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22年4月

你对人类的认知，是什么？

算了，不重要。

在印度四个男人轮奸了孟加拉巨蜥面前，都不重要。

哦对了，巨蜥是公的。

数风流人物，他们也太风流了。

正因为三哥各种动不动就开挂的操作，让我都无法直视咖喱这玩意。

毕竟在我国，咖喱就等同于三哥。

咖喱味英语，就是印度口语。

咖喱味阅兵，就是摩托车载人大赛。

作为一个学渣，我虽然听不懂三哥的英语讲的到底是啥。

但是我能听懂这英语肯定是三哥讲的。

毕竟浓浓的咖喱味。

咖喱之于印度，就相当于烧烤之于东北，火锅之于川渝，大葱之于山东，扎啤之于济南，是当地饮食的代表。

为什么印度人这么喜欢咖喱，这还要从很久之前讲起。

首先要知道，“咖喱”这种东西和茶叶，咖啡豆是不同，它不是天然就存在的某种食材。

没有一种材料，叫【咖喱】。

咖喱，是一种复合产品，由多种香料，比如生姜、肉豆蔻、桂皮、丁香、小豆蔻、胡荽、辣椒、洋葱、大蒜、姜黄等混合在一起研磨，再用印度酥油、清水、酸乳酪或者椰子汁调制而成。

是一种后天加工出来的调味品。

上面提到的做法，也并不是咖喱的唯一做法。

在印度，个人的口味不同，调制的配比也完全不一样，至于会放什么不会放什么，每一个印度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算法。

另外咖喱也不是只有印度咖喱。

泰国咖喱，日本咖喱，都各有特色。

我们先从印度开始。

咖喱其实是一种非标准化的产品。

对于食客来说，标准的印度的调料就像薛定谔的猫，在你入口之前，没人知道里面到底会放些什么。

这也非常符合印度人的哲学，比如走在印度街头的小动物，在被入口之前，它也不知道自己是食材，还是玩具。

也许会有特别重口味的，放点牛粪什么的。

毕竟三哥的操作，超乎我的想象。

既然是非标，每一个三哥或者三嫂都坚称自己的香料里有独门手艺。

尤其是那些干净又好吃的印度小吃，的确是充满了毒门手艺。

这种坚持就好比美利坚的可口可乐，虽然和其他的可乐喝起来味道没啥太大的不同，但他们总是强调有特殊的偏方。

祖传的秘方+神秘的成分+有可能治疗便秘的偏方，咖喱，是印度调料的底色，也是它的保护。

关于印度人为什么爱吃这种调料，有一种说法比较无语，但又有些合理。

古代印度宗教氛围浓厚，当时的宗教提倡不吃猪肉不吃牛肉不吃鸡肉，总之啥也不让吃，但是羊，反而是用来吃的。

可能是怕印度人看到了某些地方的人，觉得羊实在是太可怜了，再不用来吃就只能变成用的了。

于是吃羊肉成为古代印度的主流餐饮文化。

这种说法讲真，就很像是高加索人写的。

吃羊肉本身不是问题，但是羊肉太膻，让原本稳如泰山的印度人民坐不住了。

他们只好就地取材，将东南亚流行的各种香料都收集到一块，混合在一起，最终将它们和羊肉一起烹饪。

高端的食材的确只需要简单的烹饪，但是却需要复杂的调味品才行。

很快，这种混合而成的调料不仅成功掩盖住了羊肉的膻味，也延长了羊肉腐败之后的臭味。

闻不到坏，就等于新鲜，于是调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延长了食材的保质日期。

虽然保质期可能仅仅延长了一两天甚至几个小时。

但是对于古代的人民来说，这就相当于防腐剂了。

要是能早点从恒河传到尼罗河，估计木乃伊身上都能散发出一股咖喱味。

等到几千年后英国人打开金字塔的时候，里面弥漫着的味道把小朋友们都馋哭了，英国人当场就决定要把这玩意加入豪华下午茶套餐，吃一个少一个，这才是地道的英伦风。

这画面太美，简直是惨无人道。

在提升味道还能延长时效的双重buff下，“咖喱”这玩意迅速在印度地区火了起来，然后传遍整个东南亚。

这么一看，咖喱就是餐饮界的印度神油。

延时，也是重要的功能。

如果你和印度人聊起咖喱，他们可能会一脸懵逼。

准确来说，印度是没有“咖喱”这种东西的。

他们也没有这种概念。

印度有多种多样的调味品，就是我上面提到的，由生姜、肉豆蔻、桂皮、辣椒、洋葱、大蒜、姜黄等等等等香料碾成的粉末。

但是咖喱这个词确是不存在的。

是英国人发明了这个词，并且把一切来自印度的调味品都统称为咖喱。

至于印度人，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啥。

这种感觉就像全国人民都知道老铁是一句东北话，但是东北人自己都不知道老铁是啥意思。

最终只能被迫接受这是一句东北话。

虽然印度人不知道咖喱是啥，但这完全不妨碍它成为印度的标签之一。

英国人不仅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女王，也带来了新的词汇。

为了方便阅读，我们也统称印度的种种调料为咖喱。

咖喱这种东西看似带有浓郁的印度特色，但是实际上却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

既有来自东方的姜黄，也有来自美洲的辣椒。

所以说咖喱既是一种印度食物，但它又不仅仅只是印度的食物。

一开始印度人是不爱吃肉而且口味清淡的，但在后面的四个多世纪里，中亚、葡萄牙、英国等外来饮食文化对印度次大陆产生了巨大冲击，并且不断和本地饮食文化互相影响。

入侵者登陆印度后，外来文化也对印度原有的文化进行融合和改变，逐步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印度风格。

1526 年，帖木儿帝国崩溃后，其后裔巴布尔率军入侵南亚次大陆，在攻占德里、征服北印度大部分地区以后建立起莫卧儿帝国。

这个帖木儿帝国是一个横跨中亚和西亚的中世纪国家。

P社玩家对这个国家应该会有点印象。

简单来讲这是一个由蒙古贵族帖木儿在1370年建立的国家，而两年前的1368年是大明登场的日子。明朝替代了元朝，蒙古人重新回到了草原。

帖木儿最开始的目标就是复兴蒙古帝国，他从中亚起兵，西征奥斯曼，控制了中亚和西亚大面积的领土，然而在1404年东征明朝的路上，翻越天山帖木儿还没来及的和朱棣交手就染疾而死，两国的大战也因此而终止。

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后来就是烂俗的故事，帖木儿的家族展开了一轮又一次的王位之争，在历史的车轮中被反复碾压后帖木儿帝国被乌兹别克人所取代，其后裔巴布尔逃到南亚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

所以，印度人喜欢躺平，都是写在名字里的。

当时印度本地人战斗力颇为拉胯，被这群来自西亚的流亡者打得满地找牙。

他们想排外，但是有心无力。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东亚大国之间的战争，比如汉和匈奴、金和辽、和元战争结果总是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其他地区的发展，让其他地区进行一轮大洗牌。

而这种大洗牌又会形成多米诺效应，再次影响到更远的地区。

这就有点像电影里常见的黑吃黑情节，军阀头子揍了黑社会一顿，黑社会为了出气就揍了旁边看热闹的普通人。

而印度就一直扮演着这个嗑瓜子的角色。

巴布尔征服印度初期，印度社会还广受佛教和耆那教的影响，这俩宗教鼓励素食，禁止杀生。

以婆罗门为首的高级种姓人群普遍实行素食主义，跟我们理解的佛教基本一样。

所以当时的印度人提倡清淡饮食，抵制一切可能刺激欲望的食物，比如大蒜和洋葱。

禁欲，是印度宗教的第一目标。

莫卧儿人的饮食和印度人不太一样，他们不仅不爱吃素，而且非常爱吃肉。

吃肉的时候还喜欢撒香料。

这也很好理解，毕竟亚欧大陆上各国之间战乱不断，大家几千年来的共识就是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打仗。

所以肉类一直能量的来源，也是力量的象征。

印度人爱好和平，最多就是玩玩和平鸽，所以肯定不需要吃太多的肉。

波斯厨师随军队一起来到印度北部，开始使用用香料烹制肉类，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神奇的发现，印度人的饮食风格还真的是由蒙古人决定的。

怪不得不吃牛不吃猪单单爱吃羊，也在这里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莫卧儿的饮食风格改变了印度人的口味，现如今印度人最常见的咖喱洋葱，就是典型的中亚饮食风格。

香料在这个时候走进了印度的千家万户，本地人放弃吃素后迅速学会了用香料和肉烹制一顿饭。

此时的莫卧儿帝国精英阶级都是穆斯林，而底层基础则是印度教。

双方在政治和文化上互相影响。

波斯文化成了印度的上流社会的文化。

波斯风格的饮食也成为了印度上流社会的饮食。

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咖喱和如今的咖喱相比，还是差一点东西。

虽然只差了这一点，但是口味却千差万别。

那就是辣椒。

很难想象如果咖喱里没有辣椒，那是一种怎样的平行世界。

但是在15世纪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之前，印度人也不知道辣椒是啥。

他们普遍用孟加拉特产的，味道有点甜的荜菝或者味道刺激又辛辣黑胡椒当作咖喱中辣味的来源。

胡椒，是印度的特产之一。

当中亚被奥斯曼帝国统治后，欧洲与东方的路上交通就这么被切断了。

欧洲人无法通过陆运与中国和印度等国进行贸易，但是他们又迫切想要得到瓷器和茶叶，胡椒和黄金。

于是欧洲人开始利用海路来寻找中国和印度，维持原本的商贸往来。

大航海时代来临，两个重要的发现，一个是美洲大陆，另一个就是辣椒。

于是葡萄牙人给印度人带来了新的食材，这不仅仅改变世界餐饮历史，也改变了印度人底层的味蕾。

三哥发现辣椒跟荜菝形状相似，口味则更加火辣。

最重要的，辣椒的种植成本低，而且容易保存。

于是辣椒的传播速度快得惊人，传遍印度南方仅仅花了几年时间。

而同期的中国，从见到辣椒到第一次食用辣椒中间间隔了上百年。

这，就是我们和三哥之间的差异。

底层的三哥们找两块石头就能将辣椒研磨成粉，然后加上生姜和盐等等，就能直接用来拌饭了。

有一说一，辣椒拌饭，的确YYDS。

辣椒不仅能提供日常的调味，也能给穷人补充少量的维生素c，当然印度穷人并不知道这些。

印度药剂师之前都是用胡椒入药，用它治疗肠胃滞胀的病人，在辣椒出现后也改了方子，多吃几根辣椒，随着如厕频率的增加，什么胃胀都能治好。

如果没有痔疮这种疾病的存在，我真的忍不住给辣椒点个赞。

如今辣椒已成为印度咖喱甚至是南亚咖喱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咖喱以辣为尊。

随着对印度的深入了解，葡萄牙人发现南印度流行一种盖浇饭，主要成分就是小豆蔻和姜、香草、水果以及其他调味品。

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称这种东西为“kail”，而在印度西南部的卡纳达人和马拉雅拉姆人那里，“karil”一词被用来指蔬菜或肉一起煮的菜肴调料汤汁。

葡萄牙人吸收了各类称呼再将其融入葡萄牙语，就有了“caril”以及“carree”。

到了随后而来的英国人那里，“caril”最终演变成了英语“curry”，也就是今天的咖喱。

1600 年12月3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由伊丽莎白一世特许而设立，他们与莫卧儿帝国的王室上层关系紧密，很快就在印度大陆得到经营上的特权，并靠此击败了荷兰葡萄牙等国的香料商人，逐步垄断印度市场。

直到1858年被解除行政权力前，东印度公司已经从一个商贸企业成了印度的事实主宰者。

别的国家都是军队整商业，他们是经商的变军队。

英国人带来了殖民主义，基督教和女皇，同时也带来了英国乡绅喜好吃肉的饮食文化。

然而在东南亚湿热的气候里，英国人发现新鲜的肉类无法保存。

欧洲菜在印度水土不服，印度的厨房也不适合烹饪欧洲菜肴。

正当英国人在惊恐是不是又要回到炸鱼薯条的搭配中时，他们发现最好的肉类烹饪方法不是烤炙，而是像莫卧儿帝国的许多特色菜一样，用印度各地的香料来烹饪。

当时随行医生的记载：

“一种最异类的混合物，包括生姜、肉豆蔻、桂皮、丁香、小豆蔻、胡荽、辣胡椒、洋葱、大蒜、姜黄，用杵和臼将其碾碎为粉末，用酥油调至糊状……再加入炖煮的小羊或禽类。” 

在印度的英国人创造了新的菜系—英式印度菜。

这是一种英印结合的新口味，包括咖喱豆蔬鸡、咖喱浓汤、咖喱虾等。

在发明了新菜系的同时，他们也顺便发明了新单词。

把葡萄牙人那里学会了“caril”一词，改造成英语词汇“curry”。

英国人把“curry”当作普通词汇来用，既指代印度各地所有含香料的汤汁和浆糊，同时也包括印度各地肉菜炖煮后的菜肴。

又指用咖喱烹饪的一切菜肴，如咖喱鸡、咖喱羊、洋葱咖喱、豆蔬咖喱，土豆咖喱，连同他们自己的英式印度菜，也被称为“curry”。

英国人不仅仅生生造出咖喱这个词汇，还借助在印度修铁路的便利，将英国风格的咖喱菜运往印度各地。

同时，英国人也将咖喱这种东西带回欧洲。

退休后的东印度公司员工多多少少会带着点印度的生活习惯回到英国，主要是他们在印度的厨师和佣人。

只有在品尝起印度菜的时候，这些退休的英国人才想起往日在印度飞扬跋扈的日子。

至此，英国街头开始出现印度餐厅。

1777年，伦敦干草市场的诺里斯咖啡馆开始供应咖喱。

1811年3月27日的《泰晤士报》就刊登了一则“印度咖啡馆”的广告，宣称他们有“最完美的印度菜肴”。

1831年，一本面向印度返乡英国人的《印度烹饪书》厨房手册由东方翻译出版社出版。

1840年，英国咖喱制造商开始宣传咖喱的“健康及药用价值”，想要说服每个英国家庭把咖喱这种“东方药膳食品”加入日常饮食中。

印度的调料做法有上千种，英国人面对如此复杂的做法觉得两眼一抹黑，索性选择了其中一种做法，将其包装成标准化咖喱在欧洲贩卖。

19世纪初，英国Crosse&Blackwell公司在印度传统马萨拉（Masala）的配方基础上，制作出一种可以小包装出售的咖喱粉，只需兑水加热就可以与食材一起烹饪。

和如今我们理解的咖喱基本一致。

此时的欧洲对来自东方的东西都颇有好感，尤其是印度的东西，自带神秘属性，于是英国人的标准化咖喱很快就畅销欧洲。

咖喱粉的出现，真正使得咖喱有了标准化，从而加快进入了欧洲市场的步伐。

各种混合香料粉的配方都被英国商家添上了咖喱粉的标签。

过度依赖咖喱粉的英国咖喱已经和原本的印度咖喱大不相同，就跟立顿茶包和中国茶叶不同一样。

英国人根据自己的的口味对咖喱的香料配比进行了调整，相比印度厨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方不同，英国咖喱因为过于标准化，味道上也是千篇一律。

但正是这种标准化降低了制造成本，也降低了英国老百姓的接受成本。

到了19世纪50年代，咖喱终于进入英国百姓的厨房。

和印度能流行咖喱的理由一样，除了味道之外，防腐的能力才是关键。

英国人发现这种来自神秘东方的调味品用来处理隔夜饭和隔夜肉效果非常不错。

无论是咖喱牛肉还是咖喱鸡肉，都被贴上了隔夜菜解决方案的标签。

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印度咖喱辛辣的特点的确能掩盖肉类变质的味道。

一直到19世纪末，咖喱菜在英国摆脱了低级的标签，高级晚宴开始出现咖喱龙虾、咖喱牡蛎、咖喱羊肉等菜品。

咖喱也随着英国殖民全球的过程传播到了全世界。

而印度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提供的就是一个卖点的角色。

三哥成为工具人，虽然他们的咖喱和英国的咖喱差别巨大，但是也架不住英国四处宣传这就是正宗印度味。

好故事才有好销量。

老伦敦的正宗，老北京的地道。

东西方两个大国的首都，喜好竟然如此相似。

果然，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

如果了解了英国人的把戏，就会知道英国的咖喱也好，红茶也好都是包装出来的经济产物。

标准化带来的就是快餐文化，实际上是为了降低成本，同时提高销量。

而来自神秘东方都是广告的常见用语。

一个平时主要吃炸鱼和薯条的国家，在真正的饮食大国面前，其实是有点抬不起头的。

毕竟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都有着非常丰富的饮食文化。

英国人在美国人面前能装一装贵族风范，但是在老欧洲面前，英国人似乎还差了那么一点文化底蕴。

英国的咖喱粉就是一个低端货，配上龙虾才是高端。

所以，品味是由是食材决定的，不是由调料决定的。

就算不是咖喱的，是清蒸的、蒜蓉的、是炭烤的、是油炸的。

高级的是龙虾，并不是调味品。

但也有人会被英国人忽悠上当，比如另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

没错，就是日本。

站在明治维新的时代，日本的视角其实很好理解。

英国，日不落帝国，全球殖民，工业产值世界第一，经济发达疆土辽阔。

而日本，土地狭小，思想落后，文化闭塞，工业产值基本为0。

看着洋人的坚船利炮，自然会追求脱亚入欧，急于摆脱自身的传统文化，试图用欧洲的东西来走一走捷径。

这个时候，全面学习欧洲，尤其是英国，对日本来说就不仅仅是一句口号那么简单。

他们当然分不清欧洲内部的鄙视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站在他们的角度，英国，才是NO.1。

1872 年，明治天皇颁布的《肉食解禁令》破除了自天武天皇《肉食禁止令》以来日本人以米饭、鱼肉和蔬菜为基础的素食传统。

明治天皇认为日本国民必须进食肉类才能改善体格，追赶上欧美人的体魄，英国能成为NO.1肯定是因为吃得好，如此看来，学习英国人吃饭，就能掌握英国的秘密。

这就是印度人和日本人的差别。

同样是挨打，日本人想着如何吃饱了打回去。

而印度人则是靠饿死自己逼你投降。

所以日本人接过了英国人的咖喱产能，逼着自己吃咖喱。

但是很尴尬的是，日本人自己口味清淡，不爱辛辣，来自英国的咖喱并不受日本人欢迎。

地理位置上日本也不像印度那样潮湿闷热，需要靠咖喱这种东西来保存食物。

最重要的是日本在饮食上以猪肉和鱼肉为主，不存在掩盖膻味的需求。

19世纪 60 年代，日本谈判使节在远洋船上看到印度人用手抓咖喱饭进食时，还将其蔑视为下等人的食物。

说白了，日本人内心是抵制外来饮食的。但是上层社会并不抵制，为了推动日本全面学习欧洲，面包、冰淇淋、牛肉饼和咖喱等新奇食物抵达横滨港口，土豆、洋葱、胡萝卜这些外来食材也由此进入日本。

咖喱从未开化的食物变成了时髦的“代言人”、外国商行里的厨师是最早在日本制作咖喱料理的，他们沿袭了英式咖喱的制作，用浓郁咖喱蘸面包的吃法很快在日上层社会流行起来。

但对于日本老百姓来说，胃是骗不了人的，普通人无法接受洋食尤其是咖喱。

事情的变化发生在日本海军这里。

日本海军全面欧化从舰船技术、训练制度乃至官兵饮食，日本海军都在效仿英国。

包括饮食结构改善也要和英国人学习。

英国海军的咖喱肉是搭配面包食用，于是日本人也尝试将咖喱和主食混在一起实用。

当咖喱遇到了大米饭，日本人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在此之前，咖喱的解释权在印度人，在英国人手里。

而从这之后，咖喱的解释权在日本人手里。

日本人迅速改良了咖喱，降低了咖喱的辛辣程度，在其中加入果泥，形成独特的日式咖喱风味，将其从辣口变成了甜口。

同时也添加了小麦粉，让咖喱变成了浆糊状态，质地更粘稠。

与咖喱同煮的还有牛肉、胡萝卜、洋葱等外来蔬菜。

最后，土豆和炸猪排也加入到了咖喱饭的配料表里。

浆糊状的咖喱饭成为了日本的主流饮食之一，这种浆糊状的咖喱不仅仅符合日本的口感，同时也符合日本海军需求，因为糊状的盖饭在颠簸的甲板上不容易洒落。

20世纪50年代，日本食品公司生产的固体咖喱块，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咖喱的样子。这种固体咖喱在锅中煎一会就会融化，加入水之后就是咖喱汤。

1968年，日本大塚食品公司的即食咖喱又进一步提升了咖喱料理的便捷性，连杀菌袋包装一起在沸水中煮三五分钟就可以直接浇在饭上食用，非常适合懒得做饭的人。

比英国更夸张的是，日本人把咖喱上升到国民食物的地位，无论在餐饮店还是日本普通居民的餐桌，咖喱都跻身最受日本国民欢迎的食物。日本咖喱工业协会曾做过统计，日本人一年平均要消费 79 次咖喱饭，远超对寿司的消费次数

1982年，咖喱饭在日本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食物。

世界最大咖喱连锁店，也是日本的Coco一番屋。

日本的连锁便利店，车站或者小吃摊都卖各种各样的咖喱饭。

写到这里，我饿了。

日本生产的块状咖喱很快就取代了英国的咖喱粉，随着日本的经济腾飞，日式咖喱粉也跟随日企的脚步走向全世界，日本人用他们的口味证明甜咖喱也有一席之地。

咖喱征服世界的脚步还没停。

从印度发明，英国创造，到日本改良，咖喱往往是以一种低调料理的姿态出现。

它们伴随着英国人和日本人走遍世界的脚步。

但是另一个咖喱消费大国，泰国，他们则是完全不同的策略。

作为一个旅游业和服务业是支柱型产业的国家，泰国没有什么走出去的策略，它只有走进来的方案。

同样是喜欢吃咖喱的国家，你翻开新闻，泰国人妖虽然变态，但是人畜无害。

再看看印度，不仅变态，而且人畜都容易遭到侵害。

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外国游客，想保住菊花是不爱吃辣就能做到的么？

只要不傻，就知道哪里才是旅游圣地了对吧？

泰国南部的饮食风格本来就受印度影响颇深。在古代泰国，南部人就喜欢食用咖喱，同时泰国人会在咖喱中加入椰奶，既有偏甜的口味，也有偏酸、偏辣的口味。

但印度人实在是太争气了，把咖喱餐饮大国的头衔硬生生让给了泰国。

每年进入泰国的游客数不胜数，这些人在泰国旅游结束后，一部分人会对人妖流连忘返，一部分人则对泰餐流连忘返。

于是大量游客将泰餐馆开回了自己的国家，泰国政府也鼓励本国居民出国开泰餐饭店赚外汇。

就如同沙县政府鼓励沙县人民开沙县小吃一样。

随着泰餐的扩展，咖喱征服世界的版图越来越大，但是在中国，日料店和泰餐店都无法让咖喱普及，真正让咖喱反杀出来的，是外卖。

因为外卖的出现，咖喱终于完成了它征服世界的最后一环，这块拼图也终于被拼上了。

在互联网外卖出现之前，速食食品，预装食品和外卖食品往往是指三种不同的食品。

速食食品，往往就是指方便面，面包，麻辣鸭脖子这些。

预装食品，往往就是牛奶，啤酒，蔬菜沙拉这些。

而外卖食品，还真的都是有门面的小饭店的后厨炒出来的，只是堂食和带走的区别。

但是互联网外卖的出现，让这三者的界限很巧妙的被打破了。

外卖的核心优势就仨，一个是制作要快，一个是价格要便宜，最后它吃起来得像一顿正经的饭。

方便面，听起来就像是坐火车时候才吃的。

牛奶和啤酒，这些也不是一顿正经的饭菜。

谁都知道饭店现炒现卖的最好吃，但是第一，它太慢了，出锅速度赶不上下单速度。第二，成本太高了，不仅仅要配食材，还要配个炒菜师傅。

这时候需要一种成本低，速成，最好还能掩盖食物变质味道的东西。

这三点一总结，就会发现咖喱块成为了最佳的选择。

日本人在改良咖喱块的时候，就想到了让这个东西加热既化，方便操作。

而英国人和印度人，都喜欢咖喱的防腐作用。

我不去评价外卖产业是否干净和合规，但是能掩盖腐败味道的东西，比如辣椒或者咖喱，它一定会成为黑心商人的首选。

所以消费者点开外卖平台，会发现没得选，全是辣味和咖喱味。

即使不爱吃辣和咖喱，但是往下比较就只剩方便面和面包了，此时咖喱盖浇饭也就成为无奈中最好的选择。

咖喱大概率也不会想到它能用这样一种方式攻克全球最后一块版图，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多了，印度人也想象不到外国人成天念叨的咖喱竟然和他们没什么大关系。

只能说，这就是全球化吧。

愿大家都能吃到便宜又卫生的咖喱饭。

愿大家，都有轻松快乐的生活。

全文参考资料来源如下：

【1】. 百变的咖喱,不变的传统.留学生.冰清

【2】 . 咖喱：舌尖上的美味.工会博览.王淼

【3】.  咖喱的生产技术.食品与发酵工业.杨荣华林、家莲、涂顺明

【4】.  咖喱完全问答录.食品与健康.章慧文

【5】 . 咖喱文化交融的味道.北京日报.艾栗斯

【6】 . 咖喱与印度菜.异域风情.俞元浩

【7】 . 漫话咖喱.世界知识.寿纪琛

【8】 . 五彩的金津咖喱.中国食品.林华

【9】 . 香料总汇——咖喱.上海调味品.李彪

【10】. 中国饮食文化对印尼的影响.厦门大学.英文静

【11】. “生”“熟”之间:咖喱在中国的在地化.思想战线.李静玮

【12】. 印度常见的“咖喱”，到底是啥玩意？为什么中国人很少吃？.小朋美食.小朋

【13】 . 我们听着欢乐颂的《咖喱咖喱》，评测完了35种咖喱. 吃喝实验室. 吃喝君 

【14】. 都说咖喱起源于印度，但那里并没有“咖喱”.知乎.三个料理人

【15】 . 咖喱到底是什么.张佳玮写字的地方.张佳玮

【16】 . 印度的咖喱，竟然是英国人发明的？.快速成为吃喝专家！.郑小塔

【17】 . 咖喱与抓饭——印度菜的环球之旅.世界-我们的故事.ag獭

【18】 . 日本咖喱只有150年历史，为什么能独树一帜？.湃客：食品与生活.王正全

【19】 . 咖喱的起源和历史.蛋蛋美食.春秀

【20】 . 日本咖喱和印度咖喱的区别之处有哪些？.知乎.伊斯特艾格

【21】 . 5分钟世界咖喱简史.就知道吃.吃君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bJOdXoaIF-79Rx1upX23Qg

高房价下，有房的人也不一定愿意多生

昨天一篇报道《2022年的产房静悄悄》火了，此文提到，2021年，1062万个婴儿在中国降生，比以饥荒载入史册的1960年还少了340万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数最少的一年，也是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达到新世纪顶峰后连续第五年下降。

这也不是什么难以预料的事。

早在《为什么网民对三孩政策态度消极》中我们就有提到，虽然“二孩政策”的渐进式放开使得我国短时间内生育率有了回升，但2018年起，国内的人口数量还是呈现了“跳崖”式的下滑。

从国内总生育率来看，2020年每位妇女平均生育数降到了1.7人；在七普中，2020年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预估值更是降到1.3人，这意味着育龄妇女的生育率进一步降低。

☉数据来源：wind

在国内生育率或生育意愿降低的背后，医疗、教育、住房都是至关重要的推手，尤其是住房这一块。虽然现如今古代的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安居乐业”的观点仍刻在许多中国人的思想中。

“不安居，则不乐育”，是当今时代下住房与生育两者关系的一个概括。房价的升高使得许多人都买不起房子，在房子的压力下，“想生不敢生”的人普遍存在。

谈到住房压力这一块，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以“暗贴”的形式给予职员补助，使职员支付的租金远低于住房本身成本。这一时期，国家或单位投资建设、购买住房并无偿分配给职工的操作，大大减少了居民的住房压力。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货币化分房的出现，职工自身得以市场价格才能购买到房子，而“炒房”的出现又导致房价逐步升高，居民背负的购房压力越来越大，在大城市中拥有一套房子不再是易事。

从以往数据中可看出，我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大部分月份都在上涨，其中又以一线城市的波动最大。

☉数据来源：Wind

在这样的高房价下，即使推行了二孩政策、三孩政策，生育率也并未取得明显的提高效果。

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2013年-2017年国内平均人口出生率为12.43%，和未实施该政策前基本持平。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2018年-2019年生育率反而下降；三孩政策目前也未取得有效的成果。

面对这种情况，国内不少学者展开了专门的研究，结果表示住房状况及房价变动都会显著地影响居民生育意愿，最后表现为生育率的变动，故而才有“不安居，则不乐育”的概括。

房价的上涨会导致无房者生育率的下降，但房价上涨也会带动住房价值的增加，对有房者的生育意愿可能会产生正向影响。不过，有房就会多生了吗？也不一定，这可能得看拥有多少套房了。

2017年就有研究表明，房价的升高也会降低首次置业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对于这种现象，或许可用挤出效应与财富效应间的比较来解释。

在房价上涨时，无房者或只有1个房子的群体往往会面临更大的物价水平支出，从而挤占了原本的生育支出空间。

对于只有1个房子的群体而言，房子更多的是居住属性而非金融属性，房价上涨带来挤出效应大于财富效应，许多青年会不愿生或不愿多生。

或许对于拥有2套房以上的群体，房价上涨才能带来实际的、更高的财富效应，能够支付多娃下的生育成本。

公共服务资源与住房挂钩也会影响生育意愿

除是否拥有住房外，公共服务资源与住房挂钩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

近年来，除金融与居住属性外，我国的住房话题还围绕其他附加属性展开。

如房子与教育资源挂钩，上重点学校得购买相应学区房；有些城市的落户与住房有关，而是否持有户口会影响到能否公平或更大范围地享受优质医疗资源。

在国内尚未全面放开落户限制时，拥有住房所有权仍是获得城市户籍、均等享受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的重要途径。伴随附加属性的存在，无房青年群体想要生育怕也不能安心。

就拿教育这一块来讲，孩子能接受公平的、优质的教育资源是每个父母所希望的。在孩子成年后，能够获取更高的收入以弥补生养期间的支出，这在经济意义上才是值得的。

1957年，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将孩子比作“耐用消费品”，父母“购买”这一“产品”会面临许多成本，包括在子女身上的生育、抚养资金等直接成本，还有为养育孩子而放弃的时间成本、工作收入等间接成本。

根据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贝克尔的质量-数量理论，孩子的质量要求远高于数量要求。而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得则在孩子的高质量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养育一个“高质量”孩子前，父母会事先考虑孩子是否能获得足够的优质教育资源以换取将来的高回报，以此抵消养育成本。

故当住房与优质教育资源挂钩时，青年群体会优先考虑住房的获取。而当青年群体优先考虑住房问题时，也必然会花费更多地精力与金钱在住房上，从而挤占对生育问题的关注与投入强度。

当然，这些担忧基本上是对无房群体“不想生”或“不敢生”的一个分析。对于多房群体而言，即使有了房子进而能获取优质教育资源，但随着养育孩子的数量越多，其能从中获得的“边际效用”越小，生育更多的孩子对他们的吸引力也没有那么大了。

再来到医疗这一块，现在适龄生育的群体基本是80后、90后、00后。对于这一群体尤其是90后、00后而言，养生在他们的生活中更为重要，能否顺利获得所在地医疗资源也会成为其生活的担忧因素。

如女性若想在一些城市接种九价HPV疫苗，最好还是成为当地的常住居民或拥有房产证，否则很难进行该疫苗的接种。

所以当医疗受住房影响时，青年群体也会把关注度优先放在住房上，尤其在生育意愿普遍不强的90后、00后中，对住房的关注与支出越大，则在生育上的支出、精力只会更少。

对于这些问题，虽然多地已取消学区房与教育资源挂钩，努力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公平的医疗资源，但在许多大城市中，庞大的人口与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始终存在不完全匹配的矛盾，很难做到让所有的群众都能获得公平的待遇，还是会影响到青年的生育意愿。

当城市公共资源服务供给受限时，往往是流动人口先受到冲击，与有房或多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差距则会进一步加大。

焦虑感与正能量感受都值得重视

房子为什么会影响青年的生育意愿，其中一个因素还是因为是否拥有住房、房价的波动会带给他们不同程度的生育焦虑，也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公平感、认同感等正能量感受。

生育焦虑指想要生育的群体面临高昂生育成本时，形成的“想生而不敢生”的焦虑心态。缓解有生育意愿群体的“生育焦虑”，比攻克那些压根不想生孩子的“丁克”族来说，更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生育率。

生育焦虑很大程度上由住房问题导致。

虽然目前国内青年对租房生活的接受力度在增大，但事实上，大多数青年还是想拥有自己的一套房子。

所以当高昂的购房成本促使这些青年将更多精力、金钱投入到住房时，他们往往会无暇审视生育问题，即使认真思考后，最后也会因不菲的生育成本而产生担忧心理，引发“不敢生”或“晚点生”的生育焦虑。

另外，是否拥有自有住房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幸福感、认同感及公平感，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消极情绪、生育焦虑与生育意愿。

1983年，Isen 和Patrick两人曾提出“情绪持续假说”，这一假说认为个体会为了维持自身情绪稳定而尽量避免各种风险的发生。

在生育这一块，则表现为充满幸福感的夫妇会为保证家庭的稳固状态、幸福感、日后的老年生活而选择养育孩子。所以，重视青年群体的幸福感会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幸福感越强，其生育意愿也会增强。

再拿阶层认同感来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表示，在个体满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后，归属与爱的需要就放到个人眼前。在如今这个社会，“孩子”似乎成了一种“奢侈品”，对青年群体来说，寻求社会的归属感、认同感似乎更迫切、更重要。

而一个人是否拥有房产及房产面积、数量、档次已成为判断一个人社会与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居民若在本地拥有自有住房，人均面积越大，或其住宅坐落在更繁华的片区，往往象征着更高的经济地位，获得的阶层认同感也会越高。

当这些群体在城市中获得认同感后，其幸福感就会更强，产生的正面情绪会有效地缓解生育焦虑的问题，会更多地思考且花费金钱与精力去“购买”孩子这种“奢侈品”，表现为更高的生育意愿与生育率。

谈到公平感，可以试想一下，当一些高收入群体能通过投资、再投资等“钱生钱”的途径获得更多资金，随随便便就能买下一套房，而另一群青年只能通过“社畜”般的生活才能满足日常需要，背上几十年房贷才能拿下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时，他们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就会被削弱。

当人不自觉进行比较而发现受到不公对待时，消极情绪油然而生，幸福感会削弱，生育焦虑更强，生育意愿也会降低。

当住房能带来幸福感等正能量时，个体都会去争取得到属于自己的房子。而当有限的金钱与精力分给了能带来更多归属感、认同感、幸福感的住房后，能分给生育这一块的就更少了。这时非得逼着提高青年的生育率的话，只会造成生育焦虑。

提高生育率，各方能做什么？

国内老龄化加重、生育率降低的现象促使国家将提高生育率这件事摆在了十分重要的层面。

在生育这一块，虽然有不想生的人，但背后更多的是不敢生的人群，只因房子带来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个人能做的就是拼命地工作，提高自身收入，但房价就在那里，期望它骤跌下去，那可能只能在梦里了。

当然，盼着房产行业尤其是大城市中的房价短时间内主动地大规模、大幅度下降也不现实。这种宏观经济的调控更多地还要依赖于政府的政策调节方向与力度。

自“炒房”导致房价上涨过快后，为稳定经济发展，国家也出台了不少的维稳措施，包括限定贷款首付比例、增加住房有效供给、管控房产税收等。

目前国家也坚持着“住房不炒”的维稳理念，所以虽然近期多个城市的房价有所下跌，但这一基调也意味着国内的房价短时间内不会过高上涨，也不会过度下跌。

不过，虽然在房价的降低层面上政府能改动的不大，但目前针对住房这一块，国家正在不断地推动共有产权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以及租购同权的实施，这些举措将会有效地帮助一些青年群体缓解因住房而产生的“生育焦虑”。

在共有产权房下，当中低收入群体购房困难时，可选择按个人与政府的出资比例共同拥有房子的产权。在个人有足够的资金后，再按市场或评估价从政府手中把另一部分产权给购买过来。

和政府“合作”，显然也会安心得多。在共有产权房下，住房带来的焦虑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其带来的生育焦虑自然也会有所减少。

目前国内的共有产权住房已在试点阶段，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淮安、黄石等多个城市已出台相关政策。虽然还未全面推广，但好歹也是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另外，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推广也能缓解青年群体的租房压力，减缓住房资金的支出，能促使青年群体将更多的收入花费在生育上。

且在“租购同权”的实施下，即使是租房的群体，也能平等地获取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公共服务资源与住房挂钩带来的资源不均等担忧也可能得到缓解。

2017年，广州率先提出了“租购同权”，也在这一年里，“租购同权”与“共有产权房”成为了年度媒体十大新词语。

在租购同权下，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能够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虽然这一举措在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城市中很难完全落地，但起码给予了部分地区的后代公平获得公共资源的机会，他们有更大的希望实现未来更高的收入，来弥补高昂的生育成本，而这也代表着城市开始变得友善。

总之，无论政府出台了什么政策措施，最后能不能生、敢不敢生、愿不愿生还得回到如何切实解决青年群体的生育焦虑层面上。

在北上广深的养娃成本超过200万的时代，降低生育成本，才能缓解生育焦虑，提高生育意愿与生育率。而不解决高房价、无房子的问题，要普遍提高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恐怕还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