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竞争，其实就是头部地区和城市的竞争。
当前中美冲突一再升级，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的一举一动，更显关键。
8月20日，高层提出长三角要率先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8月21日，《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获批，北京“安静下来”成最大亮点。
8月26日，深圳迎来40周年生日，但并未等来直辖或扩容的大礼包。
三大头部地区的新动向，看似毫无关联，却藏着惊人的耦合。
深圳像香港的影子，是大湾区起飞的注脚；浦东像上海的再造，是长三角加速的起点。眼下长三角、大湾区步步紧逼，京津冀唯一的核心城市北京却想“静一静”？
所有线索都指向北京以南120公里处的雄安，这座新区自2017年4月1日成立以来，一直静悄悄的，她还好吗？
雄安其实一点也不安静，只是她比较低调而已。不信你看：
这样塔吊林立、灯火通明的场面，城市发展史上只有迪拜、深圳、浦东出现过，但雄安比前辈们更夸张。
对比世界后发城市的图景，不难发现雄安此番慎重的理由。
后发城市由于规划优势，往往能形成视觉上的奇观效应，但生活和文化层面总是很难被先行“规划”。
深圳在经济上属于绝对的成功者，但生活不便和冷漠问题，至今被人诟病。陆家嘴高楼林立，上海人眼中的宇宙中心却还是静安寺-南京西路一带。
巴西新都巴西利亚和缅甸新都内比都，皆由于规划失败，导致已经搬来的公务员又回流旧都的尴尬。
地标众多的迪拜更适合拍照打卡，连华盛顿都难逃纪念碑城市的宿命。
后发城市的问题，同样摆在雄安面前。随着经济、社会、城市发展越来越以人为中心，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这就需要雄安在规划阶段充满远见、打开思路，充分考虑人的尺度。这样也必然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众所周知，雄安坐落于白洋淀旁，该选址一举解决了华北城市普遍缺水的窘境。
但这样的选址也存在一个问题，临水地带低洼。事实上，雄安是华北平原海拔最低的地方。
今年洪水让很多人后怕，更要命的是，以三峡为代表的水利工程本来在解决洪水的困扰，岂料我们的城市纷纷栽给内涝，每逢下雨竞相成为“威尼斯”，稍有不慎还会出人命。
四座一线城市，武汉、成都、南京等明星二线城市，一下大雨就无一幸免。如果雄安走他们的老路，千年大计会很尴尬。
摩根士丹利报告预测，将有452万人从北京迁至雄安新区。
此前有31家央企发声“雄安新区建设不缺席，与发展政策同频共振”，包括中核、中船、中电科、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国电、中电子、中铝、中建筑、国投、中节能、中粮、中冶、中铁、中铁建、中交、中能建、中广核、中国联通等。
中字号多得令人晕眩，拥有最多世界500强企业的北京出手支持，雄安就是这么不同反响。
彼时深圳远没有今天的高颜值，甚至可以说有点乱。现在依然可以从深圳火车站-东门一带，寻到一点当年的草莽气息。
另外，传统城市空间演进一般从中心向周围蔓延。时间一久，老城区就面临城市更新的巨大工程量。深圳则采取“年轮”策略，市中心随新城不断西移，代价却是罗湖区的面貌远不如南山区和福田区。
生态学之父帕特里克·格迪斯曾期待“城市必须不再像墨迹、油渍那样蔓延，一旦发展，他们要像花儿那样呈星状开放，在金色的光芒间交替着绿叶。”莫非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在目前公布的规划图中，我们可以大致猜出雄安未来的模样。
雄安的城市空间极为罕见，完全不像规划课本里的环状+放射结构、带状结构、不规则结构，它更像一串代码、一组矩阵。
空间布局不只改变城市形态，它本身就能决定产业生成，硅谷正是这方面的大赢家，也或是雄安唯一的参照系。
在产业发展与人口积聚的相互作用下，硅谷成为由一座座小镇组成的城市群。
每座小镇都有相对独立的结构与功能，由核心向外依次布局商业区、办公区、产业区、居住区，如同一个个细胞。基于TOD模式的“细胞”被绿带隔开，又被交通线串联，最终为城市扩张留出弹性边界。
空间布局之下，具体功能分区同样重要。柯布西耶当年就是因为功能分区过于僵化，规划出的城市后续问题重重。
深圳和浦东也是因为功能分区过于明显和集中，割裂了生产与生活空间，为城市的持续吸引力埋下隐患。
如果雄安真能将功能区打散后“切”成小块，那么产城分离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这样的小街区也为城市行洪防涝提供了更多便利，更好将雨水化整为零。有媒体实地走访，发现雄安铺的地砖全是方便雨水下渗的“透水型”。
之前国内很多城市都豪气万丈地建海绵城市，但效果均不理想。雄安由于空间的灵活性，减少了影响雨水下渗的广场、硬化空间，效果也更值得期待。
比规划更值得玩味的，是规划编制的过程。准确说是雄安这一概念的酝酿过程。
众所周知，雄安新区是2017年4月1日设立的，距现在3年多的时间。但实际上，这一过程花了超过7年。
2017年4月13日，新华社播发过雄安新区设立全过程的万言长文，细品后能找出由17个关键节点构成的时间轴，这不仅是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钥匙，也能探见一部分决策流程。
早在2013年5月和8月，高层分别调研了天津和北戴河。2014年2月，考察完北京后，首次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
先后赴三地考察，这是打破北京单中心，明确协同发展的信号。在我国政治运行中，区域调研往往是后续战略推出的“前期放风”。
2014年10月17日，高层批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总体思路框架》；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5年2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2015年4月2日，政治局常委会研究；2015年4月30日，政治局全体会议审议；2015年6月，《纲要》印发。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纲要》并未在第一时间公布全文。但新华社长文透露：《纲要》提出“规划建设具有相当规模、与疏解地发展环境相当的集中承载地。”
这明显是另起炉灶建新城，但当时选址未定，为避免外界过度猜想，限制了《纲要》的公开范围。
选址是由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实地调研的。该委员会角色特殊，显然不是纯咨询机构。负责人徐匡迪年过八旬，本在2008年两会时就已退休。启用一个没有公职的老同志为千年大计选址，更说明了雄安的特殊性。
2016年2月29日，国务院开专题会议研究。3月24日，政治局常委会为雄安新区定名。5月27日，政治局会议研究。当时新华社通稿对“集中承载地”仍只字未提。
待到雄安新区概念横空出世，还有值得细究之处。细究特区、新区设立史，由中央、国务院发文的，雄安是第一个。
深圳、厦门特区成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区条例为标志的，上海浦东新区当时没有发文，天津滨海新区是“国发”，重庆两江新区是“国函”。汕头、珠海特区未到副省级，至于其他20多个省的国家级新区很多甚至只有正厅级。
这样的出身，决定了雄安除了拉动区域经济，也饱含了更多意味。
如果说深圳特区成立，标志着中国推开开放之门；浦东新区的设置，是中国重申改革开放之路不会停止。而雄安新区，在京津冀协同的基础上，更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的再出发。
虽然高层刚刚提出长三角要率先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实际上，雄安在双循环的使命中，同样意义非凡，甚至更重大。
长三角和大湾区由于多中心结构，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生态，为区域提供了自驱动能力。
反观京津冀，北京聚集了所有核心功能，牢牢把持产业链顶端。天津根本不是对手，也没有能力为北京分忧。河北则更黯淡。
雄安的出现能多大程度与北京形成“双核”，形成类似大湾区广深分工的模式，成为最大悬念。
雄安身后的北京，有太多可以动用的资源，这是上海、深圳无法企及的。某种程度上，深圳、浦东不只是香港、浦西的影子，更是北京的镜像。
深圳激活了大湾区，浦东带动了长三角，背后都离不开北京的手。
现在，北京要在自己的城市群里开始一次新的投射，这或许是一次决定国运的投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