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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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Lonely Planet

公众号：饭局见闻

最近想写的都发不出，所以便索性搁置了。

一、200年如一日

这段时间，陆陆续续看了一些书。

原先是重温了音乐剧《悲惨世界》，然后顺着看了雨果的《九三年》；随后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群体心理好奇，便又找出了《乌合之众》来看；随后又进一步看了关于群体心理最新研究的著作——戴维迈尔斯的《社会心理学》；然后又看了分析特朗普演讲计谋如何赢得大众支持的书《Win Bigly》；紧接着又看了书中提及的具备超气场人格魅力的《拿破仑一世传》；而看《拿破仑一世传》不得不读一读书中提到的影响拿破仑思想的那些作品，于是又翻了翻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的起源和基础》、伏尔泰的《老实人》。

目前，《拿破仑一世传》看到了第87页，拿破仑刚刚使用大炮在巷战中轰击企图推翻国民工会的巴黎国民自卫军。

我发现，关于群体舆论200年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看到《新闻的骚动》中写道福楼拜嘲讽新闻报道千篇一律的《庸见词典》中列着：“财政收支永远不平衡”、“健康的保持最终要靠运动”时候，不由一笑。

二、暗示与重复的力量

从群体舆论的各类研究总结出来的结果来看，似乎很悲观，我希望用一个故事与一个结论来说明。

故事来源于《乌合之众》的注：

那一天，我看到V元帅被拉到了当时的政府所在地卢浮宫前。

因为一群愤怒的人认为正好抓到他在复制防御地图，以卖给普鲁士军队。G.P.先生，政府成员，著名的演说家，走了出来，面对要求马上处决这位元帅的人群，开始讲话。

我以为他会指出，这一指责是多么的荒谬，指出正是这位被指控的元帅，参与了防御工事的建筑，而且防御工事的地图，可以在任何一家书店买到。我十分惊讶地看到—我当时还非常年轻—他说的完全是别的东西。

演说家走向被捕的元帅，高声喊道：

“正义一定会来临！正义会毫不留情！让国防部来结束你们的调查。在此之前，我们要把罪犯关押起来。”

人群马上就被这一表面上的满足平息下来，散掉了。十五分钟之后，元帅就回到了他的家里。

假如这位为他辩护的人面对愤怒的人群，大讲一通稚嫩的我以为最能说服人的逻辑道理，这位元帅当时肯定就被人当场撕成肉酱。

勒庞《乌合之众》

而结论来自《Win Bigly》：人们即便知道对方在使用“这种花招”，他们依旧无法摆脱这种花招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前期他还是个漫画家的时候，为了引起大家对他关于特朗普竞选判断的关注，在民意调查出来“只有2%的民众支持特朗普”的时候，他发了一篇文章写到：“特朗普有98%的概率获胜”。他说，这样，当人们讨论其最新的民意调查时，都会想起他，有些人可能会以为他写错了，但无论如何，人们记住了，并开始关注了他。

而这种现象造成的原因有2个：

1、认知失调：人类容易先下判断，再给自己的决定找到合理化的理由。这时候如果有人暗示一种情况，你自然会开始想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有可能。

2、事实滤镜：人类只关注到那些支持自己观点的要素，而忽略反对要素。一旦你开始想一个事情是不是也有可能，你便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支持的要素上。

比如，问题：“马云有哪些值得你敬佩的地方”与“马云讲的哪些话让你很反感”，你所关注的要素便会完全不同。

此书还总结道：人们以为自己经过理智的判断，但其实只是为感性的决策找理由。

可见，大众很容易受到“暗示”，而后通过“重复”而渐渐开始接受这个“暗示”，如同特朗普在竞选时候反复提及的“建一堵墙！”

事实上，现在的新闻报道正是这么做的。

三、被曲解的悲剧本意

剧场上演悲剧，本是为了让人攫取反思的力量。

看那些令人悲观的经济现状，是为了反思社会的现状，时刻提醒自己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

看那些令人悲痛的自然灾难，是为了反思生命的脆弱，时刻提醒自己珍惜自己的时光与亲人；

看那些令人惊骇的社会事件，是为了反思自己的自控能力，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因为一念之差而同样步入这样的结局。

但，目前的新闻起着完全相反的作用：

悲观的经济报道，在让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变得更加小心翼翼，让裁员与降薪变得理所当然；

悲痛的疫情灾难，让人萌生出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让人沉迷在每天的疫情数据中，耗费大量的时间；

而惊骇的社会时间，没有人反思过自己是否有可能步入后尘，而是不断地八卦猜测所谓“真相”，然后占领道德高地。

大众很容易受到“暗示”，而后通过“重复”而渐渐开始接受这个“暗示”，这将是一个糟糕的结果。

四、“共情“的伎俩

在生产力大幅提升之前，经济其实一个分配问题，参与分配的大致上有：

国家－国有企业－巨头企业－中小企业－民众。

有的新闻呼吁国家发行国债，投入发展新旧基建，向未来的民众借钱；

有的新闻呼吁减税，从国家拿出钱来分配，最大收益方是各类企业；

有的新闻呼吁向银行利润动手，让利给中小企业贷款；

有的新闻呼吁国人共度时艰，支持国有企业；

甚至有的新闻呼吁用战争解决经济问题；

而且这些呼吁都巧妙地利用了一些“共情”的手段：

从国家荣誉，民族崛起，国家统一的角度说起，就会激起民众的新民粹主义，甚至鼓舞战争；

从失业率入手来全球化的问题，民众就会开始抛弃新民粹主义，呼吁和平发展拥护全球化；

从当下的现实困境入手来谈，民众会乐于向未来借钱，接受货币的超发；

从贫富差距入手来谈，民众便会希望向富人拿钱，甚至向利润高的企业拿钱；

从抗疫英雄的事件写起，民众便容易受到共度时艰时“奉献”的感召。

从一个微观家庭的窗帘写起，民众便容易呼吁爱与和平，又变得现世安稳；

每一天的新闻，来来回回就是这样的花招。

多得可以仿照150多年前的福楼拜再出一本《庸见辞典》，怪不得福楼拜抱怨数量繁多的新闻武装了愚蠢，并让傻瓜变得充满权威，但实质上，来来回回都只是用别人的观点来代替自己的思考。

五、被暗示洗脑的共情

问题在于，很多时候，民众的共情对象出现了一些偏差。

比如：

1、加大基础建设的投入，甚至是房地产行业的投入，拉动经济增长与就业；

2、需要国家减税＋贷款支持，重点保住中小企业，才能保住中国的经济基本盘；

3、向民众发消费券。

3种措施的报道，我们看到最多的报道，是1与2，而3在很多时候遭到了批评。原因很简单，在发表观点的人，大多不属于普罗大众的阶层，他们需要为国家发声、中小企业发声、地产商发声，而不需要为大众发声。

需要再说一次的是：在生产力大幅提升之前，经济其实一个分配问题。而假如民众是一个理性的群体，他所拥护的观点，应该取决于他自身的利益。

但事实上，很多民众在这场财富分配游戏中，竟然自发地站在另一个阶层考虑问题，他们认为：确实要保住中小企业，才能保证就业；确实要加大基础建设的投入，才能保证就业；这有这样，他们才能最终获利。

然而，中小企业当然可以继续存活，不过是以裁员的形式、降薪的形式，而在目前的新闻舆论反复强调经济形势严峻需要大家共度时艰的背景下，似乎没有什么反对意见。

基础建设与房地产当然可以增加账面的资产，促进就业。但是因此发行的账务所引发的通货膨胀，以及高房价引发的高负债，最终的买单者还是普通大众。一方面收入的贬值，一方面房价的高涨，使得“工作为了买房，但是工作永远买不了房”的悖论自我循环。

然而，在新闻的各类“裁员报道”“降薪报道”“职场提升自己”“共度时艰”轰炸下，在新闻对各大企业主的报道下，这种新闻的“暗示”开始发酵，普罗大众开始接受了996的工作模式，接受了微信、钉钉24小时工作制，接受了裁员降薪。

归根到底，没有人替普罗大众说话。没有人再谈及曾经所有的“劳动权益”都是过去几代人抗争而来的。没有人再想起切格瓦拉的那句话：“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六、换种逻辑

其实媒体为何不换种逻辑，为什么一定要先保住经济才能保证群众利益？为什么要保住了中小企业才能保住群众利益？为什么不是先保住群众利益从而保住中小企业和国家经济？

为什么群众利益，都要作为附属产品，排在最后？

譬如，我也可以说，通过给大众发放消费券，让普罗大众的购买力提高，从而使得中小企业的市场再度打开，从而让他们不是依靠国家政策输血而苟延残喘。（我对国家补贴的企业向来是怀疑的，因为能够获得补贴的企业，往往不是市场最受欢迎的企业）用大众的购买力来投票，岂不是要比拼谁的政策手段运作高明要好得多。

譬如，我也可以说，通过给大众发放消费券，带动消费热情，从而带动投资热情，最终反映在基础建设上，从而不是让民众成为最后的承受者，而是成为其中的受益者，又有何不可？

当然，各种为了大企业、中小企业发声的经济学家、投资者、新闻从业者会有各种理由告诉你这样是不对的，那样是不对的，但永远记住：经济只是一个分配问题。

在分配问题上，应该为自己所处的阶层发声。

当然，为了让这种新闻更有号召力，不妨先讲述一个普通大众的生活，丈夫因为疫情无情地被公司裁员而且没有拿到补偿；妻子因为公司不景气被降薪了一半；两个人背负的高额房贷无法供应上，不得不向年迈的父母求助，一家人不得不开始缩衣节食，家庭突然陷入赤贫。此时，他突然收到了政府发给普通大众的消费券。这种事情交给文笔更好的同事来进行吧。

没有那些所谓的国家大格局，没有那些大企业主的高谈阔论，没有那些中小企业的呼吁，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个民众的真实生活，如果这个叫自私、叫短视，那么不妨做一个自私的短视的小民。

至此，突然想起来有一天在路上看到的一块宣传牌，上面赫然写着：“奉献他人，提升自己”，实在是一种讽刺。

七、做一个小民

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伴随着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我只是希望这次的分配中，普罗大众不再只是旁观者或者承受者。

为此不妨，从今天起，做一个自私的短视的小民：

再看到《4月15日起，武汉发放2000万元惠民消费券》、《总额16.8亿元！杭州向全体在杭人员发放消费券》等类似的新闻报道时，不妨点开、点个赞，留言自己的城市，表达你的支持。

再看到《不想被裁？职场人重启xxx》、《服装代工厂之难：xxxx》等类似的新闻报道时，不妨竖个中指，漠视它，唾弃它，不再点开它，用脚投票，表达你的反对。

每个人的微小改变，谁知道会蕴藏着什么样的力量呢？

2020年4月15日

上海小民

转自：公众号 饭局见闻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Qa2yGQvE7GkJM6Gh-6myPA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八周前，我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她照亮了我的人生。如今，我再也没有机会见证她的第一次约会，再也没有机会成为她孩子的外祖父。”

2005年2月，9岁女童杰西卡被一名恋童癖奸杀。

杰西卡的父亲马克无比悲痛，为了避免悲剧再发生，他努力推动新法律出台，要求加大对儿童性侵犯罪的惩处。

罪与罚

为何儿童性侵案频发？

对于罪犯，我们常用“坏人”的道德尺度加以批判。对于穷凶极恶的罪犯、性侵儿童的罪犯，我们会以“变态”、“人渣”怒斥之。

传统法学专家、社会学家也将犯罪分子与普通人区别看待。犯罪心理及行为学家长期研究罪犯的性格、基因、心理及行为“特质”，解释他们的暴利倾向、非理智行为、风险偏好。

这些研究固然重要，且成果突出，却容易触发“道德风险”。有些罪犯以“激情杀人”、“恋童癖”、“精神分裂”以及其它特质因素，逃脱或减轻了罪责。

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发表了著名的《罪与罚》，提出了破天荒的观点：“犯罪人和任何别的人都是一样的”。

他认为，犯罪是一种经济活动，人类社会中存在一个犯罪市场。犯罪行为不是特殊的“非理智”行为，相反是理性的经济行为。

假如一个律师、上市公司高管性侵未成年养女，这种行为很难用“非理性”解释。甚至，他还可能利用其法律专业、社会地位与特权，通过精心谋划，最大限度地躲过犯罪调查，降低犯罪成本，达到侵害收益最大化。

高智商罪犯善于计算犯罪的成本与收益。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意识或潜意识地计算违法、犯罪的成本与收益，然后做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合法或不合法，亦或是合法与不合法的组合。

为了避免未成年人免遭性侵，是否应该大幅度提升犯罪成本？

每次爆发儿童被性侵事件，网友都渴望加大对罪犯的惩处力度，“枪毙”、“阉割”、“无期徒刑”等呼声极高。

如果猥亵儿童，要付出物理阉割，甚至死刑的代价，侵害事件是否会减少？

犯罪成本一般包括直接成本、时间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性侵儿童的直接成本、时间机会成本都非常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惩罚成本是最主要的成本。

惩罚成本越大，犯罪行为的收益率就越小，越可能减少或阻止他们实施犯罪。正如酒驾入刑后，惩罚成本大幅度上升，酒驾概率大幅度下降。

韩国“熔炉法”的出台是一个典型案例【2】。

2005年，韩国光州私立听障学校教师全应燮，向当地身心障碍家庭问题咨商议中心举报，第一次曝光该校的罪恶：从校长到老师10多人，从2000年开始对住宿的听障生施暴或性侵，受害学生年龄范围为7-20岁。

这起性侵事件引发了韩国社会的巨大震怒，韩国政府启动司法程序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最终的结果令人震惊，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只举报6人，4人受到司法审判，其中校长、总务主任一审分别被判5年、10个月，2名性侵老师被判2年。

更令人愤怒的是二审居然出现了大逆转，校长、总务主任皆没有前科且与被害者家属达成协议（使用公款）而被判缓刑获释。

2008年，韩国女作家孔泳枝将该事件改编为小说《熔炉》，并连载于网络，点击率超过1600万人次，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2011年，这篇小说被拍摄为同名电影，搬上了大银幕。在电影《熔炉》中，人们感受到被侵害女童的绝望、无助、恐惧以及永远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观者痛哭流涕，韩国上下震怒不已。

百万韩国网民联名要求重新调查、审判此案。

《熔炉》上映第六天 ，光州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重新侦办此案。

重启调查后发现，现行性侵害防治法刑责太轻，性侵身障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性侵幼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公诉期七年，两名性侵教师已过追诉期。

于是，韩国网民纷纷要求提高性侵案量刑标准和废除追诉期。

电影上映第37天，韩国国会以207票通过，1票弃权压倒性通过“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名“熔炉法”。

“熔炉法”提高了性侵儿童的量刑力度。新法规定，性侵女身障者、不满13岁幼童，最重可处无期徒刑；废除公诉期。

强制猥亵犯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加害者如任职于社会福利机构或特殊教育单位可加重处罚。以上均不得宣告缓刑。

2011年9月29日，40名涉案教职员工中，其中1名因涉嫌性暴力被起诉，12名因涉嫌向事业法人行贿予以不拘留起诉，13名受到向所任职机构通报处理，其他14人则接受内部调查。但是，校长患癌去世，逃脱惩罚。

正义，这“学渣”经常迟到，不过总比缺席好。

因此，“熔炉”被称为“改变韩国国家的影片”。

世界主要国家都加大了量刑力度，降低入刑门槛，直接增加儿童性侵犯罪的惩罚成本，以威慑犯罪分子，降低犯罪率。

美国佛罗里达州法律规定，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一律被认定为强奸，会判处10-25年刑期。

法国《刑法》等法律规定，针对不同危害程度的性侵15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犯罪，配置了最高20年的有期徒刑和15万欧元罚金的刑罚。

韩国、新西兰、俄罗斯、韩国、阿根廷、捷克等国采纳了“化学阉割”来加大惩戒力度。

我国《刑法》规定，对未满14周岁女童、男童进行猥亵，可以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我国法律还规定，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以强奸罪定罪处罚。强奸妇女罪一般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强奸幼女罪从重处罚，最高可判处死刑。

但是，在现实犯罪中，惩罚成本是一种预期成本。

法律规定的是惩罚标准，但能否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取决于惩罚机率——案发率、取证难度、被判罪的率。

儿童性侵害的高隐案率，降低了惩罚机率和惩罚成本，罪犯更以侥幸心理对儿童施暴。

由于儿童心智不成熟，认知水平不够，针对儿童的性侵害犯罪行为更加隐蔽。监护人不负责任、监管松懈，或受制于保守观念，不敢正视性侵，不敢及时告发，降低了惩罚机率。罪犯更以诱骗、恐吓、特权威慑等方式降低案发率，降低了惩罚成本。

如此，犯罪分子遭受惩罚的概率和及时性都大大降低，助长了罪犯的侥幸脱罪心理，使性侵害得以长期存在，甚至变本加厉。每次逃脱法律制裁，都会激励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作案。

意大利经济学家贝卡利亚认为，及时性是有效的刑罚所要具备的特征之一，犯罪之后判处刑罚越迅速，刑罚就越公正。

在涉嫌性侵养女案中，很多人怀疑犯罪嫌疑人鲍毓明利用其法律专业、社会地位及权势做局：

一、故意对年满14周岁的受害者实施侵害，以降低受惩罚的机率。

据受害人称，第一次遭受犯罪嫌疑人性侵发生在刚满14岁时。中国刑法规定，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以强奸罪定罪处罚，但是性侵年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则需要举证。

二、受害者没能第一时间报警，如今受害者的陈诉可能成为孤证，如此进一步降低了受惩罚的机率。

三、犯罪嫌疑人可能利用其关系权势影响司法公正，策划聊天记录、购买婚戒等制造情侣关系，并对受害者诱骗与胁迫，如此又降低了受惩罚的机率。

但以上只能作为猜测，案件还有待警方侦破。与一般性侵案相比，这一案件的隐蔽性、迷惑性、复杂性显然更强，取证难度要大很多。警方立案后，犯罪嫌疑人也被取保候审。

此案或许可从两个方向调查：一是找到更多证据证明受害人被性侵；二是控告犯罪嫌疑人性侵幼女。

如果受害人智力低下，即使已满14岁，法律也会支持性侵幼女。本案受害人或许不存在智力低下的问题，但能否从另外一个角度获得法官的支持：

双方在身份、地位、经济、社会关系、法律专业、智力水平等差异巨大，犯罪嫌疑人涉嫌以领养为由，利诱、哄骗、胁迫受害者，干扰其独立行为能力，达到性侵之目的。

这个方向虽然难度大，需要完整的证据链，不能“有罪推定”。不过，这至少也是一个方向，毕竟不能苛求一个未成年人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所以，惩罚的确定性、及时性和惩罚的严厉性结合才能够威慑犯罪。

最后，降低犯罪率的公式：

犯罪收益 ＜ （犯罪的直接成本+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犯罪的惩罚成本）×惩罚概率

在未成年的侵害案件中，提高惩罚概率是关键，即及时发现，及时报警，准确取证，公正判罚。

零与壹

能否完全消灭性犯罪？

犯罪成本越高，犯罪净收益越小，犯罪率就越低，社会越安宁。

但是，惩罚成本多高才适合？

若强奸、猥亵儿童施以重刑，甚至极刑，能否杜绝性侵害？

事实上，这也无法彻底杜绝犯罪，甚至还可能带来更糟糕的结果。如性侵害之后，考虑到极刑的严重后果，罪犯可能杀害受害人以防止被告发。

为什么如此之大的惩罚成本依然无法杜绝性侵害？

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罪犯与常人一样是在边际上做选择的。

当犯罪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则犯罪概率大增。假如偷窃最以极刑论处，有些人饥饿难耐、走投无路时也可能会铤而走险。

二是惩罚的机率无法做到百分之百。

即使破案率和破案及时性增加，但是惩罚的机率依然不可能完美。

因为存在不被惩罚的机率，惩罚成本就会下降，且存在不确定性，罪犯就会以侥幸心理实施犯罪。

我们可以增加侦查警力，提高破案率；增加道路及网络监控，降低案发率。但是，警力、监控等执法业务存在成本。人均配备多少警力，城市安装多少监控，才能适合？

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事实上，司法系统，本质上与公共卫生、公共道路一样都属于公共用品。我们无法无限地投入交通安全，使交通事故降低到零。同样，我们无法不计成本、无限制地提供司法服务，使犯罪率降到零，或消灭一切犯罪风险。

问题来了，司法投入多少，人均警力多少，最合适？多高的惩罚成本，多大的惩罚机率，才是最优的？防范恐袭犯罪的投入多一些，还是打击未成年人性侵的投入多一些？

经济学家曼昆说，犯罪预防的投入量不是漫无边际的，应当考虑其边际量。

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MR=MC），就是我们需要投入司法资源的极限，即刑事司法资源的最优配置，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均衡点。

什么意思？

例如，我们每增加一个有效警力，每增加一个有效监控，每增加一个刑罚年限，犯罪率会下降，边际成本会递增（犯罪是财富的净损失），边际收益则会递减，当二者相等时，司法资源投入的效用最大化。

从罪犯的角度来看，当考虑到惩罚成本太高、案发可能性大，犯罪“划不来”时，犯罪率就会开始下降。当犯罪率下降到一个均衡点——司法资源投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司法投入不需要再增加。

如果再往上增加投入，不断提高惩罚成本及惩罚机率，结果会怎样？

很显然，社会成本会增加，甚至存在警力“浪费”。另外，罪犯实施犯罪后考虑到刑罚极重，可能拒绝投案自首，继续实施犯罪，甚至狗急跳墙，选择“撕票”、奸杀。如此，反而增加了破案难度，加大了司法成本及社会成本。

这就是“穷寇莫追”的道理。超出了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均衡点，社会总福利反而会下降。

以上犯罪经济学的理性分析，却导致了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恶魔永远存在，只是多与少的区别。

因为司法预算是有限的，我们无法彻底消灭犯罪，实现“零犯罪”。西方国家甚至在均衡点上就停止了犯罪预防的预算投入。因为超出这个水平，投入就会“得不偿失”，社会总福利反而会下降。

这是一个令人很不愉快的结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希望消灭所有的犯罪，然而或许事与愿违。正如贝克尔所说的，无法实现“零犯罪”令他感到沮丧，但理性告诉他，这是最无奈的又是最优的选择。

即使如此，我们是否应该加大对儿童保护的投入呢？

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在制度、刑罚、预算、教育等众多方面加大了对儿童的保护。但是，儿童保护预算增加到多少为宜？与杀人、恐怖袭击、贩毒、拐卖妇女等相比，哪个需要更多预算投入？各种犯罪预防预算投入多少为宜？

图：刑事司法资源与社会效用的均衡分析，来源：智本社

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分配司法资源的问题。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等边际法则”将问题简化——每种物品每1美元的边际效用相等【3】。

简单理解是，假如最后投入1美元在预防杀人、预防恐袭、预防未成年人性侵等，所获得的边际效用都是相等的，那么这时就是司法资源收入效用最大化，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简而言之，此时预防未成年人性侵达到相对（有限预算）满意的状态。

如图，当司法资源的预算约束线与无差异曲线的相切（B），社会效用达到最大化。

B点表示，司法预算（如一年100亿）实现了最优配置，最好地防范了犯罪，社会福利最大化。A区域表示浪费了预算，C区域则因预算不够而无法达到高目标区。

法与爱

如何保护我们的孩子？

纵然萨缪尔森的“等边际法则”似乎已经足够完美，但是从伦理的角度，我们依然无法接受性侵未成年人的恶魔存在。

如果儿童性侵的犯罪率只有百万分之一，但谁为那百万分之一的儿童及其家庭考虑过。在被性侵的未成年人面前，这种理性的“福利最大化”模型显得颇为尴尬与冷漠。

这也恰恰是犯罪经济学（经济学）的局限性。

实际上，我们无法真实计算出受侵害未成年人的负效用。性侵犯罪给受害者带来的伤害往往是终身不可逆的。未成年人身心受创后留下的阴影可能会伴其一生。有些受害者出现精神分裂，甚至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例如，2017年7月，林肯公园主唱查斯特·班宁，从7岁其开始长期受到性侵，深陷抑郁，最终自杀身亡。

儿童保护专家龙迪经过大量的案例调查发现：“在悲剧发生后，人们更多的是对施暴者的谴责，却忘了真正需要帮助的，是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如果没有周围人的理解和关怀，那种挥之不去的羞耻感和无助感，将伴随他们的一生。”

可悲的是，她们常常得不到社会的帮助，反而社会的歧视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伤害。社会歧视、排挤及偏见，给性侵儿童及家庭造成严重的“二次伤害”。

所以，性侵未成年人带来的负效用具有极强的杠杆效应（乘数效应），它带来的家庭伤害、社会成本往往是不可估量的。或许一个孩子被性侵造成的社会成本，远远大于100个经济犯罪。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的负效用是无法准确衡量与比较的（效用论的弊端）。

意大利犯罪学家凯撒·贝卡利亚说：“犯罪的真实尺度就是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其中，包括二次、三次伤害以及乘数效应带来的社会成本。

所以，保护未成年人不被性侵，国家、社会、学校及家庭都应该付出最大限度的努力，正如避免杀人犯罪一样。

1959年，联合国发布的《儿童权利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儿童应受到特别的保护。

1989年，联合国发布的《儿童权力公约》明确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涉及儿童的一切事物和行为，不论是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都应首先考虑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

该公约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

落实到立法层面，欧美不少国家都加大了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的惩罚力度。

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社会控制》（1901年）一书中提出了“社会控制”——减少越轨、犯罪行为，维持犯罪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

心理学研究发现，性侵儿童犯罪矫治难度大，再犯率较高。现实中，很多性侵罪犯刑满出狱后依然二次或多次实施性侵犯罪。所以，欧美国家对性侵儿童的罪犯，施加更加严格的社会控制惩罚。推动这一改变的正是一位受害女童的父亲马克——《杰西卡法案》。

2005年2月23日，佛罗里达州中北部西海岸，一位9岁的女童杰西卡，在家里莫名其妙地失踪了【4】。

他的父亲马克打了“911”，警方陆续动用了警犬、马匹、直升机，以及百十位志愿者搜寻杰西卡，但杳无音信。

杰西卡失踪19天后，警察终于在距离杰西卡家仅仅60米远的一栋灰色拖车房里找到了线索。事实上，在失踪的头三天里，杰西卡就被关在这栋房子里。

这栋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女士，她的弟弟约翰在案发前后在此暂住。约翰向警方交代，那天他吸了毒，半夜潜入马克家，把杰西卡掳至住处，强奸了她，在壁橱关了三天后，把她活埋在房子边上。

警察挖出了杰西卡的遗体。尸检显示，杰西卡系窒息而死，临死前她的右手食指与中指戳破了包裹她的垃圾袋。

这个杀害杰西卡的约翰劣迹般般、十恶不赦。他曾因盗窃、醉驾、露阴等指控24次被捕。他的驾照被吊销99年，曾被判十年监禁。

更为关键的是，此人是个恋童癖。1978年一次入室盗窃，他猥亵了一个小女孩；1991年，他又被指控猥亵一个五岁儿童。

杰西卡的父亲非常愤怒，他大力批评法律的漏洞和对性犯罪者监控的缺位。事实上，美国当时对性侵儿童犯罪的法律已堪称严苛。联邦法律对性犯罪者执行严格的登记制度，并向社会公开性犯罪者的个人信息。约翰就是个登记在案的恋童癖。

马克抨击的问题是，有这样一位危险的性犯罪者居住在我家旁边——仅60米之遥，我尽然一无所知。这里体现了法律漏洞，即性犯罪者获释后搬离登记住址，就相当于不在警方监控之下，而周边居民又一无所知。正如这个临时居住在马克家附近的约翰。

马克借助媒体反复指责这一法律漏洞以及执法机构的疏忽，要求制定更严苛的法律。杰西卡的不幸遭遇和马克的努力，也得到了佛罗里达州一些议员及不少市民的同情与支持。

其中，当地参议员南希•阿根兹诺回忆说：“我当时就想制定一部最严厉的法律，把性侵儿童罪犯赶得离孩子们远远的。我们尽力完善它，并努力使之成为现实。”

珠宝店老板约瑟夫•道森发起了名为“杰西卡的请愿”活动。约瑟夫征集到11.6万来自各州的签名，他带着这些签名声援加大儿童性侵犯罪惩处的新法案。

2005年4月22日，以杰西卡命名的《杰西卡法案》，在佛罗里达州全票通过。

2005年5月2日，时任佛州州长杰布·布什（小布什之弟）签署、批准了杰西卡法，同年9月1日生效。

杰西卡法规定：对被认定性侵12岁以下儿童的罪犯，将被强制判罚监禁最低25年，最高终身；有性犯罪前科的罪犯不得接近学校、教堂、公园、游泳池等；成年性捕食者侵害12岁以下儿童的，若获释将强制终身佩戴电子监视器。

佛州议会还批准拨付超过1100万美元支持该法，其中390万美元用于购置电子监控仪器。

2007年8月，杀害杰西卡的凶手约翰被判死刑，未及执行就于2009年9月死掉了。死因：肛门癌。

之后，马克到宾夕法尼亚、肯塔基、罗德岛、纽约州、新泽西、马里兰、俄亥俄、加利福尼亚等州游说杰西卡法。截至2013年，全美已有45个州通过了各自版本的杰西卡法，其中马克游说过约35个。

2010年2月23日，佛州性犯罪注册人数高达53500人，杰西卡案后五年，增长近50%。全美性犯罪注册人数逾70万。

在《杰西卡法案》之前，美国还有其它法律对儿童性侵罪犯加以严惩及防范【5】：

1994年《雅各·威特灵法》：要求各州对性犯罪者制定严格的登记制度，包括对被定性为性捕食者的终身登记制度。该法以11岁受害男童雅各·威特灵命名。

1996年《梅根法》：要求各州在性犯罪者获释后，要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公告。以7岁受害女童梅根·妮可·康卡命名。

1996年《安珀·海格曼法》：加强对性犯罪的登记。以9岁受害女童安珀·海格曼命名。

之后，美国开始实行以安珀命名的“安珀警戒”系统，一有孩子失踪，将立即通过电视、广播、交通指示牌等向公众通告相关信息。

1998年《吉米•莱西法》：对性暴力捕食者强制民事拘留治疗与护理法，要求重新审核性犯罪者再次犯罪的危险等级，获释的罪犯仍需接受民事拘留与治疗。以9岁受害男童吉米·莱西命名。

2006年《亚当·沃尔什法》：加强对性侵儿童犯罪的刑罚，要求各州强制公开性犯罪者登记名录。以6岁受害男童亚当·沃尔什命名。

亚当·沃尔什失踪案案发于1981年，此后美国出台了《失踪儿童法》和《失踪儿童援助法》。1980年代中后期，全美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采用以亚当命名的“亚当代码”系统，一旦孩子丢失，将关闭现场所有出入口进行搜寻，若10分钟内找不到孩子，将由警方接手。

韩国自2008年9月1日也开始对有强奸犯罪的前科者佩戴电子脚镣，实施24小时的定位追踪。光州私立听障学校性侵案件中，一个罪犯被判处戴电子追踪仪10年，身份信息公开10年。

我国目前对刑满释放的性罪犯的社会控制较弱，缺乏登记管理及信息公开，对性犯罪获释人员的行为、区域和从业缺乏限制。

除了需要加大惩罚力度，家庭也要增加对孩子的私人看护成本。因为在儿童性侵案件中，70%都是熟人作案，这个熟人有时甚至是孩子的亲生父母。

防止儿童性侵事关人伦，超越经济分析。正如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所说，经济学必须与伦理学相结合，追求个人自由及人类福祉为最高目标【6】。

后记

“我们一路奋战，

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电影《熔炉》，2011

参考文献

【1】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犯罪预防，周维明，未来与发展；

【2】熔炉真实事件始末及韩国《熔炉法案》，豆瓣电影；

【3】经济学，萨缪尔森，人民邮电出版社；

【4】杰西卡法案诞生记，焦东雨，中国周刊；

【5】莱维特的犯罪经济学研究评述，史晋川，陈春良，制度经济学研究；

【6】伦理学与经济学，阿玛蒂亚·森，商务印书馆。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SlvppKSEbg-NjKeoFPw4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