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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位华裔囚犯抗议墨西哥监狱环境太差，上了当地新闻。他说自己有高血压和哮喘，想和自己堂哥住在一个格子里，方便互相照顾。

 

十几年过去，没人记得这个叫叶真理的小老头当年有多么风光了。

 

 2007年3月15日，中国老百姓正在看央视揭露郭德纲。老郭体型和你包叔差不多，就在大家议论脑袋大脖子粗的人怎么好意思代言减肥茶的时候，地球另一边的墨西哥警察冲进了总统府边的一所豪宅。

 

他们查获了全球目前为止现金额最高的赃款。发改委魏司长在北京富力城的房子里藏了2亿人民币现金，公安调来5台点钞机点了14个小时，中间烧坏一台；这个墨西哥豪宅里堆的也是2亿，不过这2亿是美刀，警察开着卡车把钱拉回警局，路上安排了25辆警车护卫。

 

豪宅的主人就是叶真理。出生在上海、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的叶真理，上世纪90年代来到了墨西哥。上到政府高官，下到隔壁邻居，都很喜欢这位彬彬有礼的华商。他的进出口和制药生意越做越大。

进，是从中国进口感冒药。出，是把冰毒卖到美国。

 

3·15那天，他正在拉斯维加斯赌博。后来，赌场老板们交代，他们帮叶真理用“散财童子”的方式洗了钱——正像前首富黄光裕在澳门干的事情一样。

 

2012年，美国的调查组公布了一份几百页的调查报告，墨西哥、伊朗、叙利亚的毒贩、恐怖分子和黑帮都是汇丰银行的客户。汇丰服务很好，不时有直升机吊着上亿美金飞跃美墨边境的桥段上演。

 

那一年，汇丰在全球裁员了3万人，他们不但抛售了所有的平安集团股份，还大笔处理全世界各地的业务。

 

为了保护自己的高管不被起诉，汇丰向美国有关单位支付超过19亿美元，并且同意美国人往汇丰派了一家叫Exiger的监管公司。

 

1985年11月，汇丰深圳分行剪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外资银行获准在大陆开业。现场领导很多，汇丰董事长沈弼在现场充满感激地说：

我们将通过高质量的服务和支持，来证明他们的信心是正确的。

 

前几天，深圳银保监局批准汇丰银行深圳龙岗分行关闭。这家分行，离华为总部好近，离他们大股东平安也不远。

 

 

1

 

2012年，中兴美国公司内部出了反骨仔，他把一份内部文件透露给了媒体和FBI，这份文件说怎么绕过美国长胳膊管辖做生意：

华为也是这么做的。

 

2012年底，路透社报道称华为在伊朗的技术合作伙伴Skycom把惠普电脑卖给了伊朗的电信运营商。1个月后，路透社又说，华为和Skycom不仅仅是合作伙伴。

 

此时，汇丰银行内部刚进驻了Exiger数百名美国监管人员。他们想让华为解释一下这两篇报道。

 

2013年8月22日下午4点，受汇丰亚太区全球银行业务负责人阿兰·托马斯邀请，华为CFO孟晚舟走进了香港IFC的一家牛排馆，她带着一名随身翻译和一份17页的PPT。

 

在这份PPT中，孟晚舟解释了华为与Skycom的关系，承认自己曾是这家企业的董事。但华为已将股权转让，自己也退出了董事会。

 

事后，阿兰·托马斯希望孟晚舟把这份PPT的英文版在9月3号前交给汇丰。华为的法务团队反复提示孟晚舟相关风险，但孟晚舟仍将PPT发给了阿兰·托马斯。

 

她不知道自己掉进了陷阱。

 

2017年年初，Exiger的一名监督员把华为通过汇丰与其他国家存在的“可疑交易”上报给了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随后，美国司法部要求汇丰必须将与华为有关的资料交出来。

 

汇丰马上把PPT交给了美国司法部门。汇丰说，华为故意误导他们，导致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Skycom处理了很多交易：

孟晚舟欺诈了我们。

 

扎根中国多年的汇丰甚至学会了摔过“临时工”的伎俩。他们说就算有人知道，也都是“初级员工”。

 

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在温哥华转机的孟晚舟。当年的那份PPT，成为了唯一的关键证据。

 

汇丰是真不知道Skycom吗？

 

至少，孟晚舟的律师团最近提交的证据可不是这么说的。不论是汇丰与华为的往来邮件，还是汇丰内部系统，他们2010年就知道Skycom和华为的关系：

很多领导都亲自指导过业务。

 

上交PPT后没多久，邀请孟晚舟来港的阿兰·托马斯辞职，此后没有任何媒体能联系到他。连当初见面的牛排馆都变成了甜品店。

 

2017年底，美国人取消了对汇丰的起诉威胁，理由是美国司法部对银行改善合规系统表示很满意。

 

2016年还受到SEC调查的汇丰，突然就成了三好学生。

 

 

2

 

很多人说，香港人真正登上香港的舞台，是从李嘉诚收购和黄开始的。

 

70年代初中国的“五常”地位恢复后，一直在主张香港权利，中英谈判已经迫在眉睫。1979年，九龙仓收购战已经结束两年了，汇丰开始为和黄寻找买家。

 

卖和黄，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沈弼讲了很长一段话，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谁能为汇丰赚钱，谁就是汇丰的好朋友。

 

沈弼和李嘉诚在长江实业总部楼顶吃了顿饭。事后，他告诉董事会：

小心这个聪明人。

 

1979年 9月 25日下午 4点，沈弼在怡和、太古两大股东不在场的情况下开了董事会，拍板把和黄卖给了李嘉诚，和黄总经理韦理是事后才知道的。

 

英国同胞们很愤怒，你不是提醒我们小心李嘉诚吗，怎么还把国有资产贱卖了？

 

幸亏英国没有国资委和纪律组织，不然沈弼多年后不会有机会说出这句话：两条船，一条是同胞的，一条是外族人的。

无论是谁的，我们肯定在那条更安全的船继续行驶。

 

沈弼1986年退休时，汇丰在内地已经有6个办事处了。那时的沈弼将汇丰骄傲的称为除中国银行以外的第二大有中国背景的银行。

 

沈弼退休后，接任他的浦伟士被问及汇丰总部会不会从香港迁到伦敦时，他信誓旦旦地表示：

汇丰银行将永远把总部设在香港。我们在这里经营得非常好，为什么要离开呢？

 

1991年，汇丰控股在英国注册成立，浦伟士一面进京拜访当时的领导寻求理解，一面悄悄把总部搬去了英国。他们给搬家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彩虹计划。

 

事后的发布会上，浦伟士依旧面不改色：

我们不是抛弃香港，我们只是开展一些重组合作。

 

问9成利润都来自中国和香港的汇丰会不会抛弃香港的记者，拿衣服啊。

 

 

3

 

1997年12月，香港回归不久，汇丰非执行董事罗桂祥曾写信给浦伟士，要求汇丰应避开政治问题，不要做任何让人觉得是选边站的行为。

 

这和沈弼两条船都要踩、踩得都要稳的策略，是一以贯之的。

 

孟晚舟戴上脚镣的这两年，汇丰的日子不太好过。去年的利润下跌了三分之一。2019年9月，外资银行获得A类承销资质的不是渣打和汇丰这些早已获得B类牌照的外资银行，取而代之的是巴黎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细心的人还会发现，去年的LPR中，外资银行只剩下了渣打和花旗：

汇丰已经从名单中消失了。

 

今年，他们在深圳的两家分行关闭。

 

连前特首梁振英都站出来批评汇丰，他说汇丰的利润主要来自中国，但董事局和高阶管理层几乎全部是英国人。在政治问题上，这家自称英资的银行不能一边赚中国的钱，一边跟着西方国家做损害中国主权、尊严和人民感情的事。

 

巨大的压力下，6月3日，汇丰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晒出了亚太区总裁王冬胜走上街头，签名支持香港国安法的照片。

 

表扬过汇丰是三好学生的美国朋友，点名批评了汇丰，英国政客们则号召民众抵制汇丰银行。

 

很显然，王冬胜踩不稳了。

 

前几天，汇丰的公众号又发文说自己从未“设置陷阱诱捕华为”。汇丰根植中国150多年，从未间断对内地的服务。

 

150年前，你们服务的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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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汪孟德被顺驰总裁汪浩从上海总经理的位子调回集团。汪浩跟这位南开大学审计专业毕业的年轻人说，和大摩这件事要成了，你回来做财务总监吧。

当时孙宏斌都和大摩团队庆祝私募成功了。这笔钱计划在11月份打进顺驰账户，解老孙燃眉之急。不料等小汪回到集团后，还没正式上任，私募这件事黄了。

为平抑房价过快上涨，国务院在那年上半年出台了新老国八条，楼市一夜被打入严冬。大摩乘火打劫，提出要签对赌，7.5 亿元收购顺驰20%股权；如果第二年顺驰利润率无法达到某一个水平，大摩在顺驰股权将上升到40%。

现在的老孙在政商的名利场里游刃有余，出手都是大手笔，几百个小目标似乎也是轻轻松松。但在当时，几个亿就是他的命。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孙当时咬了咬牙，答应了这个魔鬼协议。但谁料到大摩中国负责人拿着协议去美国总部上会，被否了。

私募撤走，香港上市遥遥无期，顺驰“七个锅盖十个锅”的游戏终于玩不下去了。最夸张一天，顺驰苏州项目公司的账上只有16块钱。

冥冥中很多事情是很奇怪的。汪孟德回北京是为顺驰私募乃至上市做准备的。结果他回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卖公司。

路劲是汪孟德和孙宏斌一手谈的。2007年1月，路劲以两次注资的形式，获得了顺驰绝大部分股份。卖掉顺驰后，老孙有次跟我念叨：

如果没有调控，顺驰会是什么样？

顺驰陨落之后的十几年里，这个“如果”句式的话，又在其他地产商嘴里听过很多次。这是一句极其不甘心、同时也很无奈的话。

原来这世界很多事，越光鲜、越光环，也越危险。房地产是个巨型游戏，笼子里关着不停奔走的小鼠。造化弄人，往往也就是一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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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半年里，泰禾老板黄其森基本上都是在自己开发的豪宅中国院子里度过的。

绿城创始人宋卫平的办公室不在杭州黄龙广场，而在他住的玫瑰园。黄老板的办公室，也不在泰禾总部北京招商局大厦，而在自己开发的中国院子。

黄老板比宋卫平小七岁，比孙宏斌小两岁。1996年从建行福建分行辞职创办泰禾时，他才31岁。2002年，他从福州来到北京，在通州看到旁边的京杭大运河，便拿下了这块地，做起了新中式大宅——中国院子。

这里位于长安街东起点，和紫禁城同在一条中轴线上。四米高墙之内，是青石阶、抱鼓石、蒙古栎。壶中天地，虚实相生，外人难以管窥一二。

在豪宅拼“奢”的年代，泰禾是最奢的房企。他们开发的新中式住宅，引领了一时风气之先。而每个泰禾项目开盘，都会请明星助阵。在北京均价才五六千块钱的时候，中国院子卖到过10万一平米。

但现在，福州湾文旅项目停了一年多，昆山淀山湖项目也已经暂停，北京院子的业主担心项目烂尾，甚至帮泰禾设计了一整套策略，包括怎么抵押项目盖房子，怎么抵押车位。业主们都为泰禾操碎了心。

黄老板自己营造的紫禁城，也成了困住他的笼。

前几天，黄老板手里所持泰禾集团的28.56%股份，被司法冻结了。4月份以来，泰禾集团已有10次成为被执行人，黄老板本人也两次因为公司未能及时偿还借款，被列为执行人。

前年销售额1300亿、去年捐款3个亿名列福布斯中国慈善榜第十五名的黄老板，今年就成被执行人了。

他并非形单影只。过去一年，这个名单星光灿烂。从王思聪、罗永浩、李亚鹏，再到冯鑫、尹明善，过去一年里，众多名人富豪纷纷被执行。

全国法院决胜信息网去年11月初数据显示，全国失信被执行人是1580万人次。我看了下，这个数据在去年4月份还是1350万次。半年时间里，全国增加了230万人次的老赖。

老赖人数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现在，我最佩服的人不是马云，不是巴菲特，而是王兴。他在2018年12月说，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当时只道是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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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05年调控的标志事件，是顺驰的倒下；2010年调控的标志事件，是老宋转让绿城；那这次发轫于2017年的调控，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个是王健林的壮士断腕。

另一个，就是泰禾的资金链危机。

和上述几家企业一样，泰禾也在寻求卖身自救。买主的传言也在不断变化，从华融到金茂，再到了厦门的建发和国贸。

我向金茂的朋友求证过此事，金茂朋友很快否认了。金茂说看了下泰禾的债务，就退却了：

大概有1900多亿的债。

黄老板是在5月中旬跟高管开会确认兜售公司这件事。他说在福建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泰禾正在引入战投，对方是一家房地产非主营业务的世界500强国企，自己将让出第一大股东的位置。他还说：

连泰禾这种有情怀的企业都活不下去，中国房地产业真没天理。

昨天，厦门国贸在上证e互动上回复网友提问时，也否认了要接盘泰禾的消息。

厦门国贸其实和泰禾接触过的。

2017年，厦门本土企业第一次冲进了世界500强，而且一次就是两家。一个是厦门建发，排名488位，另一家就是厦门国贸，排名494位。

就像保利和中海争夺地产央企之光多年一样，为争夺谁是厦门之光，建发和国贸这两家国企较劲多年。去年，建发房产销售额达700亿元，如果加上旗下的联发集团，建发房产规模已达千亿。

作为一家主营是贸易的公司，去年国贸营收是2180亿元。这个数字甚至高于融创，是新城控股的2.5倍，但归母净利润只有23亿，是建发上市公司之一建发股份的一半。

核心原因在于，去年国贸最能挣钱的地产业务销售额，只有100亿左右。这个销售额，还不及建发的零头。如果不发生点奇迹，厦门国贸在房地产行业基本不会有什么参与感了。

有关领导推动下，他们似乎迎来了一个追赶建发的机会：

接盘泰禾。

为了减少上市公司规则的干扰，厦门国贸在4月30号干脆和控股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了厦门国贸发展有限公司。

这个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亿元的合资公司，看上去就是为泰禾准备的。这是一个事先张扬的收购，厦门国贸还没开始尽调，传言已经在资本市场上满天飞了。很快，国贸在网上平台否认了接盘泰禾的计划，国贸的一位朋友和我说：

双方的确聊过，但现在没再接触了。

厦门国贸宣布放弃后，泰禾一位高管跟我说，有一家央企比厦门国贸走得更远，到了尽调阶段。

黄老板曾经说过，泰禾是地产界的范冰冰。一举一动，果然地球人都知道了。

黄其森最大的筹码，是泰禾今年号称2000亿的可售货值，及福建有关部门对于泰禾的支持。金融机构们也都支持甚至盼望着泰禾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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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是周期性行业。但只要地买对了，其实什么都好说。

当年老宋跟我复盘绿城危机时，感叹就是买错了几块高价地，就此踏入了深渊；连万科这种最稳健的开发商，这两年在天津、上海和北京拿错了地，每个项目可能都要亏损二三十亿甚至更高。

我之前说过，一夜暴富秘诀有俩：疯狂借钱，赌对国运。

黄老板就是这个秘诀的践行者。他第一次闯入公众的视野，是2013年。那一年泰禾销售额是168亿元，但却拿了195亿元的地，横扫一线城市土地市场。

在北京，泰禾经过71轮的激烈竞价，打败众多的知名房企，竞得通州台湖镇一块住宅地，楼面价1.9万元每平米，当时台湖房价还不到一万元每平米。第二年两会，有媒体当面问黄老板泰禾是不是风险太高了，黄老板的回答是：

我从银行出来的，银行的关键就在于风险控制。

然后他宣布，泰禾2014年的拿地金额要超过前一年。

2014年那年，很多房企都很难受。黄老板也没有实现他的诺言，只买了150亿元的地。但熬过这轮调控，泰禾又火力全开。2016年它销售额是400亿元，买地花了260亿元。

这几年，不断有人说泰禾的负债率比融创、恒大还要高，但善于“风险控制”的黄老板艺高人胆大，直到2017年迎来了最后的疯狂——“对折”拿地、九成并购。

这一年，他们拿了452亿元的地，但仅参与4次招拍挂，其他29块地，全是通过收购的方式拿到的。

到最后，首席财务官成了泰禾突破极限最大障碍了。前首创置业财务总监罗俊加盟泰禾担任CFO后，上穷碧落下黄泉，把能借到的钱全借来了。从ABS、REITs、信托、私募、美元债、股份质押，所有融资手段泰禾都玩过。

2017年11月，任职一年的罗俊已经帮黄老板借了500亿。他长出一口气，在高管会上说之后公司要注意风险了。但黄老板说，小罗干得不错，再去借点。

没过多久，罗俊就离职了。

到了2018年，事情开始起变化了。很多低价收来的项目，遍地都是雷。他们在南京收购的几块地问题一堆，黄老板自己跑了几趟，也没拿到规划许可证。最后连泰禾南京城市总经理也锒铛入狱了。

南京的问题，在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

黄老板想到的第一个自救办法，就是启动人力高周转。整个2018年，黄老板在他的中国院子里，每天都在面试高管，也几乎每天在裁人。但即使高管济济一堂，黄老板仍像一个典型的中年男人：

在中国院子一觉醒来，身边没有可以依赖的人，全是要依赖自己的人。

没人能拯救泰禾，除了黄老板自己。2018年年初，黄老板说能卖2000亿。到了年底，泰禾没有公布自己当年的销售额。有人帮他统计了一下，说是1300亿元。

现在，黄老板还骄傲地认为，泰禾的地买对了，自己的眼光没有问题，泰禾的产品也是行业最有竞争力的，只是职业经理人没能执行好而已。2019年年中，他跟我说，如果2018年销售额能过两千亿，泰禾啥问题都没有了。

这世界，总是有太多的“如果”。茨威格说过，别把偶然和命运视为同一。

生命的轨迹是由自己造成的。

总有人能赌对国运，但我更欣赏那些了解自身局限性的人。他们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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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进京，熬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熬过了2013年调控，黄老板一度坚信自己这轮调控也能熬过去。

到了2019年，债务泰山压顶，他终于把几百亿货值的项目摆上了货架。其中11个项目转让给了世茂。

但算起来，这些钱也就40亿元，和泰禾的债务比起来，仍是杯水车薪。

与之相比，王健林和王文学就果断多了。老王直接一把出清，把十几年的心血万达城全甩给了融创，把77个酒店甩给了富力。王文学一咬牙，把将近20%的股权卖给了平安。

黄老板总觉得自己手里的地很好，产品更好。这种骄傲，乃至固执，让很多项目错过了最好的出货时间。资金成本的累积，又让这些项目越来越难算得过账。

 

这不是一两个项目的问题，更是黄老板愿意做出多大牺牲的问题。

成为被执行人后，固执的黄老板终于开始向命运妥协。前不久，他跟下属说，自己谢绝了一切不必要应酬，这些天就在中国院子呆着。自己也没孙宏斌那么多事，天天就一个人呆在那。

这个时间点出去，很容易传出绯闻，影响公司形象。

这种话，老宋在2012年也跟我说过。2011年年底某段时间，绿城的弦绷至极点。有好几次差点还不上银行的贷款。2012年春节之后，老宋的多数时间都是在玫瑰园度过的，一些话他不得不解释上百遍。

后来我都烦了，不想做祥林嫂，一见到朋友就说，早知道不叫阿毛去了。

其实就是赌错了，买错了几块地。

前几年，我写过一些民营企业的问题。但这两年，很少写民营企业家了。这个群体，真的很不容易——这真是一个丝毫不能犯错误的职业。

即使你像老宋或者老王一样，有情怀，有眼光、有胆识，这几年选择了一个有前景的赛道。但可能做错一个投资决定，说错几句话，或者一个地方官员的心血来潮，一夜之间就得改旗易帜。

很多企业家浮浮沉沉十几年，这两年却不如安心炒个房、收缩投资提前退休、亦或早早把企业卖掉后移民的人。

上个月，89岁的巴菲特说，如果你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会看到市场上的一切。重庆前首富尹明善也坚持到八十岁，暮年还得披甲上阵，眼睁睁看着自己毕生心血万劫不复。

即使这样，还有人叫嚣着让私营经济离场。上个月，有四个号称留美的经济学家写了万字长文，说要想解决现阶段矛盾，必须恢复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为核心的所有制结构改革。

当时，好几个民企老板把这篇长文默默转给我。我猜在微信那端，他们又在瑟瑟发抖。

去年年底，融创在青岛东方影都做了一个发布会。这里以前是万达的东方影都，2017年之后，老王把这个项目连同其他十二个文旅城都卖给了融创。发布会后，老孙跟一些影视大佬吃饭，杯筹交错间，有人说了一句：

老王要是知道我们这么开心喝酒，会气死的。

举着杯子的老孙，没有接话。十几年前，他也曾经是“老王”。

由来只有新人笑，谁人听到旧人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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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Eej1U80gt4UZ1mANfRsPBA

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房子真的会降价，是在2008年。

那年五月，我去深圳出差，看到户外楼盘广告上，随处可见都是“特价”两个字。一个高速收费口，佳兆业打出一个巨大广告牌，上面是一个穿着红色超低胸裙子的大胸小姐姐，旁边是一行大字：

再低，就不可能了！

包叔说他也见过那个广告牌，凝视过那张照片大半天后，他不仅完成了房地产的启蒙，还感觉自己发育了

年龄不大的中国楼市，发育过程很简单，就是深圳学香港、全国学深圳。1980年，深圳房管局跟港商合作开发东湖丽苑，大陆第一个商品房小区。楼还没动工，港商就拿着图纸在香港卖掉了。

我们的商品房一出生，就天然带着预售的基因。

深圳也是最早有炒房团的城市。97年之前，深圳楼市里有五分之一买家是香港人，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人离场。到2005年，在深港融合和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本地炒房客接过接力棒。

他们很快发现，这比做任何生意都要来钱快。2006年，深圳社科院说深圳有三分之一的房子，在领到房产证后半年内就被转手了；2007年，又传说八千个炒房客买走了深圳一半的房子，有楼盘炒家比例高达90%。

讽刺的是，这些深圳炒房客，之后一年要么断供，要么举起了维权的大旗。

“房闹”这个词，就是从深圳发源的。

房子如果不涨价，购房者就要闹。过去十几年，“按闹分配”就是中国楼市的底层逻辑之一。2008年的深圳，2014年的杭州，都是这样。

如今，中国房地产调控三年后，在北京和环京的售楼处里，如今也经常聚集了很多人。他们希望房价下跌的代价不要由自己承担，希望用各种手段，享受一种新型分配方式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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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初，深圳房价从两年前的全国最高，跌至一万元，几近腰斩，很多房子跌成负资产。

央视在2008年夏天采访了一位高点炒了龙岗英郡年华的女同志。她的房子从一万多跌成了6800，于是就断供了。

记者问她银行那边信用没了怎么办，女同志面对镜头说，逼急了大不了离开深圳，回家嫁人。

还钱是不可能还钱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还钱的。

英郡年华算降得少。深圳有个朋友炒金地梅陇镇，2007年价格在1.8万一平米时买了很多套，他老婆手里也压了其他项目十几套房子。

我老婆炒房的时候，二十万元以下的定金刷卡她随手一挥，不会跟我商量。

最多时，这个中产家庭2008年手里压了二十多套深圳房子。到了年底，金地梅陇镇打出“6670元/平方米起，放肆触底”的口号。

这位朋友，也成了跑售楼处举标语维权的人。

十二年后，不知道那位断供的女同志在老家过得怎样，她买过的英郡年华5万多一平米了。金地梅陇镇也卖到6万了。

在另一个资本同样活跃的城市杭州，开发商也很早就享受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第一个享受到售楼处被砸待遇的开发商，是万科。

2008年万科杭州四个楼盘7.5折降价，购房者们蜂拥而至，天还没亮就在售楼处门口排起了长队。

第二天，大批老业主举着横幅，要求退房或赔偿差价。愤怒的他们，一口气把万科的售楼处和办公区就被砸成稀烂。万科报警了，但警察叔叔只是静静的看着，对打砸行为袖手旁观。

后来包叔说，房价跌了，砸售楼处也没人管。你砸其他东西试试看。

所以房地产最大庄家是谁？

房闹就这样成为杭州楼市的保留节目。从2008年以来，杭州人民循环做着两件事：抢房，砸售楼处。

2007年抢房，2008年砸售楼处；2010年抢房，2014年砸售楼处……

博尔赫斯说，每隔几个世纪，焚毁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大火，就得重燃一次。在杭州，是每隔几年，售楼处就得被重砸一次。

2016年G20之后，杭州人民又忙着抢房了，即使主管部门的十几次调控，也阻止不了杭州人的买房热情。

这股热情延续到了现在，杭州的沙盘罕见地，有了五年的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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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央行公布了4月份的数据。

“不搞大水漫灌”的他们，让M2同比增长11.1%，创下了去杠杆以来的新高；4月住户存款减少7996亿元，每天“涌出”266亿元。

疫情之下，大家口袋都捂得更紧，报复性消费并没有来临。不过看看深圳和杭州最近的楼市，你就会知道这些存款都流向哪里了。

这两个城市的楼市，已经火了四年，现在还看不到拐点的迹象。最羡慕深圳杭州的，可能就是北方的地产商。

房价一跌，就到了售楼处被砸的季节。眼下麻烦最多的，是环北京区域。

燕郊现在的均价，从三年前的近4万，跌倒现在的1.5万一平米；大厂和香河的均价也都下跌了一半；在政府及时调控下，环京房价整体回到了2015年。

炒房最严重的环京，成了中国房价下跌最严重的的区域。

在燕郊、香河及大厂房价最疯狂的2015、2016年，无数炒房者都想冲进这片市场。

炒房在雄安新区成立之后的那几天，达到高潮。全中国的人，在清明节那两天撇下了老祖宗，乘坐着飞机、高铁、私家车，从四面八方赶往保定。

雄安三县房产的签约停掉了，他们就去涿州、霸州、大厂买房。他们不远万里来到环京，就是期待能够共享特区发展带来的楼市福利。

当时我还写过一篇《王二狗呀，别再做垫脚石了》。

然后，环京地区的紧箍咒——限购，两个月之后就突然降临了。很多炒房客就这样成为了垫脚石。

眨眼间，环京限购快三年了。前几天，我看到有炒房客发朋友圈说，免费送一套燕郊93平的房子，他已经出了三成首付，只要你继续还剩下的200万贷款就行了。

那套房目前的挂牌价是160万。这意味着，这个房子下跌超过4成。像金融危机时的深圳梅陇镇一样，它也跌成了负资产。

快速缩水的房子，让新一轮维权又开始了。

眼下，环京区域很多售楼处里都挤满了要讨个说法的人群，很多人是多地置业的职业炒房客，其中不乏地产公司和中介公司的职员。他们最懂开发商怕什么。

共同的事业让他们一起走到售楼处，手持着“骗子”“违规”字眼的横幅，高喊着口号，仿佛受到了严重的欺诈。

有一个在中央媒体的领导，2017年以200万买了一套别墅，后面他以房屋质量问题要求退房，并且要求开发商赔偿1000万。

他说不退房，就要曝光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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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看了一本穿越小说。主角穿越回到一战前，为了让这个古老的国家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他特地带了两样东西到美国国会大厦演讲，这两样东西分别是：

美国银行开具的汇票和一张中国100两白银的银票。

他想说，契约精神在在东方同样受到尊重。

1991年，日本楼市泡沫破裂，日本全国房价暴跌70%、东京房价暴跌90%。一夜间，无数千万富翁变成千万负翁，自杀、破产集中爆发，很多人在还债中度过了一生。日本购房者真是太守契约了。

中国购房者呢？1997年，为了控制香港房价，董建华提出了“八万五公屋计划”。五年后，5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这个计划，抗议香港房价下跌。有人感叹：

他们要的不是便宜的房子，而是只允许自己买到便宜房子。

不过中国也有遵守契约精神的群体，比如说中国股民。

股价跌了，他们不会去上市公司游行、不会退股，被乐视网、康得新这种股票割过后，他们连说都不敢跟别人说。

因为别人听了会嘲笑我，会觉得我是个傻瓜。

龙湖CEO邵明晓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那也是2008年，楼市一片哀鸿遍野，没人敢买房子。资金压力巨大的龙湖，在北京通州的花盛香醍开盘 1.3 万一平米，没卖出几套。于是一个月后怒降到 6000多一平米。

降价第二天，售楼处就被砸了。一个高点买了花盛香醍的央视记者，后来天天扛着摄像机去龙湖总部拍摄，晚上甚至在龙湖公司打地铺，哭着喊着要退房。

现在，2008 年被人砸售楼处的花盛香醍，二手房已经涨到 7万一平米了。那位哭着闹着要退房的央视记者，后来给龙湖送了一面锦旗，感谢龙湖助他成为千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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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在2014年写过报社一位叫唐敏的编务助理。

从1999年进报社，她接的读者来电超过一万通。有读者说高龄怀孕的女友要被强制引产，有人举报单位财务舞弊。

她还接过一个遭遇强拆的中年男人的电话。听筒那头他正站在房顶，面前是慢慢聚拢的拆迁队员和推土机。尖叫、喊话、咒骂，伴随着电流声传过来，他声泪俱下求南方周末为他发声，否则就从楼下跳下去：

我别无选择。

她接过最多的电话就是强制拆迁。这件事，当时在每一个县都发生着。

因为工作调整，唐敏有段时间离开了这个岗位。今年她重新干起了接电话的老本行。我问她电话有什么变化，她说多了一些P2P求助。不过，更多求助还是跟房子有关。

强拆的求助比以前少了，多了其他求助。比如房子质量问题，以及降价。

她职业生涯的前半段，听了最多的强拆故事；我觉得她的后半段，要成为退房热线了。

“退房”发展到今天，早已有了一整套严密的体系，分工明确，能从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里，找出最有利于自己的条款。有的甚至成立了专门的维权基金——去现场维权发100元，不去的雇佣专业人员代劳。

在恶心地产商这件事上，中国人民真的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2018年北京最有名的楼市维权，发生在前一年最火的楼盘。几十名北京昆仑域的业主带着口罩、穿着统一的白T恤，聚集在华润北京总部，拉横幅、喊口号、要求退房。

维权的人，有不少是前一年通过各种关系抢到房的人，很多是华润的员工。

维权现场，华润置地北京公司领导的名字被挂了出来，他们甚至把华润落马的领导搬了出来，横幅上写着要求“肃清宋林遗毒”。

果然还是自己人最知道地产商最怕什么。

环京之外，南京也是维权的重灾区。无论市区还是郊区，房子逢交付必闹。一方面，这跟2016年之后的三年楼市政策有关。因为限价，地产商在这几年造了最多的垃圾房子。

但也有人甚至从中嗅出了某种漏洞——政府不会打破房子的“刚兑”。买房就对了，跌了大不了砸售楼处，大不了上访，问题总会在政府那得到解决。

在安徽和县，有个70多岁的老爷子很出名，连地方政府都知道他。他闹过中国移动，因为飞机延误，也闹过南航，并让南航赔偿了一笔钱。

现在，他开始转战售楼处，常年带一个持有残疾人证的人在身边。这个持证上岗的残疾人，证明上写的是“精神类残疾人”。

每到闹房时，老爷子就穿着文化衫，带着残疾人，到售楼处静坐。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就会给开发商打招呼，给他赔偿、让他别闹。

按闹分配，白纸黑字的合同在这时是没有用的。

当所有人都这么想的时候，他们会把家里每一分钱都拿出来买房，房价只会一飞冲天。

就像现在的杭州、深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