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坏土豆 陪我的国一起逆袭
公众号|坏土豆不哭（htdc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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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南京保卫战，忠勇的守护与可耻的溃逃
月度归档： 2020年10月
马首富大喜临门却突然发飙的真相
已经“退休”的蚂蚁金服实际控制人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一通扫射，震惊全国。尤其是，“自称外行非专业”的马云痛批“巴塞尔协议”这个多少对马云同志有些过于专业的问题，更令很多围观者一头雾水。
更何况，眼下马云所谓“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融资定价”在即，大喜临门，首富身价又将水涨船高。《金融投资报》报道：蚂蚁总部所在地杭州之江片区有小区一夜涨价百万；周围的超级大平层、豪华别墅也涨价了。按68.80元/股的发行价计算，蚂蚁的员工股权激励近1377亿元。以招股书共有员工数16660人计算，人均826.47万元。按照杭州二手房均价计算，蚂蚁集团人均可以在杭州买一套283平米的大平层！
在如此大喜的日子，马首富为何会失控发飙？
其实，这个“不可说破”的隐秘正在于马云痛恨的“巴塞尔协议”。
在马云同一个论坛上，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话中有话”地说：
• 要平衡好金融科技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建立并遵循相应的市场规则，防止金融科技诱导过度金融消费，防止金融科技成为规避监管、非法套利的手段，防止金融科技助长“赢者通吃”的垄断。
注意，“监管套利”是蚂蚁金服的一个“特殊竞争优势”。客观而言，这是“监管滞后于创新”导致的“重大漏洞”。银行吐槽蚂蚁金服的一大原因正在于此：银行手脚被规则捆得死死的，蚂蚁则可以天马行空。
蚂蚁金服虽然规模巨大，但迄今为止是“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金融巨头，虽然有小贷牌照、第三方支付牌照，但缺乏“整体的监管”。一家市值预计超过工商银行的“金融巨头”居然没有监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漏洞。
在银行的“严监管”和蚂蚁金服“基本无监管”之间，最大的一个“不公平”就是巴塞尔协议对资本金的要求。《巴塞尔协议》的最核心要点就是限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避免“大而不倒”的银行过度扩张把烂摊子留给社会。说得通俗点，《巴塞尔协议》的资本金要求类似于“融资融券”的“保证金”要求。
底线还是要有的。面向社会公众的金融业务，具有显著“社会外部性”，必须严格监管，这是全球共识，也是无数次金融危机和金融骗局的惨痛教训，p2p堪称一次“不监管”的昂贵学费。刘鹤副总理“四句话”说得至为深刻、在理：
• 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
• 借钱是要还的
• 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
• 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安邦保险、海南航空、华信集团等一系列超大型企业爆出的问题，完美印证了刘鹤副总理的告诫。
为弥补“监管套利”漏洞，2020 年 9 月 13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这一办法主要针对的对象之一就是“蚂蚁金服”。
金融控股监管办法这一“紧箍咒”将于 11 月 1 日生效，这才是马云发飙的真实原因。
对于金控的监管，最具实质性影响的一条就是“资本金约束”。《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要求：
• 强化资本来源真实性和资金运用合规性监管。一是资金来源应真实可靠，法人、自然人应当以合法自有资金，而不得以委托资金等非自有资金以及投资基金等方式投资金融控股公司。二是金融控股公司应当以合法自有资金投资控股金融机构，不得虚假注资、循环注资，不得抽逃金融机构资金。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合规性实施穿透管理。三是建立集团整体资本充足性监管制度，金融控股集团应当具备与其资产规模和风险水平相适应的资本。
不难想象，“资本金的紧箍咒”会影响蚂蚁金服的资产扩张能力，提高其资金成本，这才是马云痛斥“巴塞尔协议比较像一个老年人俱乐部”、“只讲风险控制，不讲发展”的真实原因。
话说回来，马云对“巴塞尔协议”的恼怒，岂不反过来证明了蚂蚁金服此前受益于“监管套利”的事实？否则，怒从何来？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恩格斯说：在利益面前几何定理也会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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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不再高大上：95%不挣钱
来源：中国基金报
供给过剩、套利失效、无核心能力、头部集中、资金周期太短、宏观经济失速与政策变化，是PE/VC盈利能力下降的终极原因。整个中国一级市场已经有严重的超库存的情况，整个中国私募的资产管理规模13万亿，其中一级市场9万亿，意味着未来这些资金都谋求二级市场卖出，然而二级市场并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去支持这么庞大的资产变现。
一位以色列知名的LP说：“95%的VC都不赚钱。”在 LP面临着风险、管理费支出和资金锁定的情况下，95%的VC基金实际上不能给LP带来足够的回报。一只VC基金只有得到3倍的回报才能达到“风险回报率”的及格线，只有5%的VC基金做到了，其余95%正处于在收支平衡和完全亏损之间的某个点（别忘了还有通胀），其中10%的基金回报在2-3倍，35%的基金回报在1-2倍，高达50%的基金回报低于1倍。
平时我们一直觉得投资是个高大上的行业，认为这个行业非常赚钱。
但尤其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VC/PE、政府引导基金、甚至是阳光私募、定向增发的PIPE基金都普遍性出现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
可能有人觉得这肯定是个周期性的现象，但深入思考，你会发现投资行业中的传统投资模式正在发生趋势性的失效现象。
第一，很多投资机构都没钱了。
2018年整个一级市场募集资金量同比下降了超过30%，甚至很多中小投资机构都开始出现全员募资的情况。
资金是投资机构的最大弹药，很多机构没有钱投资了，募集基金出现了普遍性的难度加大。
第二，有大量的已投资项目无法退出。
不乏一些大牌的明星级的投资机构，投资了四五百个项目，但是可能只有不到十个项目成功IPO退出；
普遍性的IPO退出率低，导致了很多投资机构的资金被积压，甚至有些项目一投就是十年。
第三，有些已经上市的项目，收益率并没有想象中的高。
有很多明星项目，经过几轮融资，成功上市后发现，股票价格套现退出后，扣除税费、基金管理费等成本之后，投资人的综合年化收益率比想象中的低非常多。
第四，投出了明星公司的明星机构，背后其实还有大量的失败项目。
很多明星机构常常把自己投过的明星项目挂在嘴边，但是几乎大多数的机构，其实都有很多失败案例，明星项目只是一个概率问题，甚至有些明星项目的投资成本已经非常高了，其实是赚吆喝不赚钱。
第五，只要一旦出现某个投资模式很赚钱的情况，就会出现一窝蜂跟进的现象。
2014年的时候，国内最赚钱的投资模式是参与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与大宗持股，然后共同参与上市公司的并购基金的设立。
这种模式在最开始的时候非常受市场欢迎，最开始的一批机构赚的盆满钵满，甚至我们接触过的一些投资产品年化收益甚至超过了1000%；
但立马市场上大量的投资机构都开始复制此模式：
2015年大量的投资机构参与上市公司的投资，但随后股市崩盘，后期参与的投资机构，最惨烈的亏损甚至超过80%，出现普遍性亏损，甚至之前赚钱的机构后期也不赚钱了，一窝蜂现象几乎随时都在发生。
其实，如果给投资机构算个帐，你就能清楚地了解这个行业的情况现在处于什么状况了。
如果现在创业做一个小规模的投资基金，盈利模式主要是前端是管理费和后端的收益分成，管理费大概是每年管理金额的2%，后端收益分成是基金管理收益部分的20%；
假设一个模型：
如果有一个基金A，管理规模在3个亿人民币，意味着管理费大概一年是600万人民币收入，但管理费中有50%是要给募集资金的渠道合作方的，所以真正属于投资机构的管理费用大概是300万。
这里要覆盖每年的房租、差旅、税费、基础费用、后台工资、投资经理的工资和奖金；
在北上广深稍微上档次一些的写字楼，500平米的办公面积一年租金得100万，再减去税费，基本上150万的运营资金只够3到4个投资经理的基本费用。
而3-4个投资经理一年的深度项目搜寻量，单人只有50个项目，4个人意味着一年看200个潜在投资项目，一般好项目的概率也只有2-3%，意味着一年可能也只有4-5个项目有可能能够做投资。
但3个亿的基金管理配置，可能需要配置10个项目左右，平均项目投每个3000万；
这意味着投资经理的项目寻找压力非常大。
如果假设真的2年投了10个项目，每个项目3000万；
4-5年后，假设2个成功IPO，2个被并购，3个回购，4个失败；
再假设每个IPO赚3倍，被并购赚1倍，回购的保本，失败的无法退出计提损失。
则意味着，3-4年的理论总体收益率只有不到50%，然后再扣除基金管理人20%的业绩提成，以及出资人的个人所得税等，最后的收益率可能非常非常低。
然而这个假设的成绩单已经是投资机构里中上等水平了。
这就是当前投资行业所处于的惨烈现状。
第一个原因：国内资金供给过剩导致投资机构竞争过于激烈。
其实投资是一个门槛非常低的行业，小到个把亿甚至几千万就可以成立一期基金，小基金成立门槛太低，导致好项目的竞争过于激烈，好项目的投资价格涨的太快。
可以说，但凡好一点的赛道，好一点的项目，基本上投资价格都非常贵。
买入成本高，利润空间自然就小了，甚至说不定还会亏损。
2019年，整个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私募管理人有2万4千多家，备案基金产品达到7万7千多只，管理规模达到13.3万亿，从业人员多达23万多人。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投资行业的从业人员肯定是过剩的。
第二个原因：因为供给过剩，导致传统的投资套利模式失效。
优质项目价格上涨太快，投资机构的盈利就非常依赖上市后的价格空间。
但目前整个国内的A股流动性变化等问题，加速导致了国内投资套利空间的失效。
过去国内人民币基金有一个典型的套利模式，就是拿到符合上市要求的企业的股权，在企业通过证监会审核后，到了股票市场上获得一个大幅度的股权价格上涨。
这种价差在中国尤为明显，这是过去人民币基金的典型的盈利模式，尤其是2009年，以九鼎投资为代表的一系列Pre-IPO的案例。
但是，整个中国一级市场已经有严重的超库存的情况，整个中国私募的资产管理规模13万亿，其中一级市场9万亿，意味着未来这些资金都谋求二级市场卖出。
如此大量的一级市场资金需要在二级市场变现，然而二级市场并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去支持这么庞大的资产变现。
而且，现在国内一级市场投资项目数量已超过1万家，但是每年A股的上市数量只有两三百家，加上了香港和美国也不过四五百家，大量的项目都寻求IPO退出，但真正的退出率可能只有不到10%。
这导致这种投资模式出现普遍性的失效。
第三个原因：国内的投资机构普遍没有核心能力。
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很多投资机构都是以抢夺项目资源为第一核心能力，核心模式是：
“投得进去”和“过得了证监会”，这种核心能力虽然简单粗暴，但确实是中国PE行业初始阶段跑马圈地最有效率的模式，基本上前十年都是这个主线，所以大多数投资基金都没有到精细化管理，精细化选择项目以及重视投后服务的阶段。
所以上一个阶段成功的投资机构，往往规模很大，资源很强，但是抗周期能力以及介入经营层面的能力，其实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种模式强调投资机构要快进快出，基本上投资进去之后更多是搭“上市”的顺风车，基本不过多介入经营。
尤其国内又是一个典型的以“创始人驱动型”为核心主导力量的企业经营模式，在真正的经营理解方面投资机构无法真正给予足够的支持。
第四个原因：投资机构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头部效应。
截止到2018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基金管理机构中，100亿人民币管理规模以上有235家，而10亿管理规模以下的总计超过7600家。
由此可见，现在基金的头部聚集和规模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了。
现在行业里基本2%的头部机构，拿到了市场上超过30%的资金，一个经验数据，基本行业排名前30名的机构依然非常强势，而30名开外的基金，目前都或多或少的碰到了困难。
2018年高瓴资本第四期募集资金达到106亿美金，创造了整个亚洲的募集资金规模之最，这种基金规模可以导致他投资项目的资金成本以及时间周期的选择范围都会比中小型基金要大的多得多。
而且，从整个投资行业过去10年看，头部效应产生的行业内差距在逐渐拉大，越是头部的公司综合收益率越高；
越是中下游的投资机构，收益率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就越大、亏损风险就越大。
第五个原因：整个国内资金周期太短，资金太急功近利。
现在人民币基金的基金封闭周期都是2-5年为主，在投资行业中，这个时间周期其实是非常短的。
在这种短周期的投资策略中，非常强调短期的利益兑现机制，但是短周期投资本身又带有比较强的不确定性。
所以，中国投资行业的资金不成熟，导致了整个投资环节也不成熟，才会出现一堆基金期待在短期能够实现退出套现的项目上不断扎堆竞争的情况。
第六个原因：国内经济节奏转型太快，导致了投资模式失效。
一个方面，在国内经济进入低速增长的转轨阶段，很可能前几年投的明星项目到这两年普遍出现增长乏力的情况。
当年的高增长项目，现在看来很可能已经模式失效。
另一个方面，金融环境政策的变化，包括：
资管新规对投资机构募集资金要求的变化；
IPO上市时间周期的变化；
甚至包括税费税收等细节政策变化，都直接影响最终的投资机构的收益率。
以上便是现在投资机构不赚钱的根本原因。
主要包括供给过剩、套利失效、无核心能力、头部集中、资金周期太短、宏观经济失速与政策变化六个关键原因。
这些情况都导致了整个国内一级投资市场的，出现普遍性、趋势性的盈利能力下降现象。
这种不挣钱的情况会持续很长时间，不仅仅是一个周期性的影响，而是整个中国一级市场投资行业的暴利时代已经结束了。
整个中国投资行业，其实也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缩影。
行业里面依旧存在着少数人挣着大多数的钱的情况，也就导致这个行业外部看起来这依旧是个容易暴富的行业，引人遐想，导致从业人员心态也都比较急功近利。
其实，投资行业是一个典型的“白发行业”，越老越值钱，从业人员的经验、判断力、行业积累，都非常重要。
其实金融行业是一个非常强调“勤奋”的行业，其他都是子命题。
经过长期的实践后，你会发现，投资行业最重要的是“多跑，多看，多经历”，见识各种各样的项目，甚至各种骗局，在积累了各种行业经验以及行业规律后，再去不断复盘形成经验和方法论；
不断在这个过程中迭代和循环自己的投资模式和投资逻辑，这才是做投资挣钱的唯一办法。
现在整个投资行业都在分化，出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第一、未来投资机构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投向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
我们发现很多大规模的投资机构，在注册制市场和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上，都会把大比例的投资配置在股票基金上，主要是因为二级市场股票的资金承载规模大；
同时，一个真正优秀的公司，它的持续成长性一定是比短期流动性更重要。
以公司成长性和产业成长性为驱动型的投资模式，一定会逐渐替代以流动性差价带来盈利的投资模式。这是一个很确定性的趋势。
第二、拥有长周期的钱的能力。
随着投资机构资金募集的规模性越来越强，我们发现除了投研能力与寻找项目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是拥有“长期资金”才能去找到那些能够对冲和穿越周期风险的好项目。
能够募集到长周期的资金，其实是投资机构拉开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而且我们发现，越是长周期的资金，越会配置给头部的投资机构，越是优质的投资机构，越容易拿到长周期低成本的资金，这两件事情正在相互循环。
第三、各种投资机构会逐渐演化出自己独特的可持续性的投资模式。
核心就是回答一个问题：作为投资机构，凭借什么能力挣什么钱？
到底是赚投资上市差价的钱，赚生意现金流的钱，还是赚企业成长的钱。
到底是挣基本面改善的钱，还是挣投后管理带来的增量收益的钱。
我们认为投资行业未来，将逐渐从周期依赖型转向能力依赖型。
所以，未来基金的精细化运作、聚焦化运作和垂直于某一个具体产业经营资源去做结合的运作方式，将会是必然的发展方向。
第四、比抢项目更重要的，是能够创造优质项目的交易机会。
一个好的投资机构，不仅是能够抢到最头部的优质项目，更重要的，是还要能基于产业理解、产业资源以及长周期资金的把控，重新有效组合产业资源的能力，创造新的生意机会的能力，从抢项目到创造项目。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高瓴资本私有化百丽国际的案例：
在这个案例中，其实高瓴既是一个投行角色，又是一个投资角色，既是一个产业角色，又是一个资本角色。
这个项目是基于高瓴资本对新零售的产业理解，以及对百丽未来的成长性理解，以及行业中的人脉资源与资本能力，主动创造出的一个投资机会，而不是单纯的在已经跑出来的优质投资项目上不断和其他机构竞争价格。
所以，未来创造项目的能力比抢夺项目的能力更为重要。
最后，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应该如何做好投资呢？
个人资金要配置未来的理财与投资，首先是得有一个理性的心态，不能“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得有一个审慎的心态。
其次是得逐步积累自己的判断力，要自己去做功课，而且不能人云亦云，要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力。
投资这件事情，最大的经验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大道理，就是“春种秋收，规律大于经验，不要期待奇迹，踏踏实实、战战兢兢”，勤奋是所有收获的前提。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2FaT-QXll22qO_3Xh1huWg
“单身经济”能量惊人，却也存在隐忧
作者：付一夫
来源：一夫当观（ID：ifseetw）
一
很多人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身边的青年男女明明条件和素质都不错，却成了“剩男”与“剩女”，有些是因为自己不想找另一半，有些是因为眼光太高，有些则是想找找不到。
这并非个例，在当今社会，单身已成为了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早在2013年，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就写过一本名为《单身社会》的书，他将“单身人口在大城市里越来越多，并逐渐赶超核心家庭数量”的社会定义为“单身社会”。在书中，克里南伯格教授对海量的第一手资料与调查统计数据加以详细分析后指出：单身社会，正成为一次空前强大、无可避免的社会变革，不少发达经济体都已经进入了这一社会形态。
事实也的确如此。有数据显示，瑞典的单身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51%，美国为45%，日本为32.4%，韩国为23.9%。
我国同样不例外。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这一数字甚至比俄罗斯和英国的总人口数之和还要多。
从另一个角度看，2005年开始，我的粗结婚率快速上升，在2013年达到峰值9.92‰，此后便逐年下降，2018年为7.3‰；粗离婚率则持续上升，从2002年的0.9‰升至2018年的3.2‰。与此同时，中国结婚登记数自2013年的1346.9万对见顶后持续回落至2018年的1013.9万对；离婚登记数则从2002年的117.7万对增加到2018年的446.1万对。
另外，我国家庭正呈现单身化趋势，自2015年起，一人户占比逐年增加，2018年为16.69%；分城市来看，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作为年轻人追求梦想、财富和自由的舞台，同样也在成为单身人群的聚集地。参考速途研究院的统计数据，29.7%和26.4%的单身青年们分别散落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其中又以TMT行业从业人士数量居多，堪称是单身的“重灾区”。
这些数据无不佐证了这样的事实：我国单身社会的形态已初现端倪。市场普遍预计，未来我国单身人口将达到4亿。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方面，我国青少年男女性别比失衡严重。
从2019年中国各年龄段男女人口占比情况来看，29岁以下男性明显要多于女性，各年龄组的男女比例均高于整体男女比例水平（1.04），其中24岁以下各年龄组男女比例均高于1.1。
随着这些年龄段的人口逐渐步入婚育阶段，中国单身潮将愈演愈烈。根据民生证券研究报告，到2025年，中国15~49岁男性人数将比同年龄段女性高出3000万，男性面临的择偶压力更大。
另一方面，在于女性婚恋观念的转变。
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这群现代女性们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故而在婚恋上越来越多的女性崇尚宁缺毋滥，甚至宁愿一直单身，这也直接引发了单身男士规模的增加。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有调查数据显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圈子小都是阻碍自己成功脱单的主要原因，占比分别高达35.57%和49.3%；此外，男性的经济条件较差和女性的择偶要求较高也是导致单身人群规模日渐壮大的核心因素。
不过，单身人群阵容的扩大也有好处，那就是催生出“单身经济”的繁荣。
二
“单身经济”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家麦卡锡于2001年在《经济学人》杂志中首次提出，只是当时他将单身经济的群体锁定为女性，认为独身且收入不菲的单身女性是广告、娱乐等行业最理想的顾客。
而今，随着单身人口的与日俱增，这一群体早已不再局限于单身女性。现在的单身经济，更多是指代由单身人群非常注重生活质量、崇尚高消费生活而带来的种种商机。
需要指出的是，单身贵族们的消费结构与传统家庭的消费结构是有所不同的：由于没有家庭的负担，单身人群的储蓄倾向要明显低于非单身人群，边际消费倾向却要远高于非单身人群；单身人士主要集中于白领和中产人群中，这部分人除了精神上的消费顾虑较弱外，物质上还具备较强的消费能力。
种种因素的叠加，让单身经济开始兴起，其能量亦是惊人。
意大利曾经做过一项家庭平均消费的调查，一个意大利2～5人的普通家庭，每人每月吃喝的平均消费是187欧元，而单身人士能达到每月320欧元，整整多出了71%。此外，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单身者一年的支出要比已婚者多出5000英镑，单身独居一生的人要比已婚的人多花25万英镑。
在我国，根据《新周刊》杂志发布的《中国单身报告》，综合分析京、沪、穗、深、蓉等16个代表性城市中的1024个有效样本，可以发现，不经考虑就购买奢侈品的单身消费者占28.6%；16%的人至少每周去一次酒吧、KTV等娱乐场所；31.6%的人每月最大开销为自我娱乐或聚会等社交消费；为未来储蓄保险的仅有5.4%。
正因为单身人群惊人的消费能力，我们需要搞清楚，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总结起来，单身人群主要有三大特点：
其一，“月光族”居多。
由于多数单身的年轻人尚未面临买房买车的阶段，也谈不上子女教育花销，因此储蓄意识相对淡薄。
国金证券的数据显示，在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大约40%左右的单身青年们都处于“月光”的生活状态；随着城市等级向下及月收入的降低，“月光”比例大幅提升，四五线城市的单身年轻人中，“月光族”所占比例高达76%。从收入水平看，大部分一线城市的单身青年月度可支配收入在8000~15000元，而从新一线城市往下，大部分单身青年的月度可支配收入仅为2000~5000元。
其二，“悦己”+“休闲”。
无需与伴侣和家庭相伴的单身人士，更乐于将时间和金钱用在升级自身生活品质和享受自我等方面，不仅追求好看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还注重休闲娱乐和生活体验。
“悦己”方面：单身人士们大都会在化妆品、服装和其他有意思的物品上不吝花销，他们普遍认为这是“对自己好”的体现；在物质生活充裕以及娱乐媒介丰富的时代，单身群体可以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网络终端上，网络可以满足他们休闲、社交、购物等需求；单身人群往往作息时间相对不规律，由此也导致他们进食频率低，时间点更为随性，更偏好于随时随地的食品补充，尤其是钟情于休闲零食。尽管这并非最健康的选择，但在单身群体的排序上，他们可能更看重食品的口味，其次是趣味和价格。
“休闲”方面：旅游是身心均衡的重要消费领域，单身青年们经常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电影院依旧备受单身人士青睐，他们相对更加注重电影内容的质量；单身青年喜欢玩网络游戏，陌陌大数据显示，在较为活跃的网游玩家中，约75%的人是“单身狗”。
其三，花钱买寄托。
单身人群看似拥有潇洒的生活，但单身生活久了，也难免孤单寂寞，坚强外表的背后实则是一颗柔软且需要慰藉的内心。在此背景之下，他们很多方面的消费都是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灵寄托。
一来，他们愿意寄托于萌宠。
宠物具有可爱、治愈、通人性等特点，不同宠物又各有特性，能让人们体会到陪伴和被需要的感觉。正因如此，单身青年才成为了饲养宠物的主力军。数据显示，国内80/90后饲养宠物人群占比超过70%，其中以单身居多。
同时，饲养宠物还具备社交属性，可以让单身独居的人们找到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比如借助网络社交平台，晒出宠物的萌照和短视频，“撸猫”、“撸狗”、“猫奴”、“铲屎官” 等网红词汇也开始出现并广为传播。
二来，他们愿意寄托于网络。
单身群体往往更需要朋友的陪伴和关爱，主观上他们也更有动力去寻求脱单的法门，因此对于社交需求的渴望更为强烈，也愿意为此付费。于是他们常常积极通过各类社交媒体进行网络化、互动化社交，增进沟通频率，扩大交流群体，就连玩游戏都更愿意跟其他人一起“组团”——从这个角度看，游戏除了休闲消遣，也是单身人群的寄托。
单身人群还热衷于泡在视频网站上，不仅能追剧、观影、看综艺，还能实现“追星”，各种真人秀和偶像养成类综艺让单身粉丝们“为爱付费”。
值得一提的是，在庞大的单身人群中有个最硬核的群体，那就是二次元人群。
对不少人来说，单身并非主动做出的选择，而是生活节奏和现实压力带来的被动结果。但对于二次元群体来说，主动单身的意愿以及实际单身率之高令人咂舌。来自36Kr的调查数据显示，二次元人群中已婚人士比例仅11.06%，单身率超过60%。
相较于其他人群，二次元人群有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倾向于主动选择而非被动接受，所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们没有存钱买房结婚的考虑，即便绝对收入金额低，但可支配收入占比高，单身生活反而过得滋润；
第二，对现实世界的疏离感较强，沉迷于ACNG二次元虚拟世界，将精神寄托于虚拟物品、人物及手办等衍生物；
第三，“宅”属性决定了二次元人群的娱乐消费行为多发生在线上，而且集中于ACNG。
正因为这些特征，获取内容、社交活动、深度动漫、消费购物，构成了我国二次元用户的主旋律，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单身人群的特质。
三
单身经济的壮大虽然能丰富消费市场，扩大国内需求，但单身人群的增多却并非全是好事。
人口学家普遍认为，单身潮犹如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将引发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是结婚率降低，另一方面则是有些人为了摆脱单身，选择降低择偶标准，进而不利于婚姻的稳定性，导致离婚率上升。
在结婚率下降和离婚率上升的双重作用下，生育率将不可避免地降低，适龄劳动力将进一步短缺，并且会加剧老龄化社会的演进步伐，使得“少子老龄化”问题愈演愈烈，进而引发一系列不利于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
首先是适龄劳动力供给的趋减。
适龄劳动力，指代那些年龄处在15～64岁的劳动力群体。通常情况下，适龄劳动力的供给规模是由总人口中处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受到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双重影响，适龄劳动力人口将不可避免地有所削减，继而给国民经济生产活动带来压力。
其次是财政负担的与日俱增。
受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影响，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养老金不够用，加重政府对养老金支出的负担；同时，老龄人口增多，对各种医疗服务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这便意味着除养老金外，政府部门在医疗护理方面的支付金额也会随之提升，由此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
最后是延缓产业升级的步伐。
通常而言，中老年人已经养成了较为特定的专业技能，他们对新技术的掌握能力和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较差，对于技术开发和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往往不及年轻人，这便使得新兴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受限，并拖累国民经济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不仅如此，过度的单身还不利于个人成长与社会稳定。
被贴上“剩男”和“剩女”标签的未婚青年普遍会经受到来自社会、家庭以及自身的压力，进而给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珍爱网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单身男女常常伴有焦虑感，在被调查者中，仅有15.2%的男性和18.6%的女性表示完全没有危机感。针对北京地区的调查显示，有85%的男性表示有危机感，其中20.3%的男性表示感觉自己要孤独终老，内心极度不安；有近80%女性受访者存在“有自己的坚持，不愿意将就”的矛盾心态。
随着婚姻引发的焦虑和压力的持续发酵，长此以往恐将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四
不过话说回来，单身经济背后的各种新消费机遇，依然是值得所有人关注的。
其一，要继续完善婚恋市场。
必须承认，并非所有单身人士都渴望一辈子单身，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拥有强烈的婚恋需求。然而受限于工作生活圈子等现实因素，很多单身男女缺乏交友途径，存在类似摩擦性失业的“摩擦性单身”，而不少年轻的单身男女都不愿意参加各种形式的相亲活动，认为相亲对象并不如自己找的人靠谱。
基于这一考虑，发掘相关产品或服务，减少婚恋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或许能极大地帮助单身人士“脱单”。
具体来说：
（1）农村市场方面：农村地区的“保媒拉纤”，很多仍依靠媒婆等传统媒介，婚恋企业尚未下沉至此。故而商家可以参考淘宝、苏宁等巨头的下沉模式，依托网络终端等渠道，将婚恋中介服务拓展到广大农村县城。
（2）城市市场方面：可针对城市单身男女，可以提供同城兴趣小组、校友圈、同乡群等增进了解的产品或服务。
（3）产品方面：婚恋相关APP市场前景较为可期，特别是针对工作繁忙、圈子较小的都市单身男女青年来说，能较好地满足他们的婚恋需求。不过，针对其中的诚信问题与茶托、婚托等乱象，需要强化监管，规范行业发展。
其二，要迎合单身人士的兴趣爱好。
都市的单身男女乐意为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品质、增加乐趣的产品或服务买单。英敏特报告显示，电影/电视剧、旅行、运动健身是单身消费者最感兴趣的领域；分性别看，单身男性对健身、科技和音乐的兴趣明显浓厚，而单身女性则青睐于护肤、时尚潮流和运动健身等方面。
基于此，叠加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关消费市场存在进一步细分的空间，可以考虑布局。
其三，满足单身人士的陪伴诉求。
可以从三个方面着重考虑：
（1）宠物经济：“吸猫撸狗”不但可以满足陪伴需求，还带有社交属性，非常适合单身人士，如此便利好整个宠物经济产业链，包括饲养、食品、用品、医疗、美容、培训、保险等等。
（2）线下聚会场景：朋友也可以满足陪伴需求，而面对面的交流要比线上对话更加亲近，与之相应的是桌游、餐饮等线下消费品面临机遇。
（3）线上产品：网络是单身人士寄托情感的重要渠道，愿意付费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小说、影视、音乐、动漫等领域均有机会，内容服务商将大有可为；同时，各种短视频平台、直播网站、兼具社交属性的付费游戏等相关产业的商业价值都得以凸显。
其四，细分领域机会多多。
单身人群规模庞大，从细分领域和不同年龄、性别出发，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发展空间值得期待。
（1）社会安全：性别失衡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女性作为相对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侵害。防身用品消费需求面临契机，如防身喷雾、蜂鸣器、快速报警装置等。
（2）养老产业：少子老龄化的深入，将对单身老年人的养老产生不良影响。故而可以开展针对性较强的个性化养老产品与服务，完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的配套设施，开发面向老年人的智能家居产品，等等。
（3）心理咨询：面对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长期单身的男女心理负担加重，或将诱发心理健康问题。婚恋心理咨询服务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包括恋爱咨询、压力疏导、个人发展等等。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Rp-Nc5-BwvwOt01FPeblAQ
朝鲜战争时期国内也在打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
上一篇文章发出去后，有小伙伴问，能打朝鲜战争，是不是因为国内形势已经稳定了？
当然没有了，不但不稳定，还进入了一个高危阶段。
有个常识，政权刚成立那会儿其实是最难的，随时有可能崩掉。
因为你打天下的时候很多人支持你，往往并不是多爱你，只是因为实在是太讨厌之前那个了，这倒是有点像川总的大选。
等你上台了，大家是指望着你能做点事出来的，但是你一上台，面临的问题跟前朝一模一样，可能形势还更差，因为战争留下巨大的创伤需要去弥补，啥都缺，尤其缺钱。
直接说不太好理解，我们举个例子吧，美国。
美国之前反复说了，在我那本《西方博弈往事》里专门花了大篇幅讲美国。美国独立战争如果细看，就是瞎B打，华盛顿的战争才能是负的（这不是我编的，随便一个美国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这么说，他们觉得华盛顿本来才能就不在这里）。仗打了八年，基本没啥大胜利，后来是西班牙荷兰法国一起上，才把英国赶出去，当然了，那几个也不是国际活雷锋，他们是想分一下英国在美洲的利益。
英国人走后，美国国内立刻分成了两派，殖民地时期的既得利益集团没了靠山，天天被革命党清算（美国那个也叫革命），家产被没收，这些人被游街，大量“亲英派”举家迁回英国或者迁往加拿大。
不仅如此，革命后英国不再跟美国做买卖，美国丢掉了最大的海外市场，商业一片萧条；还受到了英国的海上封锁。
英国人的态度很明显，你个龟儿子不是想离家出走吗？看老子不打断你的腿，而且别让老子看见你，看见一次打一次。
此外战争中欠了大量的钱，战后为了还钱，拉高了税收，老百姓立刻就怒了，卧槽，当初赶走英国人就是嫌他们收税，他们走了税更高了，这跟谁说理去？
不仅如此，退役军人抚恤金问题，南北经济问题，国家债务问题，关税问题，都把新生美利坚差点压死，这也就有了后来的制宪会议，华盛顿在家呆着看不下去了，站出来说那啥，咱们商量下，看看怎么解决。
多说一句，国内月薪三千的小编总喜欢说华盛顿高风亮节不当皇帝，其实这就是典型的拿中国思维思考美国了。华盛顿当总统憋屈的要死，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美国那边普遍比较同情华盛顿这个总统，觉得他太难了，能干8年简直开挂了。
当然了，搞个宪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宪法的本质是分钱和承担义务的机制，有了宪法大家今后就不好再继续逼逼，但是问题还都在，一个都没解决。美国能崛起，关键还是运气好，当时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棉，后来美国不小心种棉花成功，又被英国拉回到朋友圈去了。
说了半天美国，回过头看新中国，一模一样。
建国后也面临西方的封锁，国内因为战争一片萧条，底子太弱，啥也没，大清和民国遗留下来的毛病一个都没少。更重要的是，当时大家并不觉得新政权能挺过去，比如很多投降过来的人，他们蛇鼠两端，随时准备改换门庭。
1 他们觉得新中国根本混不下去
这也是1949年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也就是人心的问题，大家都觉得新中国很快就会在各种困难面前崩掉。
最明显的就是傅作义，他非常有代表性。
傅作义本来是冯玉祥手底下的人，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他们西北军本来就非常能打，猛将比较多，台儿庄大捷的主力功臣，也是他们西北军的猛将孙连仲。而傅作义又是他们西北军里比较能打的。
这人后来越爬越高，一直干到了华北剿总司令，手底下有六十多万人。我之前讲张灵甫的时候讲到过，张灵甫在国府其实不算特别重要的，国府内部真正有地位的会被发一个叫“青天白日勋章”，而傅作义，他就有这个勋章。
关于傅作义，有件事大家可能不知道。“四野”围住北京城的时候，北京城的机场被炸，于是傅作义的人又准备修一个，修到天坛那里去了。但是天坛主殿的那个顶子可能会刮到飞机的肚子，于是傅作义准备炸掉天坛，炸药都埋好了。
这事被地下党通知了我党，大家一度被傅作义的骚操作给惊呆了，担心天坛被炸，不过好在随着我军的推进，天坛做机场不在安全了，炸天坛修机场这事也就拉倒了。
后来的事大家也知道，北京和平解放，傅作义带着军政干部出来迎接毛主席进城，毛主席很高兴地说，老傅你是功臣啊，保住了北京城，应该给你发奖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傅作义起义的时候，说是要带着他的队伍去绥远，绥远现在在山西西北部那一带，小时候看琼瑶那个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何书桓不是跑去打仗了嘛，就在这个地方，而参加绥远抗战的中国军队，主力就是傅作义的队伍。那时候东北还有九个省，现在合并只剩下三个了，绥远也没了：
这次傅作义去绥远干嘛去了？说是要带着大军继续去河套那一带搞水利屯垦。明显是想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再出来策应蒋委员长，或者继续做华北王。
这点小伎俩哪能瞒得过毛主席嘛，主席大笔一挥，说“好，你那么爱搞水利，你就去做水利部长吧”，傅作义就这样当上水利部长了。
不过有一说一，傅作义解放前经营华北的时候，确实是做了不少水利相关的工作，比如在河套地区搞了1700公里的水渠用来灌溉农田，他是国府里少数有“基建思维”的封疆大吏。让他做水利部长也有这方面考虑。
他搞水利确实有一套，后来黄河三门峡、淮河治理的一系列工程，都是他主持的。
但他在起义之前，给蒋委员长发了几个电报，预言了新中国即将面临粮食危机，而且还要面临国际上的封锁，建国后很快就要崩溃，他要做蒋委员长的卧底，到时候他带领自己的兄弟们起义。
到了朝鲜战争爆发，他主动要求进步，说是要带着以前的嫡系去朝鲜作战，这就有点明目张胆了，毛主席他们拒绝了傅作义的请求。
倒是傅作义的手底下猛将董其武率领起义的23兵团去了趟朝鲜，不过到了朝鲜的时候，第五次战役已经打完了，没啥事可做，修了几个机场就回来了。
这个董其武在1955年评衔，竟然是上将，作为一个投诚过来的将军，非常过分了，我们前文讲过，在东北剿匪的时候，剿到东北无匪可剿的贺晋年，他才混了个少将；中原突围立了大功的皮定均，“皮有功，少晋中”，也才是个中将。
也正是朝鲜战争开打，我军迅速推到三八线之际，据师哲（这是毛主席的俄语翻译）回忆，说是傅作义找到毛主席，给毛主席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枝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毛主席说:‘你留着用吧。’他当然不敢‘留着用’。估计毛主席早就知道，只是想看看他啥时候主动交代。
本来以为他消停了，这几年台湾那边不是把一堆当年的电报什么的都解密了嘛，其中包括蒋委员长电令张学良不准抵抗的电文都被翻了出来，而且也翻出来傅作义在1963年给蒋打的电报，说是大陆崩溃在即，他要“悉贡所能”反攻大陆。不过蒋在日记里没啥好话，依旧称呼他为“傅逆”，而且说他是个投机分子，就算反攻大陆成功，也会收拾他。
我在这里花大篇幅讲傅作义，其实是说当时国内有无数傅作义，他们根本不相信新中国的红旗能打多久，投诚也是权宜之计，随时准备反攻倒算。
此外还有我们上文说的“张东荪”，这人不得了，他自己是一部近代史的活化石，慈禧太后那会儿公费出洋学习，后来又跟了一段时间梁启超，后来又跟过袁世凯和孙中山，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跟日本人以死相抗，后来又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和谈。
这样一个人，等到朝鲜战争爆发，立刻心急如焚，觉得大战打起来中国就完蛋了，这个过程中，他和美国特务接触，拿出一份名单，这些人都是将来可以和美国合作的人，还有一些绝密文件，请求美国将来对中国下手轻点。
不仅如此，就在朝鲜战争那年，天津破获了一起大案，台湾王牌特务潜入大陆，找到之前放在大陆的几部电台，其中有五部就在张东荪家里。
后来通过这些电台，向台湾报告了“宋时轮携带80吨苏联重坦克和喀秋莎火炮入朝”，恰好被情报部门破译，很快就把这个特务团队给起了出来，特务们自然全被枪毙了，张东荪也有被波及，但是毛主席有指示，说是这是内部矛盾，老张没被处理。
我看有人说是老张泄露了九兵团入朝的事，这个是冤枉他了，他前后跟两伙特务打交道，其中一伙的作案工具是他提供的，这伙特务泄露了九兵团的事。另一伙他提供了名单和其他情报，但不涉及九兵团。
多说一句，那个特务机构里所有人都被毙了，但是剩下了一个15岁的少年，叫钮益惠，未成年不够枪毙年龄，被判了无期徒刑，他出来以后一直在跟台湾的“军情局”打官司，说是自己是特务被抓，终于党国，希望台湾那边给补助。
台湾咬死说他不是特务，他哥才是特务，台湾那边没有他的编制，他是临时工，坚决不给钱，经过他坚持不懈的闹腾，2011年给了两万美元，这在2011年还登了报。
回到张东荪，大家看出来了吧，旧知识分子不怕死，也敢抗争，但是对国家完全没信心，跟美国打起来，他们第一反应就是中国肯定完蛋，想方设法要媾和。
张东荪这样的心态其实就代表了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整体心态，完全没信心。
这也难怪，中国自从被列强踢开国门，就没赢过，连法国人日本人都打不过，哪来的信心跟美国人杠？
所以毛主席坚持顶着巨大压力去打朝鲜战争，有这方面考虑：
一方面治一治国内的这些“恐美症”患者，治疗了恐美症，应该就能治疗下其他“恐X病”。
另一方面也是要打击一下国内的两面派，让他们尽快死心，一起建设社会主义，别想着搞复辟了。
2 国内战争还在继续
我们现在看1949年10月1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到了那一天，中国已经统一似的，所有的领土全部归中央政府，国内已经没啥事了。
其实不是，开国大典那天，我党只占领了中国的核心区域，当时广西，新疆，西藏，四川，广东都没拿下，这也是为啥国民党的飞机准备去轰炸大典。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解放西藏，西南剿匪，朝鲜战争，这几件事是同步在操作的。
最惨烈的是西南剿匪，我们前文就讲过这个话题，匪患持续了明清六百年，皇帝和总统换来换去，唯独土匪们坚韧不拔地挺在那里，藏在山里，跟玩“吃鸡游戏”似的，重武器没法用，双方冷枪互磕。解放军剿匪比三大战役伤亡大得多。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大佬们围一圈讨论，就有人拿出了曾国藩那句话，叫“攘外必先安内”，如果你听着很熟悉，对，这话是曾国藩说的，蒋是曾国藩的信徒。说国内现在已经艰苦至极，百废待兴，不能再去开辟一条战线，而且这条新战线比国内所有战线都费钱。
但是毛主席有他自己的打算，他相信人民（这一点和几乎所有人都不太一样，绝大部分精英把普通人当庸众，就连声称最懂毛主席的姜文，他也是典型的精英主义者，你看他电影里老百姓穷的就一条裤子，动不动就要跪，而且“谁胜利他们帮谁”，这里并不是批判姜文，只是说下这种观念之分），毛主席要内忧外患一起搞，他有个辩证的哲学，认为内忧和外患其实是一回事，内忧少了外患也会少（祸起萧墙就是这个意思），外患少了内忧也会少。
这也是为啥，在开国大典那天，朱德司令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
令》：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朱总司令这么讲，主要是因为国土上还有大量的国军残余，还有尚未解放领土，还有上百万的土匪，当时没预测到朝鲜战争还有半年要爆发。
等到朝鲜战争开打，一部分四野精锐主力前往东北驻防，防止东北有变。华野主力前往西南，准备发起台湾战役。西北野战军发动了河西之战，准备解放新疆。战斗力不太强的队伍前往西南参加剿匪。
几乎每个战场上都非常惨烈，后来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解放台湾无望，华野九兵团去了朝鲜，也就有了大家熟知的长津湖。
此外最麻烦的一件事，新中国还面临大清和民国一直以来俩痼疾：
黄和毒。
“黄”这事大家理解不了，不就是搞个娱乐嘛，至于不？
大家记得有个叫“某国庆”的哥们，去澡堂洗澡得了梅毒的事吧？
现在得梅毒非常容易解决，打几次抗生素就可以了，过几天又活蹦乱跳，说不定还上电视摔水杯参加娱乐节目呢。
但是在旧中国，这些问题都是要人命的，毕竟那时候中国缺橡胶，没有必要的安全措施，也缺抗生素。更缺的是卫生观念。大家并不知道传染机制，得了病也不会治疗。关于这一点，有本书叫《尘埃落定》，讲的是西藏旧贵族家的傻儿子目睹了那几年的沧桑巨变，其中就有他们那边妓女得病后的悲惨描述，多年前对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一定的创伤。
不仅如此，梅毒对蒙古伤害极大。我引用冯玉祥的一段话，大家感受下：
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
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
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
这个绝对不是冯玉祥瞎说，日本医疗队在蒙古溜达的时候，也进行过复杂的研究和统计，最后得出结论，梅毒导致蒙古出生率小于死亡率，“不待武力征服，五十年内，蒙古人将被梅毒灭亡”
1950年，北京大学医学院派遣了“暑期抗梅队”，前往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考察两盟的性病流行状况。“抗梅队”在乌盟和伊盟工作了26天，对1480名蒙人和793名汉人分别做了测试梅毒的康氏反应，结果发现蒙人有阳性反应的高达56%，而汉人也达到了33%，比例都相当高。
所以新中国在这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资源，高价从海外购买相关药物，态度基本跟现在解决新冠差不多，一个都不放过，直到1977年，终于在蒙古彻底消灭了梅毒。
大家尽量不要手贱去搜这方面图片，非常吓人，看完影响工作和学习。
至于毒，这玩意就更牛逼了。
在旧中国，大烟就是货币，比法币硬一万倍，是可以直接换黄金的。那个《潜伏》为啥好呢？里边涉及很多小知识，只有非常熟悉国府那些事的编剧才能写出那么高水准的剧本来。其中就有翠萍拿着大烟去换金条的剧情，这个没瞎说，当时大烟和金条在市场上是同一档次的硬通货。
这玩意整整肆虐了一百年，从大清口岸被打开，天量大烟涌入中国，再到中国人种自己的鸦片，让西方人无利可图，大烟在中国无论是种植规模还是吸食人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时有记录，说红军过四川，那边的爷们儿基本都吸毒，弱不禁风，都是娘们儿们顶着大半边天，红军想征兵，后来征了一堆女兵，如果征了他们的爷们，路上还得先给戒毒。
毒品这玩意跟各方利益绑定太深，根本没人能治得了。当时哪个封疆大吏敢在自己地盘上禁毒，市场规则就会让这个地方的毒品变得非常贵，全国的毒品都会涌向那个地方。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全国禁毒，拔掉所有毒品。
所以说禁毒这事儿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每个部门都应该竭尽所能。每个基层都应该认真负责。这样才能做到彻底根绝。
毕竟，大家都铲掉鸦片之后。你自己家里留下的那些就会变得非常非常贵。这就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让大家去冒险。只有足够强的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能力。才能把这件事儿彻底解决。这也是为啥从大清到民国100年间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的原因。
这100年间经历了无数次讨论，中国上层基本达成共识毒品危害巨大，应该彻底铲除，但是应该归应该，就是操作不下去。1927年民国完成北伐，雄心勃勃要解决大清以来这个痼疾，确实有点效果，不过也就那样，根本解决不了。
鸦片对于大家来说是刚需，比如我们前文讲了，万一得了梅毒，全身溃烂，疼的要死，没有药只能是用鸦片止疼了。而且地方上用鸦片筹措军费，政府财政一部分也是靠贩卖鸦片，这个背景下，根本没法杜绝。
比如贵州，1400万人里有300万长期吸毒；云南1500万人，200万长期吸毒，其他省份比不上云贵这种边远地区，但是也不少。
不过相比于治疗梅毒，“禁毒”这事就容易多了，一方面全国范围内铲掉了罂粟种植区，另一方面大军剿匪事业如火如荼，“匪毒不分家”，剿匪也是禁毒的一部分。
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那段时间，国内一边铲罂粟，一边剿匪，等到1953年战争结束，罂粟和土匪都没了。
3 尾声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那时候是真难，真正的内忧外患，还有沉重的历史包袱。
想想真心心疼那代人，当时的国家处于一个持续了上百年的螺旋下降的坑里，内忧导致外患，外患进一步加深内忧，跳出那个困局的办法，就是下定决心咬住牙，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只有把各种问题都解决了，机会来临的时候才能抓住一飞冲天。也告诉我们，有问题其实不是个事，只要下定决心去解决，基本都能搞定，
从这个角度上说，反复印证了上一篇文章结尾说的那句话，一代人吃了五代人的苦，一代人打了五代人的仗，一代人建了五代人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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