政治了。教育成本高企会降低夫妻生育多胎的动力。少子化有几方面的因素,一种是年轻人追求独立生活,不愿意结婚。不结婚就无从谈及生孩子了。另一种情况是已经有小孩的父母不愿意再生。按说,这部分人群生育的“边际成本”是比较低的,鼓动他们再生一个可能比鼓动年轻人早婚早育更容易一点。而当今教育内卷下的教培行业无序发展确实会大大增加他们的机会成本,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所以,中央肯定希望通过整顿教培行业,提升整体社会的生育意愿。

8)教育产业与其他行业的关系。教育产业无序发展,还会挤出家庭对其他行业的消费意愿。这个情况无序发展下去,就会发现教育,会成为国民经济领域里的一个巨大的产业。这个巨大产业由两方面构成,一种是“高考产业”,旨在将对高考的角逐前置到3岁;一种是“脱离高考产业”——旨在为摆脱高考的出国留学做准备的国际教育体系。前者危及素质教育,后者有意识形态风险,两个赛道的“内卷”都会危及孩子的心理健康,同时抢占家庭的消费支出,挤出其他行业所能获得的资源。

 

     8、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教育是我们核心的文化基因。只要有条件,我们就会孜孜不倦的竞争教育资源,陷入某种内卷,并挤出其他资源。在过程中,如果房地产、金融可以成为助推能力,就会使得教育出现“产业化”并“无序增长”。我们看到,房地产、金融/资本、人口三大因素都是国家的大政治,而教育不仅仅本身就是大政治,还是将所有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只要教育与其相互作用,就会影响到国家的大局,所以,教育才是最大的政治,是大政治中的大政治。对于教育,必须从最高的政治站位角度去理解。

     9、中国的终极人才选择方案会是什么呢?还是高考。笔者之前写过文章分析,高考这个机制是中国教育公平大政治下的必然选择,高考是绝对不可替代的。而只要存在高考这样一个相对公开、透明、标准化的机制,人们就可以提前的去准备和应对。只要足够多的人这样做,并且都能比较容易的找到资源,就会产生内卷。前面分析的金融和地产都是其中的推力。而如果不去动摇高考制度,同时追求对教育及教培产业的重塑,那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一、国家管控,整顿高中阶段之前的教培产业,把路堵死,让你没有选择,那样大多数人就“老实”了;二、利用举国体制及互联网手段,为广大人民提供更多的优质免费均衡的教育资源。这些举措能不能完全消灭课外培训呢?肯定是不能的。只要有需求,它一定会转为某种地下经济,“隐秘的存在”。但由于它与金融及地产的系统性联系已经被切断,就会从视野里“消失”,不再成为一种系统性问题,不会再促发大规模的内卷。而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这就足够了。他们会回到80~90年代(作者长大的年代)。那时有没有辅导呢?也是有的,但是很少,并不成为风气,主要靠自己学习。那时家长管不管呢?也有的家长管,但不是必须,也是看每个家庭。但不存在一个“吃人”的教培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把备战高考的精力留在高中阶段。而如果国家能够在小初阶段提供均衡、免费、有质量的公共教育,我相信大多家庭是会满意的,乐见此结果。

 

     10、所以,教育是真正的大政治,中央提出政策的背后,是有一整套顶层想法、思想、理念、逻辑的,是有体系的。而前文提及中央近期对许多其他行业/企业的规整,背后也都有自己的顶层逻辑。企业及市场参与者要理解新时代中国,就必须理解这些逻辑。

 

     11、资本无序扩张支持下的教育内卷绝对是可以让一个社会窒息的,它会让社会变得死气沉沉、毫无生命力,同时还不能创造出健康及适应未来的人才。涉及到教育,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其实都有这种问题。而日本也是“内卷”最严重的社会。“内卷”严重发展到最后,就是年轻人恐惧社会,甚至厌世自杀。

 

     12、所以我们再来看看新时代的中国模式,它非常有特征:

 

     1)中国有很强的能力去遏制资本,这与我们全国一盘棋的举国体制有关,也与我们体制内的社会主义基因有关。如果说西方政治的主题更多的是把个人或公共社会与政府对立起来的话,我们的政治主题则更多的是把资本/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对立起来。这就是差别。

 

     2)中国把最大化大多数人群的福祉,实现更大的机会平等与共同富裕作为目标,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也与我们当代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关,而我们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且将它中国化,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正因为它与我们的很多传统相契合。

 

     3)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把国家看成一个有机的、有生命的共生社会,要讲和谐。现在不搞阶级斗争,不把人群分化,但依然强调全国一盘棋,大家各司其职,为国家做事情。资本和企业(我这里说的是中国的资本和企业)也是国家和社会的组成部分,要参与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里来,参与“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有政治觉悟,政治站位,从国家、民族、社会、人民的福祉上考虑问题。所以,国家让你退出,你就得退出。那你退出去干什么呢?当然去干那些国家鼓励的、符合上述大政目标的行业,

 

     4)中国其实是一个“德治”社会,即一切的背后有一个更高、更抽象的伦理与逻辑——即所谓的“high morals”。它才是我们的指导精神。政党、政府、政治家乃至法律法规和政策,都要受制于这个high morals。这个high morals是人民所向往的,是某种人民的意志。它来自于我们的文明、文化传统及社会道德理念与共识,当然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渐变的,有时代性。领导者和政府要去发现这个共识,并以此决定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方式与路径。这套体系是超法律的,或者说不在法律体系内运行。法律在我们的治理里扮演的只是工具作用

 

     13、笔者所讲的这套中国模式,是西方人非常难理解的。他们只能从明文法律规则和制度上去理解一件事情。他们相信西方奉行的“法不禁止即可为”,对法律和规则不能随意调整,政府也不应该有任何的主观性和“武断性”。前面讲的这种中国政治伦理,对high moral的追求,对法律的“工具化”,是他们绝对无法理解的。他们能看懂法律,但因为和我们不同属一个文明与传统,不知道我们追求的high moral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而透过笔者前述对房地产和教培行业政策的分析,其实可以看出,我们的政府是用几十年、上百年的角度去规划我们的社会,制定治理方略的,背后有明确的价值观、理念和逻辑。而不在中国对这些是很难理解的,外国投资人看到的只有“武断”与不确定性。看不懂的情况下,自然只会撤资。

 

     14、而这就是中国近期在互联网、教育等行业推行新的产业政策的海外影响:因为推出政策,使得海外投资人更看不懂中国了,选择退出——至少是暂时性退出。这个过程,至少在短期内,对已经在境外上市的企业及希望获取境外融资的企业是痛苦的,可能会有不小的摩擦和代价,会有不小的“负面外部性”。但对于遵循长期主义、规划制定百年大计的中国政府来说,这些就都不那么重要了。而且,切断“问题行业”或核心领域的海外资本驱动,不仅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且本身就是政策目标。

 

     15、其实,只要能够读懂中国,看明白中央治国理念及顶层逻辑,就应当看到,其实中国的投资背后有很多的确定性。李世默去年末有个演讲“读《求是》,做投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讲得很好,我把链接奉上。(https://www.guancha.cn/LiShiMo/2020_11_14_571405_s.shtml)。

 

以前有句话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其实现在做投资、做企业也一样,到那些契合中央大政方略、符合未来发展新格局的行业里去。

 

(全文结束)

 

转自: https://mp.weixin.qq.com/s/FHuZpLlHn6HEf1QWCLi2YQ

一个半截入土的行业,被扬上了最后一把沙

1981年,为了防止课外辅导行业过热,让教育变成普通家庭比拼财力才能获得的资源,韩国政府通过了《学院法》(学院在韩国即指课外辅导班),史称“730教育改革”。
 
打着促进教育行业良性发展的旗号,这套改革方案的核心之一——也就是《学院法》的第9条——明确规定禁止任何机构举办课外辅导班,违令者将处以罚款甚至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
 
为了贯彻这一政策,韩国政府甚至还组织了“课外辅导执法队”。
 
然而,这套一刀切式的法案并没有真正消灭课外辅导市场,韩国的家长和辅导机构开始了与政府漫长的博弈,甚至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游击战模式。
 
比如课外辅导老师会深夜“偷偷摸摸”来家授课,有时候还伪装成亲戚或家政阿姨串门,甚至开着小汽车到郊外小树林补课。
 
直到若干年后,这套法案变得名存实亡。
 
韩国课外辅导行业无法被真正消灭的原因,是从中国引进科举制度以来就形成的“即使把耕牛卖掉,也要让孩子读书”的举国共识,以及与中国“高考”一样的一将功成万骨枯。
 
在后续的教育改革中,韩国政府还试图将大学的自主招生权力扩大,让学生想要进入大学的条件从只看高考成绩延伸到同时看“综合素质”。于是,韩国的孩子们不但没能摆脱课外补习的噩梦,反而在补习学科教育之外,又被压上了素质教育的重担。
 
韩国家庭的教育负担也由此变得愈发沉重。2021年3月,大韩民国教育部与统计厅发布的《2020年小学、初中、高中课外辅导费调查结果》显示,高收入阶层在课外辅导费上每月平均花费超过5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3000元),而低收入阶层每月在课外辅导费上也要花去10万韩元。
 
后者,几乎是这个阶层家庭年收入的10%。
 
整整30年后,中国的教培行业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720教育改革”。
 
结局,会不一样吗?
 
1
 
中国的教培行业并不是这周五才从资本的宠儿坠入地狱的。其实从5月份开始,整个行业就因为“双减”政策组合拳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然而,确实是前晚在网上流传,昨天正式被发布的这纸40号文,将这一切推上了高潮。
 
我细数了一下,在这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文件里,总共有15个“严禁”和“严格禁止”,10个“不得”,以及6个“严肃查处”和“坚决杜绝”。
 
2018年的浑水在挖空心思做了几百个小时的访谈和研究后,只不过找到了教培龙头好未来在财务上的些许瑕疵,还不得不在做空报告的标题中承认,这是一个“Real Business”。
 
可以看出,那时还没有人认为这个行业有什么政策风险,甚至包括一心想搞垮好未来股价的浑水。
 
至于当时写下《浑水做空好未来到底有没有实锤》的我,更是想破头也想不到,击垮好未来的不是财务造假,更不是做空报告,甚至都不是行业的自身发展规律。
 
 
2
 
那么,中国的教培行业究竟有没有错?
 
当然有。
 
这个行业最大的错,就是用资本的力量,加速了整个社会“内卷”的进程。
 
这些年来,这个行业用无数生动的广告、活生生的案例和新鲜的社交裂变玩法,为家长们编织了一场精巧的“养成系”美梦——似乎只要砸下足够多的钱,投入足够的精力,就能让孩子拥有一份出色的成绩,以及一个远大的前程。
 
“当前排人都站起来的时候,为了看到屏幕,后排的人也不得不都站起来,甚至得站在椅子上。”
 
这个内卷本卷的解释,用在现如今的“鸡娃”领域,再恰当不过。
 
而资本在这其中起到的作用,并不光彩。
 
正是在资本的导入下,各种新的技术开始入局教育,从拍照识题到VR教学,新的教学模式层出不穷,见缝插针的占据了学生的课余时间。
 
也正是在资本的加持下,教培机构得以一手从顶尖学校吸引师资,一手大笔的投入广告营销,让老师、家长和学生一步步接受了课外补习和线上教育是“影子学校”的事实。
 
然而当家长和学生以为通过课外培训就能拿回一部分受教育的自主权时,实际上,却是走上了另一条不归路。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在学校这一国民教育体系之外,培训机构正在构建另一个“教育体系”……学校教育、家长、学生、教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校外培训机构绑架,校外培训大有再造一个国民教育体系的趋势。”
《不能让校外培训再造一个“教育体系”》, 新华网,3月24日
 因此,当政府提出要“双减”,要减轻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时,我是举双手赞同的。
 
如果任凭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去继续延伸,那么教育行业大概率会成为榨干每一个家长钱包的“凶器”,而换来的只有资本的狂欢。
 
数据显示,仅在2020年,K12教育赛道的融资额已经超过此前三年累计融资额总和,新增教育相关企业更是超过万家。
 
 
一个半截入土的行业,被扬上了最后一把沙
图片来源:虎嗅
 
也是在过去一年内,在三地上市的教育类上市公司,市值增长超过了5千亿人民币。
 
然而不要忘记的是,在此之前,政策一直强调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和“减轻负担”这两个关键字。
 
这两个关键字可以让好未来和新东方们的股价在过去两个月内出现了腰斩,但引发第二次股价腰斩的这个“黑色星期五”,却是别的原因。
 
 
3
 
之所以会有“黑色星期五”,是因为最新出台的文件让市场投资者认为,政府不但是要将资本彻底的驱逐出教培行业,甚至可能要对整个行业进行封杀。
 
问题是,就算教培行业被彻底取缔,真的就能起到“双减”的作用吗?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家长如此拼命鸡娃,中国的孩子如此拼命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多学到知识,满足求知欲吗?
 
是为了学到尽可能多的技能,以后做个有用的人吗?
 
当然可能会有这些原因,但很可惜的是,恐怕99%的家长和学生都不仅仅是为了这些原因。
 
能够在若干年后用高考的方式实现鲤鱼跳龙门,或者仅仅是守住之前的阶层,这才是大部分中国家长和学生努力的终极目标。
 
谈中国的高考政策有些敏感,而且就像兔主席在最新文章里写的那样——“高考这个机制是中国教育公平大政治下的必然选择,高考是绝对不可替代的”。
 
那么,如果将视线投向同为高考大国的韩国,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
 
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间,韩国对高考政策进行了至少21次较大的改革调整,然而努力却没有赢得多数家长的掌声。 
 
2016年,韩国教育电视台EBS为高考拍了一部纪录片,名为《学习的背叛》。里面的孩子为了高考,甚至比衡水中学和毛坦厂中学更加“励志”和“艰苦”。
 
比如手上已经布满老茧的十六岁少女,写到手无法握住笔也要绑着橡皮筋靠手腕力量继续写。她每天凌晨两三点能睡觉都是一种奢侈,学到教科书都能默写下来。
 
而纪录片中更让人有感触的,是韩国在高考改革后,学生为了考上大学,不但要参加高考,还要准备校内成绩,更有一本名为综合生活记录簿的小册子,会对考生高中三年的学校表现、社会实践、课业成绩进行综合评估,并折算成相应的成绩。
 
这就是之前所说的“素质教育”考察,而这样的改革引发了更加疯狂的内卷。就像在美国《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被采访的韩国人说的:
 
“(韩国)高考改革的目的就走偏了,它努力把课外教育拉下水,却没有把公立教育推上台。
 
每一次改革都号称要减负,实际上只是‘解放了它(学校)自己’,最终将责任踢给了家长、推给了辅导班。”
 
借用前两年的韩国热播剧《天空之城》里的一句话,“这国家的教育目的不都是为了高考吗?”
 
一个半截入土的行业,被扬上了最后一把沙
 
只要这一点不改变,一切都不会改变。
 
4
 
不,教育内卷的核心,其实也不仅仅是因为高考。
 
因为高考已经存在几十年了,我们这些70后80后同样走过义务教育到高考的这条路。
 
虽然也有课外补习,也有一些虎爸虎妈,但为什么那时整个社会对教育和学历问题没有如此的焦虑呢?
 
彻底整治教培行业后,社会真的会像兔主席在文章中写的那样回到80~90年代吗?
 
“……那时有没有辅导呢?也是有的,但是很少,并不成为风气,主要靠自己学习。那时家长管不管呢?也有的家长管,但不是必须,也是看每个家庭。但不存在一个“吃人”的教培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把备战高考的精力留在高中阶段。而如果国家能够在小初阶段提供均衡、免费、有质量的公共教育,我相信大多家庭是会满意的,乐见此结果……”
Chairman Rabbit,公众号:tuzhuxi从整顿教培产业看中国治理与行业大政治

 

个人认为,这种想法不但不现实,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幼稚了。
 
因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80~90年代的那个社会。随着经济增长进入中低速阶段,不仅阶层差距正在逐步定型,更重要的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
 
就像我在《头部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大厂谁更卷?》里写的那样,近些年来的年轻人,想获得一份理想的entry level工作正在越来越难。
 
而对于公司而言,最容易的筛选条件一定是学历。
 
如果清北复交的学生都选不过来,我又何必将筛选条件放宽到985?如果211学校毕业生的简历都蜂拥而至,谁又会去看二本甚至是专科的学生呢?
 
是的,我也知道唯学历是荒谬而不可理喻的,就算是学历一般的年轻人中也会有非常多非常出色的人才,但人才的供给和职位的需求决定了资源和精力的分配。
 
学历之于公司招聘,就像是高考分数之于大学招生一样,是对人和人之间效率最高的划分
 
所以说,认为现在家长对课外教育的焦虑和渴望只是为了高考,那只是浅层的原因,如果再向下深究,其实是就业机会的不均衡,是不同岗位认可度的不均衡,是不同阶层能够获得概率的不均衡。
 
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教培行业不过是一头肥美的替罪羊,仅此而已。
 
5
 
很喜欢楚团长在2019年写的那篇《公平的错觉:韩国教育辛酸史》,最后的最后,引用如下:
 
2007年韩国畅销书第一名《88万韩元世代》描绘了年轻人的尴尬处境。
 
韩国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中,只有5%有机会被录用为公司正式职员,拥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韩国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2万美元水平,然而刚毕业的大学生大多只能拿到88万韩元的月薪,折合人民币年薪刚刚6千元,生活非常窘迫。  
 
在2009年的调查报告《韩国与日本的社会意识结构》中,针对“贫富差距是否过大?”的问题,首尔的受调查男性有94%斩钉截铁的回答“是”。
 
经历了残酷的高考,年轻人依然无法看到生活的希望,于是逐渐形成了所谓抛弃恋爱、结婚、生孩子的三抛世代,这种情绪仍在发酵,抛弃希望、梦想的N抛世代并不遥远。  
 
2018年韩国人均总收入突破3万美元,成为世界上第七个闯入“5030俱乐部”(5000万人口3万人均总收入)的国家。
 
在经济蓬勃向上的同时,韩国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出生率跌破1.0的国家,正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七十年间,韩国政府通过不断的改革、投入与妥协,小心翼翼的维护着脆弱又卑微的公平,却让教育和高考一步步走向了一场邪教般的疯狂。
 
只手遮天的财阀、大而不倒的名校和望子成龙的家长背后,藏着那个所有人都明白、却又不愿面对的真相:  
 
条条大路通罗马,但罗马人筑起了城墙。
 

转自: https://mp.weixin.qq.com/s/QjEcCOwTMK1Ka9Nqs7ztDA

“双减”《意见》:学科类培训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严禁资本化运作,已违规需进行清理整治

Edu指南按:7月24日,新华社消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该《意见》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于近日印发。

该文件印证了7月23日周五下午开始网传的消息,对于市场化的教培机构,未来将面临的重大变化:
  • 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 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已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
  • 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制定出台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材料管理办法。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
1)这里提一下,什么是“非营利性机构”?
  • 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具有福利性特征它的目标通常是支持或处理个人关心或者公众关注的议题或事件。

    非营利性组织独立于政府(第一部门),企业(第二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

非营利组织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包括艺术、慈善、教育、政治、宗教、学术、环保等等。非营利组织的运作并不是为了产生利益。也有专家认为将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区分开来的最主要差异是:非营利组织受到法律或道德约束,不能将盈余分配给拥有者或股东。

非营利性组织的团体多种多样,包括公益性的团体组织,如基金会、社会志愿者协会、慈善机构等:宗教类团体组织,如宗教协会、教堂、民间宗教机构等;文教类的团体单位,如学校、研究所、教育部门、文艺团体等;环保类团体组织,如绿色组织、动物保护者协会等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类团体组织,如消协、法律援助中心、社区业主管委会等。

  • 与之对应的是,营利性组织,是以组织的利益为目标的社会组织。这类组织讲究资本的投入产出,讲究利润的回报。 新规之前,校外教培机构均属此类。

2)严谨资本化运作,禁止上市。已违规的,要整治清理。影响是什么?

  • 已经上市的k12学科培训公司,将面临退市要求。

  • 未上市的k12学科培训头部公司,将在新规之下,完全关闭二级市场的通道。

  • 一级市场处于中早期的学科类培训公司,将关闭继续融资可能。

3)非学科类别仍可经过严格审批经营:体育、文化艺术、科技

《意见》全文完全关闭了学科培训新开设机构的通道,多条文限制校内校外学科培训对学生家长带来额外压力的规定。与此同时,意见明确指出: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意见》要求各地区分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类别,明确相应主管部门,分类制定标准、严格审批。

这意味着,面向中小学的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素质素养类拓展,暂时没有被纳入“非营利性机构”登记的范畴,相较而言,仍有市场化的空间。但是可以预期:资本及营销乱象是不被允许的。 

4)新规在从试点开始,其余城市还有转型过渡时间

在解读《意见》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称:

“双减”工作牵涉面广,十分复杂,为此选取试点进行。一是因为试点地区影响相对较大,关系全局成效。二是因为试点地区开展“双减”已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三是先行先试有利于降低改革成本。

现确定试点城市包括:北京市、上海市、沈阳市、广州市、成都市、郑州市、长治市、威海市、南通市为全国试点,其他省份至少选择1个地市开展试点

试点城市实行:一是对现有线上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要全面排查,重新审核登记,解决过多过滥的问题;二是可探索适当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由教育部门负责组织遴选,供学校选择使用,并建立评估退出机制;三是强化培训收费监管,将学科类培训纳入政府指导价,通过第三方托管、风险储备金等方式,对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进行风险管控,预防“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问题发生。

7月24日,《意见》发布后,各大k12学科培训公司均发布对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响应,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和要求,依法合规经营。

“双减”《意见》:学科类培训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严禁资本化运作,已违规需进行清理整治

“双减”《意见》:学科类培训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严禁资本化运作,已违规需进行清理整治

“双减”《意见》:学科类培训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严禁资本化运作,已违规需进行清理整治

以下是《意见》通知全文: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包括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2.工作原则。坚持学生为本、回应关切,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权利,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与期盼,减轻家长负担;坚持依法治理、标本兼治,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加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坚持政府主导、多方联动,强化政府统筹,落实部门职责,发挥学校主体作用,健全保障政策,明确家校社协同责任;坚持统筹推进、稳步实施,全面落实国家关于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有关规定,对重点难点问题先行试点,积极推广典型经验,确保“双减”工作平稳有序。

3.工作目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作业布置更加科学合理,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全面规范。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二、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4.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学校要完善作业管理办法,加强学科组、年级组作业统筹,合理调控作业结构,确保难度不超国家课标。建立作业校内公示制度,加强质量监督。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5.分类明确作业总量。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6.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发挥作业诊断、巩固、学情分析等功能,将作业设计纳入教研体系,系统设计符合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的基础性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坚决克服机械、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

7.加强作业完成指导。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教师要认真批改作业,及时做好反馈,加强面批讲解,认真分析学情,做好答疑辅导。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

8.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学校和家长要引导学生放学回家后完成剩余书面作业,进行必要的课业学习,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开展适宜的体育锻炼,开展阅读和文艺活动。个别学生经努力仍完不成书面作业的,也应按时就寝。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控制使用时长,保护视力健康,防止网络沉迷。家长要积极与孩子沟通,关注孩子心理情绪,帮助其养成良好学习生活习惯。寄宿制学校要统筹安排好课余学习生活。

三、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9.保证课后服务时间。学校要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有效实施各种课后育人活动,在校内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引导学生自愿参加课后服务。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学校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初中学校工作日晚上可开设自习班。学校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制”。

10.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学校要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充分用好课后服务时间,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

11.拓展课后服务渠道。课后服务一般由本校教师承担,也可聘请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者提供。教育部门可组织区域内优秀教师到师资力量薄弱的学校开展课后服务。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教师校外有偿补课行为,直至撤销教师资格。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挥好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活动场所在课后服务中的作用。

12.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教育部门要征集、开发丰富优质的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利用国家和各地教育教学资源平台以及优质学校网络平台,免费向学生提供高质量专题教育资源和覆盖各年级各学科的学习资源,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各地要积极创造条件,组织优秀教师开展免费在线互动交流答疑。各地各校要加大宣传推广使用力度,引导学生用好免费线上优质教育资源。

四、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13.坚持从严审批机构。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对原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改为审批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对已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排查,并按标准重新办理审批手续。未通过审批的,取消原有备案登记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ICP)。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各地要区分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类别,明确相应主管部门,分类制定标准、严格审批。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未经审批多址开展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已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

14.规范培训服务行为。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制定出台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材料管理办法。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依法依规坚决查处超范围培训、培训质量良莠不齐、内容低俗违法、盗版侵权等突出问题。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培训机构不得高薪挖抢学校教师;从事学科类培训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教师资格,并将教师资格信息在培训机构场所及网站显著位置公布;不得泄露家长和学生个人信息。根据市场需求、培训成本等因素确定培训机构收费项目和标准,向社会公示、接受监督。全面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进一步健全常态化排查机制,及时掌握校外培训机构情况及信息,完善“黑白名单”制度。

15.强化常态运营监管。严格控制资本过度涌入培训机构,培训机构融资及收费应主要用于培训业务经营,坚决禁止为推销业务以虚构原价、虚假折扣、虚假宣传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依法依规坚决查处行业垄断行为。线上培训要注重保护学生视力,每课时不超过30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21点。积极探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理控制学生连续线上培训时间。线上培训机构不得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五、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

16.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各地要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成果,积极开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促进新优质学校成长,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充分激发办学活力,整体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加快缩小城乡、区域、学校间教育水平差距。

17.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教育部门要指导学校健全教学管理规程,优化教学方式,强化教学管理,提升学生在校学习效率。学校要开齐开足开好国家规定课程,积极推进幼小科学衔接,帮助学生做好入学准备,严格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做到应教尽教,确保学生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业质量标准。学校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提高难度、加快进度;降低考试压力,改进考试方法,不得有提前结课备考、违规统考、考题超标、考试排名等行为;考试成绩呈现实行等级制,坚决克服唯分数的倾向。

18.深化高中招生改革。各地要积极完善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模式,依据不同科目特点,完善考试方式和成绩呈现方式。坚持以学定考,进一步提升中考命题质量,防止偏题、怪题、超过课程标准的难题。逐步提高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规范普通高中招生秩序,杜绝违规招生、恶性竞争。

19.纳入质量评价体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禁下达升学指标或片面以升学率评价学校和教师。认真落实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将“双减”工作成效纳入县域和学校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把学生参加课后服务、校外培训及培训费用支出减少等情况作为重要评价内容。

六、强化配套治理,提升支撑保障能力

20.保障学校课后服务条件。各地要根据学生规模和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统筹核定编制,配足配齐教师。省级政府要制定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明确相关标准,采取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确保经费筹措到位。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补助,有关部门在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应考虑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因素,把用于教师课后服务补助的经费额度,作为增量纳入绩效工资并设立相应项目,不作为次年正常核定绩效工资总量的基数;对聘请校外人员提供课后服务的,课后服务补助可按劳务费管理。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表现应作为职称评聘、表彰奖励和绩效工资分配的重要参考。

21.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进一步明晰家校育人责任,密切家校沟通,创新协同方式,推进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教育部门要会同妇联等部门,办好家长学校或网上家庭教育指导平台,推动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服务站点建设,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理性确定孩子成长预期,努力形成减负共识。

22.做好培训广告管控。中央有关部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校外培训广告管理,确保主流媒体、新媒体、公共场所、居民区各类广告牌和网络平台等不刊登、不播发校外培训广告。不得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开展商业广告活动,不得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服、校车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各种夸大培训效果、误导公众教育观念、制造家长焦虑的校外培训违法违规广告行为。

七、扎实做好试点探索,确保治理工作稳妥推进

23.明确试点工作要求。在全面开展治理工作的同时,确定北京市、上海市、沈阳市、广州市、成都市、郑州市、长治市、威海市、南通市为全国试点,其他省份至少选择1个地市开展试点,试点内容为第24、25、26条所列内容。

24.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逐步大大压减,解决过多过滥问题;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存在不符合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虚假宣传、与学校勾连牟利等严重问题的机构。

25.合理利用校内外资源。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在课余时间向学生提供兴趣类课后服务活动,供学生自主选择参加。课后服务不能满足部分学生发展兴趣特长等特殊需要的,可适当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由教育部门负责组织遴选,供学校选择使用,并建立评估退出机制,对出现服务水平低下、恶意在校招揽生源、不按规定提供服务、扰乱学校教育教学和招生秩序等问题的培训机构,坚决取消培训资质。

26.强化培训收费监管。坚持校外培训公益属性,充分考虑其涉及重大民生的特点,将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科学合理确定计价办法,明确收费标准,坚决遏制过高收费和过度逐利行为。通过第三方托管、风险储备金等方式,对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进行风险管控,加强对培训领域贷款的监管,有效预防“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问题发生。

八、精心组织实施,务求取得实效

27.全面系统做好部署。加强党对“双减”工作的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要把“双减”工作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重点任务,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完善措施,确保“双减”工作落实落地。学校党组织要认真做好教师思想工作,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积极性、创造性。校外培训机构要加强自身党建工作,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28.明确部门工作责任。教育部门要抓好统筹协调,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指导学校做好“双减”有关工作;宣传、网信部门要加强舆论宣传引导,网信部门要配合教育、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做好线上校外培训监管工作;机构编制部门要及时为中小学校补齐补足教师编制;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财政、教育等部门制定学校课后服务性或代收费标准,会同教育等部门制定试点地区校外培训机构收费指导政策;财政部门要加强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做好教师绩效工资核定有关工作;民政部门要做好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工作;市场监管部门要做好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工作和校外培训机构收费、广告、反垄断等方面监管工作,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会同教育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培训行为;政法部门要做好相关维护和谐稳定工作;公安部门要依法加强治安管理,联动开展情报信息搜集研判和预警预防,做好相关涉稳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人民银行、银保监、证监部门负责指导银行等机构做好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风险管控工作,清理整顿培训机构融资、上市等行为;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起责任、抓好落实。

29.联合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建立“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集中组织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在教育部设立协调机制专门工作机构,做好统筹协调,加强对各地工作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完善工作机制,建立专门工作机构,按照“双减”工作目标任务,明确专项治理行动的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人。突出工作重点、关键环节、薄弱地区、重点对象等,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惩重罚,形成警示震慑。

30.强化督促检查和宣传引导。将落实“双减”工作情况及实际成效,作为督查督办、漠视群众利益专项整治和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的重要内容。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的地方、部门、学校及相关责任人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各地要设立监管平台和专门举报电话,畅通群众监督举报途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及时总结“双减”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并做好宣传推广。新闻媒体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各地在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双减”工作的同时,还要统筹做好面向3至6岁学龄前儿童和普通高中学生的校外培训治理工作,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不再审批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和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管理,参照本意见有关规定执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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